探討澳門中文報業的訊息傳遞與監督功能不全

林玉鳳*

一、前言


  西方傳播學者經過長期研究,將大衆傳播媒介的功能歸納爲監視環境、聯繫社會、傳遞文化、提供娛樂和促進工商五大功能。新聞業者最關注的卻是媒介的監視環境和聯繫社會兩大功能,其中又以監視環境更受重視,不論是報業自由理論還是社會責任論,都很重視傳媒監督社會,尤其是監督政府的功能。歐美學者認爲,“除了立法、司法、行政三種權力之間有互相制約的關係外,公衆的輿論無疑是約束權力的一種權力。”讓公衆輿論能夠監督權力的中介因素就是新聞媒介,“這個思想以後就引伸爲:報刊<按:即媒介>是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國家第四勢力或第四種權力。”翻閱歐美國家的新聞史,我們不難發現新聞學者經常引以自豪的媒介監察社會的例子,像美國著名的白水事件,令總統尼克遜黯然下台,就是媒介發揮社會監察功能的其中一個,這個事例,強化了“媒介是社會第四權力”(或第四階級)的思想。
  西方學者強調的“第四權力”這種媒介監察社會的功能,概念上和大陸新聞理論中的“輿論監督”很接近。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黨報的輿論監督有比較完整的論述,他認爲黨報具有三個使命,分別是闡述黨的綱領、監督黨的領導和用科學武裝工人。用西方的新聞理論來理解,這三個使命相當於媒介的報道、監察和敎育功能。大陸建國以來,官方多次多次帶頭倡導輿論監督的重要性。最近幾年,大陸的官員、學者和新聞從業員都在提倡媒介應多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對不合法不合理的事情進行報道和揭露,以期透過媒介的力量,糾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種種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大陸提倡輿論監督的大前提是“服務大局”,“在選擇題材採寫稿件時要本著對黨和政府對人民群衆高度負責的精神既勇於揭露社會弊端,敢於正視社會問題,又心系大局立足大局反復權衡其對全局工作的影響,擇其有益者而報導之,擇其不利者而剔除之。”這裡的“大局”,是“一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重要歷史時期。”與歐美新聞理論不同是,大陸的輿論監督,經常由政府主動提出,強調的是“興論監督與行政干預的擁抱”,認爲“興論監督衹有和行政干預結合起來才能增強力度;輿論監督衹有得到有關部門和領導的重視與支持,才能促進問題的迅速解決。”歐美理論的監察功能強調的是媒介自發的行爲,與政府無關,有學者更提出“傳播媒介與政府應該是敵對的。”
  大陸和歐美的新聞理論在媒介的監察功能上有這些分別並不奇怪,因爲這兩個理論系統,本身就是建基於不同的大前題下。中共奉行的一套新聞理論,前提是媒介是政治工具,是黨實施有效統治的重要工具,因此,媒介和黨/政府之間具有相互依存的關係;而歐美奉行的新聞理論,不管是自由報刊理論或社會責任論,強調的都是權力的平衡,權力平衡的引伸義是互相制衡,因此,歐美的媒介監察社會作用,前提是假定政府/行政機構與媒介是處於相對對立的關係的。在此,筆者無意探討兩種理論屬優屬劣,衹想說明,不管政治制度如何不同的社會,都認同媒介具有監測社會從而推動社會發展的功能,而且,媒介必須發揮自身的這種功能。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探討澳門傳媒如何發揮這種功能。
  澳門現有八家中文日報<澳門日報,華僑報,大衆報,市民日報,現代澳門日報,華澳日報,正報,星報>,五家中文周報<體育周報,訊報,澳門脈搏,時事新聞,澳門民娛報>,葡文日報三家(分別是:濠程日報(Futuro de Macau)、今日澳門(Macau Hoje)和澳門論壇日報(Jornal Tribuna de Macau)),葡文周報兩家(一是句號周報(Ponto Final),一是敎會刊物號角報(O Clarim))。在這個衹有四十三萬人口的小城,若單從報紙的種類看,澳門人每日可以接觸到的新聞媒介應該是多種的。可是,本地的新聞媒介一直以來都備受社會批評,矛頭多指向報章的言論取向和監督功能上,有論者就以“單聲筒”來形容媒體表現出來的言論相對一元狀況。不過,有關本土媒介的批評基本上衹見於民間討論,相關研究並不多,這就是筆者撰寫本文的原因。本文根據對八種中文日報的長期觀察,以訊息量低,報導方式單一和言論不多樣這三個假設入手,對本澳的中文報業進行樣本分析,嘗試對已經在本地廣爲流行的看法進行驗證,從中窺探本地中文報章如何發揮傳遞信息和監察政府兩個職能。
  研究以澳門八種中文日報在1999年4月5日至4月11日一周內出版的各號爲樣本,其中除了《華澳日報》星期日不出版外,其餘七種日報均是一周七天刊行的,樣本總數爲55份。研究同時以內容分析和量化分析進行,根據各篇報導的內容和性質,將之劃分爲不同類型的新聞(因爲不是每種報章都同時具有體育新聞及本地的經濟報導,所以這兩類新聞不作計算),再以數量分析的方法,找出各報的訊息總量和不同類型訊息的數量,再從中驗證前述的假設是否正確。

二、研究發現


  在對各報不同類型的新聞進行內容分析後,我們發現可以循三個方向將各報的新聞分類。第一,八種中文報章都有相當比例的報導明顯屬於本地社團或機構提供的訊息,這裡指的主要是具廣告目的的商業消息以及具宣傳和通知性質的本地社團活動消息,不是一般意義的新聞,有的屬於活動消息預告,有的屬於社團活動報導,有的明顯是宣傳類文稿,這些消息,如報章將之列入“社團消息”欄目內處理,沒有與新聞混淆,我們便不予計算,反之,我們在統計中將以“消息”稱之。第二,除消息以外,澳門中文報章的新聞都是以描述性新聞爲主,報導衹由記者對新聞作一般性描述,描述過程中衹有官方看法一個角度,很少對新聞作進一步分析和探討,而且這些描述性新聞的消息來源基本上都是官方機構或發動新聞事件的公私機關,對事件的輿論回應也沒有,這一類新聞在文中將被統計在“描述性新聞”中。第三,因爲本地中文報章的新聞報導具有上述特點,所以描述性新聞以外的其他報導,像人物專訪,特稿,特寫和言論式新聞(以學者或評論者的說話作爲報導內容),已經可以作爲報章多元化和檢視報章發揮監督力量的一個重要指標。八種中文日報又因爲情況有異,對這類性質一樣的報導有不同的稱呼,加上這類新聞的數量不多,爲了方便統計,研究中將統稱這些報導爲“多元化報導”。
  二(1)訊息量偏低
  對樣本進行分類統計後,我們發現澳門中文報章報導內容的幾個特性:第一,除了《澳門日報》和《華僑報》以外,其餘各報的訊息量均相當低,有的報章每日刊出的新聞總量衹有十多則,有時甚至不足十則;第二,沒有明顯將消息與新聞區分開來,而且這些消息佔各報“本地新聞”內容很大比重;第三,各報的新聞均以描述性新聞爲主(請參看附錄的各報基本數據)。各報的基本數據還顯示,中文報章的訊息量有明顯的差距(如表一),其中訊息量最低的是《正報》,平均每天刊登的新聞訊息衹有八點七則,與訊息量最高的《澳門日報》相比,相差接近六倍,而《華澳日報》、《星報》和《市民日報》的訊息量也相當低,平均每天刊登的新聞訊息都在十五則以下,而《華僑報》、《大衆報》和《現代澳門日報》的訊息量雖然較高,平均每天刊出的新聞訊息都在二十則以上,可是,與訊息量居冠的《澳門日報》比較,衹有其訊息量的五至六成,由此看來,我們的第一個假設可以部分成立:除了《澳門日報》以外,澳門的大部分中文日報的訊息量均偏低,各報訊息量的差距很大。


  除了訊息量偏低以外,研究還發現,中文報章的訊息來源非常倚賴前述的一類“消息”,各報當中,《正報》的倚賴程度最低,其次是《華澳日報》。《正報》雖然有刊登這些消息,但基本上能將之與一般的新聞區別開來,刊登在“社文消息”專欄內。其餘各報對消息的倚賴程度均相當高,即使撇除“社團消息”一類專欄刊載的消息數目,以新聞報導方式刊出的社團及商業消息仍然有很高的比例(下表):


  對社團和商業消息倚賴程度最高的是《現代澳門日報》,其刊登消息的比例超過新聞訊息總量的四成,也就是平均每天的四成多本地新聞依賴由社團或商業機構提供的消息,其餘的七種報刊中,有五種刊登這類消息的比例佔新聞總量超過兩成,這種現象,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如果我們可以假定這類消息都是可讀性較低的非新聞信息,那麼,在這個意義上看,對消息倚賴程度越高的報紙,其整體可讀性便越低,其所發揮的傳遞新聞訊息功能也越低。
  二(2)報導方式單一
  數據同時顯示,澳門中文報章的新聞都是以描述性新聞爲主的,缺乏對新聞事件的進一步分析和探討,而且,這些描述性新聞的消息來源基本上都是官方機構或發動新聞事件的公私機關,這些報導佔了各報每日新聞的最大比例:



  上表顯示,描述性新聞佔各報的比例由接近五成到九成以上不等,說明本澳中文報紙具有報導方式單一的現象,非常倚賴官方新聞來源和新聞事件發起機構,對比下表(表十五)顯示的多元化報導比例後,我們再分析“報導方式單一”的假設是否成立:除了《澳門日報》和《華僑報》的多元化新聞報導比例超出一成以外,其餘各報的比例均屬偏低,其中《星報》更完全沒有多元化報導,因此,第二個假設“報導方式單一”大部分成立,超過八成中文日報的多元化報導比例很低,報導方式以描述性新聞爲主。
  二(3)言論不多元
  本澳中文報章長久以來都被批評爲輿論一律,這次研究以言論不多樣爲第三個假設,並就此對各報的新聞報導內容是否多元化,是否有爲公衆提供足夠發表言論的渠道,“社論”內容是否多樣三個方面進行分析。前述的多元化比例是說明報紙對新聞是否有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對新聞事件是否有主動報導社會輿論的回應,以及對社會是否有進行必要監督的一個指標,因此,根據前述大部分成立的第二個假設和對各樣本進行的新聞報導內容分析,發現各報除了報導方式單一,不夠多元化外,描述性新聞中的基本內容也是相對單一,新聞內容并不多元。以4月11日的樣本爲例,各大中文報均以澳門特別行政區推選委員會產生爲頭條,再輔以相關會議的描述性報導。推委會產生是當日的重點新聞,可八種中文報章中有六種採用同一通訊社的稿件,而且均沒有刪節,也就是六種中文報章的報導內容是完全一樣的,衹有《澳門日報》和《華僑報》因爲有派員採訪,內容與其餘六報有所不同,可是分別也不大。因此,第三個假設在這一個環節上也是大部分成立的。
  在爲公衆提供足夠發表言論的渠道這個問題上,我們有兩個指標:第一個是報章是否有供讀者發表言論的專欄,第二是報章的多元化報導有否公衆輿論的內容。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們發現有五種日報的樣本均沒有提供讓讀者發表言論的渠道,他們分別是:《大衆報》、《華澳日報》、《現代澳門日報》、《正報》及《星報》;衹有《澳門日報》、《華僑報》及《市民日報》設有公開讓讀者發表言論的專欄,《澳門日報》設有“過渡期論壇”及“議事亭”兩個欄目,分別讓讀者發表對澳門過渡期事務的看法和對一般社會事務包括政府施政問題的看法以及投訴,前者爲不定期欄目,後者逢周三以半版以上的篇幅刊登。《華僑報》設有“讀者來信”不定期專欄刊登讀者的各種投訴,《市民日報》設有“投訴站”刊登讀者的各種投訴信,“投訴站”同樣是不定期專欄。在第二個問題上,樣本顯示《正報》和《星報》均沒有屬於言論性質的報導,其餘具有言論性質報導的六種報章,在報導的總量上均相當低,平均兩天到三天才有一篇這樣的報導,而且這些報導均衹有兩種消息來源,一是學者和政治人物對政策的評論,二是壓力團體的意見,而且六種報紙的各個樣本中,刊登的言論新聞報導內容基本上是一樣的,是由同一個學者或政治人物作出的評論,各報內容相若,刊登的壓力團體意見也完全一樣,沒有一種報紙在同一篇報導中出現一種以上的聲音。由此我們可以總結出,第一,過半數本地中文報紙沒有提供渠道給市民發表意見;第二,有提供這個渠道的報紙其所提供的渠道是否足夠,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才能下結論;第三,超過半數的報紙有社會輿論的報導,可是這些報導比例很低,而且內容單一,這可以再次證明前述的“言論不多元”假設是大部分成立的。
  在“社論”問題上,首先需要說明一點,研究所抽取的八種中文報章的様本都是沒有“社論”這個欄目的,衹有以時事評論或分析形式發表的報社言論。這些言論欄目,有的已經具備了社論的特點,有的卻不然,是次研究仍然把這些沒有被稱作社論的言論欄目作爲分析對象,並將之統稱爲各報的“本社言論”。八種中文日報中,除了《正報》沒有本社言論外,其餘各報均設有不同名稱的本社言論,其中《華澳日報》《市民日報》同時設有兩個屬於本社言論的欄目,先看各報的“社論”集中在甚麼問題上:




  上列各表顯示,這些報社言論的主題是相對多元的,不過,報社言論的內容分析同時顯示,不同報紙在處理同一個題材時,基本上衹提供了一種看法或一種意見。這個結果連同上述各點,我們可以推論,研究的第三個假設“言論不多元”無論在數據或是者內是內容上均是部分成立,也就是說,澳門的中文報紙,還沒有言論多元的特點。
  二(4)監督政府功能力度少
  根據三個不同程度成立的假設,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看看澳門中文報業的監督政府功能。監測社會是新聞業者很關注的一項媒介功能,要達至監測社會,媒介必須監督三個主要對象:政府行爲、商業行爲、日常的社會行爲。“一般說來,日常的社會行爲最容易成爲大衆傳播監督的對象,商業行爲次之,政府行爲成爲輿論監督對象的難度最高。”數據分析顯示,中文報業的監督政府功能上,因爲媒介過份倚賴官方提供的新聞訊息,報導時以根據官方消息來源進行直接描述的方式爲主,很少對相關內容作進一步的分析和探討,能發揮監督政府功能的報導比例非常小。
  對樣本的內容分析顯示,澳門的中文傳媒都沒有調查報導,具有監督政府行爲內容的新聞衹有四則:一是貨幣暨匯兌監理署主席莫家彤因與澳督在是否詳細公報財政預算問題有分岐而提早辭職;二是公衆事業關注協會提出政府應該施壓令電訊公司減低互聯網服務的收費;三是反貪公署報告提政府的公務員聘用制度混亂;四是居民指西北道路網發展滯後,政府在這方面的規劃不足。八家報紙中有七家報紙報導了第一項內容(莫家彤事件),餘下的一家報紙在該報的言論欄中評論了事件。七家報紙的報導都是翻譯葡文報紙的一篇調查報導,內容基本一樣,各報均沒有進一步跟新聞的發展,連當事人的回應或者是對當事人的採訪都沒有,也就是說,在這個例子上,報紙沒有在報導的基礎上發揮監督政府的功能。第二項內容(減低互聯網服務的收費)有兩家報紙刊登,可是內容也都一樣,完全是公衆事業關注協會的意見,同樣沒有進一步的跟進事件的發展,沒有採訪受批評的機構。第三項內容(反貪公署報告認爲政府的公務員聘用制度混亂)和第四項內容分別是《澳門日報》和《華僑報》的獨家頭條新聞,兩報都在報導的基礎上配上言論文章配合,是樣本中最能發揮監督政府力量的兩篇報道。可是,總體來說,澳門中文報紙在監督政府的功能上還是有待發揮:一是具監督政府功能的報導比例太少,應該增加;二是在消息來源上,仍然是過份依賴葡文報章和本地壓力團體的意見,報紙應該發揮本身的採訪力量,在既有的消息來源基礎上,引進調查報導或其他形式的報導,加強發揮對媒介應有的監督政府功能。

三、結 論


  新聞傳播媒介的首要功能就是傳遞新聞信息,這在任何國家任何社會制度下都是無可置疑的,是次研究發現澳門的八成中文報章在這個功能上發揮的作用有缺憾,報業呈現了傳遞信息功能不全的現象,這是媒介應該重視和改善的一個大問題。現代報業越來越重視讓各種信息在社會流通,讓各種意見得到發表的機會,因爲言論多元是民主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言論多元和訊息多樣的一個基礎是報紙普及率和居民可選擇媒介的種類。不少研究指出,香港的新聞傳播媒介發達,資訊豐富,能容納不同的聲音,言論多元。根據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的統計,香港每一千人擁有報紙882份,即平均每1.13人擁有報紙一份,是全球之冠。澳門一直以來均沒有正式的報刊發行量統計,據業內人士估計,全澳報紙的總銷售量爲6至8萬份,其中澳門日報佔80%,華僑報佔10%,其他中葡文報日報分佔餘下的百分之十市場,即澳門人平均每5至7人有一份報紙,每一千人擁有報紙140至186份,報紙的普及率比香港低。可是,香港的620萬人口擁有的各種日報是59種,平均每10萬5千人才擁有一種日報,澳門的43萬人口擁有中葡文日報共11種,平均不到4萬人口便擁有一種日報。爲甚麼選擇相對多的澳門,日報的普及率比香港低這麼多?這也應該是媒介應該反思的一個問題。事實上,如果報紙的報導方式和內容單一,言論也不多元,報章便很容易缺乏個性,也很難引起讀者閱讀多一種報紙的興趣,這也形成《澳門日報》長期佔據本地中文報業八成市場的一個因素。
  近年澳門的變化越來越大,政權轉移引發的各種社會和政治變化,令市民對前景出現前所未有的關注,加上鄰近地區報業的競爭,市民對新聞的需求量和對新聞的質量要求越來越高,而且,社會正隨着世界大勢朝多元化發展,可是中文報業的發展卻明顯跟不上社會步伐,形成對媒介的批評越來越多。是次研究衹是一個樣本數目較少的小型調查,目的是印證一些持續了多年的對媒介的批評,相關研究還很缺乏,可以再深入研究的空間還有很多。


另外,澳門日報還闢有專欄刊登一些相對次要和全屬預告性質的社團消息,其數量如下:



  華僑報也闢有專欄刊登一些相對次要和全屬預告性質的社團文敎和政府機關活動消息,其數量如下:



  正報設有社文消息欄,將這類消息與新聞區別開來,以下是該欄目所刊消息數量:


*澳門大學中文學院講師。
  註釋:
  ①李良榮著《西方新聞事業槪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p21。
  ②同上。
  ③詳見童兵著《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史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12 月第1版。
  ④周大新、李嵐《輿論監督的導向原則》,見《新聞戰線》1998年第5期。
  ⑤同註④。
  ⑥中共的十五大報告便提出要“加強對憲法和法律實施的監督”,“加強對憲法和國家方針政策貫徹的監督”以及“加強對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監督”。
  ⑦周翔佟《論新時期輿論監督的時代特色》,見《新聞戰線》1998年第7期。
  ⑧李茂政譯《傳播問題大辯論》台灣正中書局,1987年12月台灣初版,p28。
  ⑨根據觀察,中文日報中衹有《澳門日報》設有社論,但卻非每天刊出,而是遇到重大政治新聞的時候,例如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委會成立的時候曾經刊登該社社論。日報不是每天發表社論,甚至不設社論,也是澳門中文報業的一個特色。
  ⑩宋飛林著《社會傳播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第一版,p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