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構想在澳門的新實踐
關欣
一、澳門問題的由來及和平解決
澳門位於中國南部沿海的珠江口西岸，北距廣州130公里，東隔伶仃洋40海里與香港相望，面積21.4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2.2萬。澳門南向遼闊的海洋，北靠珠江三角洲廣袤的腹地，與香港、廣州兩大城市及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爲鄰，地理位置優越，加上具有開埠四百多年的自由港歷史，被人們稱爲鑲嵌在珠江口岸、與香港交相輝映的另一顆小型“東方明珠”。
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秦代爲南海郡番禺一部，北宋香山由寨改鎭，澳門爲其屬下長安村的一部，南宋1152年(紹興二十二年)香山改設縣制，澳門歸屬長安鄉延福里泰字圍。南宋端宗南逃到此後留下衆多人口定居。元末明初，望廈、沙梨頭、龍環等村落業已形成。直至鴉片戰爭前，明清設置的官府衙門以及海關、稅館等在行政、司法、稅收、財政等方面有效行使管轄權。
16世紀初，葡萄牙人來到中國南部沿海一帶進行貿易及探險活動。1535年，葡人賄賂明朝地方官吏取得在澳門停靠碼頭進行貿易的便利。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他們以貨船遇到風浪爲藉口，請求在澳門借地曝曬漬水貢物，並趁機上岸定居，並於稍後時期80年代起建立自治形式的議事會，成爲中國境內的另一“蕃坊”，由1573至1849共276年間葡人一直向明清地方官府繳納租金每年500兩白銀。期間，葡人逐漸擴大居住地區，修築城牆炮台，加派官吏，設置警察，駐防軍隊，建立了在他們“地理大發現”過程中在遠東最早的據點。
鴉片戰爭後，滿清政府被迫向英國侵略者割地賠款，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葡人也趁機逐步擴大自己的侵佔地域：1845年，宣佈澳門爲“自由港”，在隨後的幾年中又驅逐滿清政府在澳門的官吏和海關、稅務人員，1851年，佔據氹仔島，1864年又攻佔路環島。1879年佔龍田村，1884年佔望廈村，1890年佔青洲。
葡人爲了使佔領澳門合法化，在1887年(光緒十三年)3月迫使清政府同其談判並擬定了一個《中葡會談草約)，訂出“葡國永駐管理澳門”的條款。同年簽訂《中葡北京條約》即《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但同時訂明澳門的界址暫未劃定，待兩國政府派員勘訂界址後，再行特立專約。之後雙方曾多次會商，都沒有結果。1909年(宣統元年)雙方再談，葡方肆意要求將北嶺、內港、對面山、氹仔、路環、大小橫琴等共約46平方公里的面積劃歸澳門，遭反對未逞。1928年4月，當時的中國政府通知葡駐華公使，聲明“該約已不適用”，同年12月中葡兩國簽訂了《中葡友好通商條約》。這項條約僅對關稅稅則、商業事務等事項重新做了規定，並未涉及澳門地位問題，更未廢止舊約第2、3款關於葡“永佔管理”澳門的條款，葡萄牙佔領並管治澳門的現狀並未改變。1974年葡國“四·二五”革命後，葡萄牙宣佈推行民主政治，實施非殖民化政策，放棄所有的海外殖民地。1976年重新頒佈的《葡國憲法》和同年國會制定的《澳門組織章程》，確認澳門是葡萄牙管理的特殊地區。
中國人民從來不承認被強加頭上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政府曾多次闡明香港、澳門是中國的領土，香港、澳門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並主張在適當的時機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之前暫時維持現狀。
1979年2月8日，中葡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兩國就澳門問題達成協議：澳門是中國領土，目前由葡國管理，澳門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適當的時候由中葡兩國通過友好協商解決。1984年12月19日中英之間經過漫長談判最後達成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爲實踐“一國兩制”偉大構想作出了成功探索，也爲澳門問題的最後和平解決提供了良好範例。1985年5月，鄧小平會見到訪的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時說：中葡之間沒有吵架的問題，衹存在一個澳門問題。這個問題在兩國建交時已經達成諒解，衹要雙方友好磋商，是不難解決的。其後雙方決定，中葡兩國政府於l986年6月30日在北京開始就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進行談判。
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經過友好談判，在北京正式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宣佈中國將於1999年12月20 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中國政府在聯合聲明中闡明了解決澳門問題的基本方針政策：按“一國兩制”的方針，在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實行澳人治澳，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均由當地人即永久性居民擔任；澳門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和國家對澳門一系列方針政策的制定，堅持了中國對澳門的主權原則，妥善解決了澳門回歸問題，雪洗了在澳門問題上的民族恥辱，同時按照“一國兩制”的構想，對保持澳門的平穩過渡和穩定發展作出了穩妥的安排。這是運用高超政治智慧，選定最佳歷史時機，以最佳模式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明智決策。它既符合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也照顧到了澳門的實際情况和各方面的利益，因而得到了澳門社會各界的廣泛擁護和國際社會的普遍讚同，它標誌着中國人民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業又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隨着聯合聲明生效，澳門開始進入回歸祖國的過渡時期。
二、澳門歷史地位重要
歷史上的澳門既有一部受侮受欺的記錄，也有打通海洋世界、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紀錄。早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澳門已開始形成船舶進出的停泊地。明嘉靖十四(1535)年具早期海關職能的市舶提舉司遷至澳門，證明早在葡萄牙人入據二十多年前澳門業已開埠。比美國建國早240年，比鄭成功收復台灣早100多年。
16世紀70年代至17世紀40年代，澳門早期轉口貿易型經濟極盛一時，成爲經果阿至歐洲、經長崎至美洲和經馬尼拉通往南洋三條主要航線的會合點，是當時國際上並不多見的重要貿易口岸。由中國輸出的主要是生絲、絲綢、礦產、瓷器、漆器、藥材、手工藝品，向中國輸入的主要是香料、象牙、鑽石、白銀等貨品。“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在商品生產仍處萌芽階段，澳門對鄰近地區曾發揮過不小的輻射作用。
16世紀末，澳門已有鑄炮技術，由卜加勞鑄炮廠生產的銅炮，比克虜普軍火集團生產的火炮早200多年，當時屬先進武器，供應遠東各地。這種火炮也在明未抗擊清兵進關過程中發揮過威力。19世紀中期，澳門也一度成爲小型武裝船舶的製造中心，葡萄牙人曾借助幾百艘武裝船參與華南沿海的護航活動。
儘管早期的貿易繁榮由於多種內外原因未能延續下來，但當時繁榮初現記錄是不應被否定的。數百年來，隨着東西方之間貿易的發展，澳門在促進中外之間、東西方之間的科技、文化雙向交流方面也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功不可沒。
在葡萄牙人立足澳門之後，以利馬竇、湯若望、南懷仁等爲代表的傳敎士接踵而來，他們在澳門認眞學習中國語言，研究中國習俗，深入內地後除推行宗敎活動外，還把文藝復興運動後西方天文學、數學、製圖學、美學和醫學等領域新的科技成果傳入中國，特別是《幾何原本》、《坤輿萬國全圖》、《崇禎曆書》等著作影響極爲深遠。利馬竇被楊振寧博士譽爲“用現代科學技術來敲中國大門的第一個外國人”。以徐光啓爲代表的中國進步知識分子注重吸收西方傳敎士帶來的先進科學技術成果，仿製西方較爲先進的器械，從而縮短了中西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差距。
通過澳門這個東西方文化交匯點，西方傳敎士在中國學者配合下，早在16、17世紀便陸續把中國古老哲學思想的代表著作包括《大學》、《中庸》、《論語》、《易經》在內的《四書》、《五經》以及《本草綱目》、《神農本草經》等專業著作譯成拉丁文、意大利文等多種西方文字，同時把當時中國比較先進的治煉技術、製茶技術、手工藝生產、園藝技術等廣泛地傳佈到西方各國。利馬竇的《中國傳敎史》被譯成多種西方文字，廣爲流傳。
我們不妨留意一下下面的事實。1594年建立的澳門聖保祿學院是中國土地上以至遠東最早的西式大學；聖老棱佐敎堂(1569 年)是東方最早天主敎堂之一；澳門大炮台(1616年)是裝備較爲先進火炮的早期遠東炮台之一；聖拉菲爾醫院(1569年)是中國境內最早的西式醫院；澳門土生科斯塔設計的松山燈塔(1865年)是遠東海岸第一座燈塔，至今仍在使用；利馬竇、羅明堅在1594年合編的《葡華字典》是最早編撰中外對照字典的嘗試；用葡文出版的《蜜蜂華報(Abelha da China)》(1822年)是遠東地區最早發行的外文報紙；林則徐在19世紀30年代視察澳門後在廣州出版的《澳門新聞紙》，是中國最早的內參性資料。
澳門也是保護和激發人才成長的搖籃。明朝戲劇大師湯顯祖的《牡丹亭》、吳漁山(吳歷)的《三巴集》都是在澳門完成的，可以列爲澳門文學創作精品。
在對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形成和改革維新、民主革命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士中，或以澳門爲事業起程點，或在不同歷史時期涉足澳門。澳門雖小，卻給他們觀察世界提供了極爲特殊的窗口，對他們推進事業提供了立足的空間。林則徐1839年9月3日來澳巡視禁煙，宣示了國家主權，顯示了民族正義。鄭觀應完成了不朽巨著《盛世危言》，康有爲、梁啓超在澳門出版《知新報》成爲維新變法重要輿論陣地。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是澳門第一個華人執業西醫，1893年在澳門創辦《鏡海叢報》宣傳革命，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又經澳門葡國友人菲南弟協助得以逃生脫險。
本世紀30、40年代困難時期，澳門又成爲各類著名人士的庇護所，史良、茅盾、高劍父、關山月、李叔同、蕭友梅、冼星海、葉挺等當代各界知名人士均先後在澳門滯留並繼續思考國事。
新中國成立後，面對當時的國際形勢，中央政府定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在這個方針指引下，澳門和香港一樣，發揮了與其地位基本相稱的特殊歷史作用。
三、加速轉變過程中的澳門社會與經濟
過去四個半世紀來，澳門留下了一條很有特性、發人深思的歷史發展軌跡。政治上，它經歷了葡國租佔——殖民統治——具主治權分離質的葡國管治——朝向回歸目標的過渡並即將在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社會發展模式；經濟上，經歷了早期商業繁榮——衰退——畸型發展——手工業時代——現代產業初具規模並將在新的起點上向更高發展層次提昇；文化上，澳門作爲中葡兩種文化的載體，過去曾是中外之間、東西方之間的一個主要文化交流中心，而且是至今幾乎唯一保存這一功能的地區，今後應該也具現實可能繼續保持這樣一個角色重要的文化交流中心地位。因而，澳門規模不大，但地位特殊、作用不少；對它的優勢、潛力既不可陷入盲目性，更不可以漫不經心，自我貽誤；對其發展成果和特殊價值，既不可誇大其事、沾沾自喜，更不可盲目否定、不加珍惜；對其面對的制約和局限，既不容輕易低估，更不宜無限誇大。
總體來講，澳門社會整體上仍屬二元社會，澳門經濟亦屬二元經濟結構，但隨着60年代後期以來經濟發展的加速，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所提供的機遇，澳門已開始進入同步快速發展的新時期。80年代以來，澳門的現代化發展明顯加快節奏，初步達致按國際通常標準接近發達程度或中上等的發展水平，作爲現代社會的基礎已經初步具備，或者講現代成份已經越來越佔有主導地位。
澳門作爲全球爲數不多的全方位開放國際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區，作爲微型經濟之一，其發展成果已具中上等國際水準。根據官方統計資料推算，1982－1997年15年間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爲6.05%，由79.77億元增至584.7億元，增長6.3倍(按當年價格)。澳門經濟90年代後第三產業化極爲明顯，現今服務產業已高達84.9%，其中公共行政、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佔GDP約爲46%，金融、保險、地產佔GDP約爲22.9%，商業、餐飲、酒店業佔GDP約爲10.1%，運輸、倉儲及通訊業佔GDP4.24%。第二產業下降至15.1%(1996)，其中製造業爲8.3%，建築業爲4.5%。澳門1990年首次突破人均GDP一萬美元大關(10，593)後，1995年曾達到18，181美元，1996、1997年雖有所下調，仍分別保持17，600和17，498美元的水準。這樣，澳門就成爲全球約70個微型經濟體系中的前十名之一，同時也是全球45個高人均收入國家、地區之一，保持“亞洲四小龍”的中位發展水準，按1995年指標已超越歐盟15個國家中的5個，同中國十大中心城市相比也可相當於處在第5位的瀋陽。
討論澳門定位的可行目標時，認識應聚焦在理性化層面上；澳門絕對應該也有可能擴大發展爲產業較爲多元化、有本身特色、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綜合性區域性商貿服務中心。其發展思路應堅持強而不在大，堅持精而不在多。堅持質而不在量。其目標不在於搞成“大澳門”，搞成國際性大都市，同香港平起平坐，而是要力爭成爲有一定國際知名度、有較高經濟效益、有廣泛聯繫渠道的袖珍型國際化城市；不在於追求成爲大而全的工業基地，但要適度發展爲有一定競爭力、有發展後勁的製造業中心；不需要也沒有條件搞成國際性金融中心，但要使金融業不斷多元化，使其成爲優質服務取勝的主導行業之一；不在於擴充成特大型交通運輸樞紐，但要成爲一個具立體網絡、有助於自由優勢充分發揮的海濱港口城市；不宜搞成博彩獨大的賭城，但要發展成爲文化內涵豐富、功能多元、特色突出的旅遊目的地。
在新一輪發展周期中，尤其要進一步堅持產業結構與市場結構的適度多元化原則、重點突破原則、科技牽引原則、人才優化原則，提倡科敎興區和精英治澳，堅持積極主動的自我導向、自我開拓思路。
澳門具有體制上的國際自由港、低稅制優勢，區位佈局上的網絡優勢，在國際上受到廣泛認同的特殊地位優勢和基本法所提供的全面保障優勢，當然經濟活動規模和總量過小、社會發育不充分、開放度和兼容性不夠等制約亦較突出。持續3年的經濟負增長，不見根本性改變的社會治安不靖，同回歸形勢要求形成巨大反差，也使原有的發展成果和居民的基本生活質量受到損害，但從整體來講，當前依然是困難重重與充滿希望的年代，依然是挑戰與機遇同步擴大的年代。當前的不景衹是長遠發展過程中的必要調整，它必然會被更爲協調、更具效益的發展所取代。
四、“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成功實踐
a.鄧小平80年代初鄭重提出的“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經過《中英聯合聲明》和《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經過《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制定，經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二年多的現實檢驗和澳門籌組特別行政區的積極有序推進過程，越來越證明其科學正確性、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可行性。
b.近一二十年間，澳門在社會政治領域的變化是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順利簽署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聯合聲明，爲澳門的回歸確定了時間表。這一重大事件及隨後動用巨大人力物力資源，歷時四年半制定的《澳門基本法》，把“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這些基本原則，科學準確地用法律條文形式加以定型化，從而不僅清晰明確地描繪出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結構模式和光輝前景，爲“五十年不變”和長期穩定繁榮提供了根本性保障，而且在拓展人類發展史上迄今不曾有過的嶄新社會發展模式方面也進行了實際而有益的探索和創新。這樣，不妨說，澳門在開始改寫歷史，同時也在創造歷史；既在創造本身的歷史，也在參與創造國家的歷史和當代人類文明的新歷史。澳門的價值和重要性將隨時間的推移而日益鮮明地顯示出來。
c.澳門回歸適逢世紀之交發生，它將爲新世紀的開端、人類紀元第三個千年的開端增加新的內容，澳門也必將成爲世紀之交海內外廣泛關注的重點對象之一。澳門現正處在雙重轉換的歷史關頭，處於時空變換的交叉點：一方面要進行政治社會性的歷史性轉換，即實現向“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全新社會發展模式的過渡，另一方面又要實現回歸後經濟在21世紀向更高發展層次的轉換。200多天後的回歸，不僅是葡萄牙管治時代的結束，同時也將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時代的開始；它絕不是澳門發展的終止，而是站在新起點進入更高層次的啓步。見證改寫歷史的回歸時刻，這對當代澳門居民和全國人民來說是極爲幸運的。因此，要自然而自覺地成爲這場歷史性轉變的見證人，並力爭成爲這場轉變的積極促進者、參與者，要珍惜這百年不遇的幸運機遇，就要建立起相應的時代感、使命感、責任感。
d.回歸過渡期十多年的歷史進程，人們不難得出的評估是：澳門社會發展有了確定性目標——“九九”回歸，社會生活的主導一面已轉到中方，居民的國家意識、民族意識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外界對澳門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衹要充分利用餘下的有限時間，把社會因素和生產要素調整到最佳狀態，組成一股推動澳門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合力，澳門實現平穩過渡的安全係數就會越來越大，“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驗證就會在澳門同樣取得成功；在決定命運的今後幾個月裡，配合特區籌委會工作的全面展開，社會結構的進一步合理化和各界居民聰明才智的進一步調動，將是最具決定意識的關注焦點。
e.現在，由200位具廣泛代表性的澳門各界代表業已組成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澳門歷史上首位由本地居民擔任的最高行政職位——首任行政長官，即將在“公平、公正、公開、民主、廉潔”的原則下正式產生，並由他提名特區主要官員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完成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建工作。這是澳門四十餘萬居民的一次史無前例的民主大發動、民主大參與過程。在特區籌委會的積極有序推動下，在首任特首及其組閣成功的推動下，澳門平穩過渡的預期目標一定可以達到。
五、回歸價值的綜合性實現
當1999年12月20日回歸實現時，澳門面對的不單是政權的機械性移交，而同時亦應是隨着平穩過渡目標的達致，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發生質的飛躍，也就是說，要確保主權回歸與居民民心回歸同步實現，澳門可以調動的社會因素和生產要素都得到充分發揮，使澳門得以全面進入歷史發展的新紀元。
對於澳門，對於中國，即將實現的回歸將是一次多重價值的綜合實現過程，這中間，將使人們高度關注的主要方面是：
a.政治價值：結束幾代人業已承受的曲辱歷史，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實現。
b.經濟價值：爲國家增添一個具一定潛力的國際自由港，澳門也將揭開走向新的發展的嶄新一頁。
c.文化價值：振奮民族意識、提高民族情感，成爲增進中華民族大團結、加速實現國家現代化目標的巨大激素。
d.理論價值：驗證“一國兩制”理論的科學正確性、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可行性。
面對實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前景，除了依靠基本法的有效保障外，這裡最重要的一條是，要不失時機地對現有人力資源進行優化組合，特別是要注意在全體居民中提高回歸意識，令即將當家作主、自行主宰命運的澳門廣大居民，在回歸前夕和回歸之後都可得到合理的定位，他們未來應得的利益和公平參與的機會可以得到保障。在經濟發展阻力重重的前提下，進一步提高信心和指標是一項非常現實的課題。所謂信心，它是基於對客觀現實進行周密調查研究而推導出的基本規律的認識結果，它來源於對事業、信念的執着追求，來源於對集體智慧的尊重和依賴，來源於對科學、理性、務實精神的堅持。信心指標反映出人們認識與行動的科學性、務實性、前瞻性。衹要廣大各界居民眞正成爲利益和機會的主體，通過他們主動而富創造性的參與，蘊藏在社會深層的能量就會得到充分釋放，前進路上的任何障礙就必然能及時得到排除。
六、積極開創與實踐全新的社會發展模式
澳門正在發生中的這場歷史性變革適逢世紀的交替，走向新世紀跨越過程中澳門居民既應客觀地總結過去，更應理性地規劃未來。在開創與實踐新的社會發展模式中，以下幾項恐怕是不可忽視的。
a.要確保“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在澳門二十多平方公里面積上取得全面成功，本着公平、公正、公開、民主、廉潔的原則，選出一位衆望所歸或盡可能衆望所歸的特區行政長官和組建好以他爲首的一套能反映當今澳門最高管理水平、不負衆望的管理架構，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b.經驗表明，體制上的完善比人選上的完善還要重要，故此，要不斷完善體現公平競爭、合理制衡、兼容並蓄、公平法治的運行機制。
c.要確立科學公正的理念，實現認識體系的轉變，要提倡多維思路、多點切入、均衡發展、共同受益的格局。
d.要建立社會性的有效管理思想體系，寓人才於社會，培植有效管理者的龐大人才隊伍。
e.要拓展多層次的對外聯繫網絡體系，切切實實地提高澳門的國際知名度和國際形象，尤其要注意改善與加強同鄰近地區的全面合作關係。
f.要營造眞正尊重科學、尊重人才、尊重知識、尊重民意、尊重民主程序的社會風氣，這是合理利用資源、提升群體智慧的重要途徑。
g.要設法使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同步保持平衡，保持具可持續效應的發展環境。
h.要進一步作好心理狀態的自我調整，實現新的社會發展模式對每一社會成員都有一個適應過程，即使對於處於權力中心的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恐怕也要積極作好角色調整，至於屬於權利主體和義務主體、但遠離權力核心、處於關注、監督位置的各界居民依然要作好自身的角色調整，因爲回歸後的澳門既是屬於全體40萬居民的又是屬於整個國家的，眞正掌握自己命運的40多萬居民有100個理由要使澳門迅速登上發展的新台階，而沒有半個理由令澳門的發展放任自流。
*業餘論政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