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土生葡人問題剖析
嚴芳*
土生葡人族群在澳門源遠流長，是澳門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個特殊群體。土生葡人的存在和發展，是澳門這個東西方文化交融的社會所具有的特性。按一般理解，土生葡人，主要是指在澳門出生、具有葡萄牙血統的葡籍居民，它包括葡人與華人或其他種族人士結合所生混血兒，以及長期或數代在澳門生活的葡人及其後代。
土生葡人雖是葡人與華人的組合體，但在很多方面卻又是一個旣有別於葡人又有別於華人的特殊群體，其存在已有幾百年歷史，在澳門有深厚的基礎和廣泛的社會關係，他們視葡萄牙爲祖國，長期接受葡國敎育和文化，同時由於世代居澳，也受華人社會風俗習慣的影響，已深深扎根於澳門，把澳門作爲故鄕。長期以來，土生葡人與華人一道，爲澳門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面臨“九九”，究竟土生葡人這個特殊群體對澳門過渡期的政治及社會事務有哪些看法，他們所關心和憂慮的又是甚麼，他們如何面對未來的轉變，他們又如何作出去留的抉擇，這一連串問題相信會引起廣大讀者的興趣。葡文《終點》周報女記者李蔓莉從1996年5月起至9月上旬對19名土生葡人作了專訪。
這系列專訪不但引起澳門社會的關注，而且在葡國也引起較爲積極的反響，據說葡國總統府一名顧問對李蔓莉的採訪予以充分肯定。而《終點》周報和東方文粹出版社現正將這系列專訪匯編成書，書名爲《土生葡人：重新開始》。
李蔓莉採訪的19名土生葡人，旣有老一代的傳統土生葡人，也有中年一代的土生葡人，亦有年靑一代的土生葡人，年齡最大的達80歲，最年靑的30多歲。旣有任職於政府的中高級官員，也有任職律師、建築師等自由職業者，亦有任職於私人機構或從商的，有大家熟悉的公衆人物，亦有一般土生葡人。採訪中針對每位土生葡人的個性和特點提問，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如何界定土生葡人；2.過渡期對土生葡人特性會帶來哪些影響；3.土生葡人文化消失的可能性；4.土生葡人面對的主要問題；5.土生葡人對國籍問題的看法；6.公務員本地化問題；7.土生葡人積極參與政治和社會生活問題；8.土生葡人留澳的條件；9.土生葡人的去留抉擇。本文擬對19名接受採訪的土生葡人的看法作一綜合介紹。
土生葡人的界定
如何界定土生葡人，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種看法，其中持第二種觀點者爲多。
1.認爲傳統的界定方法是純以血統來界定，其槪念是狹義的和以種族爲標準。這種意見認爲，土生葡人就是混血兒，是葡萄牙人和華人結合而產生的，土生葡人就是中葡這兩個種族的混合體。認爲土生葡人的強烈特徵就是混血。土生葡人是多世紀以來通過葡人和多種亞洲人的結合而形成的。這種定義有兩個特點：混血和以澳門爲出生地。
2.認爲如以上述方法界定的話，則土生葡人居民的範圍變得極其狹窄。現在應以更包容的方式來界定土生葡人。土生葡人就是“所有那些由於種族的原因以及認同我們的文化、擁有我們的思維和行事方式的人。”一些人士認爲，今天土生葡人已經偏離了葡萄牙人的模式以便更適應漢族人模式。目前土生葡人居民是葡國文化的基督遺產與新土生葡人結合的基礎，而新土生葡人又是與在本世紀綵納了葡萄牙人的生活習慣、使用葡國人的語言和文化的華人結盟的產物。這些人不應排除在土生葡人的多元化槪念之外。一些人士認爲土生葡人應包括哪些傳統的土生葡人家族的後裔、歐亞混血兒及葡中混血兒，以及有澳門人的習慣和傳統及熱愛澳門這塊土地的人，也應包括接受葡國文化薰陶、認識葡國文化和自我感覺爲土生葡人的華人。
3.認爲土生葡人並不是自我界定，而是自我感覺。這種意見認爲，比出生地和血緣關係更重要的是，自我感覺方式和這種感覺的方法。無論如何，澳門土生葡人的身份首先是從種族上面對自己和其他人的一種肯定，以此來對其他種族，無論是葡國是中國種族的自我區別。與此同時，澳門土生葡人逐漸建立一種體現文化價値的制度。
過渡期對土生葡人的影響
關於過渡期對土生葡人的特性會帶來哪些影響這個問題，接受採訪的土生葡人普遍認爲過渡期對土生葡人的特性會帶來很大變化。但如何面對這一歷史轉折，則存在着樂觀和悲觀主義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土生葡人律師、立法議員歐安利以樂觀主義態度面對澳門的過渡進程。歐安利認爲，過渡必然要影響土生居民的發展，因爲整個政治和社會的局面都將有很大的變化。他說，“我以樂觀主義態度面對過渡進程，它不是葡國在澳門的末日，葡國在澳門的存在旣取決於葡國及其對澳政策，也取決於我們和生活在這裡的葡人。”
澳門市政執委會主席麥健智認爲，過渡問題無論對目前與中國文化還是葡國文化的關係上都有重要的份量。“現在，我們必須承認與葡國的文化聯繫並不十分密切。因此，在過渡以後，這種相對減弱的聯繫並不會發生巨大變化。在某種程度上說，擁有本身文化和方式來突出澳門特點的葡國管治將不再具有現今的比重。”
建築師馬若龍說，在那些出現類似(過渡)進程的地方，如馬六甲，過渡進程成爲加強本身特性的感情的方式。香港就看到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獨立的報刊增多了，讀者也很多，文化和藝術創作蓬勃了，過渡使特性加強了。“我認爲，澳門也出現這種情况，儘管有時人們可以相反的角度來思考，我們可看出土生方言的復甦及有關澳門書籍的增加。但從文化角度看，從這裡向外表達不會超出兩種原因：一是與香港相反，澳門居民的整體是太細小了，二是澳門政府似乎對確立土生葡人本身的特性並不感興趣。”
澳門市政執委會副主席馬家傑認爲，“我們對特性的認識也像對土生葡人的槪念一樣在演變。隨着1999年的接近，我們也達到了一個交叉點。現在，我們所面對的是要作出確切選擇的不定時期——我們要做葡國人還是中國人？我們所作的抉擇所帶來的影響也是不一樣的。”
東方文粹出版社負責人左倩萍說，“我認爲有積極效果。我們可以生存的唯一方式是要達成共識及保存特色。過渡在現階段發揮積極作用，因爲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過去所失去的聚會變得頻繁。”
澳府經濟司司長薛凱絲說，不管在“九九”後是留還是走，“我們都有這種感覺。顯然，確實也有人以極樂觀的態度面對過渡問題，這些人根本不擔心“九九”後的澳門是如何，他們對未來滿懷信心。但無論如何，這一轉變對我們來說都是沉重的。雖然，確實是有一個法律和司法架構確保過渡進程，但每個人的信心也是決定性的。”
澳門電力公司人事部主管畢棣立認爲，過渡是一項政治措施，土生是這一決定的“犧牲者”，並遭受社會及文化效果。面對過渡，土生文化進入趨向消亡階段，因爲失去它永久存在的一些基本條件。在文物方面，他認爲，目前土生階層已失去影響，現在面臨失去自己的地區，中期內也會失去語言。
土生文化的存在
關於土生文化在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存亡問題，接受採訪的土生葡人主要有三種意見。
麥健智認爲，澳門土生文化有需要也有潛力在“九九”後保存下去。中國的份量是十分巨大的，但澳門本身的特點是不會失去的。文化與特殊性往往是緊密地連在一起，澳門人的特殊性與中國人是不一樣的。祇要保持澳門的自主條件，將是有區別的。
馬若龍認爲，有條件使葡國色彩繼續存在，這是從土生葡人個人和集體努力及中國方面可以看得到，因爲近15年來，所謂少數民族一直受到北京當局的保護，以便顯示中國文化和種族的式樣。土生葡人也不會跳出這一規律，老一輩的土生葡人認爲，土生葡人文化已不存在，因爲節日聚會以及家庭聚會已消失，所有這種眞正的土生葡人文化已不復存在。但新一代土生葡人認爲，土生文化不僅是這些，還包括烹飪、建築風格、文學方式等。這類土生文化將繼續存在。馬若龍認爲數十年後土生文化將被中國吞掉，這是無可避免的，但不會是馬上，中國當局也不想發生這種事情。
姍桃絲認爲，祇要土生階層存在，文化便不會消亡。“我們看到的是文化本色的淡化，因此，土生應淸楚顯示他們的存在。同時還證明土生階層不會消失。”
殷飛樂認爲，土生文化將會失去。隨着時間的推移，土生文化會消失，但不會在“九九”立即消失，仍會持續一段時間。
譚劍虹認爲，土生文化能否在未來特區繼續存在，取決於留在澳門的人的特徵。“目前土生文化正被中國文化吞併，但我不認爲土生文化正走向消亡。我認爲可以其他形式存在，這比在澳門以外的地方保留土生文化更爲容易”。
畢棣立認爲，一種有生命的文化很難預料其消亡的確切時間，因爲文化可能會變更，成爲新的體系。但土生文化可能是一種樣子。文化是一種活動過程，它可能獲得澳門特別行政區立足的新力量，但我懷疑能否保持現在的特色。主體文化的更換可能帶來深刻變化，以致因改變結構，土生文化可能再沒有至今爲止的生存條件，保存土生文化一方面須建立博物館，以確保文物的保存，但根本問題應是在將來保證1999年後葡國的東西仍存在。
左倩萍認爲，土生文化正在消亡，因爲這是一種很受威脅的文化。土生文化是存在於土生之中，它能否在“九九”後延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留澳的土生葡人。如葡國淵源強烈的人不留澳，則她對土生文化延續的可能性是很悲觀的。這將難以避免地被華人文化同化。
薛凱絲認爲，30多年來，華人文化對土生居民的影響越來越大。土生葡人多少年來他們一直受到華人的影響，土生文化因此也經歷着一個中國化的過程。這種現象將會愈演愈烈，隨着葡人越來越少，土生文化被華人文化同化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大。土生文化隨時間消亡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尤其是葡語。
飛文基認爲，土生越來越“中國化”。土生與華人結盟是自然的。雖然土生文化被中國文化吞併的危險是存在的，但這是無可避免，這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土生葡人本身。他認爲葡文學校的存在對土生留澳是有個保證。祇要對土生文化傳統予以尊重，共存的空間是存在的。
去留是面對的主要問題
面臨“九九”，擺在土生葡人面前的祇有兩個抉擇：一是以積極、樂觀主義的態度去面對未來，從現在起就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爲適應未來的政治轉變作好準備；二是離澳他往。
畢棣立認爲，隨着澳門治權的移交，土生階層面對的是要在去留問題上作出決定，並考慮應否返回葡國還是移民他國。
左倩萍認爲土生葡人最大的問題是作出去留抉擇。而決定留下來的人必須首先權衡利弊及將來在澳生活的條件。
譚劍虹認爲，土生面對的主要問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作出的抉擇。選擇留澳的人不知道將來發生甚麼事情，選擇納入葡國編制的人要度過一個適應葡國生活的過渡期，即使對澳門紮根葡人來說，返葡也有困難的適應。
方永強說，土生葡人處於巨大不安的情况，很多人不知道是留還是走。我決定留下來，我對未來有信心。
薛凱絲認爲土生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未來難料。比如國籍問題就是。雖然對此已有一些明顯的說明，但終究是旣沒有正式的保證，也無明確的規定。誰知道哪些人可以葡國國籍留澳？誰知道未來的生活環境如何？土生有自己旣定的生活方式，想留的人不淸楚繼續這種方式生活會否帶來麻煩，要走的人對未來更是難以預料。
馬家傑認爲，最重要的問題是普遍存在的信心危機；隱瞞這種情况是對現實視而不見。這種危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是對中國不了解。很多時候，土生本身也不作出任何努力去了解中國的實况。從我與中國當局的接觸得出的印象，我認爲，北京是有意讓土生留下來，而不是爲政治解決作解釋，我更害怕的是本地的某些華人和地方政治。
馬若龍認爲，看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澳門並不是一塊土生的地方，這是越來越明顯的。幾個世紀以來，土生祇是起着中間人的作用。土生明顯日漸失去擔負着某些責任的職務的機會。另一方面，失去澳門的便利，購買力與葡國比較所提供的相對好處也使人感到惶恐。
歐安利認爲，對於想留澳的土生來說，最主要的是有一所用葡語敎學且得到葡國認可的學校，使人們在澳門可以接受葡式敎育。重要的問題是敎育，沒有它未來幾代就不可能繼續留在澳門。葡文學校應是高水平的，在這方面要多點投資，土生爲了保持其特色必須接受葡式敎育。
麥健智認爲，主要問題是適應新挑戰和面對改變某種自然困難。改變往往是困難和痛苦的。其他的困難是與語言問題以及沒有掌握書寫中文有關。不幸的是，澳門土生葡人無論是葡語還是中文都掌握不好。
國籍問題備受關注
國籍問題一直是土生葡人非常關注的問題，如何靈活、寬鬆地解決部分澳門葡裔居民的國籍問題，也一直是中葡兩國進行磋商、尋求共識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於這個問題，中方已多次闡明以寬鬆、靈活的辦法處理。事實上，國籍問題一直對土生葡人造成極大困擾。
麥健智說，他和大多數土生一樣都擔心國籍問題。這是所有在不同程度上與葡國有關聯的人所擔心的一大問題。“我沒有考慮過某一天必須作出抉擇，對我來說，這是一個不應提出的問題。”
馬若龍說，“我從來沒有想過必須在葡國國籍和中國國籍之間作出選擇這個問題，但我是葡國人，這是一個很久前已作出的抉擇。如果有需要，我仍會作這種抉擇。”
馬家傑說：“我希望旣做葡國人又做華人，但根據中國國籍法，我們不能擁有雙重國籍。如果大部份土生選擇葡國國籍，在延續性方面才有進展。如果選擇中國國籍，我們的特性很可能瓦解，並會面對一件十分悲傷的事情：土生文化的消失。我十分願意保留中國國籍，因爲我也有中國血統。我已完全融入中國文化，但不要讓我成爲華人，我也想當葡人。然而，假如強迫我作出抉擇，我肯定選擇葡國人，因爲這是存在我身上的最強烈感情。我相信國籍問題會解決，但拖延使我們憂慮。看來存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政治願望，可是卻缺乏消除在土生居民內存在的普遍信心危機的明顯跡象。這些跡象包括：推行葡文學校計劃，創辦一家葡文報紙，設立一個有活力的領事館。這樣，目前缺乏信心的情况可能消失，但這些事情現在就必須辦，不能再等待，否則危機會加深，導致很多土生會離開。”
畢棣立說，國籍問題從法律觀點上是重要的，但對土生的姿態來說也許不是根本性的。國籍是個人的抉擇，對有些土生可能是重要事情。
姍桃絲說；“我一直跟進國籍問題的磋商，葡中兩國政府尙未就解決國籍問題達成共識，至今尙未看到有任何最後協議，也無任何結果。假如這個問題不盡快解決，很多土生會決定離開澳門。”
歐安利表示不擔心國籍問題。他說：“我一出生就有了一個確定的國籍，現在由於政治轉變，就想取消我原有的國籍而強加另一個，這點我不能接受。無論我是葡人還是華人，我一樣感到自豪，但任何人不能強加或授予我一個國籍，且以失去一些原有的權利做代價”
殷飛樂認爲，國籍不成問題，因爲中國方面會予以尊重。
方永強說：“國籍是個大問題，但我認爲情况已明朗。如中國容許土生在兩種國籍中作出選擇，這是一個好辦法。但我仍未知道我會作出怎樣的撰擇，可能選擇中國籍，因爲我有葡國和中國血統。對葡國來說，我被視爲葡國人，因爲容許雙重國籍。這祇是在澳門被視爲華人。實際上，所有土生都擁有兩種國籍。”
譚劍虹說：“我不認爲國籍是一個問題，我從不會失去葡國國籍，這是重要的。從法律槪念上說，對葡人來說，保留葡國籍不會引起問題。在文化槪念來說，我視自己爲葡國人，我不認爲與中國文化有聯繫。”
左倩萍說：“對國籍問題並不憂慮，因爲我認爲我是一個葡裔土生，從不接受中國籍，也不要雙重國籍。我雖然與華人友好，但我從不感到自己是中國人，也從不將中國視爲我的祖國。當人們尋求國籍問題的解決辦法時，必須要顧及土生的定義。”
公務員本地化問題
公務員本地化、中文官方化和法律本地化這三個問題，已進一步喚起社會公衆和傳媒的普遍關注。這三個問題之中，尤以公務員本地化問題更備受公務員本身和社會各界人士的普遍關注。對於公務員本地化問題，接受採訪的土生葡人普遍認爲進度緩慢，有的更批評政府沒有一個總體規劃，並將土生排斥在外。
姍桃絲認爲，爲使澳門本身的特點得以保留，政府應更多考慮任命指導級人員方面使用當地資源，尤其是對中文有認識的土生和掌握葡文的華人。
麥健智認爲，對公務員本地化問題有兩種看法：一是簡單化，就是以華人代替葡人，這是一種不正確的看法；另一種是較正確的，即盡量以居住在澳門的人，以懂雙語作爲優先條件來補充行政架構，同時，主要考慮的是是否稱職問題。
馬若龍對公務員本地化過程有被排除在外之感覺：“從個人來說，無論作爲建築師、一般投資者還是文化界人士，我感到完全被行政當局排除在外。”
馬家傑認爲，中國官方對公務員本地化進程的看法就像人才澳門化政策一樣都是錯誤的，因爲這種看法都是着眼於人的種族上。“我不能接受這種原則。我認爲，公務員本地化進程祇能以人的功績爲基礎，把當地居民安排在政治和行政的架構上。也許某些本地人才的委任祇是爲了取悅中國人，但並不是所有都這樣。如果本地化政策祇着眼於種族問題，祇會導致許多不公平，優先考慮比例的規條。這種制度是一種篡改，並使被排除在這個進程之外，十分能幹的人離澳。今天，着重種族的人才澳門化政策祇會傷害土生。”
方永強說，至目前爲止，仍沒有一個總的本地化政策，就是讓澳門的人和那些想留下來的人實行本地化。目前存在的本地化是基本錯誤的前提下進行的。政府一直局限於以華人來進行本地化，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爲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情况最終會出現：幾年後，公共行政機構大部分領導人自然由華人擔任，這是必然的。因爲本地居民大部分是華人。但不對的是由葡人政府去加速這一進程。葡國首先應關注的是，維護佔少數的土生居民的利益。方永強抱怨說，土生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無法涉足領導和指導級職位，這是葡國政府的恥辱，希望現屆葡政府和總統能共同努力改變這種狀况。
薛凱絲認爲，現正展開用華人替代葡人的公務員本地化進程這一“哲學”剝奪了土生參與澳門未來的可能性。
殷飛樂認爲，土生在某種程度上被排除在本地化之外，很多土生因此而離開澳門。
MÁRIO GABRIEL認爲，在公務員本地化方面最大的問題是葡國當局尙未確定何謂本地化。中國方面則祇對華人擔任職位的數目感興趣。澳門政府按北京意願做事，但沒有對本地化計劃給予任何指引。左倩萍說，必須以開放態度進行公務員本地化，必須考慮的是人的能力而不是國籍，華人和土生應平等，應以能力選任。
積極參與政治社會生活
長期以來，土生葡人對澳門政府和立法會的運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後來雖然由於種種原因而在某段時期顯得較爲沉寂。但隨着“九九”的臨近，土生葡人又再活躍起來，這次接受《終點》周報採訪的土生葡人普遍認爲土生葡人應積極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爭取更大的發言權和生存空間。
歐安利認爲，作爲市民，土生應是一部分活躍的力量。“九九”後更應如此。絕不能抱着這樣一種態度：“反正我們是要走的人，以後若發展順利，我們再回來。”歐安利說：“我們不能讓人家去奮鬥，待一切妥當再回來，我們也應作出貢獻。”歐安利認爲，在立法會土生的參與也是重要的，這種參與不是象徵性而是奉獻型。委任議員應先考慮本地人。
馬家傑認爲，土生應在政治上保持活躍，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樣做祇有一種方式：團結在偉大規劃的周圍。土生一直所犯的一個非常巨大的政治錯誤是：我們團結在人的周圍，我們過去如此。今天，土生處於一種孤兒的狀態.土生對影響我們的問題進行反思是迫切的。很多時候土生不說話是因爲沒有機會，沒有人倡議就某些問題進行討論。這與對建設未來採取無動於衷和漠不關心的態度有關，也與圍繞着我們身邊的物質主義有關，它使土生安於現狀。我希望澳門移交給中國的事能喚醒土生，否則我們便不能生存下去。
姍桃絲認爲，隨着“九九”的臨近，他們開始發覺到土生正從消極中甦醒。否則，主權移交後，他們不可以有一把積極的聲音以使中國尊重基本法所規定的對土生文化特徵的維護。土生應更積極參與本地區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由於他們是居民中的少數派，假如不更積極和團結，就不能在“九九”後使人聽到他們的聲音。在過渡期內，土生從未被聽取意見，也從沒有被給予機會就其“九九”後的存在表達意見。葡國政府和中國政府都應該更多聽取土生的聲音，知道他們的憂慮。立法會應由更多的土生組成，應有更多土生葡人，尤其是委任議員方面。這是最後的機會以使土生未來有積極的聲音。而在政府架構裡，早就應有更多土生。
PEDRO LOBO認爲土生應更積極參與立法會和政府，但遺憾的是做不到。
方永強認爲，土生應在政治上保持活躍，土生要在“九九”後生存下去，必須更加團結，在澳門社會上擔當更積極的角色。畢棣立認爲，土生應在政治上更積極。如選擇留澳，更具體的參與途徑就是政治上的積極參與。這不是個人戰略而是集體戰略。重要的是土生要關心澳門的政治和社會發展，以便可繼續成爲其所在社會的積極成員。
MÁRIO GABRIEL認爲，應有更多土生擔任領導級或指導級職位。而他們應是熱愛澳門的，應眞正維護土生的眞正利益。土生政治上應更積極，這是“九九”後可生存下去的唯一辦法。土生應團結起來以便有更大力量和更多討論本身的問題。
殷飛樂表示，他希望“九九”後有土生留在立法會。“九九”後土生應團結起來，否則祇有受損害。這是一個生存的問題。
為土生葡人留澳創造條件
目前，距離澳門主權回歸中國祇有三年時間，土生葡人在“九九”後是繼續留澳還是離澳他去，這個去留抉擇相信很多土生葡人早已心中有數，並爲其所作選擇作出各種準備。
麥健智認爲，如果要從絕對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是難以回答的。一方面已經作出了努力和承諾爲土生留下來創造某些條件。另一方面，他認爲這種留下還取決於仍未解決的國籍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能在令土生滿意情况下得以解決，即保障了他們的國籍。他可以肯定的是，這爲土生留澳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土生的延續不僅與目前也與將來創造的條件有關。如設立一所葡文學校，確保他們子女的敎育。
姍桃絲認爲，政府應考慮開設一個確保葡國文化存在的中心，以便澳門可以保留本身的特色。另一重要方面是開設一間葡文學校，讓留澳土生的子女接受敎育。
FERNANDO JOSÉ RODRIGUES 認爲，至少應保持在公職上土生優先，他們懂葡文和廣州話，可確保現行體制和葡式法律。
馬家傑說：“我們需要中國方面給予明顯的信號，使這些計劃可以推行，葡國應着眼於未來，爲主權移交後的留下創造條件。土生必須維持其目標，否則就沒有理由保留其特性。”
MÁRIO GABRIEL 認爲，葡國政府應更重視土生，並爲本地幹部提供更多培訓。“我們應利用我們的資源在培訓方面。另一根本方面是設立一所葡文學校，甚至葡文大學，敎授和硏究澳門的歷史和文化。”
畢棣立認爲，首先，必須保證他們的職業地位，在編納過程中，選擇留下的土生便失去與葡公共行政當局的職業聯繫。1999年後，他們在中國行政當局工作。“我認爲，葡國政府即使在‘九九’後也確保留在澳門的土生公務員的工作聯繫是安全的基本條件。生存和未來安全的條件很大程度須由葡政府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工作的人作出保證。”
馬若龍說，無論是澳門還是葡國政府，當知道有一批土生有意留澳並將保留葡國一點東西時，本來都應給予支持，也爲這種留下提供便利，但完全沒有這樣做。“我們常常遇到巨大的困難，比從中國內地來的人碰到的困難大得多。”
殷飛樂認爲，願意留澳的土生首先應學普通話。假如他們早點學習普通話，今天給予華人的很多職位會給予他們。
歐安利認爲，“九九”後要有一個強大的葡國領事館，它不同於在泰國或日本的領事館，它的作用應是參與性的。土生及葡人居民應將領事視作旣保護葡人利益又在這方面作出積極行動的人，首要問題是保證在澳門設立這樣一個領事館，它的責任是保護留在此地的葡人的利益。
理智選擇的重要性
隨着“九九”的臨近，納編進程的結束，相信絕大部份土生葡人已對“九九”後的去留作出有傾向性的抉擇。對於去留問題，部分土生葡人明確表示，有的還對其他土生葡人的去留作出估計，有的則沒有談論這個問題。當然，有的人仍在觀望，尙未作出最後的抉擇。
歐安利表示，決定“九九”後留澳，認爲土生不能放棄自己建設未來的責任。
馬家傑表示，祇有土生留下來，澳門才有辦法。沒有他們，澳門就不再是現在的模樣。“我對中國將發揮土生的作用是有信心的，它完全有理由這樣做。我相信，‘九九’後中國當局會向土生提供機會，儘管會對某些職務有所限制，這是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出現的情况。保留土生是符合中國和未來澳門特區的利益的。”
姍桃絲說，她相信基本法所規定的東西會付諸實施。爲此，葡人和土生要表明他們的存在。“我相信土生的存在是根本的，土生可擔負根本的作用，可爲澳門的未來作出自己的貢獻。因此，我主張土生應該留澳，否則本地區的一切特徵便將消失。我希望留澳，因爲這是我的故鄕。”
PEDRO LOBO 說，“我願意留下來，但不知道至何時。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仍留下來。我和我的弟兄將盡量留到最後一天。我的留澳取決於中國。我們必須看中國當局給予的自治程度。”
方永強說，“如具備條件，我認爲土生是會留下來的。”
譚劍虹說，“我打算留澳，這是我在納編中作出的選擇。”
FERNANDO JOSÉ RODRIGUES 說，“未來一切都是未知數，我對未來無信心，我決定離開澳門。”
殷飛樂說，大多數土生會離澳，這裡沒有機會也沒有留下的條件。他認爲政府應創造條件使葡人和土生可以留下來。
MÁRIO GABRIEL 說，尙未決定是否留澳，這取決於國籍問題的解決。土生葡人的去留問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九九”前的發展和“九九”後的變化。
寄厚望於土生人士
這次《終點》周報對19名土生葡人的採訪中，從字裡行間可以領略到他們對澳門這個土生土長的故鄕懷有深情摯愛，感受到他們在澳門所紮下的根是多麼的深入，葉是多麼的茂密，他們對過渡期各項事務，尤其是關係到土生葡人切身的事情是多麼關注。
澳門是一個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城市，是華人與葡人雜處之地。華人一直是澳門居民中一個最廣泛的、主體的居民階層，但在澳門幾百年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由於部份華人與葡人通婚而自然形成了一個新的、獨特的居民階層——土生葡人。在葡萄牙管治期間，土生葡人一直對澳門政權機器運轉起着重要的作用，是葡官員賴以管治澳門的社會基礎，也是聯繫葡人上層官員與廣大華人居民的中間橋樑，土生葡人在一定程度上依附於澳門政權機構，因而在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都處於遠較一般華人優越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一些專業領域，如自由職業的律師、工程師和建築師等華人尙少涉足的社會界別裡，土生葡人與葡人一道佔據着壟斷或主導地位，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但《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土生葡人普遍感到“九九”震盪，對個人的前途和未來生活抱有極大的憂慮和不安，內心處於極度矛盾之中，這次《終點)周報對土生葡人所作的系列採訪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土生葡人對澳門未來抱樂觀態度，準備投身建設澳門美好的未來，但更多的表現出對澳門未來感到徬徨不安，處於悲觀失落、無可奈可的境地。他們擔心土生文化日漸消亡，害怕澳門的特點將會失去，他們在國籍抉擇問題上心情矛盾，擔心失去現有優越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擔心與葡萄牙的聯繫遭到割斷，感到在公務員本地化方面受到排斥，提出要建立博物館保存葡國文物，開設葡文學校保證子女接受葡文敎育，建立有活力的領事館以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還提出要團結協作，積極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爭取更大的發言權和生存空間。
鑑於土生葡人一直以來所處的優越和特殊的地位，他們對澳門歷史發展新階段出現的深刻變革感到疑慮，這是一種完全正常的反應。事實上，中葡聯合聲明已充分照顧到土生葡人的存在及其現狀，並爲他們給予很多保障，如擇業自由、繼續使用葡語、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障、不受歧視的保障等。這些原則已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作出規定。而基本法作爲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最重要的基礎法律，將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土生葡人的社會和經濟地位的維護已在法律上受到充分保障。
當然，從澳門的整體和長遠利益考慮，我們希望所有土生居民仍像過去一樣，能在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發揮其特殊和重要的作用。但事實上，要求他們一個人也不離開澳門是不現實的。
歷史發展規律證明，舉凡一個社會發生歷史性的轉變，其居民階層必然出現變化，並在去或留這兩種抉擇中擇取其一。對土生居民來說，不論作出何種抉擇，都是經過反覆的、審愼的考慮，權衡各種利弊得失後才作出的。在作出抉擇後，還需要以足夠的勇氣和信心去面對未來。就筆者所知，從感情上、人緣地緣關係上、生活習慣上和心理上來說，絕大多數土生葡人都是願意留在澳門的。然而，土生居民的去留是取決於很多客觀因素，如生存的條件、工作和生活的環境、施展才能的機會等。
澳督韋奇立於1993年底在澳門舉行的首屆土生葡人大會及專題硏討會上曾發表重要講話，着重提及澳門的獨特性和土生葡人的重要作用，鼓勵土生葡人以勇氣和信心面對未來，要相信澳門能維持其自主性，在經濟、司法制度及文化上繼續保留其特性。韋奇立還強調土生葡人的存在及其與澳門地區的聯繫是澳門的精神得以延續的根本要素，並呼籲土生葡人繼續相信葡國政府，因爲照顧土生葡人是葡國的義務和責任。
誠然，土生葡人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本身的努力。“適者生存”對土生葡人來說，祇要他們從現在起在思想上、心理上、工作上和生活上作好適應澳門政治地位變化的足夠準備，他們肯定在1999年後仍是大有作爲的。在歷史轉折時期，筆者寄語並希望廣大土生葡人作出符合世界歷史潮流的抉擇，以最大的勇氣去接受時代的巨大挑戰。
* 本澳資深葡語翻譯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