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結論
8.1 中國文化中的政治概念
“政治”這個概念，在中國人的日常用語中，帶有負面的意義。它經常與權力鬥爭、暴力、不道德、貪污等不正當行為聯在一起。①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人，中國人一般投以懷疑和不信任的目光。一般認為，積極參與政治的人，不外乎是為了達到個人的野心或利益，鮮有真正為公衆利益服務。因為中國人普遍對“政治”行為有貶意，所以有些學者認為在中國政治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反政治”傾向。②
這本書試圖探索澳門華人對政治的取向。這使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估計澳門華人的政治文化與傳統中國文化的分别。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人並没有“反政治”或排斥政治這個傾向。與傳統將政治與暴力、貪污等不道德行為聯繫在一起相反，接近一半的被訪者認為從事政治是一項高尚的工作。而且，與傳統的想法不一樣，大部份的澳門人已認識到，政治參與不再是一小撮人的事，而是大衆市民應有的權利和義務。
這個對政治概念的基本改變，是澳門華人政治文化最突出的地方。事實上，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政治”這個名詞已經被蓋上正面、積極的意義。對政治參與的排斥感亦已消除。相反，政治參與已被大多數澳門人視為改善生活質素的途徑。大部份的澳門人甚至認為，向政府表達對公共事務的意見是市民的責任。事實上，絶大部份的澳門華人認為一個好市民有義務去參加選舉投票。
不過，這個政治概念上的改變，仍然受到過往傳統經驗和文化的影響。很多澳門華人，雖然肯定政治的正面意義，但是仍然覺得從事政治活動是一項危險的工作。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很多澳門人是自70年代後期才由中國大陸遷徙至澳門居住。他們在大陸經歷過無數次政治運動，經驗告訴他們搞政治存在着很大的風險。甚至在澳門土生土長的年青一代，耳濡目染，亦受到中國大陸政治運動的影響，對政治參與採取保留的態度。
8.2 好政府和民主政府的概念
一個“好”政府的概念，在中國政治文化中，有其特殊的含義。中國人一向強調政府施政的效果，而不重視施政的手段。在西方民主國家，人民很注重一個政府是否經民主程序選舉產生，一個政府的決策過程是否民主；換言之，他們重視民主的手段多過民主的效果。在中國剛相反。在中國，一個能夠照顧人民利益的政府，就被認為是一個好政府和民主政府，不論這個政府是否經過民選程序產生。同樣，三分之二的澳門市民傾向接受“政府是否民主不要緊，祇要能夠改善市民生活質素就是好政府”這個説法。這種文化心態正好吻合阿爾蒙德(ALMOND)和弗巴(VERBA)所描述的“臣屬型”政治文化。在“臣屬型”文化下的人民，祇關心政治體系的輸出，很少關心政治體系的輸入和自我的政治角色。③
不過，在有關“好政府”這個概念上，超過四分之三的澳門華人同意“民選政府比非民選政府更能夠照顧市民利益”。從這個角度看，澳門的民主發展前途仍然是相當樂觀的。
8.3 中國人的權威人格
美國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認為，權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最大特色。④人民對權威的順從和對領導人的過度倚賴，與民主的平等原則背道而馳。因此，西方民主思想的一個重要構成，現代的公民概念，如公民應有的平等政治權利和義務，與權威人格背道而馳。
在這本書中，我們意圖找出澳門華人對權威的態度。超過一半的澳門市民認同“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我們好，所以我們應該服從政府”這個説法。這種傾向於服從政府的心態，在中國大陸更加普遍；根據一個全國性的調查，大約四分之三的大陸人民同意：“應當相信和服從政府，因為政府最終是為我們好。”⑤另方面，超過一半的澳門市民同意“凡事不要與人爭，能忍則忍”；差不多同樣比例的大陸人民同意上述的説法。⑥
不過，我們不可以就此而下定論，認為澳門華人對政治冷感和祇會服從政府的權威。我們的調查結果同樣顯示出，大部份的澳門市民很關心公共事務、對從事政治工作的人有頗高的評價，和相信一個好市民有義務在選舉中投票。事實上，主要是由於澳門没有一個民主、開放的政治體制，而令很多人對參與政治提不起興趣來。澳門華人一般對政治充滿無力或無奈感，覺得自己很少或完全無能力去影響政府的決策。
平心而論，澳門華人社會很適合發展民主政治。澳門人一般以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八成的澳門人同意：“對於自己認為對的事，應該據理力爭。”同時，接近六成的澳門人相信“多數澳門人都是誠實可靠和可以信任的”；雖然，亦有接近一半的人相信“在澳門社會上做事，很容易被人利用”。另一方面，大約五成半的澳門市民贊同中國傳統的忍讓美德，認為“凡事不要與人爭，能忍則忍”。正是這種西方民主、公平競爭的精神與中國傳統的忍讓、恕道的美德的奇妙結合，使澳門華人的政治文化接近阿爾蒙德和弗巴所説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的境界。我們的調查結果清楚顯示出，澳門華人社會正從一個富有權威人格特色的政治文化，過渡到一個現代民主政治文化。
8.4 澳門婦女的政治次文化
婦女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是被壓迫者。無論在社會或家庭，女性的地位比男性都低一等，甚至被視為男性的附屬品。無知與順從被推許為女性的美德。這同現代女性所具有的獨立和積極進取的精神與形象簡直南轅北轍。澳門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歷史原因，率先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傳統的女性形象受到衝擊。澳門婦女的政治文化，有没有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而擺脱傳統無知的形象與順從的角色呢？
我們的調查研究顯示，在對政治的認知取向方面，女性與男性是有分别的。例如，75.3%的男性被訪者每日或經常留意報紙、電視或電台的新聞報導；祇有58.3%的女性被訪者這樣做。因此，男性對政治系統的輸入與輸出的認識，一般較女性為高。我們的調查結果因此似乎顯示一個傳統、對政治一無所知的女性形象。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誤解。現代女性除工作外，還負起傳統的照顧家庭及孩子的責任。她們整日忙碌，壓根兒没有時間坐下來，好像男人一樣，悠閒的看看報或看電視新聞報導。其實，超過半數的澳門婦女能夠在百忙中抽時間，每日或經常留意各類傳媒的新聞報導，已經非常難得，令我們十分驚訝。
另方面，我們的調查結果明顯顯示出澳門婦女的鮮明的現代女性形象。我們發覺，在對政治系統及政治參與的情感和評價取向上，男女性的態度基本上没有分别。好像男性一樣，大多數的澳門婦女都對澳門的經濟繁榮和言論與出版自由感到驕傲。同時，跟男性一樣，大部份的婦女對澳門政府的施政方針、工作效率和公務人員的工作態度都表示大為不滿。最重要的是，大多數婦女對政治參與都抱有積極、肯定的態度：大部份的女性被訪者同意一個“好市民有義務在選舉中投票”，並且認為一個人“認為正確的，應該據理力爭”。很明顯，我們的調查結果清楚顯示，澳門的女性已經不是傳統中國社會中被動的和任人支配的角色。經過長時期的西方民主思潮的洗禮，澳門的婦女完全清醒過來了。她們再不願意扮演一個無知的順從的角色，她們希望在澳門的公共事務決策過程中，有婦女的聲音，在未來澳門的政制發展中，有婦女的參與。
8.5 澳門青年人的政治次文化
“代溝”差不多在所有的現代社會中存在，尤其在一個如澳門般急速發展中的社會，更在所難免。很自然，我們有理由相信，澳門的年青人政治文化與中老年人的政治文化是有所分别的。但是，很有趣，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對政治的認知取向方面，年青人與中老年人的分别不大。澳門市民，不論年紀，對公共事務都有一定程度的關心，並肯定民主選擧的正面意義。
年青人(18—19和20—29的年齡組别)與中老年人(50—59和60以上的年齡組别)政治文化的最大分别在於他們對政治系統和政治參與的不同情感及評價取向。一般來説，年紀較大的澳門人對現政治制度比較有感情。譬如，祇有31.4%的中年(50－59年齡組别)和24.7%的老年(60以上年齡組别)人對現時政治制度不感到驕傲，而有此取向的青年人高達64.3%(18—19年齡組别)和46.3%(20—29年齡組别)。這個調查結果反映出年紀較大的人傾向於保守，並且希望維持現狀。而年青人普遍對現狀不滿，傾向於改革。年青人一般較中老年人，對現政權的施政或政策、工作效率和公務員工作態度，更加不滿及持批判態度。
從政治發展的視角來看，年青人跟中老年人的最重要分别在他們對政治參與的態度。年青人普遍傾向於積極參與：71.4%的18—19年齡組别和62.3%的20—29年齡組别不同意或十分不同意“小市民不適宜參加政治活動”這説法，相對來説，祇有47.1%的50—59年齡組别和30.8%的60以上年齡組别不接受這種説法。同時，很多澳門的年青人不認為搞政治一定好危險，與他們大多數長輩的看法不一樣。而且，相對年紀較大的人來説，澳門年青人更願意接受公平競爭。可以預見，年青人這種對政治參與的積極取向，將大大有利於未來澳門的民主政治發展。
另方面，年青人對人際關係的信任普遍抱懷疑態度，對不同意見者的容忍度亦比較低。譬如，超過三分二的中老年被訪者相信多數澳人都是誠實可靠、可以加以信任的，強調傳統的息事寧人、容忍的美德；相比祇有三分一的年青被訪者採取同一的看法。很明顯，傳統的中國政治文化對澳門年青一輩的影響已逐漸消失。從政治發展的視角來看，這未必一定是好事。正如阿爾蒙德和弗巴所説，任何企圖徹底摒棄傳統政治文化而重建現代政治文化的念頭都是不切實際的。澳門年青人這種對人際關係的偏激、遠離傳統的態度未必有利於澳門民主的發展，或甚至成為在澳門實現“安定的民主”的絆腳石。
事實上，澳門有一個頗具特色的青少年政治次文化。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的大學生，相比一般澳門市民，更加認識到政府的工作對市民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響，更經常留意報紙、電台或電視的新聞報導，對公共事務和政府施政及工作的表現更抱批評性的態度。不過，另方面，他們對政治參與的實際意義普遍抱有懷疑。他們拒絶中國傳統的忍讓和順從文化，接受了西方的公平和公開競爭的觀念。然而，他們對政治卻有一種無力和無奈感，他們並不比他們的長輩覺得更有能力去影響政府的決策，同時傾向相信一個獨裁政府，在某種情況下，比民主政府更適宜或更有效率。因此，澳門的年青人並未真正抛棄中國傳統的“臣屬型”政治文化，還是處於從傳統權威人格到現代民主人格的過渡期階段。澳門中學生的政治次文化與大學生大同小異。當然，中學生還是處於成長時期，他們的政治取向很容易受到未來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影響。
8.6 澳門政治活躍分子的政治次文化
如果澳門的年青人還是處於由傳統權威人格過渡到現代民主人格的階段，澳門的政治活躍分子可以説是澳門民主發展的先鋒。相比一般澳門市民和本地大學生，澳門的政治活躍分子更關心和更經常與其他人討論公共事務。如果他們覺得某一樣政府政策嚴重損害到他們的利益，他們會毫不猶疑採取某種行動提出反對。他們對影響政府的決策，一般比較有信心。
另一方面，政治活躍分子有一個較強的“參與型”文化。他們相信一個市民有權利和義務去參與政治。同時，他們揚棄傳統的忍讓、順從文化。他們十分珍惜民主，並且不願意為了行政效率，或者一時權宜之計，而犧牲民主。然而，很令我們驚訝，澳門的政治活躍分子，跟一般澳門市民和大學生一樣，認為一個民主政府就是一個聽取民意、照顧人民利益的政府，而忽略了民主政府產生的程序和三權分立原則的重要性。這也難怪，因為這種對民主觀的特殊看法，普遍存在於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華人社會中。
8.7 教育程度與政治取向
很少有人會懷疑教育程度與政治發展的正面關係及其對政治參與所起的積極作用，我們的調查研究亦支持上述的看法。很自然地，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對公共事務和政治系統及其輸入與輸出的認識較深。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對現政府的表現亦多持批評態度。同時，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比較強調普及政治參與：78.1%曾受大專或大學教育和57%曾受中學教育的被訪者不同意或十分不同意“小市民不適宜參加政治活動”這説法，但祇有28%没有受過教育和44.3%祇有小學教育程度的被訪者不同意上述説法。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受過較高教育的澳門人，與教育程度低的人相比，相對來説没有這麽傳統：超過三分二的祇受過小學或完全没有受過教育的被訪者同意“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市民好，所以我們應該服從政府”，但祇有三分一受過大學教育和五成完成中學教育的被訪者同意上述説法。不同教育程度同時影響到一個人對别人“容忍”的態度。教育程度低的人傾向於息事寧人的傳統美德，教育程度高的則祇接受有限度的容忍。
同樣值得重視的是不同教育程度的澳門華人所共有的政治取向。譬如，超過三分二不同教育程度的澳人都同意一個“好市民有義務在選舉中投票”；而且，同樣比例的澳門人，不論教育程度，都同意一個人“對於自己認為正確的，應該據理力爭”。很明顯，我們的調查結果強烈顯示，西方的民主思想已經植根在澳門每一階層的市民中。傳統的，對權威政治祇會順從的政治文化心態已大大減弱了。
8.8 結語
澳門華人的政治文化並不是一種純粹的“地域型”、“臣屬型”或“參與型”的政治文化。它是三種不同文化類型的混合品，並且混合了傳統的中國政治文化與現代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要素。它接近阿爾蒙德和弗巴所説的“公民文化”的要求。澳門的大衆政治文化還保留着傳統的“臣屬型”政治文化心態，但同時具備對政治積極參與的取向。不足之處，是對西方民主政制不可或缺的民主程序和三權分立、制衡的原則認識不夠，缺乏應有的重視。不過，澳門的政治文化還在轉變中，尚未正式定型。可以預見，在未來的一、二十年之間，如加強對澳門學生及成人的公民教育，灌輸正確的民主概念，上述的不足與缺陷是不難填補的。我們的調查研究明顯顯示出：澳門的華人社會，已經具備有適當的民主土壤，祇要有適當的政治氣候，民主就可以在澳門植根生長。
四分之三世紀之前，魯迅先生在他的不朽名著《阿Q正傳》中，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國國民性的“看客心理”和“奴才心理”的劣根性。自此以後，中國人民包括居住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的炎黄子孫，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民主思潮的衝擊。可能由於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尤其是市場、商品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民主思想首先在台灣和香港發展起來，中國大陸則起步較慢。相對，澳門的民主發展步伐是介乎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澳門的華人已經不再是政治上的“看客”或對權威的崇拜者。很多澳門華人親自參與政治，對公共事務有獨立的看法。所謂中國國民劣根性不可改變的説法，根本站不住腳。事實上，澳門華人，與他們在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同胞一樣，正從一個傳統的權威政治文化，過渡到一個現代的、帶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文化。
注釋
①見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8,P.70.
②同上。
③見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RINCET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19.
④LUCIAN W. PYE,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ANN ARBOR: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8,P.32.
⑤閔琦《中國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難產的社會心理因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94。
⑥同上，頁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