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政治活躍分子的政治次文化
在前幾章，我們先後分析了澳門華人市民的政治文化，和大、中學生的次文化。這一章我們將討論在澳門積極參與政治的人士的政治取向。與香港和其他地方不一樣，澳門没有政黨參與本地的選舉。①參選組别或團體，大多於選舉前臨時組成，一般於選舉後就解散，選舉期間各參選組别的助選團成員，亦同時解散。不過，參選組别大多有社團、專業團體，或一些自願團體(如何思謙友誼協進會)的支持。因此，一部份的助選團成員，選舉之後仍然積極參與社會或政治活動。
在50和60年代，澳門的華人社會主要分為兩大社會階層，即富裕的本地商人和澳門的勞苦大衆。當70年代後期，尤其是80年代，澳門經濟飛躍發展，澳門的社會結構亦發生很大的變化。一個新的主要由專業人士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年青一代構成的中產階級，開始展露頭角。在1984年的第三屆立法會選舉，代表中產階級利益的何思謙首先以直選議員身份進入立法會。在1988年的第四屆立法會選舉，何思謙的組别更加表現出色，奪取了六個直選議席中的三個議席。澳門的傳統政治力量，在吸取了第三和第四兩屆選舉的經驗後，於1992年重新佈置，集中力量，終於在同年第五屆立法會選舉勝出，收復失地。無論如何，澳門的中產階級已形成一股不可輕視的政治力量。
不過，與香港相比，澳門中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力仍然是很有限的。在1991年的香港立法局選舉，差不多所有18個直選議席都是由代表中產階級利益的候選人獲得。相對之下，在澳門1992年的立法會選舉，代表中產階級利益的候選人祇獲得8個直選議席中的三個議席。
為了清楚了解澳門中產階級人士，尤其是積極參與政治的活躍分子的政治取向，我們於1992年立法會選舉期間，以問卷調查方式，訪問了何思謙、吳國昌和汪長南三個參選組别的候選人和助選團成員，一共訪問了128人包括17位候選人。②
7.1 政治活躍分子的特徵
被我們訪問的政治活躍分子，男性比女性略多。不過，女性人數亦不少，佔44.5%，顯示出澳門婦女已經不再是被動或對政治漠不關心。大約一半的政治活躍分子的年齡是介乎20 29歲之間；事實上，86.8%的被訪者的年齡都是不足40歲(見表7.1)。他們大多接受過良好教育；48.4%曾讀過或正在讀大學，祇有4.7%没有讀過中學。這個教育程度比一般澳門市民高得多；不足5%的澳門人曾受過大學或大專以上教育，而有接近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没有接受過教育或祇有小學程度。大部份屬中產階級，每月收入超過澳門元4，000元；大約五分之一是年青的專業人士，月入超過澳門元10，000元。他們大部份(90%)都是土生土長或在澳門居住超過10年以上的澳門市民。
半數的被訪者對他們現在的生活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祇有一成半對生活感到不滿意。換言之，接受我們訪問的政治活躍分子，並不是一班不滿於現實、持偏激意見的極端分子。4.7%的被訪者覺得自己的思想“非常開放”，32%覺得自己“開放”，49.2%覺得“很難説”，11.7%覺得自己傾向“保守”，没有人認為自己“非常保守”。
總之，澳門政治活躍分子的男女比例大致平均，他們大多是很年青、受過良好教育、經濟上没有困難、對生活感到滿意和思想比較開放。
這些政治活躍分子大多很投入，為他們各自支持的候選人努力奔走。在競選期間，他們平均每日有兩三個小時的時間花在競選宣傳的工作上。事實上，大約五分之一的被訪者，平均每日自動獻出超過四個小時的時間去幫助他們的候選人。在吳國昌的競選總部，有兩個助選團成員，在選舉前的一個星期，日以繼夜的為競選宣傳而工作。助選團成員大部份負責制作和分派傳單、貼海報、拉横額、家訪、拉票等工作；一部份專門負責策劃、組織及聯絡，以及一些後勤工作如文書、雜務等。
大部份參與助選工作的都是候選人的朋友，或經由候選人的朋友拉去幫忙。不過，亦有一部份人，是為了進一步了解澳門的政治運作和選舉活動，而參與助選工作；有些人相信參與助選工作是一個公民的責任、義務和權利。四成半的被訪者表示，他們會參與下一次立法會選舉的助選工作。不過，亦有四成半的被訪者表示，他們會否參與下一次助選工作，要視乎候選人是誰。換言之，他們參與助選工作，是由於直接或間接認識某個候選人。
值得注意的是，82.2%的被訪者表示，他們的家人對他們參與助選工作没有表示反對或表示意見；祇有7.1%的被訪者受到家人的反對。這個調查結果顯示，澳門人對政治參與大多持肯定或最少不反對的態度，這將大大有利於澳門未來的政治發展。
7.2 對整個政治體系的取向
自然地，我們期望政治活躍分子，會同意政府的工作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有影響。我們没有失望，超過八成的助選人員和候選人，認為政府的工作與他們日常生活“有關係”，或有“很大關係”；而其中36.8%認為有”很大關係”，這個比例都遠比大學生(26%)和澳門一般市民(9.7%)為高。同時，政治活躍分子對現時澳門政治制度表示強烈的不滿。接近四成的政治活躍分子“十分同意”現行的政治制度不理想，應進行改革；相對之下，祇有26%的大學生和3.5%的澳門市民持相同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回答問題時，很少政治活躍分子回答“不知道”或“無意見”。如，在回答現行政治制度應否進行改革那條問題時，祇有7.9%的政治活躍分子表示“無意見”；相對，在同一問題上，有23.3%的澳門市民和17.3%的大學生表示“無意見”。又如，當被問及政府的工作是否對日常生活有影響，没有一個政治活躍分子表示“無意見”!很明顯，絶大部份的助選人員和候選人，都很關心公共事務，而且對大多數的公共事務有一定的個人看法。
政治活躍分子對政治體制的情感取向十分接近大學生。這並不令我們感到奇怪，因為超過一半的助選人員的年齡介乎20—30歲之間，而同樣比例的助選人員曾受過大學教育。同大學生一樣，超過三分之二的政治活躍分子，不以澳門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為榮(見表7.2)。不過，相對大學生，有明顯較大比例的政治活躍分子，以澳門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及身為澳門人、中國人為榮。總的來説，在對政治體系的取向上，政治活躍分子比一般澳門市民更持批評的態度；但是，另方面，又比大學生現實。
7.3 對政治體系輸入和輸出的取向
大部份的政治活躍分子對澳門政府的施政表現表示強烈的不滿。70.9%的政治活躍分子，相比45.9%的大學生和10.9%的澳門市民，對政府的工作效率表示“非常不滿意”。同樣，超過半數(52.8%)的政治活躍分子“非常不滿意”公務人員的工作態度；相比，祗有38.4%的大學生和8.5%的澳門市民持相同看法。他們對政府的施政或政策表現的反應略為温和些，但是仍有四成對政府的施政表示“非常不滿意”；相對，祇有13.7%的大學生和4.1%的澳門市民“非常不滿意”政府的施政表現。這反映出，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澳門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對現時政府的表現強烈不滿，才希望能夠選出他認為真正為澳門人做事的議員，對政府施以壓力，以求改善政府的施政和工作表現。換言之，他們希望通過政治參與，改善對他們日常生活有很大影響的政府施政或政策表現。
7.4 對自我政治角色的取向
總的來説，相比一般澳門市民和本地大學生，澳門的政治活躍分子，普遍對政治參與抱着肯定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如表7.3所示，他們絶對同意一個升斗市民，應該跟其他人一樣，有權利和義務參與政治活動，如在選舉中投票；同時，極度贊成“向政府表達對公共事務的意見是市民的責任”。不過，他們對政治參與並不存在幻想或將其過度理想化。祇有29.1%的政治活躍分子同意或十分同意“從事政治是高尚的工作”；相對，有45%的澳門市民持有上述的看法。另一方面，他們比較實事求是，並不認為在澳門“搞政治很危險”。而且，同一般市民一樣，比較強調政治的實用價值：61.9%同意或十分同意“參與政治是改善生活質素的途徑”。
最值得注意的是，澳門的政治活躍分子，已明顯的遠離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規範。他們絶大部份(92.1%)同意或十分同意一個人“對於自己認為對的事，應該據理力爭”；另方面，祇有13.4%的政治活躍分子同意或十分同意“凡事不要與人爭，能忍則忍”(見表7.3)。很明顯，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澳門人，比一般市民和大學生，更容易接受公開競爭。從這個角度來説，他們已經有充份的心理質素，在未來澳門的政治發展，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很自然地，我們期望澳門的政治活躍分子，相比一般市民和大學生，有較強的公民能力(CIVIC COMPETENCE)和自信心。我們的調查結果並没有令我們完全失望。如表7.4所示，15.1%的政治活躍分子相信他們有或肯定有能力去影響政府的決策；相比之下，祇有3.7%的澳門市民和6.4%的大學生有這樣的自信心。不過，仍然有31%的政治活躍分子覺得他們“完全没有”能力去影響政府。令人驚訝的是，政治活躍分子的“臣民能力”(SUBJECT COMPETENCE)並不比一般市民或大學生為高。接近一半(48.3%)的政治活躍者相信，有關政府部門會否認真幫助他們解決難題，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問題的性質和有關部門的辦事作風；祇有8.5%相信他們肯定會或多數會得到有關部門的認真幫忙。政治活躍分子對政府部門的普遍缺乏信心，再一次證實我們先前的結論：上述的問卷問題並不真正量度澳門人的臣民能力，祇不過反映出澳門人普遍對澳葡政府缺乏信心。
同樣，我們期望政治活躍分子，相比澳門市民和大學生，會更實際參與政治行動。事實上，如表7.5所示，接近一半的政治活躍分子，曾經寫信或致電去報紙、電台等大衆傳媒，表達他們對公共事務的意見；41.7%曾參與請願、遊行、示威、靜坐等社會行動；30.2%曾向政府部門投訴。不用説，被我們訪問的助選人員和候選人，比一般市民和大學生更關心公共事務。28.9%的政治活躍分子經常與家人或朋友討論有關政府事務；相對，祇有5.4%的澳門市民和3.8%的大學生經常這樣做。
有趣的是，對人際關係的互相信任。政治活躍者的態度剛巧分成兩邊(見表7.6)。總的來説，他們比一般澳門市民少些，但比本地大學生多些，傾向於相信“多數澳門人都是誠實可靠和可以信任的”。同時，對與不同類型的社會人士相處或交往，他們似乎較具信心：45.7%的政治活躍分子，相比31.3%的澳門市民和30.7%的大學生，不同意或十分不同意“在澳門社會上做事，很容易被人利用”這個説法。
7.5 對民主政治與政府表現的關係的看法
令人感到驚奇的是，雖然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但是，被我們訪問的助選人員和候選人的民主觀，並不與澳門一般市民或大學生有很大的分别。他們同樣認為一個“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的政府是一個民主政府的先決條件，其次是一個給與人民言論自由和廉潔公正的政府。最令我們感到驚訝的是，雖然他們親身參與助選或競選(其中17個被訪者是應屆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活動，一個“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並不被認為是民主政府不可或缺的條件，而祇是被排在第四位。同其他一般市民和大學生一樣，他們忽略了西方的“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重要性。很明顯，澳門的中產階級政治活躍分子的民主理論修養不高，未能配合他們的實際政治活動。
無論如何，雖然政治活躍分子對民主的理解不深，他們比一般澳門市民和大學生，都較為珍惜民主的價值。他們傾向於堅持民主的原則，不願意因為物質利益而犧牲民主。如表7.7所示，祇有28.6%的政治活躍分子同意或十分同意“政府是否民主不要緊，祇要能夠改善市民生活質素就是好政府”；相對，有三分之二的澳門市民和接近四成的大學生同意或十分同意上述的説法。政治活躍分子一般對民選政府較有信心。33.9%接受訪問的助選人員和候選人，相比祇有5.7%的澳門市民和13%的大學生，十分同意“民選政府比非民選政府更能夠照顧市民利益”這個説法。但是，同大學生一樣，他們拒絶盲目服從政府。當55.8%的澳門市民認為應該服從政府，因為“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了我們”，祇有12.5%的政治活躍分子贊同這個做法。
基本上，幾乎所有接受訪問的助選人員和候選人都希望澳門有一個民主政治制度，祇有7%認為澳門不適宜實行民主政制。不過，可能由於對民主的誤解或認識不深，相當一部份的被訪者没有認識到獨裁政權的本質和潛在危險。28.1%的被訪者相信，在某種情況下，如進人戰時狀態、暴動或嚴重的政治、社會動亂，獨裁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更適合和有效處理當時的情況。值得慶幸的是，有更多的被訪者不同意上述的看法。38.3%的政治活躍分子認識到，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獨裁政權都是不足取的。一個助選人員説：“我不同意在某種情況下，獨裁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更適合。一個獨裁者祇關心如何鞏固自己的權力。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祇會將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前面。”
7.6 結語
與一般澳門市民和大學生相比，澳門的政治活躍分子，對現行的政治制度和公共事務，普遍有較為強烈的意見，多持批評的態度。對公共事務，他們很少保持中立或表示“無意見”。他們對公共事務比較關心和較經常與家人或朋友討論有關公共事務。他們很多時通過寫信或致電話給傳媒，批評政府的施政或決策。為了保障他們的利益，他們會毫不猶疑的直接向有關政府部門投訴，或甚至不惜採取更激烈的社會行動，如發起簽名運動、請願、遊行、示威、靜坐等。同時，相比澳門一般市民，他們具有較強的自信心去影響政府的決策。另一方面，他們亦很現實，他們相信參與政治是改善市民生活質素的好途徑。
最值得注意的是，澳門政治活躍分子的政治次文化明顯遠離中國傳統文化規範。他們斷然拒絶中國傳統的忍讓美德，全盤接受西方公平和公開競爭的觀念。這對澳門未來政治發展，是有長遠意義的。
然而，同澳門的一般市民和大學生一樣，政治活躍分子對民主觀念有特殊的理解，大多認為一個民主政府最重要是“聽取民意和照顧市民利益”。而民主選舉，西方民主政制的主要支柱，卻被相對忽略了。不過，雖然對民主的理解缺乏深度，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澳門華人普遍都很珍惜民主。他們不願意以民主去換取物質報酬或一時的行政效率。在可能的政治環境下，他們會極力維護澳門的言論自由，促進澳門的民主發展。
注釋
①葡萄牙共和國的政黨一般在澳門駐有機構或代表，在葡國總統或國會大選期間相當活躍。但是，他們一般不直接參與澳門本地的選舉活動。
②我們祇訪問那些自願幫助競選宣傳的工作人員，而不包括那些被給與報酬，在街道上代派傳單的工作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