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對整個政治體系的政治取向
阿爾蒙德和弗巴在《公民文化》一書中，認為政治文化即一個政治系統內的個人對於該系統的態度取向，可用認知、情感和評價三個概念來説明。這三個取向的對象或目標有四個：1.整個政治體系；2.體系的輸入功能；3.體系的輸出功能；和4.自我的政治角色。這章主要分析澳門華人對整個政治體系的取向，下兩章則分别分析澳門華人對體系的輸入、輸出功能的取向和對自我的政治角色的認識及信仰。
2.1 澳門的政治發展簡史
葡萄牙人到達澳門之前，澳門不過是祇有數百居民的小漁村。在16世紀，葡萄牙人將澳門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海港，成為當時東西方貿易的主要中轉站和遠東最重要的商港。①不過，葡萄牙祇是歐洲一個小國，在遠東的影響有限。因為荷蘭和英國先後崛起，葡萄牙人在遠東的影響力亦日漸式微，澳門作為遠東重要商港的地位亦日漸衰落。由16世紀到19世紀期間，葡萄牙人祇有在中國政權同意底下，才可以在澳門居住和經商。鴉片戰爭之後，葡人倚仗英人和美人的勢力，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強迫中國接受葡人管治澳門的事實。1887年，葡國和當時的清政府簽署了《中葡友好通商條約》，中國政府同意將澳門管治權交給葡人。
葡人登陸澳門之初，葡國政府並没有直接派官員來澳管治澳門；當時澳門是由一班本地葡商管理。直至1623年，葡國才正式委任總督，管治澳門。好像其他的殖民地政府一樣，總督在澳門有絶對權力。他代表葡國殖民地政府統治澳門，不用向當地人民負責。不過，本地華人並不是完全没有影響力。遇有紛爭，他們可向當地中國官員投訴。事實上，自16世紀到19 世紀中葉的一段長時期內，澳門是由葡方官員和中方官員共同管治的。直到1846年，亞馬留莅澳任總督，將當時的中國官員趕出澳門，對澳門實行全面殖民統治。
但是，由於澳門地方狹小，缺乏自然資源，甚至最基本的食水、糧食都要倚靠中國內地供應，所以長期以來受制於中國政府。譬如，1922年的省、港、澳大罷工，當時廣東省的國民黨政權發表聲明，強烈指責澳葡當局對澳門罷工工人的壓迫。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就更加突出澳葡政府的脆弱性。當時的中共政權，正處於動盪、無法無天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政府嚴重警告、聲討澳葡當局對舉行游行示威的華人的“血腥”壓制。自“一·二三”事件後，澳葡政府在澳門的權威和形象大受破壞。1974年，葡國本土成功進行“四·二五”革命，推翻獨裁，成立民主政制。1975年，葡國政府承認澳門是中國的領土，開始非殖民地化的過程。
1976年，葡國國會通過《澳門組織章程》，由葡國總統直接委任澳門總督、負責澳門的外交和防務。澳門的司法制度是隸屬於葡國司法體系內。除此，澳門政府無論在行政、經濟和財政管理、立法方面，都享有高度的自治。立法會有23個議員：8個直選議員，8個由功能團體間接選出的議員，7個官委議員。澳門總督擁有全部的行政權，同時與立法會分享立法權。澳門實行雙軌立法，澳督同立法議員可提法案交立法會討論。事實上，在立法程序上，澳督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可以委任支持他的立法會議員。所有在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必須澳督簽署，才能夠在政府憲報上發表，正式成為法律。如果澳督不滿意立法會的表現，或與立法會有直接衝突，可以要求葡國總統解散澳門立法會。因此，可以説，澳門的政治體系是一個以澳督為主、行政主導、權威式的政治體系。
1987年4月，《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簽署生效，澳門將於1999年12月20日交還給中國。《中葡聯合聲明》保證澳門現時的政治、社會、經濟和金融制度於1999年後50年不變。全國人大於1993年3月底正式通過《澳門特别行政區基本法》，澳門進人後過渡期。過渡期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辦好“三化”：公務員本地化、中文官方化和法律本地化。1991年葡國國會通過，使中文成為澳門的其中一種官方語言。但是，因為長期以來習慣使用葡文，政府高官又不懂中文，加上翻譯員嚴重缺乏，所以中文官方化遲遲未能落實。中葡翻譯員和法律人材的缺乏又影響到法律本地化的進展。另方面，政府高層領導職位和中層主管職位分别被外聘葡人和土生葡人佔據着，華人很少有昇遷的機會。澳門的華人居民，一般對本地化的進程大表不滿，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他們對整個澳門政治體系的態度。
2.2 澳門華人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程度
我們設計了一系列的問題，去查探澳門大衆市民對澳門整個政治體系的態度取向。這些問題差不多涵蓋了整個政治體系的要素：總督、立法會、司法制度和社會制度；同時包括了政治文化的要素：澳門人對整個政治體系的認知、情感和評價取向。
當被問及政府事務對日常生活的影響，55.8%的被訪者認為政府所做的事對他們日常生活有“很大關係”或“有關係”；祇有24.3%的被訪者認為“關係不大”和11.8%認為“毫無關係”(見表2.1)。市民認為政府所做的事是否與他們的生活有關，可直接衡量公共事務在普羅大衆之中的重要性。②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華人相當關心政府事務。香港同類型的調查結果顯示相同的政治取向。在1991年的一次問卷調查中，29.9%香港人認為立法局的活動與通過的法律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有“很大關係”，50.2%則認為“有關係”。③相對來説，在同一個問題上，認為政府事務對他們日常生活有“很大關係”或“有關係”的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和墨西哥人分别為85%、73%、70%、54%和30%。④日本人，跟美國人和英國人一樣，十分關心政府事務。⑤
大衆市民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很大程度上受到傳播媒介的影響。與香港比較，澳門的傳播媒介就顯得大為遜色。香港有幾個互相競爭的電視台和電台，無數的日報、周刊和月刊；而澳門祇有一個電視台和一個電台，兩份主要日報(《澳門日報》和《華僑報》)及十多份小報與周刊。澳門報紙對世界新聞，甚至本地新聞的報導都不夠全面。不過，因為鄰近香港，澳門人可以收看或收聽到香港的電視台和電台節目。差不多所有香港的主要報刊當天就可以在澳門買到，事實上，有些澳門人對於發生在香港的事情，比發生在澳門的事情，更加清楚瞭解。如果説澳門是香港的文化“殖民地”亦不算太過份。
表2.2顯示出41.8%的被訪者“每天都有”和24.9%的被訪者“經常有”留心報紙、電台或電視台的新聞報導。這個比率比得上在香港、中國大陸、日本、美國和其他地區類似的調查。⑥但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53.6%被訪者不知道或答錯新上任澳督的名字。這個調查結果很令我們震驚，因為當這個問卷調查正在進行中的時候，新澳督韋奇立剛上任，澳門傳媒曾對此盛事作大篇幅的報道。可能的解釋是，很多澳門人平常祇收看或閲讀香港的傳媒。
同樣令我們覺到失望的是，澳門人一般很少有興趣或願意與别人討論政府事務，如表2.3所示，祇有5.4%的被訪者回答他們“經常有”同家人或朋友討論有關政府事務；22.8%的被訪者回答“間中有”；超過七成表示“很少”或“從不”同家人或朋友討論政府事務。同香港華人比較，澳門華人比較少與别人討論公共事務，根據一個調查研究，22.6%的香港華人經常同家人討論公共事務，41.2%則經常與朋友討論公共事務。⑦
我們同時想知道被訪者對當時發生的一些重大公共事務的認知和關心程度，我們問他們有没有聽過，如有，是否清楚和關心下列的事務：(1)《澳門基本法徵求意見稿》將快(1991)完成；(2)澳門政府計劃設立反貪污機構；(3)中文正式成為澳門法定語言；(4)澳門立法會通過新選舉法。我們所得到的答案比較參差。一方面，分别有71.4%和65.1%的被訪者曾經“聽過”澳門政府計劃設立反貪污專員公署及政府宣佈中文正式成為澳門法定語言；另方面，祇有37.2%的被訪者知悉《澳門基本法徵求意見稿》將於是年完成，及33%的被訪者知悉立法會已通過新選舉法(見表2.4)。縱然有“聽過”上述事件的被訪者，亦很少真正“清楚”該事件的內容；“不清楚”的比例三倍於“清楚”的比例。但是，無可置疑，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人是關心公共事務的：被訪者表示對事件“關心”的比例兩或三倍於“不關心”的比例。因此，我們不應遽下結論，認為澳門的大衆市民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或傾向於“地域型文化”。澳門華人可能對公共事務認識不深，但是並不表示他們完全不關心公共事務，相對來説，中國大陸公民對政治或公共事務比較關注。⑧這並不令我們感到驚訝，因為中國公民經歷過無數次動盪的政治動運，對政治或政府事務敏感或關注，是可以理解的。
2.3 對政治體系的情感取向
我們設計了幾條問題去調查澳門華人對整個政治體系的情感取向。調查結果顯示澳門人對他們的政府感情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説得清楚。對澳門的政治制度，祇有21.1%的被訪者感到自豪或驕傲(見表2.5)。這是頗為負面的答案。同樣，澳門人對澳門的司法制度評價不高；低有19.5%的被访者對澳門的司法制度感到自豪。另方面，我們的被訪者對澳門的言論和出版自由頗為滿意；62.9%的被訪者對澳門的言論和出版自由感到自豪。
當我們再深入調查訪問，我們發覺大多數對澳門政治體系不感自豪的對下列現象不滿：(1)有關社會福利、治安和垃圾處理的問題；(2)葡人官員的才能和效率；(3)公務員的士氣和服務態度；(4)澳門行政機關的貪污問題。他們一般將澳門的貪污現象歸咎於不完善的司法制度。
現在讓我們看看澳門人對澳門政治體系的正面評價，上面我們已經提到，接近三分之二的澳門人對澳門的言論和出版自由感到驕傲，與對政治制度的不信任形成強烈的對比。在澳門，人民基本上可以通過報紙、電台或電視台，自由發表不同的意見或思想。他們可以對政府表示不滿及向政府投訴。他們可以在街上遊行示威，好像六四學運時期上街遊行。雖然澳葡當局不大重視民意，而中方對澳門的影響又無所不在，但是大多數澳門人相信在澳門可以自由組織及參與政治活動。一位被訪者告訴我們：“我九年前來澳門，感覺到澳門的自由氣氛比中國的要強烈得多。”其他的被訪者亦有類似的感受。很多澳門人都是從大陸來的移民，他們不易忘記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政治運動的經歷，因此，他們對澳門的政治環境感到滿意是不難理解的。
相對來説，香港人對他們的政府表現較為滿意。在1986年的一次問卷調查，71.7%的被訪者同意和2.6%十分同意：“雖然香港的政治制度並非十全十美，在現時情況下已是我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政治制度。”⑨在1990年的一次問卷調查，78.2%的被訪者對香港現政權表示可以接受。⑩在中國大陸，則有一半的中國公民對生活在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制下感到驕傲。(11)不過，好像澳門人對他們自己的政治體制缺乏感情這一現象，在世界上並不是僅見。在阿爾蒙德和弗巴1959年的問卷調查中，他們發現祇有7%的德國人和3%的意大利人對他們的政府和政治機關感到驕傲。(12)
雖然香港和澳門同樣是殖民地，澳門華人對澳葡政府的反感，是明顯的強烈於香港華人對港英當局的不滿。澳門的親中報紙《澳門日報》，不時批評澳門政府的貪污、無能和缺乏效率。同時，澳門華人傾向於比較港澳兩地的政府，覺得無論在能力、廉政和效率各方面，澳門政府都遠遠不如香港。難怪澳門人不大滿意他們的政府表現。
2.4 被訪者的個人背景與他們對政治體系的取向
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被訪者的個人背景，如性别、年齡、教育程度、和在澳門居留的年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他們對整個政治體系的取向。
無知、被動和順從，在傳統中國文化中被認為是婦人的美德。婦女被認為應該留在家中，照顧孩子和做一些瑣碎的家務。政治活動被認為純綷是男人的工作。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出男女對政治的認知取向是有明顯分别的。譬如，61.9%的男性被訪者認為政府事務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但祇有49%的女性被訪者有這樣的想法；75.3%的男性“每天”或“經常”留意報紙、電視台或電台的新聞報導，但祇有58.3%的女性這樣做。同時，男性較女性傾向於與别人討論公共事務。因此，男性一般較女性對政治體系有較深的認識。不過，我們應該注意到，澳門女性對政府事務的認識，雖然及不上男性，她們絶對不是對政治完全無知。事實上，除了認知取向外，在對政治體系的情感和評價取向方面，男女是没有明顯分别的。澳門的婦女，與男性一樣，對現政治體系的表現持批判的態度。
我們的調查結果同時顯示，在對政治體系的情感取向方面，存在着“代溝”的問題。一般來説，年紀大的較年青人為保守和容易滿足現實，尤其是屬於40—49及50—59的年齡組别。譬如，28.8%的40—49年齡組别和35.3%的50—59年齡組别，對澳門的政治制度感覺到驕傲，而祇有10.7%的18—19年齡組别和20.6%的20—29年齡組别對現政制感到自豪。上述調查結果顯示，在40至60歲間的中老年人，大多傾向於維持現狀，因此對現政治體系較為滿意。而60歲以上的退休老人，大多並不執着於某種政體，因此大部份表示“無意見”。
教育程度對個人對政治體系的取向亦有一定的影響。教育程度較高的對政治體系有較多的認識和比較願意表達意見。從未受教育或祇有幼兒園程度的被訪者較其他教育程度的被訪者更傾向於選擇“無意見”。這是不難理解的，教育程度較高的自然比教育程度較低的瞭解多些有關澳門的政治體制。
至於不同教育程度對政治體系的情感取向，我們的調查結果則比較模稜兩可，有大學文化程度或大專學歷的與祇有幼兒園文化程度或未受過教育的，在情感取向上有明顯的分别。如，祇有30%未受過教育的人對澳門的言論出版自由感到驕傲；但卻有59.4%的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被訪者有同樣的感受。然而，有62.9%祇受過小學教育和66.4%有小學畢業程度的被訪者，對澳門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同樣感到驕傲。似乎，稍為有受過正規學校教育的澳門人都明白、珍惜澳門的言論與出版自由。另方面，教育程度高的被訪者對現政治體系有所保留。祇有22%的未有受過教育的和30.9%讀過小學的被訪者對現政治制度“不會”感到驕傲，但卻有46.9%有中學畢業程度的和59.4%有大專以上程度的對現政制不感到驕傲。
在澳門居留年期的長短，是另外一個影響當地居民對政治體系取向的因素。大部份的澳門居民都是由中國大陸來的移民，尤其是在七十年代末及八十年代遷來的新移民。究竟新移民對政治體系的取向是怎樣的呢？與原居民有没有明顯的分别呢？
因為他們在澳門居留的時間比較短，可以理解，新移民對澳門的政治和司法制度瞭解不深。所以，當我們發現超過半數的新移民(即在澳門居住少過十年的被訪者)對澳門的政治和司法制度表示“無意見”或“不知道”時，我們並不感到驚訝；祇有三分之一的在澳門居住超過二十年或在澳門土生土長的澳門人表示“無意見”。但是，雖然他們對澳門的政治或司法制度認識不深，新移民對澳門的政治體系，相對原居民來説，有較高的評價。這或者由於新移民對於在中國大陸經歷過的無數次政治運動記憶猶新、餘悸猶在，他們特别珍惜在澳門所能享受到的言論自由。事實上，無論新移民或原居民，對澳門相對自由的政治和社會環境都感到驕傲。
2.5 澳門華人的民主觀
在澳門華人的眼中，怎樣才算是一個民主政府呢？自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一直響往追求西方式的民主，經過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香港和澳門每一社會階層的人都要求和希望1997或1999後實行民主政制。不過，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華人的民主觀與西方的觀念並不一樣，當被問及怎樣才算是一個民主政府，最多人回答的是一個“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的政府(見表2.6)。第二個最多人選擇的答案是一個給予其人民言論自由的政府。最少人選擇的答案(663個被訪者中祇有19人或3%選擇此答案)是一個“按三權分立原則組成”的政府。而且，祇有65人或9.6%的被訪者認識到一個民主政府應是由人民選出來的。這個被普遍認為是西方民主政制不可或缺的要素——民選政府，似乎並未在澳門華人中獲得應有的重視。另方面，竟然有接近四成的被訪者不知民主為何物，回答不出一項民主政制的要素。
表2.6澳門人的民主觀
認為一個民主政府最重要的是“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的民主觀，對了解中國人的政治文化，很具啟發性。在香港類似的調查研究，在同一個問題上，最多香港人選擇的答案亦是一個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的政府。(13)香港和澳門華人對民主概念這種相同的特殊理解，絶對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們再比較港澳兩地同中國大陸公民對民主的認知，這種共通性就更突出了。在1987年舉行的一次全國性問卷調查中，被訪者被問：“關於民主，你更同意那種説法？”四分之一的被訪者選擇“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其次二成選擇“廣泛聽取、徵求人民意見”。祇有6.6%選擇“民選政府”，最少人(3.4%)選擇“三權分立”(見表2.7)。“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實踐的唯一的政治制度，在意識形態及教條主義的影響下，“民主集中制”的優點被長期肯定下來。所以最多中國公民選擇“民主集中制”並不令到我們感覺意外。而最令我們感覺興趣的是大陸中國人的第二個選擇。雖然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社會制度下，大陸、香港和澳門的華人同樣強調一個民主政府應該“廣泛聽取民意”。
表2.7 中國大陸公民的民主觀
傳統的中國政治文化認為一個好政府應該是一個“聽取民意、照顧人民利益”的政府。如果政府官員廉潔公正，處處為人民着想，就是一個好政府，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所以，從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的調查研究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現時的中國人政治文化是將“民主政府”等同於“好政府”。換言之，華人政治文化強調民主的最終目的——成為一個“好政府”——而忽略了產生民主的手段或過程。其實，嚴格來説，很多中國人根本認識不到民主過程的重要性。
在澳門的訪問調查中，當被問及是否同意“政府是不是民主不要緊，祇要能夠改善市民生活質素就是好政府”，有66.1%的被訪者同意或十分同意這種觀點(見表2.8)。當再被問及是否同意“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我們好，所以我們應該服從政府”，55.8%的被訪者表示同意或十分同意。上述調查結果一方面反映出澳門人重現實和傾向於用物質標準來衡量一個政府的表現；一方面反映出澳門華人雖經葡萄牙人長期管治，他們對政府的期望仍然深受傳統的中國文化價值觀影響，如，期望政府扮演“父母官”的角色，照顧老百姓的生活。這種普遍對民主過程的不重視，反映出澳門華人對民主概念的認識仍欠缺深度及不夠成熟。
表2.8 對政府角色的觀點(百分比)
誠然，這種以物質標準來衡量一個政府的表現的傾向，並不是澳門人獨有。在1987年一次全國性的問卷調查中，74.1%的國內被訪者同意“應當相信和服從政府，因為政府最終是為我們好”。(14)事實上，56%的被訪者相信：“對中國而言，重要的不在於堅持什麼原則，而在於盡快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什麼原則適用就用什麽”。(15)同樣，在類似的問卷調查中，71.2%的香港華人同意或十分同意“一個好政府應該盡力設法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不應該太過注重長遠的政治理想或主義”。(16)在日本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日本人對政府的期望，亦有類似的傾向。(17)這並不令我們感覺奇怪，因為衆所周知，日本文化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2.6 對澳門政府的態度
澳門華人所渴望的“好政府”有没有實現呢？我們設計了兩條問題去探討澳門人對其政府的信任程度。當被問及“你相信澳門政府有誠意搞好澳門嗎？”68.2%的被訪者表示相信或非常相信；祇有16.7%不相信政府的誠意及15.1%表示“無意見”。但是，另方面，當被問及是否同意“澳門政府官員都盡忠職守”，祇有28.2%的被訪者表示同意或十分同意，而48.9%表示不同意或十分不同意，22.9%則没有意見。
當我們同部份的被訪者進行比較深入的談話時，我們發覺他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主要是基於下列原因。首先，他們傾向於將澳門政府的表現等同於澳門的經濟表現。他們舉出各項大型建設、新建成的高層商住大廈、澳門經濟的高速發展等等，認為這都是澳門政府的功勞。很明顯，傳統中國文化中期望政府負責照顧人民生活的思想取向，仍然深深的影響着澳門華人的政治取向。其次，一些被訪者指出，近年來澳門政府的辦事作風已日趨民主化，並且開始願意聽取民意。譬如，澳門政府自1976年以來，在立法會設有民選議員，並於1991年順從民意，成立反貪污專員公署。再者，由於相當一部份的被訪者是從中國大陸遷來的新移民，他們習慣於將澳門政府同他們家鄉的地方政府比較。大陸新移民對文革等政治運動及地方政府的貪污、低效率等記憶猶新。很自然地，相比之下，新移民普遍對澳門政府的印象不錯。雖然有一部份新移民指出現時中國正在發生很大的變化，尤其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逐步走向政治開放、經濟改革的政策，但是，他們没有忘記在中國大陸的難辛生活。
在其他華人社會中有類似的問卷調查結果：大部份(68.9%)的中國公民表示信任中國政府，同樣比例(72.1%)的香港華人對香港政府投以信任的一票。(18)日本人同樣傾向於信任他們的政府，他們相信無論中央或地方官員一般是關心他們，尤其關心他們日常生活所需。(19)相對來説，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普遍對他們的政府的誠意抱懷疑態度。在1974年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中，大約一半的美國人、英國人和德國人祇“有些時候”相信他們的政府。(20)事實上，65%的美國被訪者相信他們的政府是由大企業和大財團控制。(21)
2.7 對澳門和中國的歸屬感
公民對政治體系取向其中一個重要的取向，是對其政治體系的認同。表2.9顯示出祇有53.6%的被訪者對身為澳門人感到自豪；相當一部份的澳門華人不以身為澳門人為傲。相對來説，超過五分之三的香港華人對香港有強烈的認同感。(22)那些以身為澳門人為榮的被訪者，指出澳門近年先後開工的大型建設和明顯的生活改善；他們對身為澳門市民的滿足感主要是基於澳門的經濟成就。另方面，那些不以身為澳門人為傲的被訪者，普遍在香港人面前存有自卑感。他們覺得澳門無論在面積、人口、經濟規模、生活水平、國際地位、政府效率等等，無一處比得上香港。總之，他們覺得澳門没有什麽值得驕傲的地方。
經過葡萄牙人的長期管治，澳門華人是否仍然認同於中國呢？當我們的被訪者被問及是否對身為中國人感到自豪，66.9%給予正面、肯定的答覆。這個調查結果反映出大部份的澳門人仍然認同中國、以身為中國人為榮；甚至大部份土生土長的澳門華人亦以身為中國人為榮。一些本地出生的華人指出，中國現時雖然仍然相當貧窮和落後，但是，中國近十多年來已經有了驕人的發展，足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不過，大部份的澳門人主要是對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感到驕傲。
令我們感覺興趣的是，新移民與本地出生或在澳門長時期居留的居民，在對中國的認同上没有明顯的分别。這個調查結果反映出，對中國的認同主要是建基在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而不是對中國現政權的認同。雖然經過在中國大陸的艱苦經歷，大部份的新移民對中國的悠久文化有強烈的認同感；同樣，没有經歷過在大陸生活的土生土長澳門居民，亦認同於中國文化。很明顯，對中國的認同很少受到在大陸經歷過的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1IZATION)的影響。劉兆佳和關信基在他們對香港華人進行的問卷調查中，發覺超過四分之三的香港華人以身為中國人為榮。(23)大部份(60.5%)的香港人相信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優良的文化；相對來説，祇有42.5%的香港人對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成就感到驕傲。(24)
2.8 結語
我們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澳門華人對整個政治體系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當地政治文化的特徵。第一，澳門不是“地域型”的政治文化，澳門華人並不是對政府事務毫不關心。大部份的澳門人認識到政府事務對他們日常生活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而且，接近三分之二的澳門華人每天或經常留意報紙、電台或電視台上的新聞報導。不過，第二，澳門華人亦不屬於“參與型”的政治文化。很少澳門人“經常”，少過四分之一的澳門人祇是“間中”同家人或朋友討論公共事務。事實上，相對香港和中國大陸的華人，澳門華人最少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
第三，澳門華人傾向於以政治作為一種實用的手段。大部份的澳門人祇對與他們日常生活有關係的政府事務關心，如成立反貪污專員公署和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等等。很少人會留意新選舉法或《澳門特别行政區基本法》的制訂，雖然選舉法或基本法對澳門的政治前途都有很深遠的影響。這種對公共事務的現實傾向，同時普遍存在於香港和中國大陸華人社會中。
第四，澳門人對香港人普遍存有一種自卑感。在澳門人眼中，香港在各方面都比澳門優勝，如人口、經濟規模、生活水平、政府效率和文化等。祇有五分之一的澳門華人對澳門的政治和司法制度感到滿意；相對，超過三分之二的香港華人對香港政府滿意。而且，祇有大約一半的澳門人以身為澳門居民為榮，但卻有五分之三的香港人以身為香港人為傲。這一種自卑感在澳門年青人中更加嚴重。
第五，澳門華人中存在着一種“移民文化”的心態，澳門華人，尤其是新移民，傾向於以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情況來比較澳門。所以澳門華人雖然一般不大滿意現政權，覺得葡人政權處處不如香港的英人政權，但又同時覺得相比大陸政權，葡人政權亦不算太差。最少，在現政權下，澳門人享有政治安定、經濟繁榮及言論與出版自由。一般澳門人對中國大陸公民有一種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剛好填補了澳人對香港人的自卑感，增強澳人的自信心。澳門人對香港政府與中國政府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態，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澳人對葡政權的複雜感情與評價取向。另方面，同其他的“移民文化”一樣，澳門華人没有忘記他們祖家的文化。他們認同中國文化，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其實，這種“移民文化”亦普遍存在於香港的華人社會中。
第六，澳門華人對民主政府有一個很特殊的理解。很多人認為一個民主政府應是一個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的政府；少過一成的澳門人認織到一個民主政府是必需由人民自己選出來的。事實上，三分之二的澳門華人認為政府是否民主不要緊，祇要能夠改善市民生活質素就是好政府。對民主政府類似的理解同時存在於香港和中國大陸華人社會中。事實上，在中國人的政治文化，“民主政府”是等同於“好政府”。這是中國文化傳統中根深蒂固的深層組織，並且反映在中國人普遍對政治的實際效能的重視。
最後，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中對政治權威的從屬關係，仍然深植於澳門華人心中。大部份的被訪者對政府抱有良好的期望，並相信澳門政府經常關心澳門市民，所以澳門市民應該服從政府的決策。
註釋
①見元邦建、袁桂秀《澳門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
②BRADLEY M. RICHARDS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 31.
③見JERMAIN T.M. LAM AND JANE C.Y. LEE, RESEARCH REPORT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VOTERS IN HONG KONG PART II: A STUDY OF TH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APRIL 1992, P.21.
④ALMOND AND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80.
⑤B.M. RICHARDSON, PP.32—33.
⑥在1990年在香港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33.3%的被訪者“每天都有”和40.1%的被訪者“經常有”留意公共事務的發展，見JERMAIN T.M.LAM AND JANE C.Y.LEE，RESEARCH REPORT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VOTERSIN HONG KONG：PART I—A STUDY OF THE POFESSIONAL CONSTITUENCIES OF THE LEGLATIV COUN-CIL，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CITY POSYTECHNIC OF HONG KONG，NOVEMBER 1991，P.27又在1987年一次全中國的問卷調查中之三的被訪者“經常”或“間中”閲讀報紙新聞；同樣的比例“經常”收聽電台或視台的新聞報導。見閔琦《中國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難產的社會心理因素》，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226。在日本，60年代的一次地方問卷調查顯示，八成的被者經常或間中閲讀報章的政治性報導。見B.M.RICHARDSON，註二，頁142。根據阿德和弗巴的《公民文化》一書，80%的美國人，68%的英國人，72%的德%的意大利人，和55%的墨西哥人“經常”留意政治及政府事務的發展，見。
⑦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8，P.94
⑧見閔琦，註六，頁132—135。
⑨見LAU AND KUAN，註七，頁74。
⑩LAM AND LEE, PART Ⅱ，註三，頁71。
(11)見閔琦，頁33。
(12)見阿爾蒙德和弗巴《公民文化》，頁102，不過，根據一項於1978年間在西德進行的卷調查，31%的被訪者對他們的政府和政治體制感到驕傲，比1959年阿爾蒙德弗巴的調查高出24%。見DAVID P.CONRADT，“CHANGING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IN GABRIEL A.ALMOND AND SIDNEY VERBA(EDS.)，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NEWBURY PARK：SAGE PUBLICATIONS，1989，P.230.
(13)LAU AND KUAN，P.75.
(14)見閔琦，頁194。
(15)同上，頁35。
(16)LAU AND KUAN, P.83.
(17)BRADLEY M. RICHARDS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JAPAN, PP. 59—60. (18)見閔琦，頁68及LAU AND KUAN, P.84.
(19)見BRADLEY M. RICHARDSON, P.72.
(20)見ALAN I. ABRAMOWITZ,“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CULTURE UNDER STRESS,” IN ALMOND AND VERBA (EDS.),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P.189; DA-VID P. CONRADT，“CHANGING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 IN ALMOND AND VERBA (EDS), THE CIVIC GULFURE REVISIFED, P.235.
(21)見ALAN I. ABRAMOWITZ,註20，頁189。
(22)見LAU AND KUAN, P.2及LAIN AND LEE, RESEARCH REPORT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VOTERS IN HONG KONG PART Ⅱ, P.45.
(23)LAU AND KUAN, P.180.
(24)同年一次全國性的問卷調查中，没有相同的問題。不過，有過半數(54.2%)的中國公民对生活在社会中國话义國家感到骄傲。見閔琦，見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