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1.1 導言
衆所周知，澳門政府並不是一個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它的正式和法定權力源自里斯本：澳門總督是由里斯本委任的。不過，跟鄰埠香港不同的是，澳門的主權從來没有割讓給葡萄牙。1887年的中葡條約祇將澳門的管治權移交葡國；澳門的邊界從來没有正式由中、葡兩國界定。澳門這個幾乎完全没有自然資源的小港，日常所需包括最基本的食水及糧食都是倚靠中國大陸的供應。因此，雖然由葡國管治，澳門的自主權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於中國政府的。事實上，澳門政府一向没有能力控制由大陸遷入澳門的人口。直至1991年，在中國政府的同意下，澳葡政府才在珠海——澳門邊界設立海關檢查站。
根據1991年的人口普查，澳門大約有固定居民354，000人①。其中大約97%是華裔居民，2%土生葡人，②1%由里斯本或葡國前非洲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及葡屬果亞來澳工作的葡籍人士。土生葡人一般在政府機關工作，是中層領導和主管人員的骨幹；外來的葡萄牙人則多担任上層領導與主管的職位。可以説，他們都是澳門的政治精英。可是，土生葡人跟外來葡人並不是水乳交融，毫無芥蒂的。很多土生葡人能説流利的廣東話(雖然很少能讀或寫中文)，對澳門有強烈的歸屬感，視澳門為家。他們不容易亦不大願意融入外來葡人的圈子中。事實上，澳門存在着兩個截然不同的葡人社交圈子——土生葡人和外來葡人。不過，他們亦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無論土生葡人或是外來葡人都很少與本地華人的社交圈子來往。因此，澳門的大衆政治文化很少受到土生葡人或外來葡人文化的影響。
澳門的華裔居民大多數由毗鄰的廣東省，尤其是中山縣遷徙來的。其中亦有相當一部份，估計大約5萬人，是從福建省遷來的。事實上，現居民中很少是原澳門居民的後代。當葡萄牙人於1553年首次踏足澳門，他們祇發現幾百個當地居民。③由於大量的華人從鄰近的縣鎮遷人澳門，於本世紀初澳門的人口超過5萬。最大的一次移民潮發生於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時期。因為某種原因，澳門没有被日本人佔領。大量的大陸及香港人湧人澳門，澳門成為他們的避難所。根據一個估計，戰時的澳門人口高峰期超過30萬。④和平後，澳門人口急速下降，很多人遷回大陸或香港。據估計，1950年澳門的人口大約為18萬。⑤
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澳門的人口幾乎停滯不前。自然人口的增長，被相繼離開澳門到香港或國外謀生的年青人所抵消。不過，到七十年代末期，由於中國大陸放鬆移民政策，澳門的人口再次急劇標昇。據估計，祇1979年就有大約4萬合法移民由大陸遷人澳門。整個八十年代，合法和非法遷人澳門的大陸移民總數超過10萬人。⑥不過，大約四分之一的新移民最後遷移去香港或海外。因此，如上述，澳門的人口在過去幾十年來上落很大，極富流動性。事實上，不足四分之一的澳門成年人是本地出生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澳門的政治文化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縮影，尤其是廣東和福建兩省的文化。
1.2 阿爾蒙德(A1MOND)和弗巴(VERBA)的模式
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GABRIEL A.ALMOND)於1956年首先採用“政治文化”一詞，並將“政治文化”界定為“一個政治系統(國家或民族)的基本政治傾向”。接照阿爾蒙德的理解，政治文化作為長期形成的心理積澱，深藏在我們心中並潛移默化地支配着我們的政治行為。阿爾蒙德和弗巴(VERBA)在《公民文化》一書中，認為政治文化即一個政治系統內的個人對於該系統的態度取向，可用認知、情感和評價三個概念來説明。⑦這三個取向的對象或目標有四個：1.整個政治體系；2.體系的輸入功能(在政策流程中，所有個人、團體和程序對政府的需求和支持)；3.體系的輸出功能(所有政策執行的內容)；4.自我的政治角色(指個人作為政治系統成員的權利和義務的知識及信仰)。⑧
阿爾蒙德和弗巴根據公民對政治體系、體系的輸入和輸出功能以及個人担任的政治角色的認知、情感和評價的狀況將政治文化分為三種類型：1.“地域型文化”：即是指民衆對於政治制度、政策和其他政治目標的認知極為薄弱，甚至認為完全無法加以影響。具有這種政治文化特徵的社會大多仍處於部落、地方或村落文化狀態。2.“臣屬型文化”：是指民衆對於政治系統及其輸出有強烈的認知，但是僅微弱地感到此系統的重要性，而且個人的政治效能感很低。在這種政治文化氣氛下，民衆的政治角色尚祇是臣屬地位，或“順從者”，而不是自主地位。3.“參與型文化”：是指社會的成員對整個系統、政治和行政結構及運作過程有強烈的認知和態度取向；他們相信自己祇要努力參與就能夠影響國家事務。但是，阿爾蒙德和弗巴強調，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祇是某一種純粹形態的政治文化，而必然是兩類或三類文化的綜合體。當然，必有一類居主導地位，構成該政治系統的主流政治文化。⑨
據阿爾蒙德和弗巴從英、美、德、意、墨(墨西哥)五國的調查研究中得出的結論，真正能構成“安定的民主”(STABLE DEMOCRACY)的政治文化必然是將傳統與現代兩類文化加以混合的文化。任何徹底摒棄傳統政治文化而重建現代政治文化的念頭都是不切實際的。優良傳統與現代混合的文化被稱為“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一組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説，有政治活動，但不致於去摧毁政府的權威；有政治的參與和輸入，但卻是温和的；有政治紛爭，但卻是有節制的。總之，公民文化的內涵是守法、寬容、恕道和理性論事的多元文化。⑩
這本書採用阿爾蒙德和弗巴對政治文化的定義及其理論模式。我們很想知道，通過實際調查研究，澳門是否具有“公民文化”。換言之，澳門有没有適當的文化土壤實行一個“安定的民主”政制呢？
1.3 西方學者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
西方的杜會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向來有濃厚的興趣。美國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對這方面的研究，更是其中的表表者。白魯恂的研究興趣主要是1949年後的中國政治。白氏認為政治文化是解釋中國政治現象不可或缺的要素，因為意識形態，尤其是帶有濃厚道德觀念的意識形態，在中國政治上一向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帝皇時代，儒家思想之所以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是因為“它符合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和一般老百姓的家庭及家族倫理規範”。(11)因此，在傳統中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主要是受儒家的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思想影響。同樣地，在當代中國，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被領導和中國人民所接受並被視為最高的道德標準。白氏認為，中國統治者自古以來就懂得利用某種含有強烈道德意味的意識形態來鞏固他們的統治，使其政權合法化。(12)
漢學家墨士格(THOMAS METZGER)則認為在中國政治文化中，道德標準與實際政治權威架構之間存在着緊張的關係。下屬對上級、擁有政治地位者的服從不是絶對的，而是根據在位者有否依據道德標準辦事而定。(13)不過，白魯恂不是不知道潛伏在傳統中國文化中的緊張關係。白氏認為中國有兩種不同的文化。在傳統中國，中國社會有着兩極的社會形態：一端是主流正統的儒家倫理，另一端是反主流的道、佛和民間通俗的信仰。根據白氏，毛澤東繼承了傳統的反主流或反叛文化，而鄧小平則較為温和和低調，承繼了主流的儒家或士人文化。(14)白氏企圖用兩種文化論去解釋動盪的毛澤東時代(含文化大革命)和強調實事求是的鄧小平時代。白氏認為毛、鄧兩個時期都同樣具有“中國特色”。(15)很多人未必同意白氏對中國政治現狀的分析，但是他對中國傳統潛伏着的矛盾的精闢觀察，卻獲得很多漢學家的同意。
白魯恂進一步指出，在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中，潛在着權威危機。根據白氏，當一個合法政權的文化和心理基礎受到現代化過程的衝擊，權威危機就會出現。(16)白氏提出警告，如果現政權的中國領導人，不吸取傳統中國統治者的教訓，繼續漠視人民的困境和要求，某種權威危機就會爆發。中國人民最終會唾棄一個顢頇無能的政權，雖然傳統上他們對權威依賴和崇拜。其他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亦指出在中國文化中存在着傳統與現代的不協調現象。(17)
白氏認為，中國的政治文化，有下列主要特徵：(18)
1.一個由政治精英控制的、自足自給的政治體系；一般公民或非官方人士對政府的影響力很少。
2.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是主從關係，類似父母和子女之關係。
3.強調道德説服力的功效和修身克己的重要性。
4.強調融洽相處，缺少官方認可的“反對黨”。
5.缺少政治上“平等”的觀念；以“萬能政府”為理想型的政府。
6.“朋友”和“敵人”之間界限分明。
7.傾向附和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
8.特别注重人際關係。
9.強調團結和安定。
10.意識形態在政權的認可性上扮演重要角色。
11.政治上通權達變、因時制宜。
12.“兩種文化”的特徵。
13.對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文化感到自豪。
14.相信歷史循環論，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概念。
很明顯，在白魯恂眼中的中國政治文化，十分酷似阿爾蒙德和弗巴所説的“地域型文化”和“臣屬型文化”的混合。在中國政治文化中，缺乏現代政治“參與者”的觀念和傳統。換言之，根據白氏，中國政治文化並不適宜民主政治的發展。白氏並認為中國政治文化根深蒂固，有其永久性及不可改變性。當然，白氏並不是唯一強調中國文化的連續性的學者。事實上，大多數漢學家或中國問題專家都同意中國文化的要素在過去幾千年來都一脈相承，很少改變。
很少人會懷疑白魯恂對研究中國政治文化的成就和貢獻。不過，白氏自己亦承認，他的研究成果並不是建基於實證調查的工作上，而是根據他個人的觀察和推測。(19)白氏並没有在中國大陸進行過任何有系統的實地調查工作。他主要依靠他於五、六十年代在香港對大陸難民的零星、没有系統性的訪問，和同期在馬來西亞對在馬華人的訪問資料。他的訪問對象因此不夠代表性，未能真正反映出中國大陸的政治文化。白氏過份強調政治社會化對青少年的影響和傳統中國家庭的角色，忽略了近十多年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家庭所發生的巨大改變。同時，白氏並没有從中國政治思想和政治、經濟制度的視角來解釋中國政治文化。所以，白氏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欠缺全面的了解。他用政治文化來解釋中國大陸的政治現象，使人覺得事後諸葛，欠缺説服力。
1.4 大陸學者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
1949年至八十年代初，大陸學者很少從事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根據一個統計，在1919—1949的30年間，在中國大陸出版有關中國文化包括中國文化史的專著一共有170種；而在1949—1979的30年間，祇有一本有關中國文化的專著在大陸出版。(20)自從1949年來，“文化史觀”被排斥而代之以“唯物史觀”。任何有關“文化”的研究課題都被視為政治敏感，這種情況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當中國政府採取對外開放政策和較為寬容的學術政策才有所改變。
對於1919—1949期間有百多種有關文化的專著面世，我們並不感覺到驚訝。根據周策縱教授，1919年的五四運動主要是現代中國的一次知識分子革命。(21)當時的知識分子充滿愛國的熱情，對西方的“科學”和“民主”有無限的憧憬，希望通過向西方的學習而改變中國。有些五四運動的健將，如胡適、蔡元培等，鼓吹全盤西化；較為保守的如辜鴻銘、章士釗等則強調尊重傳統，認為一個新的中國祇能建基在過去的文化傳統上。另外一些較為激進的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則認為祇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雖然他們的思想、文化取向大不一樣，他們卻有一共通點：在努力尋找一個正確的政治和文化方案去救中國。這種五四精神繼續影響了以後好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
被認為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魯迅先生，曾經毫不保留地批評和揭露中國國民的劣根性。在他的不朽名著《阿Q正傳》中，魯迅形象地將中國國民性格弱點裸露無遺：精神勝利法、面子、看客心理、自尊自大與自卑自賤的奇特混雜、羊面前表現為獸性、獸面前表現為羊性的奴才習慣以及愚昧麻木等。(22)林語堂的經典名著《吾國與吾民》，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有很大的影響力。與魯迅不一樣，林氏對中國國民性持比較温和和肯定的看法，他認為國民性格的特徵有：(1)穩健，(2)淳樸，(3)愛好自然，(4)忍耐，(5)無可無不可，(6)老猾俏皮，(7)勤勉，(8)儉約，(9)愛好家庭生活，(10)和平，(11)知足，(12)幽默，(13)保守。林氏認為上述一切性質都可以統括包容於“圓熟”這個名詞裏頭；並認為此等品性是消極的品性，顯露出一種靜止而消極的力量，不是年輕的活躍的力量。(23)
這種對傳統文化採取批判態度的五四精神，觸發了自1982年開始，席捲神州大陸的“文化熱”。自七十年代末中國對外開放後，數以千計的中國學生到外國留學。無數的知識分子，好像他們的五四運動前輩一樣，接觸到西方的觀念和思想。面對貪污的官僚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經濟，一股強烈的救亡意識和歷史使命感又重新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燃燒起來。無數的學術研討會，尤其是比較中西文化優劣或有關的會議，於1982—1986年間，先後在北京、上海、鄭州及其他城市的大學校園舉行。好像五四運動初期的集會一樣，大學講師、教授和學生一起熱烈參與討論中國的文化傳統。在短短的數年內，無數的有關文化的專著和論文先後出版面世。好像五四運動一樣，文化辯論主要分為兩大陣營：一方強調一個新的、現代化的中國祇能建立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另一方則鼓吹揚棄舊有的傳統文化。我們可以理解，中老年的一代採取比較保守温和的取向，而年青的一代知識分子，尤其是所謂“第四代”的年青人，則採取較為偏激的觀點。(24)
老一輩的學者傾向於從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角度來評價中國傳統文化。他們同意在中國政治文化中，明顯的缺乏現代的自由和民主的觀念，同時亦同意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本質上是專制的。但是如何向西方學習，他們則没有達到共識。中國著名哲學家李澤厚對爭論了一百多年的“中體西用”觀念提出了新的見解。“中體西用”強調，在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技時，要注意保存中國的傳統典章制度和文化。李澤厚則提出“西體中用”的觀念，認為中國人應該學習西方的哲學和西方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然而，當引進西方的觀念和知識的時候，應該因中國的實際情況作出相應的調整。(25)李教授認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制就是“西體中用”觀念實際應用的最好例子。
年青一輩的知識分子，則毫無保留的、猛烈的抨擊中國傳統文化。在1988年爆發，轟動一時的“河殤現象”，震動了整個中國學術界和中南海的領導人。《河殤》是一套一共有六集的電視系列片，是由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撰稿和導演。《河殤》用黄河為比喻，討論中國文化的困境與展望。好像暴虐的黄河，由於幾千年來的周期性泛濫，使生靈塗炭，中國近百年來的現代化停滯不前，也是被封建、腐化、以農民為基礎的傳統文化拖着腿子。(26)根據《河殤》的作者，中國唯一的出路是將中國文化大翻新，使之與西方文明合併。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指出，《河殤》生動突出“一個國家被困在歷史的陷阱中而無法自拔”的緊迫感。(27)當《河殤》於1988年春在中央電視臺首次播映後，觀衆紛紛要求重播，各大小報刊收到的讀者意見多得不可勝數。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的報紙連載或選載該電視劇旁白；該電視片集的錄映帶則在學術文化界的圈子中廣為流傳。《河殤》提出來的課題被學者和廣大群衆熱烈的討論著。不過，這個“河殤現象”很快就被政府當局禁止。中國的領導人恐怕這種過熱的現象可能失控，演變成不利於現政權的政治運動。但是，“河殤現象”雖然在中國大陸因被禁止而沉寂下來，其在海外華人社會包括香港、澳門的影響則持續了一段日子。“河瘍現象”顯示出中國人民並不是如一般人所推想，完全不關心社會或文化問題。事實證明，中國人民在某種情況下，特别在寬鬆的政治氣氛下，會積極、主動的參與社會或文化問題的討論或辯論。
《河殤》揭起的熱潮，基本上是一種文化現象，對於中國政治文化的內涵，該電視片集則很少觸及到。事實上，主要因為政治上的考慮，國內學者很少研究政治文化這個課題。直到1987年7月這個問題才被一班年青學者給予嚴肅的對待。他們在1987年夏天舉行一次全國性的問卷調查訪問，兩年後出版了題為《中國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難產的社會心理因素》的專著。(28)這本書的出版，不特是當代中國對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突破。
上述的研究抽取全國性的樣本2，500人為調查對象，成功地訪問了1，763人。問卷的設計主要參考阿爾蒙德和弗巴的理論模式。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大陸人民普遍存在着“信心危機”(或白魯恂所説的“政權危機”)。例如，69.8%的被訪者不滿意政府工作人員的作風；(29)61.9%對中國共產黨的形象表示不滿；(30)56.8%的被訪者包括58.8%的工人和58.4%的農民不想加入中國共產黨。(31)這種廣泛存在的對中國共產黨不信任的情緒，無疑對北京現政權的認可性(LEGITIMACY)產生威脅。
調查結果同時顯示出中國廣大人民對西方民主觀念瞭解不深，並且誤解民主的內涵。例如，大多數(63.2%)的被訪者對中國的“言論自由”表示滿意；接近一半(47%)的被訪者認為中國大陸有“新聞出版自由”。(32)對中國政情稍為瞭解的人，對這個調查結果一定感覺到很驚訝。但是，當我們考慮到絶大部份的中國人民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接觸過西方的民主觀念，上述的調查結果亦不算什麼意外的了。這個調查結果提醒我們要小心處理套用西方觀念的問卷設計，因為不同的文化對同一觀念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調查結果並支持白魯恂和其他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的一貫看法：大多數中國人對政治參與普遍抱着謹慎和冷漠的態度。例如，大多數(60.9%)的被訪者表示“無論如何不會參加學生遊行那樣的活動”；(33)63.7%會避免介入任何與政治有關的事；(34)一半(50.7%)的被訪者拒絶隨便議論政治問題。(35)事實上，很多人(55.8%)會樂意讓“黨和政府管好這個國家”，而不願意參與政治。(36)很明顯，阿爾蒙德和弗巴所説的“參與型”政治文化，在現時中國大陸還未有落地生根。
不過，我們對《中國政治文化》的調查結果要採取審慎的態度。首先，被訪者的真正代表性有疑問。在全國的問卷樣本中，東北和華北地區的比例偏高，華南和西南地區的比例則偏低；另方面，知識分子和幹部的比例偏高，工人和農民的比例則偏低。(37)其次，研究人員恐怕政治氣候改變，不利於調查訪問的進行，所以當時的調查訪問都是在很倉猝、準備不足的情況下進行。當訪問員深入到各省區進行訪談時，在兩個省遭到困擾，問卷被没收，罪名是“擾亂思想”。(38)研究員本身亦欠缺經驗，比如，該書作者就没有清楚解釋抽取樣本的方法和過程，使人懷疑問卷樣本是否真具代表性。
1.5 台灣和香港地區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
台灣作家柏楊所著的《醜陋的中國人》自八十年代出版後，洛陽紙貴，在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一版再版，單香港藝文圖書出版社1990年就出第20版，成為八十年代最受爭議的書。但是，柏楊除了強調中國國民性格的黑暗面，如“窩裏鬥”、死不認錯、浮誇和不容於異己，就没有什麼獨特的見解。柏楊對國民性格的刻意抹黑，備受新儒家的批評。新儒家認為，柏楊所謂“醜陋”的國民性格，並不是中國的主流文化，而是近百年來被扭曲、破壞了的文化產品。(39)相對來説，前台大教授殷海光對中國文化的研究要深入、嚴謹得多。殷海光指出潛伏在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權威人格和保守的傾向，認為祇有引進西方的自由和民主觀念，才可以阻止中國墜入專制統治的深淵。(40)
在台灣出生，擁有美國大學博士學位的政治學家邱垂亮，在他的專著《亞洲的政治文化》中比較戰後日本、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41)但是，該書的書名其實有誤導成份，因為該書主要是探討民主政治在台灣和中國大陸發展的現狀和前景，很少提及海峽兩岸的政治文化。值得注意的是，邱氏同意白魯恂的見解，認為中國大陸的政治文化，雖然經過無數次的政治運動包括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維持不變。另一位台灣學者，政治大學教授江炳倫，亦指出台灣人民有權威人格的傾向。(42)老一輩的台灣學者多從中國政治思想的視角去解釋中國政治文化。蕭公權在他的經典名著《中國政治思想史》，明確指出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缺乏民主的傳絞，尤其是“主權在民”和政府是應該由人民選出來的基本民主觀念。(43)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一班美國和台灣學者，對台灣的中、小學生和大學生的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OLIZATION)行為進行一連串的調查研究。(44)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台灣地區的兒童是在一個傳統和權威的家庭和社會環境下長大的，他們因此具有明顯的權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傾向。到了八十年代，在蔣經國政權相對開放和民主的氛圍下，台灣學者對台灣政治文化的研究焦點轉移到文化的轉型這個問題上。(45)有些學者認為，台灣人的政治文化實際上已經從傳統的權威文化轉型為現代的權威文化——即一種比較消極、不成熟的參與型政治文化。他們指出，很多台灣人在選舉日參與投票，但事實上，他們之中很少有人真正明白瞭解民主的觀念和意義。(46)
或者，台灣對我們瞭解中國政治文化最大的貢獻，在於台灣近年來本身的政治變化：由一個本來是威權(AUTHORITARIAN)政府轉變為相對民主的政權。台灣一向被認為是由經濟發展導致民主政治發展的典型例子。白魯恂則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台灣經驗。白氏認為，自1949年國民黨“失去”大陸，並於七十年代外交上節節敗退，大小國家紛紛與台灣解除外交關係轉而承認中共，對於國民黨的衝擊，可以説是“人類政治文化史上鮮有的心理震撼”。(47)經過這樣徹底的失敗經歷，白氏認為，國民黨高層已經完全失去自信心和與傳統政權具有的高高在上的氣焰。自此以後，國民黨逐漸放棄對台灣人民施以高壓政策，而刻意爭取民心。這個轉變為日後台灣的民主發展播下了種籽。
其實，所謂台灣經驗，比白魯恂所想像的要複雜得多。受七、八十年代發展迅速的工業化所衝擊，台灣社會被分化為兩極：一端為傳統的中國道德文化，另一端為西方的自由和個人主義。現代化的過程已經成功地逐漸將台灣中國人的文化心理改變，由一個本來傾向倚賴、過去取向和權威的人格轉變為一個比較獨立、未來取向和平等的人格。(48)平等政治權利的觀念已經開始在台灣生根。雖然很多台灣人對政治仍然抱着冷漠的態度，並且對國民黨實行民主政治的誠意有所懷疑；但是，大部份的台灣人對政治已逐漸採取積極參與的態度，支持深得民心的政治家參選。誠然，這個向民主過渡的過程並不是風平浪靜。譬如，對民主過程缺乏應有的瞭解和尊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民進黨和國民黨議員在國會上的互相扭打的醜聞上。不過，最重要的是，台灣經驗很清楚的告訴我們：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不排斥民主政治的發展。
在香港學者中，香港中文大學的劉兆佳和關信基兩位教授的研究成果與本書的研究課題直接有關。劉兆佳認為香港是一個“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體系”(MINIMALLY－INTEGRATED SOCIAL－POLITICAL SYSTEM)。(49)這個社會政體系的主要特徵是：(1)同時存在着一個官僚體制政體和一個華人社會，兩者之間很少直接連繫和溝通；(2)一個不大受社會和經濟環境影響的官僚體制政體；(3)華人社會基本上是由無數的、與政治互不干涉的家庭群體組成；(4)官僚政體和華人社會雙方都意識到彼此之間的界限(BOUNDARY)，並刻意維持彼此之間的距離。(50)香港戰後的政治穩定就是靠官僚政體和華人社會彼此之間的相互適應。劉兆佳並且認為香港的華人並不一定對政治冷漠，當政治環境或氣候改變，適合或不妨礙政治活動，香港人是會積極參與的。劉氏列出1956，1966和1967年香港的社會行動事件來支持他的論點。(51)劉兆佳所描繪的香港社會政治體系與澳門很相似。好像香港一樣，雖然没有民選的政府，澳門長期以來政局穩定。澳門華人社會，好像香港一樣，並不一定對政治冷感。在特定的政治氛圍下，澳門華人同樣會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如1966年的“一·二三”反抗澳葡政府的高壓政策事件，和1989年對北京政府壓制學運的遊行抗議。
根據他們於1985年和1986年的調查訪問結果，劉兆佳和關信基認為香港的政治文化揉合了傳統的中國政治文化和從西方輸入的文化。(52)另方面，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香港華人的政治文化含“參與型”文化的要素。接近一半的被訪者同意或十分同意人民的選舉權不應隨意被剥奪，相信政治家大多是可靠和可以信任的，並同意“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領導人會比現殖民地政府的官員有較好的表現”。(53)但是，香港華人政治文化中的“地域型”文化傾向同樣突出。接近一半的被訪者同意“搞政治有風險”和“讓一班有才幹的人士管治香港比進行政治改革更為實際”。(54)事實上，很多香港人會選擇與政治保持一段距離。不足三分之一的被訪者經常與他們家人、親戚、或朋友討論公共事務。(55)香港華人的政治文化亦含有“臣屬型”文化的特徵：73%的被訪者同意和8.2%十分同意“政府對待人民應該好像父親照顧孩子一樣”。(56)同時，65.3%的被訪者同意和5.9%十分同意一個好政府應該集中精力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不應該太過注意長遠的政治理想或主義；93%的被訪者同意或十分同意政府官員應該樹立好榜樣和教導人民正確的道德和行為規範。(57)很明顯，香港華人的政治文化含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要素。
另一個於1990和1991年舉行的調查訪問，由香港城市理工兩位講師負責調查。他們採用阿爾蒙德和弗巴的理論模式，調查香港登記選民的政治文化。(58)該調查訪問結果顯示，香港選民的政治文化屬於一種“臣屬型”和“參與型”文化的混合體。香港選民對於他們的政府、主要政府政策、競選運動和他們的政治權利，有一定的認識。但是，他們很少關注政治的輸入，如政治團體和壓力團體。不過，香港選民已開始對政治制度表示關心，並擁有“參與型”政治文化的要素。例如，香港人普遍認為一個公民應該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並相信公民有政治權利去選舉和監督政府。不過，大多數香港選民對政治參與採取觀望的態度。
另一位香港學者、香港中文大學金耀基教授，追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尤其是“民本”政治思想的發展。(59)“以民為本”這個概念，是公元前三世紀由孟子首先提出來的。孟子認為“民為貴，君為輕”。有些學者認為由“民本”這個概念，可以證明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含民主思想的元素。金耀基卻認為，與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不同，“民本”是規限於家庭和人際或五倫關係中。離開五倫關係的獨立人格是被禁止的。因此，在傳統中國，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和創造力是被壓抑的；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根本不可能在中國文化的氛圍下萌芽生長。歷史的弔詭是，“民本”思想不但没有幫助，反而阻礙了民主思想在傳統中國的出現。金耀基同意蕭公權的看法，認為中國政治文化很明顯的缺乏西方民主的概念，尤其是“政府應該由人民選出來”這個最基本的西方民主過程。
浸會學院的林啟彦則追溯西方民主思想在現代中國的發展。(60)林氏特别指出嚴復在近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地位。林氏同意嚴復的主張，認為中國不宜急於輸入西方的民主政制，而應該通過加强對中國廣大人民的教育，營造一個有利於民主發展的社會和政治氛圍。嚴復對中國教育的大聲疾呼深深的影響了以後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
雖然大多數中國學者對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作出強烈的批評，然而很少學者主張完全捨棄傳統文化，尤其是台、港方面的學者。大多數台港學者認為中國的前途取決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或如一些學者所主張的在舊傳統的基礎上“再造”一個新傳統。(61)正如龐樸所指出，海外華裔學者的社會地位、社會榮譽跟中國文化的社會地位和榮譽密切相關，因此華裔學者傾向於“過份地不太冷靜地肯定中國文化，實際上是肯定他們自己。”(62)但是，另方面，旁觀者清，海外華人可以從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評估中國文化。甚至一些中國大陸的學者亦同意，國內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主要是因為海外華裔學者對中國文化的關心和研究所激發起來的。(63)
總言之，由於不同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中國大陸和台、港的學者，從不同的視角研究中國文化。大陸學者，尤其是年青的一代，特别關心中國落後的情況，希望早日解除困擾了中國數千年的傳統、封建文化包袱。他們強烈批評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權威人格和依賴性。另方面，在台灣的中國學者，由於生活在一個經濟繁榮、富裕的社會，他們恐怕中國傳統文化會消失在一浪高過一浪的美國和日本文化浪潮中。他們因此強調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和諧、忍耐、和愛好和平，希望藉此恢復中國傳統文化的地位。但是，大陸同台灣的學者亦有他們的共通點：在討論中國文化的優劣時，傾向於感情用事。事實上，對中國文化的討論很多時演變為政治運動，如本世紀二十年代的五四運動、八十年代國內的“文化熱”、“河殤現象”和台灣的新儒家運動，都是帶有濃厚的政治或社會運動色彩。相對來説，香港和海外華裔學者，因為没有直接牽涉到國內政治，可以從一個比較客觀的視角討論中國文化。
1.6 對澳門政治文化的研究
相對香港來説，很少社會科學家留意或研究澳門社會的狀況，更没有專題研究澳門的政治文化。事實上，祇有歷史學家，他們大多祇對葡萄牙文化在東方的傳播有興趣，從歷史的視角研究澳門這個小城。不過，自從1981年澳門第一間現代大學東亞大學(1991年改名澳門大學)成立以來，尤其是七、八十年代澳門經濟的高速發展，澳門這個小城開始吸引到社會科學家的注意。(64)東亞大學於1987年成立澳門研究所(現改名澳門研究中心)，翌年出版了該所的所刊《澳門研究》創刊號。於1985年，由澳門一班學者和文化界人士成立的“澳門社會科學學會”亦有出版會刊《濠鏡》。同時，澳門研究所和澳門社會科學學會亦時有舉辦研究澳門的國際學術會議，並與中國大陸和葡國作各種形式的學術交流。
自從中葡聯合聲明於1987年4月簽署後，澳門進人過渡期。聯合聲明承諾給與澳門地區高度的政治自主權，並承諾1999年後不會將中國的一套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伸延到澳門。澳門將會保留現時的社會、經濟、法律制度和生活方式50 年而不變。《澳門基本法》詳細列出未來澳門特區政府的基本結構。雖然還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未來没有葡國人的特區政府政治將會是大不一樣的。澳門現時正處於十字路口。澳門人可以真正管治澳門嗎？澳門的政治文化是否好像中國的政治文化一樣，過於依賴權威統治呢？澳門的政治文化是否有利於促進民主政治的發展？澳門政治文化與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政治文化有什麼異同？本書試圖解答以上和有關的問題。
1.7 研究方法
本書的資料主要來自五個問卷調查。第一個問卷調查的調查對象包括所有18歲以上的澳門居民。因為交通問題，我們没有包括離島氹仔和路環的居民，但離島祇佔人口的百分之三，對調查結果影響不大。
我們從澳門統計暨普查司處取得全澳樓宇的居住單位，約共10萬個。我們採用系統抽樣(SYSTEMATIC SAMPLING)的方式，抽出2000個住宅單位。當我們的調查員(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學生)到達某個住宅單位，調查員會用一張隨機抽樣號碼表(RANDOM NUMBLE TABLE)，抽出訪問該住宅單位內一符合資格(即18歲以上的澳門居民)的人仕。
該項問卷調查在1991年4月至10月期間進行。問卷設計和訪問均用粵語。總共成功訪問了663位澳門居民。除去大約15%的空置樓宇、14%欠詳細的地址、20%到訪時“無人在家”或見不到被抽出訪問的住客及其他原因，如言語不通(澳門有大約一萬以葡萄牙語為母語的葡萄牙人及土生葡人和一些不懂廣東方言的外省人)，祇有18%的調查對象拒絶接受訪問，成功率達65%。(65)與鄰埠香港同類型的調查研究比較，我們的成績是不差的。
然後，我們再隨機抽出並約見35位已經接受過訪問的澳門居民，進行一次比較深入、全面的訪問，目的是探討他們對澳門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看法。我們採用開放問卷方式，讓被訪者自由發表意見。我們發覺有些被訪者提出很有趣味和很具啟發性的意見。
第二個問卷調查是於1991年3月10日，澳門立法會中期補選後進行的電話訪問。我們從澳門1991年電話簿中，採用系統抽樣抽出1000個電話號碼。我們訓練30個就讀於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的學生進行該項訪問調查。該項調查對象是澳門的登記選民(REGISTERED VOTERS)。訪問者在電話中先問明該住宅單位是否有登記選民，如有二位或以上的登記選民，則用一張隨機抽樣號碼表，抽出其中一位進行訪問。如果某電話號碼的住宅內没有登記選民，我們會從電話簿中抽出另一號碼替上，直至找到有登記選民。最後，我們總共成功訪問了448位登記選民，成功率達44.8%。
第三個問卷調查是於1991年10月至11月期間，在澳門五間中學進行的問卷調查。我們採用隨機抽樣方式抽出五間本地中學，每一間訪問六班(由中一至中六每年級學生中抽訪一班)學生。五間學校中，祇有一間是用英語授課的學校，其餘都採用中文授課；其中包括一間女校、一間男校和三間男女校。五間都是私校包括兩間天主教主辦的學校。在澳門，超過九成的本地學生在私校就讀。官校一般用葡語授課。所以，我們所訪問的五間中學頗具代表性。
問卷調查在課室中進行，由本書作者親自監督。基本上所有在課室上課的學生都完成填寫好派給他們的問卷。問卷回收率達100%，除三份殘缺不全或答非所問的問卷外，有效問卷1，326份。
第四個問卷調查是於1992年3月，對澳門大學學生進行的問卷調查。該年澳大的本科生總共有1，373人。我們原先計劃以全體本科生作為調查對象。但是，在學期中很難接觸到全部學生。我們試圖通過同事關係，與其他教員安排在課室中進行問卷調查。但是我們不大成功。結果，很多問卷都是於下課後派給學生填寫。我門總共發出7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474份，回收率達67.7%。在完成的問卷中，373份屬本地澳門學生、45份香港學生和56份中國大陸學生。回收問卷中包括有各學院的本科生，而社會科學院的本科生所佔份量稍重(該院86.7%的本科生完成填寫問卷)。我們同時以開放問卷、自由交談方式對35位本地澳門學生進行訪問。
最後一個問卷調查對象是曾參與1992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競選活動的助選團成員包括候選人。因為經費問題，我們祇訪問了在競選政綱中公開要求當局給予澳門更多民主的三組候選人及其助選團。在1992年9月20日立法會選舉期間，我們先後訪問了17位候選人和111位助選團成員。我們同時採用開放式和封閉式的問卷設計。
1.8 本書各章內容簡介
以下六章分别報導、分析各項問卷調查的結果。第二章分析澳門大衆市民對一般政治體系的取向，包括對民主政制的認知，對澳門政府的態度，和對澳門和中國的認同感。第三章分析澳門居民對其政治體系的“輸入”和“輸出”的取向。政治體系的“輸人”要素基本上與其組織架構及其本身運作有關，如立法會的選舉、政府官僚架構的效率、和政府官員的工作態度等。另方面，體系的“輸出”主要關係到政府的政策，如經濟、社會福利和保安措施等政府政策。第四章，跟以上兩章一樣，利用對全澳居民上門訪問的問卷資料，分析澳門大衆市民對於個人自我的政治角色的取向，包括對政治參與的認知、公民和被領導者的政治效能感、加入市民或專業團體的傾向和對人際關係的信任程度。在上述三章中，我們同時分析被訪者的個人背景，如教育程度、年齡、收入、性别和在澳門居住的年期，對其政治文化取向的影響。
第五章報導電話調查登記選民的結果，主要分析澳門選民的投票行為，尤其是他們對選擇某候選人的理性取向。
第六章報導大學生和中學生政治文化問卷調查的結果。我們將大學生、中學生的次文化和大衆文化比較。
第七章分析1992年澳門立法會選舉助選團成員及其候選人的政治次文化，主要分析鼓吹民主政制的選舉團。
最後，第八章總結全書，列出澳門華人政治文化及其他次文化的特徵。
註釋
①91人口普查係於是年8月和9月進行。當時調查所得的澳門固定居民為354，000人，比普查前的官方或非官方估計都少。普查前，官方或非官方估計澳門人口大約在450，000至500，000之間。見《澳門手册》，澳門日報出版，1988，頁9；及黄就順、鄧漢增“澳門人口發展預測”，在阮大元、黄漢強等編《澳門人口與都市成長》，東亞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出版，1991。
②“土生葡人”這個概念没有明顯的界定，大部份是中葡混血兒，但亦有葡日或從印度果阿、馬來西亞遷來澳居住的歐亞混血兒。没有人知道澳門土生葡人的正確數目，一般估計由5，000人到10，000人，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如何定義土生葡人這個概念。葡國一位人類學家JOAO DE PINA CABRAL，用三種標凖來定義土生葡人：(1)語言——個人或家庭成員與葡文有直接淵源；(2)宗教——個人或家庭成員是天主教徒；(3)種族——個人或家庭成員是歐亞混血兒。PINA CABRAL認為，如果一個本地出生的人，具備上述三項條件，或在特殊情況下，祇具備上述一項或兩項條件，都可被視為土生葡人。據他估計，澳門大約有7，000土生葡人。上述資料是根據PINA CABRAL於1991年12月8日在澳門的一次公開演講上的講話。
③見元邦建、袁桂秀《澳門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
④同上。
⑤同上。
⑥見黄就順、鄧漢增“澳門人口發展預測”及《澳門手册》，見註①
⑦見GABRIEL A.ALMOND 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15.
⑧同上，頁17。
⑨同上，頁20。
⑩同上，頁8。
(11)見LUCIAN W.PYE,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8,P.34.
(12)見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205.
(13)見THOMAS METZGER,“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2.,NO.1(NOVEMBER 1972),P.103.
(14)見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P.41.
(15)同上，頁27。
(16)見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 THE M.I.T.PRESS,1968,P.6.
(17)見JOSEPH 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3 VOL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4;LIN YUSHENG,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AND RICHARD H.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18)文中所列中國政治文化特懲，是從白魯恂有關著作節錄出來的。主要見(1)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2)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3)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19)見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P.IX.
(20)見龐樸《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頁13和17。其實，在1949——1979期間，唯一的一本有關文化書籍，是於1979年出版的蔡尚思的《中國文化史要略》。1979年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年，若少統計一年，結果便是零。
(21)見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22)有關魯迅對國民性格的觀點，我們參考王潤生著的《我們性格中的悲劇》，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頁35；和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3)見林語堂《吾國與吾民》，台北輔新書局，1989，頁58。
(24)“第四代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仍是小童或出生的一代。第一代指曾參與30年代長征的老革命；第二代經歷過抗日戰爭及其後的國共內戰；第三代則經歷過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相對來説，第四代則没有受過戰爭或大規模的政治運動的磨練。他們没有父輩或祖父輩的文化、心理包袱。他們在八十年代初期，當中國已經向外開放，才進人大學或開始在社會工作。因此，當他們開始獨立生活或獨立思考的時候，就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衝擊。同時間，中國因為引進市場經濟，不可避免的引進了西方的自由、多元化社會的觀念。一般來説，第四代的知識分子是比較自信、獨立、和響往個人主義。見張永傑、程遠忠《第四代人》，香港中華書局，1989。
(25)見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頁324－341。
(26)見蘇曉康、王魯湘《河殤》，香港中國圖書刊行社，1988。
(27)見ANDREW J.NATHAN，CHINA’S CRISIS：DILEMMAS OF REFORM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112；
(28)見閔琦《中國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難產的社會心理因素》，雲南人民出版社，1989。
(29)同上，頁74。
(30)同上，頁98。
(31)同上，頁99。
(32)同上，頁107。
(33)同上，頁185。
(34)同上，頁122。
(35)同上。
(36)同上，頁208。
(37)同上，頁246。
(38)同上，頁3。
(39)有關新儒家對傳統中國文化的觀點，可參考韋政通《中國文化概論》，台北水牛出版社，1990；唐宗毅《中國文化的精神》，台北正中書局，1981；和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聯經出版，1979。
(40)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香港文藝書屋，1969.
(41)見邱垂亮《亞洲的政治文化》，台北前進出版社，1988。
(42)見江炳倫《亞洲政治文化個案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89。
(43)見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聯經出版社，1982。
(44)見RICHARD WILSON，LEARNING TO BE CHINESE；SHELDON APPLETON，“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TAIWAN’S COLLEGE STUDENTS，”ASIAN SURVEY，NO.10(OCTOBER 1970) AND “SILENT STUDENTS AND THE FUTURE OF TAI WAN，”PACIFIC AFFAIRS，NO.43(SUMMER1970)：及陳義彦《台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台北德成書店，1979。
(45)見彭懷恩《中國政治文化的轉型台灣政治心理取向》，風雲論壇出版社，1992。
(46)同上，頁159－161。
(47)見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P.234。
(48)見楊國樞、瞿海源《中國人的現代化》，高雄中正出版社，1974；彭懐恩，註(45)；及陳秉璋、陳信木《道德社會學》，台北桂冠圖書，1988，頁51－56。
(49)見LAU SIU－KAI，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2.
(50)同上，頁18-19。
(51)同上，頁14。
(52)LAU SIU- KAI AND KUAN HSIN - CHI,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SEE ALSO LAU AND KUAN, “THE CHANGING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IN JOSEPH Y. S. CHENG (ED.) HONG KONG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53)見LAU AND KUAN,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PP. 71- 74.
(54)同上。
(55)同上，頁94。
(56)同上，頁83。
(57)同上，頁83，89。
(58)見JERMAIN T. M. LAIN AND JANE C. Y. LEE, RESEARCH REPORT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VOTERS IN HONG KONG: PART Ⅰ-A STUDY OF THE PROFESSIONAL CONSTITUENCI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PART Ⅱ-A STUDY OF TH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APRIL 1992.
(59)見金耀基《中國民本思想之史底發展》，台灣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日期不詳)。
(60)見林啟彦《步向民主》，香港中華書局，1989。
(61)見余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9；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9；及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三聯書店，1988。
(62)見龐樸《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頁41。
(63)見朱日耀、曹德本、孫曉春《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思考》，吉林大學出版社，1990，頁4。
(64)就我們所知，本書是第一本對澳門政治文化作系統、實證性的研究。
(65)問卷回收率的計算方法是：完成訪問÷(完成訪問＋拒絶被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