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前過渡期

周南來澳渡假暗補中葡關係

　　一九九○年八月十五日到十八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到澳門進行“非正式訪問”。這是周南二月到香港履新以來，第一次訪問澳門，此間各界人士對這次訪問活動的性質和目的，作出各種不同的揣測和分析。有說他是爲了整頓澳門的中資機構而來，有的人則認爲他到澳門是爲了修補中葡關係，也有說他是爲了九月份在北京舉行的中央港澳工作會議作準備，“打招呼”而到澳門，事有巧合，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三司司長諸樺和澳門處處長駱偉建，也在此時到了澳門進行調查研究工作，使人們對此一種說法的可信度提到較高的位置。
　　周南要到澳門訪問的消息傳開後，曾在一些傳統社團中引起一陣帶有“躁動”情緒的議論，擔心“大香港小澳門”又再出現。過去，國務院駐澳機構是以“南光公司”出現，處於從屬於香港新華社的地位，許家屯社長年年都到澳門來拜會澳督，拜訪各界社團。後來，正式成立了新華社澳門分社，該機構相對於“南光公司”而言，有了較強的獨立性，表面上不再依附於香港新華社，許家屯便中止了年年到澳門拜訪的做法。現在，周南又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名義訪問澳門，似乎又恢復了“南光公司”時代的“傳統”，並意味着恢復了一九八八年初港澳工委澳門分委成立之前，由港澳工委“一竹篙插到底”的領導方式，藉此來加強中央對澳門工作的領導。對此，傳統社團中一些人曾有過不快的感覺。
　　然而，周南這次訪問澳門，並沒有像許家屯過去那樣，上門拜訪各社團，祇一味強調這是“渡假休息”。對傳統派人士的公開活動，是透過兩次飯局而進行，其一是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宴請周南一行，其二是周南宴請在澳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以及草委會委員，諮委會常委。此外，都是內部活動，包括與澳門新華社負責人，和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負責人，分別舉行閉門會議。另外，還曾到“文化廣場”參觀及買書。行程是十分緊湊的，加上是在大熱天時，人們對其“旅遊休息”的說法就大有懷疑的理由，而寧可相信是爲了加強對澳門工作的領導，整頓中資機構，甚至也相信了周南是“巡視領地”。
　　其實，周南這次到澳門進行“非正式訪問”的重頭戲，是在八月十六日上午的與澳督文禮治的會晤。就在他抵達澳門碼頭的時候，便表示此行將會與文禮治這位“老朋友”“重叙友情”。在會見當日，周南又以英語對等候在門口的澳督說，“老朋友，很高興我們又見面了。”會晤結束後，他對記者表示，澳督文禮治是他的“老朋友”，今日很高興能與文禮治見面，雙方就一些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並在廣泛的範圍內取得了共識，故他個人對未來合作充滿了信心，非常樂觀。而澳督則表示，“周南非常熟悉澳門的事務，他的意見對澳門是很重要的，這次見面可讓澳門政府知道周南的意見。”
　　由於周南抵澳後的第一項對外公開活動，就是拜會澳督文禮治，且會晤的時間又比原定時間超出半小時，再加上澳督一句“周南的意見是很重要的”，便令人感到周南這次訪問，並非“旅遊渡假”，而是有目的而來；而周南與文禮治的會晤，又豈止是“老朋友叙舊”這麼簡單，而是有實質內容的正式會面。
　　據此，有人揣測，周南這次拜訪文禮治，是在發生了“魯平講嘢”和“文禮治發炮”事件之後，周南以“老朋友”的身份，來調解這一誤會和矛盾，撫平文禮治的情緒，並鼓勵文禮治繼續保持與北京友好關係，做好澳門過渡期的工作。當然，周南也有可能趁此機會，向文禮治了解其“發炮”的背景和實質，了解有關“發炮”內容的眞相，是否文禮治所指責的一些事情，中方亦有做得失誤的地方，以“內部磋商”的辦法，來了解對方的立場和想法，並設法解決矛盾，尋求共識。另外，也不排除在文禮治再次面臨一些政治問題的困擾，以及葡國即將進行總統大選的時候，以“老朋友”的身份來顯示北京對文禮治的支持，以及對文禮治政治前途進行一番“實地觀察”，以便做好一些適當的適應調整工作。
　　周南這次會晤文禮治的政治背景，是很微妙的。除了上述的曾發生過“文禮治發炮”事件，令中葡關係一度緊張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英國政府經過一年的強硬路線之後，終於發覺“此路不通”，調整了對北京的政策，分別由戴卓爾首相會見了中國駐倫敦大使冀朝鑄，委派外交國務大臣麥浩德訪問北京，重新尋求友好合作，使香港的形勢發生了變化，中英和中港關係緩和，北京再也不把香港稱爲“反共基地”。偏在此事時，在“六四事件”之後一向關係良好的中澳之間，卻發生小誤會，如不及時解釋修補，澳門的形勢就無法跟上香港發展。因此，在中英和中港關係獲得改善之後，就有必要進行修補中澳關係的工作了。這個任務，由周南來承擔，確是最佳人選，因爲由“老朋友”出面進行調解，往往會收事半功倍之效。
　　確實，文禮治亦一向把周南當作“良師益友”。從這次他所說的“這次見面可讓澳門政府知道周南的意見”，便可知他非常尊敬周南，並十分尊重周南的意見。事實上，在過去的幾年裡，文禮治已與周南建立了深厚的關係。每當文禮治遇到一些政治麻煩時，周南都邀請他到北京訪問，或是親到澳門訪問，對文禮治給予精神上的支持，使其能順利地渡過難關。對此，文禮治當然是深有體會的。即使是在文禮治“發炮”之後，雖然曾使中方官員顏面受損，周南也是輕描淡寫一番，沒有乘機“踏上一隻腳”，還提出了“不要透過新聞傳播媒介來進行談判，有問題應直接磋商解決”，頗令澳府官員感動。這一次，周南又在文禮治面臨葡國總檢察長定於八月廿二至廿四日公佈對文禮治涉及“傳眞信案件”所進行的司法調查報告之前，親訪文禮治，並聲聲句句把文禮治稱爲“老朋友”，還兩次在公開場合宣稱，澳門之所以能夠保持穩定繁榮，沒有受到“六四事件”的影響，主要是中葡兩國政府都能夠以大局爲重，再次肯定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澳門政府對北京所採取的友好態度，把中國政府對文禮治的友誼和支持，顯示無遺，使文禮治避免了“腹背受敵”的險境。而葡國總檢察長的有關調查報告，是不能不把這個因素考慮在內的。
　　在這裡，有必要補進一段小插曲。本來在文禮治“發炮”時，由於周南、郭東坡等人輕描淡寫，並提出“不主張透過傳播媒介進行談判”，緊張的氣氛已告緩和，事情亦可告一段落了。但是，不幾天，當葡新社駐北京記者就此事詢問北京外交部時，外交部竟然以書面形式回答葡新社的問題，頗有責怪文禮治“亂放炮”之意，違背了中方自己提出的“不要透過傳播媒介來進行談判”的主張。而且，更令澳門的葡籍人士感到可笑的是，是魯平和文禮治之間的事，帶有“個人之間的爭吵”性質，但中方竟動用國家政府機構來對文禮治個人進行反駁，加入了這場“吵架”，豈非有意讓外交部“降格”而抬舉了文禮治？事實上，北京外交部的這一書面答覆，也引起了欠佳的政治後果，等於是向葡國某些政客提供了攻擊文禮治的“炮彈”。由於外交部書面答覆提到，文禮治批評北京干預澳門的內政是沒有根據的，馬上便被葡國社會革新黨的黨魁馬丁玉抓住不放，在電視台“出鏡”，迫使文禮治拿出能夠證實北京干預澳門內政的證據，否則就是“說謊”。馬丁玉的目的是明顯的，是在企圖以迫使文禮治“拿出證據”的手段，令文禮治再次站在與北京“對立”的境地，一一翻出“干預內政”的舊帳來。如果文禮治不願這樣做，或是拿不出證據，就有藉口給他扣上“說謊”、“損害中葡關係”的帽子，對其進行“道德審判”。這一招，確是狡詐狠毒，使本已是四面楚歌的文禮治，再被當頭一擊。
　　周南與文禮治的這次會晤，還有一個可能被觀察家忽略的政治背景，就是雖然文禮治亦一直把周南當作“老朋友”看待，但在周南一九九○年二月出任香港新華社社長之後，由於其對待香港事務的立場強硬，令澳府一些官員都對他有一些新看法，認爲他在到了香港之後似變成了另一個人，失去了“靈活性”變成了“原則派”，其中周南對幾個事件的處理手法，澳府一些官員是頗不以爲然的。比如，香港新華社在處理“踏石角走私船”問題上所採用的強橫手法，便得不到澳府高層官員的認同。又如，關於香港新華社新廈的那個彈孔，澳門的一些葡國軍人便在私下議論，按照軍事和力學的常識，這個彈孔是在近距離開槍所致，因爲彈頭在剛射出槍膛時，速度較快，在穿過玻璃時來不及把力傳向玻璃便穿過去了，故留下了一個較爲完整的彈孔。如果按照新廈附近的地貌，即使是在最近的建築物開槍，彈頭的速度已減慢，在尚未穿透玻璃時，力度便已傳向彈着點周圍的玻璃，這時留下的就不是一個彈孔，而是一塊龜裂的了玻璃，甚至是碎片。故此，不少澳府高官當時對周南“上綱上綫”的做法，抱反感情緒，擔心他會“一刀切”，用對付港英的立場和態度，來對付澳葡，令澳門也出現關係緊張，對澳門的平穩過渡也會有某些影響，不利於雙邊合作。當時，澳府中確是瀰漫着一股並不樂觀的氣氛。
　　當然，一些官員之所以產生了悲觀的情緒，也不單單是因爲周南在處理與香港政府的關係上，與其前任相比較爲強硬，還因爲當時北京所有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語氣都頗爲強硬，尤其是在六月上旬，港澳辦幾位負責人針對香港部份居民紀念活動的談話，澳府一些官員便覺得是不可理喻，難以接受。當然，更有人擔心，如果繼續這樣僵持下去，對港澳兩地的過渡期工作，都不是好事，還可能會導致在接近“九七”、“九九”時，大批人才和資金外流，令到港澳兩地不但難以維持經濟繁榮，而且對政權的交接也曾造成一定的困難。
　　現在，周南親自來到澳門，對曾經“發炮”的文禮治仍以“老朋友”相待，毫不計較這一“過節”，相反據說還頗爲公正理智地澄清了一些誤會，並解決了一些實質問題，不但以“向前看”的態度消除了“發炮事件”帶來的隔膜和誤解，還令澳府了解到，周南還是“老朋友”，並沒有因爲他出任了香港新華社社長，以及前一段時間在香港問題上採取了較爲強硬的態度，就會在澳門事務上變成另一個人。到此，一些官員這幾個月來的戒心和疑慮，都透過這次會晤而得到紓解，並恢復了對周南的信任。
　　這次會晤在這樣微妙的政治背景下進行，周南本人又要以身作則來緊守“不透過傳播媒介來進行談判”的諾言，他這樣一次重要的會晤，就被他輕描淡寫地形容爲“老朋友叙舊”了。而且，可能是爲了吸取“講嘢”和“發炮”事件的敎訓，避免造成“中葡關係緊張”的錯覺，這次會晤的保密功夫也是做到十足的，甚至連正式會晤前的寒暄，也不讓除澳府新聞攝影官和電視攝影記者之外的所有港澳記者入內拍照採訪。事後記者們多次向周南詢問有關會談內容和一些涉及到雙邊關係的問題，他又重彈“不透過新聞媒介來談判”的老調，拒絕回答記者。
　　據了解，周南和文禮治的這次會晤，除了達到修補中澳關係和恢復自己“老朋友”形象這兩個成果之外，也解決了一些實質問題，包括雙方各退讓一步，解決“駐澳門台北貿易旅遊辦事處”的糾紛問題，和國際機場及第二座澳氹大橋等大型建設工程遇到來自中國某些單位的困擾的問題。
　　對於“台北貿易旅遊辦事處”的問題，澳門政府對魯平的談話內容一直是不服氣的。澳府的想法是：一、由於澳門的外資比例只佔百分之四，爲了防止“九九”前港資和本地資金外流而導致澳門經濟崩潰，正在千方百計地吸引並不擔心“九九”問題的外資到澳。由於澳門投資環境問題，只有同文同種的台資才有興趣到澳門投資，而魯平發表的談話，令台灣商人不知所措，紛紛凍結了到澳門投資的計劃，使有關官員十分氣惱。二、該辦事處的設立，事先向葡國外交部申請，並經聘請葡國律師依足澳門法律規定進行註冊，並無違反葡國和澳門的法律，魯平等人不但要其改中文名(該機構的中文名確是與註冊的葡文名不同，有“偷雞”之嫌)，還要其關閉，就被視爲不尊重葡國外交部，和不尊重“中葡聯合聲明”所賦予的葡國政府在過渡期內對澳門的管治權以及葡國法律的實施權。三、台北當局在不少與北京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如匈牙利、捷克、新西蘭、瑞士、瑞典、美國等，都開設各種形式的“辦事處”，即使在香港也開設了一些官方或半官方機構，北京從來都是“隻眼開隻眼閉”，爲何卻單對澳門政府“發惡”？何况，“辦事處”這一名稱並不一定就代表是官方機構。
　　對此，澳府一些官員頗爲不滿，甚至認爲北京是在“捍衛‘一二·三運動’的成果”，有“死抱文革殭屍不放”之嫌。雖然，他們也曾勸說該機構修改中文名，但卻一直認爲，他們批准開設機構完全無錯，相反，還有利於澳門過渡期的經濟發展，有利於台灣海峽兩岸的“三通”。這種把功勞當作罪過的做法，傷害了一些想爲澳門做事的人的心。
　　據說，在文禮治“發炮”之後，中方有人也曾冷靜下來，對整個事件的過程進行反思，認爲自己由於“情報不準”，不知道該機構曾向葡國外交部申請等環節，以爲其設立只是澳門政府的事，在提出指責時便令事件提升到外交的層面。此次經過周南與文禮治的會晤，雙方都消除了誤會，並各讓一步，即中方不反對該機構繼續存在，而葡方則要求該機構改中文名，和氣收場，解決了一個大矛盾。
　　另一個獲得實質解決的問題，是周南重申中國政府支持澳門的各項大型建設計劃。據說，澳督趁此機會又告了明曉光一狀。周南則對文禮治表示，今後凡是大型建設工程所需的物料，應直接與中國有關單位洽商解決，不要再經過什麼自稱代表北京的“中間人”了。
　　另外，周南還請文禮治向葡國政府轉達一個訊息，就是中國政府希望邀請葡國外交部長訪問北京。據此間觀察家分析，這是在麥浩德訪問北京之後，中國希望以邀請葡國外長訪華而修補中葡關係，並向葡國政府表示其支持文禮治的立場。
　　由此可見，周南這次訪澳和會晤文禮治，確實是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1990.9.1)

　　周南指著簽署“中美望廈條約”的石桌說：“當年中國太弱小了，被人欺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