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前過渡期

澳門“三化”問題

　　自“中葡聯合聲明”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正式生效，澳門進入了過渡期的整整一年以來，雖然澳門社會是在平穩中渡過，經濟也有所發展，“維護繁榮穩定”的任務完成得較好，但是，在爲澳門政權順利移交做好準備工作，創造良好條件這一方面，效果卻是差強人意，除了成立了澳門基本法草委會之外，其餘各項工作都沒有取得如期的進展，尤其是“三化”問題處於“頂牛”的狀態。現在人們都在擔心，如果繼續長此下去，肯定難以使澳門政權將來的交接工作順利進行。由於一九八九年底，澳門的過渡期將踏入倒數的第十年，時間顯得非常急迫，有關的各項工作已經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尤其是關鍵性的“三化”工作，更應坐言起行，把損失的時間追回來。
　　應當說，一九八八年，中方在本身的職責範圍內已盡了責任，按照旣定的計劃進行各項工作，抓緊了成立澳門基本法草委會和籌組諮委會的工作，並在各方面配合和協助澳門政府實施有效的管理，包括扶助澳門政府渡過政治難關，配合澳門的大型建設工程計劃，以及支持澳府加強邊境管理等。不過，在涉及到中葡關係的層面上，可能是擔心會引起“干預澳府內政”的不良後果，卻又顯得閃閃縮縮，不敢運用“中葡聯合聲明”所賦予的職責，提醒澳府必須正視“三化”的問題，致使澳府更加有恃無恐，越走越遠。
　　在葡方這一邊，一九八八年的表現令人失望。本來“中葡聯合聲明”已經規定，過渡期內由葡方負起管理澳門地區行政的責任，故在過渡期內屬於澳府職責範圍內的“三化”工作，就應由澳府抓緊去做。但無論是葡方或澳府，對這些工作並不熱心，有意無意地進行阻延，甚至還反其道而行之。
　　葡方阻延“三化”工作的表現，旣有行動又有“理論”。在行動上，是繼續在澳門政府各部門的高中層職位中，安插大量的葡國人士，並繼續打擊排斥本地公務員，藉機關重組的機會削弱他們的職權。另外，一些部門的表格，原來是中葡文並列的，後來又取消了中文。在“理論”上，主要體現在司法暨行政政務司孟敬賢列席立法會議接受議員質詢時的談話內容。他以“政府不希望中文官式化徒具形式”爲藉口，說甚麼“中文成爲法定語言，不是本地政府優先處理的問題，超出政府的職責。澳門政府只有創造條件，推廣中葡文，宣佈中文官式化不應由澳門政府來做”。他在同一談話中，又宣揚公務員本地化不應是華人化和土生葡人化，還應包括從葡國聘請來的公務員，假如他們願意留在澳門的話。另外，澳府招聘暨甄選廳廳長羅世賢在《行政》雜誌上撰文，也強調公務員本地化的對象應注重葡聘公務員，該文還提出了一個實現公務員本地化的“三階段計劃”，主張到一九九六年才開始進行司級首長及主管級官員的本地化工作，此時離澳門政權移交只有三年的時間，倘若有甚麼差錯或實施得並不順利，到政權移交時高層官員的過渡便會出現“眞空”狀態。
　　爲甚麼葡方和澳門政府對“三化”的態度是如此地強硬？在一九八八年上半段，持強硬態度的只是葡國政府，在澳門政府方面還有一定的誠意的，但從下半年開始，尤其是在第四屆澳門立法會選舉之後，澳門政府與葡國政府的態度就漸趨一致了。
　　澳門社會的多元化是造成這種局勢的主要原因。隨着社會的發展，傳統社團已在改變着自身的結構，爲適應新的局勢而重整形象，使澳門的政治力量分散了。澳門政府在這種情形下，不必再顧忌哪一種社團，而是可以採取一定的策略，向中方進行討價還價。
　　澳門新華社的工作引來了一些傳統派人士的怨言。他們指出，在一九八八年上半年，“新記”的工作是做得不錯的。例如，在三月間澳府企圖推出那個“在小學強制性普及葡文敎育計劃”時，“新記”及時地與敎育界聯絡，使敎育界空前地團結起來，抵制這個計劃，不但中華敎育會屬下各校口徑一致，而且團結了澳門天主敎學校聯會屬下的各校，加入抵制的行列，在澳府敎育委員會討論該計劃的第一次會議的前夕，中華敎育會還與天主敎學校聯會發表了“聯合聲明”，此事在澳門社會確是引起強烈的震盪，令人耳目一新!因爲，這兩個敎育社團長期以來，政治傾向是完全對立的，甚至還有過強烈的“對抗”歷史。現在能夠團結一致，除了民族主義的情意結戰勝了意識形態的分歧之外，最重要的，還是“新記”有關人員的工作做得漂亮而又不露痕跡，這不能不令人們對“新記”的形象有一番新感覺，因爲早幾年“新記”工作手法的刻板、保守及趨於僵化，早已爲人所詬病。
　　當時，澳門新華社社長周鼎還親自出動，做各新聞傳媒的聯絡工作，逐間報館進行夜訪，在天南地北閑談中，有意無意地透露了中方對“強制性普及葡文敎育計劃”的態度，聰明的主編們捕捉到了一個新的政治信息，在報導與“計劃”有關的新聞及撰寫評論時採取了鮮明的立場，連一位曾在幾天前批評中華敎育會的總編輯，也迅速轉變了立場。這樣，在強大輿論的配合下，加上敎育界委員的強烈抵制，敎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終未能通過“計劃”。因此，社會人士都說，澳門新華社這段時間的工作是最有成績的。旣能“發動群衆”抵制澳府的不利於順利貫徹“中葡聯合聲明”的措施計劃，又沒有給人抓到“干預澳門政府內政”的把柄。
　　但自下半年開始，不知是因爲籌組草委會等其他重點工作佔用了較多時間，還是有所顧忌，未能將上半年較佳的工作方法發揚下去。除了立法會選舉中“聯合”失利之外，其他群衆工作也未能做好。最明顯的，就是在十一月間敎育委員會舉行第三次會議的前夕，澳府拋出那個“朝三暮四”式助學金計劃時，竟採取放任自流態度，結果，讓澳門政府“偷襲”成功，報了三月第一次會議失敗的“一箭之仇”。
　　本來，在一九八八年七月間，澳府主管敎育事務的敎育文化暨社會政務司范禮保，曾盛意拳拳地提出了一個不帶任何條件的義務敎育計劃，謂準備每年撥出以億元計的款項，給作義務教育的經費，並謂此計劃在三年內逐步實施。但在敎育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前夕，亦即是第四屆立法會選舉之後，范禮保卻突然改口，收回了那個義務敎育的計劃，拋出了一項“三個助學金方案”，大玩數字遊戲，讓委員會從中挑選一個，並宣稱這是“義務敎育的第一步”。由於這三個方案涉及到各校的切身利益，再加上“新記”並沒有像上半年那樣加強聯絡工作，結果，曾經一度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敎育界人士，卻被切身經濟利益蒙住了眼睛，圖繞着“三個方案”爭論了起來，財力較強的學校力主執行“通派”方案，財力較弱的學校則主張採用“分級津貼”方案，卻忘記了義務敎育的大目標。各校及敎育委員會的部份委員爲這“三個燙手的山芋”爭個不亦樂乎，被一位專欄作者形容爲“澳府拋出一把骨頭讓大家爭奪”，最後，第三次會議通過了“通派”方案，澳府只以每年二千多萬元的“津貼金”，輕易地代替了逾億元的義務敎育計劃。
　　爲此，一些頭腦比較清醒，但在社會上沒有地位的敎育界人士十分不滿，旣不滿敎育界上層人士的“不爭氣”，又埋怨“新記”放任自流。有人更說，在過渡期內，中方誠然是不能干預澳府的內政，但加強群衆工作，尤其是加強對親中社團的領導，卻是中方本身責任。如果連這個責任也放棄了，還要新華社來幹甚麼？
　　可能是這一意見被反映了上去，“新記”對此十分重視。一九八九年甫一開年，澳門新華社社長周鼎便於一月三日與新聞界舉行座談會，宣稱要與大家加強聯絡，似是決心再度發揚一九八八年上半年的優良作風。在會上，新聞界人士也就毫不客氣，當着周鼎的面，批評“新記”工作的不足之處。例如，當一些報章在一九八八年底已覺察到澳府在“三化”問題上轉強硬態度後，曾發表了不少批評的言論，但由於得不到中方及“新記”的明確支持，因而澳府也就將之視爲“耳邊風”，仍然我行我素。也有人指出，當澳府所爲明確地與“中葡聯合聲明”有抵觸時，澳門新華社未能及時作出許家屯式的“有人不按本子辦事”的反應，也令澳府更加有恃無恐。
　　一九八八年初，澳門政府深受“澳廣視醜聞”的困擾，葡國一些政客必欲將文禮治置於死地而後快。當時的澳門政府，隨時都有可能被鄧禮儒之流搞垮的可能。大槪是出於維護澳門社會的安定，不願見到澳門政府頻頻更換，以致耽誤過渡期各項工作的考慮，北京表明了支持文禮治的態度，並透過葡國外長皮涅依羅訪問北京，澳督文禮治訪問北京，以及中國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訪問澳門等活動將這個政策公示於衆，這才使文禮治渡過政治危機。應當說，文禮治對於北京的救助，是十分感激的。就在他訪問北京歸來之後，在宴請新聞界時，明確地作出了要加快實行公務員本地化的承諾，並隨即召集了全澳的司長開會，動員各政府機關爲實施本地化進行調查工作，並將所得資料匯報給政府，以供在三個月內提出總體計劃作參考。在當時，澳門政府確是有一點誠意的，人們對此亦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但是，隨着“澳廣視醜聞”的消散，文禮治政治危機的解除，澳府從“兵臨城下”的危急緊張心情中鬆馳過來之後，似乎把幾個月前的諾言都拋諸腦後了，甚麼“加強實行公務員本地化”，就當是沒有說過的一樣，相反還加緊了安插葡聘公務員，壓制本地公務員的步伐，力圖將葡聘公務員的身份“澳門居民”化，爲把他們安插在將來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而打下基礎，這樣，將來的特區政府就可以變成“不掛葡國國旗的葡人政府”。
　　“中葡聯合聲明”中某些技術疏忽之處，被葡方所利用，作爲抵制“三化”的藉口。在起草該文件時考慮不夠愼重，忽視了對“政府”這一概念的界定，造成葡方與中方的理解完全不同。掌握葡國政府大權的社會民主黨，利用此點作爲修改葡國憲法、向葡國總統爭奪對澳門管轄權的藉口，幾乎搞亂澳門的政局。雖然，這一風波已經消散，但隨着過渡期的深入，又發現了新的漏洞，就是“中葡聯合聲明”及其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澳門的基本政策的具體說明”，以及附件二“關於過渡時期的安排”，都沒有具體地指出澳門政府應當在過渡期內所做的準備工作，應當包括實行中文官式化、公務員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澳門政府便利用這一漏洞，作爲拒絕實行“三化”的藉口。
　　如果將“中葡聯合聲明”與“中英聯合聲明”進行對照，就可以發現，兩者的基本結構和內容幾乎是一樣的，只是根據澳門有“土生葡人”這一特殊問題，以及滿足葡方的一些要求，增加了一些諸如“照顧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以及“保護文物政策”的內容。但對於在過渡期應實行中文官式化和公務員本地化的問題，並未明文規定，這顯然是未充份注意到澳門的特殊情况，而照抄“中英聯合聲明“的後果。
　　香港在過渡期中並不存在着中文官式化和公務員本地化的問題，因爲現時香港政府在這兩方面的工作便做得很好，無須在“中英聯合聲明”對這些工作加以特別注明。而在澳門則完全不同了，偏偏這幾方面是最薄弱的環節，也正是澳門過渡期內最關鍵性的工作。故此，葡方利用這個漏洞來出招，就應首先檢查自己，在起草“中葡聯合聲明”的時候，是否有急於立功而不夠愼重細緻的過失？
　　當時一段時間，澳府的一些高官，正是利用這一漏洞作擋箭牌的，如孟敬賢便在立法會中公開聲明，“宣佈中文官式化並非澳門政府的責任”，他在私下中還表示，如要實現中文官式化必須得到葡國國會的批准。另外，在政府高官中，也普遍存在着這樣的一種說法，即對實行公務員本地化，澳門政府並未被授予主動權，只有中葡聯合聯絡小組談妥後，對澳門政府發出指令，才能執行。
　　看來，北京今後在採取重大決策，或是簽署重要協議之前，是不應當急於求成的，必須進行愼重的通盤考慮。具體到澳門問題上，在起草澳門的基本法時，更不應照抄香港的基本法，要按照澳門的特殊情况來起草澳門的基本法。
　　澳門政府阻延實行公務員本地化，並繼續壓制本地公務員的錯誤做法，不但引起澳門華裔人士的強烈反感，也激起葡裔居民的強烈不滿。澳門公職人員協會便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反對澳府的這一錯誤做法，包括約晤孟敬賢政務司提出質詢，寫信給澳督文禮治提出抗議，以及分別致函葡國總統蘇亞雷斯，國會議長郭斯保，葡國總理施華高，及中國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投訴”澳門政府拒絕實行公務員本地化的情况，並強烈要求他們向澳門政府及早施加壓力，促其放棄錯誤政策。該會的“告御狀”活動，恰好發生在“中葡聯合聯絡小組”舉行第三次會議的前夕，這對葡方應是一帖清醒劑吧？
　　(1989.1.16)

　　澳督韋奇立接見澳門草委會國内委員訪澳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