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前過渡期

澳門進入過渡期

　　中葡兩國政府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在北京互換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批准書。同時，雙方又各自宣佈了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及中葡土地小組的雙方成員名單。自此，中葡聯合聲明正式宣告生效，澳門進入了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爲止的過渡時期。
　　換文儀式是於當日上午十一時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十八號舉行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和葡國駐華大使華禮路分別代表本國政府互換了批准書，並共同簽署了互換批准書的證書。周南和華禮路亦分別作了講話。出席觀禮的還有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外交部長吳學謙，以及港澳辦和外交部各部門的負責人。整個儀式簡單隆重，僅歷時十五分鐘。由於原訂會出席及主持換文儀式的葡國外交部長皮涅依羅突然延遲行程，原先已報名前往北京採訪的澳門各傳播媒介單位的記者，失去興趣，未有啓程，故採訪場面未見熱鬧，這與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簽署時的場面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在換文儀式上，姬鵬飛的心情顯得頗爲輕鬆，似有“完成大任”的意態。在宴會前的會見中，他又頻頻地與葡國客人說笑話，還透露自己將在近期內正式訪問澳門。他說他自己曾於一九八四年在珠海乘船圍繞澳門遊覽了一圈，但沒有上岸，這次到澳門一定要好好看。看來，這位即將交班的老主任，對其在任內能先後解決了香港、澳門這兩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感到十分自豪和滿足。倘再能在正式退休前到澳門一遊(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時他已經到過香港)，就可說是“回首平生無憾事”。
　　兩個小組的雙方成員名單，分別由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和葡國駐華大使館新聞發言人、澳門政府新聞署同時宣佈。名單如下：
　　　　　　中葡聯合聯絡小組：
　　　　　　中方組長：康冀民
　　　　　　中方成員：張祥霖(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司長)
　　　　　　　　　　　蔡思聰(新華社澳門分社社會工作部部長)
　　　　　　　　　　　邵關福(中國駐葡國大使館參贊)
　　　　　　　　　　　宓世衡(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參贊)
　　　　　　葡方組長：施莫士大使(外交部行政領事司司長)
　　　　　　　　　　　林慕土公使(外交部僑民國務秘書辦公室主任)
　　　　　　　　　　　謝兆時博士(前任澳門政府經濟事務政務司)
　　　　　　　　　　　韋德霖博士(澳門政府前任行政政務司，葡國社會
　　　　　　　　　　　黨在國會的議員)
　　　　　　　　　　　馬杜斯博士(外交部一等秘書)
　　　　　　中葡土地小組名單：
　　　　　　中方組長：張祥霖(兼)
　　　　　　中方成員：謝後和(國務院港澳辦公室處長)
　　　　　　　　　　　梁竟成(新華社澳門分社經濟部高級研究員)
　　　　　　葡方組長：林慕士公使(兼)
　　　　　　葡方成員：李文樂博士(澳門政府工務暨房屋政務司辦事處顧
　　　　　　　　　　　問)
　　　　　　　　　　　羅立文工程師(澳門政務工務運輸司司長)
　　這兩個名單的組合，基本上符合了對等的原則。按照“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二的規定，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雙方組長，應是大使級的官員。現在中葡兩國政府安排出任組長的，都是大使級的官員，其中康冀民長期在外交系統工作，曾任過駐羅馬尼亞大使館公使銜參贊，駐康斯坦察總領事等職。這個對等的原則，是符合有關規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聯合聯絡小組的中方成員中，有一位是澳門新華社的中層官員，他就是排名第三的蔡思聰。據有關資料顯示，蔡思聰的年齡五十四歲，香港出生，在國內受敎育，五十年代曾長時間在澳門居住，後返回內地工作，其間多從事有關港澳的工作。七十年代末期，轉赴香港，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辦公室副處長，據說還擔任過許家屯社長的秘書。他於一九八五年五月調到澳門，擔任南光公司助理總經理，專司調查研究工作。澳門新華社成立後，改任社會工作部部長。由於澳門新華社是國務院派駐澳門的全權代表機構，故蔡氏在聯絡小組中的身份應算是中國政府的代表之一。但是，由於他曾在澳門居住過，且本身職務在澳門，又曾做過研究澳門的工作，對澳門的情况自是相當熟悉，相信對於聯合聯絡小組爲澳門過渡期各項事宜進行磋商的工作，會有一定的好處。這一格局，與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中方成員中，亦有一位是來自香港新華社的成員一樣(起初是喬宗淮，後來是紀紹祥)。
　　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在聯合聯絡小組的中方成員名單中，沒有一個人曾在中葡談判中出任過中方代表團的成員，這對比葡方，有林慕士、謝兆時兩人出任過中葡會談葡方代表團成員，顯得承接不足，即使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中方成員中，也有人曾參予中英會談，而挑選在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中方成員時，卻忽略了這一點。本來，曾參予中葡會談的港澳辦公室三司司長褚樺，澳門有不少人是估計她會成爲聯合聯絡小組的成員，因爲她對澳門情况比較熟悉，經常到澳門搜集資料，並與各界人士舉行內部座談會，搜集意見，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資料。有人便曾據此猜測，她是港澳辦中負責澳門事務的中層幹部。可惜，她今次未能成爲聯合聯絡小組的成員，否則，可能對澳門發展工作更爲有利。
　　至於中葡聯合聯絡小組葡方成員名單，亦與過去外傳的有很大出入。首先，是該名單中並無澳門土生葡人的代表，這可能是葡國政府對於如何從宋玉生、黎祖智兩人中挑選其一感到棘手，故決定打消這一念頭。其次，是澳督文禮治在向葡國政府推荐的兩個人選中，只有韋德霖獲得了接納，而高秉禮卻被排除在名單之外。由於韋德霖已返回葡國出任社會黨的國會議員(據說澳督可能還會委任其爲澳門政府駐里斯本辦事處主任)，故他已不算是澳門政府的官員，在出任澳府外事顧問的高秉禮被排除在名單之外後，葡方成員中便沒有在澳門工作的官員了，這比中方有一位澳門新華社的中層官員，陣容稍爲弱些。
　　據來自葡國的消息稱，曾任葡國外交部的大使館二等秘書的高秉禮，是否應成爲聯合聯絡小組成員之議，在葡國內閣曾引起了很大的爭論。繼澳督向政府推荐之後，外交部長亦作了推荐，並在一些公開場合吹風，說高氏有可能成爲聯合聯絡小組的成員。但在內閣討論時，總理施華高認爲其並不非常熟悉澳門的事務，讓他在此決定性的歷史時刻加入這個小組恐力有不逮。但由於支持他的人還不少，故遲遲未能決定，直到最後的時刻，總理才決心將他排除在名單之外。有人認爲，其實這還是黨派政治在作祟，因爲，高秉禮是社會黨人，他在外交部任職時，出任總理的蘇亞雷斯，就是社會黨的黨魁。而高秉禮到澳門工作，也是由於社會黨重要成員的韋德霖一手帶來，初時擔任韋氏的顧問，後改任韋氏管轄的行政暨公職司司長，後來才改任澳府外交顧問。總理是爲了體現“中葡聯合聲明”中有關在過渡期中，由葡國政府管理澳門行政事務的精神，不想讓太多屬於現任總統蘇亞雷斯的人進入聯合聯絡小組，只是得留一個韋德霖來“做樣”。
　　在中葡土地小組方面，中方也有一位成員是澳門新華社的高級職員，他就是該社經濟部高級研究員梁竟成。梁氏出生於澳門，年約三十多歲，一九六九年畢業於濠江中學，隨即進入前南通銀行任職，一九七九年調往南通信託投資公司任職至高級經理，從事地產業務，調到澳門新華社就專門研究地產經濟和沙紙契。
　　至於葡方成員，除了組長之外，其餘兩位成員都是澳門政府的官員，其中身爲工務運輸司司長的羅立文，還是土生葡人，且較年輕。較早前外傳，這兩個名額是由羅立文和澳府計劃建設協調司司長高文耀出任的。按照澳府的分工，計劃建設協調司正好就是負責城市規劃、土地管理及批地賣地工作的，高文耀出任土地小組成員，本是最佳人選，不但工作對口、熟悉情况，且有利於對批地的監管。但是，先前的外傳，又有一半落了空，應由高文耀出任的位置，結果由其上司辦公室的顧問出任。有人認爲，高文耀的落選，與澳府在一月上旬，即“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生效之前突擊批地有關，遭到了中方的不滿，施加影響力而將其排除出名單之外，以防止其日後“監守自盜”，胡亂批地。也有消息說，本來羅立文亦幾乎被排除在名單之外，但因澳門的一些政治社團施加壓力，要求委任土生葡人，里斯本才只好手下留情。
　　在換文當日，專程往北京出席換文儀式的兩個小組的葡方組長，分別與中方組長舉行會談，就兩個小組的工作程序、方式以及第一次會議時間、地點和程序進行初步磋商。據葡方組長事後在澳門透露，雙方議定，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首次工作會議，於四月中旬在里斯本舉行，而中葡土地小組則於二月份進駐澳門工作。
　　葡方能夠將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首次工作會議爭取到在里斯本舉行，這是令人感到有點意外的。因爲在“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二有關該小組的工作地點的條文中，寫明“工作的第一年輪流在北京、里斯本和澳門開會，此後以澳門爲常駐地”，如按文件書寫次序和一般的慣例，該小組的首次會議似乎應在北京舉行，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首次會議亦是在北京舉行。此次葡方能夠將該小組的首次會議爭取到在里斯本舉行，看來其背後一定是會有一些內情。
　　換文翌日，兩個小組的葡方組長，即從北京經香港抵達澳門，並於一月十八日(星期一)與澳督文禮治及澳府其他成員舉行會議。據施莫士表示，在會議上，雙方談及了聯絡小組葡方成員如何與澳府官員合作，葡方在首次會議前的準備工作和細則，以及葡國對澳門的政策等等問題。會後，施莫士對記者透露，在聯絡小組每次開會之前，葡方成員不一定到澳門與澳府官員交換意見，但將會經常與澳督保持接觸。
　　在換文儀式舉行的前後，澳門政府有兩項言行，頗引人注目，其一是突擊批地，其二是澳督在其多次講話中都強調澳府在過渡期內行政方針的“獨立”性。
　　按照“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二的規定，從“中葡聯合聲明”生效之日起，政府每年新批土地只可限於二十公頃(香港是五十公頃)。在過渡期內澳府從新批和續批土地中所得的各項收入，在扣除開發成本後，由澳門政府和日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平分。屬於澳門政府的土地收入，只能用於澳門土地開發和公共工程，不能挪作他用。而在過去，澳府每年從批地中所獲得的大筆收入，大多是用於一些豪華奢侈的項目上，迹近於浪費財政資源。在進入過渡期後，澳府的這項收入只能用作土地開發和公共建設，這對習慣於將批地收入“大花灑”地使用的澳府來說，幾乎等於是有錢無所用。
　　於是，澳府便上演了一幕突擊批地的鬧劇。早在一月上旬，澳督文禮治尚未返回澳門之前，以免開投方式批出了新口岸的三幅共達七千五百多平方公尺的土地，批地溢價金額超過八千萬元。爲了趕及在過渡期之前完成這些批地的法律手續，澳府以政府公報增刊的形式刊出了批地批示，顯得有點迫不及待，因爲平時的批地是刊登在政府公報正刊上的。
　　澳府的這一舉動，引起了市民的強烈不滿。其一，免公開開投批地的形式，是違反自由經濟的自由競爭原則和公平原則的，很容易被人利用牟取非法利益，使政府和納稅人受到直接和間接的損失。其二，政府這樣做是有意逃避中葡土地小組的監管，盡量爭取在將澳門交還給中國之前刮多一些錢。
　　當初，人們還以爲澳府有關部門這樣做，是瞞着澳督，趁澳督在里斯本公幹之機而採取的突擊行動，因爲有消息說先前經過澳府諮詢會委員的力辯，澳督亦同意日後土地的批給應以公開拍賣(開投)的形式進行。但是，在一月十四日，即“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生效前一日所發生的一件事，否定了人們的天眞想法。原來，澳府計劃建設協調司在當日以前所未有的工作熱情及效率，通宵工作。批出了六幅土地，總面積達二十公頃，相當於“中葡聯合聲明”生效後，澳門政府每年批地限額的總面積。據說，參予工作的技術員和司長，是直接在澳督的指令下進行該項工作的，每隔五分鐘便通一次電話，以加快進度，解決問題。
　　這一事件，令人們感到十分驚訝和愕然，認爲當局這種在過渡期前搞的小動作，和向中葡土地小組正式成立所獻出的“見面禮”，多少帶有對抗的性質。人們從澳府突擊批地的事件中，發現這表面上是爭取將批地全部收入收歸澳府所有的功利主義，還可能帶有某種意義的政治效果，即是讓人們看到澳府並非一隻“跛腳鴨”，借突擊批地來爲日後工作中可能出現的“對抗”埋下伏筆？
　　其實，已有種種迹象顯示澳府打算在過渡期內採取較爲強硬的立場，這即是令人關注的第二件事，澳督文禮治那段時間的多次談話中，隱藏着某種政治立場，公開強調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和中國政府，在過渡期內不能干預及監管澳門政府的行政工作，還強調要維持行政、經濟和財政方面的獨立，維持葡文作爲官方語言，維持葡國根源的司法制度和市民的雙重國籍權利，十足一個“鐵腳鴨”的形象，表明了今後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如國籍問題等，是不會輕易退讓的。
　　還有一個現象，也頗爲令人關注，就是澳府在一九八八年的財政預算案中，繼續大手筆花錢，預算赤字達到九千八百多萬元，佔總預算的百分之五，全靠澳府公庫歷年來的滾存來墊支。在此情况下，澳府的庫存便越來越少，到一九八八年底只得二億餘元，僅佔全年財政預算的百分之十。長此下去，勢必將庫存用完。而未來的經濟環境，尚未可預料。倘能保持着一九八七年那樣繁榮興旺，當然問題不大，但若遇到西方經濟不景而影響到澳門的出口工業和博彩業，政府財政歉收，就是大件事。澳府這種“落雨收柴”亂花錢的做法，確實令人大感困惑。
　　(1988.2.1)

　　中葡聯合聯絡小組正式進駐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