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澳門前途

澳督訪京與澳門前途

　　一九八四年的最後幾天，港澳兩地突然流傳着一個消息，謂澳督高斯達海軍少將，將會在農曆新年之前，首次官式訪問北京。
　　這一消息，最先是由香港《南華早報》報道的，然後港澳各報才照抄如儀。一段時期以來，澳門的一些較爲敏感的政治新聞，如“怡東高峰會議”、“鄭華調港”，以及此次“澳督訪華”等，都由《南華早報》擔負着“出口轉內銷”的“任務”。不知是否有人故意利用《南華早報》的影響力，放出一個個試探氣球。
　　但是，與上次澳門政府新聞處連夜翻譯《南華早報》有關“怡東高峰會議”消息，供給各中文報章的不尋常積極態度相反，這次澳府有關人員卻表現得相當含糊曖昧。澳府主管新聞事務的社會事務政務司馬思濤，對前來求證的記者旣不否認，也不證實，表示此事無可奉告，應詢問新聞處。而新聞處長何安德，卻連連甩手擰頭，亦表示不願置評。
　　就在撲朔迷離之際，新聞處於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發出一段簡短的消息，謂澳督定於一月八日往外地作短暫渡假，此期間由保安司令裴迪鎏上校出任護督。按照“澳門組織章程”的規定，澳督在離開澳門到外地時，除赴中國和香港之外，都必須得葡國總統批准。他此次“渡假”，要到哪裡去？便成了人們有興趣知道的問題。到中國嗎？斷不會如此兒戲，因他是共和國內閣部長級的人物，以中國外事活動上重視對等規格和禮儀的習慣來看，就算他是私人旅遊性質，也必然會驚動中國部長或省長一級的人物來接待。到香港嗎？看來有點相似。因爲自中英會談開始後，澳督曾多次往港與港督密斟，這幾乎成了公開的秘密。而作爲兩地總督每年均有互訪活動的慣例，自尤德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九日官式訪澳後，一直再沒有進行過這樣的活動。一九八四年八月底，澳督曾宣佈官式訪港，但因“琴茵”侵襲珠江口，八號風球高懸，未能成行，後於九月三日成行，卻是非官式訪港。雖然當時宣佈稍後澳督會作官式訪港，但至現在仍未實現。
　　不管如何，高斯達若訪問北京，也是很自然的事。中葡建交前後的兩任澳督李安道、伊芝迪，都曾在任內正式訪問過北京。而口口聲聲表示“珍惜葡中友誼”的高斯達，上任已三年多了，一九八五七月便告任滿，卻只是訪問過廣州，未曾訪問過北京，就算是表示禮貌，也應及早起程了。更何况，葡國總統在今年春天便要訪華，高斯達也應在此之前充任一下“開路先鋒”的角色。
　　據說，中國早已就澳督訪京問題，透過南光公司發出了邀請。但高斯達考慮到當時中英會談正在進行，爲了避免外間誤解中國藉談論香港問題時一併解決澳門問題，高斯達以政務纏身爲由而一再推延。直至中英協議草簽後的十一月間，中國方面直接發出邀請，並催促高斯達早點成行，他這才考慮赴京的日期。
　　也有人說，高斯達當初對是否應邀未表態，因爲他對澳門有關方面在解散立法會事件中，對他採取敵對態度有點不滿。但隨着後來新立法會氣氛較爲和諧協調，而許家屯亦曾於九月十三日晚專誠來澳擺“和頭酒”宴請高斯達，怨氣已消，加上此次邀請由北京直接發出，據說還將見到鄧小平、趙紫陽，他才萌北上之意。
　　高斯達這次北上，如果確有其事，眞的是“禮貌”這麼簡單嗎？《南華早報》說不排除談論澳門前途問題。但在澳門，不少資深的評論家認爲此行只是禮貌式拜訪，商談加強兩地文化經濟交流等事務。即使是一九八五年春季首次訪華的葡國總統恩尼斯將軍，也不可能與中國領導人商談澳門問題。這是因爲，所謂澳門前途問題，根本不是問題，因爲澳門主權已於中葡建交時正式交還中國，根本無須像英國人那樣，在談判中把大部份時間花在主權問題上用以討價還價；而中英聯合聲明，又可作爲將來解決澳門“澳人治澳”問題的藍本，根據澳門的實際情况略加修改即可。從這點來說，中葡兩國根本不必把解決問題過早擺在議事日程上，在時機成熟時，必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不管怎樣，澳門交還中國，實現“一國兩制”、“澳人治澳”，是遲早會發生的事。現在，不但澳門的傳統社團這樣想，一般居民也沒有異議，甚至連澳府官員也接受了這個現實。十二月二十日，澳督高斯達在談到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時曾經表示，這個協議人們以平靜的心情接受下來，葡萄牙亦準備隨時解決澳門問題。在“元旦賀詞”中，他又再次讚頌了香港協議，並強調“它的實施方式能成爲澳門繁榮與穩定的另一因素”。此外，他在其他場合的多次講話中，亦表明不要“對澳門抱有任何幻想”。
　　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高斯達在對澳門的實際政策中，卻偏偏是最抱有“幻想”的人。一方面，他多次發表談話稱，如果中國要收回澳門，葡國可隨時撤出，拱手奉還；另一方面，卻一直認爲中國不會將香港和澳門這兩隻“雞蛋”同時放進“收回”這個“籃子”裡，中國肯定會將澳門留作收回香港之後的“後路”，萬一香港搞不好，還可由澳門代替香港的金融中心及東西方交流橋樑的地位。他上台後不久，即主持制訂及通過了“銀行法”，吸引外資銀行到澳門開設分行，聲言要將澳門建成新的金融中心，還大搞甚麼興建國際機場和深水港的可行性研究，聲言將來澳門的對外交通不必借求於香港。種種宏圖大計當中，除了要爲自己競選葡國總統奠基外，便是出於對澳門前途問題的幻想而作出的應變措施。澳府的一位高官，便曾多次向筆者私下透露這一構想，據說高斯達亦曾向一些知名人士和外國財團談到這一點，勸說他們繼續在澳門投資。只是在一九八四年四月間，英國外相賀維發表了那篇“光榮撤退”香港的談話後，澳府才覺醒到幻想是不切合實際的，澳府的那位高官還曾向筆者埋怨賀維的聲明“殃及池魚”了。
　　但是，澳府在悲觀失望之餘，絲毫沒有放鬆對澳門加強統治，爲加緊實現其對澳門的幻想採取了具體的措施。最近澳府實行的一系列政制改革，加強澳府行政部門的葡國勢力，進一步實行“高官葡國化”，繼續解除一些葡籍土生官員的職務，便是爲了加強統治，實行高度集權，這與北京的“澳人治澳”構想，有點相悖。尤其令人驚訝的是，以“發展旅遊”爲理由，在氹仔面對大橋的山崖上，以九百萬元興建一座反映葡國管治澳門歷史過程的巨大浮雕。在“精神糧食”十分匱乏，官辦中文圖書館竟無一間的澳門，卻花鉅款去爲殖民歷史樹碑立傳，實有點本末倒置。
　　衆所週知，在香港問題談判桌上，最棘手的是“主權”問題，但由於澳門不是武力佔領，也沒有條約一類的東西，更沒有年限，故葡國人對繼續佔領澳門，一直都不是理直氣壯的。但由於葡國社會是歐陸式的極端民主化社會，內閣也以聯合政府形式出現，因此，政出多門，對澳門問題的立場便出現分歧甚至對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葡萄牙總理薩拉沙以其極右立場出發，與北京中斷了外交關係。二十多年來，中葡兩國的交往，就全靠澳門的何賢作中間“拉線人”。而中國政府對一切有關澳門主權問題的事件，都從不放鬆。一九五七年澳府舉行慶祝“澳門開埠四百週年”活動，其中有一項內容是打算把第一位到達澳門的葡人歐維士的石像，設在面對中國領海伶仃洋的海角遊魂，似有覬覦中國其他領土的象徵意味，因而遭到北京政府的反對，而已動工的工程亦被迫停下來，將石像遷移到南灣，而且是背向大海，面對政府合署而立。
　　一九六六年底，澳門傳統派居民在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運動的直接影響下，爆發了“一二·三”事件。一些愛國居民提出“收回澳門”的口號，但當即被上頭制止。澳葡當局當時亦打算交出澳門，卻因傳統派群衆的自動取消而作罷。
　　“文革”後，中國的外交工作進入了向西方發展時期，各國紛紛與中國建交、復交。正在這時，葡國左派軍人於一九七四年四月廿五日發動了“鮮花革命”，新政府於翌年一月六日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表示願意互派大使。但由於澳門地位問題，當時未有明確定論，據說主要是葡國政府實行“非殖民化政策”，要撤出澳門，但中國未想過早收回，致使建交談判擱置下來，只是透過雙方駐巴黎大使進行了接觸。
　　當時，葡國由葡共執政，可能是秉主子旨意，有意利用中國對澳門問題的尷尬立場加以爲難，多次藉口“非殖民政策”而提出交回澳門。早在中蘇論戰期間，蘇聯曾就澳門問題攻擊過中國，包括“不收回澳門是假反帝、反殖”，以“利用澳門出口鴉片等”。居住在澳門的一些葡籍左傾專業人士，包括一些由葡來澳執業的律師、醫生、工程師，亦在佛笑樓開會，發起了“交還澳門”的簽名運動，遭到了華人社團和中文報章的抵制，也引起了土生葡人的反感。以宋玉生等人爲首，成立了一個名爲“維護澳門人權益協會”(中文正式名稱爲“公民協會”)的組織，與之對抗。雖然他們對過早交回澳門的理由與北京的政策相同，但實際上卻是如其名稱一樣，在於維護土生葡人的利益，因爲當時土生葡人在澳府中的勢力非常強大，壟斷了大多數高官的職位，這使公民協會成爲澳門最有影響力的公民團體。
　　直至中葡建交前後，澳門的主權問題有了一個定論，澳門政府亦正式從“海外殖民省”的影子下擺脫出來，並“基於與中國的合作和友誼，繼續負起管理澳門的責任”(高斯達語)。
　　至於澳門將來的命運，澳門居民已是心中有數，而且在讀過中英協議及聽到鄧小平、許家屯對香港問題的許多講話後，也基本上認同了“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這一套政策，有點“旣來之，則安之”，“隨遇而安”的心態。反正，現在的澳門在政治上已是“半個解放區”，與將來仍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不會有大大的差別。
　　澳門居民懶得去爲自己的將來着急，鄰埠香港的政論家們卻在出謀獻策，爲澳門設計出各種前途來了。一份中文報章的社評開列了“澳門三策”：上策是維持現狀，保留主權，使澳門成爲一個中外關係的中立區，但要強化民選的立法會，繼續由葡人澳督負責管治五十年。中策是基本上按香港模式，澳門定期回歸中國，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人治澳。下策是中國直接收回澳門，或列爲珠海經濟特區的一部份。而一份中文報章的社評則認爲，澳門面積小，人口少，本身不夠條件成立與香港地位平等的特別行政區；似乎北京和港澳人士應該進一步考慮將來把港澳合組爲一個特別行政區。
　　“特別行政區”和“經濟特區”是兩個在政權架構與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的行政單位。前者是政治特區，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享有高度自治權，直屬於中央人民政府。後者仍然置於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只是在經濟政策和體制上實行特殊的政策，政治制度仍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隸屬於廣東省人民政府的地區級政府。如果澳門與珠海合併，就根本不是鄧小平所說的“一國兩制”、“澳人治澳”了。而且，勢必引起動盪不安，資金和人材外流，不符合各方維持澳門繁榮安定的希望。
　　“澳門與香港合併成爲一個特別行政區”，這倒是有一部份居民所希望實行的，尤其是工商界人士。他們早就厭惡那種慢吞吞的葡式行政效率，羡慕香港政府各方面的驕人成就。如果合併了，澳門的發展速度也許會快些，面貌會很快改觀。尤其是北京在一九八四年年終發表的幾條新聞，包括“國內外十大新聞公佈”和鄧小平談“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都只是提到“一國兩制”是解決香港、台灣問題的靈活構想，並未提到澳門。而聯想到廖承志生前曾說過“中國只有兩個特別行政區，不能再多”，這使人猜疑多多：澳門往哪裡擺？是否要和香港合併？
　　但是，澳門與香港合併，在技術上有很大的困難。主要表現在：一、澳門與香港的法律及行政架構並不一樣，英國的海洋法系與葡國的大陸法系有很大的差異，如何能揉合在同一特別行政區內？香港有死刑(雖然並不執行)，但在澳門最高刑罰僅是坐牢廿四年。二、旅行證件問題、配額問題、貨幣問題，如何統一？香港會不會“吃”掉澳門的配額？英國會不會承認持有葡國護照的人享有原英籍(海外屬土公民)的權利？三、澳門從屬香港後，甚麼職位都要當“副車”，而此間的人士，一直存在着“大香港、小澳門”的自卑感，如果今後在同一特別行政區中都是當“副車”，這一自卑感將更爲嚴重，可能會影響到今後的同胞團結和政府的正常運作。四、合併後，願意留下來服務的葡籍技術人員，以及已扎根在澳門的土生葡人的安置，便成問題。因爲他們本已不懂中文，再加上大多數人也不通英文，很難在將來的“聯合政府”中謀到一份差事，而他們又沒有從商及打工的習慣，難道長期領取失業救濟金嗎？
　　最符合各方面利益的，當然還是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人治澳”，但這首先要解決行政人材嚴重缺乏的問題。可幸的是，澳門的大多數有識之士，都已認識到培訓專業人材是爲將來實現順利過渡打好基礎的重要因素，非常關注人材的培訓及自身的進修。近幾個月來，一些比較中立的青年及專業社團開展了積極的活動，政府也在敎育政策上予以配合，撥出助學金幫助青年往外國和中國深造，以便學成後回澳服務。成千上百的青年，到夜校學習葡文，掀起了一股“葡文熱”，這是大批有專業知識的華籍青年進入政府擔當公務員的前聲。而另一方面，澳府亦有計劃地推行華人可當公務員和中文官式化的準備工作，逐步將與公衆有關的法例譯成中文，各種表格可塡寫中文，同時，鼓勵公務員學國語及中文，尤其是華務廳中的翻譯員，懂得國語或懂多幾種方言的，可得特別津貼。長此下去，相信到時“澳人治澳”的人才問題，便會比較容易解決。
　　(198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