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體西用”非張之洞《勸學篇》的主旨
一、張之洞生平與《勸學篇》
張之洞(1837－1909)，淸末洋務派顯要人物。當官46年；靑云直上，晚年參與統治集團的決策中心。早年，他糾彈朝政，是“淸流派”重要一員。1879年前後上20疏，劾崇厚屈從沙俄，力主抗敵禦侮。中法戰爭中，他果斷地起用老將馮子材，激勵士氣，打了一場勝仗，立了戰功，聲名大噪。他主持學政和地方行政，重視敎育，親訂學規，親自講學，親審試卷，所到之處，必出錢出力，興學育才；後來張之洞又積極籌辦洋務，其數量、種類和規模均超過洋務派的前人。慈禧太后視之爲心腹，光緒帝也曾給予重用。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爲、梁啓超，都對他產生過幻想，頑固派又一度把他捧上天。張之洞晚年主持了廢除科舉、創定第一個正式頒行的近代學制兩件敎育史上的大事。他一生勤學實幹，有眞才實學，開明有爲，爲官淸廉，死後沒有留下田地。
1898年4月，在百日維新前兩個月，張之洞發表了他的代表作《勸學篇》，轟動一時。史家對張之洞的評價，百年來均有較大的爭議，毀譽參半。但誰也不否認，張之洞是洋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近代史上有較大影響力的人物；《勸學篇》是他的代表作，是洋務運動時期的重要作品。其人其書，至今仍有歷史價値。史家對《勸學篇》的許多不同意見，都是洋務敎育史上不能迴避的問題。
本文從探討《勸學篇》的主旨出發，兼論“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一口號與張之洞的關係。從此而對張之洞的評價提出一些看法，並從敎育社會學的角度，硏究張之洞敎育政策及敎育實踐的歷史作用。
二、“中體西用”非《勸學篇》的主旨
2，000多年前，荀子寫了《勸學篇》是中國古代敎育史、哲學史上的名篇之一，它繼承和發揚了孔子的敎育思想，被譽爲儒家思想發展史中一部代表作。張之洞把自己的作品，襲用荀子作品的篇名，有沒有把它看成是19世紀末儒學的又一代表作？但至少他是有此聯想的吧!起碼他不介意別人作此聯想的。
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宣揚漢儒綱常名敎，極力維護以儒學爲正統的封建思想體系，這一點是毫無異議的。在關於《勸學篇》主旨的探討中，這點正是學者極爲一致的看法，也是最基本的出發點。但仍有評價上的原則分歧。
有人從敎育的角度，認爲張之洞寫《勸學篇》純爲勸學，主旨是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主張，來統一思想，指導洋務敎育。因而認爲《勸學篇》是“結合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提出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以求強求富的綱領”①他們儘管還批評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存在維護君權統治的糟粕，但肯定它衝破頑固派死守中學，盲目抗拒西學的防綫，起了積極的歷史作用。
另有肯定張之洞和他的《勸學篇》的學者，把“中體西用”歸於張之洞，認爲是張的敎育思想、也是洋務敎育以至是洋務運動的指導方針，因而也就是《勸學篇》的主旨。從具體史料的縱、橫對比中，這個立論是難以成立的。
1“中體西用”不是張之洞的創見
首先，“中體西用”是歷史上逐步形成的社會共識。早在17 世紀，特別是康熙皇帝在位時，已經執行着引進西學，爲我所用的政策。鴉片戰爭前後，先進人物林則徐，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肯定了西方科技是足以禦敵救國的“長技”，應該學習。當年這種思想祇是少數人的覺醒，在上層統治集團中，主流仍是蔑視西學的。梁啓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說，到了光緒年間“朝士皆恥言西學，有談者認爲漢奸，不齒士類”，可見一斑。直至“馬江敗後……惡者尙多……蓋漸知西學，而莫肯講求。”當年僵化保守、頑固愚昧者人多勢衆，講求西學的開明人士寥寥可數。
1861年，林則徐的學生馮桂芬所著的《校邠廬抗議》面世，他在《採西學議》中提出：“以中國的倫常名敎爲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這句話旣是林則徐和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發展，又是“中體西用”的思想雛型。
往後三十年間，中國早期的改良主義思想家，如鄭觀應、王韜、薛福成、洋務派開明人士，如盛宣懷、張之洞、以及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爲、梁啓超，他們在對待中、外文化的關係上，觀點及態度都頗爲一致，儘管文字表述不同，精神卻是吻合的。有提”中本西末”、有說“中道西器”或“中主西輔”，後來出現“中體西用”。鄭觀應在他的代表作專集《盛世危言》中提出：“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是槪括了當時的社會思潮，旣認爲應該“中西兼學”，不同意盲目排斥外來文化，又不應全盤西化，丟了本體的傳統，以求擺正中外文化的主從關系。這顯然是半個世紀來一種開明的、進步的思潮的孕育，是歷史形成的社會共識，決不是張之洞個人的創見。這一思想常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言論和著作中。在孫家鼐的奏折和梁啓超代擬的京師大學堂章程中都可以找到這八個字。何況張之洞也並非洋務敎育的始創者而是洋務敎育後期的代表人物。“中體西用”的思想，祇是張之洞認同的社會共識。
2.“中體西用”不足以體現《勸學篇》的精神實質
梁啓超在《淸代學術槪論》中說：“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其時流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1893年《關於湖北自強學堂·張之洞片》中提出的辦校方針：“講求時務，融貫中西”“務求實用”……在《自強學堂章程》中，寫得更爲具體：“以華文爲基礎，以聖道爲準繩。儒書旣通，則指授西文……”，“中外兼通，不致忘本。”由此可見，甲午之後，張之洞對“中體西學”的確是津津樂道的。梁啓超的評介在中國史學界有相當權威作用，也可能因他的話，有人就把“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誤作張之洞的敎育思想。當然，作爲朝廷當紅的官員，他所主張的，自然更容易在學界、在社會上傳播的。
1898年初，張之洞在《兩湖、經心兩書院改照學堂辦法片》正式用“中體西用”的表述：“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旣免迂腐無用之譏，亦杜絕離經叛道之弊。”
這段話除了正式在官方文件上寫上這個口號之外，還提出其目的是爲了避免與論抨擊政府迂腐無能，並杜絕背離三綱五常的政治傾向。它反映了文敎政策依存政治策畧的客觀的社會規律。《勸學篇》不是敎育專著，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等領域，而政論性強，主旨不僅在於“勸學”，更主要的是向知識分子“勸順”“勸忠”。可見“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是不足體現政治策畧的精神實質的。
3、“舊體新用”不等同“中體西用”
在1898年初上述的《兩湖、經心兩書院改照學堂辦法片》中，張之洞是完完整整地用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八個字的流行語。但到了四月，他趕在百日維新前夕出爐的《勸學篇》裏，作爲設學首要，卻爲何改爲“舊學爲體、新學爲用”，我們認爲作者作爲同義語的代替使用的可能性是較少的。作爲《勸學篇》中提出的口號，是“舊體新用”並非“中體西用”。《勸學篇》中有提及中學西學的，卻是分析性的：“今欲強中學，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方。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底，端其識趣，則強者爲亂首，弱者爲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勸學篇·循序第七》)。張之洞主張學西學，是爲了保中學，強中學，並暗示通西學的人其禍害要比不通西學的人更爲劇烈。因此，他接着指出學西方文化，是“擇西學之可以補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起吾疾者取之”。在《勸學篇·會通第十三》中，張之洞提出自己的見解：“中學爲內學，西學爲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各有功能，再一次論證二者不可偏廢。偏偏就在《會通第十三》同一章的開首，張之洞分析社會現況時，所用的是“新學舊學”，不是“中學西學”。他說：“今日新學舊學，互相訾謷。”顯然，“中體西用”與“舊體新用”是有嚴格區分的。
有些學者認爲“中體西用”和”舊體新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甚至可以等同。筆者認爲，這可能是更大的歷史誤會。
其實，就在《勸學篇》書中，張之洞對新學、舊學作了詳盡的說明，有明確的界定。
在《勸學篇·外篇·設學第三》張之洞提出學堂法約的五要(應是六要——作者)，把新舊兼學列爲首要。(這裏的“新舊兼學”也不能等同“中西兼學”)張之洞列得淸楚：“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爲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爲西學，舊學爲體，新學爲用，不使偏廢。”
而妙在下一條“政藝兼學”中，他又給西政下了個定義，把西方政制的“民權”、“議院”等排除出去，他說：“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作爲一個洋務派中的學問家，張之洞是不會漏筆的。因此，他的新、舊兼學的“新”和維新派的改革政制爲中心的“新”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
《勸學篇》在1898年4月面世，許同莘在《張文襄公年譜》記載張的寫作情況：《日撰一首，率以燈下爲之，黎明而就，次日復改，易稿至六、七”，全書廿四篇。連序言一起，起碼寫了廿五日，夙夜奮筆細書，爭分奪秒，張之洞是很辛苦的。對一些關鍵的語句和主要的主張，錯漏的可能是絕少的。爲什麼要這樣做？顯然它要在百日維新風雨欲來的時候，急不及待作爲一種輿論武器而拋向社會，針對維新變法。
根據以上所述，可見《勸學篇》的主旨，不可以用“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八個字來槪括。“中體西用”旣不是張之洞個人的思想理論，又不是《勸學篇》中口號的原文，更不能反映《勸學篇》全書二十四篇的核心內容——反對維新變法的主張。
筆者贊同要從政治的層面，結合1898年的形勢去理解《勸學篇》的主旨，不能光從敎育的角度去分析它。
三、保綱常名教、反變法維新的《勸學篇》
1898年4月，變法維新的呼聲越來越高，滿淸封建統治集團內部帝黨、后黨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時刻，張之洞的代表作《勸學篇》趕在戊戌政變之前面世，立即引起巨大的反響。
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大爲賞識，誇獎它：“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諭令軍機處“頒發各省督撫學政各一部。廣爲刊佈，實力勸導，以重名敎而杜巵言”。於是《勸學篇》“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遍於海內”。據估計，總刊印量不下二百萬册。後又譯成英文、法文分別在美國和歐洲出版，譯本更名爲《中國唯一的希望》。
《勸學篇》一發表，由於它有“重名敎杜巵言”的作用，頑固派代言人蘇輿就把它收進他編輯的、旨在反對維新變法的理論宣傳文件《翼敎叢編》，在序目中吹捧張之洞：“疆臣佼佼厥南皮，《勸學》數篇挽瀾作柱。”一語道破《勸學篇》是力挽維新運動狂瀾的中流砥柱!《申報》社論也叫：“偉哉此篇!殆綜中西之學，通新舊之郵，今日所有，今日所不可無之書也。”也是一語道破《勸學篇》之偉大，在於時間的配合。
但是，主張變法維新的進步人士對《勸學篇》卻大爲反感，礙於環境，有敢怒不敢言的。戊戌政變失敗後，梁啓超到了日本，旋於1899年所寫的《自由書》中，對張之洞的《勸學篇》作了無情的揭露。他說：“不三十年將化爲灰燼，爲塵埃野馬，其灰其塵，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張之洞的幕僚辜鴻銘也淸楚地說明：“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歐化；文襄之圖富強，志不在富強也。蓋欲借富強以保中國，保中國即保名敎。”范文瀾先生在《中國近代史》中也透露了一點史實，《勸學篇》最初的序言有這一段話：“中國學術精微，綱常名敎以及經世大法，無不畢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長，補我不逮足矣。一個“足”字洩天機。這裏暴露出《勸學篇》以虛僞的手法，把自己打扮成爲擁護改革者，與眞正推行變法維新的康、梁針鋒相對，他把自己打扮成持平公正，惡意攻擊“興民權”、“立議會”這些變法維新的關鍵環節，以阻撓變法，維護淸王朝頑固派的反動統治。《勸學篇》的主旨就在此。
甲午戰後，滿淸王朝的腐敗無能進一步暴露，維新運動風起雲湧。張之洞在《勸學篇·第二章敎忠》用了3，000字，羅列淸王朝歷代統治者的15大“仁政”，認爲“中史2，000年之內，西史50年之前”所有政權未有過如此“寬仁忠厚”的。他不但挖空心思，顛倒是非，肉麻無恥地吹捧搖搖欲墮的反動統治，還勸所有“報禮之士，戴德之民”都要對淸廷忠心。
《勸學篇》是單純“勸學”嗎？非也，它是在“勸忠”、“勸順”。力圖以螳臂擋車，作者自己作爲“報禮之士”，在此率先表忠。
四、爲后黨，爲自己，張之洞寫《勸學篇》
張之洞寫《勸學篇》還有一個直接的、迫切的動機，是要公開與維新派劃淸界綫。他的表態，是直接向慈禧表忠。
1895年5月，康有爲領導千人公車上書後，帝黨官僚開始接近維新派，8月在翁同龢的支持下，康有爲在北京成立了強學會，每十日集會一次，發表政治演說，出版《中外紀聞》，陳熾任會長，梁啓超任書記員，楊銳、沈曾植、沈曾桐、汪大燮、袁世凱、孫家鼐等都加入了，很有聲勢，連李鴻章也投機捐銀二千兩，由於名聲太臭，被拒加入。張之洞和劉均一也捐了錢。張之洞在北京接見了康有爲，表示支持他到上海設分會。許同莘在《張文襄公年譜》光緒二十一年(即1895)十月内有一條：“祖詒(即康有爲)……是月十一日來見，旋赴上海設分會，請公列名。公复電云：‘群才薈集，不煩我，請除名，捐款必寄。’乃助會款五百兩，撥公款一千兩。”從這兒可以便看到，對慈禧太后一直懷着“知遇之恩”事事以太后意旨爲依歸的張之洞，態度何等曖昧。捐款而不列名，兩面討好。
1897年，當時的朝廷命官張之洞竟致函當年祇有二十四歲的、嶄露頭角的梁啓超：“甚盼單老中游前後來鄂一遊，有要事奉商。”後來眞的用隆重的禮節破格接待了梁啓超，還捐款支持梁啓超主編的《時務報》。同年9月26日出版的《時務報》上梁啓超寫了《知恥學會叙》痛罵淸廷貪官污吏，言論大膽，張之洞又慌了手腳，禁止該報在湖廣流傳；後來，北京強學會被慈禧封閉，張之洞隨即查封上海強學會和強學報。《淸史稿·張之洞傳》揭露《勸學篇》的寫作動機：“二十四年，政變作，之洞先著勸學篇以見意，得免議。”我們可以看到，除肉麻的吹捧之外，還得在政治主張與維新派鮮明對立，才可以洗脫這種存在過的曖昧關係。
對張之洞的《勸學篇》批評得最及時、最大膽、最深刻又最詳盡的，來自遠離北京的一角世外桃園——香港，來自兩位中年的香港學者何啓和胡禮垣。
五、從“公衆空間”再透視《勸學篇》
何啓(1859－1914)廣東南海人，舉業於香港中央書院(皇仁書院前身)，留學英國，學醫學及法律學，回港執業律師，創辦醫院及西醫書院。1895參與孫中山先生籌劃的廣州起義活動，對外宣言是何起草的。自1887年起，他與中央書院的同窗胡禮垣合作，撰寫政論文章及翻譯歐西憲政著作多種。③
胡禮垣(1847－1916)字翼南，廣東三水人。十歲通四書五經，畢業於香港中央大書院，先後敎學、辦報、任譯員、經商。長期與何啓合作，著書立說，翻譯外文，被尊稱爲胡香江④。著有《胡翼南先生全集》凡六十卷。
《勸學篇》四萬多字，何啓、胡禮垣批駁他的文章也長達四萬多字。據《胡翼南全集》卷十五《勸學篇書後》第一段，作者開宗明義指出：“張公自言規時勢、綜本末以告中國士人，其志足嘉，誠今日大吏中之矯矯者矣。獨惜其志則是，其論則非，不特無益於時，然且大累於世。初僅欲將其正權一首爲書後以辯，繼而思之，本不立者道不生，體不明者用無濟，故取其全書每首要節畧爲折辯，而置正權一篇於末而節節辯之，一語無遺以明其弊端。”作者還說明批駁的動機，是唯恐《勸學篇》“出之大吏不難如《曾侯中國已醒》之論又害我中國十年也。”他抱着憂國憂民之心，居於公衆的言論空間，在《勸學篇》出籠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連續寫了幾萬字。針鋒相對的《勸學篇書後》和《正權篇辯》，也有客觀的需要。在自序中，他介紹寫作的情景：“每一編出，草稿未定輒爲國人取去，或登諸日報，或排印成書”。這裏旣說明港澳地區對《勸學篇》的關注，也反映了對何啓、胡禮垣筆伐的重視。
作者針對淸廷的“持論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的讚語，而斥之爲“不特無益於時，然且大累於世。”這句話，百年來被學者反覆引用，可見頗有權威性。作者在每一篇的辯析中，有理有據、博引旁徵，特別以他們對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制的知識，直斥張之洞“持論之謬”“臆斷之詞”。作者無情揭露張之洞爲了固寵邀榮，爲腐敗的淸廷歌功頌德。諷刺張之洞無稽無恥的吹捧“其戲言耶？抑反言也？”⑤對張之洞大講“明綱”，絮言“變科舉”“學西藝西政”是祇變皮毛，不變命脈，慨嘆“中國雖有願治之君，亦必誤於庸臣之手”。⑥
作者對《勸學篇》的內篇從同心到去毒共九篇，逐篇剖析批駁，認爲“細思其自治之法竟無一是處”⑦深恐謬誤廣傳“不爲書所累者幾希”。《勸學篇》的外篇，作者認爲它“難有趨時之言與泰西之法”，但欺騙性很大，不能不加以辯析。其次，《外篇》的益智、遊學、設學、學制……等十五篇，其內容全部包括了在何啓、胡禮垣二作者三年前公開發表了的《新政論議》一書中，他們恐怕魚目混珠，經張之洞的歪曲，令人感到這些新政是不可行的。因而也不得不一篇一篇的、來辯其異同，並藉此區別二者寫作動機公私之分。
六、“議院、民權，此篇之大旨也”
何啓、胡禮垣對《勸學篇》評價最有價値的地方，還是獨立一篇的《正權篇辯》。作者明確指出：“足以阻新政之行者，莫若《勸學篇》，尤莫若《勸學篇·正權》”⑧，眞是一矢中的，這個深刻的揭露正給《勸學篇》畫龍點晴，點出《勸學篇》與維新變法針鋒相對的政治功能。
張之洞在《勸學篇·正權第六》中故作驚人之語：“嗟呼!安得此召亂之言哉!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接着他對興民權設議院盡情污蔑，拼湊了四大無益之處，然後胡謅“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敵四起。”從而暗示他在《勸學篇》序言中所指的“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洲之內矣”，矛頭直指康梁。
何啓和胡禮垣滿腔義憤，在《正權篇辯》開宗明義，指出“天下之所謂亂……其故實由於民之無權”，直指張之洞之流“旣知欺凌玩法等弊，而又誣民權爲召亂”的講法，是“直欲以一人之偏私齷齪而忘卻天下之大道爲公也。”更提出一個對立的觀點：“天子之權得諸庶民”揭露張之洞《勸學篇》力竭聲嘶維護封建反動統治的意旨。
張之洞抵毀維新派是“摭拾西說者”；歪曲民權思想是無政府主義：“近日摭拾西說者甚至謂人人有自主之權，益爲怪妄。……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鄕私其鄕，士願坐食，農願蠲租，商願專利，工願高價，無業貧民願劫奪，子不從父，弟不尊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弱肉強食，不盡滅人類不止。環球萬國必無此政，生番蠻獠亦無此俗。……”眞是萬方有罪，均罪於民主了。
何啓、胡禮垣尖銳指出張之洞的無知“恰如混沌未開，乾坤未奠”，“直不知民權官權之制，此篇竟無一節能通”，“直不知議院爲何物”。從而闡述民權法治精神：“合人人之私以爲私，於是各得其私而天下亦治矣。……士農工商以及無業貧民各有其私而但能不以己之私奪人之私，不爲人之私屈己之私。”
作者還提出，假如張之洞的言論“見諸行則禍國殃民指日可見。”最後槪括說：“讀其正權一首然後知勸學一書內外各論見解謬妄，首尾乖方”，“不明理而居高位，其害非輕”!因而再一次表白，二人大動義憤，不能不作《正權篇辯》以正視聽。
細讀兩位香港學者1899年初的評論，更有力地說明：“中體西用”不是《勸學篇》主旨。張之洞的代表作是以保綱常名敎，反變法維新爲中心思想的。
七、張之洞的始料不及與慈禧的“先見之明”
評價張之洞的著作和他的敎育思想，不能不強調他是官僚政客而不是學者，他是敎育官而非敎育家。由於他當時得令而又重視敎育，是有所作爲的洋務派，對敎育的推動，比眞正的敎育家作用大得多，因而應該承認他對淸末是頗有建樹的。
張之洞辦敎育，大多數是追隨潮流，不無進步作用，也培養了不少人才。儘管他始終恪守封建綱常名敎，一心要培植通經致用的忠臣孝子，但卻意外地培養了不少維新運動的骨幹，以及辛亥革命的中堅，被史家譏之爲“種瓜得豆”。他在山西辦令德堂重用的楊深秀、在四川辦尊經書院的高材生楊銳，就是戊戌變法六君子中的兩位。淸末張之洞向日本派遣留學生最力。孫中山先生組織同盟會的主力全部是日本留學生，黃花崗72烈士中，有七名就是留學日本的。
張之洞在兩湖辦學堂，辦軍校，聘德國軍官到湖北訓練新軍，是全國建立新式武裝最早而成效最顯著的。辛亥革命是湖北打響，武昌革命力量中，同盟會和新軍起了骨幹作用；首先響應起義的雲南陸軍中堅幹部40人，其中31個又是日本留學生，起義時陸軍將領制服，正是日本士官學校校服……這些都可以看到張之洞辦洋務敎育，一心種瓜，反得豆。爲維護封建統治，卻培養了埋葬二千年封建制度的革命動力，是張之洞始料不及的。
1907年，慈禧曾對端方說：“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慮的也在湖北”。四年後辛亥革命就在湖北爆發，這並不是慈禧有什麼先見之明，而是革命的浪潮無可抵擋。
學校敎育能夠灌輸傳統的思想意識，同時又開啓了民智，在大氣候的影響下，人是能夠自我更新、不斷成長、追上時代的。敎育是時代變遷的產物，敎育又是時代發展的條件。張之洞在社會變遷的浪潮中，興辦洋務敎育，洋務敎育又爲社會革命準備了條件。張之洞對“種瓜得豆”的始料不及，以及慈禧預見湖北革命的火種都說明了，敎育還是社會發展的動因。
敎育對政治的影響緩慢而微弱，迂迴曲折，但經過不斷的反覆，力量是積聚而堅韌的，是不容忽視的。張之洞和他所辦的洋務敎育就是很好的歷史例證。
寫於1991年6月
註 释
①趙 榮：《重評張之洞及其<勸學篇>》
②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轉引自《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張之洞》
③王齊樂：《香港中文敎育發展史》
④胡伯熙：《胡翼南先生全集》謝辭
⑤胡禮垣：《勸學篇書後·敎忠篇辯》
⑥胡禮垣：《勸學篇書後·變科舉篇辯》
⑦胡禮垣：《勸學篇書後·去毒篇辯》
⑧胡禮垣：《勸學篇書後·正權篇辯》
⑨《高高原隨筆》轉引自馮天瑜《張之洞與湖北近代敎育》
參考書籍和文獻
《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册上册
《中國近代敎育史資料》上册、中册
《中國敎育通史》第四卷
《中國歷史大事編年》第五册
《中國敎育家評傳》第三卷
《中國國民敎育發展史》(司琦)
《胡翼南先生全集》
《中國近代哲學史》(侯外廬主編)
《近代傳統與思想文化》(李侃)
《戊戌思潮縱橫論》(吳廷嘉)
《文化變遷與敎育發展》(傅維利、劉民)
《從改革到革命》(王德昭)
《梁啓超政治法律思想硏究》(宋仁主編)
《中國的近代化與日本》(汪向榮)
《現代敎育原理》(厲以賢)
《香港中文敎育發展史》(王齊樂)
《張之洞勸學篇評注》(陳山榜)
《中國近代人物硏究信息》(林言椒李喜所主編)
《張之洞與湖北近代敎育》(馮天瑜)
《從“通經致用”到“中體西用”
——論張之洞敎育思想的轉變》(黃繼宗)
《中國近現代敎育家傳》(陳景磐)
《中國近代史爭鳴錄》
《“中體西用”與洋務運動》(楊向群)
《中國敎育史》(胡美琦)
《敎育社會學引論》(厲以賢 畢誠編)
《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莊練)
《張之洞與我國近代敎育》(黃玉蘭)
《康熙大帝全傳》(孟昭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