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活動促進中外哲學交流
人類歷史上，通過戰爭征服，通過互市貿易，通過外交往來，通過人口遷移，而發生的不同文化的接觸和碰撞，總是潛移默化地、經過時光的洗禮而彼此同化、互相交融的。這是一條普遍的規律。不同文化的交流，總是首先在語言文字、服飾打扮、風俗習慣、視覺和聽覺藝術等方面進行，進一步才是各個科學藝術領域。哲學思想是較高層次的文化領域，其交流也總是最後的。這是另一條普遍的規律。但是16世紀末，17世紀初西方傳敎士來到澳門，學習中國語文，硏究中國實況，繼而進入內地傳敎，推動了歷史上第一次有規模、有系統、有重點的中西文化交流，並且在以上規律之中，有所突破，有它鮮明的特點，同時作出特殊的貢獻。19世紀初基督敎新敎士東來推動的另一次文化接觸，也具有同樣的特點。
一、學術傳教，不同哲學思想直接碰撞
早在1552年，天主敎士沙勿略、羅明堅、利瑪竇、郭居靜、金尼閣和艾儒略等等“基督士兵”①獲得政治、經濟力量的支持，“不憚風波，泛海三載”，接踵來中國傳敎。
在西歐，中世紀的哲學，是神學的婢女，天主敎敎士來到中國，具有強烈的傳道意志，因此，儘管他們小心翼翼，以學術傳道爲策略，但很快就把西方經院哲學傳到中國。
利瑪竇到北京後，以曆學、數學和宗敎傳授給傑出的中國知識分子徐光啓、李之藻等，引起他們對歐洲中世紀向近代轉化的新的思想方法的注意。徐光啓已深刻地體會到西學的精華在於嶄新的、科學的思維方式，它正好補中國傳統重直觀、輕理性思辨的不足。②利瑪竇以學術爲手段、傳敎爲目的，但在徐光啓等身上卻起了傳播學術和傳播宗敎思想的雙重作用。
爲了傳敎、利瑪竇活躍在中國上層知識分子之中，以文會友，也間接傳播了西方哲學思想。利瑪竇與明代著名的學者李贄，曾經有三度相會，利瑪竇說：“天地間祇有三行，水也、火也、土也。”他的論點與中國傳統的五行學說相悖，引起文化的衝擊，但李贄卻力排衆議，認爲中國古有類同的說法，他說：“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爲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學術便在健康的爭論中交流。
利瑪竇最大的抱負是在東方傳敎，他體會到如果能用中文宣傳敎義，不但符合中國的慣以文字書籍來傳道的方式，而且影響可以擴至整個中華文化圈，當然包括了他們也十分關注的日本。因此，利瑪竇用中文寫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二十五言》與佛敎的四十二章經相互比較，起了較大的傳敎作用。中西哲學對比，利瑪竇是開創者之一。後來他又用中文寫了一本《天主敎要理略解》，書中引證中國古書中與天主敎敎義相同之處。中西哲學的融合，利瑪竇起了銲接的作用。
利瑪竇的另一本中文著作《畸人十篇》，他以“古代的格言，先賢的芳表、哲學家的論證、敎父的道理、聖經的詮譯”③，千方百計來引起讀者的興趣。書中提出了很多中國人從未聽過的道理，也受到不少批評，同時又獲得許多人的讚賞，一再加印，影響也很深。不同文化的直接碰撞，毀譽分明。
利瑪竇在宣傳天主敎的同時，對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學的認識也不斷加深，而且糾正了他的前人的錯誤觀念。比利瑪竇先來中國的羅明堅，他在兩年之內，苦學中文，認識了萬多字，當然也讀了不少中國的經典古籍，但他卻認爲爲中國人是沒有哲學的，祇有生活與行動的格言去遵守奉行。④利瑪竇深入硏究中國，對儒、佛、道三家在中國的影響作了分析對比，他高興地指出：“儒家的主張很好，合於自然理性，也合於天主敎的眞理。”他還認識到儒敎不是正式的宗敎，祇是學派的本質，他抓到儒家倫理道德的核心思想。他認爲老子和孔子都是中國古代的哲學家，還否定了羅明堅的看法。
二、雙語傅教，不同哲學思想迅速交流
利瑪竇以意大利文寫的《中國傳敎史》中分析：“(中國)在學理方面，他們對倫理學了解最深”，“四書、五經是儒的經典”，“中國最大的哲學家是孔夫子……一生以言行以文字誨人不倦……實際上，他所說的和他的生活態度，絕不遜於我們古代的哲學家，許多西方哲學家無法與他相提並論”。
1584年，利瑪竇和羅明堅合編了《葡華字典》；1593年，利瑪竇用拉丁文翻譯了《四書》並在意大利出版；605年，編著《西字奇蹟》，以拉丁字母爲漢字拼音。這些工作都爲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基礎性的建樹，特別是《四書》的西譯，對中西哲學的交流貢獻是肯定的。用雙語傳敎，語言、風俗、哲學的交流同步。
東林黨出色人物，被稱爲天傷星武行者的鄒元標答利瑪竇書中說：“門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學行中國，此其意良厚；僕嘗窺其奧，與吾國聖人語不異。”可見利瑪竇在溝通天主敎與儒學方面是獲得中國先進人士共鳴的。
除利瑪竇以外，上述的天主敎人士大多通中文，爲了傳道也譯出不少中國典籍。另一方面他們源源不斷地把西方學術思想介紹到中國來。例如1618年，金尼閣與其他二十三位敎士返華，就把他在歐洲募捐到的七千部書籍運到了澳門，以便轉運中國；被稱爲“西來孔子”的艾儒略在中國用中文寫了不少著作：“艾先生西來著書凡數萬言”，其中《西學凡》還專文介紹西方哲學：“斐錄所斐亞(Philosophia)”……從1552年到1687年，西方歷史學稱敎士漢學時期，也就是中西哲學首次有組織、有規模、有系統、有重點交流時期。天主敎士起了主導作用。澳門是天主敎敎士學習中文寫作翻譯的地方，是進出中國大陸的門戶，澳門也成爲中西哲學交流的橋樑。後來由於“禮儀之爭”，導致淸政府訂出禁約，天主敎士的主導作用幾乎完全失去了，但澳門的橋樑作用卻在19世紀又一次得到大大的發揮。
三、傳教促中外哲學交流規律的驗證
1798年，西方基督敎新敎又萌發一股到中國傳敎的強烈意志，要以東方人口衆多的民族的文字翻譯聖經，廣佈福音。馬禮遜自願承擔了這個任務，在“中國有三萬萬五千萬靈魂”的召喚下，遠涉重洋到中國來。
1807年馬禮遜先到澳門，他和利瑪竇一樣，先在澳門學習中文，了解中國，讀《四書》、《五經》，硏究儒學。當時政治環境是很惡劣的，淸政府“禁洋人寫稿，亦不得攜翻譯書籍入廣州居住，至於內地史書嚴禁售於洋人，敎習洋人華文”。⑤他仍不避艱險，埋頭學習、翻譯，做了大量工作，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1813年，他翻譯的新約聖經在馬六甲出版；1833年，翻譯的舊約聖經仍在馬六甲出版；1815年，他與米憐(William Milne)牧師在馬六甲創辦《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中國近代華文報刊的鼻祖；1833年他在澳門出版《雜文編》、在廣州出版《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都是向華人介紹西學的報刊。魏源編《海國圖志》，引用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以及馬禮遜的另一著作《外國史略》的資料。⑥
1817年到1823年，馬禮遜用了六年時間編纂了4，595頁、分六卷的《華英字典》；1824年，馬禮遜帶萬卷中國書籍回去；他還用英文寫了介紹中國語言、文化、歷史的書籍14種；他創辦和倡導創辦《印度搜聞》、《廣東紀錄報》和《中國叢報》，還在這些報刊中親自撰稿；這還引起英、法等地的讀者來函詢問筆談。馬禮遜回到歐洲，多次演講介紹中國文化和孔子思想，並主張牛津、劍橋兩學府開設中文講座；爲了廣泛介紹中國的歷史，他還寫了一本《中國一覽》，成爲西方認識中國的通鑑，促進歐洲漢學的發展。馬禮遜也和利瑪竇一樣，在中西哲學的交流中作出貢獻。他們同樣地以習得的中文，把西方哲學——主要是宗敎思想介紹到東方；前者以拉丁文，後者以英文把中國的哲學思想——主要是儒家學說介紹到西方。馬禮遜的繼承者如米憐、理雅各、威妥瑪等也像利瑪竇的繼承者一樣，持續努力，促進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有組識、有規模、有系統、有重點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動。
傳敎士重視語言的溝通功能，中外哲學思想得以直接、迅速的交流。澳門爲外國提供學習中文的條件，這也反映了澳門的歷史作用。
1991年“澳門中西哲學研討會”論文
註 釋
(1) 轉引自《西學東漸與明淸之際敎育思潮》白莉民編著
(2) 《中國天主敎史人物傳》方豪
(3) 《利瑪竇全集》中國傳敎史卷五
(4) 見1581年11月12日《羅明堅在澳門給麥爾古里亞里諾神父的信》
(5) 《達里集》許地山，轉引自李志剛牧師《馬禮遜牧師與中西文化的交流》
(6) 《魏源硏究》陳耀南，轉引自李志剛牧師《馬禮遜牧師與中西文化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