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
——兼評 CHINGLISH
前 言
本文以澳門地區漢、葡、英三語流通的社會現象爲硏究對象，運用調查、統計、分析和比較的方法，從社會學和語言學的角度，尋找這一特殊地區三種語言間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以及融合創新的客觀規律，劃分在三語交流過程中借用音譯詞語的正常與混亂的界限，從而指出引導澳門地區中文健康發展的路向。
調查範圍包括：東亞大學師生日常口語、東亞大學學生書面作業、商訓夜中學學生口語(其中以該校土生葡人公務員中文班學生的口語爲重點)，以及澳門地區個別兼通漢、葡雙語的葡籍知識分子所使用的粵語。同一詞語，要見於書面或在口頭上出現三次以上方被引爲例證，否則不作普遍的語言現象論。
一、澳門三語流通的現狀
澳門是漢、葡、英三語流通的社會。漢語在華人和土生葡人中流通，是澳門民間的主要交際工具。葡語是從葡國派來的官員們的日常語言，當然也爲土生葡人；掌握華人加入政府公務員行列要以達到一定水平的葡語爲前提(近十年來這項標準略有改變)，在行政事務中如遇對方使用葡語，華人公務員一般要能以葡語應對。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澳門政府的官方語文是葡文，書面的葡文比口頭的葡語重要得多。過渡期內，中文將逐步取得官方地位，並於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以後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官方語文。①英語用於金融、現代科技、國際貿易、大學敎育等方面，是溝通現代業務與聯繫世界的重要工具。英語在澳門社會與學校敎育中的地位與被運用的人數比例令人感到驚奇。葡國敎育學家龔水桑·阿爾芙斯·斌多敎授說：“在澳門，英文敎學的重要性値得考慮，在一個以中文爲主要語言，葡國行政管理的地區，英文卻佔有特殊的地位，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與葡文學校相比，英文學校無論哪一個程度的人數總是領先，而且學生人數隨着年級的升高而增加”。②澳門計劃發展成國際化城市，③英語的應用勢必進一步加強。
從社會學和語言學的觀點看間題，三語流通，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勢難避免，而且根本毋須避免。間題祇是要分辨影響來自正面還是負面，以便在語言學的理論指導下因勢利導地將語言的發展引向健康的道路。
二、漢語對澳門的影響
漢語對澳門社會有極大的影響力。它是澳門所有華人的母語。文化傳統深厚的語言都有口頭與書面兩種形式。澳門漢語的書面形式是現代語體文。所謂現代語體文就是書面的普通話，它是使用不同的漢語方言的人共通的交際工具。澳門所有的中文出版物(包括書籍、報刊以及澳門政府文件的中譯本)全都使用現代語體文。爲數少之又少的小型文章故意以粵方言寫成具有“方言文學”的色彩，對現代語體文沒有任何衝擊力。澳門漢語的口頭形式是漢語的粵方言，與廣州話、香港話共屬一個系統，尤其與香港粵語接近，祇是個別詞語與個別聲調的變調略有差別。④澳門漢語除粵語外還有閩方言(包括福建話、潮汕話)、吳方言(上海話)以及其他方言。普通話是現代漢民族的共同語，在澳門有比較大的實用價値。它是中國大陸來澳公幹的幹部(除廣東籍以外)使用的語言，又是操閩、吳等方言的新移民來澳初期在學會粵語之前所用的語言。新移民一旦掌握了粵語，普通話就會棄而不用，因爲粵語是澳門本地人的身分標誌，不會運用粵語則被視爲外來者，被本地人戲稱爲[lousung]——不純正的普通話“老兄”。(北方男性彼此的尊稱)
漢語的母語地位還得到許多土生葡人實際上的認同。土生葡人大多有華人血統，家庭使用葡、漢雙語。他們所用的漢語是澳門粵語，而且主要表現爲口語形式；能運用漢語書面語的土生葡人可謂鳳毛麟角。土生葡人所說的口頭粵語往往混雜着葡語成分，而他們所說的葡語又往往受到粵語的影響。葡語和漢語之間、土生葡人所用的粵語與華人所用的粵語之間又有不同形式的影響或滲透。
推廣漢族標準語的工作不曾間斷。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至1945年)，中國北方南下的民衆帶來普通話，打破澳門單一粵語的局面，而他們中間的文化人普及救亡歌曲，亦使普通話得以推廣。澳門商訓夜中學因應時代與社會需要，早於1947年創設國語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夜，澳門愛國靑年組成“語運合唱團”(全稱“國語運動合唱團”)，以文藝形式推廣普通話。建國以後，普通話在澳門更有長足的發展，許多機構(例如澳門歸僑總會、靑年牧民中心等等)或個人紛紛開辦普通話班，業餘培訓澳門人士和外籍人士。商訓夜中學更設普通話師資班，解決敎學中師資不足的問題。本文作者之一自1985年至1990年主持澳門電臺“普通人普通話”節目。長期以來，澳門以葡語爲敎學語言的“葡文學校”嚐試敎葡籍學生學漢語，曾經分別用粵語和普通話編寫漢語敎材，其中普通話敎材按普通話注音，對學生的發音提出要求。此項工作造就的葡籍漢學家亦非絕無僅有。⑤例如曾任華務局長的葡人 Carlos Augusto Rocha D’Assumpção(宋玉生)於1893年編寫(普通話)中文課本，供葡人學習，是本澳出版的第一本漢語敎材：《O Estudo da Língua Sínica》(Macau Tipografia Commercial)。又例如漢學家 Luis Gonzaga Gomes(高美士1907—1976)先後在殷王子中學，郵政、電報和電話機構敎授葡人學漢語，自編講義以及葡語粵語常用生詞句子對照表，並編粵葡字典。(他還敎授中國人學葡文。⑤八十年代中，澳門政府將公務員學習漢語、中文列入工作項目與提升職位的標準之一。除對華籍公務員進行普通話敎育之外，還特別重視葡籍人士的漢語口語(包括普通話和粵語)訓練與中文書面語的學習。目前澳門政府華務司、行政曁公職司開設的此類班級數以十計。這些語言班級旣有華籍學員，又有葡籍學員；旣學口頭語，又學書面語。由於作出這些努力，漢語對澳門的影響越來越大，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亦將成爲不可爭議的事實。
三、葡語對澳門的影響
澳門人口中，華人在各個歷史時期都佔絕大多數。但是由於400多年的中、葡兩國人民共處，更由於中、葡人士的通婚，誕生了下一代土生葡人，葡語對澳門也有相當的影響。這表現在：
1.葡語詞彙自然進入土生葡人所使用的粵語中。葡語folga(休息，不當値)就是一例。“今日我 folga”(今天我休息)通行於街頭巷尾。有趣的是，葡語 folga 與粵語的“放假”發音近似，詞義亦近似，於是葡語的 folga 好像成了粵語“放假”的同義詞而被運用。土生葡人常將 folga 放在嘴邊，澳門華人的口語也使用這個借詞。葡語 tudo(全部、所有)也是先進入土生葡人所說的粵語，繼而進入華人所用的粵語：“全家人tudo 出曬街”(一家人全都上街了)在土生葡人與華人的口語中都可以聽到。
2.語言最直接的影響與最容易覺察到的現象是音譯詞語。對粵語而言，folga、tudo 都是音譯借詞。澳門華人口語中的[nun diη](沒有)、falar(說葡語)也都是音譯借詞。[nun diη]是葡語的não tem，falar 是葡語的“講話”。“你會falar？”意思是“你會說葡語嗎？”“荷包 não tem”意思是“沒錢了”，都已融入粵語，在土生葡人和澳門華人老居民中通行。
3.語言之間比較深一層的影響是詞語結構方式的模擬。土生葡人以“擺名”代替“報名”就是一例。“擺名”是葡語 pôr o nome 的直譯，意思是“把名字擺放上去”。在通俗的環境中，這個詞語也可以表示“報名”；雖然葡語有比較正規的 inscrever －se 與 inscrição(這才是比較正規的“報名”)，但土生葡人在口語中棄正規的詞語不用而採用通俗的“擺名”。這種現象當然是與語言風格的要求有關：日常交際語體須以通俗的詞語營造親切、隨和的言語氣氛，而公文程式語體、科學論證語體則須選用書面化或典雅的詞語。⑥過班”⑦的構詞性質亦相仿。土生葡人口語中的“過班”就是傳統粵語的“升班”或普通話的“升級”。“過班”來源於葡語 passar(a/para)，直譯爲“通過了班級”，“通過了班級”不就是“過班”？土生葡人說粵語不僅有“過班”，而且有用“過班”構成的新詞，例如“過班紙”⑧——普通話的“成績單”、“成績表”或“成績通知書”。
四、葡漢兩語的相互影響
在語法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葡漢兩語的相互滲透。例如葡語的“是”和“不是”的問式祇有“是嗎”(é？)與“不是嗎”(não é？)兩種類型，問“是”還是問“不是”視說話人的評估或意向而定：當估計答案的肯定成分居多就先肯定了，就問“不是嗎”；當預料答案的否定成分居多則叙述部分用否定就問“是嗎”。也就是說，葡語的肯定問式與否定問式祇有“~'E，não é？”與“Não é，~'e？”兩種句型。這與英語的反意問句(disjunctive questions)相當。(It is，isn’tit？與It isn’t，is it？)葡國本土的葡語和英語一樣，沒有“是不是呢”的問式，而“是不是呢”在澳門土生葡人的葡語中卻是常用的問式。那些從葡國本土的人來到澳門聽到“是不是呢”的問式甚覺詫異；在中國學成葡語的專家來澳亦有同樣的感受。⑨其實，“是不是呢”屬漢語句型，葡語的“是不是呢”(é não é？)是澳門的特產，貼有“中式葡語”或“粵式葡語”的標籤。
“行人情”一詞的出現，同樣反映出葡漢兩語相互影響的深化。澳門粵語原有“攞人情”一詞，意指僱員向僱主(如公務員向政府機構)請假，僱員攞(拿)了僱主的人情；土生葡人則仿照“攞人情”新創一個“行人情”。“行人情”是拿到人情之後行開了，意思是請假獲准之後暫時走離工作崗位。“山度士行緊人情”轉爲普通話大意是“山度士請准長假走了”。土生葡人仿照“攞人情”創造了“行人情”，同時給葡語創造了andar licença的表達方式。正像在傳統粵語中找不到“行人情”一樣，andar(走路)licença(同意)連用在葡國本土的葡語中也是不存在的。假如允許我們套用一個時髦的詞語來表述，那麼可稱“行人情”(還有前面的“擺名”、“過班”)爲“葡式粵語”，而andar licença呢？自然是“粵式葡語”無疑了。
五、澳門俚語的影響
土生葡人所用的粵語無疑是澳門華人所用的粵語，但是個別詞語或語法成分有其特殊之處。這是不足爲奇的。事實上一個村落，一所學校，一個群體，一個相同層面的人群，都有可能在語言成分上表現出獨特的地方；何況最初僅以葡語爲母語的的人群!“擺名”“過班”“行人情”已充分證實了這一點。此外，澳門土生葡人所使用的粵語還喜歡用“齁”([h
u])而不用“咗”表示動作的完成。“齁”、“咗”都是表示動作完成的助詞，相當於形態語言的動詞後綴(suffix)，它們的詞義是普通話的“了”。“咗”通行於穗、港、澳，“齁”是澳門北區望廈村的俚語。時至今日，土生葡人仍舊多用“齁”而少用“咗”，例如“唱齁”，“去齁”、“做齁”、……這大約與葡人在澳門早期接觸到的方言俚語或居住地區有關，但也並不排除一種群體或某種社會集團有它特殊的語言標記。
六、英語對澳門的影響
英語在澳門的使用雖有百多年歷史，但開始時使用的範圍非常狹小。後來由於其對中國沿海地區的影響，近代和現代漢語都吸納了不少英語的詞；澳門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毗鄰香港的緣故，其流通的粵語所受英語的影響相當廣泛而深刻。澳門粵語中的英語借詞可分下列幾方面。
1.西方新事物的音譯。例如 stamp(仕擔、郵票)⑩、tyre(輪胎)、stick(手杖、拐杖)、jam(果醬)、bus(公共汽車)、taxi(計程車)、tie(領帶)、pan(平底鍋)、fuse(保險絲)steam(蒸汽)……這一類借詞雖有相應的漢語詞，而且漢語詞已在書面上有固定的寫法，但澳門粵語的口語仍採用音譯，這些譯詞可被理解爲具有方言色彩。
2.音譯的外來詞在書寫形式上極力與意義扯上關係，儘量化音譯爲意譯；或者按漢語構詞規則在音譯的詞面上添配漢語語素，使詞義更加明顯，使詞面更像漢語。例如 pump (泵)(11)、tart(撻)(12)、tick(記號√)、card(咭片、卡片)(13)、shirt (恤衫)、cap(喼帽)等。音譯的詞又可充當詞根再造新詞，如“水泵”、“泵房”，“蛋撻”，“椰撻”“生字咭”、“字母咭”、“打咭”、“派咭”，“短袖恤”、“鱷魚恤”、“女裝恤衫”……
3.有些詞語在無法意譯的情形下採取音譯，例如“梳化(沙發)”(有人譯作“彈簧椅”，行不通)、“邏輯”(有人譯作“倫理學”等等，亦不被漢語社會接受)等等。在澳門粵語中，原封不動地運用外來詞語的情形很多，特別是某些具有專業性質的詞語、例如在游泳比賽中“起跳”、“轉身”等漢語詞不常用，star~`t turning 卻常掛於齒；籃球、足球、排球、網球、乒乓球等等賽事中都有一些專用的術語，澳門粵語大致都採用英語的用語、如 walking、jump ball、hand ball、outside、line ball 等等；電影行業用的 camera，大學圈子裏的 seminar，也都具有這類借詞的特點。
80年代以來，澳門由於經濟的起飛，與外間世界交往頻密，東亞大學的成立，海外學成歸來的靑年增多以及毗鄰城市香港的影響，原來比較淳樸的澳門粵語逐漸洋化起來。在一部分人中，夾雜大量英語成分的粵語大行其道，而且它的勢頭簡直可用“方興未艾”來形容。例如：見面時一聲 Hi 算是打了招呼；分手時，bye bye 幾乎不被懷疑在用英語；O.K 常常置於句末，讀作輕聲，好像是句尾的語氣助詞(例如“你不來，O.K，那麼我去”)；日常生活中已有的漢語常用詞也被英語取代，例如“購物”叫 shopping，“小費”叫“貼士”(tips)，“演出”叫“做show”，“尺寸”叫“嘥士”(size)，“現金”叫 cash，“午餐”叫lunch，“厠所”叫 toilet，“複印”叫 copy，“面試”或“見工”叫interview 或簡稱 in，“資歷”叫 quali，“大學”叫 U(University 的簡稱，如“預科畢業了考不考 U”)……例子擧不勝擧。不僅單詞用英語，詞組和句子也夾雜大量的英語成分：“入我account”(入我賬戶)，“今日的 job 太多，又要開 O.T(over time)，眞系唔 happy”，“apply 這份 job”、“這套衫好 cheap，那套就 hi(high class)得多啦”，“我的 sec(secretary)已經爲我 confirm 了下一個 appointment 是在今日下午”，“落吧(bar)啤一啤(bear)”，……例子也是舉不勝舉。你要聽歌嗎？那種夾雜著英語詞句的歌不會少，例如“love 失落了心仍在，這份愛比血濃，……我以你自豪，我願能對你流露 ocean deep，……”你要硏究商品廣告嗎？“卡樂 B 熱浪，辣得有taste”夠你一陣琢磨的!(意思可能是：卡樂 B 是一種油炸馬鈴薯片的商標，熱浪是這種牌子的馬鈴薯片的一種品種，帶有辣味，但它辣得有風味。)“文學反映現實”，於是大學生的作文也用這種夾雜大量英語成分的中文寫成：“在公司裏，若沒有accounting department 理財，secretaryt 小姐打點文書，我們這班 sales 怎能在 fully supported 之下爭取得更多的 busi－ness。
七、中葡英三語之間的影響
在三語流通的澳門，語言間的影響是多邊的。本文作者之一曾經有過如下經歷：一位世伯母出生於廣東石岐(屬中山縣)，抗日戰爭時移居澳門，在澳門期間將其女兒嫁給葡國人，後來世伯母又到美國住了多年，再回澳門，她的口語混雜多種語言成分。她在請客吃飯時對客人説：“tudo 冚唪唥[
：ltu 'g
da：]食曬佢!”tudo 是葡語，“冚唪唥是粵語，“統統”，[：ltu’gda：]是帶石岐方音的英語 altogether，“食曬佢”是粵語“吃完它”。
[’lad
'p
n]是流行在澳門老居民和土生葡人中的一個口語常用詞，它附着三語混合的特有地方色彩。英語的 pan (平底鍋)早於上個世紀已經引入粵語，後來還作爲詞根構成“花籃 pan”(鐵皮水桶)、“飯 pan”(加蓋的、可提的飯盒)等新詞。在澳門，土生葡人像使用粵語的華人一樣運用 pan 這個英語借詞，卻又仿照“花籃 pan”“飯 pan”的結構方式造了一個新詞 latapan['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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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ata 是葡語，pan 是英語，latapan 的詞義是“馬口鐵或鋅片製成的盛器”。葡語與英語結合，粵語在其中扮演了紅娘的角色。
這些現象，都給社會語言學提出了硏究的課題。依社會語言學的觀點，現代民族不再有什麼“淨化”的語言了。在今時今日，國際間的文化交流日益頻密，地球變得越來越小，語言間的相互影響、語言成分的彼此吸收成爲現代語言的共同特徵；而在非單一語言的社會，這種現象就更加突出，澳門即是一個多語交流的社會，也是開展社會語言學硏究的理想園地。社會語言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學科，它以現實的、發展的眼光看待語言交流中出現的新成分與新表達方式，透過語言的交流去考察民族的交往、社會的變遷，反對以“淨化”、“純正”爲理由抹煞或排斥語言交流中產生的現象，甚至可以認爲越是不純正的成分越有硏究的價値。十年前，本文作者之一調查整理靑海漢、藏雜處地區藏語影響漢語的情形，寫成《靑海口語語法散論》載於1980年第二期《中國語文》；(14)後來有人以地道的靑海省會西寧市方言爲依據，批評《散論》中援引的語言材料不是純正的靑海方言。不可理解的是《中國語文》不加任何說明予以刊登，造成混亂。批評者忘記了或者還不懂得社會語言學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不純正的語言材料正可透露語言影響的痕迹，也正是社會語言學所要探討的問題。以“純正”批評“不純正”正如用純黃種人證明混血兒不是純黃種人一樣，是完全多餘的。當時本文作者提出反批評，《中國語文》未予發表。此次舊話重提，無非是想說明社會語言學有它特定的硏究對象、方法與目標。日本已故著名語言學家橋本萬太郎曾以《散論》提供的材料充實“一種混雜的北方漢語”的結論，可見民族雜處地區的語言交流現象是硏究民族歷史與語言歷史的有力憑據。(15)
八、英語對漢語的負面影響
語言間的影響可從正負兩方面來考察。如果說上述影響正面的成分居多，那麼負面的影響亦同時存在。這主要是指本文第六節第三段所述80年代港澳粵語夾雜英語詞語的情形。
港澳社會這種大量夾雜英語成分的“漢語”被外國的有識之士戲稱爲 Chinglish(Chinese＋English)。Chinglish 即非“洋涇浜”，更非“混合語”(克里奧耳語)，也不屬人造的“世界語”類型。要說“洋化”的程度，“洋涇浜”是一種變了形的外語，例如“洋涇浜中文”是英語詞彙(祇用詞幹，不講形態變化)用中文語法構造的“語言”；Chinglish 卻祇有英文詞語的夾雜，祇能稱之爲不純正的漢語，操英語的人聽不懂它，知識層面以外的港澳華人也不能全都聽懂，說它是個“怪胎”看來不算過份!至於“混合語”，那是“洋涇浜”向高層次的發展，是“洋涇浜”的升格，在特定的社會中可以充當共同語的角色；Ching－lish 當然就更加比不上了。“世界語”則是人造的“洋涇浜”，雖然它不能取代任何一種語言，但在印歐語言的世界中可以起到“國際輔助語”的作用；Chinglish 更不能與它相提並論了。香港報章刊載夏威夷正在推行英語的純化的文章。“夏威夷的‘洋涇浜’英語旣混合英語和土語，也加上日語、漢語等單詞。最要命的是它不合英語語法。”(《文滙報》“學壇感憶·三七二”，黃信今《“洋涇浜”中文》)夏威夷現在禁止這種“洋涇浜”英語進入課室。Chinglish 是否也應效倣？
語言的功能在於傳遞信息，交流思想。Chinglish 不能充分發揮語言的功能，或者說只能在極小的社會層面起交流的作用，那爲何不用凡中國人都聽得懂、凡學過中文的外國人也都聽得懂的正常的漢語呢？
我們並不一槪反對外來詞語的吸收。問題是 Chinglish 所借外來詞魚龍混雜：該借的固然借了，不該借的也大量借用。所謂該借的如現時瘋魔港澳的“卡拉 OK”——“卡拉”是日文的カぅ，“O.K”是英文的 orchestra，“卡拉 OK”，意思大體包括電視機播放歌曲的伴奏，螢光屛映出畫面和歌詞字幕，參與者隨着伴奏和歌詞字幕引吭高歌。漢語找不出(至少暫時找不出)一個相應的詞語來意譯，祇有叫它“卡拉 OK”。就像walkman 一樣，大陸譯它作“耳筒機”，不大貼切，耳筒機有多種多樣，何以就是邊走邊聽的這一種？walkman 是一邊走路一邊就可以用耳筒機收聽，現時臺灣將它譯作“隨身聽”，看來較“耳筒機”切實，但是眞要定型，還得經過約定俗成的過程。所謂不該借的卻大量借用，是指棄漢語原有的常用詞甚至基本詞不用，而偏偏要借用外語的詞彙，例如：“你 do 什麼”，“我同他好 friend”，“大樓有 lift”，“冇曬 face”(丟盡面子)，“miss 咗巴士就 call 我”(錯過了公共汽車就打電話給我)等等。我們給 Chinglish 的界定正是這種夾雜著不該借的借詞的不健康的漢語。
九、官方地位的中文應是健康的中文
語言間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而語言間的交流，最大量、最常見的是詞語的借用。據岑麒祥敎授(16)考證：“廣東原始土著所操語言是跟壯語同一系屬的”。(《語言學學習與硏究》第227頁，中州書畫社，1983)廣府話稱人爲“佬”(例如大佬，細佬)，稱“細想”爲“念”，稱“擲”爲“掟”，稱“一塊“爲“一嚿”……都與壯語完全相同。港澳以其特殊的歷史原因與社會地位，大量吸收外語成分更是無可非議，而且港澳作爲吸收外來成分的窗口與橋樑，其作用應予充分的肯定。港澳人與外籍人士接觸機會較多，特別是留學在外或與外籍人士共事，在業務方面經常使用外來詞語，一時找不到恰當的中譯，這也無可指責。要緊的是不要把借用外來詞語當作一種潮流去刻意追求，以炫耀自己的身價。
結 語
澳門過渡期的三大任務之一是確立中文的官方地位，而且確立中文的官方地位排在三大任務之首，沒有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根本談不上公務員的本地化、法律的中譯與本地化。但是作爲官方語文的中文絕不應該是 Chinglish 式的中文，而應是一種旣充分吸收外族語言的有用成分、又保持自身民族特色的中文。祇有這樣的中文才能負荷特區建設與發展的需要。
1990年“北京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與澳門大學程祥徽教授合作曾刊於《中國語文》1991年第一期
註 釋
①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1987年。
② 引文載龔水桑·阿爾芙斯·斌多《澳門敎育——對敎育制度的探索》第28 頁，王偉譯，澳門政府版權。
③ 澳門總督文禮治講話，載1990年6月9日《澳門日報》。
④ 陽平調在香港話中有本調與變調之分，例如“澳門”“花園”“大樓”等詞中的第二字均由低降調變爲高升調。澳門話陽平亦有變調，但遠不如香港話的多。因此僅憑陽平變調與否即可鑑定屬何地方言。
⑤ 前者見澳門市政廳圖書館藏書，後者見澳門文化學會出版《Luis Gonza－ga Gomes》(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Biblioteca Nacional Arguivo Historico)1987.
⑥ 參閱本文作者之一程祥徽著《語言風格初探》第44—46頁，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5年。
⑦⑧ 澳門政府敎育司、公職司的土生葡人官員均用“過班”、“過班紙”等詞。
⑨ 例如王增揚先生，北京外國語學院葡文敎硏室主任，澳門東亞大學葡文翻譯中心創辦人與負責人。
⑩ 見古維傑《澳門畫集》第83圖(攝於1930年)東方基金會出版。圖中有“代賣仕擔”字樣。
(11)見《新漢英詞典》(A Ne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p.1070.
(12)港澳餐廳牌，隨處可見。
(13)同(11)，p.1459.tick(記號√)、card(咭片、卡片)在字典上已無意譯，説明已完全融入粵語，不以它們爲音譯詞了。
(14)《中國語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硏究所學術刊物。
(15)(日本)橋本萬太郎《北方漢語的結構發展》，載《語言硏究》總第四期，1983 年，武昌。《語言硏究》，大型學術刊物，由中國工學院中唯一設有語言硏究所的華中理工大學出版。
(16)岑麒祥(1903－1989)，中國著名語言學家，靑年時代留學法國，學成歸國後曾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敎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