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開埠前後的語言狀況與中外溝通
澳門是南中國的一處小漁村。自從1553年葡萄牙商人獲准停留以後，至今400多年，華洋雜處。除葡萄牙人之外，還有英國、荷蘭、日本、東南亞等地商旅以及歐洲各國的傳敎士，先後涉足這塊包括離島在內才十幾平方公里的小半島。這眞是一個語言的拼盤!因而，不同語言群體之間的溝通，歷來是澳門的一大社會問題。本文着重探討開埠時期澳門的語言狀況以及中外語言溝通的渠道。
一、依靠“舌人”、“通事”間接溝通
葡萄牙人最早與華人通商來往，在1553年之前，大多是通過第三者的中介而進行的，這些第三者稱爲“舌人”、“通事”，又稱爲“通譯”。1517年，作爲赴華的第一個葡國大使托梅·佩萊斯(Tomé Pires)就帶着五個譯員。商業活動也靠舌人。《16 世紀中國南部紀行》編者博克舍(C.R.Boxer)說：“葡萄牙人和中國本土最早的交往是由一些冒險商人實現的，他們從馬六甲乘坐當地的船隻駛抵中國南方的海洋，而且他們發現把香料運往中國，和運往葡萄牙一樣可獲大利。”
從以上的史料來看，首先爲葡商服務的舌人，是能與華人溝通而又懂葡語的滿剌加人，後來加入了懂葡語的華人。
滿刺加，即馬六甲，是較早與華人通商的地方，今天當地的華人華裔仍佔相當大的人口比例。公元14世紀前中國沿海省份的居民已有不少移居馬六甲、暹羅、爪哇一帶。
1511年，葡萄牙佔領了馬六甲，建立了東方第一個商站。15、16世紀不少華人已在馬六甲定居。明末淸初，那裏已有華人公墓，明代黃衷的《海語》說，那裏“有奶街，爲華人流寓者之居”。1511年攻佔馬六甲的葡將達·阿爾布爾克(D.al－buquerque)寫的《紀事》中，已有馬六甲第二國王沙肯達爾薩(Xaquendarsa)娶當地“中國船長大王”女兒的記載。
1549年(明嘉靖二18年)華人通事楊林曾編輯了一本《滿剌加國釋語》，即馬來語和漢語的詞典，收482個詞，內容廣泛，滿足當地人和華人通商的溝通需要。滿剌加人在葡人和中國人的最早交往中，起了中介作用。
葡人與華人的早期接觸，大多是商業活動。依靠舌人祇是一個過渡階段，不久即可直接對話，討價還價，貿易成交。但是，作爲外交活動，如前所述的葡使赴京，就必須備有通雙語的舌人、通事，雙語的人才是非常需要的。
《明史·佛朗機傳》記載托梅·佩萊斯使團東來一事比較完整。使團在未獲准北上之際，獲知明武宗南巡到南京，於是打通了宦官江彬的關節，托梅·佩菜斯即和通事“火者亞三”謁見皇帝。“火者亞三”通葡漢雙語，能說會道，頗獲皇帝的歡心。
學者考證，“火者”是穆斯林，是當年這位通事自報的國籍。後來查明“火者亞三”實爲華人。他可能是久居海外的華人後裔，生活在海上商旅之中，能通雙語或多語，被聘爲葡使團翻譯，實際上是僞裝的阿拉伯人，或者是相當阿拉伯化的海外華裔。
二、華人與葡人的直接溝通
中國是多民族、多方言的國家。歐洲人最早接觸的華人華語多來自廣東、福建兩省，有幾種不同的方言和口語。
英國人博克舍(C.R.Boxer)編了《16世紀中國南部紀行》一書，書後特別附錄了一篇《廈門的方言及其同系語》。他已經體會到中國的書面語是一致的，但口語各不相同，官話、客家話、廣東話和廈門話都有差異。他把這些方言上的差異關係，比作西方拼音文字中英、德、荷、法等語之間的關係。他還認爲廣東省潮州府地區的語言很接近廈門土話，猶如荷蘭語與德語、西班牙語與葡萄牙語。當然，歐洲人當年祇接觸中國沿海地區語言，還未眞正了解全中國各地的語言情況，而作這不大恰當的比喩。
茶葉是中國外銷最早、最廣的商品之一。“茶”這個詞在拉丁語系西方語言文字中有多種不同的譯音：英語爲 tea[ti：]，法語爲 thé[t
]，德語爲 tee[te：]，葡語爲 chá[
a：]。葡語 chá 的發音顯然來自粵語“茶”，它的發音與日語“茶”一樣。這正好反映了16世紀初葡－中－日三地間的貿易聯繫。英語的tea據說來自福建福州口音，德語 tee、法語 thé 很淸楚是廈門和潮州的口音，據說是經馬六甲或臺灣傳入的。
在澳門，操粵語的大多是本地人，講官話的大多是北方商人和朝廷派來的官員。由於福建人在外貿上十分活躍，外國人接觸到閩南話的機會就多。博克舍在《廈門的方言及其同系語》一文中認爲，在葡萄牙、西班牙與中國交往的歷史中，福建人起了突出的作用。1593年在馬尼拉出版的《天主敎敎義》的中譯本是天主敎傳敎士高母羨翻譯的，比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刊刻成書還早三年。全書的西班牙專有名詞的音譯，據方豪敎授考證，是閩南音。例如“聖十字”(Santa Cruz)譯作“山礁居律氏”，“亞孟耶穌”譯成“啞民西士”，高母羨三字也是西班牙語 Juan Cobo 按閩南音譯出的。可見歐洲人，特別是16 世紀從事遠東貿易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最早直接接觸到的華人，不少是操閩南口音的華人，他們心目中的漢語，大多指閩南語。
曁南大學陳華先生考證《海國圖志》，發現這部輯錄世界地理知識的百卷專集，譯名有閩南話、官話和粵語。《四洲志》就是林則徐在澳門請梁進德等執筆翻譯的。
福建的漁民、商人很早就在澳門進行漁業和商業的活動，超過500年歷史的媽閣廟就是歷史的見證。漳州、泉州人還曾在媽閣廟內開辦“漳泉義學”，這是澳門漁民子弟敎育的一部份。澳門葡語的譯名 Macau 以及英語 Macao 的得名由來有多種說法，不少學者贊同是“媽祖閣”的閩南音譯，也是有一定根據的。
綜上所述，博克舍認爲福建閩南人在中外交流中起突出作用的結論是可信的。
1584年，利瑪竇從中國致信西班牙稅務司司長羅曼，他描寫當年中國沿海的對外往來時說：“印度、日本、蘇門答臘、爪哇、交趾支那、暹羅、摩鹿加……無不來中國貿易。”可見當時的外貿，已是多邊的關係。多邊的貿易，自然接觸多種語言，先接觸亞洲各地的語言，逐漸接觸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不久，又接觸荷蘭語、英語等等。因此，華人接觸到的歐洲語言也是多樣的，但以葡語爲主。
三、澳門港的建立和多語社會的形成
從1553年葡人獲準在澳門暫時居留開始，到1557年，澳門港逐步建立，葡人開始築室居留。1605年、1622年廣東官員兩次下令拆毀這些建築，但乘明淸交迭之隙，葡人終於在澳門築起城牆，定居的已不祇商人和水手了。1563年，澳門總人口5，000 人，葡人祇佔900人，次年葡人則增至10，000人，華人也相應驟增。因爲除了原居民、流動漁民和商人之外，還逐漸增加了附近村民。他們攜帶食物來賣給葡人，貿易和生活上的接觸更加頻繁，自然學懂少許對方的語言。
到了17世紀末，在澳門中、葡雙方都出現了能通雙語的人。釋跡刪在《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詩中說：“番童久住諳華語，嬰母初來學
音。”“嬰母”即鸚鵡。 淸代印光任、張汝霖合著的《澳門紀畧》還論及華洋雜處的相互影響：“西洋語雖侏
，然居中國久，華人與之習，多能言其言者，故可以華語釋之。”意思是說華人與葡人接觸多了，學會了葡語，可以直接溝通了。該書下卷還介紹了一位葡人呂武勞，說他“尤黠慧，往來澳門十三行，先後20年，土語、華語及漢文字皆諳曉。”有了語言環境，加上文字天才，20年就可以成就精通雙語的人才了。
四、澳門開埠初期的語言狀況
從使用人口來看，澳門地區16世紀前後應以粵語爲主，閩南語次之，還有作爲外語的葡萄牙語、馬來語等等。
漢語是唯一的官方語言。明、淸兩代香山縣治下達的文告全用漢語，官員巡視也是用漢語的。其中不少官員來自其他省份，講的自然是官話，葡方必備翻譯才能與中方官員溝通。雙語人才直到18世紀還是十分缺乏的，但中國官方也曾以雙語公佈條例、守則。例如1748年，葡人晏些嚧殺死華人陳輝千事件後，淸廷官員在議事亭就以中、葡雙語勒石頒佈。祇可惜葡文本有不盡、不確之處。
華人、葡人在日常生活中漸漸能直接溝通。明末官方規定中、葡人隔居，實爲雜處，商人有貿易來往，當地居民向葡人供應食物和日用物。除了不良分子的詐騙和海盜搶掠外，在一般情況下，這些商業活動都是互利的。在相互溝通中，不少漢語詞滲入了葡語，例如“茶”“絲”等名詞；也有不少葡語詞爲華人所使用，例如葡語 não tem，是沒錢的意思；澳門華人早就流行一句“荷包燶丁”——荷包裏沒錢了，顯然是把葡語詞引進了口語(詳見筆者與程祥徽先生合寫的論文《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載《中國語文》1991.1)。
還有一些是輾轉傳入的外來詞語，也反映不同語言群體之間的交往，例如“咖啡”、“喳喳”。漢語詞“苦力”源於印度南部泰米爾語，是指出賣體力爲生的人。19世紀後期，世界性的廢除奴隸運動造成勞動力缺乏，因而人口販子紛紛從中國(特別是廈門和澳門)、印度運送契約勞工到夏威夷、錫蘭、馬來西亞和加勒比海地區，從事採礦和搬運工作。歐洲人對這些陌生的亞洲人，特別是搬運工人，按泰米爾語音譯爲“cule”(葡語)，coolie/cooly”(英語)，是一種輕蔑的稱呼。“coolie/coo－ly”通過澳門葡人又傳給華人。1751年完稿的《澳門紀畧》，書後的葡語單詞分類音譯表中，有一條“挑夫－姑利”。今天，我們從任何一部漢語詞典都不難找出“苦力”這個詞。不知哪位高手譯得如此音、義雙絕!
通過宗敎特別是通婚，中外的溝通得以加速實現。葡國商人、水手和士兵到了澳門，不少與當地的中國女性結合。女方很快能學懂日用葡語，男的學些粵語的條件更好，社會和家庭都是很好的語言環境。《澳門紀畧》對華人入敎、葡華通婚等社會現象都有記載。張汝霖《請封唐人廟奏記》中叙述：“澳門一處，唐夷雜處……其在澳進敎者，久居澳地，集染已深，語言習尙漸化爲夷。”筆者曾在土生葡人中進行調查，了解到差不多有華人血統的葡人家庭都有過農曆年的習慣，漢化程度相當高。
到了17、18世紀，出現了對中葡雙語進行對比硏究的學術活動。傳敎士羅明堅、利瑪竇、郭居靜等不但掌握了漢語，能把《四書》譯成拉丁文，把《幾何原本》等譯成中文，還用中文寫下《交友論》等書。利瑪竇等對漢語作過比較分析，有不少獨到的見解。(見拙作《利瑪竇的漢語觀》。)非宗敎人士也開始了對漢語的零散的硏究，如博克舍的《廈門的方言及其同系語》。淸代印光任和張汝霖合寫的《澳門紀畧》，也來了個“澳譯殿後”篇，把常用的葡語單詞305個分爲天地、人物、衣食、器數和通用五類，注音解義，採用漢字注音的方法，是一份常用詞匯表。例如，天(消吾)、夜(亞內的)、冷(非了)、街(爐也)、議事亭(事打的)、唐人(支那)、兵頭(個患多慮)。美中不足的，是沒有列出葡文原字。即使如此，它仍是華葡字典的雛型。這些早期的比較硏究，錯訛難免，但仍是珍貴的史料，値得進一步硏究。
1992“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硏討會”論文。曾刊於《中國語文》1994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