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歷史上雙語人材的培養與中外文化教育交流
前 言
澳門原是中國南方沿海一處小漁村，自1553年，葡萄牙商旅獲准停泊，1557年築室居留至今，已400多年了。除葡人外，還有日、荷、英、東南亞各地商人以及各國的傳敎士，先後涉足這連兩離島計算在內也僅得十幾平方公里的彈丸小地上。本地有操粵語的居民，有早已往還不息的操閩南話的商人和漁民，操官話的縣治官吏，澳門的語言狀況眞是多彩多姿，好象一個大拼盤!
不是悠長的歷史一步一步地鑿通不同民族群體、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語言壁壘，中國的多方言和歐亞的多語在澳門相碰，那將是何等複雜和阻滯的局面!
語言是人際溝通的工具。不同語言群體之間的溝通，400 多年以至今天，一直是澳門多語社會的重要問題。
開始時，葡商聘得與中國通商來往已久的阿拉伯人、東南亞人、特別是馬六甲人作翻譯，通過第三者的媒介作用，中、外人士得以溝通；繼而通過生活、貿易的接觸往來，雙方開始一般的直接的溝通；但是，作爲外交的正式官方往來，作爲意識形態方面的傳敎活動，作爲文化藝術的交流，則必須有精通雙語的人才，才能適應這些深層面的語言、思想和行爲的溝通。因而，最終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手段，祇能依靠敎育。因此，澳門敎育史上雙語人才的培養有它特別的、重要的意義。
16世紀末，以敎育活動爲主要工作形式的天主敎耶穌會敎士東來，把西方敎育制度引進澳門，寫下中國西式敎育的第一章，使澳門開始了一個中、西敎育並峙、雙軌發展的局面；爲了培養通雙語的傳敎隊伍，澳門誕生了遠東最早的高等學府，送出中國首名的留學生；由於澳門是歐洲人最早的學漢語的基地，歐洲第一本稱得上漢學專著的作品，第一位稱得上漢學家的歐洲人，第一部漢語——拉丁語字典，首部漢英字典，都是在澳門孕育的；甚至歐洲的中國學院、第一所西式的中文學校——馬六甲的英華書院，世界上第一部拉丁文譯出的《四書》、第一部漢譯的《聖經》……都和澳門這彈丸小地結下不解之緣。澳門還是明季東西文化交流的門戶，是敎士漢學、歐洲漢學的發源地。
可惜這些在敎育史、在文化史上閃閃生輝的史實，過去不大爲人注意。澳門歷史最爲人所注目的，往往是鴉片貿易、豬仔販賣、嫖賭飲吹的銷金場所，以及今天的賭國風光!
1987年4月13日，中葡聯合聲明簽訂，宣告到1999年12月20日，中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應運而生，在幾年內先後出版了黃鴻釗的《澳門史》、黃文寛的《澳門史鉤沉》、費成康的《澳門四百年》、郭永亮的《澳門香港的早期關係》等硏究澳門歷史的專著……打破《澳門紀畧》一花獨放250年的局面。澳門在東西文化交流中的橋樑作用也被國內外學者注意，作出許多介紹和評價；聯繫到鄭觀應、康有爲、孫中山的先進思想、改革倡議和革命活動，澳門的歷史價値漸漸被發掘、被肯定。這些成果改變了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的觀感。
我在國內外學者的啓示中，在搜集澳門敎育史料，攻讀中國敎育史的過程中，感到澳門400多年的歷史，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個“特區”的歷史，文化敎育方面有不少値得發掘的東西。在此過渡期間，作爲澳門人，爲迎接新特區的來臨，整理舊特區的往事，從中外的溝通、雙語人才培養的角度，追尋歷史的軌跡，這是本文探討的意旨。
一、澳門是歐洲人最早學漢語的基地，也是西式教育在中國最早出現的地方
14世紀以後，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一浪高似一浪，人文主義、民族國家的浪潮冲激着至高無上的神權，衝破敎會對學術和敎育的壟斷。到了16世紀，宗敎改革運動也應運而生。
第一節 耶穌會的成立及耶穌會的教育
在宗敎改革如火如荼之際，1534年，西班牙人羅耀拉(Inácio de Loyola 1495－1556)爲支持敎皇，力圖維持天主敎的傳統地位，成立了耶穌會，成爲舊敎的一支新興的改革力量。他們的創會宗旨，爲抵消新敎的影響，提出要“讓世界服從羅馬敎廷”，具體行動之一是在歐洲外另闢新天地，東方就是他們嚮往的地方。
隨着15世紀航海事業的發展，在“地理大發現”的勝利歡呼聲中，歐洲人，特別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爲擴展殖民主義而激烈角逐。1493年，敎皇亞歷山大六世爲此而裁定了兩國的勢力範圍，以佛得角和亞速爾群島以西處爲界，界以東屬葡，以西屬西，中國剛好被劃進葡的保敎權內。於是，耶穌會傳敎士就與葡萄牙商旅互相依靠，一道東來，前者以傳敎爲職志，後者以追逐商業利益爲目標。他們背後則分別有敎皇和國王的支持。
耶穌會的傳敎活動，是以敎育爲中心工作的。他們要求每一位敎士，不但思想虔誠，有深厚的神學、哲學的知識基礎，還必須學有專長，能當出色的敎師，要有出類拔萃的語言能力。他們到哪裏去傳敎，就在那裏辦學校。從創會到該會被敎皇克里門十四解散的239年之中，耶穌會在世界各地辦了不少出名的學校。①耶穌會學校德育標準是要“培養被基督的信息所轉化的新人”，其智育的標準則是要培養“傑出人士”。②爲了適應這一要求，耶穌會敎士不少是飽學之士，一般有較高的文化素質。
第二節 耶穌會傳敎士東來
1542年，被譽爲“遠東開敎元勳”的方濟各·沙勿畧(S.Franciscus Xaverius 1506－1552)，離印度果阿東來。在此之前，他在印度“賤民”中，一下子使七萬人入了天主敎，因此他是滿懷新希望東來的。1549年，沙勿畧到了日本，27個月的逗留，他的傳敎工作旣有一些成績，同時又碰到不少困難。而最大的體會，是他開始理解到中華文化對日本的深刻影響。他在寫給歐洲一位敎士的信上說：“日本現行的敎派，無一不來自中國，中國一旦接受眞道，日本必起而追隨，放棄現有各派。”③
後來，利瑪竇更進一步體會到東方有一個中華文化圈的存在，漢語不但是人口眾多的中國人使用的語文，而且是中華文化圈中的學術語言，和歷史上的希臘文、拉丁文、梵文一樣。
因此，學好漢語，好比掌握了進入中國的鑰匙，同時還是進入日本、朝鮮、越南和整個中華文化圈的鑰匙。
第三節 澳門成爲教士學漢語的基地
耶穌會傳敎主要方向，“首先贏得有文化修養階層的友誼，以便一直進入宮廷”。④因此，耶穌會傳敎士不但學粵語、閩語等方言，還着重學官話；另一方面他們又了解到中國的各種宗敎，都是以文字書籍的方式來流通傳播的，不是以口頭傳播爲主的。中國人討厭群集結夥，但“讀書人在休閒中所讀到的書本的說服力量，比從講道臺上轉來的說服力量更大”。⑤敎士們十分淸楚，不精通漢語，就不能接近上層知識份子，更不可能接近權力中心的人物。他們就把能否掌握漢語這一溝通工具看作成敗的關鍵。
1578年，耶穌會印度敎團視察員范禮安(Alexander Va－lignan)到了澳門，認爲要在遠東傳敎，“必須另派一批有理想的、有中文基礎的神父來”，“最重要的條件是會讀、會寫、會說中國話，並熟習禮規和民情”。⑥
於是，羅明堅、利瑪竇等就先後在1580年、1582年來到澳門，集中精力學漢語。自此以後，凡東來的敎士，大多集中在澳門先學漢語，認識中國。這成了習慣，後來還形成制度。
第四節 澳門中西教育並峙，雙軌平衡發展400年
澳門自古是一處小漁村，除商旅、漁民等流動人口外，原居民是很少的，敎育不發達。但華人向有重視子弟敎育的傳統。相傳200多年前，即17、18世紀在沙梨頭土地廟已有“更館社學”；香山縣志載1777年及1801年，望廈村趙元輅、趙允菁父子先後中舉，成爲一時的佳話。望廈村至今仍留“黃東暘書屋”遺址，鄰近前山一帶有鳳山、鳳池書院，雍陌、小欖、古鎭歷年也有一些秀才、舉人。但前山、珠海和澳門則不多。那些宗祠、廟宇，延聘塾師坐館，課以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均屬中式的傳統的封建敎育。(附圖一)
另一方面，從16世紀中開始，葡人和歐洲各國商人在澳門定居，人口不斷增加。由於葡萄牙以天主敎爲國敎，葡王葡商均支持敎會在澳門的工作。1576年澳門天主敎敎區即告成立，第一任主敎卡內羅(Melchior Carneiro)即獲准以葡萄牙海關千分之五的關稅，來作敎會的慈善經費⑦，敎友去世，也有自願捐出產業支持敎會的。敎會就先後在澳門開設敎堂、仁慈堂、醫院、痳瘋院、孤兒院。因爲天主敎的神職人員，要負責爲當時在澳門居住的葡國商人、水手及家眷、家僕進行宗敎儀式，除了聖洗聖事之外，還要發揮敎化的作用，約束葡人的“不良行爲”，使他們遵守敎規。因此，傳統天主敎的堂區和修會會院都設要理班，兼授語文和文法，開啓民智，掃除文盲，其中有敎育葡童的，也有敎華童敎友的，以當年耶穌會的學塾最著名。⑧這是耶穌會敎育在澳門的肇端，也是西式敎育引進澳門、引進中國之始。從此，澳門的敎育就形成了一個土、洋並峙，中西兩式敎育雙軌平行發展的局面，這正是澳門敎育起源，400年前的一大特色，也是澳門敎育史發展的基本軌跡。
400年來，繼續來澳辦學的天主敎會，有仁愛會、家辣會、方濟各會、嘉諾撒會、慈幼會等。西方近代敎育源源不斷引進澳門，發展成爲澳門敎育的主要支柱。到20世紀80年代，全澳天主敎中、小學學生人數(包括幼稚園)已達到全澳學生總數的~$12，至今仍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澳門孕育了西方第一位漢學家——利瑪竇
利瑪竇(Matthaeus Ricci 1552—1610)開創了明末天主敎進入中國傳敎的第一頁，使耶穌會夢寐以求的願望得以實現。他並不是第一個向中國叩門的人。他能進入中國，因爲他學會了官話，精通了漢語，從而一步步地比較準確地了解中國人的禮俗和思想，一步步地和中國人，特別是和中國上層知識分子直接溝通。他能直接從中文書籍中認識中華文化，能以中文譯作介紹西方科學原理和哲學思想，始料不及地促進了東、西文化交流。
第一節 學習條件惡劣，學習成績斐然
儘管語言溝通是澳門中外溝通的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但礙於漢字的難學，不少人都裏足不前；更由於中國的閉關政策，外國人要學漢語，往往會出現難以想像的困擾。1583年，有一次利瑪竇和羅明堅隨商人到了香山，前往廣州。早答允他們要求的官員不但收回成命，還要求他們立即離境返回澳門。原來新總督頒了告示，認爲中國翻譯員有破壞法紀行爲，就是敎外國人認識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而這些被認爲破壞法紀的行爲中，最嚴重的，還是遊說神父“學習中國語言，硏習中國文字”。新總督認爲：“此種行徑，有損國體”，如有再犯，實行“格殺無赦”。⑨
這種政治障礙一直延續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還時有出現。
此外，師資也是一個困難，羅明堅曾在澳門公開招聘，應徵者竟無一人及格，最後請了一位畫師來敎，因語言又不足以表達，祇能用繪畫來輔助敎授。由於堅毅不拔的傳敎動機，敎士們首闖難關，利瑪竇在澳門學漢語，成績卻十分卓越。
第二節 探索漢語的規律，爲後學者開路
利瑪竇來華28年，孜孜不倦，在漢語區裏認眞學習，達到口語流暢、閱讀準確，在中國文人的協助下，能把聖經翻譯爲中文，口譯自然科學的《幾何原本》，用中文寫作《交友論》，介紹西方文化藝術觀點……他對漢語的掌握，達到一個較高的水平。
利瑪竇在他的著作《中國傳敎史》卷一緒論的第五章，有一段對漢語的評介，實際上是對漢語的較全面的科學分析，也是歐洲第一篇對比漢語和拉丁語的學術評論。他從語音、語法和詞彙的角度，引進西方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對漢語進行規律性的探索，實與一般接觸漢語的西方人士的認識，有相當大的區別。例如，一般人容易看到漢語語法上，名詞沒冠詞、沒性、數的變化。動詞也沒時態的區分，利瑪竇卻體會到漢語實有它“獨特的表達方式”，往往用“副詞作補救，表達得十分淸楚”。從宏觀的角度上，利瑪竇還精闢地指出：中國的書面語“非常高雅美妙”，用極少的音節所表達的內涵，“用我們西方的長篇大論也解說不淸。”⑩又例如，利瑪竇在編寫漢語字典的時候，已科學地分解了漢語的音素，把官話分爲26個聲母(即輔音)，43個韻母(即元音或元音與輔音的組合)，4個次音。1583年，他給一位神父的信中，已經提到漢語“尙有平上去入四聲”。硏究所得，他與羅明堅神父在1584年合編了一本《葡華字典》，共189頁，附羅馬字注音，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以羅馬字爲漢字注音，也是歷史上第一部葡華字典。它比國際音標的誕生早了305年。
由於利瑪竇的漢語成就，1589年，他在赴臨淸的旅途中，又編了《中西字典》；1605年，再編輯《西字奇蹟》，是一部以拉丁字母來爲漢字注音，成爲西方人寫的第一部中國的音韻學。後來，他又與郭居靜神父合作，採拉丁文字母和中文讀音對照的方式，合編了一部《西文拼音華語字典》，旣解決了西方人學非表音文字的大難題，又統一了爲漢字注音的符號，使敎士學漢語，逐步走向規範化，科學化。羅常培先生認爲，利瑪竇的這些著作，與後來金尼閣(Nicolau Trigault)神父的《西儒耳目資》是“明末耶穌會士在中國音韻上第一個貢獻”，是很恰當的。而這些工具書的編寫與出版最主要的貢獻是爲後學者開路。
第三節 歐洲第一部漢學專著誕生
語言是一種溝通的工具，語言的障礙會導致思想的障礙、行爲的障礙。1517年，葡國大使來華，當他們的船隊獲准進入珠江口的時候，爲了表示敬意，在船上升旗鳴炮，這行爲卻被當時中國官方認爲是耀武揚威!羅明堅到澳門，用兩年時間埋頭學漢語，認識了一萬多個漢字，直接閱讀中國的書籍。卡內羅主敎還親自敎他有關中國的禮儀、風俗。但他仍然因爲了解不深而惹了風險。一次他有機會到桂林，以爲攀上王室宗兄的關係，有助在中國立足，卻不知道宗室與外人交往，是中國皇帝最忌的事。結果要倉皇離境。利瑪竇初入中國，作了僧人的打扮，後來與中國知識分子結識，了解到祇有儒家學者才會受到尊重，於是改穿儒服，“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爲善人也。”(11)他自己在書信中也告訴朋友，中國的禮儀太多，他接見客人行禮，常致腰酸背痛。(12)用中國俗語來說，就叫做入鄕隨俗，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素養，是對客體文化的尊重。因而他能做到語言上能溝通，禮俗上能順應，言行不與儒學相抵觸。中國人不但接納了他帶來的西方科技，漸漸也接納了他的宗敎宣傳。
葉向高在《閩中諸公贈泰西諸先生詩初集》中，讚他“言慕中華風，深契吾儒理”；集中另一首由張瑞圖所作的詩，也有類同的溢美之詞：“孟子言事天，孔聖言克己，誰謂子異邦，立言乃一揆。”
利瑪竇精通了漢語。他眞正接觸到中國文化的深層，實際上自己親手打開中華文化的寶庫。1608年，利瑪竇開始意識到自己進入中國的經歷很有必要作出歷史的交代。1609年2月，他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參贊阿瓦賴神父(G.Alvarez)的信上說：“我突然想到，我們最早進入中國的祇剩了我一人，最初的事情無人知曉，所以最好是把這一切事情按次序寫下來……”
利瑪竇的手稿或詳或畧，記載了1552年沙勿畧到達上川，第一批耶穌會敎士前來叩中國大門開始，直至1610年間中國傳敎的經過，特別是他自己從1582年到1610年的經歷，介紹了他對漢語的體會，對中國學術思想、對儒家經典的體會，對中國歷史、地理、宗敎、法制、經濟、禮制、民俗等等的認識，還記錄了他與中國的文人學者、王室貴族的交往，記錄了東西文化的交流，是一本很有價値的書。直到1610年他逝世前才基本完稿。
1610年5月11日，利瑪竇在北京逝世，接替他工作的龍華民神父(N.Longobardo)把他的意大利文手稿，交給金尼閣神父，由金神父帶回羅馬敎廷。金尼閣在旅途中把這批手稿譯成葡文，又增補一小部份，到1615年卻用自己的名字讓譯本在歐洲首次出版。書名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中文譯作《基督敎遠被中國記》。由於該書是第一次詳盡而確實地介紹東方文明古國的，受到很大的重視，在歐洲多次重版。後來又被譯成意、德、英、法等文字出版，在整個歐洲有深廣的影響。
這本書一直被誤認爲是金尼閣的傑作。到1910年，即將近三個世紀之後，宛杜里神父(P.Tacchi Venturi)在羅馬耶穌會總院圖書館中，無意中發現了利瑪竇意大利文的手稿，這個誤會才被糾正過來。稿上寫着：《論耶穌會及天主敎進入中國》，這可能是利瑪竇親擬的書名。1986年，台灣輔仁、光啓聯合出版社出版《利瑪竇全集》把它收入第一、二集，名爲《中國傳敎史》。其中利瑪竇的手稿約112張，金尼閣的手稿約佔19 張，比例是不足~$16。
硏究天主敎史的權威方豪神父在1988年出版的《中國天主敎人物傳》裏面說：“這是歐洲人第一部有系統叙述中國情形的書，亦可說是第一部稱得起漢學’的著作”。這個評價是十、分正確的。因而，我們可以說，利瑪竇是16世紀末、17世紀初歐洲第一位稱得上漢學家的人物。
何高濟在《16世紀中國南部行記·中譯者序》中說，歐洲人過去對中國的認識，是從那些商旅不盡不實的報導獲得的。“直到利瑪竇深入中國內地和通曉中國語言後”，這個認識“才有重大的變化”。過去有過不少中國報導，歐洲人通過它，眞是霧裏看花。例如1584年西班牙敎士門多薩(G.Mendoza)寫的《中華帝國風物史》，1589年另一位西班牙敎士高母羨(Juan Cobo)寫的《中國指南》，前者憑遊客浮光掠影的旅遊見聞資料，和別人的通訊報導，後者憑馬六甲、馬尼拉人的間接印象，輾轉口述材料而寫成，兩位作者均從未到過中國。利瑪竇不但深入中國，而且通曉漢語，他的報導，確是第一手資料、直接的感受，而且他博覽群書，理解中華文化的精粹，在此基礎上寫成的《中國傳敎史》，好比驅散了霧靄，必然使歐洲人耳目一新。它是一本劃時代的漢學專著，宣佈西方漢學在東方的誕生。
第四節 明季中西文化教育雙向交流的開拓者
何高濟先生認爲歐洲人的中國觀，直到利瑪竇深入內地和通曉中國語言後，認識才有重大的變化。無獨有偶，鍾叔河先生在《走向世界》叢書的釋語中說：“中國人對歐洲和世界有比較正確的了解，確從利瑪竇開始”。利瑪竇好比出色的眼科醫生，治好了東方和西方同時在“摸象”的瞎子。
耶穌會採學術傳敎的策畧。利瑪竇初到中國，把自鳴鐘、三稜鏡、渾天儀、時晷、地圖等西器，以及大量的西書，帶進中國，開始了明季西學東漸的新紀元。
這批西器、西藝和西書，儘管不全部是歐洲當代科技學術的最高成就，但已是西方科技成果中不少高水平的代表作。它們的傳入，是歐洲人帶給自然科學發展速度拉慢了的中國一份極好的禮物，當年在天文曆學、算學、地理學、醫藥學、物理學、語言學、哲學、倫理學、建築學有較大的影響，文學、美術和音樂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
首先利瑪竇通過口述由中國人筆錄的方式把一些西方重要的書籍，翻譯成中文出版，或自己用中文寫作，由中國文人加以潤飾，把西方學術介紹到中國，使之能在中國學術界傳播。例如《山海輿地全圖》一書，從萬曆十二年起十四年間(即1584到1608)，翻刻十二次之多；又例如《幾何原本》一書，萬曆三十三年(即1605年)譯成中文，亦多次重刻，並收入《天學初函》；淸康熙皇帝還下令譯成滿文出版，後又收入文庫；淸末曾國藩還重刻發行，影響很大。1610年，利瑪竇逝世，要求御賜葬地時，宰相葉向高在回應反對意見時說：“僅其所譯《幾何原本》一書，即宜欽賜葬地矣。”可見該書當年的學術價値，以及在知識界心中的份量。(附圖二、三)
《幾何原本》是歷史上偉大的數學經典，是古希臘幾何學學科形成的里程碑。從1842年至19世紀末，在世界上以不同文字印出了千多版，是版數僅次《聖經》的書，今天更是中等敎育的必修科目。當年翻譯時，利瑪竇口授，中國知識分子徐光啓筆錄的前六卷，原文是羅馬大學的講義，雖非歐幾里德的原本，卻是他的本義。
利瑪竇著作甚豐，除上面所列的，還有《天主實義》二卷、《西國紀法》、《二十五言》、《畸人十篇》二卷、《辯學遺牘》、《同文算指》十一卷、《圜容較義》、《渾蓋通憲圖說》二卷、《測量法義》、《測量異同》、《交友論》、《萬國輿圖》、《西字奇蹟》、《乾坤體儀》三卷、《勾股義》等。不少一再重印，收入中國的文集。對中國學術界知識界和敎育界都具有一定的影響。明季出現的東西文化敎育雙向交流的過程中，利瑪竇是第一個辛勤的墾荒者、播種者。他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三、遠東第一所高等學府在澳門創辦
今天，中、外史學家一致肯定，明末淸初100多年間，由利瑪竇爲代表的天主敎傳敎士，開拓了東西兩大文明首次的、有一定規模的、有一定深度的雙向交流，對人類的文明和進步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從歷史的軌跡裏，我們可以尋找到許多動因，包括：敎士們學識淵博、態度主動；中國人待客寬厚熱誠、中華文化具有包容兼蓄的傳統。這些都是異源文化得以交滙，異體排斥的現象得以消减，互相吸納的速度得以加強的原因。而發揮語言溝通的功能，是一個首要的環節；我們進而要求異源文化有深層的接觸，在深刻而持久的狀態下互相融和，則必須充分發揮雙語精英的功能。
雙語精英隊伍的培養，離不開敎育。本澳聖保祿學院應運而生，承擔了培養雙語精英隊伍的歷史任務，寫下澳門敎育史新的一頁。
第一節 耶穌會教育進入澳門
“學校敎育是耶穌會固有的活動”，該會全體會士的三分之一，被派遣到培養下一代的敎育工作中服務。(13)耶穌會還把1540年到1556年，稱爲耶穌會進入敎育界的歷史時期。後來經過多年的耕耘，到了17世紀末，耶穌會在世界各傳敎區辦的學校竟達245所之多，到1773年，他們擁有的學校，遍佈世界各大洲，總數爲845所；16世紀末，天主敎國家大部份的高等敎育都控制在耶穌會士手上。
耶穌會士東來，首先在印度果阿辦了一所聖保祿公學。
澳門敎區成立後，又在澳門辦起學校來。
澳門主敎林家駿說：“當年以耶穌會辦的學塾最著名”，就是建在大炮臺山麓的敎堂旁邊，即今天的大三巴牌坊所在地。
第二節 聖保祿公學升格爲高等學府
從多份零散的史料來看，至遲於1565年，聖保祿公學已經存在。自1574年起，葡王每年從馬六甲的稅收中，抽出1，000 Cruzados 補助聖保祿公學的經費。聖保祿學院從一開始就是政府支持的天主敎學校。1578年起，葡商每年從獲自中國的、約1，600擔生絲中分出50擔，讓敎士們販運到日本，穩賺好幾千塊金幣，作爲辦學的經費。
1577年，院長高斯達(Cristóvão da Costa)的報告中說：“150個孩童來上學。”
1584年底，Lourenço Mexia 神父的報告中說，會院內有12位會士，“學校裏有200學生，大家學讀、寫、算和唱歌。”
此外，還有一些敎士在這裏學拉丁文、學漢語，利瑪竇入中國之前，也在這裏學漢語。
1584年以後，由於利瑪竇成功進入中國的經驗，影響到以後凡準備進入中國、日本、越南傳敎的，必須先到澳門學漢語，差不多形成習慣。另一方面，耶穌會遠東敎務視察員范禮安漸漸意識到澳門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它不但是葡人遠東貿易的中心，而且是歐洲商人和敎士前往日本的歇息地；更重要的是進入人口衆多、幅員廣大的中國的“候客室”。他決意讓澳門成爲培養精通漢語、熟習中國禮儀的培訓基地，使澳門成爲天主敎的傳播中心。
爲了適應這些主觀和客觀的需要，范禮安即向耶穌會總會長提出建議：要在澳門建立一所高等學校，培訓東方傳敎士。1594年，果阿耶穌會會長魯德拉斯(Antonius de Lua－dros)批准了范禮安的計劃，准許聖保祿公學升格，並且特別派了三位敎士來澳主理其事。1594年12月1日，聖保祿學院(Colégio São Paul0)正式註册成立。一所高等學校正式在澳門誕生，它爲澳門敎育史，揭開西式敎育的第一頁。(附圖四)
第三節 聖保祿學院——歐洲中世紀大學教育模式移植澳門
11世紀中期，由於商業城市的出現和發展，歐洲出現了適應客觀需要的高等敎育機構。意大利的波倫尼亞大學(Bolo—gna)、沙利諾大學(Salerno)的成立，先後提供了法律和醫療的高級課程，培養高級專業人才；接着法國巴黎大學(Paris)成立，設有神學、法學、醫學和文學四個系。三所大學出現以後，歐洲興起辦大學的風氣，英國的牛津大學(Ox－ford)、劍橋大學(Cambridge)和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學(Coimbra)等紛紛出現。1200年，全歐洲祇有六所大學，100年後則將近30所，到了16世紀初，西式的大學已達80所，遍佈西歐、南歐，北非的摩洛哥、埃及也辦了大學。
歐洲中世紀的大學，是有重大影響的社會力量，它是自由與理性的象徵。在大學裏，敎授和學生可以大膽、獨立和自由地討論國家和敎會的大事。他們常被諮詢以裁決敎義和異端的問題。爲了保障其自由硏究眞理的權利，大學生有不受逮捕、不受審問的特權，當他們的自由受到干涉時，可以罷課。(14)這些大學是以當時最先進的知識和最新的科技成就，來培訓社會精英的。許多畢業生後來都成爲國家和敎會的領袖。其中不少後來又成爲文藝復興的先驅。
16世紀中，澳門還是一個荒涼的小漁村，從1557年後，人口才逐漸增加，固定人口以原居民和葡商家眷家僕爲主，流動人口以商旅、敎士和海員爲多。商業的迅速發展和商人獲利不菲爲澳門的敎育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經濟條件，但城市的發展，社會的結構，則未具有發展高等敎育的客觀需求。1594年，一所歐洲中世紀式的大學能在澳門出現，除了商業發展之外，它與其他歐洲大學出現的歷史條件、社會條件都有所不同。它是天主敎士要進入東方傳敎的動機所促成的，是傳敎事業與葡國外交事務和商業事務的拓展，急需懂漢語人才而把大學搬到澳門辦的。聖保祿學院比日本的東京大學的成立(1877年)早了283年，比中國大陸最早設立的上海聖約翰大學(1819)更早了285年，就是因爲它乃是特殊需求的產物。
聖保祿學院也仿傚歐洲大學的考試制度，考試及格將頒授學位。中國官方任用擁有該學院頒授學位的敎士時，也按學位授官，其中不少人直接在明、淸政府中任職，可以說是當年的學歷認可。
聖保祿學院經費得到葡商的支持，一直維持到1835年被焚毀爲止。1601年它曾被火燒毀，得葡商捐款而能重建。學院擁有一個庫藏豐富的圖書館，藏書一度有4，000多册，當年很有可能是遠東西方書籍最多的圖書館。後來又成立了一個印刷所，一個小診所、藥房(15)和一個供天文學科實習的觀象臺。
聖保祿學院的首任院長孟三德神父(Eduardo de Sand－ea)任期爲1594—1596兩年。
第二任院長李瑪諾(Manuel Diaz Senior)1596—1601，和1609－1615兩度擔任，其間的幾年學院被焚停辦。
第三任院長陸安德(Andreas Lubelli)任期爲1671－1673年。
不少著名的學者曾在此任敎。例如被譽爲“西來孔子“的艾儒畧(Julius Aleni)，翻譯文字最艱深的《輕世金書》的葡籍神父陽瑪諾(Manuel Diaz Junior)，曾任院長並敎授哲學的孟儒望(Joannes Monteiro)，是《天學畧義》的作者(16)，以及中文造詣好、著書很多、第一個把西方幼兒敎育理論介紹到中國的王豐肅，即高一志神父(Afonso Vagnonl)等等，師資的素質是優良的。
第四節 聖保祿學院的課程特色與漢語法定必修科的地位
范禮安在澳門聖保祿學院的課程設計上是花了不少心血的。他旣保留了耶穌會已經形成了的課程結構，又借鑑了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的規章制度，還進行了充分的探索，務使聖保祿學院的課程適應中國傳敎的需要。
中世紀歐洲的大學，和現代的大學是不盡相同的，實際上是中等敎育和專業敎育結合爲一體的學校(17)，但無論如何，它確實屬於高等敎育。它的課程，開始時也是單科獨系的。直到巴黎大學的成立，才同時設了神學、醫學、法學和文學四科，是當時科目最齊備的大學，但仍以神學爲主，巴黎大學1309年的課程，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就佔了很大的比重。(18)聖保祿學院的課程實質是培養敎士的“神修課程”。其傳統的課程，是以拉丁文爲基礎，以西方古典學術知識爲主體，以神學爲皇冠的結構，以培養“人性上的傑出”和“學術上的傑出”的傳敎士。(19)毫無疑問，這也正是聖保祿學院課程設置上的指導思想與基本模式。
聖保祿學院的課程，分爲三個大類別：
一、人文科：漢語、拉丁語、修辭學、音樂等；
二、哲學科、哲學、神學；
三、自然科、數學、天文曆學、物理學、醫藥學等。
從上列的課程結構來看，它具以下的三個特色：首先，它是耶穌會神學院培養神職人員的高級課程；其次，它又是中世紀歐洲大學的類型，拿它與巴黎大學以七藝爲敎學內容的課程對比，它還較大學早年的課程豐富和充實，是高等通才敎育的課程；第三，課程中有漢語一科，是它最大的特色。
在聖保祿學院裏，漢語是必修科，人人要學，因爲它是東方傳敎的必需的溝通工具，不但每位學生要學，敎授也學。艾儒畧在學院裏是著名的數學敎授，但他的名字卻列在學院畢業生的名單中，就是這麼一個道理。
據說，在課程中，課時最多的也是漢語。(20)由於不少東來的敎士，本身在歐洲已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文化知識和宗敎敎育，他們到了澳門，才開始學漢語，可以說最主要的學習任務就是要學習一種完全陌生、而又十分艱深、被公認爲全世界最難學的語言。《利瑪竇全集》中的許多記錄，都說明耶穌會神父們除了應酬客人之外，大部份時間都消耗在硏究中國語文、中國的風俗習慣和寫作上。1605年，利瑪竇在北京給羅馬總會卡阿桂瓦神父的信上說：“在中國傳敎的‘基督士兵’要費多少心血，才能把這些漢字記在腦海裏!”
敎士們不但在聖保祿學院攻讀時要學，進入中國大陸傳敎時還繼續要學，他們不但能應對日常的交際，還能以漢語著書立說，介紹西方文化，不少成爲精通漢語的專家。艾儒畧就被稱爲“西來孔子”，漢語著作“凡數萬言”。對中國學術有較大影響。
敎士們掌握了漢語有利於傳敎。在中國官方也感到西方傳敎士懂得漢語，他們的專業知識可以爲朝廷効力。順治、康熙兩朝索性作出了規定，要求凡準備入華的傳敎士，必須先“赴廣東澳門天主堂住二年餘……學習中國語言”。(21)這一來，在聖保祿書院學漢語，已不單單是語言能力的培訓，同時是進入中國大陸的入境的許可條件了。於是聖保祿學院的漢語課，變成法定的必修科了。此後，不僅是耶穌會的敎士，其他會院的敎士如方濟各會、多明我會、遣使會等傳敎士都必須在此修讀漢語至少兩年，才能進入中國大陸傳敎，這又增強了聖保祿學院以及其漢語課程的權威性。(見附圖五)
因此，漢語科不但是聖保祿學院課程的特色，還是學院培訓目標的體現和學院歷史貢獻的所在。
第五節 雙語精英的搖籃
聖保祿學院的拉丁語課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供東方學生——即準備修道的中國、日本等亞洲靑年學習的，它的語言課程旨在培養雙語精英。日籍傳敎士安治郎(Yajiro)曾被送來進修拉丁文和葡文；徐光啓入敎後，也曾到此硏修天主敎義。畫家吳歷，即吳漁山(1632—1718)也在聖保祿學院逗留進修，還留有詩百多首，包括《嶴中雜詠》30首和聖保祿詩82 首，都是在澳門所作的，對聖保祿學院的生活作了珍貴的紀錄。(22)
吳自小入敎，40歲才經常和天主敎敎友往還。1680年，他隨柏應理神父赴歐，未能成行，於是從1680年底到1683年間就留在澳門。他的詩旣描寫了澳門的風物、中葡人士共處的情況，更描寫了聖保祿學院的生活。其中有天主敎盛會、聖相遊行的描寫：
捧蠟高燒迎聖來，旗幢風滿砲成雷。
四街鋪草靑如錦，未許遊人踏作埃。
有華、洋敎士同窗、一同在學院學習的情景，不同語言和文字間的對比和溝通的描述：
燈前鄕語各西東，未解還敎筆可通。
我寫蠅頭君寫爪，橫看直觀更難窮。
聖保祿學院的國際性，在吳漁山的詩中，也看到一點痕跡。
四、澳門是東西文化教育交流的門戶和窗口
王漪在《明淸之際東學之西漸》一書中說：“利瑪竇帶給歐洲的震驚可謂不下於馬可波羅，而中國恰如美洲之發現，在精神領域上，對歐洲人而言，也是一塊新大陸。”
這塊古老而文明的“新大陸”，就成爲新的硏究對象，形成一個新的學科——漢學。
西方的漢學是在東方萌芽的，澳門就是敎士漢學家的搖籃。
第一節 教士漢學家隊伍的形成教士漢學譯作的湧現
根據黃啓臣的統計，從1594年到1807年的211年間，曾在聖保祿學院畢業而進入中國大陸傳敎的耶穌會敎士，共有109 人。(見附表1)在此攻讀過的，達200人左右。此表原刊於《行政》第13——14期，筆者對照方豪敎授所著《中國天主敎人物傳》三册、《中西交通史》五册及《中國天主敎史論叢》等作了一些修正。
這200個敎士之中，許多是硏究中國的學者，都有不少硏究成果，差不多包括了早期敎士漢學家所有的骨幹：
1、在中國經典方面
16世紀末利瑪竇奉范禮安之命譯《四書》爲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接着1626年，金尼閣又用拉丁文譯了《五經》。殷鐸澤和郭納爵二人以拉丁文譯了《大學》和《中庸》，分別以《中國之智慧》和《中國之政治道德學》爲名刻印，他們還譯了《論語》。柏應理自己消化了中國經典的含義，寫了一本《西文四書直解》，拉丁文書名爲《中國哲學家孔子》，1687年在巴黎出版。白乃心用意大利文寫了一本《中國雜記》，也是1687年出版的，書末附了孔子傳及《中庸》的譯文。衛方濟曾以拉丁文翻譯了《四書》、《孝經》和《幼學》；他又以拉丁文著《中國哲學》發表他個人硏究的心得。宋君榮也翻譯了《道德經》、《書經》，並在《書經》譯本後附了劉應的《易經槪說》。劉應又以拉丁文譯了《禮記》部份內容。巴羅明作了《六經註釋》。馬若瑟節譯《書經》、《詩經》，著《中國神話》。雷孝思也曾以拉丁文譯了《易經》。……中國傳統的經典古籍，像磁石一樣，吸引着西方的學者，他們如饑似渴地硏究，翻譯並熱情地給予傳播。
2、在語言文字方面
西方敎士一直以“通語讀書”作爲”當務之急”。聖保祿書院的漢語課程，實際上是他們進入中國大陸的敲門磚，後來又成爲他們進入中華文化寶庫的敲門磚。語言文字方面，敎士們繼利瑪竇之後，硏究成果也很可觀。除利瑪竇的《西字奇蹟》，利又與羅明堅合編的《葡華字典》及上述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等，爲硏究漢語打下一個科學的基礎。衛匡國撰寫了《中國文法》，錢德明譯《梵、藏、滿、蒙、漢字典》，馬若瑟列13，000餘例，分析漢字的構造與性質，著《中文槪說》……都是漢學的最早的、實用性強的工具書。
3、在其他方面的譯作
衛匡國的《中國上古史》、《韃靼戰記》、《中國新圖》附譯文171頁，圖17。宋君榮的《中國天文學簡史》、《成吉思汗與蒙古史》、《大唐史綱》、《西遼史》、《中國紀年論》、《中國的猶太人》、《長城及滿洲地區》，錢德明的《中國古史證實》、《孔門弟子傳畧》、《中國兵法考》、《中國古今樂記》，韓國英寫《中國古史》。此外，許多中國的文藝科學著作都引起傳敎士們的注意，他們利用自己掌握的雙語能力，在讀懂了原作之後，將《古文觀止》、《趙氏孤兒》、《好逑傳》、《本草綱目》、《中國脈訣》、《神農本草經》……都翻譯成歐洲文字出版。1652年，柏應理回羅馬，把西方敎士所翻譯出的中文聖經，包括彌撒經、禮儀書、倫理神學綱要的中譯本，以及他們在中國所分別翻譯的中國書籍1000多部呈獻給敎皇。(23)這實在是翻譯史上的壯舉，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壯舉。
從1552年到1687年，從沙勿畧到達上川至天主敎宗路易十四遣使來中國，禮儀之爭白熱化，導致天主敎在華活動消聲匿跡的135年間，史學家稱之爲敎士漢學的時期。王漪按《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其作者爲 L.Pfister)的資料作了統計，該時期敎士的著作共644件，其中與中國報導即與往後漢學大硏究有關的69件，佔10.9%(見附表2)
我們可以看到，在敎士們前赴後繼的努力下，硏究中國的成果在不斷積累，作爲學科，漢學在逐步形成。作爲硏究人員，一支敎士漢學的硏究隊伍也逐步充實。
第二節 教士漢學促進東學西漸，促使歐洲第一次“中國熱”的出現
利瑪竇和早期來華的傳敎士們學漢語，認識中國介紹中國的努力是有益的、有建設性的。敎士漢學的硏究成果是十分珍貴的。
18、19世紀歐洲學者不斷分享他們的漢學成果。儒家的自然神學思想、孔子的倫理道德觀、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以及“爲政在人”的管理觀念，甚至是中國園林藝術，都引起了歐洲人的興趣，往往作爲學者終身硏究的專題。詩人蒲伯說：“中國好比是一個偉大的蓄水池或湖泊，是知識的總滙”(24)這句話頗能表達在“中國熱”期間，歐洲知識分子的心聲。
傳敎士傳播東方文化，直接爲歐洲漢學奠定基礎。那期間差不多所有歐洲的漢學硏究都是從敎士的著述和譯註開始的。
18世紀歐洲出現了有關中國報導的三大名著，就是杜赫爾德(J.B.D.Halde)主編的《耶穌會士通訊集》和《中華帝國全志》以及勃羅提業(G.I.Borlier)等編的《中國叢刊》，都是吸取生活在中國的傳敎士的通訊、譯註和著作的信息，經過消化、選擇而加以系統整理而編纂成的綜合性刊物。另外，法籍耶穌會士馮秉正又寫了12卷的《中國通史》，介紹了中國歷代興亡，還追補了明末淸初他自己親身的見聞……。這些著作，爲歐洲人認識中國、認識儒學，提供了較系統和較豐富的材料。歐洲這一場“中國熱”直接影響了歐洲的啓蒙運動。法國著名的啓蒙思想家、文學家和哲學家伏爾泰興奮地說：“歐洲的王族及商人發現東方，祇曉得求財富，而哲學家則在那裏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與物質的世界。”(25)100年間，傳敎士把大批中國書籍帶回歐洲。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爲西方文化輸進新鮮的血液，是東方送給啓蒙運動最好的禮物。西方先進人物萊布尼茨、奎斯奈(Quesnay)、亞當斯密(Adam Smith)、歌德(Goethe)、伏爾泰(Voltaire)均受東方儒學和中國人的思維模式的深刻影響。中華文化的精華納入了人類文明、智慧的寶庫。
學者從上列萊布尼茨、亞當斯密及伏爾泰等人的學說中，找出東方文化的因子；從笛卡兒、黑格爾的思想中，找出中國哲學的淵源；從西方的文官制度尋到中國科舉的痕跡；從傑弗遜寫的美國獨立宣言找到儒家學說的精華；從英國18世紀的藝術風尙去印證中國園林藝術的不規則美……東學西漸是繼文藝復興、航海發現、宗敎改革後深刻而有力影響歐洲文化的另一個因素。利瑪竇和一批通雙語的傳敎士的功勞是應該肯定的——儘管他們學漢語的初衷僅是爲了傳敎。
第三節 西學從澳門輸入，中國最早的留學生從澳門放洋
利瑪竇叩開中國的大門，帶進西器、西藝、西書和西學，他給敎士們的遺言說，給他們留下一扇敞開了的大門。事實確是如此，在中國是有一股抗拒西學的、封閉、保守的力量，他們一直反對西學的引入，斥之爲“奇技淫巧”、“異端邪說”。兩種異源文化相遇時，對本族文化的優越感和對外來文化的歧視常常引發相互的排斥，正如羅馬大學歷史敎授伯羅·柯拉地尼說的：“由於利瑪竇對他所反對的或他商討的學說，他從來都沒有歧視”，祇有理性與冷靜，因而憑藉他精通漢語的能力與及淵博的學問，對人的友善與尊重，化解了異源文化的排斥，出色地把東、西兩大文化的萬里姻緣牽在一綫。
1613年，利瑪竇逝世三年後，李之藻奏請全面輸入西學。1620年，金尼閣神父向歐洲募捐各種書籍7，000部運回澳門，分批送到中國內地，現在北京圖書館還保存了其中的500多部。16、17世紀，西學東漸，西方天文曆學、算學、地理學、物理學、醫學、哲學、音樂、美術、建築……等輸進，使自然科學若干領域落後於西方的中國，耳目爲之一新。明末淸初西學東漸，與東學西傳一樣，引起兩大文明的碰撞，東西雙方都撞出火花，絢麗奪目，影響深遠。
進入中國大陸的傳敎士，他們不是匆匆的過客，也不是單一的傳道講經，而是以自己所長，或傳授技能，或服務於中國，如利瑪竇傳授數學知識，利類思敎授西洋畫藝，德里格(Theodoricus Pedrini)敎授西洋樂理等，更多的是傳授技藝與理論並重，工程建設與學科建構同時參與，許多傳敎士雖受敎廷派遣，但又同時受中國皇帝封官傳諭，恭奉內廷服務。湯若望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1636年，湯若望曾爲崇禎帝監鑄大砲20門；1631—1634年，主持完成《崇禎曆書》，淸兵入關後，他上疏請保護修曆天文儀器及已刻書版，呈曆書表法140餘卷，淸室不但同意他的請求，還授予欽天監正的官，後來他自己及其父母都被封誥，還保護了朝代變更敎會在華的事業。從世俗眼光看來，他們旣是“兩朝元老”，又似是“一僕二主”；從學術傳敎的策畧看來，是職志的逐步實現；從科學工作者的志趣看來，是成功的奉獻。就是由於這多種動機的揉合，明、淸之際，天主敎士傳入的西學西藝，都是旣有系統理論，又有實際效益的。據不完全統計，200年間傳入天文學著作50多種，製作天文、曆法儀器34件。利瑪竇、龐廸我、南懷仁、白晉、雷孝思等傳入不少地理書籍，有些還是經過跋山涉水、走遍各地測繪的地圖。郎世寧爲皇宮繪畫，爲圓明園作美術設計；翻譯《書經》、《孟子》的蔣友仁爲圓明園設計大噴水池；徐日昇被任命爲中俄尼布楚條約的談判使者。他又手腳並用彈奏古琴，爲康熙催眠!在醫藥方面的事例也不少，從利瑪竇開始，敎士常爲敎友治病派藥，他們把人體解剖學和西方醫學的理論介紹到中國。淸代皇帝也徵集不少西方敎士當御醫。
西學傳入，開中國知識分子硏究西學的風氣。200年間，出現了一批新學者，徐光啓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他堅持硏究西學30年，除了翻譯西書，硏習數學之外，他還作了統計學的科學實踐，算得宗室人口30年增一倍的數據；他又統計了春秋時代到明末的蝗蟲災害，作了農業改革的科學實驗；又結合西學心得，寫成了《農政全書》；他還主持修正曆法，製造天文儀器等工作，更難能可貴的是，徐光啓體會到數學的智育功能，是“不用爲用、衆用所基”的學科，加以大力倡導，認爲是學科基礎的基礎。此外，方以智寫《物理小語》，宋應星撰寫《天工開物》，都是西學影響下的成果。在西方傳敎士的影響下，中國學者硏究自然科學的人數有所增加。據說淸代前期硏究數學的學者就有112人，(26)也出現了不少有水平、有價値的數學專著，如梅文鼎的《平面三角法舉要》、《弧三角舉要》、《勾股舉隅》和《籌算》等等。戴震的《算經十書》，王錫闡的《曉庵新法》等等都被稱爲中國近代數學啓蒙之作。
西學東漸，傳來西方的價値觀、學風和硏究方法，吹進了新鮮的學術空氣。上述徐光啓的學術活動和成果就是生動的例子，他不但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新事物，還深刻體會到西學的精華在於嶄新的科學思維方式，那注重觀察、考證、定性定量的分析，邏輯推理的方法，正好補中國傳統的、特別是宋明理學的玄虛、空疏學風的不足。
西學東漸，對中國的敎育也有很深的影響。利瑪竇等傳入中國的西書，很多譯自他們在大學時的講義，以意大利的羅馬大學、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學和法國的巴黎大學爲主。爲了培養傳敎士，多位華人敎徒、修士，先後被送到歐洲深造。例如澳門人鄭瑪諾1650年到羅馬留學，是中國最早的歐洲留學生；1680年赴葡里斯本大學的沈福西以及1723年赴意大利那不勒斯聖家學院的谷文耀等四人，1740年劉漢良等五人入巴黎大路易學院等，他們留學外國比1847年容閎留美早了百多二百年。他們學成回到中國，也就成爲中國最早接受了歐洲高等敎育的知識分子。儘管他們主修神學，但開拓了視野，深入了西方社會和西方的學術領域，成爲中國最早的親眼看世界的人!
當年，中國人對西方敎育是知之甚少的。
傳敎士艾儒畧寫了一本《西學凡》，系統而較全面地介紹了歐洲大學的專業設置、課程大綱、敎學過程、敎學方法以及考試制度。後來他又寫了一本《職方外紀》，除了西方地理之外，又介紹了西方各級學校的制度，包括大學、中學和小學的設立和銜接、學習年限、課程設置、敎師資格、敎學方法和考試要求等等。傳敎士高一志(即王豐肅)譯了一本《童幼敎育》，是兒童敎育理論的專著。這些對中國數千年沿襲的封建敎育是有一定影響的。徐光啓就曾設想熔中國傳統儒學與西方實學於一體，提出一個嶄新敎學內容的主張：以數學爲宗，重經濟物理；由數而達事與理、並至修身之道。1696至1697年間，明末淸初的著名敎育家顏元主持漳南書院，實行一個大膽創新的課程：分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理學、帖括六齋；文、理兼修，知識與技能並重，理論與實踐互補；它引進水學、火學、天文和地理等西學，打破了長期以來儒家崇道鄙藝的傳統觀念；其中武備、藝能又各佔一齋，體現出顏元吸納了西學的實用基礎學科精神，聯繫中國傳統而創新的課程設計，是中西文化百多年交滙、融和的結晶。這個嶄新的課程在中國封建敎育史上曇花一現，卻大放異彩。它比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近代敎育改革，新課程的建立，早了200年，比1884年最早提倡西學課程的鄭觀應的《考試》一文發表還早了188年。(詳見拙作《從孔子的“六藝”到顏元的“六齋”》)
五、歐亞漢學在澳門交相輝映的時代
第一節 中國學院在歐洲成立
1605年，利瑪竇進入中國傳敎後21年。他給歐洲一位神父的信上說：敎士不學中文，到了中國“什麼也不能做”。儘管他的工作是較爲順利的，但他已意識到要發展敎務，困難很多，阻力很大，那年頭已經體會到培養中國籍的傳敎士才是萬全之策。因此，最早來華的傳敎士一面向敎廷籲請要晉陞中國修士爲司鐸，一面又悉心個別栽培有條件的敎友。他們在韶州、南昌、北京、南京共收了九名學生，其中最理想的就是在澳門出生、入敎後進聖保祿學院受訓的黃明沙和鍾鳴仁。他們的建議沒有多少回應，因而培養東方傳敎士的重任始終落在澳門的土地上；祇有歐洲傳敎士才能晉鐸、才能主持聖事儀禮的規定，也始終沒有改變。在利瑪竇死後不久，一直不滿他適應中國人的禮俗傳統，容許敎友尊孔祀祖等做法的敎士們，再一次對他的傳敎路綫進行猛烈的攻擊，認爲利瑪竇違反了敎義，准許信徒崇拜偶像，是“賣敎求榮”。兩種不同的傳敎態度之爭，漸漸激化爲傳敎路綫之爭、派系之爭。這就是歷史上稱爲“禮儀之爭”的一場波折的起始。
16世紀末，羅明堅體會到；“在文質彬彬的中國人中傳道，不尊重中國文化傳統是行不通的。”利瑪竇能夠進入中國京城傳道，首先就是使用了沙勿畧的繼承人在印度傳敎的成功經驗：將當地的禮儀和天主敎禮儀混爲一體。他們“由於禮儀上這樣地混同，使25萬印度敎徒皈依了天主敎。”(27)一個世紀後，由於羅馬敎皇反對這種做法，這25萬天主敎徒就無影無踪了。在中國，禮儀之爭也引致了敎難。儘管利瑪竇所採取的傳敎路綫，還是經過向敎區視察員范禮安申請，而在一次澳門會議上得到通過後，直到1594年才獲批准的。1594年5月，利瑪竇放棄僧侶的袈裟，身着儒服亮相，已是他到逹肇慶12年後的事。《利瑪竇全集》中說，這是他首次運用了敎會這一“特許”。利瑪竇傳敎成功，主要是因爲他尊重中國的文化傳統。爲了順利宣傳敎義，20多年他小心翼翼，在儒家經典中找尋與天主敎義吻合的地方，才能留給他的繼承者“一扇敞開的大門”。(28)可惜敎廷並不理解其苦心，下令不准信徒敬孔子，拜祖先，先後引起康熙、雍正的不滿。1723年，中國境內的敎難無可避免，敎士被囚、被殺，敎會活動被取締，天主敎在中國活動勃興百多年，至此音沉響絕了。這就是禮儀之爭的苦果，生硬地讓兩種文化碰撞，終於出現玉石俱焚的結局!
1918年，羅光在《利瑪竇書序》中指出：假如當時繼起的傳敎士，秉承利瑪竇的精神和方法，天主敎可能在中國已經取得勝利，“400年後，我們才醒悟了要回到他(即利瑪竇)的軌道上去……。”利瑪竇的軌道引向中、西文化的水乳交融，正是玉石俱焚的另一個極端。這是人類文明史上一條深刻的敎訓。
當然，禮儀之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個人的偏見所引發的。從上述利瑪竇和他的伙伴們注意培養中國籍敎士的努力，已看到當年他們解決矛盾的遠見和決心。1710年來華的意籍神父馬國賢(Matteo Ripa)也早在1717年不顧反對聲音就在熱河傳敎時一所小屋裏，培養四個靑年修士，那就是中國學院的雛型。這所“學院”成立以後，他一面受到攻擊，另一面又得到敎會的資助。
1723年，康熙皇帝逝世，敎難發生，馬國賢就帶着這四個中國學生和一位敎師，經過千辛萬苦，回到意大利。(29)他目睹中國的情況，深信要挽回去勢，培養中國籍的傳敎士，是唯一的出路。(30)
他們一行到了那不勒斯(Naples)，即着手辦一所用中文敎授的、以培養中國籍敎士的學院。經過將近十年的努力，到了1732年，羅馬敎皇才正式批准建議，開設這所中國學院(Le College de Chinois)，比1921年法國里昻的中國學院早了189年。而最有價値的，是“尊重中國文化傳統”的利瑪竇傳敎路線得到繼承。
中國學院，又稱爲聖家書院(Collegium Sanctae Fam－iliae)又稱文華書院。從中國去的靑年：谷文耀、殷若望、黃巴桐、吳露爵四人就是最早的學生，王雅敬就是中國最早到歐洲學院任敎的人。這所學校，也是最早在歐洲設立的以中文爲敎學語言的學校。1734年，谷文耀和殷若望均以優異的成績在學院卒業，並到羅馬天主敎傳信部參加考試而獲頒神學博士學位。主考官讚賞他們的成績，還表示願意推薦谷文耀當中國主敎。
當年，兩位神學博士即與敎師王雅敬一起回到中國，終生投入傳敎活動中。
中國學院從1732年起到1868年被意大利政府沒收爲止的136年中，學生共364人。中國學生有105人。(有統計106人，而其中一人實爲菲律賓籍)，士耳其學生67個，最多的是意大利籍的，共192人。學院不但承擔了培養中國籍傳敎士的任務，同時也在歐洲爲準備東來的敎士，提供了先學漢語的機會；它不但適應了傳敎活動的需要，也滿足了歐洲各國與中國開展貿易和進行外交的需要。1792年，英國派遣使者馬戞爾尼(Lord Macartney)到中國，兩名翻譯都是中國學院的學生。
中國學院不但是歐洲一個雙語人才的培訓中心，還成爲18世紀意大利的一個漢學中心。它也就是日後意大利遠東硏究所(L’Institut d’Extreme—Orient)的前身。前兩個世紀敎士們在中國寄回歐洲的譯作，得以承上啓下，在漢學的草創末期中國學院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節 聖若瑟修院——聖保祿學院的分擔者和繼承者
決心培養中國籍傳敎士的動機，在澳門也促進了另一所高等學校的成立。那就是聖若瑟修院。
事實上，從1594年到1770年這180年間，聖保祿培養的畢業生，佔了同期歐洲耶穌會派到中國傳敎士的26%左右。換句話說，一所學院承擔了全遠東區四分之一的培訓職責。這一點，在澳門的敎育史上，在天主敎東方傳敎史上，在東西文化交流史上，在世界漢學發展史上，聖保祿學院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過去對該學院的歷史發掘不多，評價是不足的。
隨着傳敎工作的需要，1727年，聖若瑟修院在澳門崗頂宣佈成立。它是作爲聖保祿學院的分校而辦起來的。前者向稱“大三巴”，後者被稱爲“三巴仔”，前者仍以培訓整個遠東區傳敎士爲目標，後者以專門培訓中國籍修士爲職責。還有一點不相同的，就是聖若瑟修院還兼收外讀生。就是說，沒有修道志願的世俗人家的男童，可以來讀書。200多年來，它的外讀生幾度有較大的發展。1784年、1870年以及本世紀初，學生人數均大增。它承擔了培養敎士以及培養社會雙語人才的任務。
1835年，聖保祿學院又一次被大火焚毀，從此宣告結束。此後，培養東方傳敎士的重任，培養本澳雙語人才和專業人才的責任就完全落到聖若瑟修院的肩上。它成爲澳門唯一的高等學校。在開辦時，它是聖保祿學院的分擔者，想不到100年後，它卻成了它的唯一的繼承者了。回過頭來看過去的四個多世紀，兩校各維持兩個半世紀。
200多年，澳門耶穌會經歷了淸末大陸禁敎、驅逐敎士、1702年葡王龐拔(Pombal)迫害耶穌會士、澳門葡政府驅逐耶穌會敎士和1773年敎宗解散世界各地耶穌會等等打擊。直到1814年敎宗才恢復耶穌會組織，他們才重返澳門。圣若瑟學院幾度式微。1774年變成孤兒院，到1783年重開，後來在1823年、1862年、1870年、1910年，耶穌會士都遭到挫折，修院或關閉，或遭政府沒收，敎士被迫離開，學生星散。儘管波折重重，耶穌會士仍不氣餒，多番重開恢復運作，除了傳道意志的堅決之外，社會客觀需要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從16世紀以來，澳門的商業有一定的發展，曾成爲遠東首屈一指的貿易中心。到了18世紀，它的黃金時代雖然已經一去不復返，但在1849年之前，即葡萄牙人未取得管治權之前，爲了接受中國官員的文告，爲了市政內部自治的運作，爲了對華貿易的往來……中葡人士之間的溝通，始終是重要的環節，而通雙語的人才始終寥若晨星。1799年羅德里戈(Ro－drigo da Madre de Deus)敎士從北京回里斯本，路過澳門時，適逢議事亭(即今市政廳)的翻譯去世，無法請得新的，於是要留他在澳門工作。神父提出條件，要求准許他的兩個侄兒來澳門，才答應議事亭的聘任。結果議事亭祇好應允。可見雙語人才到18 世紀還是十分缺乏的。(31)
聖若瑟修院獨有的歷史價値，在於它培養了不少澳門社會所急需的雙語人才，特別是在19世紀內，湧現了多位頗有成就的漢學家。
第三節 爲葡國、爲澳門增光的漢學家——江沙維
江沙維(P.Joaquim Afonso Gon~' calves 1781－1841)天主敎傳敎士，葡國里斯本科學會海外會員，亞洲加爾各答皇家學會會員。19世紀初以其卓越的學術成就而聞名於歐洲的葡國學者，以培養出色的雙語人才爲澳門作出貢獻的敎授。他的墓誌銘上稱他：“爲葡國增光的人，爲澳門增光的人。”(32)
江沙維神父1781年出生於葡萄牙西部後山省，1799年入葡國天主敎修道院，1812年受聖雲仙會使團的派遣，從里斯本放洋，1813年6月28日抵澳門。原來計劃到北京傳敎的，可惜處在禁敎期間，始終未有成行，卻在澳門聖若瑟修院度過他的一生。他在聖若瑟修院先後任敎英語、漢語和音樂。
江沙維的學生、法籍敎士若奧(João)1835年有兩封信提到這位老師，認爲江沙維是著名的作曲家，天文、數學的水平很高，對歐洲語言，尤其是英語，有相當高的造詣。除了像許多敎士那樣多才多藝之外，江沙維還是一位出色的敎師，他善於把自己豐富的語言知識和廣博的學問獻給敎會敎育。這位學生後來又跟隨江沙維學漢語。他在另一封信中又讚揚江沙維神父，認爲他的中文程度十分驚人。他的評價一點也不誇大，江沙維留給澳門，留給敎會多部極有價値的著作。包括：中葡、葡中、中拉、拉中字典，以及作爲外語敎科書的漢語、拉丁語的課本。還有《漢字文法》、《拉丁文法》、《漢語語音》等。這些工具書和敎科書，在本澳、在歐洲一段較長的時間裏，具有權威性，被公認爲經典式的巨著。他是繼利瑪竇之後，澳門另一位知名的歐洲漢學家。他的漢學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漢語教材的編寫，教學方法的創新
江沙維神父來澳28年，始終熱衷漢學的敎學和硏究。著作不少，大多是敎材、敎學參考以及敎學的工具書。首以1829年寫的《Arte China》(中譯漢字文法)知名於歐洲，評價很高，影響較大。它實際是一部漢語的綜合性敎科書。全書分九章包括漢語語音、漢字筆劃和部首、漢語語法、以問答編排的專題實用課文、中國俗語、中國歷代史、作文筆法、公文程式等內容。該書不但內容豐富、包容面廣，而且在各個章節的編寫中，溶化了他自己對敎學漢語的經驗，運用了自己獨創的方法。
他把漢字的214個偏旁部首，稱爲字根，經過自己的整理，減少到124個，刪去少用和無用的，編成了一個漢字筆劃表，他又把漢語語音分解爲1，300個不同的音節，歸類編成語音組。他又自己在書中利用漢字的1，411個不同的形符，稱之爲“字母”，編成74頁，作爲辨認漢字的結構單位。這都是他獨創的。
這本書，名爲《漢字文法》，內容大大超出文法範圍，它不但講漢字的結構、分解語音音素、語法規律這些語言的基本要素；它又編了近100頁的中國歷史，從伏羲畫八卦、神農作耒耜一直講到淸代，還有許多註釋。作文筆法部份，也十分地道地介紹“起承轉合”等等中國作文的傳統技巧，以及七言、五言古詩律詩的作法、平仄、對偶、排律、虛實，叶韻…等規則和修辭手法。還有選文示範，幷敎以八股文、聖諭、契約、告示、書信等公文程式，例如《左傳·鄭莊公戒飭守臣》，《魏徵諫太宗十思疏》、李白的《春遊宴桃李園序》、柳宗元的《箕子碑》、古詩《大風歌》…等，旣有古詩文，又有唐宋八大家的優秀作品，有官方文告，又有書信體例，還兼顧了粵語和官話，編寫得極其細緻。
1831年，巴黎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首席敎授、被譽爲法國漢學之父的雷慕沙(Abel Remusat)特別介紹了江沙維這本書，認爲書中介紹了四種學習漢語的新思維方式，是比 Mon－tucci 在歐洲提倡的新的敎學法更新，評價該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値。雷慕沙還說：“祇憑這套課本的第一册，已足夠使江沙維在同儕中顯示出他的學術地位了。”(見附圖六)
江沙維這本《漢字文法》比利瑪竇、金尼閣等早期的漢學家對漢字的分析、整理和歸納，在體系上、在內容上，更具功力，走出了前人未走過的路子。在漢語作爲外語的敎學上，他提供了新的課本、新的經驗，對澳門、對歐洲、對世界的對外漢語的敎學方法的探索，都有一定的影響。
2、主編了多種具權威性的中外大字典，是歐亞兩洲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無聲老師
從1829年起，江沙維在漢語敎學方面已經出版了一系列的書，但傾注他最大心血的，而又是影響最廣的、貢獻大的，還是他主編的多本的中、外字典。1831年到1841年11年間，江沙維主編並出版的五部有份量的辭書：
《葡中字典》(又稱洋漢合字彙)
《中葡字典》(又稱漢洋合字彙)
《拉丁中國話本》
《拉丁中文袖珍字典》
《拉丁－中文袖珍辭彙表》
這些字典、辭書，一一寫上他的墓誌銘裏。20世紀，歐洲還一再重印這批工具書，可見其實用價値之大。1922年，亞洲神學院學生大增，把它毫無刪增地重印，以滿足實際需要；1936 年，北京的法國人要編一部法文——拉丁文——中文字典，是以江沙維的字典的第九版爲藍本的。在歐洲，把江沙維的字典反復重印的，開始是葡國人，後來越來越多是非葡國人。1922 年，北京西什庫天主堂複印了他的《中華拉丁合璧字典》，這已是第五版了。(見附圖七)
字典是無聲的老師，江沙維編寫的字典是19世紀歐亞兩洲的無聲老師，通過這些書，他指導了多少學生？他作出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
3、培飬了雙語人才 中興了澳門的漢學硏究
文德泉神父在《澳門的敎育》(葡文本)一書中指出：“江沙維神父在聖若瑟修院培養了一批翻譯人才，其中最出色的，就是1822年到1869年連續47年在市政廳擔任翻譯的 JoãoRo－drigues Gonçalves。(33)江沙維敎學20多年，培養的人才是成批的，而不是幾個。筆者從他的一本《漢洋合字彙》(即漢語和拉丁語字典)附錄參與字典編寫的名單上，看到有84人。João Roduigres Goncalves 自然榜上有名。本文將在下面介紹的、另一位榜上有名的江沙維的學生瑪吉士也是十分出色的。
自從康熙、雍正禁敎，天主敎傳敎士的活動遭到重重挫折，但江沙維的努力，特別是帶動84位學生投入編纂字典的巨大工程中，使沉寂中的澳門又增添了幾分生氣，敎士漢學在澳門後繼有人了。
從利瑪竇到江沙維200年間，漢學已從天主敎敎士逐步推展到歐洲文人學者；硏究的中心從澳門、北京而傳到巴黎、傳到歐洲；漢學硏究的着眼點已不僅僅是宗敎和孔子，歐洲人繼而轉移注視中國古代的政敎、風俗和學術思想，而硏究的一個主要方向，是中國語文的硏究與敎授。拓荒者利瑪竇對漢字的認識是基礎，在這基礎上，17、18世紀又出了不少硏究成果；出了一批有成就的、精通漢語的學者，如艾儒畧、金尼閣、柏應理，傅聖澤、馬國賢、馬若瑟、宋君榮、錢德明、韓國英，以至伏爾泰、萊布尼茨……；出了一些專集、一些字典，例如1718年，馬若瑟的《中國語札記》，伐洛的《官話文法》等等。
到了19世紀初，作爲漢學早期的中心——澳門，歐洲漢學的中心——巴黎，已經是互相輝映的兩個光源。前者的代表人物就是江沙維，後者的代表人物就是上面提及的，給江沙維的《Arte China》很高評價的雷慕沙。
1840年11月18日，江沙維被選爲亞洲加爾各答皇家學會的會員，里斯本皇家學院外地會員。(34)爲了表彰他的貢獻，1872年，澳門總督親自主持了他的遷葬儀式——最爲隆重的儀式。1912年，天主敎會年鑑，江沙維列入名人錄中，都是實至名歸的，他的成就的確是葡國引以爲榮的，澳門也應引以爲榮。
第四節 第一位澳門土生葡人漢學家——瑪吉士
瑪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 1810－1867)，葡人，1810年在澳門出生，少時就讀澳門聖若瑟修院，是江沙維神父的學生。粵語和官話都十分嫻熟，中文造詣頗高，畢業後在澳門政府當翻譯官；許多中葡來往的文件都由他翻譯。1847年，他應聘赴北京任法國駐華公使館翻譯。晚年回到澳門潛心硏究漢語。
瑪吉士最大的貢獻是用中文編著了《外國地理備考》一書。16世紀中、末期以來，耶穌會敎士先後從歐洲運來不少書籍，從利瑪竇開始，敎士們不斷把世界地理知識傳入中國，爲中國測繪了不少地圖。到了今天，聖若瑟修院還可以找出瑪吉士當年的參考書籍。
《外國地理備考》全書20萬字，瑪吉士從大量的外文資料中選材，以十分流暢的文言文寫成，備受中國學者重視，著名學者陳澧親自爲它校訂。1847年－1848年被輯進廣州海山仙館叢書(35)，後來又被輯進《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一卷。(附圖八、九)
此外，瑪吉士也著了一本《音樂要素》，並出版了。據說他還編了一本中葡字典(36)，可惜未有出版。
要淸楚《外國地理備考》的價値，先要淸楚《海國圖志》的價値。
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費了很大的氣力，在澳門搜集了世界各國的資料，組織人力加以翻譯和整理，輯成9萬字的《四洲志》。他的輯書的目的，是要讓那些還沉醉在天朝大國夢鄕中的、那些睜着眼無視世界的中國保守分子開眼看世界。林則徐被革職，非常失意的時候，他就把這些資料交托給志同道合的魏源。魏源也深刻體會到要保國安民，讓中國人開眼看世界是十分必要的事。於是他再搜集了140種圖書，編成一部《海國圖志》，後來幾番增補，到1852年，最終把《海國圖志》從60卷增至100卷。是近代中國最早系統介紹各國地理、歷史、交通、貿易、軍事、生產技術和文化敎育等情況的書。這本書對中國朝野震動很大，梁啓超說：“中國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譽之爲“經世”之著作。它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
《海國圖志》在日本震撼更大。1851年，它從中國輪入，知識分子如獲至寶，紛紛爭購，還複刻、翻譯和加以訓點，三年間翻印20多種。它對日本的開國、維新都起了相當啓迪的作用，這本書不但是中國人和日本人開眼看世界的窗口，還是中，日先進人物維新、變法的思想武器，是中國近代史、日本近代史上，極具價値的一部巨著。就是這一部100卷的《海國圖志》，魏源最後一次增加的20萬字中有12萬是來自《外國地理備考》，佔新增的60%，比原書的最早的基礎部份——《四洲志》還多了3萬字，可謂後來居上，足見瑪吉士的《外國地理備考》在魏源眼中的份量。該書內容上的局限性是難免的，但與它的積極作用比較，它確實是葡國學者送給東方朋友的珍貴禮物。
與利瑪竇、金尼閣、艾儒畧、江沙維等比較，瑪吉士的漢學成就有下列特點：
1、前者都是傳敎士，他們把西器、西藝、西學傳入中國，是作爲敲門磚、隨手拈來，祇爲滿足中國人的好奇心，對那些講義、地圖，都沒有特別的選擇；瑪吉士是翻譯官，他在鴉片戰爭後，中國一步步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時刻，他於1845年動手寫《外國地理備考》，決不是隨手拈來，而是按中國人當時的迫切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材，專爲中國人寫的。魏源認爲《外國地理備考》書中，是最新、最完備的世界地理知識，決定在已有幾十萬字的基礎上，再把瑪吉士書中的大部份，加進《海國圖志》裏。
很明顯，瑪吉士的寫作動機，決不單爲滿足中國人的好奇心，而是適應中國人知識更新、觀念更新的需要的。《外國地理備考》的寫作與出版，價値在於此，它在中國近代化、日本近代化的歷史轉折時刻，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瑪吉士的貢獻也在於此。
2、《外國地理備考》的書名，也很値得注意，値得探討。
《外國地理備考》書上寫着：葡國瑪吉士著。那麼，爲什麼書不稱世界地理？而要稱外國地理？比《外國地理備考》成書早200年，艾儒畧也用漢文寫了一本世界地理，經中國文人楊廷筠潤飾，書名爲《職方外紀》。“職方”，古漢語詞，掌管地圖、藩貢的官名，“外紀”也就是順應中國統治者以天朝爲中心的大國心理。但瑪吉士的書是寫於1845年的，他又不在朝中供職，二者從年代、從身份都有所不同。
我們從該書由當年的著名學者陳澧校正，以及輯進廣州海山仙館叢書這兩點可以估計，應中國出版人要求而寫的可能性是很高的。當時，瑪吉士是個自由職業者，作爲一個通雙語或多語的知識分子，他旣可受聘於法國駐華領事，自然也可以應聘於中國出版人。筆者曾查詢本澳的圖書館，目前仍未查到藏有該書。由此猜想，《外國地理備考》在澳寫作後，稿送廣州出版，版權可能與本澳無關。
3、從《外國地理備考》一書的文字功夫來看，瑪吉士中文造詣相當高。即使有人潤飾，其本人的思維、表達形式是很富漢語傳統氣息的，其語言的駕馭能力也是很強的。傳敎士們一般受了西方敎育後來澳門學漢語，是成人學外語；瑪吉士是澳門土生葡人，自小在粵方言區長大以及受敎育，後又到北京工作，加上師承著名漢學家江沙維，自己又能編字典，他的思想和語言的漢化程度可能比西來敎士高。錄該書地球總論開始的一段文字讓讀者來欣賞：
“夫地球原以土水二者爲本也。土則分爲或山或谷或島或洲，或至砎之磐石，或至細之沙泥；水則分爲或海或江或河或湖，或莫測之淵潭，或極淺之澗溪。上下周圍，天涯到處，飛者飛、潛者潛、動者動、植者植，而人類不離其地面也。”
其文章結構、語言風格都是百分百的漢化!這是澳門土生漢學家的手筆。完全沒有思維模式轉換、語言轉換的翻譯痕跡，不是土生土長在中國人之中，是不可能到達這麼一個漢化境界的。
瑪吉士用漢文寫作的《外國地理備考》還給後人留下一份硏究土生葡人思維與語言的樣本。
六、澳門又孕育了英國漢學家的先驅——馬禮遜
1798年，在英商不斷加強對華貿易的時候，西方基督敎新敎又躍躍欲試，萌發一股到中國傳敎的強烈願望。要以東方人口衆多的民族的文字來翻譯聖經，廣佈福音。馬禮遜牧師在“中國有35，000萬靈魂”的召喚下，抱着和利瑪竇等早年來華一樣的心情，遠涉重洋，來到中國。
第一節 英國第一位著名的漢學家
羅拔·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0—1834)英國人，是英國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牧師，比江沙維神父大一歲，比他早七年去世，屬同一時期的人，可稱當年在澳門編纂中外字典的雙璧。一爲天主敎神父，另一爲基督敎牧師，分別以葡文和英文編成中、外文的字典，對澳門及後來的香港、東南亞，以至歐美的漢語敎學和中、外文化敎育交流，都作出一定的貢獻。
倫敦傳道會給馬禮遜的任務：“有幸可以編一本漢語字典”，“更有幸能翻譯聖經”。爲了完成這一重大的使命，他在倫敦時，已開始作準備。首先，他訪得一位廣東人容三德當他的漢語老師(Yung Sam－tak，王心治則譯爲楊善達)(36)他又向施賓塞伯爵借閱有關東方的書籍，向許多硏究東方的學者請敎。其中最有收穫的，是他在英國博物館發現了一束中文文稿，標題：Quatuor Evangelia Sinice，即中文的四福音，是廣州帶來的。馬禮遜視之如珍寶，天天照着小心謄寫，成爲他日後譯經的根據。
1807年馬禮遜在英動身，1808年從廣州轉到澳門，爲了避免葡萄牙當局發現他的身份，他祇能隱居在東印度公司裏，秘密學習漢語。當年澳門是天主敎的勢力範圍。馬禮遜祇以東印度公司職員的身份出現。他請得一位滿洲人高先生，和另一位羅謙先生，敎中國經史之學。換句話說，馬禮遜牧師從容三德先生那裏獲得孔子的一般介紹，進而隨兩位儒者直接讀四書五經，開始接觸儒學。
馬禮遜爲什麼要轉到澳門來學漢語呢？自從禮儀之爭引致康熙皇帝禁敎，從1700年到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前，百多年間，天主敎在中國的活動已被取締。淸政府曾頒佈諭旨：“如有洋人秘密印刷書籍，或設立傳敎機關，希圖惑衆，及有滿漢人等受洋人委派傳揚其敎，及改稱名字，擾亂治安者，應嚴爲防範，爲首者立斬；如有秘密向少數人宣傳洋敎而不改稱名字者，斬監候；信從洋敎而不願反敎者，充軍遠方。”可見馬禮遜面對的是十分困難甚至是危險的環境。凡查出敎授外國人學中文，也是死罪。馬禮遜在廣州秘密以高薪聘請了兩位敎師，一位廣東秀才李先生，敎粵語；另一位來自北京的天主敎士殷坤明(Abel Yun Kwanming)，用拉丁文敎他官話及講聖經。兩人帶着被淸吏查出的恐懼來授課，據說其中一位身懷毒藥，決定隨時自盡也不願受囚牢之苦。馬禮遜慨嘆：“我的大罪是學華文華語!”在這樣惡劣的政治條件下，他不得不回到澳門來。
1809年，馬禮遜在澳門結婚。1812年，淸政府又頒禁止印刷中文基督敎書籍令。馬禮遜仍在重重困難中堅持學漢語、譯聖經和出版中文敎義的工作。1813年，米憐牧師(William Miline)來澳相助，他譯聖經的願望終於逐步得以實現。在來華的25年之內，除了譯出聖經之外，還作了他意想不到的貢獻!
第二節 歷史上第一部《華英字典》
馬禮遜和利瑪竇一樣，深刻了解要在中國傳敎，他們必須繼往開來、源源不斷地培養漢語人才。因此，他傾盡心血，寫下不少供英國人學漢語、認識中國的書。1812年，他用英文寫了一本《中國文法》(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28年，寫了《廣東省土話字匯》(Vocabulary of Canton Dialect)。
而在漢學方面，馬禮遜最出色、最重大的貢獻，是他花了五年光陰編纂的《華英字典》。
從1815年到1823年，《華英字典》才全部出版，共六大本，4，595頁的四開大本，它僅從《康熙字典》收進的漢字而加以英譯就達四萬餘字了。
1815年：出版《字典》第一卷；(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附圖七)。
1819年；出版其第二卷的第一部份，書名爲《五車韻府》。
1820年：出版其第二卷的第二部份。
1822年：出版其第三卷，書名《英漢字典》。
《五車韻府》的面世，已深得歐洲學術界的重視；整部字典的誕生，奠定了馬禮遜作爲19世紀英國第一位漢學家的地位。1824年，他被接納爲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他的好朋友和恩人、被譽爲英國漢學之父的斯當東(George Staunton)(37)把馬禮遜推崇爲“歐洲第一名中國學者”。(38)他的墓誌銘上也特別提到他這一巨大的貢獻：“馬禮遜者，萬世不朽之人也。以勤學力行，以致中華的言語文字，無不精通。迨學成之日，又以所得於己者作爲《華英字典》等書，使後人之習華文漢語者，皆得借爲津梁，力半功倍。”(39)
英美人士爲他立碑，把這不朽的巨著作爲英語系的第一部華英字典與英國第一位漢學家一起載入史册。
第三節 譯作兼優，理論精妙
馬禮遜的漢學成就還表現在他駕馭漢語的能力上。他用中文寫作“其快捷通順一如中國人”。(40)他精通雙語，在翻譯上有獨到見解，他對漢語的結構和表達方式有硏究，譯經時已體會到利瑪竇用文言文，深奧而難成爲通俗的大衆讀物，經過精密考慮之後，決定採用“三國志”式的文體，即淺白通順的文言，(41)旣保持經文的古雅，又爲大衆所易於接受。當年，這個翻譯文體問題上，在傳敎士之中，往往爭論不休。馬禮遜力排衆議，果斷決策，正反映他對華人華語認識不淺。
馬禮遜在翻譯實踐中，總結出翻譯工作的兩大“職責”。他認爲：“其一是必須洞明書裏的意義而且領會原作者的精神；其次則必須以誠信、明達以及典雅的文筆，表達原著之意義和精神。”這些原則今天已成爲古今中外翻譯工作者的共識，成爲翻譯學的基本原理。它比嚴復提出“信、雅、達”三條原則早半個世紀。
由於他譯文技巧高超準確，1817年隨阿美士德勳爵(Lord William Pitt Amherst)出使中國時，由英皇呈遞給淸仁宗的國書，都是由馬禮遜牧師譯成中文的。1823年新加坡總督萊佛士(Sir Thomas Slamford Raffles)籌辦萊佛士學院，特別委托馬禮遜牧師以中文草擬章程。(42)
馬禮遜牧師在硏究漢學方面的方法和體系，後來對英美漢學家的影響都很深。世界知名的、中國學者也熟悉的“威妥瑪——翟理斯漢語羅馬字拼音法”創始人之一的威妥瑪爵士(Sir Thomas Francis)，對馬禮遜是衷心敬佩的。他本人是19世紀世界著名的漢學家、語言學家，他最初學習漢語，就是從馬禮遜的《五車韻府》開始的，他後來出版的華英字典也是以《五車韻府》爲藍本。
第四節 第一所西式的華文學校——馬六甲英華書院的創辦
礙於政治形勢，當米憐牧師遊歷南洋考察之後，馬禮遜決定把工作的中心轉到自由度較大的馬六甲。於是兩人向倫敦提出一個“恆河外方傳敎計劃”(The Ultra－Ganges Mis－sion)，它主要的精神是要在中國鄰近地區建立一個向華人(主要是中國本土的華人及東南亞地區華人)傳道的總部。它是一個長遠的、具體實施的計劃，包括辦學校、辦印刷所、出版中文譯出聖經、書籍、出版中、英文刊物，最後是實現以華語舉行禮拜聚會儀式和講道。
該計劃是以馬六甲爲立足點，以中國大陸爲目標，依靠英國殖民主義的力量，也像利瑪竇依靠葡國殖民主義勢力一樣。
1816年，他們在馬六甲先建了辦公室和傳道人住宅。於1818年11月11日舉行了校舍的隆重的奠基禮，由駐馬六甲的英軍司令花喬爾(Major William Farquhar)主持。荷蘭太守和司令官都有出席。學校命名爲英華書院。(附圖十一)
在英華書院奠基前一個月，他們在米憐牧師主編的刊物《印支搜聞》(The Indo－Chinese Gleaner)載了英華書院的定名、宗旨、入學資格、經費、管理等章則。關於辦校的宗旨，是這樣寫的：
“本院設立以交互敎育中西文學及傳播基督敎理爲宗旨。一則造就歐人學習中國言語及中國文字；二則舉凡恆河外方各族，即中國、印支及中國東岸諸藩屬之琉球、高麗、日本等民族，其就讀於中文科者皆能以英語接受西歐文學及科學之造就”。(43)
從上文來看，該校培養中、英雙語人才的目標是十分明確的，它也是敎育史上第一所以溝通中、西文化爲宗旨的學校。它比京師同文館(1862年)早了44年。漢學家亨特(William C.Hunter)、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和第一位基督敎華人傳敎士梁發、中國第一位基督敎牧師何進善(即何福堂，孫中山的老師何啓之父)都曾在英華書院肄業。第一任校長是米憐牧師。
英華書院建於馬六甲海濱。入口處有牌樓，中間是校舍大樓，兩側是中、英文印刷所。籌辦的費用相當龐大，首先由創辦人馬禮遜捐獻1，000英鎊作開辦費，而五年內每年再捐100英鎊作經費外，倫敦傳道會撥500鎊，東印度公司每年捐常費1，200英鎊。他們又另外向美國、荷蘭各地捐款。1834年，英國政府取消東印度公司專利權後，此筆常費由英國政府承擔。44
1825年，英華書院開始招收女生，也是中文學校收女生之始。它比中國近代第一所女學堂經正女學(1898年)早了73年。
該校的課程、敎材都是配合傳敎事業與英國在遠東拓展商業的需要。學制仿西歐學校。英人佔領香港以後，1843年，它遷到香港續辦至今，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學校。它開基督敎會在東方辦校之先河。
馬禮遜逝世以後，爲了紀念他，廣州和澳門敎會中人士，成立了馬禮遜敎育協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很快就收集了5，000元捐款。於1839年在澳門設立馬禮遜書塾(Morrison School)，開始祇有學生六名，包括容閎、黃寬、黃勝這三位中國早期的留學生。1842年馬禮遜書塾遷港續辦。容閎等11人隨校往港就學。1847年，三人也隨校長勃朗先生放洋，得到接受西方高等敎育的機會。
馬禮遜書塾遷港後，建在山上，這山也因人而得名，就叫做 Morrison Hill—譯作“摩利臣山”。學校由於接受美國敎士影響與支持，港督拒絕給予資助，於1849年春結束。
1955年澳門開辦了一所利瑪竇中學；1986年，澳門又重開馬禮遜紀念學校。天主敎耶穌會和中華基督敎會同樣以辦敎育的方式來紀念他們傳敎史上的偉人，自然也基於他們同時在敎育史、文化史上所作的貢獻。
第五節 馬禮遜爲後人架設橋樑
馬禮遜完成了傳道會給他的使命，譯出聖經，編了字典，同時促進了自己的漢學成就，又反過來不遺餘力地向歐洲人推廣中華文化，介紹儒家學說。他對英國漢學的草創和對歐洲漢學的發展，都作出了貢獻!《世界的中國觀》的作者忻劍飛認爲他是19世紀英國，乃至歐洲，漢學的第一個代表人物。(45)
首先，馬禮遜傾力搜集中國書籍介紹中國，爲英國、歐洲漢學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早期的資訊。當他在中國潛居期間，他曾經傾囊購中國書籍，幷冒險帶回歐洲有萬册之多。他在遺囑中聲明，把自己的全部藏書，送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該學院是倫敦大學前身的一所學院，今天這批中文圖書，藏於倫敦大學的“東方及非洲硏究院”中。
其次，馬禮遜主編、倡辦和支持多份報刊的出版，向英國、向歐洲提供中國和東方的新信息。1815年，他和米憐在馬六甲創辦了《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後來在廣州辦《廣州志乘》、《中國叢報》，在澳門辦《雜文篇》……他在其中的《印支搜聞》、《廣東紀錄報》和《中國叢報》上，差言不多每期均撰稿，介紹中國見聞，引起英美學者的硏究興趣。有些讀者還寫信給他，詳詢中國醫藥、園林問題。(附圖十二)
1833年在廣州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不但是中國境內最早的中文報刊，還是中國人開眼看世界的最早的窗戶。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組織人手，搜集資料，編成《澳門新聞紙》，從中又分類整理，改寫而再編成《澳門月報》五輯，分別論禁煙、茶葉、用兵、各國夷情和中國國情。(46)這些資料成爲當年決策的參考，同時也是孕育其光輝思想“悉夷制夷”的養料。林則徐所搜集的資料來源，大部份來自與馬禮遜有關的、以上所介紹的報刊。馬禮遜是一個大力推動新聞傳播事業的人，與他有關的報刊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當時正處於英殖民主義擴張，鴉片貿易最爲猖獗時期，從政治、經濟、外交的角度去看，他的報刊，帶有政治、經濟、軍事、情報的價値，因此，有些經費由英、美商人提供，是理所當然的；而明智的林則徐，也採用了它來爲反英侵畧的正義戰爭服務。另一方面，我們從社會、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馬禮遜大力推動新聞傳播工作，也具有學術資訊的價値，在當年中國閉關鎖國的情況下，這些涉獵面廣、報導詳實的材料，至今仍十分珍貴。
再次，馬禮遜深入中國搜集資料和潛心硏究，他通過著作和講學，提高了英國人對中國的認識。1817年，馬禮遜寫了一本《中國一覽》(A View of China)，論述的範圍很廣，寫中國歷代王朝的政治、疆域、宗敎和風俗，是當年西方認識中國的通典之一。他回到英國，被邀到社團和敎堂演說和講道，他也着重介紹中國，介紹孔子思想和中華文化，引起學者和信徒對東方的嚮往。他還到法國去會見法國的漢學家，後來還提議牛津、劍橋兩所大學開設漢學講座，促進漢學的硏究。
英王喬治四世曾嘉獎他的“卓越和有用的工作”；1816年英國政府曾任命他作使臣阿美士德的秘書兼翻譯；1834年又任命他爲商務監督律勞卑的秘書兼翻譯。歷史是十分公正的，儘管他在英國政府侵華的活動中充當了幫手，但不能抹煞他在文化敎育領域的建樹。馬禮遜的事跡與利瑪竇有不少相似之處，作爲精通雙語的歐洲學者，他們的成就的確是可以供後人借用的、力半功倍的津梁。
馬禮遜的生命是短促的，但他一生勤奮，經常帶病學習、帶病工作，更勤於譯作。他和他的伙伴們在鴉片戰爭前後，再一次向中國傳播了西方文化。基督敎的敎育如雨後春笋般發展，在中國辦了不少學校，它的影響還遠遠超過了天主敎。羅孝全、理雅各等牧師對太平天國革命也有深刻而直接的影響。洪秀全、洪仁玕不但接受了洗禮，基督敎義直接影響天朝政綱，洪仁玕的《資政新篇》，作爲太平天國的文敎政策，主張引進西方文化敎育，倡議移風易俗，鼓勵民辦敎育；洪秀全的《原道覺世訓》、《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與及《天條書》中的內容不少是從基督敎義上搬來的，可以說是中國化的基督敎義。
七、澳門葡人的漢語課程從修院推向社會，進入中、小學正規課程
鴉片戰爭以後，澳門經濟上的繁榮漸爲香港所取代；政治上由於1849年亞馬喇乘淸廷的頹勢，強行擴張，澳葡政府從“寨內”自治、寨外被治而“終止了分立的主權制度，而將葡國的司法權擴展至本澳所有居民。”(47)換句話說，是取得了澳門的治權。
這些重大的社會變化，在中、葡溝通上提出了新的要求：一、行政和司法上，葡官員必須和操粵語的居民對話，同時必須以官話以及中國禮儀和中國朝廷溝通；二、不少葡商移到香港，葡童在以粵方言爲主要溝通工具的香港要接受漢語課程才能適應香港的生活和在港工作。
至此，本澳的中文課程就具備了從修院推向社會的客觀需要。在歷史上第一所漢語學校——馬六甲的英華書院成立後半個世紀，澳門的中文課程才在官立、私立學校中出現。而使這一客觀需要變成事實的，就是由於被譽爲“澳門功臣”的漢學家伯多祿的努力。
第一節 被譽爲“澳門功臣”的伯多祿
伯多祿·殷里基·施利華(Pedro Nolasco da Silva，1842 —1912)是澳門第一任華務局局長，19世紀葡萄牙著名的漢學家之一，也是土生葡人漢學家。(48)今白馬行街又稱爲“伯多祿局長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和生前的職銜命名的。他一生熱心敎育，推動港澳葡童學習漢語，一人兼敎多校，編輯大量供葡人學習漢語的課本，創辦商業學校。澳門伯多祿商業學校，也是以他命名的。由於他致力中、葡溝通以及對社會慈善、公益等各方面工作的顯著成績，逝世後，市政委員會追認他爲“澳門優秀的功臣市民”。(49)
伯多祿是聖若瑟修院超齡而成績優異的外讀生。他的父親也出生於澳門，他是第二代土生葡人。1842年，鴉片戰爭後二年出生，到了14歲，還不會讀書寫字。曾一度隨叔父到曼谷，回到澳門後才入聖若瑟修院讀書，當外讀生。伯多祿旣聰穎，又十分勤奮，進入學校不久，即名列前茅，表現出色，受校方重視。九年中他因成績優秀而獲得很多獎項；例如1863年1月獲得哲學、物理學外讀生的優異成績獎；同年9月獲邏輯學、心理學和數學的優異成績獎。被譽爲最突出的外讀生，1862年還未畢業，就被允許到政府部門當中文翻譯，每月領工薪25澳元。1865年1月，伯多祿以突出的學業成績畢業，政府公報上評定他成績好而且具有很強的綜合能力。(50)
伯多祿在聖若瑟修院受到良好的漢語訓練是十分幸運的事。伯多祿在讀時期，雖然比名敎授江沙維任敎時晚了20年，但仍是江沙維的學生任敎的時候。那是一支參與編纂大字典的隊伍，因此，還是聖若瑟修院漢語敎學的黃金時代。伯多祿是1856年入學，1865年畢業的。五年後(即1870年)澳門葡政府下令禁止非葡籍的傳敎士在澳門任敎，大批歐洲其他國籍的傳敎士被驅逐出境。當年360名學生、800名居民聯名懇求政府收回成命，結果葡政府還是一意孤行。1871年，政府派人任敎，“管理鬆弛，敎師資歷不足，320名學生僅得81人考試及格”。(51)變成官校的聖若瑟修院，敎學質量一落千丈，敎育事業又一次遭到政治手段的摧殘。伯多祿入學逢時，是該院獲名師指點的最後兩名學員之一。
1865年，伯多祿畢業後，正式被澳門政府任命爲翻譯員。他曾一度往港，1870年回澳，再以優異的考試成績，獲首席翻譯官的職位。
第二節 身兼五校的漢語教師
據1890年後澳門政府出版的刊物《Directório de Ma－cau》所載，伯多祿一人兼敎：聖若瑟修院、聖羅撒葡文女校、官立小學和商業學校。
除此之外，還有他的正職：在政府翻譯部門培訓下屬翻譯員。換句話說，他是身兼五校的敎師。由於他的熱心推廣，親力親爲，澳門的葡人中文課程，就打破了天主敎修院的壟斷，課程推向社會層面，進入了葡童正規敎育機構。從此，澳門的葡人中文課程不單是成人敎育的、實用文化知識的專科課程，而且是中、小學基礎敎育的一個學科。這是澳門對葡人中文敎育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它是在1884年在香港葡童學校開始的。葡童在基礎敎育範圍內開始接受漢語敎學，時至今日，算來超過百年歷史，可惜師資不繼，加上土生葡人滿足於口語的溝通，他們的漢語課程也時斷時續，通雙語公務員始終不多。
1865年，伯多祿考獲首席翻譯官的那一年，葡海事部長斑道立頒令設立“一個有能力執行本身職務的華語翻譯組織”。這組織孕育着譯員學校。伯多祿就是它最早的敎師和敎材的編纂者。華務局內的翻譯學校也在他任內，憑1905年的法令而宣佈正式成立。(52)
1872年，政府第37號公報，任命伯多祿在聖若瑟學院敎授漢語，它的課程包括：
1.粵語的文法和口語；
2.官話(即北京話 Pekim)的口語；
3.中文的翻譯。
這份官方資料，淸楚地記錄了當年政府繼承了的聖若瑟學院的漢語敎學大綱，它旣反映了官話和粵語兼授的實際需要，又說明口語和書面語同具價値。這兩點又是伯多祿編寫敎材的依據，可惜這一培訓要求始終未跟得上社會需要，問題還遺留到今天，培養雙語人才還成爲澳門進入過渡時期三大問題的重要問題，外人是難以想像的。但是我們反過來看，就更能體會到伯多祿的歷史貢獻了。他一人身兼五校敎席，敎男童、女童；敎中學、小學，還敎成年人；敎基礎課程，又敎專業翻譯課程；敎官話又敎粵語……澳門敎育史上，由於雙語人才缺乏，他祇好承擔這一攬子的任務。可惜，在半個世紀後的另一位熱心推廣漢語的高美士(L.G.Gomes)，也同樣要承擔此一攬子的敎學任務。他們同樣是能刻苦學好漢語，又熱心推廣、苦心培育下一代的葡人。
第三節 澳門對外漢語教材最早期、最多產的編纂者
澳門對外漢語敎學的對象，歷來都是以天主敎士爲主的，聖若瑟兼收部份外讀生，也是與敎士一起同校接受敎育。漢語課程推展到官校，擴展到葡童，除師資之外，必須有適合的敎材，伯多祿也承擔了編寫敎材的重任。
伯多祿最早編寫的漢語敎材是供香港葡童使用的，就是1884年香港出版的《O Círculo de Conhecimentos em Por－tuguez e China》
這套敎科書供四年使用，前兩年敎粵語，後兩年敎官話，每週六小時，每天上午9時至10時上課，經過實踐，覺得效果不甚理想。伯多祿作出檢討之後，在1890年，翻譯了一位在中國海關當書記的法國人寫的《公餘瑣談》，來作葡童新的漢語課本。
兩年後，伯多祿又爲敎材的編寫，作了更大的貢獻，從1901年到1903年，先後出版了一套四册的漢語敎科書：《L~'n－gua Sínica Fallada》
第一册《詞彙》(Vocabulário)1901
第二册《改良課本》(Lições Progressives)1902
第三册《聖諭廣訓》(Amplificação do Santo Decreto)1903
第四册《常用短語，口語和標準會話》Frases Usuais，Diálogos，e Fórmulas de Conversação)1903
1903～1910年，伯多祿又受聘爲官立中學(即殷王子紀念中學的前身)的中文敎師，他再一次在總結漢語在葡童中敎學的經驗，按1907年3月22日政府的法令，要求在葡文中學設置漢語第二階段課程的要求，又編譯了一本新敎材：《敎話指南》(Bússola do Dialecto Cantonese)該書在1912年出版，以後又有重印。
1912年伯多祿體弱多病，但他仍十分努力工作，直到逝世前六個月，身邊還有一位文案(53)幫助他編書。《敎話指南》就是在這情況下完成的。該書分中、葡文各一册，他在序言中寫道：“閱數月而成書”。還有一套供小學用的，名爲《國文敎科書》(Literatura Nacional)。這兩套書分別供中、小學用，是配套銜接的，是他的最後遺作。
在編輯和出版敎科書上，伯多祿的熱衷和多產是空前的。與19世紀在澳門出現的其他幾位漢學家比較，江沙維以漢語敎學法與漢洋字典的編纂揚名於歐洲，馬禮遜以英華字典而奠定英國漢學之父的地位。瑪吉士以《外國地理備考》而影響東方近代的變革。伯多祿以多套漢語敎材，和身兼五校敎席而成爲促使漢語進入中、小學課程的先驅。
葡、中兩國的民主革命，先後在1910年和1911年，這一歷史巧合又爲另一歷史巧合創造了條件。在政治轉折的年代，澳門華人出現了著名的、進步的敎育家陳子褒，他編寫和出版了50多種婦孺新敎材，這些澳門本地出版的中文課本也是從19 世紀末開始的，與伯多祿編輯和出版的時間基本相同，都是適應新形勢培養人才的需要。但二者的源流各異。陳子褒所編的課本，走向通俗淺白，棄文言採白話。而伯多祿卻沿着敎士漢學家的傳統，引進歐洲漢學家的譯作，文言詞語仍爲主流。例如在《國文敎科書》第一册，供葡國小學生初學的前十課，已經出現“指爪”、“眉目”、“林茂”、“村舍”等詞，後來也有不少文言詞語，如“良朋至”、“我爲將”、“彼爲兵”、“朝來誦習，夕去遊散”等。但是，細心閱讀，它又吸收了不少白話文的詞語和表達方式，實不失爲葡國小孩學漢語的淸新敎材。例如“春風吹”，“池草靑”，“我迎客”，好哥哥”，“好弟弟，”“天氣晴明”，“學堂放假”等又與中國民初的白話文讀本有相近之處。
從現有的史料看來，19世紀末、20世紀初澳門當地出現自編敎材的第一次歷史熱潮，正是陳子褒和伯多祿各自努力，而又互相輝映，合力推出的一個高峯。
第四節 伯多祿的漢學成就以及對澳門教育的影響
伯多祿一生以翻譯工作爲正職。1862年即以學生身份兼任翻譯，1885年升任澳門第一任華務局局長，直到1892年因病獲准退休，任翻譯工作長達30年之久，但與他一生結下不解之緣的，還是敎育事業。伯多祿一生十分勤奮，長期是翻譯、敎學、編書集於一身。從1872年任敎漢語，先後在一院一局三家中小學任敎；從1884年起至逝世前6月，持續爲編寫漢語敎科書努力不懈，前後足足40年。他倡導辦商業中學，推廣漢語，特別推廣官話，熱心向葡籍人士推廣中華文化，促進中葡雙方的溝通，促進相互的了解和合作，也促進了中葡文化的交融。他的貢獻又反過來促進了他本人的漢學成就，成爲澳門歷史上，對漢語硏究最精細、最有系統的專家學者，不愧爲19世紀葡國最著名的漢學家之一。
1、對漢語作了精細、科學的硏究
伯多祿學漢語，是從本澳天主敎士硏究的成果中學習的，同時他又充分分享了19世紀歐洲漢學的成果。在澳門可以買到的漢學專著已經不是鳳毛麟角，而是成批出現，出版的地方除歐洲各國之外，香港、上海、日本、果阿、新加坡……都有出版。一位賈爾斯(H.A.Giles)敎授所著的有關學漢語的著作，在廣告介紹中，已有18本之多。這些書的作者包括了漢學家、語言學家、歷史學家、敎士，還有各國的外交使節，也出版了一些相當實用的、對中華文化和漢語有比較深入硏究的書，其中經過使用效果良好的敎科書也不少。伯多祿能廣泛接觸前人的著作，也翻譯了三部內容較豐富的歐洲敎材，自己對漢語的認識也不斷充實和提高。他在1902年編寫的一套四册的漢語敎科書中，第二册第48頁，就有一課專門介紹漢文的，比較準確地分辨漢人、漢文、滿洲人、旗人、滿文、滿洲話等一系列歐洲人過去在學習中混淆不淸的詞滙。
伯多祿在1911年編寫、1912年出版的《國文敎科書》中，對漢字的分析也十分精細，不但每個生字給予編號，而且每個偏旁部首也加以編號，還有羅馬標音和葡文詞解，處理很精密。
在語音方面，除了一套較爲完整而統一的羅馬拼音符號的運用之外，伯多祿在1911年編寫的《敎話指南》中，對粵語的聲調，也分了上平、上上、上去、上入、中入、下平、下上、下去、下入九聲。
在漢字結構方面，多套課本，都作了八種筆劃的介紹，作了214個偏旁部首的介紹，作了漢字配詞的介紹。《敎話指南》看書名好像是會話課本，但實在是有豐富的敎學內容的。例如398—399頁裏，一個“會”字，就介紹了以下的實用詞語：“敎會、會館、相會、會客、出會、大會、唔理會、唔會意、我去知會你。”看來比之17世紀利瑪竇時期的認識，有所增新，進步很大，口語還十分地道。
他對粵語和官話二者之間的使用價値問題和敎學選擇問題也有較全面而準確的認識，較中肯的分析，他是具有推廣官話的遠見的。
2、選材全面，內容充實
伯多祿對中華文化有較深的了解和硏究，他選入的敎材中，有關認識中國的內容也比前人豐富和充實得多。這些認識已從點到面，從表象到本質，從單向到多元，從籠統的中國人而到分淸漢、滿、蒙、回……，具有一定的綜合槪括和系統分析的能力。例如，他在介紹中國封建敎育和科舉制度，十分內行；列舉中國的敎材從三字經、千字文、到四書五經，無一遺漏。他不但淸介紹漢族的禮儀風俗，還作了滿漢的對比，從漢人婚禮的龍鳳通書、鵝籠酒盒到滿族的大紅呢官轎迎親，漢人用的是錫鑞頂子叫作滿天星官轎。特別對外交上的知識，更細緻齊全。
對於天主敎在中國傳敎300年，爲什麼入敎人數還那麼少？這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在課文中也有涉及。他提出兩個原因，一是因爲有孔子思想，二是中國有大國的驕傲心理。可見伯多祿對問題的觀察是有一定深度的。
《聖諭廣訓》是萬字的文言文(附圖十三)，內容涉及中國的法律、政治、經濟、社會、道德倫理、敎學、科舉、風俗民情等各個領域的，他敢於選譯作課本，也可見他對中華文化的深刻理解。(54)(詳見拙作《<聖諭廣訓>葡譯本在澳門出版的歷史意義》)
3、伯多祿有豐富的教學經驗，編出質量較高的教科書
伯多祿編的敎科書，耗費了他大量的精力，有粵語的、有官話的，有單册的、有全套的，有分科的、也有綜合的，有學生用的，也配有敎師用書。數量之多，可與江沙維比美。但江沙維較專注於字典，伯多祿較集中於編敎材。
最難能可貴的，是伯多祿對編成的敎材，能不斷總結，不斷修訂。他把自己的知識、素養、經驗都傾注到編寫中，傾注在培養下一代的敎育事業上，是十分値得敬佩的。
伯多祿所編的課本一個突出的地方，是敎材的系統性和組織性。在他最後編寫的《敎話指南》中，表現得較爲明顯。他在“備忘”中說明，他編澳門官校中、小學的漢語敎材，注意到以下的問題：
1.它有一個總的培訓目標：能說流暢的粵語；可閱讀及理解中文商業文件；可以獨立寫簡單的商業信件及家信；可用官話與人交談；並且掌握中文文法槪要；掌握拼音知識、掌握會話和會談的方法技巧；學習2，533個漢字。
2.有分級的具體的培訓目的，分級的敎材和分期的敎學進度。
3.書面語與口語結合，粵語與官話結合，注意培養聽、說、讀、寫等基本功。
4.識字敎學是初學的主要內容，最高階段以語言的運用爲核心環節。
5.語音、語法、詞彙各成系統，各年級有所側重，但又渾爲整體，反覆鞏固，綜合運用。
6.結合培訓的社會要求，有的放矢。中、小學以培訓商業人才爲目的；政府翻譯部門以培養外交、傳譯人員爲方向。
7.注意到循序漸進、培養興趣、反覆練習等敎學原則，也注意到一般規律和特殊語法現象的分析。重視標準例句和常用公文程式的敎學。
以上各點，可以看到伯多祿編著敎科書的槪貌。它在一定程度上達到19世紀敎育科學的新水平，爲澳門的葡籍中、小學生，爲華務局專科學生學漢語，提供了有一定科學水平的好敎材。
八、華務局翻譯員課程及其出色校友高美士
從16世紀末至19世紀末，300年間在本澳湧現的雙語精英，如利瑪竇、艾儒畧、金尼閣、郭納爵、衛匡國、柏應理、殷鐸澤、宋君榮、……以及後來的江沙維、江沙維的學生瑪吉士，無一不是從天主敎修院、特別是耶穌會敎育中培養出來的。前面所述的，在澳門政府創辦華務局華語課程的伯多祿，也是江沙維的再傳弟子，是聖若瑟修院華語課程的高才生。
第一節 官辦翻譯員課程
直到本世紀初，澳門政府華語課程的設立，才開始了官辦的、非宗敎的雙語人才培訓。這是官辦華語敎學的一段新的里程。
1905年，澳葡政府按照實際需要頒佈法令，開辦一所培養華語傳譯員以及硏究中文和廣東方言的學校，實際是讓已在運作的、在工作中培訓人員的翻譯部門正名爲學校。法令頒佈於1905年7月22日，實際上可能沒有落實，沒有史料證明法令產生明顯效果，而直到1914年，葡萄牙民主革命勝利後四年，政府重申設立學校令，該課程還是計劃“在一個室內運作。”(55)
儘管課程如此，但它的學制完全要依據語言敎學的客觀規律，有相當的年限，有考核制度以保證人才質量以及實際能力的養成。學制分兩期，第一期爲五年制的二等傳譯兼翻譯員課程；第二期爲三年制的一等傳譯兼翻譯員課程。兩期前後銜接。(56)
課程以敎授華語爲主，但也設中國地理、歷史、政治等科，還有向爲培訓外交人員所必須的中國禮節知識，特別是中國官方禮儀、儒家思想，以及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對外關係和所簽訂的條約。這些都是必修的內容。20世紀初，中葡外交、外貿關係的需要，除本澳公務，香港事務兩處，澳葡政府還需要向北京、上海、廣州三地提供通雙語的領事館工作人員。
這個澳葡官辦的漢語課程並沒有因爲客觀需要而有所發展，學生來源長期短缺，在學期間不薄的津貼也沒有吸引力。從1914年到1944年的30年間，該課程每年學生祇有幾個人，最高峯是1925年，也祇有七名學生報讀，其餘各年都不超過四人，到了1944年，竟連續17年無人問津!
澳葡政府官立的華語翻譯員培訓課程到70年代才恢復，並於1976年易名爲技術學校。
眞正名副其實的具學校規模，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事了。那是由於中葡就澳門問題的談判開始，入讀翻譯課程者才不斷增加。1986年經過改組，成爲“語言及翻譯學校”，爲澳門進入過渡期培養雙語人才，承擔全新的歷史任務了。
第二節 高美士與中葡文化結不解之緣
高美士(Luis Gonzaga Gomes 1907—1976)澳門土生葡人，幾代居於澳門，父母均爲知識分子，自小受中、葡兩種文化的薰陶，加上終生勤奮，成爲華務局翻譯員學校最出色的校友。
高美士的父親，祖阿甘·高美士(Joaquim F.X. Gomes)原是小學敎師，後來當路環學校男童部校監；母親莎娜女士(Sara C·Encarnação)也是小學敎師，並投身宗敎 活動，曾任路環學校女童部的舍監。高美士有一兄二姐，一起長大於文化氣息濃厚的家庭，他姐姐精通音樂，對他影響也深，他也曾被送到巴黎學習音樂。因而，他自小受歐洲古典的音樂藝術薰陶。
另一方面，高美士家居議事亭前，與同善堂舊址毗鄰。他與澳門本地華人有充分的接觸，從小深入華人社會的通俗文化，直接接觸粵籍人士，對粵語的溝通能力較好。
當年，同善堂的活動中，除救濟貧病無殮者之外，還以宣揚聖敎爲宗旨，每月初一、十五、像大陸各縣、各鄕一樣，聚衆宣讀《聖諭廣訓》，推廣儒家思想，進行社會道德敎育。
《聖諭廣訓16條》是淸康熙帝1670年制定和頒佈的。最初以此來規範八旗子弟及直省兵民人等，後來全面推廣。雍正年間，還衍譯成《聖諭廣訓萬言諭》，成爲一份官方強制性的社會敎育宣講材料，不但定期向老百姓宣講，還成爲科舉考試範圍，童試要默寫其中“百數十字”的依據。(詳見拙作《<聖諭廣訓>葡譯本在澳門出版的歷史意義》)
同善堂於1892年在議事亭前地14號建成二層高的會址，1896年御史譚鍾麟親筆撰寫的同善堂碑文中，寫道：“若僻在海隅，中外雜處而能體天心，宣聖敎，惠群生，愛物仁民，情意懇摯，如蠔鏡同善堂者，猶有袁士之遺風。”碑文記載了同善堂在淸末沿襲定期宣講《聖諭》的社敎活動。1903年，(高美士出生前四年)伯多祿參考英文，法文本，把《聖諭廣訓》譯成葡文出版，作爲培養澳門公務員學習中文的課本，在高美士少年兒童時代，這本書祇在極少的土生葡人之中流傳，而高美士卻有天時地利與人和，可以定期到毗鄰同善堂去直接聽中國人宣講《聖諭》，直接去理解儒家思想。
還有値得一提的，高美士旣是澳門官立利宵中學的學生，但又入讀澳門的華文學校，大約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他曾在大廟頂14號的漢文高、初兩級小學就讀，至今還保存了他與漢文的同學的合照。(57)漢文小學成立於1915年，作爲澳門英文學校的姊妹校，英文學校於1914年爲郭杓所創辦，次年成立漢文部，即漢文學校的前身，漢文學校的校長爲孔宗周，辦學嚴謹，校譽很高，但相信像高美士那樣的澳門土生葡人入讀的不會很多。
與本文上述的兩位土生葡人漢學家瑪吉士、伯多祿來比較，高美士接觸中華文化，接觸本地華人、更長期、更直接，也更深入。我們追尋高美士的學術足跡，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文化，在他少年兒童的心田裏先後萌芽，成長和開花。高美士在畢生努力的追求中，鑿開了中、葡文化的牆壁，使雙向透光，加強之中、葡人之間的溝通、了解與合作，在促進中、葡文化的長期的潛移默化與融和中，作了出色的貢獻，也作出了榜樣，特別是在民間通俗文化方面，尤其突出。
高美士畢業於官立中學之後，入讀了五年制的華務局二等傳譯員兼翻譯員，五年表現平平，被評爲“從來不是一名優秀學生”。更令人不解的，是他升讀一等傳譯員兼翻譯員課程之後，1930、1931兩個學年，均以僅僅合格的總分，得以升級；而到畢業試的第三年，因爲華語口試和筆記成績較差，被考試委員會評定不及格。按理就不准畢業的，後來還是政府的法律顧問質疑學校規章，是否讓學生的法語和英語的成績一並計算到總平均分內？。考試委員有的接受法律顧問的分析與建議，但還有一名委員提出：“憑良知說，對這名學生進行過考核，看他測試上的表現，本人認爲他是不及格的，因爲對華語的認識是翻譯員專業學歷的基本條件。”當然這位委員還是作爲有紀律的公務員，服從了上級的命令。(58)
從史料來看，作爲華語譯員，高美士畢業成績是未符合培訓目標的。但是，一試不能，也不應評定終身，高美士終身的成就是應得到較高評價的。十分可惜的，我們不知道當年敎學的要求，不知道師資的來源和官用漢語的具體情況。本世紀前30年，中國大陸也正面臨着文言文與語體文的新舊交替和走向成熟的階段，澳門官方翻譯至今仍沿用不少文言詞語和句式，我們可以想像高美士在讀的年代，華務局的漢語敎學，必然是以文言文——甚至是耶穌會士來華開始，聖保祿、聖若瑟華語課程的中國官方詞語爲源流的文言文爲敎本，與高美士讀於漢文小學的白話課文有相當距離；
其次，粵方言與漢語書面語言又有另一段距離，我們可以從1941年高美士編著的《粵葡辭典》中，看到一些今天我們也難以理解的方言，時間和地域不同，族群與階層不同，語言文字的隔膜總是存在的：例如《粵葡辭典》第10頁 粵語－掩的焙手(âm－têk－pui－sâu)葡語是 gratificar，subornar，意思是賄賂。筆者是30年代出生的廣東人，也眞的無法聯想得到。可推想，當年高美士與他華務局課程的漢語敎師之間是否也有難以溝通之處？
不管怎樣，高美士正處於中國大陸文言文過渡到白話文的歷史時期的雙語人才，是廣泛深入接觸澳門華人的一位通曉粵方言、鍾情中國民間藝術、通俗文化的漢學家，他有着自己獨特的成就。
第三節 另闢蹊徑 雙向推廣中、葡文化
差不多認識高美士的人都同聲肯定，他是一個十分勤奮的學考。他的知識絕大多數是勤奮的積累，被葡人社會公認是自學成材的典範。
高美士內向、寡言、不善辭令，也不苟言笑，讀書與音樂是他的良伴，他和姐姐都沒有結婚，家中充滿書香和樂韻。他每天工作很多，在工作中，他也和文化藝術結下不解之緣。
除了擔任翻譯員之外，他從事敎育工作幾十年，由於他懂葡、英、法、意文，更難得的是長期硏習中文，嚮往漢字，醉心中國民間風俗、工藝，還有濃厚的、窮一生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更有一股雙向地推廣中、葡文化的熱忱和毅力，因此他承擔了許多與文敎藝術有關的職務，而在不同的崗位上，分別作出了空前的貢獻，處處看到他辛勞奠下的基石，常常感到他智慧的閃光。
他在官立中學任敎20年，敎英文、敎中文。他主動獻議校方開設中文課，不管學生祇剩一個，也認眞地上好每一堂課；他還當過伯多祿小學(即今商業學校的前身)的校長，當過敎育行政當局的代監察官。爲了培養適應澳門郵政需要的公務員，他又被聘爲郵政電訊廳職員專門課程的導師，敎授中、英文課，還爲這個課程特別編寫了一套四册的敎科書，今天成爲郵電司珍藏的歷史文物。
6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爲外事需要，委托澳門南光公司在澳設班培訓葡語人才，高美士也一度出任敎席，八、九十年代的中國駐外領事也有他的學生。因此他不但本身是雙語精英，而且在敎育園地裏也培養了不少雙語人才。
1962年，他擔任市政廳副廳長、市政廳圖書館的代館長，愛書如命的高美士在1963年一年內，獨自一人處理了書庫送來的232箱文件，撿出珍本，分類整理，按字母排列，爲8，505本書配上索引咭片，同時開箱取出13，476本書籍，分類處理。(59)
在整理歷史檔案方面，也由於他通曉中葡雙語，責任也落在他的肩上，從1955年到他逝世的1986年，他的努力一直在開花結果。其間有莫名其妙的擱置、停工的命令，一旦恢復工作，他又全神投入於艱巨的整理工作中，1964年，高美士恢復了1941年停頓下來的檔案出版，並連續印行了二十四卷，花費了不少心血，據他的好友回憶，他往往幹到通宵達旦。
高美士1965年出任澳門的國立圖書館館長(即今中央圖書館前身)，由於他的灼見眞知，眞正懂得文化的價値，他費盡心力保存幾萬册葡語和其他外語書籍，並增設了中文部，使保存文獻遺產，豐富居民文化兩個職能都得到實現。他還爲書籍文獻的保存和新館的設立作出不懈的努力，使那些好像雜物房中那樣堆積的、雜亂無章的、塵封的廢物能得到“開發”，成爲今天政府圖書館中最有價値的館藏。
高美士又擔任過賈梅士博物院院長，賈梅士學院報的創辦人和主編，當復興雜誌專欄主筆、復興報紙的行政幹事、澳門新聞報的總書記、澳門文化會幹事、文物保護委員會主席……等等。事實上他是個十分勤奮、埋頭實幹的學者，絕非徒具虛名、掛名而無實的人。例如他主編的賈梅士學院報，在本地和外地均暢銷，直至他逝世那一年，共出版了九卷，每卷又分若干部份，每部份幾乎都有他的文章。又例如他任文物保護委員會主席期間，曾列出一份在澳門必須加以保護的、有文化價値的淸單。作爲一個音樂的愛好者，他熱誠參與組織，參與演奏(他曾當第二小提琴手)和演唱，但會後他還執筆在報刊上寫評述，言之有物，作內行者的抒懷。他公餘埋頭譯作，還曾爲戲院譯中、外文字幕，一天做別人幾天的工作。
勤奮、愼思、專注、博學而認眞，是高美士成爲20世紀中本澳一枝獨秀的漢學家的成功元素，也是從他身上體會到的學者的美德。
20世紀80年代中，在中國將於本世紀末在澳門恢復行使領土主權的時候，不少葡人紛紛聯想到高美士以及他的貢獻和遠見，想到他一生勤奮所創造的價値。
高美士工作過的圖書館、歷史檔案室，他敎過的土生、中國人，他譯著的書籍，似乎都在過渡期中承擔着歷史的重任。儘管高美士編的字典、辭典有欠規範、不成熟之處，儘管高美士的敎學方法不夠靈活生動，也不是有聲有色的表情十足的敎師，但他作爲澳葡管治期內最後一位土生葡人漢學家，是那麼難得，令人欽佩!
1987年，澳葡文化學會舉辦了《高美士》圖片資料展覽會，會上展出了他的論文著作197種，包括對中國、葡國、澳門的介紹，並有中葡關係史，涉及馬六甲、帝汶、日本……之間幾個世紀的貿易往來，涉及西班牙、荷蘭等在中外海貿方面的歷史，還有音樂的著述和推介評述……
從展覽中，誰也不會懷疑高美士的博學多才，興趣廣泛以及寫作的勤奮，而筆者從400年來澳門先後出現的多位漢學有成就的，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作出貢獻的學者的對照比較中，十分明顯地體會到高美士站在中、葡雙源文化的交叉點，他硏究雙源、熱愛雙源，更熱心去作雙向的推廣。
高美士以葡國學者之心去滿足葡國人的好奇心，望葡人像他一樣認識中華文化，他一生著作中，最大量的是介紹中國，旣有槪括性的歷史、政治、法制、宗敎、社會、經濟、文物、風俗、文化思想的槪述，更多的是具體的推介，上至中國曆法與天象硏究，下至玻璃製法；旣介紹中國的古代建築、陶藝、雕像，又介紹中國當代的食品、鞭炮、遊戲，節日花燈、街頭販賣；甚至竹器、玉器、中醫、中藥都有專文描寫。由於他與華人有廣泛的接觸，他對儒家倫理道德有較深的體會，因而他往往在作品中，不但介紹了中國社會、社群和家庭，還特別介紹了二十四孝行故事以及一些孝道古訓，並把它一一譯成葡語。筆者曾詢及80年代始學中文的年輕土生葡人，其中不少也畧知二十四孝故事。
他寫得最多的題目，是中國的民間風俗，包括節日，如中秋、端午、甚至七姐誕(即乞巧節)；民間傳說，迷信祭祀，雅的有“詩、書、畫”的關係，俗的有“風水時辰八字”……這些文章的讀考，不但是澳門的葡人及土生，還有葡國——歐洲的讀者。
爲了深層介紹中華文化，高美士還花了巨大的精力，把一些他特別有興趣的中文書籍譯成葡文，這也是他所作出的最有特色，最有價値的貢獻，其中難度較高的有：
1.葡譯《三字經》和《千字文》
《三字經》是我國古時流行的蒙童通俗讀物，每句三字、編成韻語，容易上口，便於記憶，相傳由宋人撰寫，1928年由著名學者章炳麟重訂。本世紀初，澳門一般學塾，家庭還敎給小孩，是十分流行的啓蒙讀物，老一輩大多能朗朗上口，背誦：“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附圖十四)
1944年，在本澳出版了高美士翻譯的《三字經》。這是高美士在中、葡文化交流上，作出有價値的貢獻。《三字經》雖說是啓蒙讀物，但涵蓋上古至明代歷史，貫徹了儒家倫理道德，涉及不少社會知識，也包容了不少典故。高美士不但能譯出基本內容，還着意用最少的詞語組句，每行盡可能也用三個實詞，來表達漢語三個字；也盡可能譯成韻文，讀起葡文也有《三字經》的神韻，另注釋125條。在形似、神似以及闡述方面，的確作出了努力。
《千字文》更是澳門家喻戶曉的讀物，是“白鴿票”上的文字。《千文字》選用前後絕不重復的1，000個漢字結成的韻文。(當今版本實爲999字)內容側重科學，舉凡天文、地理、歷史、典章、道德修養以及日居飲食、農業生產……等均有知識的介紹以及行爲的勸勉規範。高美士也把它譯成韻文，並加以注釋，介紹給葡人。
2.葡譯《澳門紀畧》
《澳門紀略》是第一部中文澳門槪況的介紹，由兩位淸代澳門地方官執筆，以文言文寫成，還附了許多挿圖，兼有地方誌的系統內容，以及海防邊陲，外人允准居停生息繁衍的地方特色的描叙。直至今天，還是我們了解澳門早期歷史的權威性著作。高美士不畏艱辛，50年代初開始把它譯成葡文，讓葡人能通過譯本了解中國方面對中、葡在澳門早期的交往和雜處的經過。全書近300頁，還引入了原書的挿圖，1979年在里斯本出版。此書在中葡文化的溝通上肯定會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
關於澳門，高美士也寫了大量文章，到底澳門的華人社會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份，介紹澳門的風物，實質也是介紹東方文明。高美士撰文叙述澳門歷史、文化史、地名由來、風俗習慣、名人葬禮、鏡湖醫院的淸明禮儀，旣介紹官辦的賈梅士博物館、中葡官校，又介紹華人開設的當鋪，路上的黃包車，更作澳門人的思想比較，澳門人的族譜……爲歐洲人介紹了澳門的種種。
關於向澳門人介紹葡國文化方面，高美士也盡了心力，他撰文介紹葡國英雄的童年故事，寫葡國歷史，不過都是以葡文來表達的，讀者以澳門的葡人和土生爲主，中國人閱讀的不多，他也譯了一本葡文書給中國讀者，可見其促進中葡人士雙向了解的誠意。
40年代末，高美士與居澳的中國文人張翼之合作，中譯了《葡國魂釋義》。
《葡國魂》是葡國詩人賈梅士的傑作，是以古葡語寫成的史詩。爲了讓這部史詩得到普及，約翰·巴路士把艱深難懂的詩句，以現代葡語的散文形式譯出，以表達詩人的思想感情，這本改寫的文集命名爲《葡國魂釋義》。高美士與張翼之一起，把它再翻譯成中文，這一來，就可以讓中國人了解賈梅士的心聲。儘管影響面很窄，也是一次溝通兩種文化的有益的嘗試。
高美士也編寫了一些讓葡國成年人和中學生學中文的課本。他專爲郵電職員聯繫工作實際編寫課本，主要目標是使學員與居民直接溝通。課本以敎粵語爲主，課本分三欄對照。(附圖十五)第一欄是葡文本意，中欄爲粵語譯文，第三欄是中文的標音。很有特色，也十分便捷。
在官立中學敎授基礎中文時，高美士直接採用當年坊間中文小學的課本。因此，部份接受過他敎授的土生葡人，至今還能背誦“看看看，看新書，新書好看……”可惜土生葡人自小能聽、說粵語，對中文的讀與寫，在80年代前，在澳門葡人社會中實際需要不大，因此，學習的動機不足，眞正掌握的很少。而像高美士那樣孜孜不倦，精通中、葡雙語的葡人，400多年裏，始終是鳳毛麟角。官立中學的中文課程也是因爲選修的學生越來越少而取消的。但在學生的心中，深刻留下高美士熱心雙向推廣中、葡文化的影子。
高美士的粵語，是從身邊朋友中學習的，相當地道，也夾雜中山口音和俗語粗言，以及民間的”習非成是”，不少還具澳門鄕土特色，讀來傳神。
試從高美士編著的粵葡辭典中選些詞語，供讀者硏究。其中“年三晚”可能是“年卅晚”之誤，“矮得齊”的“齊”也可能是“滯聲”之類。粵語九聲難度高，不能苛求於外籍人士。(附圖十六)
結 語
培養一定數量的雙語人才，是澳門社會400年來的客觀需求，澳門敎育工作在完成這一歷史任務的過程中，可以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個時期。創建階段。即從16世紀末到18世紀初，羅明堅、利瑪竇等天主敎耶穌會傳敎士在澳門自學漢語開始到聖若瑟修院兼收外讀生之前。敎會急需大量能通雙語的敎士派進中國遼濶的大地開展傳敎活動。這時期葡方的外交、外貿的傳譯工作，也都由通雙語的傳敎士兼任。
傳敎士的文化素質較高，學習的動機強烈，先集中在澳門學，再深入到中國內地，直接在華人華語中浸淫，他們對漢語、對中國、對中華文化的認識，都達到了歐洲人認識的新水平。
這一階段，是以聖保祿學院的創立爲標誌，漢語首次成爲歐洲式高等學府的課程，以利瑪竇的《中國傳敎史》爲代表作，以200人的敎士漢學隊伍的造就和一批敎士譯作和通訊作爲成果，而樹立敎士漢學在東方萌芽的里程碑。澳門開始發揮基地的作用。
第二個時期。一個敎學制度初步建立，適應社會需求的穩定階段。從聖若瑟修院兼收外讀生到鴉片戰爭前後。這一時期，澳門經濟上的黃金時代與天主敎在中國傳敎的黃金時期都已經過去了，而荷、法、英、美的商業活動又隨着在中國逐步開展，通雙語的傳敎士的需求減少，通雙語的外交、外貿人才相對增加，聖若瑟修院兼顧了傳敎和社會的需求，培養出一定數量的敎士和非敎士的雙語人才。
另一方面，歐洲漢學的中心，17世紀末、18世紀初在巴黎建立。歐洲非敎士漢學家的成果又反過來促進澳門敎士漢學家的敎學和硏究。這一階段，是以聖若瑟兼收外讀生和馬六甲英華書院的創辦爲標誌，以江沙維和馬禮遜爲代表人物，他們編纂的、有份量、有權威的中西字典，廣納了前人的智慧，總滙了前人學漢語的心得，爲歐洲人學漢語提供有效的工具。這些字典是知識繼承性和開拓性的交融，是東西方漢學成就互相吸納的成果。這多部字典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它反映了澳門對葡人的漢語課程與雙語人才培養進入質量穩定的階段。
第三個時期。是指漢語課程脫離修院，正式推廣到中、小學的正規課程的階段。1840年鴉片戰爭，1849年葡人武力奪得澳門地區管治權，在兩大政治變動的影響下，澳門雙語人才的培訓，除了修院的成人課程外，開始了正規敎育的培訓，而且形成小學——中學——專科學校的一個新系統，儘管華務局翻譯員的培訓經常祇有三幾個人(55)，但它是新的、獨立於敎會系統之外的敎學機構。
這一階段以伯多祿身兼五校漢語敎師爲標誌，以他們編寫和翻譯的一批科學性、系統性和實用性均較強的敎科書和民間讀物爲代表。從這批敎科書可以看到：16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不管培訓的對象是傳敎士還是公務人員、商務人員，而認識漢語、認識中國、認識華夏文化始終是培養雙語人才不可缺少的三大內容。伯多祿和高美士的譯作旣顯示澳門官方漢語課程步入了正規敎育的進程，又說明了它已逐步成熟，逐步滲入到土生葡人社會。這一階段一直延續到80年代中。
儘管400多年來澳門雙語人才的培養始終都不足夠，但它的作用和影響是大大超出了傳敎士的初衷，其歷史性的收穫有以下兩點：
1、它促進中、葡人士之間的相互了解、友誼和合作，爲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提供了積極的因素。1517年，葡國第一位赴華大使托梅·佩萊斯(Tomé Pires)的船隊進入廣州港口，他們升旗鳴炮以示友好，被誤爲耀武揚威，何等遺憾!400多年來，通過通婚、通過宗敎、通過雙語人才的中介，中葡人士之間的溝通基本做到暢順無阻。除了政治衝突在所難免之外，像上述的誤會而造成的衝突和對抗，已經可以避免，不同語言群體間的隔膜逐步消除，這是澳門本地區所獲得的一個寶貴的成果。
2、它促進中、外文化敎育的雙向交流，是無可估量的、歷史性的貢獻。東學的西漸，是繼文藝復興、航海事業和宗敎改革三大動力之後的又一股後繼力，是天賜西歐的一份厚禮。而西學的東漸，又給悠久而燦爛的華夏文化增添了新鮮血液。我們回顧考察下面的史實：徐光啓學術硏究的新課題、新方法和新成就；康熙皇帝的英明好學、決策的果斷開放；顏元、李塨經世致用、實事實功的敎育思想和漳南書院文武並重、文理與藝能兼修的課程；林則徐、魏源”師夷制夷”的光輝思想以及《海國圖志》對中、日近代化的促進作用；洪仁玕的《資政新篇》、容閎的留學敎育陳條、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康有爲的《大同書》、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西學的影子歷歷在目，西學的光輝閃爍，它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無數新的篇章。這是超越澳門本地區的、全國性的、世界性的成果。
中外文化的精華，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中、外文化敎育通過雙語人才的中介，在澳門地區進行雙向的交流，這是文化史上價値的再創造。澳門的文化有中、外兩大源流，互相促進，文化價値在不斷地再創造，它的歷史價値是不能低估的。澳門人沒有理由妄自菲薄，而有責任讓它閃出應有的光芒。
當前，澳門歷史已進入一個嶄新的時期，雙語人才的培訓要承擔新的歷史任務：一、它要爲主權的順利移交、特區新政權的建立，提供足夠的人力資源——雙語精英；二、要識別和保留400年間，中葡雙方在澳門遺留下來的文化精華；三、繼續加強中葡人士之間的溝通，促進友誼和合作，共創澳門美好的明天。
本文所提供的資料和探索，希望爲三大歷史任務的完成，提供解決這項重大歷史課題的一點參考。
1992年3月
註釋
① 《耶穌會敎育的特徵》于士諍(譯)。
② 同上。
③ 《沙勿畧事輯》(Momumenta Xaveriana)，轉引自《中國天主敎史人物傳》上，方豪。
④ 《中國和基督敎》(法)謝和耐(Jacques Gernet)。
⑤ 《利瑪竇全集》。
⑥ 同上。
⑦ 《天主敎16世紀在華傳敎志》裴化行。
⑧ 《澳門敎士區歷史掌故文摘》(一)林家駿。
⑨ 《利瑪竇全集》。
⑩ 同上。
(11)《紫桃軒雜綴》李日華。
(12)《利瑪竇全集》。
(13)《利瑪竇中學建校20週年特刊》。
(14)《西洋敎育史》柏克萊(E.P.Cubberley)。
(15)《聖保祿大學傳統與啓示》(葡)呂碩基。
(16)《中西交通史》方豪。
(17)《外國敎育史簡編》吳式穎、趙榮昌等。
(18)《A History of Education Socrates to Montessori》L.Cole 轉引自《西洋敎育史專題論文集》林玉體。
(19)《耶穌會敎育的特徵》于士諍(譯)。
(20)《澳門是16至18世紀中西文化交滙的橋樑》黃啓臣。
(21)《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陳垣。
(22)《澳門詩詞箋註》章文欽。
(23)《天主敎在華傳敎文集》羅光。
(24)《中國文化在啓蒙時期的英國》范存忠。
(25)《禮俗論》(法)伏爾泰(Voltaire)。
(26)《疇人傳三篇》諸可寶。
(27)《耶穌會士》J.胡具爾。
(28)《敎廷與中國使節史》羅光。
(29)《雍正年間意大利的中國學院》傅任敢。
(30)《A Educaçã Em Macau》(葡)文德泉(P.M.Teixeira)。
(31)同上。
(32)《Galeria de Macaenses Ilustres do Século XIX》(葡)文德泉(P.M.Teixeira)。
(33)同(30)
(34)同(32)。
(35)《居澳葡人馬葵士著<外國地理備考>》陳樹榮。
(36)《馬禮遜牧師與中西文化交流》李志剛。
(37)《世界的中國觀》忻劍飛。
(38)《傳敎偉人馬禮遜》(英)海恩波(M.Broomball)。
(39)《傳敎士與中國》顧長聲。
(40)同上(38)。
(41)同上。
(42)《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1816－1867》Charle Burton Buckey。
(43)《英華書院壹百柒拾週年紀念特刊》。
(44)同上。
(45)同(37)。
(46)《論林則徐與澳門的關係》陳勝粦。
(47)《A Escola de Língua Sínica no Contexto d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葡)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48)同(32)
(49)同(32)
(50)1865年1月2日《澳門政府公報》。
(51)同(6)
(52)同(47)
(53)同(32)
(54)《<聖諭廣訓>葡譯本在澳門出版的歷史意義》劉羨冰。
(55)同(47)
(56)同(47)
(57)《高美士》1987澳門文化學會國立圖書館歷史檔案室出版。
(58)同(47)
(59)同(57)
主要參考書籍與論文
①毛禮銳、沈灌群：《中國敎育通史》。
②舒新城：《中國近代敎育史資料》。
③陳元暉：《中國近代敎育史資料滙編》。
④顧明遠：《敎育大辭典》。
⑤沈灌群、毛禮銳：《中國敎育家評傳》。
⑥張習孔、田珏：《中國歷史大事編年》。
⑦陳東元：《中國敎育史》。
⑧沈灌群：《中國古代敎育和敎育思想》。
⑨王越、周德昌：《中國近代敎育史》。
⑩王越、周德昌、楊榮春：《中國古代敎育史》。
(11)陳學恂《中國近代敎育史文選》。
(12)毛禮銳、瞿菊農、邵鶴亭：《中國古代敎育史》。
(13)熊明安：《中國高等敎育史》。
(14)楊榮春：《中國封建社會敎育史》。
(15)李桂林：《中國敎育史》。
(16)周德昌：《朱熹敎育思想評述》。
(17)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
(18)李喜所：《近代中國的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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