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麗尼
陸覺鳴
大約四五個月前，和幾位朋友茶叙，席間意外地聽一位老先生談到郭安仁之死，我不禁心裡打顫，瞪着眼睛，不大相信地再向這位老先生發問：“是哪一位郭安仁？”“就是搞翻譯的、筆名麗尼的那一位。”接着他還談了一些據他所知的麗尼的生平，早年的往事。
不久之後，我細心檢閱舊報，終於找到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國新聞社發出的有關麗尼的死訊。接着，我又看到巴金的《隨想錄》，讀到了巴金對麗尼的追悼的文字。
白紙黑字，我到底相信了。又一個正直的、孜孜不倦的、曾經才華四射的老作家、文學翻譯工作者眞的死掉了!我祇能夠倒抽一口冷氣。的確，這兩年多來，斷斷續續聽聞朋友們死亡的噩耗，實在很不少，有時，眞爲此而透不過氣，感到窒息。我曾經不止一次地在微茫的深夜裡懷着無限的悲愴，高吟着“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江”，“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等古人發自肺腑的傷友悼亡的名句，我甚至考慮過，應否截取杜詩的“訪舊半爲鬼”其中三字，寫一部“半鬼錄”，將過去那十一二年間因遭受摧殘、逼害而至橫死慘死的友人們的生平，他們曾經怎樣地爲新中國文化事業奉獻出自己一切的事蹟寫上，那怕不很詳盡吧，那怕僅僅像十四世紀鍾嗣成的《錄鬼簿》那樣，祇不過是在當時已死了的元劇作家、藝人的名下獻上一首詩，度一支曲吧!作爲後死者如我，心裡總應該獲得一點點安慰的，不這樣，我將何以對已死了的友人，又將何以向後世子孫交代，他們的祖輩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那些烏雲翻滾，惡棍當道，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弄到奄奄一息的那一段漫長的歲月裡，究竟是怎樣思想着的，對人民共和國的命運，對那些橫遭折磨而至慘死的友人們，抱的又是甚麼樣的一種悲憤的態度？
我認識麗尼是始於五十年代中期，準確的年月已記不起了，那時我由廣州到了漢口，參加一次編輯出版工作會議，會期相當長，會議期間，主其事者曾請來了不少資深的文化界人士給我們作報告，也參加我們的小組討論，但現在記憶得起的，其中除了麗尼，就祇有一個于黑丁了。我當時年少氣盛，聽他們的演講一般都提不起勁，認爲不是老調重彈，就屬泛泛之論那一類，旣無新意，也不精彩。自然，麗尼卻是例外。他那時任中南文學藝術出版社副社長、總編輯，我們私下間是叫他爲“老總”的。事情已逾二十年，今天任由我怎樣追憶、思索，已無從想起麗尼當年對我們作的多次報告，具體的內容究竟是甚麼了，總之是縱論古今中外文學藝術，也談到我們的編輯出版工作業務，甚至一本書的封面裝幀、設計。他的報告很富節奏感，悅耳動聽，會上的氣氛相當活躍，敎人精神爲之一振，認爲是難得的藝術享受，不時還響起了我們熱烈的掌聲，再加上他那一副絕無官氣，毫不拘謹，又略帶浪漫氣質的學者的風度，聽者無不肅然起敬，同時感到他的坦誠可親的。我曾經在會後幾次當他的面，豎起大拇指讚他，他總是舉起手來，用力按了你一下肩膀，臉帶笑容地駡着：“你這小伙子，又來這一套!”
在上述巴金的《隨想錄》中，這位老作家曾提及在北京見過麗尼多次：“他講話很少，祇是默默地微笑着”，“他爲甚麼沉默呢？”這不似留在我腦海中的麗尼的形象，不過按時間推算，麗尼之在北京，是任職於武漢以後，也許是北京電影藝術編譯社副主任，或中國電影出版社外國電影編譯室副主任任內的吧？那麼該是五十年代後期或六十年代初期的事了，他爲甚麼沉默了？爲甚麼很少講話？是在“反右”中給挫傷了，抑或在“反右”後深感於說話之不易？這就無從揣測了。
滔滔長江，旣能使人對祖國河山興起壯麗、豪放的感情，而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往事，也會驀然地注到你的心頭。好幾次，有時是在小組討論完畢，有時是在偶爾一次的聚餐之後，我曾跟麗尼一起漫步長江之濱，聽他談論文藝問題，聽他低聲朗誦古人的詩句，也曾多次地聽他講述在三十年代他參加“左聯”時期活動的往事，以至於一些老作家們的逸聞、趣事等等。恰巧在那時和稍前、稍後的一段歲月裡，我正沉浸在太平天國的資料、文獻之中，面對着奔流不息的長江，遙望着隔江的武昌名城，雄峙長江兩岸的蛇山、龜山，難免發一些思古的幽情，想起百年前太平軍就在武昌開始，浩浩蕩蕩，沿江東下，水陸並進，祇不過四五十天光景，便一舉攻下南京，奠定了太平天國根基，在中國農民革命史上寫下了最光輝的一頁。我跟麗尼的一次論難，就是在談到太平天國的興亡開始的。我在發思“古”幽情之餘，跟他談述太平天國的失敗，洪秀全做了“天王”之後的昏瞶無能要負很大的責任。但麗尼並不同意我這一看法，他十分認眞，語氣也很熾烈，絕不把我作爲“半罐子”或“後學”看待，堅持天國定都南京後的楊、韋內訌，石達開帶領所部出走，才是洪秀全、太平天國失敗的最大原因……
這樣的論辯自然是沒有結果的，但我在當時已感到十分驚訝：這一位老作家、老翻譯家，屠格涅夫、契訶夫作品的權威譯者，滿以爲他盡在外文裡打滾罷了，卻原來還是個太平天國迷，是太平天國史的大行家哪!他滔滔不絕，旁若無人，引經據典，對太平天國的歷史讀得很多，有一些居然是淸咸豐、同治年間的私家記述，並非在書店裡所易於搜求得到。
會議結束後我又回到了廣州，此後，不時也給麗尼寫寫信，我的一些文章在報刊上刊載了，也往往給他剪寄一份，請他賜敎。他並不經常回信給我，而且信上說的也不多，無非是一些例行的鼓勵之類。五十年代後期，北京作家出版社決定接受我的一部書稿《漢魏六朝志怪小說論集》出版，同時提出意見需作若干修改，等到我修改完畢，還不忘將全書稿的一份打字稿寄給麗尼，希望能聽取他的一些高論。可是，從此再沒有收到麗尼的回音，那份十多萬字的打字稿是否能寄到他的手上，直到現在還是一個謎。我再也沒有給他寫信。這倒不是心存芥蒂，而是由於我那時正忙於別的事情。彼此旣沒有訊息，便也日漸疏遠，情况不明，二十年後的今天回想起來，心裡仍然感到十分難過，對這位於我有“半師”之誼的麗尼，由於我長時期的疏懶，以致有關他的消息，在他不幸死後十一年才略有知聞，仍欠詳盡，世間還有比這更荒唐、更不可饒恕的事情嗎？
讀巴金悼念麗尼的文章，讀中國新聞社發出的麗尼死訊，才知道他離開武漢之後，曾在北京的電影編譯出版機構任職，從事電影藝術書刊的翻譯，至於他甚麼時候又由北而南，從北京跑到廣州曁南大學敎書，就不得而知了。照常理推想，他之到廣州，極有可能是一九六二年秋以後，因爲這一年的秋天我還留在羊城，也經常與一些在曁大敎書的朋友來往，如老詩人蘆荻就是一個。蘆荻與我稱得上是忘年交，煮酒論文，談天下事，無話不可以說，倘那時麗尼已在曁大敎書，我總會在蘆荻口中有所知聞的吧。據巴金所說，麗尼之死於曁大任內，是“一九六八年，他在‘勞動改造’中突然倒在地上，心臟停止了跳動。”至於他爲甚麼被判“勞改”，他犯了甚麼彌天大罪，可能連巴金也不大淸楚的。但十年之後，曁大給他開追掉會，給他平反、恢復名譽，說郭安仁解放前曾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從事進步文化活動”，這就足以證明了麗尼的淸白、無辜，更不用說他在解放後在編譯工作崗位上的辛勤勞動，爲黨、爲人民所作的貢獻。
“十年生死兩茫茫”，麗尼，我跟你竟然是廿年生死兩茫茫了，認識你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二十餘歲的靑年人，如今，卻已步入嚴峻的中年，在人的一生中，二十餘年該是多麼漫長的一段歲月啊!麗尼，當我今晚懷着痛苦和辛酸的心情在悼念着你的時候，我想，假如你仍健在，縱然是已年逾古稀，星霜滿頭，但又何妨讓我們一起追懷往事，回首當年呢？我願意再聽到你講述你年靑時代的愛情故事，你那女性化的筆名——麗尼，不正是你年靑時熱愛過的，但卻不幸早逝的那位少女的本名嗎？我願意再聆聽到你那富於感情的、但又具有邏輯力量的文學藝術問題的講話、論述，我甚至還願意就我們的太平天國，和你繼續辯論下去……
但我們畢竟是永別了，麗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