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發展研究的耗散結構未來觀
陶在樸(奧地利維也納經濟大學國民經濟理論與政策系教授)
The View Points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Futures Research to Macao Development Study
In this paper five axioms of puzzlement about futures research are presented. Negation of the law of causation means forgertting history. Deduction of the law of causation means historicism or determinism. In keeping with the first kind of time arrow the world would go to ruin early or late. In keeping with the second kind of time arrow there could be the neglect of the realistic chaos. The future could not be predicted accurately.
Combining Economics and Futures Research with Dissipative structure, which is the most up -to-date scientific achivement, we may be able to make an approach to human being development from chaos to order.
Macao will return to China in 1999. Its long-term prosperity will be a kind of cusp catastrophe. The profitablity of investment and eacap of capital are conflicting factors controllong prosperity. It depends on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Macao's citizen or “The Baslc Law of Macao” and on the exteranal economy of Macao's enterprises. So in fact the prosperity of Macao depends on local residents themselves.
During the last 300 years, as a result of the great fluctuation of the population, Macao experienced two econmic waves. These two relevant cycles trend to getting longer. Thus the fluctuations of population in the nearly 30 years will not bring about a great new economic fluctuation in Macao. On the contrary, we should take warning that population should be no more than 600,000 in 2000.
On the other hand, the great fluctua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may make a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bifurcation of Macao's evolution, that is, the transition from labor-intensive to capital-intensive.
Unstable export receipts have often been presumed to have an adverse effect o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ment in Macao. Among the causes claimed to have given rise to export fluctuation are a high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on a limited number of exportables (Hirschman -Gini Coefficient 40-60), low income and price elasticities of these exportables, and often abrupt shifts in their supply and demand concentration. Added to these factors is the high degree of markets concentration of export.
The law of caustion and micro-random fluctuation set the course of bifurcation of Macao's future economy. If Macao advocates modern entrepreneurship and strengthens into human capital, perhaps the bifurcation of evolution might be influced on the hopeful direction.
1.總論
社會經濟發展硏究是一門綜合科學，它不同於產品發展硏究，前者更多地依賴於整個軟科學世界的成就和組織學的發展，它甚年輕!發展硏究的日臻完善急待於有關它的方法庫的充實和使用上的得心應手，這需要世界上三支科學大軍的會合，即經濟學、未來學與現代系統工程學的相互提攜與兼容並蓄，然而這種融合過程中遇到了特殊的困難。
1.1 DEF 非空交集
如果用數學語言來描繪上述學科的綜合，那就叫做經濟學(E，Economics)、未來學(F，Futures Research)與耗散結構理論(D，Dissipative Struc－ture)三個集合的交集(圖1)。
這個集合是非空的，即D∩E∩F={X/X∈D同時X∈E及X∈F}≠φ
這不難由“命題演算”的同一律和相補律得到證明。
上式中交集內的元素X，即發展硏究的某個對象，它旣在經濟學範疇之內，也在未來學和耗散結構論證的論域內，例如命題“1999年大限到來後，澳門經濟繁榮將受影響，”實際上這是一個模糊命題。
從經濟學上說這要考察大限後澳門生產要素的組合變化，尤其要考察資本存量的變化。從未來學的角度說這是一類所謂的情景預測，而從耗散結構的理論出發，這是一類演化分支集問題。因此爲了比較凖確的回答上述問題，需要應用三個學科的基本知識，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更加有用的是突變理論(Catastrophe Theory)。
1.2 困惑公理
不證的初始命題稱爲公理，有關發展硏究的困惑性，在目前人類知識水平下有如下種種。
1·2·1 因果律失齊
世界是統一的，然而卻出現自然世界和人工世界因果關係的失齊。
在力學世界裏，力與加速度的因果關係可用牛頓定律確切表達，即
式中a——受力物體的加速度。
F——作用於物體的外力。
m——受力物體的質量。
在經濟學裏，盡管有許多廣義的因果關係可供考查，然而它們不是唯一確定的，例如投資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係可由哈羅德模型(Harrod Model)表示，在形式上它與牛頓定律同形(我猜想哈氏在構思時受到牛頓形象的影響)：
式中g——經濟增長率，
i——投資率，
k——資本系數。
事實上，當投資规模與投資環境不匹配時經濟反而出現負增長，或稱爲反哈羅德現象。
失業與通货膨脹間的因果關係常稱作菲利浦斯曲線(PhiIips Curve)，但此說提出不久後貨幣學派的弗里德曼又提出反菲利浦斯曲綫而否定之。
如上案例頗多，又如在形式上貨幣供應量(M)、流通速度(V)和物價(P)的關係與物理學的氣體狀態方程同形：
MV=QP
式中M——貨幣量，V——單位貨幣流通速度。
Q——充分就業下總產量；P——物價。
PV=RT
Q——一定質量氣體的壓強，V——氣體體積。
盡管它們同形，而前者的因果關系是不確定的。引起自然世界因果律與人工世界因果律的失齊，我們可以解釋爲：
1.自然世界的因果變量互相獨立而人工世界的則相互反饋，例如力(F)和質量(m)間是互相“隔離的”，而投資率(i)和資本系數(K)之間是互相反饋的，換言之，資本系數是投資率的函數。
2.人工世界果的收斂與因的發散組成了果的原因網絡，一果多因使人工世界的因果關係失穩；而自然世界的因果關係多爲單純的因果鏈，它們不相溝通，不形成環。
1·2·2 時間的方向性
人類對於時間的槪念是逐步發展的，在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時代，測量時間的手段都與空間運動相關聨，例如日晷，於是“時間是作爲運動的數量”而定義的。牛頓(Newton)時代，時間是作爲一個脱離現象以外的客體而存在的，時間按照自己固有的運動而流向了宇宙，也由此他得出了絕對靜止的坐標軸的存在。到了卡諾(Carnot)和克勞修斯(Clausius)時代，時間的槪念是不可逆的，而他們的硏究卻着眼於“轉換”而不着眼於運動，他們認爲物理法則所要考慮的祇是時間的過程，而不是時間的流動方向，因而“正的時間”和“負的時間”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愛因斯坦(Einstein)的相對論問世後，人們不再認爲牛頓的絕對觀點是萬能的了，按照愛氏的觀點，時空關係取決於速度。
社會科學家對於時間的流向存在兩種派別觀點，一種認爲隨時間發展人類積聚的問題將爆炸，諸如人口、污染，而人類生存寄以期望的物質系統將崩潰，諸如非再生資源耗竭、生態平衡毀滅。另一類派別恰好相反，他們認爲盡管有問題卻會找到解決的途徑，因而天下太平，無須杞人憂天。梅多斯(Mea－dows)的“增長的極限”可以作爲前一類觀點的代表著作，西蒙(Simon)的“最後的資源”可以作爲後一類觀點的代表著作。
現代物理學把時間流向分爲兩類箭頭(指向)問題，第一類箭頭指向系統的均衡與無序，例如封閉系統的熱平衡，第二類箭頭指向系統的自組織、對稱破缺與有序，例如開放系統的生命過程，一粒種子由發芽、結果而再衍繁。
然而複雜的人類社會，什麼時期第一類箭頭主導，什麼時期又是第二類箭頭主導，一種未來的前景究竟應抱樂觀還是應該抱悲守愁呢？
1·2·3 發展硏究的困惑公理
公理1.否定因果律等於忘卻歷史
公理2.外推因果律等於決定論
公理3.信守第一類時間箭頭等於推斷世界必將毀滅。
公理4.信守第二類時間箭頭等於無視現實的混亂。
公理5.由於時間不再作爲絕對的坐標，而是參與狀態變化的算符，因此未來是測不準的(請與量子力學中海森堡測不出原理比較)。
以上五條不證自明的命題使發展硏究帶來尷尬，我們旣不能把未來的發展簡單地回歸於歷史的因果關係，也不能把未來的發展懸垂在時間的增長之上。這様一種現象逼迫我們追求最新的人類智慧，逼迫我們走多元化的硏究途徑。
1·3 從渾沌到有序
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敎授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的耗散結構理論使我們從發展硏究的迷宮中找到一條從渾沌到有序的途徑。普氏指出了從存在到演化的普適規律，塡平了無序與有序壁壘界不可逾越的鴻溝，這就是開放系統平衡態、近平衡態和遠平衡態的演化規律，在平衡態系統狀態受第一類時間箭頭管轄，系統自發地趨向無序，趨向熵增，這是一類受吸引子作用的穩態。在遠離平衡態，微觀的隨機漲落將受到非線性反饋放大，有可能在超過状態變量閥値的情況下出現自組織，從而走向新的更高層的有序穩態。
於是，困惑公理1、2將在因果律與隨機漲落相結合的普適規律下所催化；困惑公理3、4將在自組織突變和演化分支的耗散結構中所溶解。然而，困惑公理5似乎仍然無所大動搖。耗散結構理論畢竟是一門年輕的興起學科，用之於社會經濟硏究在現階段，仍舊祇限於定性地描述，定量硏究的報告，雖已有荷蘭能源分佈，美國人口分布空間結構模型等，但結論不免過於簡單。
盡管如此，人類發展硏究也算是多了一個拐杖，而且很可能在將來的某個時間它會變成一個主要的拐杖。
2.澳門發展研究各論
現將收集到的學術界有關澳門發展問題，擇其要者予以分别討論。
2·1 發展研究要素
任何一項完整的發展硏究，至少需要包括以下三大要素：目標、途徑與可靠性。
2·1·1 發展目標及目標體系
發展目標旣是發展硏究的起點也是它的終點；事實上當着嵗月流逝之後，人們總會發現二者的缺口，由此人們或興高彩烈於超發展的實現(如日本60 年代10年倍增計劃的超額完成)，或遺憾於發展的不盡理想(如計劃經濟國家衆多五年計劃的落空)。
發展目標包括那些參數，即所謂的目標體系，建議採用OECD推薦的標準，當然其中主參數是GNP 的成長率。最好先組織一輪或多輪Delphi調查，然後根據專家問卷結果而進行電腦“層次決策分析”AHP。
發展目標的制定受約於制定者的價値觀念和效用觀念，例如60年代全球增長熱的價値觀幾乎左右了當時所有發達國家的政策定者在未來學思路上目標制定，我稱之爲第2類時間箭頭思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總是偏頗於理想。
在經濟學上GNP的目標成長率，通常用投入產出法計算，在粗糙條件下甚至借用Harrod Model 也可進行，然而無論那一種方法其信用度均因未來參數的測不準(困惑公理5)而大大損傷。
2·1·2 發展途經
對於追求客觀目標的行爲而言，達到目標的途徑選擇並不困難，有所謂“條條道路通羅馬”，頂多把約束條件考慮進去使自由度減少，然而對於追求GNP增長率主觀目標的經濟行爲而言，問題就十分複雜，到目前爲止並没有找到好的算法。
事實上目前的大多數硏究都是借助於别的地區(國家)已有的經驗，列舉方案辅之計算。芬蘭未來學家Malaska敎授把這種未來思路稱之爲“軌道思路”(Railway thinking)，好象整個世界在一條指定的鐵路上運行，一些先進國家路過的“車站”，隨後發展者也必定是要尾隨的。Chenery的很多“橫斷面”(Cross Section)硏究也有這種色彩。
在發展途徑的硏究上我們始終受騒於困惑公理1和2，因而我們看到的現實是那些中央計劃經濟國家常常修正“途徑”報告，或者說原先制定的“途徑”幾年後被置之於高閣或故意讓人忘卻。
如果可與自然科學比較，這一切尤如改善試錯的試驗方法，因此發展途徑的硏究命題應該修改爲“我们應該放棄那些途徑”，而不是“邁向目標的最優途徑”，這様我们便可以把着眼點轉在發展産生的問題系統。
2·1·3 發展陷阱
發展陷阱是發展可靠度的反面詞，許多經濟學家倡導經濟發展的困境意識，這對於計劃經濟國家慣於照第二類時間箭頭設想太平發展的懶惰思想是一劑淸涼劑，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Kornai的“進退兩難意識”感現在已傳到中國大陸的經濟理論界，這是一大進步。
事實上無論社會制度如何，一國一地的經濟發展都不免存在惡性漩渦，一旦經濟狀態卷入這個漩流便難於自拔，這正是Prigogine的第一類時間箭頭吸引子穩態問題，例如Chisholm關於低度發展的五鏈惡性環，便是經濟學上關於發展中國家的不可免的陷阱，而Schumpeter和Kondratieff的長波理論，便是經濟學上關於發達工業國家不可免的陷阱。那麼什麼又是澳門發展的陷阱呢？目前尚未見諸討論，希望引起一點爭議。
2·1·4 綜合
如果將本節問題用經濟學、未來學耗散結構理論的不同思路給於綜合，可有下表。
2·2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突變問題
1999年後懸掛中國國旗的澳門特别行政區是否能夠保持繁榮與穩定，這是澳門居民在大限逼迫情況下一個熱門話題。不同的人對此所持的觀點各異，很難用一般預測方法解決，因爲這裏有所謂雙模式和不穩定突變。突變論是法國數學家托姆(R·Thom)1972年在其名爲“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morphogenesis”著作中提出的一種嶄新理論，隨後數學家齊曼(E·C·Zeeman)將其應用於社會經濟問題，其中著名的模型有戰爭與和平、股市暴跌、騷動等。
突變論認爲狀態變量的變化受制於控制變量的組合，在某個特定的區域，系統狀態會從一種穩態突然變到另一種穩態，處於這兩種穩態的中間狀態是不穩定的，例如一本直立的書祇要傾角大於某個國値它就會傾下，一本傾倒的書抬起來以後還會倒下，直立和傾倒就是兩種穩定狀態，中間的狀態都是不穩定的。
一種最簡單的突變模型是狀態變量一維，控制變量二維的尖點型突變，它的標準模式如圖2所示。
如果把狀態變量的可能分佈比喩成一張在空間佈置的紙，換言之，無論狀態可能發生怎様大的變化都是連續的，而突變的模式則是一張中間帶折疊的紙(見圖2)，圖中有陰影線條的折疊面是突變發生的地帶，它把狀態空間分隔成兩種穩定的部份，即折疊面的上頁和下頁，圖的下半部分是折疊面的投影，它是尖點型的。
如果我們把財富的增長視作社會繁榮的一個尺度，相反财富外逸視作繁榮的破壊，那麼坐標系是其表徵。現在需要選擇兩個控制Y軸變化的變量，一般在突變模型中這是一組對立矛盾的變量，在此我們選擇資本的有利可圖(K)和居民自決權失落度(V)作爲控制變量。當X很小時，這就是說澳門回歸大陸以後居民自決權利並未受損，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隨着控制變量K(有利可圖)的增長，澳門人均资本肯定會持續增長(系統處於上頁穩態)：相反，當K很小時，隨着居民自決權利失落度(V變量)的增加，澳門人均資本肯定會不斷下降(系統處於下頁穩態)。如果控制變量K、V同時增大，即狀態處於尖點型內，系統的狀態是不穩定的，它或者由下頁向上頁突變，也可能由上頁向下頁突變。爲甚麼，因爲在一個過渡的歷史時期人們利用權度的慾望都會過份(相對於正常時期)，唯恐别人去發難財，結果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上造成自由經濟制度下和中央集權經濟制度下都不會發生的特殊混亂。
可見，爲了防止突變，比較穩妥的方法使“有利可圖”大大增長的同時利益的過度始終均沾，換句話說澳門居民必須永遠保持主人翁姿態，繼續改善投資條件，而同時硏製完善的“澳門基本法”維護居民自決權益，這才是頭等重要的大事，觀望與惆悵實際上無濟於事，而積極應變方是上策。從世界範圍來看兩種制度的兼容或兼併已是大趨勢，從社會主義國家集團來看以法治國和改革也是不可擋之潮流，因此1999年的澳門回歸中國已不是1949年的大陸解放所可同日而語。
2·3 影響澳門經濟長期發展的(微觀隨機)漲落問題。
2·3·1 漲落的機制
在此“漲落”(fluctuations)是作爲物理術語而使用的，它表示宏觀變量與其統計平均値之間所形成的偏差(可稱作絕對漲落量)，例如宏觀變量X其槪率分佈服從P(X)。於是宏觀量X的平均値<X>可表爲
實際上由於個别微觀份子運動的差異，宏觀量X的取値是在均値<X>附近波動，方差可以形容這種偏離，即
<△x2>=<x2>－<x>2
這就是漲落的絕對度量，事實上人們常用相對漲落來表示漲落的劇烈程度。
可見<X>越小而<△X2>越大相對漲落越大。化學反應系統相對漲落量的大致數量級很容易給出，在平衡態附近時，化學反應系統的平均粒子數N大約是N=1023，在反應中可變化學組分的分子數X其槪率分佈服從泊松(Poisson)分佈，即
據此我們不難知道其相對方差(即相對漲落)
可見在平衡態漲落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它不足以影響系統的宏觀性質，然而在遠離平衡態，例如演化份支點上相對漲落將放大到
這是一種巨漲落，如果越過分支點系統處於不穩定分支上時，相對漲落更加放大，而達與平均値相等的數量級，即
O≈N·=1
這時漲落的驅動力完全使系統進入宏觀性質完全不同的新分支上去。
在平衡態系統服從於決定論，即由初始條件決定任何下一時刻的擴散或變化，可以維持這個相對穩定的時間標尺，按Prigogine理論是相當大的，即eN數量級，但是一當系統離開平衡態，決定論便失去主宰能力，漲落(隨機性)放大引起微觀活動間的相干性，原獨立無關的微觀活動產生彼此相關的協同動作，系統將演化到更高的有序階段。
如何定義社會經濟系統的漲落，這是一個尙未解決的問題，盡管不少文獻和我個人也經常使用這個術語。Prigogine論及的多是物理化學系統，而它們的狀態變量比較容易定義，例如一個參與化學變化的生成物濃度，於是我們祇需了解宏觀平均微觀分子運動差異的統計比較也就準確地了解到漲落的影響，可謂漲落測度的同一性。而社會經濟系統的狀態變量是一組向量，我們感興趣的是某個向量在微觀活動上的差異引起的總量漲落影響，比如人口、资本、资源它們的漲落對經濟社會形態的影響。第二，經濟系統的所謂漲落實際上是多層次的交叉影響，尤其需要了解不同分量間漲落的相干性和漲落影響力未達之前的“決定論”時間標尺。如果這一系列問題能夠得到滿意的回答，那麼長期以來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分割的現象可告結束，在這種意義下廣義經濟學或者可以得到命名。
G·Nicholis和Prigogjne對於宏觀漲落對社會進化的影響與反饋關係如下圖所示(圖3)。
以上關係還可以用另一種表達(圖4)。
2·3·2 澳門的人口漲落
據《澳門經濟年鑒》統計數據，自明嘉靖四十二年(即公元1563年)的5，000人到1981年的295，300(編者按：澳門政府統計部門最新公佈爲241，729人)人的歷史變遷情況如圖5所示。可見在這418年間澳門人口有過五次大起大落，其總超勢是指數上昇的。顯然就歷史情況考察澳門人口的漲落都是經濟漲落的産物，換言之，經濟的高漲帶來人口的高漲。
1985年澳門口人超過40萬達408，500人(編者按：此爲舊數據，按照澳門政府統計部門公佈的最新人口普查數字，1991年全澳人口爲355，693人)，全島平均人口密度爲24，909人/平方公里，由於90%的居民居住在澳門半島，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達65，933人，這是全球水平上的高密度，70年代末新加坡人口密度是3，993人/平方公里，80年代初香港人口密度是4，716人/平方公里。
log T－時間(公元紀年)對數
log P－人口對數。
現在我們需要討論以下問題。
1.城市最優人口容量P。
這是一個古老的命題，從柏拉圖(Plato)開始曾已有之，他的觀點是以一個能夠容量所有公民的廣場爲限，大槪是5，000人左右。經濟學從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U形曲線出發(圖6)也認爲一個理論上的最優人口規模是存在的。C，B成本，收益 MC邊際成本 AC平均成本 AB平均收益 MB邊際收益 P(人口)P1P2P3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城市人口存在一個經濟學上的合理範圍，絕不是人口越多經濟發展越有利。
2.人口增長與經濟繁榮周期的關係
人口巨漲落與經濟巨漲落的相干性，我們已從澳門發展歷史得到某些印證。1578年澳門人口佔爲10，000人，62年後的1640年發展到40，000人，299年後的1939年發展到245，194人，經過三個半世紀形成兩次大的人口浪潮和經濟興旺。如果據此可以得出某些推測，那就是人口巨漲落引起的相干的經濟巨漲落的周期在加大，換言之穩定相內的時間標尺將以100年以上的時間作測度。因此我不相信在可見的未來(foreseeable furture)(一般以一代人或兩屆行政官任期爲準)內澳門經濟發展存在人口增長推力的長程效應，但不排除短時推力作用。
3.人口幻覺
經濟學上“對貨幣所作的心理上的估價而忽視它的購買力稱作货幣幻覺(Money Illusion)，類此對人力短缺所作的心理估價超過人力的産出彈性，我稱之爲人口幻覺或者說得更準准確一點是人力幻覺(Labor Illusion)。貨幣幻覺的產生是由於人們祇把貨幣與其表面價値相聨繫，因此在工資加倍而同時物價也加倍時(實際工資不變)，他會覺得滿意，甚至宏觀表現爲實現消費水平的短期上昇，這是勞工的一種心態。人力幻覺是一種雇主心態，他們祇注意在工資支出水平不變的條件下利潤增長受於勞力的不足，而忘記了勞工工資對刺激社會生産增長約的積極作用，這尤其產生在澳門短期招幕內地廉價勞力的政策背景之下。據《澳門日報》1986年9月5日報導，該年上半年在政府勞工事務署登記的就業缺額730個，但對澳門的志願失業率未見報告，也許二者恰恰抵消，我估計澳門勞動力供給的工資彈性將是很大的。
4.過渡期內人口規模和人口政策思考
(1)澳門人口類型按瑞典人口學家桑德巴分類法屬增長型，據澳門人口1981年普查資料15嵗以下居民佔22.9%，15－49歲佔57%，50歲以上佔20.1%，1985年以來每年以1.5%淨自然增長率增加，如果保持這種慣性每45年人口翻一番，2025年左右如不考慮移民的部份，島內居民將超過80萬。這様的速度在世界人口價値觀念已急劇變化的今天，可謂過速。更有甚者每年機械遷入量自1981年至今平均每年以2.5萬人的規模增長僅此，到2000年澳門移民量將超25 萬，總人口將達到75－85萬!
(2)人口序參量閥値及紊亂引子
人口作爲社會經濟長期狀態的一個最重要序參量必需注意臨界(閥値)現象，如果超閥將形成紊亂引子發生不可逆的廣義混沌，諸如擁擠、污染、居住生態破壊等，同時妨礙澳門經濟進化的“轉型”。由於數據上的困難，我們目前很難作出定量計算報告，但我們希望得到澳門當局的配合在不久的將來使這種定量硏究成爲可能。按照目前主觀的判斷很可能60萬人口，就是澳門2000年人口的極限。
(3)有鑒於上述討論澳門人口政策宜提倡：
a.控制而不是放任
b.重質而不是重量
c.加強人力資本投資和提高人口素質而不是相反。
2·3·3 澳門經濟由勞動密集向資本密集的過渡問題
由人口形成的巨漲落給澳門經濟轉型帶來歷史性機遇，學界應加深這種機遇硏究。
由耗散結構理論出發，當着狀態序參量超閥後將有可能形成系統新的演化分支，歷史給我們帶到一個新的三叉路口，一條路沿着人口密度加大的軌迹維繫着勞動密集型產業，另一條路祇要出現資本強度(人均資本佔有量)的巨漲落就可能轉到資本密集的產業道路，這種演化可由圖7所示。
圖7·B表示雙維控制變量的經濟類型突變，由圖可見當人口密度和資本強度都增長時，就有可能實現勞動密集向資本密集的轉變。就全球範圍考查發展中國家逐漸由勞動密集的經濟形態向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的形態昇級是一股不可阻擋的演化潮流，就地域經濟考察亞太地區經濟地位的遷昇也是共認的客觀事實，因此澳門經濟當局在這種歷史演變時期應更多地抱以樂觀與持第二類時間箭頭的思路，勇爭大潮流中翻滾的浪花!
2·3·5 出口不穩定度的漲落問題
據澳門統計年鑒有限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澳門出口成長率也如其他發展中國家(地區)存在劇烈波動(圖8)，這種波動目前至少有五種統計算法，但都需要資料的長時間序列，這使我們又一次碰到澳門發展定量硏究一個不可逾越的困難。
一般認爲出口不穩定是由下列因素造成的：1.出口商品别的非廣譜性或者說集中系數很大；2.出口商品大多是初級品和勞動密集品，因而缺乏收入彈性和價格彈性；3.供求條件容易突然變化；4.由於出口市場高度集中，因而對外部環境變化應變能力疲弱。
澳門是貿易依賴指數很高的地區
1985年這個指數是130.82(香港是168.31)，同時澳門出口商品的集中度很高，一般用所謂赫希曼——基尼系數(Hirschman－Gini Cini Coefficient)測度，即
式中xit表示第i種出口品t年的價値，xt表示t年的總出口値
xt=∑xit
顯然，如果祇有一種產品可供出口，則系數■=100，可見這個値越大集中度越高。計算時一般按SICT兩分位或三分位商品分類法歸納，通常兩分位計算的結果略高於三分位。我們根據澳門統計年鑒極不完整的商品類別，粗略計算這個系數1985年大約是45 －60，這是高於香港的。
在地域上澳門出口市場集中度也很高，這一切都說明澳門出口波動的某些基本原因。
出口波動對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是複雜的，當出口下降時除了國際收支平衡破壊，還將影響就業水平(一般工資並不隨出口下降而下降)，出口突然上昇又將誘發通貨膨脹，通常由於出口波動而使投資效益下降，因此使經濟增長減緩。如果出口波動形成一種巨漲落時無疑將使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強化，在不利條件下甚至會使經濟走向下坡。
除上述經濟因素外，其他政治、社會因素也將對出口波動形成影響，尤其是國際關係的變化以及與此關聯的保護主義擡頭、貿易協議的變化等。我們很難預測這些因素在澳門回歸之後會產生那些有利與不利的影響，一般推測，因爲澳門不再嚴格屬於“自由世界”很容易因中國敵對國或敵對情緒而遭到貿易上的連鎖性報復，諸如原普惠制的否定等，另一方面當澳門出現不利的經濟波動時又將會得到中央政府的強力支持而使其承受能力加大。一般對策，仍舊是發展生產提高產品品質和降低成本加強市場佔有率，並使產品廣譜化。
主要參考文獻
[1] I.Prigogine,I.Stengers:"ORDER OUT OF CHAOS" Bantam Books,Inc. 1984.
[2] Pentti Malaska,"Organic Growth and Renewal" Turku,Finland,1985.
[3]黃漢強，“澳門的經濟、政制與社會”《濠鏡》1986 年9月。
[4]陶在樸，“經濟發展的理論與戰略管理”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88.
198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