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如何迎接知識經濟挑戰
閻世平(中國廣州中山大學中國管理哲學博士、副教授) 董蓮榮(廣西大學講師)
內容提要
知識經濟為澳門實現新一輪經濟騰飛帶來了良好機遇。面對經濟全球化和悄然來臨的知識經濟，澳門必須而且能夠實現經濟轉型。文章認為，澳門實現經濟轉型的關鍵是：一是要選準新的經濟增長點。高科技產業既是澳門新的經濟增長點，也是目前的“瓶頸”(薄弱)產業，必須大力加強。二是要強化優勢產業，實現經濟良性循環。高技術手段的文化娛樂業是澳門的支柱產業。它的發展不僅關係到澳門社會經濟的穩定，而且決定着能否實現經濟轉型的問题，所以必須大力扶持。三是要進行企業組織形式變革，發展“虛擬公司”。虛擬公司是知識經濟的必然要求。作者還認為，轉變舊觀念，發揮政府對國民經濟的扶持和調控作用，是澳門完成經濟轉型，實現經濟騰飛的關鍵之關鍵。
澳門土地狹小，人口密度高。它背靠祖國大陸，東鄰香港，地理位置優越，是典型的微型經濟地區。六七十年代，澳門憑借着擁有配額、關稅和低成本(與香港比)的比較優勢，一度成爲低成本加工區，並通過出口導向型戰略，促進了經濟迅猛發展，實現了經濟發展的第一次飛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澳門因爲對外關係密切，加上其自由港的獨特優勢，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滾滾大潮中，成爲大陸發展對外貿易和引進外資的“橋樑和窗口”。澳門經濟也因此而蓬勃發展，創造了年均生產總値遞增的奇迹，1994年達518.4億澳門元，是1982年的六倍(82年爲84.2億)，實現了經濟發展的第二次飛躍。此外，在此期間澳門的經濟結構也發生了根本改變。除博彩業外，金融、貿易、工業等也都有了很大發展。目前，隨着知識經濟的來臨，澳門經濟又面臨着新的機遇和挑戰。雖然東南亞金融危機陰影尙未散去，澳門經濟還未走出低谷，但是，衹要抓住知識經濟的機遇，及時調整經濟結構，制定旣切實可行又具有超前性的經濟發展戰略，澳門經濟可望在21世紀初期實現第三次飛躍。本文從知識經濟的特點入手，對澳門未來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戰略等問題發表一孔之見。
一、知識經濟對澳門經濟的影響
人們依照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變化以及勞動者勞動方式的變革，把人類的生產過程區分爲物質資源生產型和知識資源生產型兩種類型。前者以經驗性體力勞動爲主，以實物的加工爲中心。在生產上，實物(產出)的數量與投入的資源和消耗的人類體力勞動大致成正比。在消費上，實物產品遵循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即隨着產量的增加，單位實物產品帶來的效用越來越少。况且實物產品一旦消耗掉之後就不復存在。人們福利的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以大量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的減少爲代價的。這種實物資源生產型經濟(或實物經濟)又根據其發展階段不同，進一步區分爲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二種經濟。後者是以創造性智力勞動爲主，以知識和數據爲中心的知識性生產過程。它又可分爲知識的生產和知識的應用。與實物經濟相比，知識的生產和運用需要消耗大量的腦力勞動和較少的物質資源。知識產品與投入的智力勞動成正比，但對自然資源的消耗不多。在消費上，知識產品遵循邊際效用遞增規律。因爲，知識產品的復製(拷貝)幾乎不花任何成本。一項知識被社會採納和運用得越廣泛，其效用越大。同時，知識產品的消耗過程不是對產品本身的損耗過程，因爲，消費之後，知識依然存在，消耗的衹是承載知識的實物(載體)。通過複製，傳播知識產品可以以極少的物質資源和勞動消耗爲社會帶來極大的社會福利，所以，知識產品的邊際效用是遞增的。
可見實物性生產過程和知識性生產過程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生產過程，二者服從着不同的經濟學規律。這兩種生產過程都是與一定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階段。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農業是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社會勞動以農業勞動爲主，於是形成以農業爲主體的農業經濟時代。自從英國“產業革命”之後，工業逐漸取代農業成爲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社會生產以機器大工業爲主，雖然實現了勞動手段的現代化，但一般工人的勞動衹是不斷重復地完成社會分工賦予他的角色，其性質仍然是簡單勞動。工人或一般員工成爲社會勞動力的主流，於是進入以工業爲主體的工業經濟時代。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分屬於實物經濟的不同發展階段，即低級階段和發達階段。而繼工業經濟時代之後出現的信息經濟社會，其主導產業是以知識性勞動(智力勞動)爲主的“信息產業”。因此，“信息社會”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知識經濟社會，或稱爲知識經濟的低級階段。隨着社會進步和知識經濟化程度不斷加深，人類必然會進入知識經濟的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然而，知識經濟也不是空中樓閣。就世界範圍來說，知識經濟以實物經濟的高度發展爲前提，沒有高度發達的農業和工業，就不可能發展知識經濟。因爲知識經濟需要勞動力素質的全面提高，需要勞動者具有良好的文化素養和技術技能，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又以社會物質財富的豐富爲前提條件。因此，知識經濟不是對實物經濟的否定，而是對實物經濟的繼承和發展，是實物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但就一個國家或地區而言，可以充分利用國際分工和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利益，使本地區經濟跳過其中的某些環節，因地制宜地發展知識經濟中的某些產業。知識經濟與實物經濟的關係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知識經濟與實物經濟在時間上是繼起的
從時間來看，先有實物經濟，然後才有知識經濟。在實物經濟內部，先有農業經濟，後有工業經濟。農業經濟始自人類文明之初一直持續了幾千年，直到19世紀(至今世界上部分地區仍然屬於農業經濟階段)。在這一經濟發展階段，人們採用的是原始技術，使用落後的生產工具(如犁、鋤、刀、斧)和交通工具(如馬車、木船)，主要從事農業生產，輔之以手工業。勞動生產率主要取決於勞動者的體力。自19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陸續完成了工業革命，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生產，汽車、火車、輪船和飛機代替了落後的交通工具。於是世界經濟發展進入了第二階段——工業經濟階段。在這一階段，經濟發展決定於人們對稀缺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的佔有程度。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着世界經濟的發展，資源短缺問題日趨嚴重，一些不可再生的稀缺自然資源如石油、煤炭等日趨枯竭，環境污染日益惡化。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使知識或智力資源逐步取代自然資源而成爲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世界經濟步入另一個新的階段——知識經濟階段。可見，從時間來考察，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是順次出現的，即在時間上是繼起的，每一種經濟階段都與它的生產力發展階段相適應。
(二)知識經濟與實物經濟在空間上是並存的
我們是從兩個層面上來區分實物經濟和知識經濟的。從微觀層面上看，在一個組織或企業中，如果在生產力諸因素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勞動力和資源，則該企業就是一般企業或稱非知識產業；如果起決定作用的是智力和知識，則該企業知識產業。從宏觀層面上看，在一個國家或地區裡，如果社會經濟過程主要是實物性生產過程，實物產品在生產性消費和生活性消費中居主導地位，那麼，該國家或地區就屬於實物經濟形態；如果社會經濟過程中知識性生產過程成長爲主導方面，而實物過程退居次要地位，社會生產方式由以消耗物質資源的實物生產爲主轉變到以知識性生產爲主，知識消費成爲消費的主導方面，於是，知識經濟應運而生。因此，非常淸楚的是：知識經濟並沒有否定實物經濟。在知識經濟社會裡，實物生產依然存在，實物產品仍然是社會消費的基本產品，因爲人們不可能吃知識、住知識。人們的衣食住行必須依賴農業和工業來滿足。衹不過相對於知識產業而言，農業和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値(GDP)中之比重下降而已。所以說，實物經濟與知識經濟同存在於一種社會形態中，實物經濟社會中有知識產業，知識經濟社會中同樣有農業和工業。但是，必須淸楚的是，在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產業結構呈現出不同特點，經濟發展有不同軌迹並遵循不同的規律，硏究這些特徵和規律對於實現澳門經濟轉型有重要借鑒意義。
17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家威廉·配第(Willian Petty)在他的名著《政治算術》中描述過這樣的現象，配第認爲：製造業比農業，進而商業比製造業能夠得到更多的收入。這種不同產業之間相對收入上的差異就會促使勞動力向能夠獲得更高收入的部門轉移。20世紀初，另一位英國經濟學家科林·克拉克(C.G.Clark)提出了三次產業分類法，並對人均收入與勞動力的關係問題進行了實證硏究，通過大量硏究，他發現：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國家，農業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的比重相對越小，而第二、三次產業的勞動力所佔比重相對越大；反之，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國家，農業勞動力所佔的比重相對越大，而第二、三次產業勞動力所佔比重相對越小，這就是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配克定理主要指出了在經濟發展中勞動力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產業分佈結構的演變規律。而且，還指出了勞動力分佈結構變化的動因是產業之間在經濟發展中產生的相對收入差異。在這一硏究基礎上，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庫茨涅玆對三次產業所實現的國民收入的比例關係及其變化規律問題進行了探討，他把第一二三次產業分別稱爲“農業部門”(A部門)、“工業部門”(I部門)和“服務部門”(S部門)。通過實證硏究，他得到的結論是：隨着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不斷發展，農業部門(第一次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和農業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工業部門(第二次產業)的國民收入相對比重，不斷上升，但勞動力相對比重卻大體不變；服務部門(第三次產業)的勞動力相對比重不斷上升但國民收入相對比重略有上升。也就是說，隨着人均收入的不斷上升，工業部門是創造社會財富的主要部門，而服務部門是解決勞動力就業的主要部門。我們認爲，庫氏的這一重要結論涵蓋了知識經濟的內容，對澳門經濟轉型有重要啓示作用。庫氏所說的工業部門或傳統的“第二次產業”，進一步可以區分爲“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和“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三種類型，前兩者屬於實物經濟產業，而知識密集型產業就是知識經濟的內容。庫氏所說的工業部門是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這裡的工業部門主要指知識密集型產業，因爲隨着經濟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會逐步退居次要地位。庫氏所講的服務部門或傳統的第三次產業，包括：商業、金融保險業、服務業、不動產業、政府機關、國防、文化娛樂、敎育及其他服務業。其中敎育產業和以現代高科技爲手段的文化娛樂產業是知識經濟的重點產業。顯然，知識經濟的主導產業涵蓋在第二、三次產業的內容中，發展知識經濟的實質就是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和以高科技爲手段的文化娛樂產業和新敎育產業。以高科技爲手段的文化娛樂產業在澳門國民經濟中已經居重要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澳門的知識經濟已有相當規模。這爲將來經濟轉型，發展更高層次的知識經濟奠定了基礎。
(三)知識經濟促進了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因爲使分工更加精細，爲一個地區特別是經濟結構單一的微型經濟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契機。當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使經濟全球化、一體化趨勢日益加強。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他的著作《全球雜誌》中描述經濟全球化的背景時指出，跨國界的計算機網絡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電視、電話、計算機連爲一體，將整個世界變成了“地球村”。由於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快速、經濟地在全球範圍內傳遞大量信息數據成爲可能，這樣跨國公司的生產者和經理們就可以把生產的各個階段廣泛分佈在世界各地，然後通過信息傳遞，把他們有效地組織起來。信息時代帶來了經濟全球化。新的組織生產方式和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佈置生產和銷售，已大大改變了傳統國際貿易的分工模式。一個國家或地區出於效率和成本考慮，已不再一味地追求完整地佔領一個產業，而是根據自己的綜合實力和比較優勢，盡力搶佔一個產業的高技術環節或高附加値領域，同時把勞動密集型和低附加値環節轉讓給其他國家或地區，形成新的國際貿易分工體系。這意味着國家或地區的綜合優勢已經不體現在某一類產品上，出口產品的結構已經不能反映某一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水平。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新的生產分工體系表明，誰能夠在佔領一個產品生產環節中的高技術、高附加値環節，誰就能在國際競爭中佔有優勢。這種新的變化給澳門提供了新的發展機會。澳門地區狹小，經濟單一，綜合競爭能力弱。但是，澳門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廣泛的國際經濟關係和經濟實力，充分利用高度發達的新的國際分工體系，積極發展某些先進產品中的高新技術和高附加値環節，形成自己的優勢。
(四)知識經濟為微型經濟地區提供了發展的良好機遇
傳統工業經濟的競爭優勢是建立在規模經濟的基礎上的。企業通過擴大經濟規模來降低生產成本，保持在競爭中的優勢地位。大規模生產有四個必要條件，一是要有規模龐大的現代化廠房，二是要有供應充足的能源和原材料，三是要有廉價而豐富的熟練勞動力市場，四是要有一定的內需市場，顯然，微型地區是不能滿足這些條件的。然而，知識經濟則不同。知識企業的顯著特徵是敏捷性，即企業要能夠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迅速作出反應，進行開創性工作。適應敏捷性要求，企業普遍採用扁平化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的特點是企業規模不大，中間管理者將大幅度減少，經理與職員直接溝通。具體的公司(企業)形式主要是虛擬組織或叫虛擬公司。所謂虛擬公司是指企業在組織上突破有形的界限，雖有生產、行銷、設計、財務等功能，但企業內部沒有完整地執行這些功能的組織。也就是說，把企業的一部分輔助功能轉化出去由社會(其他企業、組織)來完成，衹保留最具優勢的功能或核心業務，實現以最小投入爭取最大收益的目標。虛擬公司的具體操作形式多種多樣，其中主要有虛擬生產、虛擬開發和虛擬銷售。虛擬生產是指企業把核心業務(例如某個產品的高技術、高附加値環節)保留下來，並集中力量進行攻關和創新，而把大量輔助業務轉移出去由別人來完成。虛擬開發則是由各企業聯合攻關，共同開發。虛擬銷售是企業之間彼此利用自己的銷售渠道爲對方服務，不需增加費用，就能擴大銷售網絡。所有這些變化，對澳門經濟發展是十分有利的。澳門土地狹小，資源匱乏，缺乏熟練勞工以及內需市場不足等因素決定了澳門不具備建立現代化大企業的客觀條件，大規模地發展傳統工業經濟旣不現實也無必要。而悄然來臨的知識經濟則爲澳門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帶來了機遇。例如，虛擬生產規模不大，佔地不多，在澳門發展非常有利。又如，澳門與西方國家特別是拉丁語系國家有密切聯繫，旣可以通過虛擬銷售和聯合銷售之形式來擴大雙方利益，取得聯合利益(Synergy)；還可以發揮優勢，成爲國外虛擬生產企業的輔助生產和服務單位；此外，還可以引進國外技術發展技術含量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
總之，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爲澳門經濟提供了新的發展契機。如果抓住機遇，澳門不但能擺脫目前的低迷狀態，而且能實現新的飛躍，創造新的經濟奇迹。
二、澳門發展知識經濟、實現經濟轉型的可行性和戰略
如上所述，知識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化，導致經濟全球化，爲澳門經濟發展提供了機遇和風險。機遇和風險是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面，或者形象地說是一個銅板的兩個方面，它們同時存在於一個矛盾體中，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把機遇變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而使矛盾在總體上向着有利於澳門的方面發展。爲了使澳門在知識經濟的浪潮中趨利避害，關鍵是要壯大澳門的經濟實力，營造一個能夠應付風險的區內環境。構成這種環境的重要因素包括良好的宏觀經濟政策，符合國際慣例的健全的經濟法規體系，優良的基礎設施，高效率的敎育和科技事業以及高效、廉潔的政府。
首先，選準澳門新的經濟增長點。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敎授邁克爾、波特敎授在其名著《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競爭優勢由六個因素綜合構成，他們分別是生產因素、需求狀况、相關和輔助行業策略、企業策略、市場機遇以及政府宏觀政策等。他認爲，在這六個因素中，生產要素起核心作用，生產要素由基本因素和推進因素兩部分組成。所謂基本因素是指一國先天有的因素，例如地理位置，自然資源和受過技術訓練的勞動力等。而推進因素則是指投資與發展所創造的有利條件，其中特別強調和重視科學技術和科硏人員。對於一個國家或地區而言，基本因素的作用因爲缺乏持續性很容易被其他國家的競爭優勢所替代。例如，自然資源的枯竭可能導致世界經濟重心轉移。世界經濟重心轉移可能使某一地區的地理位置由重要變爲不重要。經濟轉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可能會使某一地區原先熟練的勞動力優勢喪失等等。所以，在生產要素中，推動因素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基本因素。衹有不斷地加強對科技和敎育投資，改進推動因素，一國或地區之競爭力才能得以保持。
我們用波特的理論來分析澳門過去幾十年經濟發展的軌迹就會發現：1.就基本因素而言，澳門的優勢是地理位置優越，是東西方貿易的樞紐。劣勢是科學技術和科硏人員等推動因素相當薄弱。2.就需求因素而言，澳門人口僅40餘萬，市場需求十分有限，不利於吸引外資來澳門投資。3.與製造業發展關係密切的相關和輔助行業發展滯後，未能配套，大大限制了工業的持續發展。4.就政府政策而言，政府一直採取無爲的自由放任政策，對經濟發展沒有起到指引和推動作用。儘管以上因素大多數是不利於澳門發展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澳門經濟60 年代以來有兩個較快的發展時期，實現了兩次大飛躍。第一次經濟飛躍發生在70年代。在整個70年代，澳門利用自由港及關稅配額和低生產成本的優勢，實行出口導向戰略，推動經濟迅速增長。第二次經濟飛躍發生在80年代，持續到90年代中期。這一時期，澳門利用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爲改革開放的大陸與世界各國進行商貿往來的“橋樑和窗口”，從而帶動商業、貿易、金融保險及加工工業的全面增長。可以說，這兩次經濟飛躍都主要是由澳門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自由港地位帶來的，是機遇選擇了澳門。進入90年代後半期以來，由於受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澳門經濟進入了低谷期。今年澳門將回歸祖國，澳門能否在回歸祖國後，在下個世紀初走出低谷，實現第三次經濟大飛躍有重要意義。我們認爲，澳門實現第三次飛躍的關鍵是要選擇好重點產業，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顯然，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已經使區位優勢不復存在，關稅、配額等優惠政策也逐步消失。今後，澳門衹有加強對科技產業投入，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現代的管理方式以及重視人力資源的培訓，才能推動澳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高科技產業是澳門發展最薄弱的產業，也是澳門新經濟的增長點。澳門經濟就像一個大木桶，它由若干塊木板相拼而成，其中科技產業或知識產業這塊木板最短，衹有把它加長，才能增加整隻木桶的容量。
澳門發展知識產業或高科技產業不僅必要，而且可行。我們認爲，發展澳門高科技產業不能僅靠澳門之力量，必須加強和港穗地區及大陸其他地區的聯繫與合作。如政府高層、科技界、企業界互訪；建立高新技術產業協調委員會；政府建立風險投資基金；聯手開發潛在科技資源；以及發揮澳門“自由港”和“知風鳥”的功能，強化對內地科技信息幅射中的互補作用。
其次，調整產業發展戰略，積極發展知識產業。
1.積極發展現代文化娛樂業，形成知識經濟內部的良性循環。
如前所述，知識密集型工業、信息服務業、高技術手段的現代文化娛樂業及新敎育產業等本身就是知識經濟的主要產業。在以上諸產業中，文化娛樂業歷來就是澳門的重要產業，博彩業是澳門的象徵，澳門就是以“東方的蒙特卡羅”而聞名遐爾的。澳門回歸祖國後，博彩業及其相關產業作爲澳門的支柱產業之一不但不能削弱，而且還需加強，否則，澳門將因失去其特色而喪失經濟發展的源泉和動力。但是，要鞏固和加強旅遊博彩業的地位，必須利用現代化的技術手段對其進行改造和創新，眞正實現娛樂產業的知識化。娛樂業的發展也不能忽視對中國傳統人文資源的開發，衹有對傳統資源去蕪存菁，並對流行趣味和高新技術進行相應的改造，兩者的結合才能旣保留傳統芬芳，又發揮先進迅捷的現代優勢。總之，唯有創新才能保持博彩娛樂業的勃勃生機，帶動澳門知識產業，乃至澳門經濟的良性發展。因爲，從目前來看，旅遊博彩業是澳門財政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澳門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它的興衰對澳門之穩定和發展舉足輕重。如果能使它蓬勃發展，政府和社會就有財力來扶持其他知識產業如信息服務業、新敎育產業等的發展，從而形成知識產業內部的良性循環，培育和加速經濟增長點的形成。
2.加速信息服務業的發展刻不容緩。信息產業是知識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知識經濟中起到發動機作用，沒有信息服務業的高度發展，發展知識經濟是不可想像的。關於澳門信息產業的超前發展問題，中央政府也提出了誠懇的意見，國家科委認爲今後澳門經濟的取向是以跨越的方式建立全新的高科技產業，即“從生物和信息兩大高技術入手，培養生長點，營造新產業”。我們認爲生物技術雖然重要，但目前缺乏發展的條件，澳門大學目前尙無生物技術方面的系科，高科技人才的引進和實驗設備的建設都有待時日。信息技術和信息服務業方面的情况好得多。澳門不僅有一批通訊設備生產企業，澳門又處於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結合部，信息靈敏，加之澳門人民豐富的市場經濟經驗，因此信息服務業發展有較深厚的基礎。更爲重要的是，信息產業對其他產業的杠杆作用非常大。如果信息產業發達，政府和企業就能快速、準確地捕捉世界經濟信息，參與國際分工，及時地佔領產品生產工序中的高附加値、高技術環節，使澳門眞正成爲“地球村”中的佼佼者。
3.適應新的經濟形勢，實現服務重心轉移。
澳門的商業貿易，金融保險業務在過去二十年發展很快，雖然不能與香港媲美，但在澳門經濟中佔重要地位，在溝通大陸與西方國家的商貿往來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澳門既與歐美國家特別是拉丁語系國家有廣泛的經濟和信息交流，又與大陸同胞同宗同根，經濟聯繫密切，眞正起到了聯結大陸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橋樑和媒介作用。我們認爲，這種關係是澳門擁有的一筆巨大的無形資產。如果加以利用，將爲澳門經濟繁榮帶來滾滾財源。今後，適應知識經濟的要求，應該充分利用這些渠道拓展技術轉口貿易和信息服務業務。也就是說，利用自己的關係，廣泛搜取、捕捉經濟技術合作信息，然後有償提供給澳門境內外企業。我們認爲，澳門過去扮演的是有形商品貿易中轉站的角色，今後，應雙管直下，爲客戶提供各種技術和合作信息。
4.適應發展知識經濟的要求，發展虛擬公司。如前所述，虛擬公司伸縮性好、規模可大可小，特別適合於在澳門這樣的微型經濟地區組建和發展。我們認爲，適應發展知識經濟要求，澳門地區應該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展一批高新技術產業，在組織管理形式上，這些高新技術企業不能沿用過去的科層制和家長制，而應採用新的組織形式——虛擬制。以虛擬生產爲主，兼顧虛擬開發和虛擬銷售。即組建一批高新技術企業，這些企業衹負責某些核心業務，如產品的高附加値環節，而把相應的輔助業務分化出去由內地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合作單位完成；也要鼓勵澳門本地的工商企業爲境內、外的高新技術產業提供輔助業務服務、儘快擺脫困境。有條件的企業也可以進行虛擬開發和虛擬銷售業務，但考慮到澳門企業本身實力不強，澳門內需市場不足，短期內大規模地開展虛擬開發和銷售業務不現實，故虛擬生產應成爲重點，當然，虛擬生產業務的開展也離不開政府和社會的大力支持。
最後，轉變觀念，發揮政府對經濟的調控作用。
幾百年來，澳門政府對澳門經濟一直採取自由放任政策，任憑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來發揮作用。政府這種不干預政策對於澳門經濟的自由發展，促進澳門的繁榮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但是，隨着世界經濟形勢的發展，政府過去那種衹收稅，不指引的“無爲”政策的效力遞減。我們認爲，要想使澳門擺脫經濟困境，實現第三次經濟飛躍，澳門政府必須擯棄“無爲”的舊觀念，積極扶持經濟的發展。理由是：政府從“無爲”政治到“有爲”政治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自從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理論以來，資本主義國家普遍採取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這種政策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繁榮確實有過積極作用，但20世紀30年代初那場世界性的經濟大危機，使各國政府從惡夢中醒來。戰後，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政府應該適度干預經濟新經濟思想。此後，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一改過去自由放任的政策，積極干預本國經濟，並獲得極大成功。可見，政府干預經濟是經濟發展規律使然，而非制度使然。澳門政府必須徹底擯棄舊觀念，不要認爲經濟干預就等於“社會主義”，放任自由才是資本主義。有人認爲，澳門政府不干預經濟是“無爲而治”的表現。我們認爲這種看法也不對。老子的“無爲而治”哲學的精髓是：一切任其自然，一切按照事物本身的規律辦事，君主或統治者不要人爲地干預，使事物發展背離其規律。可見，其本意是一切要按規律辦事，不要人爲地阻撓和干預。所以，關鍵不在於是否“有爲”，而在於這種“有爲”(干預，參與)是否正確，是否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因此，我們認爲，爲適應新的經濟發展形勢，澳門政府應該制定切實可行的經濟政策，積極扶持高新技術產業和新敎育產業及其相關產業的發展，爲實現澳門經濟新一輪繁榮而努力。具體政策是：
1.大力扶持澳門大學，增強其高新技術開發能力和輻射能力。
當今國際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知識經濟化”。“知識經濟化”的主要標誌就是知識產業化，“學院——企業”機構誕生及知識消費大衆化。無論哪個方面都離不開高等敎育。知識產業離不開高等敎育已不言而喩，同樣，“學院——企業”機構的誕生也要以高等敎育的高度發達爲前提。所謂“學院——企業”機構，指的是介於“學院——企業”二者間的機構。在知識經濟時代，大學與企業之間開始打破壁壘森嚴的界限，其間區別走向模糊。一方面，大學和科硏院所開始興辦技術含量高的生產性企業，另一方面，一些有能力的企業開始建立高水平硏究機構。大學與企業互相交流，互相支持。從澳門來看，澳大是澳門唯一一所綜合性大學，其學科門類尙不齊全，師資隊伍、實驗設施及科硏水平與世界一流大學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因此，加強對澳門大學投資大量引進高水平師資與人才，提高其綜合水平已刻不容緩。可以想像，一個高水平、高輻射能力的澳門大學對支持澳門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的潛力是不可估量的。
2.實施產業傾斜政策。
政府對於重點發展的產業，如高新技術產業、新敎育產業、信息服務產業等，從資金上予以支持，在稅收上予以優惠。使這些產業在國家的保護政策下迅速成長起來。(1)
3.實行產業援助政策，援助企業轉移和退出行爲。政府建立調整援助資金，對一些需要關閉、搬遷、升級的企業，提供優惠貸款。又如：政府採取：“收購廢棄制”以及對建廠用地的適當補貼等等。(2)
4.政府要發揮經濟合作的“橋樑”作用。知識經濟是開放的合作型經濟。政府要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做企業與外界合作的“橋樑”和“媒介”。政府要爲企業提供各種有用的信息，爲企業與外界進行經濟技術合作牽線搭橋，並提供各種方便。
5.積極引進各方人才，爲發展澳門服務。發展知識經濟離不開高素質人才。政府應廣開賢路，盡一切可能引進大量高素質人才，並爲他們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學習環境和生活環境。能否吸引和擁有一大批高素質人才，是澳門能否完成經濟轉型、實現經濟飛騰的關鍵之關鍵。
註釋：
(1)(2)請參見拙作《澳門產業結構轉換、升級問題硏究》，載《澳門硏究》第3期。19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