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澳門回歸後的發展路向和策略的思索
何佳聲(廣州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教授)
澳門即將回歸祖國，這是洗刷中華民族百年耻辱的一樁大事，也是實踐“一國兩制”的又一次示範，自然引起國人振奮，世人矚目。澳門爲微型的“隨波逐流”的經濟，對外依賴性極大。自90年代後期經濟面臨嚴峻的形勢。從1996年起，其經濟進入負增長期，1996年爲負0.5%，1997年爲負0.1%。1998年在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下，經濟衰退進一步加深，爲負3.5%，失業率則攀升至5.6%的高水平。社會治安也進一步惡化。澳門經濟在90年代後期陷入困境，其原因固然是複雜的。但與澳門後過渡期的“夕陽政府”，缺乏淸晰、科學合理的經濟發展路向，也是制約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此期間，澳門和內地的學者，發表了若干份有份量的、眞知灼見的硏究報告，但由於缺乏政府強有力的指導和大力支持，許多正確的意見和建議，被擱置，難以轉化爲可操作性的政府決策。澳門即將回歸，澳門特區政府第一屆行政長官已經中央政府任命，特區政府的籌組也已完成。在人心思歸、人心思變的時刻，人們寄希望於特區政府行政長官，能以新形象、新權威、新姿態和科學決策，帶領澳門人民邁入新世紀。筆者作爲一位長期關注澳門繁榮和穩定的內地學者，在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硏討會上，對澳門未來的發展路向，談一孔之見，以拋磚引玉，爲未來澳門特區政府獻計獻策，使澳門明天更加美好。
一、對澳門地位的再認識
從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來考察。經濟全球化的基本特徵是商品、資源、技術、信息、資本、人才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和配置，形成各國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織的複雜局面。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表現：一是國際貿易的自由化，推動了世界經濟迅速發展，這是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二是國際跨國公司的規模和實力的不斷擴大和日益增強，控制世界生產、貿易、投資和技術；三是以信息科技爲標誌的當代科技的迅猛發展，爲經濟全球化創造了重要的技術條件；四是國際金融信息化的發展，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資金交易的規模和速度迅猛發展，推動了金融活動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來說，旣是機遇，又是挑戰，機遇大於挑戰。它有利於我國吸引外資，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和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培養高素質的人才，以便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開拓國際市場，但也必然帶來更大風險。因此，必須從全球化的眼光，觀察形勢、分析問題和調整戰略。經濟增長方式要從速度型轉向質量型；國際貿易從異質商品互補型轉向同質量商品市場佔領型；由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向投資與出口並重，中間產品進口替代轉變；金融從以間接融資爲主向間接與直接融資並舉轉變；從產業保護向開放市場轉變；管理體制從側重單項、散件和行業管理，轉向綜合、系統和網絡管理；全球的宏觀管理和戰略調整，越來越成爲各國政府關注的一個大問題。
澳門雖爲微型的經濟，自身發展空間餘地不大，資源貧乏，經濟實力也不強。但從經濟全球化的視角來考察，澳門從小看大，它背靠的是珠江三角洲西部，沿西江往西北上溯，有西江中下游廣闊的經濟腹地。它與歐盟和拉丁語系國家，有着悠久的經濟、文化聯繫。在歷史上，澳門的興衰與這種潛在的優勢，能否得到發揮和發揮的大小息息相關。因此，在澳門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而關鍵是發揮澳門資本主義制度的優勢，使澳門成爲溝通內地與世界的紐帶，是內地實施多元化出口貿易的橋樑。這是內地任何一個城市所無法比擬的。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有利於促進兩岸良性互動，對推進祖國和平統一也將起示範作用，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殊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窗口”和“橋頭堡”。因此，許多學者把澳門定位爲區域性的商貿中心，亞洲的“拉斯維加斯”，資訊中心等，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最本質的是要維持澳門資本主義的自由港、獨立關稅與拉丁語系國家的特殊關係，以及對台灣的獨特作用。而在現實經濟活動中，澳門究竟能形成若干甚麼“中心”，不是人們的主觀臆想，而是社會經濟活動自然形成的。如在香港回歸之前，人們一致認爲是航運中心、金融中心、旅遊中心等，回歸後，隨着香港產業升級的客觀需要，香港特首董建華先生認爲香港今後要集中在資訊科技中心、中醫中藥中心等領域發展。深圳隨着其經濟實力的增強，廣東省委確定爲中心城市和物流中心，而隨着高新技術產業交易會的舉辦，也可能發展成爲全國性的“會展中心”。
二、澳門回歸後的發展路向
從經濟全球化的視角，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內，從發揮澳門的潛在優勢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現實，動態地認識澳門的發展路向。筆者把它槪括爲“三位一體”：
一是“澳門——國際”，重點是充當中國與歐盟和拉丁語系國家的橋樑和樞紐；
二是“澳門——內地”，以廣闊的內陸腹地爲依托，尤其在粵港澳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發揮“中介”和“中心”作用；
三是“澳門——台灣”，在兩岸良性互動和祖國和平統一中發揮獨特的作用；
四是“一體”，在兩岸四地經濟整合和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進程中與香港、廣州和珠江三角洲中小城市構成21世紀的國際大都市帶，以振興中華。
對此，已故的澳門知名人士何賢先生曾經把澳門和香港比喩爲祖國的兩個鼻孔，叫做“兩個鼻孔出氣”。已故的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承志寄希望澳門在祖國現代化建設中發揮“第二個香港”的作用。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在澳門特區籌委會第四次會議上指出：澳門的回歸是實現祖國統一的又一個範例，澳門在兩岸關係交往中起着獨特的作用。這些對澳門地位、作用的生動描繪，在澳門特區籌委會成立前後，無論是民間、半官方或官方的有關機構和學者，對硏究澳門的發展路向極爲關注，前後提出了若干個硏究報告，在廣泛調查硏究的基礎上，提出許多有益的建議和意見，這確實對未來澳門特區政府，在廣納民意的基礎上，作出科學決策有所裨益。
三、澳門回歸後，社會經濟發展的策略
自1996年以來，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値開始出現連年的負增長，經濟一直處於不景氣狀態，社會治安嚴重惡化，人們寄希望於未來澳門特區政府，能切實改善社會經濟的施政方針，帶領澳門人民邁向21世紀。內地關注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的學者，也與澳門人民的脈博一起跳動，獻計獻策。筆者也基於這種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對澳門新時期的發展策略提出一些淺見。
在澳門回歸後，首先對維持和推進澳門的繁榮和穩定的基本指導思想是中葡聯合聲明和澳門《基本法》所確立的“一國兩制”的方針，在1999年1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行使主權以後，“澳門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制度基本不變。”“澳門特別行政區將繼續作爲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區進行經濟活動。資金進出自由”。可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並簽訂有關協定。可見，澳門的未來仍是一個具有資本主義的自由港特色的國際化的城市。這爲澳門的未來發展繁榮提供了根本的保證。具體策略是：
(一)重建一個高效、精簡、廉潔、公正，以法治澳的、有權威的澳門特區政府。
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一方面是弱化傳統的政府角色，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和政府也正在掀起新一輪的國內政治體制改革和政府政策調整的新浪潮。這包括加強政府宏觀調控和監管，促使本國和本地區的整個經濟運行更加健康和協調發展；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克服制約本國和本地經濟發展的“瓶頸””；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産業升级，提高國際競爭力；建立一個民主、文明、進步、公正的社會。香港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在董建華特首的領導下，兩年多來在推進“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實踐中，確保了經濟安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調整了產業結構，確立長期的發展戰略，提高國際競爭力，以及在紓解民困等方面，採取有力的政策措施和成功的實踐，贏得國際讚譽。我國內地有些市、縣，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進程中，政府的機構改革也取得突破性進展，如深圳市政府已初步建立了八大行政管理體制。其中主要的有科學化、民主化的行政決策體係；小政府、大社會的大系統的行政管理體系；以間接管理爲主的宏觀調控體系；反腐倡廉的行政監督體系；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行政法規體系等。這些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成功實踐，爲我國各級政府建立一個效率高、運轉協調、行爲規範的行政管理體系作出新貢獻。澳門特區政府的建立，必須有效地借鑒國際和國內政府體系改革的實踐經驗，結合澳門的實際，從根本上扭轉原葡萄牙政府管治的澳門政府那種官僚作風嚴重、行政效率低下、法治程度低的“夕陽政府”。因此，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後，應致力於建立有效的監察機制，可根據《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並結合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况，重組審計署、廉政公署、海關等部門、重整警隊形象、厲行反貪倡廉，嚴厲打擊黑社會活動，從根本上改善澳門的治安環境。以充滿生機活力的新形象和權威，鼓舞澳門人民的信心和希望，帶領澳門人民走向21世紀。
(二)強化澳門作爲中國與拉丁語系國家經濟貿易聯繫的樞紐和橋樑。
世界上以法、西、葡、意等拉丁語系的國家有30多個。拉丁語系國家的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的九分之一，國民生產總値佔六分之一，經濟技術實力相當雄厚，高新技術發達，爲世界上高新技術源之一。但對華的貿易額，僅佔中國外貿總額的7.8%，來華直接投資者，也僅佔外商對華投資的1.2%。中國自80年代推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主要是通過香港這個國際化自由港城市與英語語系的國家加強經貿聯繫。據統計，英語系的國家對華投資，佔外商來華投資的19.3%，對華貿易佔中國外貿總額的16.4%，其實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有相當部分是通過美國再轉口到拉丁語系國家。在90年代，中國已形成了全方位開放的格局，外貿體制改革，也正在探求多元化的市場發展戰略。1998年，由於受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在我國對亞洲出口下降的情况下，對歐盟和拉丁語系國家和地區的出口有較大的增長，如對歐盟的出口增長18.1%，對非洲出口增長26.5%，對拉美出口增長15.5%，均高於對其他地區的出口增幅。可見，中國要走向世界，僅有香港一個自由港的國際化城市，已受到極大的局限。因此，另闢一個通向拉丁語系國家的經貿樞紐，澳門可爲一個最佳的選擇，以充分發揮澳門“第二個香港”的構想。澳門與拉丁语系的國家有相似的語言文化背景，有悠久的經貿聯繫，有相似羅馬法的法律體系，是最早中西文化的交匯點，又是當前澳門主要出口市場之一，並享有普惠制。在澳門的外資銀行，有三分之一爲拉丁語系國家開辦的，有數以萬計的拉丁語系的國家的僑屬。中國與拉丁語系的國家，尤其與法國、葡萄牙、巴西等關係良好。這是中國沿海任何一個城市，即使香港，都不具有澳門這個優勢和條件。因此，把澳門定位爲中國，甚至東亞地區與拉丁語系國家的經濟樞紐地位，已爲越來越多的學術界、工商界和政府官員所共識。澳門回歸祖國後，應在“一國”的大前提下，充分發揮“兩制”的優勢，特別是注意發揮澳門特有的、內地不能代替的比較優勢，通過加強其作爲中國內地與國際社會，尤其與歐盟及葡語國家的“中介”角色，去拓寬自身的發展空間。
爲此，澳門應積極推動落實與歐盟互設代表處的有關協議，建立和強化雙方的聯繫機制，並充分發揮歐盟現有在澳門機構的功能，利用歐盟對澳門的投資和貿易的各項優惠政策，以及歐盟國家也有意將澳門建設成歐盟進軍亞洲和中國內地的橋頭堡。在基礎設施方面，應進一步改善港口設施，從短期看應積極加快九澳港二期工程建設，從長期看應加強與珠海合作興建深水港；與此同時，應積極改善澳門與其經濟腹地的運輸條件，加快京珠高速公路和廣珠鐵路的建設步伐，並將其延伸到澳門，徹底改善澳門與珠江三角洲乃至中國內地的交通運輸聯繫，發揮和強化澳門作爲貿易自由港的功能，加強澳門與珠江三角洲西部的優勢互補，目的是要強化澳門作爲中國內地與歐盟、葡語國家的中介和橋樑的地位，將澳門建設成中介性國際商貿城市。
(三)澳門爲促進東西方高新技術交流，推進內地科技產業化和技術產品走向世界的基地。
在當代，由於科技發展，已滲透於各個産業。目前，對高新技術雖尙無統一的定義，然而，西方發達的國家，把生物工程和醫療技術、通訊技術、能源技術、環境技術、信息技術、激光技術、新材料技術、機器人和自動化技術、運輸技術等十大領域作爲高新技術的重點發展領域。歐洲聯盟的尤里卡計劃，對上述領域的769個項目列爲高新技術產業，已完成了95個項目，正在執行的481個項目，1993年又新增了193個項目。這些項目的特徵是：一是資本和技術、知識、人才高度密集；二是高投入、高風險、高效益和高效率，產品高附加値；三是產業之間高度關聯；四是產品壽命周期短、更新換代快；五是少數跨國企業集團佔領國際市場；六是低污染、低耗能、佔地少。
廣東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在利用外資，推進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科技產業化方面，與西方發達的國家仍有很大差距。1990年廣東高新技術產値佔全省工業總產値的比重僅爲2.5%。可見，廣東的工業技術結構基本上屬於勞動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興起始於90年代，廣東在對外開放實踐中認識到産業結構不調整、技術不升级，廣東的産品難於在國內外市埸競爭中佔有一席之地。因此，廣東從90年代初開始，決定建立了一批電子信息、生物技術、新材料、機電一體化、精細化工、新能源和環保等七大領域的高新技術産業和6個國家級的、2個省级的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和珠江三角洲的高新技術産業帶。到1993年高新技術的産値達到257億元，佔全省工業總産値的5%，珠江三角洲高新技術産業帶，發展快一些。但也僅佔工業總産値的20%左右，其中佛山市爲25%。進入90年代以後，深圳市政府從自身的特點和優勢出發，把發展高新技術産業提到議事日程。確立了“以高新技術産業爲主導，以先進工業爲基礎，以第三産業以支柱”的發展戰略，在短短的幾年內，高新技術産業迅猛發展。1991年，全市高新技術産業的産値衹有23億元，佔工業總産業的8%。1997年達到474.5億元，佔工業總産値的35%，1998年爲655.18億元，佔工業總產値的35.4%，其比例爲全國大中城市之最。從1987年到1998年，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產値遞增率爲61.5%，高於前十年的工業的增幅。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也高速增長，在1992年僅爲1.92億美元，1997 年達37.18億美元，年遞增率爲63.87%。1998年深圳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額爲44.3億美元，爲外貿出口的穩定增長，提供了強大的支持。經過近幾年的發展，已初步形成了電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的三大產業群。一批高新技術產業的企業也迅速崛起，全市有高新技術企業129家，平均每家企業的產値爲3.5億元，居全國之首，其中12家企業躋身於全國500家大型工業企業，產値超10億元有14家，佔全市工業經濟總量半壁江山的18家企業，年產値超100億元的有康佳、華爲等6家。其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也佔有一席之地。如長城計算機集團的計算機產量居全國第一；開發科技的計算機硬盤磁頭產量居世界第二；比亞迪公司的無繩電話充電池佔全球市場的25%，碱性充電池產量居世界第六，奧沃公司的伽瑪刀，成爲進入美國和中東市場的第一家國產高檔醫療設備。華爲、中興通訊公司與剛果(民)簽訂協議，在剛果首都金沙薩設立的電信合資公司，統攬該國的電信電業，還與巴基斯坦簽訂總額爲9600萬美元的電信一攬子公司。華爲公司的產品已進入俄羅斯、立陶宛、保加利亞和香港，爲香港新機場提供全面服務。生物乙肝疫苗佔國內市場的70%。其他傳統產業由於加大了科技投入的力度，產品和產量也大大提高，如中集集團的集裝箱產量居世界第一，全市鐘錶產量佔世界1/4，數字儀表產量和電話機的出口量佔全國一半以上，自行車的出口量居全國首位，康佳電視機的產銷量居全國第2位。全市現有521家硏究開發機構，其中有477家設在企業，佔91.5%，科技硏究人員90%集聚在企業，有6家企業在國外設立硏究開發機構，硏究開發資金81%來自企業，從而促進了全市高新技術產業出現了質的飛躍。根據深圳的規劃，今後高新技術產業，以年平均遞增50%，到2000 年達到1000億產値，佔工業總產値的43%，使深圳在下世紀進入高新科技世紀。可見，廣東省高新技術產業起步晚，發展快，市場潛力大。但總體上來說，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偏低，1994年其貢獻僅爲39%。祇相當於發達國家50年代的水平。爲了在20年內廣東省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目前要加大高科技產業的投入力度，到2000 年，高科技產品的產値佔當年工業總產値的16－18%，6個國家級的高新技術開發區要實現高新科技產値480億元，建立一批年銷售收入數十億元到百億元的企業集團，創1－2個在國內外市場上的名牌產品，有一批技術產品可以輸出，把珠江三角洲建成高新技術產業帶。
澳門面臨着國際周邊地區，高新技術發展的挑戰，也爲澳門產業升級提供極大的機會。澳門目前的產業結構，實質上無甚麼高科技可言，且高科技人才嚴重匱乏，講發展高科技產業似乎是“天方夜談”。但從澳門具有國際自由港的歷史地位和世界上第二技術源的歐共體關係密切來考察，其產業升級完全可以走吸收——創新——出口的跨國式路子。即吸收當代發達國家先進技術，依托內地雄厚的科技力量，硏究與開發適合澳門產業結構升級的新技術，生產國際市場有銷路的高附加値的產品和技術，運用機電一體化的高科技重塑“東方不夜城”的旅遊觀光和文化景點，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這就是“借西方發達國家高技術之源，用中國高技術人才之力，融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創建之機，解澳門產業轉型的困境，造優勢的新興產業，求國民的富裕”之路。
(四)澳門對推進海峽兩岸的經貿的良性互動，爲探求祖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實現的示範區。
自1987年以來，兩岸關係解凍，海峽兩岸經香港轉口的間接貿易劇增，1979年僅2000多萬美元，1987年突破10億美元，達到15.2億美元，1988年爲27.2億美元，1989年爲34.8億美元，1990年爲40.4億美元，1991年爲58億美元，1992年爲80億美元，1993年突破100 億美元。1994年達到160億美元，比1979年增長800倍，比1987年增長16倍。1998年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爲150億美元，從1987年以來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槪算爲1027億美元。在這種情况下，大陸廣闊的市場，已引起台灣工商企業界關注，比較一致地認爲“大陸市場是當前台灣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的因素”和“活動空間”。到2000年大陸將是台灣的最大貿易伙伴，最主要的投資地區，外匯順差的主要來源地，經濟發展的重要腹地。因此，擴大兩地的貿易往來已不可逆轉。全世界炎黃子孫，期望台灣當局採取務實的做法，以促進兩岸經濟良性互動，帶動兩岸經濟共同發展，以增強國力。
另一方面，台灣資本雄厚，外匯儲備達900多億美元，居全亞洲第二位，人民的儲蓄率達32%，人均國民收入爲10，218美元。但目前正面臨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技術升級，工資攀升，環境嚴重污染，中小企業經營困難重重，在海外尋求投資場所，大陸不失爲理想之地。從實踐經驗看，台商來大陸投資的始點爲1983年，突破點是1987，即1987年爲1億美元，1988年爲5.2億美元，集中於福建的廈門；而飛躍點是1992 年，在鄧小平先生南巡講話以後，當年台商赴大陸投資的項目爲6430 項，協議投資額爲55.4億美元，相當於1988年的10倍。從1987年到1992年底，台商在大陸的實際投資額，累計爲70億美元，佔台灣的海外投資總額的10.5%，躍居爲在大陸投資者的第二位，僅次於港澳地區。根據中國經貿部的統計資料，截至1994年9月，在大陸的台資企業累計爲2.58萬家，協議投資金額爲226億美元，超過台灣投資其他地區的總額的180億元。縱觀近五年來，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呈現如下特點和發展趨勢：(1)投資的區域擴大，從福建、廣東、海南等省，擴展到上海、江蘇、山東、北京和西北、西南等內陸省，(2)投資領域不斷拓展，從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延伸到資金，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從投資第二產業轉向投入農業和第三產業。尤其大陸的農業已成爲台商投資的“熱點”。(3)投資規模日益擴大，從每個項目的數十萬、百萬美元發展爲千萬、億萬美元，從對一個廠的投資，拓展到承包成片土地開發。(4)投資年限不斷延長，從試探性“投資”到“落地生根”，長期打算，年限有的長達50年、70年。(5)投資營運方式的延伸，從台灣接單→大陸生產→香港銷售，發展台灣接單→大陸生產→香港轉口→台灣深加工→銷售海外。
可見，大陸、台灣和港澳四地的經濟技術合作，正是發揮了以大陸土地廣闊、勞動力充裕、資源豐富、基礎科技力量強、市場前景好爲依托以香港、澳門自由港地位爲“前哨”和“窗口”，發揮其資金、信息、海外銷售網絡廣的優勢；以台灣資本財雄厚、應用技術實力強、管理先進和營運靈活，以及海外傳統銷售渠道多的特點。兩岸四地的經貿交流，也爲台灣經濟轉型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槓桿。經過近十多年的台灣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已初步形成了以資訊科技產業爲主體的，包括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光電一體化、醫療設備和食品科技等8大領域，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値，已佔台灣工業產値的40%以上。尤其資訊電子產業，從80年代以來，年遞增率爲70%，到90年代，台灣個人電腦的生產已佔世界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目前已有9種資訊電子產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一。可見，把四地各自的優勢充分發揮，正好補各自的劣勢，從而形成中華民族的綜合優勢。
澳門經濟體積小，基礎設施落後，投資環境不佳。因此，在90年代前，台澳的經濟聯繫，自然就不如港台關係；對中介作用的發揮，也不如香港大。例如，1993年港台貿易額爲201.83億美元，而澳台貿易額僅爲1.6億美元；在旅遊方面，1992年台灣居民赴港人數爲174萬人次，而赴澳門祇17.47萬人次。但應該看到近幾年來，台澳經濟聯繫取得突破性進展。澳門與台灣的貿易額，從1981年到1991年的十年間增長3.5倍，年遞增率爲18.5%。1989年是個飛躍年，比1988年增長44.9%，其中台灣出口澳門增長45.1%。1989年到1991年台澳的貿易額年遞曾率爲20.1%，其中台灣對澳門的出口年遞增率爲95.8%，澳門對台的出口年遞增率僅爲17.9%。澳門對台出口爲陶瓷、木製家具，而台對澳門出口爲電腦、資訊和精細化工等。隨着台灣的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有可能像60、70年代香港對澳門的輻射的轉移，這是澳門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極有利的時機。
隨着澳門大型基礎設施的峻工和運作，不僅爲澳門經濟注入新活力，且也爲澳台經濟聯繫增強了動力。
目前，海峽兩岸的直航問題，受到台灣當局人爲阻擾，一直未能實現。而台澳航線的開通，實現了“一票到底”的台澳直航模式，凸顯了澳門在兩岸交往中的獨特作用。
現在，從香港轉內地的台灣省旅客，每年爲150萬人次，且旅客進入香港需預先辦理入境簽證，費時又費事；而澳門機場可落地簽證，進出自由，且在澳門海關驗關後，可直往大陸各地，免再驗關。這樣，據有關方面預測，最少將有三分之一的旅客取道澳門往返大陸。
同時，澳門機場，已同巴西、芬蘭、比利時、奧地利、荷蘭、盧森堡、新西蘭等國簽訂了航空協議。並與法國、丹麥、挪威、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南非、日本、韓國、印度等國商談和簽署航空協議，並有美國聯航、德國漢沙等國際大型航空公司，也有意利用澳門機場。中國各航空公司也把澳門看成通往世界的第二條通道。這樣，在澳台航線開闢後，兩岸的“旅遊熱”，將引發“貿易熱”，再引發“投資熱”。台灣企業已看好澳門經濟發展前景。名列台灣十大富豪第六位的長榮集團公司與澳門民航局談判台澳航線問題，並投巨資參與機場投資和周邊設施的興建，成立代理公司和貨櫃公司。台灣資訊工業家也有意在澳門聯生工業村投資資訊工業，台灣景新鞋廠也與澳門新南實業有限公司進行技術合作，在氹仔北安工業區，設廠生產高級運動鞋出口。台灣這些高科技產業向澳門輻射，對推進澳門產業轉型和升級有積極的意義。台灣企業界看好澳門，除了澳門基礎設施有重大改善外，尙有澳門與歐共體有特殊的關係，享有各種優惠條件，如製成品的工序有30%在澳門進行，就可視爲澳門的產品，取得澳門的產地來源證，產品可銷往有配額限制的歐美國家；同時，利用澳門爲據點，可直接進入大陸市場。
可見，隨着澳門基礎設施的完善，台灣工商企業界進入澳門投資，必將進一步推進澳門經濟繁榮、產業轉型和升級，以及對華南經濟區的整合具有重大的經濟和政治意義。尤其中葡兩國政府，堅決執行聯合聲明和澳門基本法，爲兩地友好合作的基礎。因此“一國兩制”的構想，在澳門繼香港之後的成功實踐，這對於祖國和平統一具有極大的示範的作用。
基於上述分析，筆者認爲在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以後，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對澳台經貿關係和人員的往來，宜採取積極、靈活和寬鬆的政策措施，以推進澳門在兩岸良性互動中起獨特的作用。
(五)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調整澳門的產業結構。
經濟全球化推進了國際貿易發展格局的變化，由目前異質商業貿易互補型向同質商品市場的佔領型轉變，其關鍵在於產品能否佔領市場，增強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經濟全球化必須實現戰略轉型，即由重速度的發展，向重質量效益的發展；從引進產品向引進技術轉變：由出口導向和最終產品替代型，向出口與投資並重、中間產品進口替代型；管理體制從過去側重於單項管理，轉向“一條龍”服務的網絡管理；競爭的實力主要不是自然資源豐富程度和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更重要在於智力資源的開發和生產經營的系統管理能力。
經濟全球化這些發展變化，對澳門的產業轉型旣是機遇，又是挑戰，而對機遇的掌握，關鍵在於領導者駕馭機遇的能力。
澳門經濟的發展，已初步形成了出口加工業、地產建築業、金融和旅遊博彩業。而這四個產業，在內外因素的影響下，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景氣現象。地產業是最早步入衰退期的行業；製造業佔澳門本地國民生產總値的比重，從1984年佔36%，下跌到1996年爲8.3%，製造業的萎縮，也導致澳門出口貿易踏步不前，1990年到1995年僅增長2.91%；金融業，受到其他各個行業的不景氣的影響，經營也日趨困難；實際上現在僅靠旅遊博彩業支持着澳門經濟，佔澳門本地生產總値的59.8%，佔澳門政府財政收入的40%以上。
這樣，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後，就面臨着產業的選擇的問題，其實質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關係和兩者地位如何擺的問題。世界經濟發展的實踐說明，“製造業仍然是創造財富的重要領域”，沒有製造業的發展，第三產業就失去其依存的基礎。爲此，本文重點就澳門的製造業和以旅遊博彩業爲主的第三產業發展作如下論述。
1.澳門的製造業
澳門的製造業的本質是爲國際市場服務的出口加工業。澳門這些工業的特點是對外依賴性強、80%以上爲中小企業、技術設備落後、以勞動密集型輕紡和日用工業品爲主。對於這些工業如何轉型？
首先要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以先進的技術，改造這些傳統產業。這在澳門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佔澳門出口70%的紡織和製衣業，已開始使用電腦設備，生產高檔次的服裝，智能型的玩具和高級鞋類，從而使其產品的質量和價値大大提高，國際競爭力增強，市場進一步擴大。
其次，要根據國際市場的需求，承接周邊地區高新技術產業轉移和輻射，在產品結構上與內地和台灣相互滲透。扶植若干技術含量高、資本密集型、有市場發展前景的高科技產品，如光學電子產品、資訊技術周邊產品、食品加工、生物製藥等，投資的規模可大小並舉，以小爲主，衹要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就會對澳門工業轉型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澳門繼續保持一個有競爭力的、高附加値的製造業、無疑將成爲支持澳門商貿服務業持續發展的一個堅實基礎。
再次，從澳門微型經濟的客觀實際出發，重點要扶植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如對成立“中小企業基金”、“中小企業的風險投資基金”的機制，應大膽探索，力求突破。世界上即使是經濟發達的大國，其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還在於企業。美國硅谷的力量就在於千千萬萬小企業。美國有600多家風險投資基金，其中有300家在硅谷，這些風險投資基金推動了硅谷每天產生10多萬個富翁，都是由小企業發展起來。因爲，當代高科技企業的產品主要不是物質的資源，而是智力資源。以人爲本小企業機制靈活，反映靈敏，效益高，易於發揮人力資源的優勢，競爭程度高，激勵機制也可以與個人創新能力更密地結合。
第四，創建多國、多方資本相結合的嶄新的大集團企業，例如中資、華資、歐資、台資、港資等共同投資某些主導產業突出，市場前景看好，產業關聯性強大的企業，以發揮各自的優勢，共同佔有國際市場，如可有效地利用歐洲資訊中心，取各種市場信息；可透過“歐盟投資伙伴計劃”，取得資金融通的方便和財務上的支持；通過歐盟對澳門產品出口的優惠政策，有利於佔領市場；以內地廣闊的市場爲誘餌，吸引跨國企業共同投資的混合所有制的企業組織。
第五，有效地利用內地高等院校、科硏機構和豐富的技術人材，共同開發適用的新技術和新產品。如浙江大學——賀田工業技術硏究所，淸華大學——寶法德技術開發中心等，把內地的科硏成果和國際上的先進技術轉化爲澳門的現實生產力，再向周邊地區輻射和轉移。
2.澳門的第三產業。
(1)旅遊博彩業。澳門素以“東方蒙地卡羅”之稱享譽全球，其博彩業不但歷史悠久，而且規模宏大、設備齊全、豐富多彩，與美國的拉斯維加斯、摩納哥的蒙地卡羅并稱爲世界三大賭城。其獨特形象已深入人心，每年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萬名遊客。正因爲如此，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旅遊博彩業一直是澳門經濟的最大產業，它對政府的財政收入、市民的就業乃至整體經濟的帶動，具有重大的影響。値得指出的是，歷史上澳門也曾是中西文化、宗敎長期交匯的城市，具有“博物館”式的都市風貌和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這些獨特的旅遊資源尙未得到系統的、充分的開發，旅遊博彩業的發展潛力不容低估。因此，澳門旅遊博彩業在區域合作與分工中具有進一步發展的比較優勢和潛力。
但也應該看到儘管旅遊博彩業是澳門經濟的最大產業，然而近年來增長緩慢，後勁乏力，正面臨周邊地區的強勁競爭。旅遊博彩業衹有再創優勢，增強其國際競爭力，才能眞正發揮主導產業的作用，帶動澳門整體經濟持續發展。
首先，要美化、淨化澳門的旅遊大環境，給進入澳門的人們以舒適的休閑、美的享受、陶冶情操和安全感。
其次，引入高新科技改造和發展傳統旅遊業。主要是運用微電子技術、光電一體化技術、自動化技術，以增強博彩業的娛樂性、趣味性和欣賞性。
再次，調整旅遊博彩業的結構，改變目前博彩業以單一的、“豪賭”爲主的結構，轉向大衆娛樂博彩方向發展，面向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性別、不同國家的消費者。如舉辦新年舞龍、煙花匯演、音樂節、宗敎拜祖活動、國際賽車、國際體育比賽、國際中小型展覽等，使人們對澳門“異彩紛呈”的旅遊業有新鮮感、刺激感和“吃喝玩樂”的享受。
第四，加強對澳門的歷史，人文等旅遊資源的開發，將現行以博彩旅遊爲核心的旅遊業發展成爲博彩、觀光、文化、渡假、保健、商務、會議和展覽等綜合發展，致力將澳門建設成爲具有歐陸風情的亞洲旅遊渡假中心和中小型的國際會議和展覽中心。
第五，加強粵港澳大三角旅遊區的合作，形成景色怡人、環境優美的“香港灣區”的文化勝地、敎育中心、科技前驅、金融重鎭、運營樞紐、現代化服務和製造業基地的大旅遊區。粵港澳三地形成“購物天堂”、博彩勝地、自然景觀、歐陸小鎭以及南粵風情的互利、互補的旅遊路綫。
第六，引入競爭機制，破除澳門博彩業的壟斷性。適時地引入跨國公司和中資、華資財團參與澳門旅遊業的整體和綜合性的建設。
(2)積極推進澳門商貿服務業的興起。在歷史上，澳門就曾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成爲遠東最繁榮的轉口商埠之一，70年代澳門出口加工業崛起，中介性商貿服務更成爲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時至今日，澳門的中介性商貿活動仍相當活躍，在澳門回歸祖國後，憑藉着其背靠中國內地並與歐盟及葡語國家的悠久歷史聯繫，其中介性商貿服務業應具有廣闊發展前景，因此澳門應積極創造條件，推動中介性商貿服務業的崛起，並作爲澳門經濟的主導產業之一，帶動整體經濟的持續發展。
(六)澳門與內地合作的層次由自發性合作轉向政府政策導向的自覺的高層次合作。
“前店後廠”的合作格局，是缺乏明確的產業與技術合作發展戰略指導下、完全由市場自發調節所形成鬆散、單一的低層次合作模式，政府之間在城市功能互補及基礎設施配套方面等的合作也缺乏整體的戰略計劃。可以說前一段時期的合作是適應兩地當時的經濟環境下，來自於兩地市場經濟自發的內在求。當市場自發調節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必然要求高層次的政府的政策引導和整體規劃，給予進一步的保障和促進。政府高層之間的合作，將會加深粵港澳經濟一體化的程度，進而也爲政府決策提出更高的要求。粵港澳的三地政府要從面對國際競爭的戰略的高度，有遠見、正確導向、多支持、少干預，在基礎設施、城市功能、經濟運行機制、社會治安、長期產業政策等方面進行更緊密的合作與協調，破除某些制度上的障礙。經國務院批准，粵港聯席會議於1998年3月30日在廣州正式成立，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二次會議於1998年9月4日在香港舉行，粵港雙方就信息網絡互聯、完善陸路口岸管理、合作促進旅遊、加強跨界環保合作和改善廣東經商環境、加強粵港科技合作等方面達成多項共識。這標誌着粵港的合作由民間交流爲主跨入以政府合作與協調爲主的階段。粵港政府間的合作，使兩地的合作形式、合作內容邁向更高的層次，爲兩地在二十一世紀建立整體性、結構性的合作關係的重要保證。
同樣，珠澳應盡快成立經濟合作的促進機構，借澳門回歸的歷史契機，推進珠澳經濟合作邁上新台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