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葡文報章的發展特點
林玉鳳(澳門大學中文學院講師，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碩士)
導論
1822年葡文周報《蜜蜂華報》(A ABELHA DA CHINA)在澳門出版，澳門自此成了“中國境內首份外文報出版地”和“中國境內最早的近代報刊出版地”①。有“中國新聞事業史之父”稱號的戈公振，是最早在中國新聞史上提到澳門葡文報章的人。他在比較各國在華出版的外文報時，曾經將這些外文報紙的影響歸納爲：“語其時間，以葡文爲較早；數量以日文爲較多；勢力以英文爲較優。”②其後，每有學者提到澳門的葡文報章，也多在“創始時間”上肯定它的作用。國內權威性的新聞史專著《中國新聞事業簡史》就認爲，儘管“澳門的葡文報章，主要服務於葡人內部的政治、經濟活動，不大關心中國事務，對外界影響不大”，但澳門“在近代報刊方面，仍具有帶動效應，是近代報刊傳入中國的一環。”③
因爲澳門葡文報章的歷史地位在於《蜜蜂華報》出版所帶來的“第一”，而不是它對外界的影響，所以一直以來，國內外學者對澳門葡文報章的論述，基本上局限在《蜜蜂華報》和其後出版的《澳門鈔報》(GAZETA DE MACAU)等幾份早期葡文報刊的範圍內。對於十九世紀中後期以來澳門葡文報章的發展狀況，我們所知不多，有關專著更是少之又少。本澳著名葡裔歷史學者文德泉神父(PE.MANUEL TEIXEIRA)著述的(遠東出版的葡文報刊》(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可以說是目前最詳細叙述澳門葡文報章發展的專著。但書中祇有下面這一段是直接論述澳門葡文報章發展史的：
“澳門新聞史是一段令人悲傷的歷史。報刊的無謂政爭、人身攻擊、反對政府、反對和攻擊敎會，這些事情都是浪費時間和才能的。即使是一些較開放的報紙，也有失去理性的時候，甚至否認和反對基督的神聖，公開宣揚要放棄宗敎，取消東方傳敎會。很多時候，澳門的報紙均捲入無謂的政治爭拗中，像《獨立報》(INDEPENDENTE)、《東方報》(ORIENTE)、《未來報》(O PORVIR)④、《真理報》(A VERDADE)、《自由周報)(O LIBERAL)、《人民之聲》(O ECHO DO POVO)、《言論周報》(A OPINIÃO)、《戰鬥周報》(O COMBATE)、《火藥報》(PETARDO)⑤和《鏡海叢報》(ECHO MACAENSE)。從這些例子可見，澳門的報紙仍未成熟，所以實施新聞檢查也是無可避免的。當然，也有一些報紙在文化上作出過努力，像《大西洋國》(TA－SSI－YANG－KUO)和《澳門敎區簡報》(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尤其是後者，為了葡國文化在東方的滲透不斷努力。”⑥
文德泉還認爲，今天的澳門葡文報章，也保留著政治工具的特點，祇是程度不如從前而已。
對比國內新聞史專著對澳門葡文報章的評價和前述文德泉的槪括，我們可以看到，葡裔學者著眼強調澳門葡文報章在文化方面的貢獻。國內學者則以整個中國新聞發展史的角度出發，看澳門葡文報章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此肯定它在中國新聞史上的地位。不過，在中國新聞發展史上佔有一席位的葡文報章，在《蜜蜂華報》以後經過怎樣的變化，是甚麼原因令其總與政治鬥爭扯上關係，作爲一種大衆傳播媒介，爲甚麼它的影響主要在居澳葡人社群當中，都是値得硏究的問題，也是筆者撰寫本文的原因。
“硏究新聞史，離不開各時期的階級鬥爭史、政治運動史和政黨史……也離不開各時期的生產鬥爭史和經濟發展史”。⑦反過來，一個地區不同時期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史，也有助我們理解該地區的新聞發展史。對於像澳門葡文報章這類充滿政治色彩的報章而言，了解澳們的政治發展更是意義重大。
葡萄牙人在1557年正式據居澳門，“1560年，居澳葡人已選出駐地首令(CAPITÃO DE TERRA)、法官和4位較具威望的商人，形成管理組織，處理社區內部事務。這個後人稱爲委員會的組織，就是議事會的雛形。”⑧居澳葡人在這個委員會的管理下進行自治，遵守中國法律。1580年，葡萄牙從海外殖民地印度果亞派出王室法官(OUVIDOR)到澳門，“將葡萄牙法律延伸至居澳葡人”⑨自此，居澳葡人雖然在議事會的管理下經歷了兩個多世紀的自治，但不同程度上受到葡國法律的制約。不過，這段時期葡萄牙本土對澳門政治的直接影響和干預並不明顯，葡萄牙政治眞正滲透至澳門，是在1783年《王室制誥》頒佈時開始的。
葡萄牙在1623年開始，由印度總督負責委派一名總督派駐澳門工作。初期澳門總督的權力並不大，而且經常受到議事會的制約和干預。“1783年4月4日，(葡萄牙)海事曁海外部部長卡斯特羅(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以女王唐娜·瑪麗亞(D.MARIA I)的名義向印度總督發佈聖諭(後人俗稱《王室制誥》)，授予總督必要的權力，以便主導澳門地區的政治生活。”⑩“從此，總督有權干預澳門葡人內部管理的大小事務，對議事會決策有否決權。”(11)葡萄牙透過總督加強了對澳門的管治，澳門政局從此也變得與葡萄牙本土的政治變化息息相關。
《蜜蜂華報》在1822年出版時，就受到葡萄牙本土政局改變的直接影響。筆者根據文德泉神父(PE.MANUEL TEIXEIRA)著的《遠東出版的葡文報刊》和高美士(LUÍS G.GOMES)著的《澳門圖書目錄》，以及澳門中央圖書館館藏葡文報刊目錄的資料進行參照比較，發現已知的在澳門出版過的葡文報紙共有一百零四種(12)(詳見本文附錄)。同期在澳門出版過的英文報刊(包括著名的《廣州紀事報》(THE CANTON REGISTER)和《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有十多份，華文報刊不足五十份，若果單看種類，澳門外文報刊的發展確是驚人的。本世紀80年代以前，澳門的葡文報章有一個明顯的特點，那就是除了屬於政府刊登法律和政令的政府公報以外，大部分報刊，不論是日報、周報或月刊，相對其他外文報刊和中文報刊其壽命都是短的。出版種類多而平均壽命短，可以說是澳門葡文報章的一大特色。這與西方在18世紀末和19 世紀初期的政黨報紙時期有不少共同的特點。所以，本文將會以政治發展爲切入點，根據《蜜蜂華報》出版以來葡萄牙本土發生的幾個重大政治變化，將澳門的葡文報章分成四個發展階段：執政勢力壟斷時期(1822－1910年)，政黨報紙時期(1910－1926年)，政爭色彩淡化時期(1926－1974年)，以及政經因素同時主導報刊時期(1974年至今)，希望由此理出澳門葡文報章的發展脈絡。
第一章 葡文報章在澳門出版的背景
葡萄牙的出版事業在15世紀開始。“15世紀末在葡萄牙建立了第一批印刷廠，1489年在沙韋斯(CHAVES)印出了第一本葡萄牙文書。從此以後，每本書開始有數百份複印本，絕版的可能性減少到最低程度。”(13)16世紀，葡萄牙的出版事業已經蓬勃發展，爲近代報刊的出版提供了條件。“葡萄牙的第一份期刊是《本宮及來自其他國家的新聞專刊》。該報的第一期於1641年12月出版。”(14)
1641年《本宮及來自其他國家的新聞專刊》在葡萄牙出版時，澳門也具備了出版近代報刊的技術。“1588年，第一部西方的鉛(活)字印刷機，自葡萄牙運抵澳門，並於同年出版了澳門的第一本西方出版品：《基督的兒童敎育》”(15)當時，葡人已經據居澳門近一百年，在澳門的葡裔居民亦由最初的四百人以百倍增至四萬人(16)，比今天澳門使用葡語的人口(17)還要多。那爲甚麼第一份澳門葡文報章到1822年才在澳門出版呢？
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資產階級革命與近代報紙的出現和發展息息相關。葡萄牙人在1557年正式據居澳門，澳門成爲葡人在東方貿易的重要商站，經歷了百年繁盛。踏入17世紀，澳門的情況開始改變。“本來對許多貿易糾紛不滿的日本當局在1624年頒令驅逐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出境，此後不得再在日本長期居住，澳門與日本的貿易因此大受影響，最後於1639年完全中斷。”“隨著對日貿易的喪失，澳門的繁盛已大不如前。1641年，荷籣人更攻佔馬六甲，完全控制了東方貿易的生命線；幾乎與此同時，葡萄牙擺脫西班牙的統治復國，澳門葡人經過爭論後決定追隨里斯本斷絕與西班牙國王的關係，宣誓效忠葡萄牙新國王，從而受到菲律賓西班牙人的報復，連支撑澳門繁榮的馬尼拉貿易航路亦被切斷了，衰落已無可避免。”(18)澳門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商貿最輝煌的時候，就沒有出現過在歐洲一些商業城市曾經出現的“對象是商人，內容是商業信息”(19)的手抄報紙，到了1641年這個葡萄牙新聞史的創始時刻，因爲經濟已無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澳門的商業也沒有成爲誘發近代報業萌芽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1641年在葡萄牙出版的《本宮及來自其他國家的新聞專刊》屬於官報，由皇室出版，當時澳門雖然已有總督，但仍處於議事會權力凌駕在澳督之上的自治時期，葡萄牙的政治還沒有直接影響澳門，葡萄牙皇室也沒有在澳門出版官報刊登政令、維持其在澳門統治的需要。還有，葡萄牙復國後由王室主政，政治力量單純，沒有形成1820 年革命前後的保守和共和兩派對立的政治局面。這些都表明，17世紀的澳門，雖然具備了出版報刊的印刷術，卻沒有近代報業發展所需的經濟和政治催生因素。
其後，在澳門出版葡文報刊又多了一個制約因素。1737年，葡萄牙頒佈法令，規定祇有葡國本土才可以出版圖書和刊物，葡國海外的屬地(各殖民地)(20)不容許有自己的出版物。這個法令一直到1820年，葡萄牙的政治革命推翻了君主專制政權以後才被撤銷。
《蜜蜂華報》(A ABELHA DA CHINA)在澳門出版的直接導因，是1820 年在葡國發生的一場政治革命。1820年8月，葡國北部城市波爾圖發生了一場由立憲黨人發動的軍事政變，立憲黨人隨後在首都里斯本成立軍事執政團控制政局，正式推翻帝制，創立君主立憲制度。1821年，葡萄牙新政府通過新聞自由法案，廢除了1737年的禁止海外出版書報法令和自1768年開始實行的新聞檢查制度。這次革命，促進了葡國新聞事業的發展。葡萄牙新聞事業的第一次大飛躍是在1820年革命之後，這一年里斯本發行了六家日報，而且都是政治性報紙。當時一位記者曾經指出：“現在所有的理髮館、鞋店，所有的貨攤、酒吧或其他店舖都變成了議員的會場。”(21)因爲1768年實施的新聞檢查制度，同時禁止葡萄牙海外地區出版報紙，所以1821年新聞檢查制度廢除後，當年12 月22日，(葡萄牙)海外殖民地——印度果阿便出現《果阿鈔報》(GAZETA DE GOA)。澳門葡人也不甘落後，於次年9月12日創辦了《蜜蜂華報》”。(22)
新聞法規的變革令包括澳門在內的葡萄牙海外地區有出版報紙的法理基礎，不過，《蜜蜂華報》在澳門出版，還與革命後葡澳兩地的政治鬥爭有直接關係。革命後葡萄牙仍然處於立憲派和保守派的政爭當中，這兩派的爭鬥還延伸至澳門。
前面說過，澳門自開埠以來，居澳葡人逐漸建立了一種以議事會爲主要管治權力機關的機制，本地葡人在治理澳門時，有相當大的自治權，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18世紀後期。1783年，葡萄牙頒佈了《王室制誥》，賦與派駐澳門的總督相當高的管治權力，大大削弱了居澳葡人的自治權。“《王室制誥》的頒佈，對澳門葡人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們從此逐漸喪失了主導性的社會影響力，不能似過去那樣積極參與與自身生活和前途息息相關的澳門行政管理，維護所居城市的利益”(23)因此，當葡國政變的消息傳至澳門後，土生葡人便想借立憲運動，奪回把持在澳督手上的權力。《蜜蜂華報》的創辦人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就是立憲黨澳門分部的首領，他把創辦的報紙以蜜蜂命名，就是因爲“蜜蜂會咬人，而被咬的當然是舊有建制和保皇忠君的人了。”(24)其後，“巴波沙以絕大多數票當選爲(澳門)總督，執掌包括議事會權力在內的臨時政府。《蜜蜂華報》成爲自由黨(25)的有力武器，以社論、讀者來信形式檢舉報復舊勢力。”(26)以巴波沙爲首的澳門立憲黨人，也正式在保皇派(即保守派)手中奪走權力，進行他們自稱的自治運動。由此可說，葡國本土和澳門的政制改變就是直接導致第一份葡文報章在澳門出現的主要因素。
《蜜蜂華報》所處的年代，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版的都是“政治性報紙”。當時，英、美、法等西方國家，也處於資產階級革命後的政黨報紙時期，“因爲資產階級雖然推翻了封建統治，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沒有給報紙的‘大衆化’提供物質條件。敎育未普及，文盲多；工商業不夠發達，廣告少，報紙經濟不能自給；印刷造紙技術尙未能使報紙降低報價大量印行。”(27)加上當時英、美、法三個均行議會制，政黨需要工具宣傳其言論爭取選票，“所以三國資產階段革命後，報業的主體是政黨報紙。它們在經濟上依靠政府，政黨的津貼，報價高昂，讀者對象是政客、上層資產階級分子。報紙是政黨、政客爭奪政治、經濟權利的新聞工具，內容以政論爲主，新聞不僅數量少，而且主要是政治新聞。”(28)革命後葡萄牙本土的報紙，實際上也具有英美這些政黨報紙的特點，而在同一歷史條件下出現的《蜜蜂華報》，在澳門也是政黨的有力武器。
前述的歐美國家在19世紀末便由政黨報紙時期過渡到大衆化報紙時期，葡萄牙本土的新聞事業也朝這個相似的方向發展，但澳門的葡文報紙並不然，基本上沒有向大衆化報紙過渡。
第二章 執政勢力壟斷報業時期(29)(1822至1910年)
“1820年立憲革命的勝利，令澳門葡人頓時歡欣鼓舞。認爲推翻獨裁政權統治、重建澳門自治的時機來到了。在歡呼勝利的同時，將管治權從澳督歐布基(JOSÉ O.CASTRO CABRAL E ALBUQUERQUE)手上奪了回來。《蜜蜂華報》的創刊號這樣寫到：
受議事會之託編輯本報，我們認為，作為編輯的主要責任是真實坦誠地表達加速取得上月19日勝利的原因。這是難忘的日子，澳門人聚集在自由亭周圍，推翻了忍受多年的專制統治。雖然我們承認這項任務非我們力量所能完成的，但並未因此不能顯示我們要齊心合力、結東獨裁専政的決心。這次勝利，鞏固了市民的權利和義務，並在大衆的歡呼聲中，依居民的普遍願望建立了臨時政府……”(30)
《蜜蜂華報》從創刊伊始，便站在居澳葡人的角度，爲葡萄牙的立憲革命勝利而吶喊，爲在總督手中奪回權力而歡呼。它以立憲派機關報和立憲派政府公報自居，又同時以保皇派爲攻擊和報復的對象。其內容以登載當時澳門政府的自治機關議事會的通告和會議紀錄爲主，也刊載不少葡國與中國官員處理澳門事宜和澳門政情的消息。
《蜜蜂華報》自始成爲立憲派的喉舌。澳門的葡文報章也從1822年開始，進入執政勢力壟斷時期。
1823年6月，葡萄牙本土發生君主復辟政變，立憲派政府被推翻，政變影響延伸至葡國的其他殖民地和澳門。同年9月23日，澳門本土的保皇派人士成立了新政權，大事搜捕立憲派人士，並且在澳門法院前當衆焚燒1823年8月28日出版的《蜜蜂華報》，而《蜜蜂華報》也在同年的12月26日後正式停刊。祇有一年零三個月壽命的《蜜蜂華報》，一共出版了六十七期(31)。
《蜜蜂華報》被封閉後，執政的保皇派便利用其資源，於1824年1月3日創辦了《澳門鈔報》(一譯《澳門報》)(GAZETA DE MACAU)。《澳門鈔報》實際上與《蜜蜂華報》一樣是執政者的喉舌，執政派同樣利用它刊登政令和攻擊政敵。不過，因爲財政問題，《澳門鈔報》在出版近三年後便關閉了。
從葡國建立君主共和制以及《蜜蜂華報》在澳門創辦的這一段歷史，可以淸楚看到，澳門葡文報章從發展的第一天起，便和葡國本土以及澳門的政治環境有密切的聯繫。雖然當時澳門還沒有正式的政黨，但與敎會勢力緊密配合的立憲派和反敎會的保皇派，依然鬥爭得異常激烈，這種激烈鬥爭，就經常反映在葡文報章的辦報方針上。
澳門政府從1838年起，定期出版自己的公報，第一份澳門政府公報是1838年9月5日出版的《澳門、帝汶和梭羅政府公報》(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TIMOR E SOLOR)(32)。從這時開始，執政派報紙不再與政府公報完全重合。由鴉片戰爭結束至1887年《中葡友好通商條約》簽訂以後，社會開始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同時有限度地容納較多的報章言論。當然，這種有限度的容納，在不同的政治情勢下，程度還是有所不同。
澳門土生葡人施利華(JOSÉ DA SILVA)父子所辦的幾份葡文報紙，可以說是有政府公報以來的葡文報章的代表。施利華在1868年創辦了《镯立報》(O INDEPENDENTE)。他對政治的興趣不太濃厚，但因爲他是反天主敎的，所以對當時執政的親敎會立憲派政府，顯得相當不滿，經常在《獨立報》上發表攻擊天主敎和攻擊政府的言論。因爲這個原因，《獨立報》曾經先後四次被當時的澳督蘇沙(ALMIRANTE ANTÓNIO SÉRGIODE SOUSA)下令封閉，施利華本人多次被罰款和監禁。後來，他的兒子孔茲坦西奧(CONSTÂNCIO JOSÉ DA SILVA)在1908年辦另一份葡文報章《眞理報》(A VERDADE)和主管其他報紙(33)時，也曾因爲報章言論攻擊政府而被停刊和受罰。事實上，除了這兩份報章外，從1822年到1910年的這段時期，還有衆多報紙因爲被指言論攻擊政府，而被當時的執政者下令停刊或封閉。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葡人報界是以非專業新聞工作者爲主導的，幾乎沒有受過新聞敎育和專業訓練的專職記者，辦報人基本上都是身居政府職位或其他重要機關職位的葡人。因爲缺乏專業觀念，他們除了在報章上發表政治觀點外，還常常進行人身攻擊，這些人身攻擊有時甚至是私人恩怨，與大衆完全無關。所以，這種報刊本身的缺陷，加上當時的政治環境和政府相對封閉的新聞政策，便出現了上述現象。
從這裡，我們便可以看出，澳門的葡文報章從出現那天開始，便與葡國和澳門的政制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根據本文所附的澳門葡文報章目錄，從1822年至1910年期間，澳門出版的葡文報章一共有四十二種，當中的大部分都自稱爲“政治性”以及“政治、文學、新聞”雜誌。這四十二種報刊中的近八成是周報，其餘爲月刊或半月刊，日報沒有出現過。最重要的是，這四十三種報刊的出版期基本上是緊接的，在1822 年至1910年間的大部分時間內，都是同時祇有一份報紙正在出版，也就是一報接一報的出現。這是因爲在上述期間，葡國本土政壇主要是保皇派和立憲派之爭，而那一派取得政權，其在澳門的領袖，除了會奪取澳門地區的管治權外，都會辦報作爲政府和自己派別的喉舌，報章很多時都兼具政府公報的功能。在野勢力的報章，由於本身條件的局限和當時的政治環境，無法形成一股眞正可以與執政派報章抗衡的力量。這些報章，本身銷售數量低，又經常被查封，影響力遠較執政派報章和也刊載社會消息的官報爲低。
從1822年至1910年葡國建立了第一共和國期間，因爲保守及共和兩派政爭激烈，執政派經常被推翻，而每當某派的執政權被推翻後，替該派別說話的報紙，便喪失了生存的空間，令在澳門出版的葡文報章，其出版和停刊的日期幾乎是緊密銜接的，頗有“一雞死一雞鳴”的味道。總括地說，執政派報紙一報獨大，是這一時期的澳門葡文報章的最重要特徵，因此，我們便把1822年至1910年這個時期，劃分爲執政勢力壟斷報業時期。
第三章 政黨報紙時期(1910至1926年)
葡國本土的共和黨在1910年10月5日，首次壓倒了君主立憲和天主敎敎會的傳統勢力，正式結束了葡萄牙奉行了七個多世紀的君主立憲制度，建立了葡萄牙第一共和國。第一共和國成立後，在憲法上明確規定公民有表達意見和出版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爲當時的報業發展擴大了空間。可惜的是，共和黨取得政權後，出現了內部分岐，共和黨以外的其他衆多政黨，便藉執政黨內亂而互相傾軋，令葡國政局大亂。單是1922年一年內，葡國便有八個政府倒台。
這個紛亂的政治局面，對澳門的葡文報章主要有兩大影響。第一，當時葡國的各個黨派，爲了在選舉中獲勝或攻擊敵對黨，都以辦報作爲自己的輿論武器。這些政黨在海外的支持者，也相繼仿效他們的政爭形式，在葡萄牙本土以外辦政黨報紙。澳門因爲深受葡國政壇影響，也出現了政黨報紙。
第二，由於遠隔重洋，澳門的政治發展總不會和葡國的完全相同。在1910至1926的這段政局動盪時期，部分在葡國政治舞台上失敗的政客，開始東來澳門，尋求政治和經濟利益。因爲當時葡人來澳工作，工資大大高於在葡國的收入，所以不少葡國政客也樂於來澳，然後在工作之餘，嘗試在政治上尋求東山再起之機。上面的兩個因素，便使政黨鬥爭眞正登陸澳門，並且統治澳門政壇。因此，澳門的葡文報章，曾經在一段很短的時間內，出現由黨爭造成的百花齊放景象。
澳門葡文報刊史上首次有兩份以上報章同時刊行，應該是在1840 年鴉片戰爭前後。按現存的資料看，1839年曾經有一段時期是同時有三份葡報發行的。在1910至1926這段期間葡文報章的最大特點，是多份報章在同一時間刊行。
在1919年的7月間，除了1897年出版的《澳門省政府公報》(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ÍCIA DE MACAU)以外，有五份政黨報紙同時刊行。它們分別是：《靑年報》(A JUVENTUDE)，《自由周報》(O LBERAL)，《澳門人周報》(O MACAENSE)，《愛國者》(O PATRIOTA)和《人民之聲》(O ECO DO POVO)。當時葡國政局在黨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變得動盪不安，這些分屬於不同黨派或政治組織的報刊，大部分都是爲了達到某一個政治目的而辦的。像《殖民地周報》(A COLONIA)、《自由周報》(O LIBERAL)、《人民之聲》(O ECO DO POVO)和《戰鬥報》(O COMBATE)等，都是宣稱擁護共和的報刊，爲共和黨在言論上做了不少功夫，還有像《東方葡人報》(ORIENTE PORTUGUÊS)，它的創辦目的便是要爲其社長參選葡萄牙國會議員造勢，目的達到便功成身退，停刊了事。所以在這十六年內，出版過的葡文報刊就有十八種，它們的平均壽命都不足一年，相當短暫。
總之，從1910至1926這段政局動盪時期，因爲黨派衆多而衆黨派又熱衷於用報紙攻擊對手，令澳門葡文報章出現百花齊放局面，惜曇花一現。
第四章 政爭色彩淡化時期(1926至1974年)
像很多西方國家一樣，葡萄牙的近代報刊曾經屢受新聞檢查制度的壓制。葡國歷史上就三次實行不同程度的新聞檢查制度。第一次是宗敎裁判所時期，第二次是1910年第一共和成立至薩拉查執政以前。1926年，薩拉查開始實行軍事獨裁；接著，在1932年全面掌權，並於1933年開始新政(ESTADO NOVO)，直至1974年的鮮花革命，葡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三次新聞檢查。而這次歷時四十多年的新聞檢查制度，與同期並行的獨裁專政政策，對澳門的中葡文報章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26年開始，葡國進入了獨裁時代。政府成立了出版物檢查委員會(COMISSÃO DE CENSURA)，由政府的一名代表和耶穌會的一名代表組成。在澳門，出版物檢杳委員會(COMISÃO DE CENSURA)則由政府代表和民族聯盟(NATIONAL UNIÃO)代表組成，値得注意的是，這時祇有一個政黨。
獨裁時代以前的各種檢查，媒介或出版者都可以對判決提出上訴，在這獨裁時期媒介或出版者再沒有上訴權。人稱這段時期爲藍色鉛筆時期，因爲出版物檢查委員會成員，是用藍色鉛筆把禁止出版的內容圈出來的。
爲了進一步確立這個制度，薩拉查在1937年1月正式頒佈了國家法令，澳門政府亦根據法令於同年實行新聞預檢制度。具體執行的，是根據法令成立的出版物檢查委員會。委員會由澳門總督的秘書長、市行政局長和陸軍總部官員組成。委員會下設負責檢查報刊、雜誌、書籍等一切出版物的總辦公廳，並且同時設有西文科和中文科，分管不同語言的各類出版物。
根據新聞預檢制度，澳門的所有出版物，都要在出版前首先送交出版物檢查委員會，被委員會審批通過的內容，方可刊行。這樣，一向以報導葡萄牙及澳門本土政情爲首要任務的葡文報章，便受到了嚴峻的考驗。
薩拉查執政期間，葡萄牙祇有薩拉查本人所建立的“民族聯盟”一個黨派，在葡國和澳門政壇上，根本沒有民族聯盟以外的政黨存在。本世紀初支配著澳門葡文報章發展的政黨元素也開始淡出。
另一方面，葡國自1914年通過《海外省民政組織法》開始，便逐漸賦予殖民地自主權。被葡萄牙實行殖民管治的澳門，遠在1917年，便在新頒佈的《澳門省組織章程》生效的前題下，享有行政和財政自主權。而1920和1930年兩次修改組織章程，又進一步加強了澳門的自治權。所以，薩拉查執掌葡國政府大權期間，澳門並沒有完全受其右傾極權政策所影響，與薩拉查因政見不同而被放逐到澳門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者，在澳門仍可以相對自由地生存。
在施行新聞檢查、沒有政黨和自治權大幅提高這三個前題下，我們至少可以肯定三點：第一，澳門的政治生態，回復到類似19世紀的執政派獨大時代，這樣，澳門葡文報章的出版特點，也明顯的與19世紀時期相近。當時，除了屬於政府公報的《澳門殖民地政府公報》(BOLETIMOFICIAL DA COLONIA DE MACAU)在刊行外，同時出版的非政府報刊，經常祇維持著一種，也就是回復到那種“一雞死一雞鳴”的景況。
第二，嚴厲執行的新聞預檢制度的結果，令葡文報章的報導主體，由偏向政爭過渡爲偏向文化。報章上基本上不可能出現反政府的聲音，即使是有關政治的內容，也是闡析政府立場、介紹政府各部門的舉措。如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日報《澳門消息日報》(NOTÍCIAS DE MACAU)(一譯《澳門要聞》)，便是一份以報導澳門社會文化事務爲主的報紙。在取態上，《澳門消息日報》與澳門政府合作，經常對政府的工作進行報導，曾經刊出一系列介紹政府各部門的職能和舉措的文章。可以說，《澳門消息日報》是當時可以生存的最典型的報章，除政府宣傳外，便以報導文化消息爲主，基本上不評論政治，而且還在辦報之餘，出版大量的文學和歷史作品。
另一個重要的特點是日報的出版。在整個19世紀，澳門出版的葡文報紙均以周報爲主，另有幾份雙周報、月刊和不定期刊，沒有出版過日報。最早在澳門出版的葡文日報，是1925年9月1日出版的《澳門日報》(DIARIO DE MACAU)。當時，《澳門日報》祇出版了六十五天便停刊。報刊出版周期的頻密可以作爲讀者對訊息需求的一個指標，日報的出現顯示葡文報章已走向更資訊性的道路，而不是純粹的政爭武器。1925年出版了第一份葡文日報後，從1926年至1974年，有七份葡文日報相繼出版：《祖國報》(A PÁTRIA，1925年12月1日出版)、《澳門之聲晨報》(A VOZ DE MACAU，1931年10月1日起出版)、《復興日報》(RENASCIMENTO，1945年2月19日起出版)《每日消息報》(JORNAL DE NOTÍCIAS，1945年5月1日創刊)《澳門消息日報》(NOTÍCAS DE MACAU，1947年8月25日創刊)《社區日報》(COMUNIDADE，1962年2月17日創刊)以及《澳門人報》(GAZETA MACAENSE，1963年9月30日創刊)。這些日報都標榜以新聞和文化爲主要內容，它們的出版，顯示澳門葡文報紙的政爭色彩隨著政治形勢淡化，也除著社會變化和讀者的訊息需求量增加而淡化。
必須注意的是，從1942年香港淪陷至日軍投降香港光復的三年多時間內，澳門成了中立的“東亞孤島”，大批不同族裔的戰爭難民逃到孤島上來，其中有不少逃避戰禍的各地政要和地下工作人員。這些人大多急切需要了解戰情，再加上特務機構開展的媒介工作，令這段時間在澳門出版的外文報刊，曾經呈現畸型的繁榮。像1943年，除了《澳門殖民地政府公報》(BOLETIM OFICIAL DA COLÓNIA DE MACAU)之外，一年內曾經出版過的外文報章就有七種，當中除了兩種爲英文周報外，其餘五種均爲葡文日報和周報。1945年更曾經在政府公報以外，出現過十種葡文報刊，當中的七種還是同期出版的，情況足以媲美今天的葡文報章出版狀況。而在1926至1974年這四十八年間，出版過的葡文報章一共有二十七種。
新聞預檢制度雖然在1974年葡國石竹花革命(34)推翻獨裁政權後才被正式撤銷，不過從二戰後到1974年期間，因爲世界政局動蕩和戰後經濟蕭條、百業待興，新聞預檢制度的執行逐漸寬鬆。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35)發生後，澳門政情風雲多變，政府喪失了統治權威，新聞預檢制度在華人報界中形同虛設，遵守的人越來越少，葡文報章所受的管制也開始鬆弛。
上面的種種因素，使澳門葡文報章進入政治因素淡化時期。不過，政黨性質淡出和不再完全受政治支配，並不代表與政治無關。事實上，1974年4月25日葡國的左翼軍官發動政變，推翻了薩拉查獨裁政權後，這場被稱爲石竹花革命的政變，爲葡國人民帶來了民主政權，也同時爲澳門帶來了深遠的影響。而澳門葡文報章發展成現有的狀況，也與這場政變有莫大關係。
第五章 政經因素同時主導報刊時期(1974年迄今)
“四·二五”革命後，葡國和澳門的情況變化很大。在政治上，因薩拉查的右傾極權政治而沉寂多時的政黨政治，有了重生的機會。澳門的葡萄牙人在革命的消息傳到後，開始有組織地活動。由居澳葡人及土生葡人先後組成的三個組織“民主聯盟”“公民協會”和“民主友誼促進會”，雖然都以澳門公民團體的名義成立，卻分別與葡國的不同政黨(葡萄牙社會黨、葡萄牙民主中心黨及社會民主黨)有著極密切的關係。加上澳門被葡國劃爲首都里斯本市內的一個選區，所有在澳門的葡籍公民，都具有葡國國家議會和葡國總統的選舉權，可以在澳門進行海外投票，更令這些成立時已有明顯政治目的的團體，幾乎成爲有關的葡國政黨在澳門的支部。
澳門的葡裔和葡籍居民在革命後便有意識地參與葡國的政治活動，當里斯本新政府在1976年頒佈《澳門組織章程》，規定通過選舉產生的立法會是總督以外澳門的第二個自我管理機構，澳門的政治和政制便開始本地化，並且在本地化的同時，與葡國本土政黨保持關係，沒有完全割裂開來。此時，雖然沒有正式的政黨黨報，但有不少報紙卻具有明顯的政治立場。
在經濟上，“四·二五”革命後的澳門，伴隨著幾年後中國國內的改革開放，整體經濟開始復蘇和穩定向上發展。在華裔和葡裔居民當中，中產階級開始形成。而以華資和中資爲主要經濟支柱的澳門，傳統親中商人和有大陸政府背景的公司都紛紛在澳門拓展業務，擴大影響。踏入90年代，房地產業的飛躍發展，又孕育了一批新興資本家。而這些新興資本家和剛剛開始形成的中產階級，因爲在政治上完全沒有籌碼，不如傳統商人和中資商人那樣穩握政經影響力，部分人便開始透過辦報來達到政治目的。
在政經因素以外，人力資源對這個時期的葡報發展也有很大影響。要注意的是，由《蜜蜂華報》開始，澳門一直沒有專業的記者參與葡文報章的工作。澳門有畢業於傳播學系的專業葡裔新聞工作者，還是最近十多年來的事。1980年全澳祇有兩名專職葡裔記者，其中一人在政府新聞司任職，負責向本澳所有葡文傳媒提供新聞稿件；另一位則在澳門電台的葡語頻道，負責整個新聞報導的工作。在此之前的百多年裡，支持澳門葡文報刊運作的，基本上都是政黨負責人或其他政客，這也是澳門葡文報章長期無法脫離政治直接操控的原因。出現深明客觀報導爲新聞原則的專業人員後，很多葡報報人的辦報方針和理念改變了，所以由80年代至今，澳門的葡文報章，可以說是進步了不少。過往那種純爲政治目的而進行的揭秘、傾軋和謾駡式報導，明顯得到改善。
1974年至今一共出版過二十種葡文報刊，其中《澳門消息日報》(NOTÍCIAS DE MACAU)和《民主進程半月刊》(DEMOCRACIA EM MARCHA)在本世紀80年代以前停刊。1987年中葡簽署聯合聲明，雙方同意澳門的管治權在199年12月20日移交回中國，澳門的政治文化因此出現變化，主權移交問題本身又是新聞焦點，加上90年代初，澳門經濟起飛，在這些因素的刺激下，澳門的葡文報業空前繁榮。像1992年至1995年間，同時出版的有一份晚報、三份日報和三份周報，它們分別是：《澳門晚報》(JORNAL DE MACAU)，《今日澳門》(MACAU HOJE)，《濠程日報》(FUTURO DE MACAU)，《澳門人報》(GAZETA MACAENSE)，《澳門論壇周報》(TRIBUNA DE MACAU)，《號角周報》(O CLARIM)，和《句號周報》(PONTO FINAL)。這些報紙，大部分表面上都是由律師籌劃和創辦的，但實際上卻代表著不同階層的利益。
現時澳門的葡文報章幾乎都由律師支持，這些律師一部分採取與政府合作的態度，在言論上支持政府和葡萄牙總統所屬的黨派(36)；一部分站在葡萄牙反對黨的立場以監督澳門政府的姿態對政府進行批評；一部分站在土生葡人的立場爲他們說話，有時會因此與政府對抗；一部分爲他們所屬的政治團體或支持他們的商人向政府施加壓力，以期達到政治和經濟目的。根據政府在1993年公佈的資料，這些葡文報紙，即使是最暢銷的，每期的印刷量都不過三千份，與中文報刊相差很遠(見下表)(37)。
事實上，由於讀者數量少，報刊銷售量低，以華人爲主要對象的商業活動機構，大都不願在葡文報章上刊登廣告，這些葡文報刊的收入主要依賴政府和專營公司刊登廣告。所以這些報章基本上都是虧本經營的，它們不是依靠政府津貼，便是由敎會或一些具有政治和經濟目的的人支持才得以生存。上面提到的《澳門人報)已於1996年停刊，它在停刊以前一直依賴政府直接津貼(39)和律師支持。《句號報》(PONTO FINAL)和《濠程日報》(FUTURO DE MACAU)沒有政府津貼，但均是由律師在經濟上支持它們出版。《號角周報》(O CLARIM)是敎會支持出版的，該報亦同時接受政府的津貼。有十六年歷史的《澳門論壇周報》和《澳門晚報》於1998年6月1日起合併爲《澳門論壇日報》(JORNAL TRIBUNA DE MACAU)繼續出版。《澳門論壇周報》的最後一期於1998年5月15日出版，而《澳門晚報》則於1998年5月20日出版最後一期。這兩份報刊在停刊以前都得到政府津貼，其負責人都在政府兼任要職。至今仍在出版的《今日澳門》(MACAU HOJE)也是由政府津貼出版的，過往同樣由律師支持。近年該報改組爲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份則由其員工共同擁有，該報是目前唯一一份宣稱沒有虧本的葡文報章。
如前所述，從1998年6月1日起，在澳門出版的葡文報章共有五份，當中包括四日報和一份周報：《今日澳門》(MACAU HOJE)，《濠程日報》(FUTURO DE MACAU)，《澳門論壇日報》(JORNAL TRIBUNA DE MACAU)，《句號報》(PONTO FINAL)和《號角周報》(O CLARIM)。目前，澳門的四十二萬多常住人口中，祇有不足一萬二千人是說葡語的，佔總人口百分之二點八。這個葡文報章的讀者群，除了土生葡人外，大部分都是澳門回歸前後便會返回葡國的各級公務員。而且，澳門政權轉移後，葡人社群對澳門政治的影響力將會大幅度降低，葡文報紙作爲政治工具的這一特點將會在回歸後逐漸消亡。現時，距離澳門回歸祇有一年多的時間，回歸後澳門會不會有葡文報紙，成了不少人關心的問題。
“官報時期”“黨報時期”和“現代報業時期”一直被稱爲報業發展的三個時期。“不過這種時期的劃分，並非是明顯的，不變的，而是相互交錯並有時會反覆循環的。”(40)“相互交錯並有時會反覆循環”這個特點，在澳門葡文報章的發展看來尤爲突出。可以說，澳門的葡文報紙一直以類似歐美的政黨報紙模式發展，沒有眞正過渡爲大衆化報紙或現代意義的報紙。今天的葡文報紙，每份售價都在澳門幣十元至十八元之間，而中文報紙的售價則是每份澳門幣二元或三元。澳門從事製造業的工人月薪均祇有三千多元，從售賣價看，更能證明葡文報章在澳門距離大衆化報紙有很大距離。
上面提到的《澳門論壇日報》(JORNAL TRIBUNA DE MACAU)，它的創刊宗旨是要成爲回歸後堅持在澳門出版的一份葡文報章。該報的負責人認爲(41)，現在支持葡文報章出版的律師，在澳門回歸後，不能再依靠報章向政府施加壓力達到政治和經濟目的，加上他們本身不懂中文，將會離開澳門返回葡國發展。沒有這些以律師爲主的人的經濟支持，現時的葡文報章很難生存下去。他們將兩報合併爲《澳門論壇日報》，主要原因是“回歸後澳門沒有報文報紙將是葡萄牙的恥辱”，而在澳門繼續出版葡文報紙，則有助保持葡萄牙的國家形象。從這裡可以見到，葡人在九九後繼續辦報，他們的辦報動力仍然是政治理由：配合葡萄牙人延續對澳門影響的政策，保持葡萄牙的國家形象。不同的是，過往支持葡人在澳門辦報的政治理由是個人或仝人團體的政治(經濟)利益，而支持葡人在主權回歸後維持在澳門辦報的動力，則是葡萄牙的國家形象和民族自尊。
《澳門論壇日報》是否可以在九九後維持在澳門出版，要看下面兩個因素。首先，在財政上《澳門論壇日報》已經得到葡萄牙的傳媒集團LUSOMUNDO承諾支持它的出版。該集團現時擁有葡萄牙最大的日報，並同時發行周報和雜誌，又經營電視台和電台，並擁有電影製作公司。《澳門論壇日報》在回歸前傭用全職記者七人，連同其他工作人員，是一間規模祇有二十人左右的報社(42)。目前，報社已經計劃在回歸後將人員數目減至最少二至三人，目的是節省經費。所以，若該報的運作成本低，而LUSOMUNDO集團本身又沒有財政問題，《澳門論壇日報》是具有繼續在澳門出版的經濟條件的。第二，葡萄牙過往一直沒有全面推行普及葡語敎學，現時澳門人口中，祇有爲數約一萬人的土生葡人和極少數的華人懂葡語。葡萄牙爲了延續葡語在澳門的影響，建立了葡文中小學，澳門大學則設有葡文學院，開設葡國語言文學學士學位課程。政府又在制訂政策，希望澳門能夠建立爲亞洲區的葡語學習中心。若這一系列計劃成功，則回歸後的澳門仍然會一定數量的葡文報紙讀者。該報亦已表明，即使回歸後澳門祇有六百名懂葡語的人，他們仍然會堅持出版。
總括地說，葡文報章是有條件在回歸後繼續在澳門出版的，不過這些條件能維持多久，現在仍是未知之數。無論如何，若九九後《澳門論壇日報》能維持出版，它的形式和內容都會出現變化，與昨天和今天的葡文報章不同。可以預見，因爲不再具有作爲政治工具的環境和價値，回歸後的葡文報章的政治報導將會減少；爲了讓居澳葡人了解社會環境，其報導內容將會以本地和國際的新聞爲主；由於葡人社群將會縮小，回歸後的葡文報紙還可能具有仝人刊物的性質。澳門葡文報章維持了一百七十多年的政治工具特點，在澳門回歸後將會逐漸淡化甚至消亡。
結論
總括地說，1822年《蜜蜂華報》出版，揭開了澳門葡文報章發展史的第一頁開始，澳門的葡文報章在各個時期都具有很強烈的政治色彩。即使在今天，政黨報紙完全淡出，在政經因素同時主導之下，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澳門的葡文報章，仍然具有強烈的政治味道。
不難看出，在1974年迄今的這個時期，澳門的葡文報章的確有比較大的變化。首先，在出版周期上，過去個多世紀都是以周報爲主導的，這種情況由本世紀30年代開始改變，現在，葡文報章是日報與周報平分秋色，各有三種。在壽命方面，以往幾個時期都有不少祇有“三個月”和“半年”壽命的報刊；今天，即使歷史最短的《濠程日報》，出版時間已接近五年。不過，上面兩個出版特點的變化，除了與政治環境變更有關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它們與澳門出現了專業葡裔新聞工作者維持報社的日常基本運作，以及澳門本土印刷儀器增多和技術得到改良有關。
今天，我們有具明顯政治和政策立場的葡文報刊，也有代表不同階層利益去說話的報刊。若果從西方的社會傳播學槪念看，澳門的葡文報章，在過去二十年，其實已經進步了不少，完全將客觀報導原則排除在辦報理念之外的時代，經已過去。當我們再回顧澳門葡文報章在過去百多年的四個發展階段，可以看到它的發展並不是循序漸進的。剛好佔去一個半世紀的首三個階段，葡文報刊的出版和內容特點縱有不同，仍然相類。今天葡文報章的特點，似乎都是在1974年開始，經過數年的過渡，才在80年代起有序地發展成今天的模式——政治味道仍然濃烈，卻沒有政黨報紙模式的政經因素同時主導時期。
因爲歷史原因，澳門在過去四百多年來一直帶著某種特殊意義，而這種特殊意義，又是相對於中國其他地區而言的。近年硏究澳門問題的人多了，這個在經貿上早已喪失了開埠初期那份光芒的城市，在歷史上曾經代表過的種種價値，開始得到關注和認同，也開始變得淸晰。不過，有關的硏究和認同，還是處於起步階段。作爲土生土長的澳門人，我們很淸楚，需要塡補更多空白，澳門的歷史原貌才能重現。而今天，筆者就是憑藉對新聞工作的熱愛和關切，盡自己的力量，嘗試去塡補其中一項空白。
附録一
附録二 參考書文目錄
中文専著
1.戈公振著《中國報學史》(生活讀者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55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2.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年9月第一版)
3.方漢奇，張之華主編《中國新聞事業簡史》(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11月，北京)
4.方漢奇著《中國近代報刊史》(山西敎育出版社，1981年6月第一版)
5.張隆棟、傅顯明編著《外國新聞事業史簡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8月版)
6.(葡)J.H.薩拉依瓦著，李均報王全禮譯《葡萄牙簡史》(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1994年12月第一版)
7.(美)查·愛·諾埃爾著，南京師範大學敎育系翻譯組譯《葡萄牙史》(上、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第一版)
8.(葡)A.H.德·奧里維拉·馬爾格斯著，李均報譯《葡萄牙歷史》(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4月第一版)
9.(瑞典)龍思泰著，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章文欽校注《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
10.吳志良著《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敎育會出版，1998年)
11.吳志良著《澳門政制》(澳門基金會出版，1995年7月)
12.吳志良著《葡萄牙印象》(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1993年8月)
13.譚志強、老冠祥合著《變遷中的香港、澳門大衆傳播事業》(台灣行政院新聞局出版，1996年5月)。
外文専著
1.PE. MANUEL TEIXEIRA(文德泉神父)，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遠東出版的葡文報刊》)，NOT獳IAS DE MACAU，1965(澳門消息日報社出版，1965年第一版)
2.LUÍS G.GOMES(高美士)，BIBLIOGRAFIA MACAENSE(《澳門圖書目錄》)，INSTITUTO CULTUTAL DE MACAU，1987(澳門文化學會出版，1987 年)
論 文
1.方漢奇著《新聞史是歷史的科學》，載於方漢奇《報史與報人》(新華出版社，1991年12月版)P1－2。
2.吳志良、譚志強未發表論文《中國領土上的第一份外文報紙：澳門的葡文《蜜蜂華報》1822－1823》
3.尹德剛《澳門新聞事業的歷史、現狀與前瞻》未刊稿
註釋：
①見方漢奇，張之華主編《中國新聞事業簡史》(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1995年11月，P46。
②戈公振著《中國報學史》(生活讀者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55年三月北京第一版)P81。③前引《中國新聞事業簡史》，P47。
④這份葡文報章報是1897年11月20日在香港出版的，但其編輯在澳門出生，與同期在澳門出版的《葡人周報》(LUSITANO)關係密切，文德泉在這裡加以強調，可能指它報導澳門時的偏向，並由此而捲入了澳門的政治鬥爭。
⑤這份葡文報章也是在香港出版的，同樣捲入澳門葡人的政治鬥爭中。
⑥以上譯自文德泉神父(PE.MANUEL TEIXEIRA)著《遠東出版的葡文報刊》(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 ORIENTE)(澳門消息日報社(NOTÍCIAS DE MACAU)出版，1965年第一版)，P241－P242。
⑦方漢奇著《新聞史是歷史的科學》，載於方漢奇《報史與報人》(新華出版社，1991 年12月版)P1－2。
⑧吳志良著《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敎育會出版，1998年)，P49
⑨前引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P52。
⑩前引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P98。
(11)前引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P99。
(12)這個數字是根據PE.MANUEL TEIXEIRA(文德泉神父)，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遠東出版的葡文報刊》)，NOTÍCAS DE MACAU，1965(澳門消息日報社出版，1965年第一版)和LU'ISG.GOMES(高美士)，BIBLIOGRAFIA MACAENSE(《澳門圖書目錄》)，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1987(澳門文化學會出版，1987年)兩本書的資料，以及澳門中央圖書館館藏葡文報刊目錄的資料參照比較得出來的，詳見本文附錄：澳門葡文報刊出版目錄。
(13)J.H.薩拉依瓦著，李均報、王全禮譯《葡萄牙簡史》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1994年12月第一版，P136
(14)前引《葡萄牙簡史》，P215。另外，値得一提的是，葡萄牙是在1640年擺脱西班牙長達八十年的統治復國的，而葡萄牙第一份報刊《本宮及來自其他國家的新聞專刊》在1641年出版，而且由“本宮”即復國後的葡萄牙皇室，由此推斷，葡萄牙復國後的政治形勢可能是第一份報刊出版的導因，事實是否如此則待查。
(15)譚志強、吳志良未發表論文《中國領土上的第一份外文報紙：澳門的葡文《蜜蜂華報》1822－1823》
(16)前引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P85－86。
(17)根據政府在1995年的統計，澳門的常住人口是四十二萬五千人，當中使用葡語的有一萬一千九百人，佔常住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點八。
(18)前引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P71－72。
(19)參見前引《中國新聞事業簡史》，P5。
(20)當時澳門在法律上並不屬殖民地，祇是葡人以此爲他們在海外的居留地。
(21)J.H.薩拉依瓦著，李均報、王全禮譯《葡萄牙簡史》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1994 年12月第一版，P319。
(22)吳志良著《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1996年8月)，P93。
(23)前引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P99。
(24)前引吳志良著《東西交匯看澳門》，P93。
(25)即前述的立憲黨，或稱立憲派。
(26)前引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P95。
(27)張隆棟、傅顯明編著《外國新聞事業史簡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L994年8月版)P45。
(28)前引《外國新聞事業史簡編》，P45－46。
(29)本文有關葡國和澳門政治的材料，主要引述自吳志良著的《澳門政制》(澳門基金會出版，1995年7月)、《葡萄牙印象》(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1993年8月) 以及前引的《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和《東西交匯看澳門》。
(30)前引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P94－95。
(31)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在1994年將搜羅到的各期《蜜蜂華報》影印出版了合訂本，但仍缺1823年3月20日那期的其中4頁。
(32)澳門政府公報的具體名稱，後來出現過多次變化。
(33)施利華(JOSE DA SILVA)父子所辦的《獨立報》(O INDEPENDENTE)，《東方報》(O ORIENT)，《鏡海叢報》(ECHO MACAENSE)和《眞理報》(A VERDADE)，不單曾多次被當時的政府查封，兩人也曾因在報刊上攻擊澳督和政府官員而入獄。
(34)參見前引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P290－293。
(35)參見前引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P259－286。
(36)這是因爲澳門總督及主管澳門行政的政務司均由葡萄牙總統委任。
(37)以上資料摘自1993年8月號葡文版《澳門雜誌》，MACAU，(AGOSTO 93)，GCS，MACAU，(澳門新聞司出版)，P22。
(38)該報創刊時爲周報，後改爲日報出版至今。
(39)澳門政府過往一直有以“津貼紙張費”的形成向報刊提供資助。現任澳督韋奇立在1991年到任時，明確規定至1991年時已出版三年或以上的報刊，每月可以得到相當於澳門幣一萬二千元的直接津貼。
(40)李瞻著《世界新聞史》(台灣三民書局，1988年11月增訂版)，P13。
(41)筆者在《澳門晚報》和《濠江論壇周報》宣佈合併後，曾經訪問過兩報的社長。由於本文撰寫時，《澳門論壇日報》還沒正式出版，以下有關該報的資料，均引用自上述訪問的內容。
(42)這在澳門的葡文報章來說，是規模最大的一間報社。因爲現時的葡文報章一般祇有兩至三個全職記者，整個報社僱用的人員基本上不超過十人。
(43)今譯：索洛爾
(44)尹德剛《澳門新聞事業的歷史、現狀與前瞻》未刊稿。
(45)澳門民主協會(CENTRO DEMOCRÁTICO DE MACAU)是1974年葡國“四·二五革命” 後，居澳葡人組成的組織。當時在澳門的葡人分成保守和激進兩派，激進派以澳門民主協會社主體，而保守派則以澳門公民協會(ADIM－ASSOCIAÇÃO PARA A DEFESA DOS INTERESSES DE MACAU)爲主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