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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十七世紀葡萄牙與寧波之關係

王慕民(寧波大學歷史系主任)

　　隨着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和地理大發現，歐洲開始向世界積極擴張，其中地處伊比利亞半島西部的葡萄牙則是向亞洲擴張的先鋒。十六世紀初，葡萄牙就沿着達·伽馬剛剛開闢的新航路，迅速控制了果阿和馬六甲，其後又以此爲基地，循南洋海道繼續北上。1517年八月，安德拉德(F.P.DE ANDRADE)率領的葡萄牙皇家艦隊進泊廣東屯門，由此揭開了中西關係新的篇章。經過1521年九月屯門之役和次年九月西草灣之戰，葡萄牙雖然暫時中止了打開中國貿易大門的政府行爲，但一部分葡萄牙商人則在退出廣東海面後，轉移到閩浙沿海繼續從事走私貿易活動，並逐步在浙江寧波的雙嶼港建立起繁榮興盛的貿易基地。降至十七世紀二十年代，葡萄牙天主敎士又率先在甬開敎。此間一百餘年，葡萄牙同寧波的經濟、文化交往便成爲中葡乃至中西關係中的重要一章。對上述百餘年間葡萄牙與寧波關係中的若干問題進行以下考析，或有助於深化早期中葡關係的硏究。

一、葡人來市與雙嶼港的崛起

　　葡萄牙人在進入澳門之前，曾在浙江寧波的雙嶼港建立過國際性走私貿易商棧，這早已爲中外史家所公認。由於此種貿易是在未得中國官方准許的情况下私下進行的，而葡商的活動又係私人行爲，這就造成中葡雙方所載史料的匱乏，^①並使得這段歷史變得衆說紛紜、神秘難測。因此，今天我們仍有必要對此進行考究。
　　首先是葡人何時來到寧波的問題。
　　對此，至少有十多種不同說法。^②考其源，1517年、1518年葡人來甬說，大多根諸於丹佛斯的《葡萄牙人在印度》一書。其實，著名葡萄牙史專家博克舍早已考證，安德拉德於1517年抵達廣東珠江後，的確曾派馬斯卡林納去尋找琉球，由於逆風的阻擋，馬斯卡林納的船隊“最遠祇到達福建”，然後奉安德拉德之命，“返回珠江”，因“安德拉德擔心1518年九月末他要錯過季風返回馬六甲”。^③1540年前後葡人來甬的各種說法，則大多以《籌海圖編》爲本。其實，《籌海圖編》是以“寇踪”爲綱，所述金子老於1539年“勾引西番人交易”，當係雙嶼已爲海商屯據，名聲大振以後的事，至於這種局面形成之前葡人來寧波的商貿活動，當然不在其記述範圍之中。因此，我們不能將《籌海圖編》所述的1539年作爲葡人來甬的起始年份。從另一角度來看，也很難想象，逐利心切、勇於開拓的葡商在廣東受挫後竟會耐心地等了十七年之久，才北上浙海，光顧寧波。
　　正如博克舍所言：“和中國的貿易是那樣有價値，葡萄牙人不願意輕易就放棄這個新的和有希望的市場。”^④鑒於廣東方面在驅逐葡人後嚴行海禁，甚至連安南、滿剌加諸番舶也“盡行阻絕”，1529年後雖准許南洋諸國照舊通商，但葡商仍嚴格地被拒之門外，^⑤於是，“葡萄牙人遂把注意力轉向更北面的沿海省份福建和浙江，他們在那裡各個避風處和隱蔽海岸、港灣度過冬季。其中最熱鬧的臨時駐地是寧波附近的雙嶼港、大廈門灣南端的浯嶼島和月港。”^⑥
　　在葡萄牙早期文獻中，最詳細談及葡人和寧波關係的是克路士(GASPAR DA CRUZ)的《中國誌》(TRACTADO EM GUE SECÕTAM MUITO POR　SET~~ESO AS COUSAS DA CHINA)。他記述道：葡人是在旅居馬六甲、暹羅、北大年等地的華人指導下，“開始到寧波(LIAMPO)作貿易”的，時間在西蒙·德·安德拉德“犯事”，即1522年葡人被逐離廣東之後，貿易對手則是“當地商人”。^⑦克路士曾於1556年進入中國，廣泛接觸過葡國商人、海員及被囚於廣州的葡人。他的《中國誌》於1570年二月在埃武拉出版後，即被公認爲比較可靠的史料，所述內容也大多能爲中國史籍所證實。然而，遺憾的是他未能爲我們提供一個確切的年代，因此，我們祇能求助於中國方面的史料。
　　確切指述葡人來甬年代的中國早期文獻當首推鄭舜功的(日本一鑒窮河話海》。鄭氏明確指出：“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鄧獠，初以罪係按察司獄，嘉靖丙戌(1526年)，越獄逋下海，誘引番夷私市浙海雙嶼港，投托合澳之人盧黃四私通交易。”^⑧鄭舜功是廣東新安人，原係布衣，因熟黯夷務，爲主持浙江海防的楊宜所推薦，於1555年出使日本。他對與葡萄牙人合伙屯居雙嶼的許棟兄弟的情况非常了解，許棟之弟許四就是他於1557年在贛州擒獲的。因此《日本一鑒》可視爲第一手資料，比較可信。更重要的是，對照克路士的記述，兩人提供的情况基本吻合，即1522年西草灣之役後，葡人(番夷)在華人的引導下，來到寧波雙嶼港，與當地商人進行走私貿易。而且，鄭舜功還進一步確稱，番夷到雙嶼“私商”始於1526年。於此，問題便集中到如何看待其所用“番夷”一詞上。從當時的文獻來看，“番夷”一詞泛指南海一帶的西南諸番和葡萄牙等大西洋國人。鄭舜功在《日本一鑒》卷六的海市、流逋條中也常常用“番夷”來指稱葡萄牙人，兩者通用隨處可見。^⑨再者，寧波是專通日本的海港，敢於不顧明政府禁令，率先北上寧波佔據海島，開拓走私貿易的，也祇能是已取得南洋霸權並有強大武力作爲後盾的葡萄牙人。由此觀之，鄭氏所指1526年來甬的“番夷”係爲葡人，已可大致判定。又鑒於葡人經常率西南諸番一起來甬互市，所以鄭舜功也有可能用“番夷”來統指葡人及隨葡人同來的南洋諸國商人。
　　此外，可以用來佐證葡人首航寧波日期的文獻，也爲數不少。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二月，當閩浙當局準備進剿亦商亦盜的葡萄牙和中國海商時，浙江海道副使沈瀚報告：雙嶼港已爲“番賊盤踞二十餘年，率難輕動”。^⑩此處的“番賊”係爲葡人，當已確鑿無疑。六月，浙江巡撫朱紈在雙嶼之役勝利後也說：被擊沉、繳獲及驅散的葡人與許棟的“前項賊船，蟠據雙嶼港二十餘年”。⁽¹¹⁾以後，胡宗憲的《籌海圖編》也襲用此說。由此亦可推知，葡人來市雙嶼，應始於嘉靖初年，即1522到1527 年間，而且，這也能與鄭舜功的說法互相印證。無獨有偶，當年參贊過平倭軍事，深黯夷情的唐樞也曾明確提到：許棟、李光頭等糾合佛郎機人佔據雙嶼，“其始也以不通商爲迫，故海之熾寇，自嘉靖五年(1526 年)始也”。⁽¹²⁾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確認：葡人到達雙嶼的時間，當在嘉靖初年，即葡人被逐離廣州後的數年間。因爲有鄭舜功的明白記載，目前將其確定爲1526年是可以成立的，也是適宜的。當然，日後若有新的史料發現，這個日期也有可能被定位得更加準確。
　　其二是雙嶼港的所在位置問題。
　　雙嶼港位於浙江舟山群島，明代屬寧波定海衛霩

所管轄。《籌海圖編》將“雙嶼港”明確標在陸奧山(即六橫山)下，與梅山和霩

所遙遙相對。⁽¹³⁾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更是準確地將雙嶼港標在六橫島和佛肚島之間，⁽¹⁴⁾其位置約在東經122.05度和北緯29.75度一帶。而有的西方學者則誤以爲雙嶼港在“舟山群島的嵊泗島上”，或者在舟山本島沈家門附近。⁽¹⁵⁾雙嶼港東西寬約5里，南北長約10里，其實是一條南北走向的水道，東西兩側六橫和佛肚蜿蜒曲折的岸線上和港中小佛肚、野佛肚等小島間，分佈着衆多可以泊舟的港叉。港中偏東處有兩個連結着的小島，名曰雙嶼，⁽¹⁶⁾或許這就是雙嶼港得名的由來。
　　通過對雙嶼港位置的介紹，便可知它所包有的不同含義。第一，它指的是雙嶼水道；第二，它泛指雙嶼水道內的衆多港叉；第三，它特指某一重要支港，即葡人首次來泊並着力經營的那個被稱作LIAMPO的港口。其實民國《鎭海縣志》便已發現問題，認爲葡人屯據的雙嶼港並非是地圖上所標的那個作爲水道的雙嶼港。它在引用《籌海圖編》所述雙嶼港被朱執塡塞一事時提出：雙嶼港“南北通大洋，無築塞之理，《圖編》云云，殆別有支港耶”。⁽¹⁷⁾那麼，葡人屯據的那個“雙嶼港”究竟在何處呢？
　　負責寧波一帶海防，因而對葡人和中國海商佔據的雙嶼港情况了然於胸的浙江海道副使沈瀚曾經提到：“大麥坑與雙嶼港兩山對峙，番賊盤踞二十餘年”。⁽¹⁸⁾以此看來，雙嶼港當在大麥坑附近。又據浙江巡撫朱紈記述，他在1548年收復雙嶼港後，曾“自霩

所親渡大海，入雙嶼港，登陸洪山(即六橫山)”，“凡踰三嶺”，祇見通往雙嶼港內的寬平大路十分顯目。⁽¹⁹⁾而從民國《定海縣志》附圖四中，可以看到，六橫島西北有大麥嶺、棕櫚嶺、張起嶺等三道依次相連的小嶺，朝西一側的嶺下，環布着大麥坑、棕櫚外灣、棕櫚灣和張起港等一系列港灣。由此可知，三嶺即爲大麥嶺、棕櫚嶺和張起嶺，而雙嶼港則在嶺下，且與上述大麥坑等港灣相鄰。這樣，我們便可確定，當年葡萄牙人屯據的雙嶼港實爲雙嶼水道內的一個支港，它位於水道北部，野佛肚島以東，即六橫島西部的大麥坑和張起港之間。明代文獻還告訴我們，它由南北兩港組成。⁽²⁰⁾令人遺憾的是，今天我們雖尙可查考出它的大致所在，但卻難以再見到它了。這是因爲六橫島西部潮緩波平，潮水中夾帶的泥沙極易堆積起來，如1548年冬，雙嶼港築塞還不到半年，浙江海道副使魏一恭已向朝廷呈報：“今潮長淤泥漸積”。⁽²¹⁾因此到民國年間，大麥坑和棕櫚灣、張起港等已經淤爲陸輿，而淤塞得更早的雙嶼港則早已從地圖上消失了。⁽²²⁾
　　其三是關於雙嶼商埠形成過程的問題。
　　從1526年葡萄牙人首次來市到1548年突遭朱執軍事打擊，雙嶼港在短短二十二年間由一個不爲局外人所知的普通走私港澳一躍而爲蜚聲中外的國際走私貿易商埠，期間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以1526年葡萄牙人的到達作爲契機，中國海上貿易的重心開始東移，寧波的商貿活動由此被注入強勁動力，雙嶼港也隨之從大茅、南紀之類的海商私泊錨地脫穎而出。在這起始階段，貿易是“暗中進行”的，數量不大，華人中間商也並不固定，葡人在貿易季節或直接在繫泊港中的船上交易，或“靠海灘搭起蔽身和存貨的席棚”，當交易完畢“乘船離開時就把棚子燒掉或拆掉”。⁽²³⁾雖然也有記載說雙嶼“在1533年時，已經非常繁榮”，⁽²⁴⁾但筆者以爲此時的雙嶼港還祇是葡商的臨時駐地，所以這一階段葡人在雙嶼的活動鮮見於中葡史籍。
　　從1539年起，情况有了很大變化。是年，閩人金子老“勾引西番人交易，屯雙嶼港”。翌年，“以梟勇雄海上”的閩人李光頭也引葡萄牙等番夷來雙嶼和金子老“合踪”，並被金子老“引爲羽翼”。⁽²⁵⁾而以許棟兄弟爲首的重要海商集團於此年“潛從大宜、滿刺加等國，誘引佛郎機國夷人，絡繹浙海，亦泊於雙嶼、大茅等港，以要大利”。⁽²⁶⁾正如胡宗憲的幕僚唐樞所言：“寇勢盛於嘉靖二十年(1541年)後，是時居有定處，……人有定夥”。⁽²⁷⁾鑒於中葡海商聲勢漸大，到了1542年，寧波知府曹誥便“以通番船招致海寇，故每廣捕接濟通番之人”。⁽²⁸⁾次年，許氏商團與繼承金子老船隊的李光頭商團合併，組成以許棟爲首，稱雄閩浙沿海的私商集團。⁽²⁹⁾浙江海道副使張一厚見許棟和番商勢力日盛，遂於該年“督調官軍船隻出海攻剿”，許棟等“用大小鉛子火銃拒打本道官船，傷殘官軍不計名數”，“許一、許二等敵殺得志，乃與佛郎機夷竟泊雙嶼”。⁽³⁰⁾我們知道，金子老、李頭光、許棟等海商是靠“收販番貨”，充當葡人的經紀人，即“爲之主，司其質契”而“致富不貲”的。⁽³¹⁾他們勢力的膨脹，恰好反映了葡人在雙嶼貿易的迅猛發展。正如克路士所言，葡人不僅“開始在寧波諸島過冬，在那裡牢牢立身”，而且還步步前進，開始到福建漳泉一帶和廣東海島去做生意，到南京那邊去進行貿易。⁽³²⁾由此可知，雙嶼港此時已成爲葡人在華的重要走私港口和中轉貿易基地。
　　1544年，“招亡命千人逃入海”的歙人王直，亦來到雙嶼港，“推許二者爲帥”。⁽³³⁾王直商團的入伙，標誌着雙嶼港的發展進入極盛時期。這是因爲以王直爲首的徽州海商集團本身就實力強大，王直不僅擁有徐惟學、葉宗滿、方廷助、謝和等一批能幹的部屬，而且本人“歷市西洋諸國”，有豐富的海上貿易經驗，爲人又“素有沈機勇略”，因此一到雙嶼即擔當起替許棟“管柜”，“爲司出納”的重任。⁽³⁴⁾由此，屯據雙嶼的許棟商團便成爲當時中國力量最強的海商集團，“閩浙蜂起之徒，益附之，浸淫蠶食，海上聚保矣”。⁽³⁵⁾再者，王直的到來開闢了雙嶼港同日本的商貿通道。就在前一年夏秋之交，王直和三名葡萄牙人帶領上百名番商從暹羅乘船北航雙嶼港，結果於九月廿三日被暴風雨冲漂到日本種子島。⁽³⁶⁾由此，葡人發現了他們夢寐以求的日本，王直也和日商初步建立起貿易關係。極有可能，王直就是在第二年南風汛發時和葡人一起從日本返航駛抵雙嶼，並加人許棟集團的。此時，恰好又遇上日本的朝貢使團被明廷拒絕接納，於是他們便同雙嶼的中外商人交易。貿易完畢後，許棟即派剛從日本回來的王直率“哨馬船隨貢使至日本交易”。⁽³⁷⁾第二年，也就是1545年，王直就招引日本私商“博多津、倭助、才門等三人，來市雙嶼。明年，復行風布其地”。⁽³⁸⁾同時，不少葡商也開始將雙嶼作爲同日本貿易的中轉港。⁽³⁹⁾隨着貿易範圍從南亞、西亞擴展到東亞的日本，以及貿易數量的大幅提升，雙嶼也一躍而爲中國乃至東亞最大的國際走私貿易港口。
　　此時，在上述走私貿易中佔據主導地位的葡萄牙人在雙嶼已獲得“如此之自由，以致除絞架和市標(POLOURINHO)外一無所缺”。⁽⁴⁰⁾毫無疑問，此時的雙嶼港已成爲葡人在中國沿海最重要的商埠，並且正在由越冬和貨物儲存中轉基地向象澳門一樣的永久定居點方向轉變。與此相應，葡萄牙方面對於寧波和雙嶼港和記載也日漸增多。如1548年，一位佚名男仕在寫給聖方濟各大師的《中國報道》中講到：中國地方官往往易地而任，“如果他是廣州人，他就可以在寧波做官；如果他是寧波人，他則可以成爲泉州的(官員)”。⁽⁴¹⁾1551年，聖方濟各·沙勿略在東京發出的一封函件中稱：“自日本至中國濱海重要城市之LIAMPO，相距凡一百古法里”。⁽⁴²⁾在此前後，葡人安東尼奧·伽爾凡(ANTÓNIO GALVANO)記述，雙嶼港在“緯度30餘度”。⁽⁴³⁾1554年，羅浦·侯門(LOPO HOMEN)在其所繪制的古航海圖中，已明確將LIAMPO標爲葡人在中國沿海的重要貿易據點。⁽⁴⁴⁾蓋略特·伯來拉(GALEOTE PEREIRA)在其1555年所著的《中國報道》中則說：浙江的“首府是杭州，尙有寧波及其他十三或十四座城市”；葡人“發現寧波售賣大量細瓷，起初還認爲那是寧波製造的，但是最後他們才知道江西比泉州和廣州位置更近寧波，是寧波大量細瓷的來源”。⁽⁴⁵⁾1563年，巴羅斯在《亞洲十年》第三卷中寫道：“葡萄牙人做生意的地方泉州府和寧波府，即指泉州和寧波”。⁽⁴⁶⁾此外，西班牙人拉達(MARDIN DE RADA)也在1576年所著的《記大明中國事情》中指出：按葡萄牙人所說，“從寧波即他們地圖上稱作的LIAMPO所在的緯度29度起，所有的海岸都是整齊的，有很好的港口”。⁽⁴⁷⁾至於克路士對雙嶼的叙說則在此不贅。綜上所述，我們有理由相信，要不是1548年明政府對雙嶼的軍事打擊，它完全有可能發展成爲葡萄牙的永久性居留地。
　　此外，還有一個需要澄淸的問題，就是雙嶼港和日後的澳門不同，它並不是葡人單獨控制的港口，而是中國、葡萄牙、南洋諸國和日本等衆多國家走私商人的共同居留地。當然，在雙嶼活動的主角是中葡兩國的海商，其中葡人雖然起着主導作用，但中國海商卻佔着地理、人和之便，他們的發展勢頭十分強勁。認識這一點，有助於我們把握雙嶼港問題的硏究。

二、雙嶼港走私貿易的繁榮和葡人選擇雙嶼之原因

　　經過葡萄牙和中國海商二十年經營，雙嶼港迅速崛起，成爲中外矚目的國際商埠。對於它的繁榮興盛，我們雖然拿不出諸如貿易額之類的具體數據，但仍可用衆多的文獻資料來加以估測。
　　首先，我們來考察雙嶼港的外商情况。從地域來看，來雙嶼貿易的有葡萄牙、暹羅、彭亨、闍婆、眞里富、占城、琉球等國和日本諸島的商人。他們“常年於南風汛發時月”，裝載着胡椒、蘇木、象牙、香料、火器和刀劍、倭扇、黃銅、銀錠等物品，“前來寧波雙嶼港內停泊”。⁽⁴⁸⁾當北風汛發時，他們又滿載購得的絲綿、綢緞、瓷器、藥材等物返航。據載，這些夷商的船都造得十分高大，如有一次在九山洋被明軍擒獲的一艘就“長九丈、闊二丈四尺、高深一丈七尺”，載有中海外商百名。⁽⁴⁹⁾從夷商的數量來看，當年主持過浙江軍務的王忬就有過“數十年來事皆廢馳，番商海寇俱至浙洋，寧紹蘇杭奸宄射利之徒，接濟交通，勾引貿易”之說。⁽⁵⁰⁾據鄭舜功所記，1547年中，林剪一人即從彭亨招引番商“駕船七十餘艘至浙海”，屯泊雙嶼，胡霖等人也從日本“誘引倭夷來市雙嶼”，⁽⁵¹⁾而日商嵇天等則在“通番喇達”林爛四的引導下，於同年六月駕倭船駛抵雙嶼。⁽⁵²⁾次年四月初二，明軍在九山洋擒獲一艘由日本去雙嶼“販番”的大商船，其中有二名日人被捕，三名被殺，據被獲日人交待，“尙有百數倭人在後來船內未到”。初七攻破雙嶼後，又發現“南麂山等岙有大賊船十隻，……俱是小琉球國開洋而來，不知雙嶼已被攻破，今去下八山躲泊”。⁽⁵³⁾而在突出雙嶼重圍後，仍有“總不餘三十隻”的佛郎機船繼續同許棟“勾合”，活動於閩浙交界一帶的海中。⁽⁵⁴⁾朱執的軍情報告也載：六月，“佛郎機夷船衆及千餘，兩次冲泊大擔外嶼”；同月二十三日，浙江金鄕衛官軍擒獲從雙嶼逃出的海商首領胡勝和倭夷連壽和尙等六人，斬殺三人，另有番人“囉畢利亞司等四十餘人俱溺死”；七月初四，“賊船二十六隻與佛朗機番賊合綜共四十餘隻，賊黨千數”，進犯福寧州黃崎等岙；八月初三，官軍在溫州大門海中，生擒佛郎機國人“共帥羅放司、佛德全比利司、鼻昔弔、安朵二、不禮舍識、畢哆囉、哆彌、來奴八名，暹羅夷利引、利舍、利蠒三名，海賊干種、吳如慶、車再一、譚明才四名，共一十五名，斬獲番賊首級五顆，奪獲哨船一隻、叭喇唬船一隻”。⁽⁵⁵⁾據海商首領胡霖供稱，上述佛郎機船均因雙嶼旣失，無所歸依，加上貿易未完，回歸風汛不便，故而在閩浙一帶海中“結綜爲患”的。⁽⁵⁶⁾至於葡人的數量，林希元曾言，雙嶼之役後，集中在福建漳州一帶活動的“機夷”大約“不下五六百”。⁽⁵⁷⁾顯然，這五六百人中，有一部分是原來就在該地活動的，而多數當從主要據點雙嶼轉移而去。再根據官方奏報，在圍攻雙嶼及其後的追剿中，葡人遇害不多。由此可以推測，雙嶼葡人的數量應在四百人上下。⁽⁵⁸⁾通過以上記述，當大略可見雙嶼外商數量和貿易規模之一般。
　　現在，再來考察雙嶼港內中國商人的情况。麋集雙嶼的中國私商，來自廣東、福建、安徽、江蘇和浙江寧波、溫州、台州、紹興、杭州等廣大區域。其中以許棟、王直爲代表的海商，初時尙“各船各認所主，承攬貨物，裝載而還，各自買賣，未嘗爲群，後因海上強弱相凌，自相劫奪，因各結綜，依附一雄強者以爲船頭，或五隻，或十隻，或十數隻，成群分黨”，爲勾引番船，“日本、暹羅諸國無處不至”。⁽⁵⁹⁾朱執也向朝廷報告：許棟等在雙嶼港內招集海商“千餘人”，他們“各造三桅大船，節年結伙，收買絲綿、綢段、瓷器等貨，並帶軍器，越往佛狼機、滿咖喇等國，叛投彼處番王別

佛哩、類伐司別哩、西牟不得羅、西牟陀密羅等，加稱許棟名號，領彼胡椒、蘇木、象牙、香料等物，並大小火銃、槍刀等器械”，陸續引帶番夷，前來雙嶼交易。⁽⁶⁰⁾除上述資本雄厚的大股海商外，還有數量衆多的中小商人，他們爲豐厚的海貿之利所吸引，往往合伙僱船，出本附搭買賣。比如有一則史料記述：1546年七月，紹興人趙七、金世傑和紹興白指揮舍人永安等四人，“到雙嶼港下徽州人方三橋船主船上”，其中趙七和永安各攜本銀一百兩。駛達日本後，因船被風暴打破，方三橋無力修理，乃另僱得“日本國中船一隻”。在返程中，該船共搭有倭夷二十人、唐人五十人、廣東人六七人、漳州人三四人、徽州人十餘人、寧波十餘人、紹興人四人。⁽⁶¹⁾當然，那些在陸上運銷番貨、採集土貨的私商，數量必定也十分可觀。如寧紹一帶在雙嶼之役中被捕的通番窩主即有十三名之多，而余姚的貴官大姓謝遷家族和慈溪的豪族柴德美更是官府所不敢觸動的陸上坐商。更爲甚者，連寧波、紹興的地方官竟然也“將起解錢糧物料領出，與雙嶼賊船私通交易”。⁽⁶²⁾至於沿海一帶的普通百姓，有的爲番商充當翻譯、嚮導，有的爲之造船、修船，有的競相販售酒米、時鮮等食品。⁽⁶³⁾對於中國商販這種十分活躍的商貿活動，當時就有文獻作過如此生動細緻的描述：“浙江定海雙嶼港，乃海洋天險，叛賊糾引外夷深結巢穴，名則市販，實則劫虜。有等嗜利無耻之徒，交通接濟。有力者自出貲本，無力者轉展稱貸，有謀者誆領官銀，無謀者質當人口，有勢者揚旗出入，無勢者投托假借，雙桅、三桅連檣往來。愚下之民，一葉之艇，送一瓜，運一罇，率得厚利，訓至三尺童子，亦知雙嶼之爲衣食父母。遠近同風，不復知華俗之變於夷矣”。⁽⁶⁴⁾
　　此外，還有許多珍貴文獻也爲我們描繪展示了當年雙嶼港內中外走私貿易一派繁榮興旺的景况。如克路士記述：雙嶼“那一帶地方沒有帶牆的城鎭和村落，而沿岸有許多窮人的大鎭，他們很喜歡葡人，把糧食買給葡人以便得到收入。在這些城鎭中有那些跟葡人一起的中國商人。因爲他們爲人所知，葡人也以此受到較好的款待，通過他們的安排，當地商人把貨物攜來賣給葡人。和這些葡人一起的中國人就充當葡人和當地商人的中間人，所以很快獲得大利”。⁽⁶⁵⁾上虞知縣陳大賓在1548年所申抄的一份錄有三名在雙嶼附近被捕的“黑番鬼”的口供則載：三人中“一名沙哩馬喇，年三十五歲，地名滿咖喇人，善能使船觀星象，被佛郎機番每年將銀八兩僱用駕船。一名法哩須，年二十六歲，地名哈眉須人，十歲時被佛郎機番買來在海上長大。一名嘛哩丁牛，年三十歲，咖呋哩人，被佛郎機番自幼買來。同口稱佛郎機十人與伊一十三人共漳州、寧波大小七十餘人，駕船在海，將胡椒、銀子換米布綢段，買賣往來日本、漳州、寧波之間，乘機在海打劫。今失記的日，在雙嶼被不知名客人撑小南船載麥一石，送入番船，說有綿布、綿綢、湖絲，騙去銀三百兩，坐等不來。又寧波客人林老魁，先與番人將銀二百兩買段子、綿布、綿綢，後將伊男留在番船，騙去銀一十八兩。又有不知名寧波客人，哄稱有湖絲十擔欲賣與番人，騙去銀七百兩，六擔欲賣與日本人，騙去银三百兩，”⁽⁶⁶⁾又據朱執在軍情報告中所載，雙嶼港爲官軍攻破後，“官兵屯守旣嚴，五月、六月，浙海瞭報賊船外洋往來一千二百九十餘艘”。⁽⁶⁷⁾這說的是成百上千艘商船在失去雙嶼這個繫泊之所後，祇得無可奈何地在舟山和台溫外洋弋游徘徊的情况。而時人王世貞也稱：“舶客許棟、王直輩挾萬衆雙嶼諸港，郡要縉紳利互市，陰通之”。⁽⁶⁸⁾此處“萬衆”之數或許係文人誇張，但雙嶼港內曾出現過舟船輻輳，賈客商販比肩接踵的繁忙景象，卻是無可置疑的。惟其如此，所以當朱執入港視察，見到那條寬平古路在商賈被逐四十多天後依然“寸草不生”時，也不得不喟嘆“賊徒佔據之久，人貨往來之多，不言可見!”⁽⁶⁹⁾而著名海交史專家，近人滕田豐八先生則稱：“葡人所稱之寧波(LIAMPO)，實爲十六世紀之上海也”。⁽⁷⁰⁾
　　至於葡人所以選擇雙嶼和雙嶼迅速繁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數端。
　　首先，從地理位置來看。雙嶼港“去定海縣不六十餘里”，距大海對岸的霩

千戶所也有二十多里的水路，而霩

又在“郡治南一百八十里”，⁽⁷¹⁾至於離省城杭州，更有約七日水程。除遠離官府監控外，其本身地勢也非常險峻，“東西兩山對峙，南北俱有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門障蔽，中間空闊約二十餘里，藏風聚氣，巢穴頗寬”。⁽⁷²⁾再加上四周水道縱橫，分佈着大麥、大貓、棕櫚、張起、烈港、橫港、梅山、韭山等衆多不患四時之風的港灣，而且以舟山的“五谷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衆，不待取給於外”。⁽⁷³⁾顯然，雙嶼港旣安全，又進出快捷，便於集散屯據，因而是個十分難得的走私貿易港口。
　　其二，從具體的港口條件來看。雙嶼地處中國南北海岸線的中端，南連閩粵，西通吳會，溫州、台州和吳淞、海門呼吸可接。同時它地屬亞熱帶季風氣候，是常年不凍的深水良港，無論南下北上或東渡日本，都十分便利，因此它可以作爲聯結馬六甲和日本的一個十分安全便利的中途停靠基地。而且，寧波有優越的內河航運條件，貨物入口後便可循余姚江西達杭州，然後再經過大運河貫通江淮，直至北京，海陸聯運十分便捷，貨物集散的腹地幾乎遍及半個中國。唯其如此，寧波和舟山一帶的港口總是讓西方殖民者垂涎。⁽⁷⁴⁾
　　其三，從寧波的防衛情况來看。到明世宗嘉靖時，寧波海防就已隳壞，衛所旗軍“尺籍空虛，僅存罷贏，原額三萬有奇，今已耗損太半”，其中霩

所也由一千一百二十名銳減爲四百二十五名，戰船、哨船更因毀損移而用“十存一二”，故而“一遇小警，輒狼顧魚駭，迭愞而觀望，以戰則敗績，以守則不足”。⁽⁷⁵⁾中外海商在連戰皆捷後“益無所忌，來者接踵”，以至於嘉靖本人在1547年也不得不哀嘆：寧紹等處所設“海道兵備及總督備倭等官，全不舉職”。⁽⁷⁶⁾尤需指出的是，與福建相比，寧波的海防力量更爲虛弱，“雙嶼分明在望，官軍會莫敢窺”，其主要原因則是“浙兵素弱”。⁽⁷⁷⁾與兵備荒廢相聯繫的是吏治敗壞，賄賂公行。其時內臣欲出鎭東南有賈舶之利的地方，必重賂權幸，賄金隨地豐約以爲多寡，如浙江即須十萬，福建亦不少八九萬，“就鎭之後，金幣寶玩之類，隨地產以供歲例者，復無紀極，至所以自飽其溪壑者，又不知凡幾”。⁽⁷⁸⁾上行下效，於是職司查禁海外貿易的邊衛之官，“反而充當海盜、外國商人和當地商人之間的掮客”。⁽⁷⁹⁾在寧波，許多邊衛官吏通過窩主結交外國海商，有的邀其“飲酒題詩，眞同兄弟”，有的“甘爲臣僕，爲其送貨”，以致竟造成這樣一種反常局面：“奉公守法必見怒於私黨，犯私怒必難逃於公案，隨俗則有利而無害，犯法亦遠害而近利”。⁽⁸⁰⁾這種狀况對於葡萄牙等外國海商來雙嶼走私貿易當然是非常有利的，正如克路士所述：“海岸的小老爺也從這種貿易獲得大利，因爲他們接受這個和那個的重賄，許人交易，讓商人攜帶和轉運貨物。因此這種貿易在他們當中長期瞞過了皇帝和省的大老爺”。⁽⁸¹⁾
　　其四，從雙嶼港所聯接的貿易腹地的經濟狀况來看。浙江、江蘇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省區。從明中葉起，江浙兩省和江西、安徽等地的農業、手工業便出現了比較強勁的商業化趨勢。隨着社會分工的擴大和以手工工場爲代表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棉花、棉布、蠶桑、絲綢、陶瓷等商品的數量迅速增加，市場容量日益擴大。比如，以余姚爲龍頭的浙江寧紹杭地區和蘇南地區是明代最重要的棉花產區，那裡的棉花品質優良、品種劃一，其中松江府更是全國聞名的棉布產地。杭嘉湖三府和太湖東側的蘇州、無錫地區則是全國最大的蠶桑絲綢中心。江西的景德鎭入明以後就已是聞名遐邇的瓷都，該地通過寧波出口的瓷器以數量多、品質好和價格便宜而給來市雙嶼的葡萄牙人留下了極爲深刻的印象。⁽⁸²⁾這種空前繁榮的商業性經濟恰好適應了當時世界貿易量迅速提升的需要，即它不僅能向外商大量提供其最需要的絲、綢、細瓷等物品，同時也能吸納他們運來的香料和其他商品。以致通過在雙嶼的貿易，葡萄牙人竟能獲得高達200%到300%的利潤。⁽⁸³⁾這應該是葡人選擇雙嶼和雙嶼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
　　此外，寧波從北宋以後就是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當地居民有喜歡經商的傳統和豐富的商貿經驗；浙東寧紹一帶地少人稠的矛盾十分突出，入海謀生是普通百姓所能選擇的重要出路；1522年後廣東官方嚴禁葡人通商互市；爭貢之役後中日朝貢貿易處於半斷絕狀態，日本國內中國商品價格不斷上揚，凡此種種也是雙嶼港能獲致繁榮的重要因素。

三、葡人被逐離雙嶼和平托有關雙嶼描述之真偽

　　最初光顧雙嶼港的中葡海商往往有很強的“盜”性，他們中有不少人幹過海盜營生，或本身就是獄囚。他們的商船都配有精良的熱兵器，一遇有利時機就乘便打劫，就如長期同他們對陣的名將俞大猷所言：“徽州、浙江等處奸徒，勾引西南諸番前至浙江之雙嶼等處買賣，逃免廣東市舶之稅，及貨盡將去之時，每每肆行劫掠”。⁽⁸⁴⁾如果說開初他們行事還比較謹愼的話，那麼隨着在雙嶼逐漸站穩腳跟，他們就變得越來越放肆了。“隨同葡人的中國人，及一些其他的葡人，無法無天到開始大肆劫掠，殺了老百姓。這些惡行不斷增加，受害者呼聲強烈”。⁽⁸⁵⁾
　　除了海商們的“盜”性，導致這種局面的主因則是海禁政策下被扭曲的貿易形式。這種走私買賣一般都是以“虛値轉鬻”的方式進行的，時間一長，欺詐、侵吞、貨値拖欠不償的現象在所難免。隨着走私貿易總量的擴大，陸商們欠帳“千啻千萬”，其中貴官家“負其直者愈甚”。“夷人久候不得，頗構難，有所殺傷，貴官家輒出危言，撼當事者兵之使去，而先陰泄之，以爲德。如是者久，夷人大恨”。⁽⁸⁶⁾而有些充任中人的中國海商因“所欠番人貨物無償”，則派人去直隸蘇松等處招徠商人，待其攜貨財到港後，又“嗾番人搶奪”。⁽⁸⁷⁾這就使局勢變得更爲嚴峻。
　　從1543年張一厚遭受敗績後，寧波地方官便失去了對局勢的控制。如1546年把總指揮白濬、千戶周聚和巡檢楊英出哨昌國海上時，竟被許棟等據回雙嶼港內，並“勒要銀六百兩”，指揮吳璋祇得派總旗王雷攜重金“往贖之”。⁽⁸⁸⁾同年八月，“賊徒駕船三十餘隻，登劫寧波府定海縣地名合澳李念四、李驊等財物，並據去李三、二等二名口”。到了1547年，許棟等又率衆進犯寧海、象山等地，並“據去昌國衛軍人林江等四名”。⁽⁸⁹⁾更爲震動朝野的是許棟、林剪和葡萄牙等國番商一起洗劫了余姚謝遷的宅第。謝遷本是成化年間狀元，後幾朝入閣爲輔臣，1572 年卒於余姚家中。關於此事的原委，《明實錄》載道：“奸商王直、徐海等常闌出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皆主於余姚謝氏。之久，謝氏頗抑勒其値，諸奸索之急。謝氏負度多，不能償，則以言恐之曰：‘吾將首汝於官’。諸奸旣恨且懼，乃糾合徒黨、番客，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⁹⁰⁾
　　正是在許棟等“招引番寇剽掠”⁽⁹¹⁾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明政府採納巡按御史楊九澤的建議，於1547年七月任命力主厲行海禁的朱紈爲浙江巡撫並兼管福建福、興、漳、泉、建寧五府軍事。朱紈爲人淸強峭直，勇於任事。他於十月提兵入漳州“平同平山寇”後，便開始籌劃淸剿浙東雙嶼的“海賊”。
　　1548年二月初，朱紈已擬定作戰計劃。根據“浙兵素弱、海賊素驕”的實際情况，“即行二省守巡諸官各分信地，或戰或守皆有專職”。⁽⁹²⁾其具體部署爲：一、加強兩省沿海聯防，協同控扼海賊南逸入廣之路。在福建方面，命福建海道副使柯喬統兵駐守漳州，福寧兵備僉事余爌駐守泉州，建寧兵備副使翁學淵駐守福寧州；在浙江方面，命浙江海道副使沈瀚駐守寧波，溫處兵備副使曹汴駐守溫州，僉事顧問駐台州，僉事謝體升駐守海寧。上述官員應“各督率沿海守哨官兵、地方保甲，梭邏接濟奸人，遇有海賊奔逸，即使邀截剿捕”。⁽⁹³⁾二、以寧波雙嶼一帶爲用兵重點，征調慣於征戰的福淸水軍千餘名並兵船三十隻，又從民風強悍的松陽、龍泉等縣招募鄕勇一千名，統歸精於海戰的福建都指揮盧鏜指揮，擔負海上主攻任務。
　　二月十八日，盧鏜率福淸水軍和龍溪義勇向浙海開發，三月初三進抵搵州領取補給，十五日齊至海門港集結。朱紈向盧鏜通報賊船已在雙嶼等島“負固蟠結”，並指示應“多方爪探前項賊船下落，即督兵船或圍困、或邀擊、或出其不意爲搗穴焚巢等計，緩急相濟，行事務期萬全”。盧鏜“誠恐師老無功，賊生別計”，遂根據朱紈調度，以福淸水軍爲前鋒，松門、臨海等處兵船三十隻爲後應，於三月二十六日“開洋前往雙嶼賊巢，相機剿捕”。⁽⁹⁴⁾與此同時，朱紈本人也率指揮部於二月二十六日由福建進抵溫州。當會同兩省官員進一步敎究落實作戰計劃後，即於三月上旬先期抵達寧波，親臨第一線指揮。當他發現日本貢使團因貢期未到而久泊寧波外海後，深恐其與雙嶼海商合綜，遂於十三日將日使周良等六百餘人延入城內嘉賓館嚴加防範。四月初一，又命接替沈瀚的魏一恭“星馳前去會同各道，務與盧鏜協力共謀，主客兵船、水陸地方，互相策應”。⁽⁹⁵⁾
　　四月初二，盧鏜船隊駛至象山爵溪所時瞭見前方有大賊船一隻正朝寧波雙嶼方向行駛，於是便立即撥船追擊。追至九山洋時雙方接仗交戰。激戰之中夷人落水不計其數，且有二名被明軍斬殺。結果該船終因勢孤力單而被明軍擒獲。除嵇天、新四郎等兩名倭夷和林爛四等五十三名華人被生擒外，官軍還繳獲大佛郎機銅銃二架、銃四個、藤牌二十面、倭刀十四把、長槍三十五支，以及番鼓、藤盔、旗幟等物若干。這就是所謂的九山洋之戰。五日，盧鏜又擒獲雙嶼海商收購酒米的船一艘，而浙江海道副使魏一恭和指揮僉事朱恩等也依朱紈之令，“各督兵船火器等項前來策應”。⁽⁹⁶⁾至此，已有數千明軍和上百艘兵船在寧波外海對雙嶼形成重圍。
　　四月六日已時，盧鏜與海道副使魏一恭、備倭指揮劉恩至、張四維、張漢等“部署兵船，集港挑之”，“賊放草撇、哨馬船二隻前來誘敵，李光守用鳥銃打死賊徒一人，賊船收入港內，後任挑戰不出”。入夜，風雨昏黑、海霧迷目。延至七日寅時，“雙嶼賊船突駕出港”，“官兵奮勇夾攻，大勝之，俘斬溺死者數百人”。大窩主顧良玉、倪良貴、奚通世、劉奇十四與通番分贓者蔣虎、余通世、章養陸、蔣十一、陳天章、王萬里、王廷玉、王順夫、邵湖責、龔十五等也都被擒。盧鏜一面親督兵船追擊突圍逃逸之船，一面督委定海衛千戶王守元等帶兵入港搜捕。結果，盧鏜在海閘門糊泥頭外洋及橫大洋兩處擊破大船二隻，繳獲草撇船一隻，叭喇唬船二隻，及船上所載之佛郎機銅銃、鐵銃和鉛彈、火藥、番弓、番箭等兵器，法哩須等三名爲葡人所僱之黑番和許六、陳四、楊文輝、蘇鵬、李陸等一大批“賊酋”被生擒，“賊首”姚大總等被斬殺，沉水溺死者更是不計其數。同時，王守元等入港“將雙嶼賊建天妃宮十餘間、寮屋二十餘間、遺棄大小船二十七隻俱各焚燒盡絕，止留閣塢未完大船，一隻長十丈、闊二丈七尺、高深二丈二尺，一隻長七丈、闊一丈三尺、高深二丈一尺”。⁽⁹⁷⁾
　　爲圖一勞永逸之計，朱紈原意在雙嶼“立營戍守”，後不得已改從衆議，用木石將雙嶼港築塞。具體辦法爲委官度量南北兩港的深廣，“先打木椿，將大松木做成木欄，內貯石簍，安置水底爲基，上壘船石塡塞”，從而“使椿石相制，冲繳不動，潮至則淤泥漸積，賊至則拔掘爲難”。⁽⁹⁸⁾這樣，雙嶼這個曾經盛極一時的國際走私港便不復存在。而葡萄牙人在逃離雙嶼後雖一度仍與許棟、李光頭等合綜，轉移到溫州南麂和福建浯嶼等處活動，但很快在南麂、大門和走馬溪之役中再次遭受朱紈重創，於是他們便撤離閩浙沿海，重回廣東，並很快在那裡打開新的局面。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談談平托的問題。凡要硏究中葡早期關係，尤其是硏究葡人居留雙嶼這個課題，都難以回避對平托(F.M.PINTO)《游記》(PEREGRINACÃO)一書作出評判的問題。由於史料的匱乏，該書自1614年出版後便引起人們的關注，不少史家都將它作爲信史而引用。⁽⁹⁹⁾時至今日，平托之說不僅沒有得到澄淸，反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靑睞。⁽¹⁰⁰⁾其中被人們引用得最多的要算是對雙嶼港的幾段描述，現特將其摘錄如下：
　　至1540年或1541年，葡萄牙人已在雙嶼建屋千餘所，其中有些價值三四千達卡(DUCATS)。這個殖民地有居民約三千人，其中葡萄牙人一千二百名，其餘為來自別國的基督教徒。每年貿易總額在三百萬克魯札都(CRUZADOS)以上。
　　這個殖民地設有自己的政府，其中有幾名高級市政官、一名書記員、一名稽核、一名主管孤兒與撫恤的民政官及幾名警官、幾名衛隊督察和負責賃借的官員等等。此外還有四名負責起草契約合同的公證人，六名負責註冊事務的官員。這些人的薪金為三千達卡，當然還有些職位更高的官員比這掙得更多。島上還有兩所醫院和一所恤孤院，每年費用為三萬多達卡。市政廳的租金則每年高達六千達卡。所以人們總是說，這是葡人在東方所有殖民地中人口最多，也最富有的一塊殖民地。
　　根據巡撫的命令，海道組織了一支由三百艘帆船、八十條小艇和六萬多名士兵組成的龐大艦隊。經過十七天集結準備，艦隊便猛烈攻擊這個不幸的殖民地。襲擊出乎葡人的意料，我也難以詳述，但目睹此次上蒼所予之懲罰幾達五小時之久，其後雙嶼港內便一無遺存。在激戰中，有一萬二千名基督徒被害，其中有八百名為葡萄牙人，他們是在三十五艘小艇和四十二艘帆船中被大火燒死的。所損毀的財物總數約達二百五十萬金葡元。這場浩劫發生在1542年。⁽¹⁰¹⁾
　　硏讀上述摘錄並綜觀全書，同時再聯繫史學界的衆多硏究成果，我們祇能得出如斯結論。
　　第一，《游記》祇是一部充滿玄想的故事小說，而不是嚴肅的歷史著作。且不說年代記述錯誤和人名、地名無從稽核等枝枝節節的毛病。我們確知，直到1562年，即葡萄牙人經營澳門將近十年之後，該處也祇有約八百名葡人，再延至1582年，島上才修築了“大約五百間房屋”，⁽¹⁰²⁾由此可以推斷，四十年代在雙嶼決不可能有一千二百名常住葡人和一千多間葡人所建的房屋。可以佐證這一種推斷的是盧鏜的戰報，即明軍進入港內所見到的建築總共祇有二十餘間寮屋、十餘間天妃宮。再者，根據嘉靖《寧波府志》所載，寧波沿海衛所的總兵力祇有一萬餘人，而盧鏜在圍攻雙嶼時所征集的軍隊也祇有一千零六十九名福淸水軍、一千名招募鄕勇、三十隻福淸兵船，再加上臨海、松門等處隨征的三十隻兵船，龍溪等地的若干義勇，以及魏一恭等前來策應的兵船，總數決不會超過一百艘戰船、五千名兵員。⁽¹⁰³⁾平托所說的六萬多名士兵不僅比實際多出十多倍，而且還超過了閩浙兩省沿海的總駐軍數。至於八百葡人遇害則更爲虛妄，因爲我們從朱紈的戰報中見不到有一名葡人在雙嶼之役中被殺或被捕。在此特別要說明的是，朱執所提供的捷報數據大致可信，因他是新任浙江巡撫，無須對寧波嚴重的“寇情”負責，因而決不會如某些學者所言，爲“圖輕其罪”而匿報戰績。⁽¹⁰⁴⁾更成問題的是，雙嶼港內旣然設立了如此完整的殖民機構，那就必定是政府行爲，作爲政府行爲，爲甚麼至今葡萄牙官方資料中找不到任何記載？同樣，旣然在寧波附近海島上興起了一座如此規模的佛郎機人城鎭，爲甚麼在寧波地方史志和明代甬人的筆記文集中沒有留下一鱗半爪的記錄？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十六世紀五十年代以前葡人要在寧波附近的海島上營建如此規模的殖民地也是不具備條件的。實際上數量有限的葡商此時在雙嶼島上仍處在由越冬向定居轉變的過程之中。也惟有如此，它才能同中葡雙方的文獻史料趨於一致。
　　第二，《游記)雖然是一部故事小說，但並不全部是平托頭腦中的虛幻想象。根據平托的經歷，他完全有可能在果阿、馬六甲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接觸過了解雙嶼情况的葡人，說不定他還曾親身去過雙嶼。同時，他還可以從容利用伯來拉、克路士等人早已出版的著作，從中獲悉有關雙嶼的情况。⁽¹⁰⁵⁾因此，《游記》又是一部以某些史實作爲基礎而又加以創作的小說。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書中找到很多材料來加以證明。例如，《游記》第67章中關於雙嶼港地理情况的記述，第68章中關於雙嶼港內有衆多馬來亞、暹羅、婆羅州、琉球等國商民的記述，第221章關於雙嶼葡人同日本建立重要通商關係、雙嶼葡人因債務糾紛劫掠寧波附近村鎭並因此招致被征剿厄運的記述，都與實際相近或相符。所以我們不能絕對地將它看作是純屬虛構的東西。
　　第三，我們可以將《游記》作爲硏究的參考，但絕不能將它當作史料而隨意引用，否則，就會將硏究引人歧路，從而得出與事實相違的結論。

四、葡萄牙耶穌會士在寧波的活動及其所產生的影響

　　當雙嶼之戰過去八十年後，葡萄牙控制的耶穌會傳敎團終於獲得了在寧波開敎會的機會。隨着數度發起敎難的沈

於1624年去世，敎禁逐漸鬆弛，集聚在杭州的耶穌會傳敎士便將寧波列爲拓展敎務的又一個重要區域。1627年，葡籍敎士費樂德(RODRIGO DE FIGUEIREDO)來甬“設敎授徒，是爲寧波天主敎鼻祖”。⁽¹⁰⁶⁾費樂德字心銘，1594年生於葡萄牙科魯切城，十四歲便加入耶穌會。他在寧波開敎十分順利，很快就有八十人受洗，志願受洗者更多達數百人。⁽¹⁰⁷⁾不久，費樂德奉調至河南開封傳敎，葡籍神父陽瑪諾(E.J. DIAZ)接續在寧波“發展敎務”。⁽¹⁰⁸⁾陽瑪諾字演西，曾任中國區耶穌會副會長，是來華傳敎士中聲望卓著的人物。延至1638年，意籍敎士利類思(L.BUGLIO)在卸去耶穌會杭州會長之職後，即應會友朱宗元的邀請，專來寧波傳敎。“比抵甬，出聖像示衆，咸奇甚；未幾，授洗十五人，多文人學士”。翌年，陽瑪諾也循敎友之請，再蒞甬上，“敎友竭誠迎之，留數日，付洗若干人”。⁽¹⁰⁹⁾1640年，葡萄牙神父孟儒望亦到寧波傳敎，付洗五百多人，且於次年創立一會口。⁽¹¹⁰⁾對此，高瓏磐曾評說：“1640年寧波亦成爲敎務昌盛之所，得新敎友五百六十人，官紳子弟亦多加入”。⁽¹¹¹⁾孟儒望站穩腳跟後還在寧波種植葡萄，收獲頗豐。相傳1641年寧波大旱，佛敎徒求神降雨無效，孟氏乃曉示地方官“該求天地眞主賜雨，求後甘霖下降，民衆喜慰，棄邪崇正者甚多”。⁽¹¹²⁾總之，從1627年起到1646年淸軍平定浙東爲止這明季二十年間，葡萄牙神父牢牢控制了寧波敎務，並使其獲得了快速發展。
　　來寧波傳敎的葡萄牙耶穌會士都有很高的文化素養。他們不僅受過嚴格的宗敎訓練，而且還有廣博的科學知識，都是當時著名的“西儒”。如陽瑪諾早年在澳門聖保祿學院敎授神學長達六年之久。孟儒望先在果阿任初學院院長，後到澳門聖保祿學院擔任院長，並敎了五年哲學和神學。費樂德1618年就是和鄧玉函等結伴來華的，而鄧與伽利略則早已是靈采硏究院的親密同事。費本人在果阿完成神學學業後又畢業於澳門聖保祿學院。他們和明末淸初曾在寧波活動過的利類思、畢方濟、衛匡國等人一樣，根本目的都是爲了傳播基督福音，使整個中國皈依天主，但爲了吸引中國的士夫，並證明天主國家的優越，又往往以介紹西方科學文化作爲手段。他們攜帶大量西書來華後，埋頭翻譯、編撰了一大批著作，內容涉及宗敎、哲學、天文、地理、數學、物理、生物等衆多學科。比如，在宗敎哲學方面，有陽瑪諾的《輕世金書》、《聖經直解》、《十誡眞詮》、《代疑論》、《景敎流行中國碑頌正詮》、《聖若瑟行實》、《天主聖母曁天神聖人瞻禮日解說》，孟儒望的《天學略義》、《炤迷四鏡》、《辨敬錄》、《聖號禱文》、《煉獄禱文》，費爾德等所訂的《總牘匯要》、《聖人行實》，利類思的《彌撒經典》、《司鐸日課》、《司鐸典要》、《聖事禮典》等。其中1640年刊行的《輕世金書》在敎會中極受重視，地位僅次於《聖經》，其書名也有譯作《遵主聖範》的。在科學方面，有陽瑪諾的《天問略》、《輿圖匯集》，利類思的《進呈鷹論》、《獅子說》、《御覽西方要紀》，衛匡圖的《中國新圖》等。其中1615年刊行的《天問略》是(崇禎歷書》之前反映歐洲天文學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它介紹了包括日月食等內容的天象原理、七曜與地球的體積及其比較、已測知的恆星與天文儀器的製造，尤其是將伽利略在望遠鏡、宇宙銀河、土星光環、木星之衛星等方面的最新硏究成果率先介紹給華人，並稱頌伽氏爲“近世西洋精於曆法一名士”，因此日後李之藻所編的《天學初函》和《四庫全書》均將其收入。此外，陽瑪諾還“博涉通綜，深明度數”，精通西洋大炮製造技術，因此1621年遼沈失陷後，明政府特邀其赴京“商略製造，兼以調御諸工”。⁽¹¹³⁾1623年，他還和龍華民在中國製造了一個精美的地球儀。⁽¹¹⁴⁾《獅子說》和《進呈鷹論》爲最早傳入中國的西洋動物學著作。(中國新圖》則根據科學的繪測手段共繪圖十七幅，其中一幅爲全國圖，十五幅爲省圖，並附有日本國圖。
　　不管來甬傳敎的耶穌會士的主觀願望是甚麼，他們畢竟充當了西方科學文化的傳播媒介。雖然這些敎士的知識體系新舊混雜，他們傳講的科學往往糅雜着神學迷信，而且此時業已受到敎廷的限制，但他們終究第一次全面打開了寧波人的眼界，使他們知曉遠在萬里之外的西洋番國居然有高於中國的科學技術。他們的活動對明末淸初寧波社會的思想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
　　由於葡萄牙人國力虛弱，又怕失去澳門的旣得利益，因此在傳敎的方式方法上行事謹愼，對中國的傳統比較容忍，主張變通。他們在寧波的傳敎活動遵循了這樣三個原則：一是尊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固有禮敎，用天主敎敎義來比附儒學，以此消除士民的心理障礙。二是採用“以學徵敎”的辦法，將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知識貫穿於傳敎活動之中，以此適應注重實學的那部分知識分子的需要。三是努力結交上層士夫縉紳，特別注重同淸流的交往，由上而下打開局面。惟其如此，寧波的敎務在明淸之交才出現持續發展的良好態勢。
　　在寧波的中國天主敎徒中，比較重要的有朱宗元、張能信、康廷槐等人。朱宗元字維城，鄞縣人，祖父朱瑩爲萬厲舉人，官至河南按察僉事，其本人也係順治五年舉人。據方豪考證，他約生於1609年，二十歲前後在杭州受洗，洗名葛斯默。“三敎百家，參悟有年，頗悉梗槪，顧終無眞實確當了徹完全之義，使此心可泰然自安者。及覩天學諸書，始不禁躍然起日，道在是，道在是，……復獲大西諸士，益嘆德行之純全，至西士止矣；學問之核博，至西士止矣”。⁽¹¹⁵⁾這便是他信奉天主敎的原因經過。其後，他又竭力說服父母，並邀請陽瑪諾、利類思等來寧波傳敎，其母和兩個兄弟也先後受洗。他那個洗名瑪第亞的弟弟，立志不婚，且抗佛最烈，“一日偕友游某寺，盡毀其象，擲地而踐之；復取一小者，懐之歸，擲之火而語之曰：毋復迷惑世人”!⁽¹¹⁶⁾張能信字成義，慈溪人，爲宗元契友。康廷槐亦爲鄞人，年齒稍幼於宗元。此外，淸初曾任浙江巡撫且對敎務貢獻甚大的佟國器，1645年曾“移家寧波”，⁽¹¹⁷⁾後與朱宗元又同爲陽瑪諾的《十誡眞詮》作序，並協助賈宜睦刊行《提正編》。
　　以朱宗元爲代表的寧波天主敎徒續徐光啓等三大柱石之緒餘，潛心硏究天主敎敎義，編撰並協助西籍敎士出版了一大批宗敎著作，努力使外來的天主敎義與本國的儒家文化互相糅合。
　　崇禎四五年間，年僅二十三歲的朱宗元即撰寫了《答客問》一書。“此書設爲主客問答之辭，於天主敎義、世俗迷信皆詳爲剖析說明”，實系一“辟佛、斥道、補儒之辯答書”，⁽¹¹⁸⁾崇禎末年和康熙丁丑曾兩次重梓。1644年他又寫了一部《拯世略說》，全書共分二十八節，其目有學以明確生死爲要、宇宙之內眞敎唯一、儒者獨見大原、天釋不可相渾等。康熙年間，他還寫過一本題爲《天主聖敎豁疑論》的小冊子，由瞿篤德敎士爲之校訂。上述三書當爲國人所撰天主敎義書之最古者。此外，朱宗元等甬籍敎徒還協助陽瑪諾等西籍敎士翻譯、刊行了一大批宗敎著作。比如，1640年陽瑪諾所譯《輕世金書》由朱宗元“爲之潤色校訂，用《尙書》謨誥體，以顯其高古，文字贍奧艱深，非深通經書者不辨”。⁽¹¹⁹⁾爲此，朱宗元還特地寫了本《輕世金書直解》。1642年，他又爲陽瑪諾《天主聖敎十誡直詮》作序。同年，孟儒望在寧波出版《天學略義》，朱完元與魏學濂同爲校正。1643年，孟儒望在寧波刊行的《炤迷四鏡》，則由張能信和姚胤昌分別爲其作序。在此前後，張能信還參與了《答客問》的改訂再版。此外，朱宗元同李祖白、何世貞在1659年共與賈宜睦《提正編》的參校，康廷槐也在1670年爲陸安德的《眞福直指》作序。
　　爲解除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對天主敎所普遍存在的心理障礙，以朱宗元爲代表的甬籍敎徒不僅完全接受了利瑪竇、陽瑪諾等人引儒入天的理論，而且繼續加以硏究闡發，並得出“天學”在中國古已有之的結論。如朱宗元曾有一篇題爲“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的應試之作，通篇在於闡明孔子所言的“上帝”就是基督敎所說的“天主”。他反對朱熹關於郊社之禮的事奉對象還應包括“后土”的說法，認爲“帝不可二，則郊社專言帝者，非省文也”。爲此，他不嫌其煩地論證道：“夫上帝者天之主也，爲天之主，則亦爲地之主。郊社雖異禮，而統日事上帝云爾。……古人知始造者惟上帝，日起化育者爲上帝，臨下有赫者爲上帝，降祥降殃者爲上帝，吾何所事哉？事上帝已耳!……上帝者無所不在，亦無所不主；在天則爲天之主，在地則爲地之主，在人身則爲人身之主，在萬物則爲萬物之主。……若各自爲帝，則如兩君分域而處，其政敎號令，亦不相屬，何以序歲功、成百物哉？”這種整合儒學和基督天學的做法看來得到了相當一部分士夫的認同，所以閱卷者對此文作了“初覽驚爲異解，細玩亦平妥大道理耳”的評論。⁽¹²⁰⁾和朱宗元一樣，與葡籍敎士陽瑪諾、孟儒望有着師生之誼的張能信也在《炤迷四鏡·序》中說：“伊川程子云：形氣謂之天，主宰爲之帝。文公朱子云：天果無心，則應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梨花；皆確言有天主也。……故眞知孝人父者，必推孝於天父；眞知忠人君者，必推忠於天君”。他還認爲，與“眞敎唯一”的道理一樣，“儒術獨尊正以其知天畏天、愛人克己，合乎四海同然之公理耳”，唯一的缺憾是孔子對“生死之際”的問題“未嘗明言”。⁽¹²¹⁾到了晚年，朱宗元更認爲“天學”是中國“本來所自有”的，祇因典籍廢闕而告失傳，並被“錯認爲西國之學”。⁽¹²²⁾
　　與這部分天主敎徒不同，還有一些寧波知識分子和士大夫對宗敎並不感興趣，他們不屑空談玄理，關心的是西方傳敎士所帶來的科學知識，創建浙東史學派的黃宗羲便是他們的代表。
　　黃宗羲之父黃尊素是東林名流，嘗與西敎士游的東林士人魏大中、瞿式耜等常來黃寓議論時政，魏大中信敎的兒子魏學濂更是黃宗羲的契友。成年後，黃宗羲與梅郎三、冒辟疆、方以智等相交尤密，有一段時間竟達到“無日不相徵逐”的地步，⁽¹²³⁾而這些朋友均與西敎士相交甚密。由此可以推測，黃宗羲早年就受到過天主敎的影響。成年後他也確與西敎士有過往來，如湯若望曾送給他一個製作精巧的日晷，梅郎三也曾將西敎士所贈的一方龍尾硯轉送給他。⁽¹²⁴⁾黃宗羲崇尙經世致用，對誤國害民的性理之學深惡痛絕，這便是他對西方天主敎士的“實學”產生濃厚興趣的思想基礎。自《崇禎歷書》刊行以後，治天文歷學者驟盛，而黃宗羲則獨闢蹊徑，將敎士們傳來的曆算之學印證以中國古籍，使之互爲融通，並撰寫了《授時曆故》、《大統曆推法》、《授時曆假如》、《回曆假如》、《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割圓八線解》等一大批著作。對此，全祖望評價說：“其後梅徽君文鼎，本《周髀》言曆，世驚以爲不傳之秘，而不知公實開之”。⁽¹²⁵⁾黃宗羲不但開創了甬人硏治西洋天算的風氣，而且積極將西學融入中學，從而使自己成爲浙東學術文化的一代宗師。
　　據我們所知，除黃宗羲的兒子黃百家寫過《勾股測距解原》，學生陳訏寫過《勾股引蒙》、《勾股術》之外，余姚的邵昂霄也撰有《中西曆考》和《萬靑樓圖編》十六卷，其中後者專論天文、算數之術，並“皆援引漢晉以來天官象言及歐羅巴之說，各以己見附之，於推測之術頗有所得。其量天景尺及漏碗諸法，悉用意自造，亦頗精密”。⁽¹²⁶⁾由此可見明末淸初寧波學人硏究天文算法之盛。此外，在地理學方面，甬人全祖望著有《水經注校正》。在語言學方面，全祖望接受金尼閣《西儒耳目資》的影響，潛心硏究新音韻學，並介紹過劉獻廷所著，但後來失傳的《新韻譜》。對此，梁啓超曾評論說：“然猶幸而有全氏傳其厓略，以致近代學者之取材，今注音字母，採其成法不少，則固受賜多矣”。⁽¹²⁷⁾
　　總而言之，在由葡萄牙人控制的耶穌會傳敎團的影響下，浙東社會的思想文化在明淸之際發生了深刻變化，如果沒有淸政府的禁敎政策和敎會自身的禮儀之爭，它或許有可能綻出類似歐洲文藝復興的燦爛之花。

五、早期葡甬關係的簡短評說

　　綜上所述，我們對十六、十七世紀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內葡萄牙與寧波的經濟文化關係，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雖然葡萄牙政府在經濟上有強烈的殖民擴張欲望，在文化上力圖利用天主敎的敎化力來達成其政治上的野心，他們的商人海盜成性，他們的傳敎士身負政治與宗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與殖民主義的工具這樣雙重身份和雙重使命，但由於當時中葡政治經濟力量的大致平衡，這就使葡商的海盜行徑、殖民意欲和葡籍敎士的政治身份受到了制約，因此從總的方面來看，此時葡萄牙同寧波的經濟文化交往是和平正常的，並且不具有侵略的性質。
　　第二，這一時期葡甬海上貿易的發展促進了中國東南地區傳統的農本自然經濟向重商經濟的轉化，同樣，陽瑪諾等耶穌會士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向浙東社會介紹了西方科學文化，促進了西學東漸和東西文化交流，這些變化都有利於浙東社會向近代方向的發展，因而其主流是積極健康的。
　　第三，造成葡甬經濟文化關係中斷的原因很多，如部分葡商的不法行徑、敎會內部的禮儀之爭、葡萄牙國力的衰退和法蘭西等國的崛起，然而其主因則在於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已失去活力，面對西方世界的衝擊挑戰，它祇能消極地以閉關、抑商政策來加以應對。
　　第四，葡甬關係中斷的後果是嚴重的，它使浙東社會的積極嬗變趨於停頓，從而失去了一次擺脫中世紀禁錮的極好機遇。
　　註釋：
　　　①周景濂先生曾言：“吾國史籍，關於葡人來浙江寧波通商居住之直接記載，幾無一字道及”。(《中葡外交史》第42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影印版)基督敎士米璘1844年曾在寧波寓居半年，意欲硏究此問題，結果“遍發方志，竟未發見關於此事之記載，頗以爲奇”。(方豪：《十六世紀我國走私港LIAMPO考》，《方豪文錄》，北平上智編譯館1948年出版)在葡萄牙方面，關於上述問題的可靠記載，也僅有克路士(GASPAR DA CRUZ)的《中國誌》而已。
　　　②丹佛斯(DANVERS)在《葡萄牙人在印度》(PORTUGUESE IN INDIA)一書中說：1518年安德拉德的一部分船隻“駛往寧波，並在那裡設立了商站”。(第1卷第338頁)郭廷以的《中國近代史》說：1517年間，葡人馬斯卡林納“初至漳州，繼至寧波”。(1989年版第102頁)蕭致治的《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紀事》沿襲了郭廷以的說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比利時人BOUCHERIE所著《趙保祿主敎傳》載：葡人於1522年來甬居住。(寧波法文雜誌1931年11、12期合刊第189 頁，轉引自《方豪文錄》)林仁川所著《明末淸初私人海上貿易》認爲：“葡萄牙人進駐雙嶼港，應是嘉靖三、四年間”，即1524到1525年間。(華東師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頁)《淸朝續文獻通考》稱：葡人於“明正德間(1506－1521年)已通市舟山、寧波、泉州等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卷334之四裔四，考10741頁)意大利敎士利類思1665年在《不得已辯》中則稱：“明季弘治年間(1488－1505年)，西客游廣東廣州、浙江寧波，往來交易”。(轉引自《<明史·佛郎機傳>箋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頁)胡宗憲的《籌海圖編》載：金子老屯雙嶼港，於“嘉靖十八年(1539年)勾引西番人交易”。(卷8，《寇踪分合始末圖譜》)談遷的《國榷》稱：“嘉靖十七年(1538)閩人金子老爲番舶主，據寧波之雙嶼港”。(卷59，嘉靖27年4月癸酉條)謝杰的《虔台倭纂》載：嘉靖十九年(1540年)金子老據雙嶼，爲番舶主。(上卷，倭媒)近人戴裔煊的(明代嘉隆間的倭寇海盜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也依謝杰之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8頁)湯綱等所編《明史》稱：嘉靖十九年(1540年)前後，葡人“在寧波的雙嶼建立據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3頁)鄭彭年的《日本西方文化攝取史》則說：葡人於16世紀“30年代北上到了寧波附近的島嶼”。(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頁)
　　　③〔英〕C.R博克舍編注《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頁、224頁。
　　　④⑥《十六世紀中國部行紀》導言，第4頁。
　　　⑤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證》第32、33頁。
　　　⑦《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第132、133頁。
　　　⑧鄭舜功《日本一鑒窮河話海》，1939年影印本卷6海市條。合澳確有其地，據《甓余雜集》卷2《瞭報海洋船隻事》所載，它隸屬寧波定海縣，常爲雙嶼“賊徒”所光顧。
　　　⑨如在海市條中，鄭舜功稱：許氏兄弟“勾引佛郎機國夷人，絡繹浙海，亦市雙嶼、大茅等港，自兹東南釁門始開矣。……寧波知府曹誥以通番船招致海寇，故每廣捕接濟通番之人。……海道副使張一厚因許一、許二等通番致寇，延害地方，統兵捕之。許一、許二等敵殺得志，乃與佛郎機夷竟泊雙嶼”。在流逋條中又稱：許氏兄弟於“嘉靖庚子始誘佛郎機夷往來浙海，泊雙嶼港，私通交易，每與番夷賒出番貨與寧紹人易貨低償”。“張一厚統兵討捕敗績，故許一、許二等遂以番船竟泊雙嶼矣”。
　　　⑩朱紈《瞭報海洋船隻事》，《甓余雜集》卷2。文中凡以中國數字來記月日的，均指農曆。
　　　(11)朱紈《捷報擒斬元凶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甓余雜集》卷2。
　　　(12)唐樞《簡分守公》，《明經世文編》卷270。
　　　(13)《籌海圖編》卷1，圖32。
　　　(14)《中國歷史地圖集》第7冊之浙江省圖。
　　　(15)前者見魯伊·洛瑞羅爲《東印度傳敎路線》所撰之注1，刊澳門《文化雜誌》第31 期。後者見張增新所撰《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貿易據點》之附圖4 NINGPO AND DOUBLE－ISLAND ANCHORAGE，刊《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2輯，台北1986年出版。
　　　(16)見民國《定海縣志》之圖3。1996年夏，筆者曾陪同澳門大學丁乃時(JOS~~E ROCHA　DINIS)先生上該島實地考察。
　　　(17)民國《鎭海縣志》卷15，《中國地方志集成》第356頁，上海書店1993年版。
　　　(18)《瞭報海洋船隻事》。
　　　(19)(20)(21)朱紈《雙嶼塡港工完事》，《甓余雜集》卷4。
　　　(22)見民國《定海縣誌》圖4。這是一幅用現代製圖技術繪製的六橫詳圖。
　　　(23)克路士《中國誌》、博克舍《導言》，《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第133頁、5頁。
　　　(24)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46頁。
　　　(25)(29)《寇踪分合始末圖譜》，《籌海圖編》卷8。談遷的《國榷》和謝杰的《虔台倭纂》分別將金子老引番舶屯據雙嶼港記爲1538年和1540年，今依《籌海圖編》。
　　　(26)(28)《日本一鑒窮河話海》卷6流逋條、海市條。
　　　(27)《叙寇原》，《籌海圖编》卷12。
　　　(30)朱紈《三報海洋捷音事》，《甓余雜集》卷4；《日本一鑒窮河話海》卷6海市條。史料雖未載許棟戰勝官軍是否有葡人助戰，但從使用的武器來看，可肯定他一定得到了葡人的支持。
　　　(31)萬表《玩鹿亭稿·海寇議》，《四明叢書》第313頁；《明史》列傳第93之朱紈傳；何喬遠《名山藏·王享記一·日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
　　　(32)《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第133頁。與葡人私通貿易的福建顯宦林希元也說葡人是1543或1544年後才大量來到漳泉沿海的。(《與翁見愚別駕書》，《林次崖先生文集》卷5)
　　　(33)(35)《名山藏·王享記一·日本》。
　　　(34)《玩鹿亭稿·海寇議》；《寇踪分合始末圖譜》，《籌海圖編》卷8。
　　　(36)久時《鐵炮記》，《南浦文集》上卷；安東尼奧·伽爾凡《世界探險史》，轉引自《日本西方文化攝取史》。
　　　(37)《寇踪分合始末圖譜》。
　　　(38)《日本一鑒窮河話海》卷6海市條。
　　　(39)朱紈《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甓余雜集》卷2。
　　　(40)《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第133頁。
　　　(41)(46)澳門《文化雜誌》第31期。
　　　(42)高迪愛1911年刊於《通報》，轉引自《十六世紀我國走私港LIAMPO考》。
　　　(43)伽爾凡《世界探險史》，轉引自《日本西方文化攝取史》第3頁。根據伽爾凡的卒年和所記之事的日期，可推斷其寫作年代應在1544到1557年之間。實際上雙嶼港還不到北緯30度。
　　　(44)阿曼多·柯的紹《葡萄牙古航海圖集》第2冊，第XIV圖，轉引自張增新《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貿易據點》，《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2輯，台北1986年出版。在葡萄牙文獻中，LIAMPO一詞旣用來特指雙嶼港，也用來指稱寧波府城和寧波地區。
　　　(45)《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第2頁。
　　　(47)《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第187頁。
　　　(48)朱紈《海洋賊船出沒事》，《甓余雜集》卷3；民國《鄞縣縣誌·食貨志戊編·通商史略》。
　　　(49)(53)朱紈《捷報擒獲元凶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甓余雜集》卷2。南麂即爲南紀。由此也可佐證，最初曾與雙嶼齊名的南紀岙，其時地位已遠不如雙嶼。
　　　(50)王忬《議處海防事宜仰祈速賜施行疏》，《明經世文編》卷283。
　　　(51)《日本一鑒窮河話海》卷6流逋、海市條。
　　　(52)朱紈《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甓余雜集》卷2。
　　　(54)唐樞《簡分守公》，《明經世文編》卷270。
　　　(55)朱紈《亟處失事官員以安地方》、《海洋報捷事》、《三報海洋捷音事》，《甓余雜集》卷3、卷4。
　　　(56)朱紈《海洋報捷事》。
　　　(57)林希元《與翁見愚別駕書》，《明經世文编》卷165。
　　　(58)直到1562年，澳門也祇有約800名葡人(《澳門和它的敎區》第136頁，轉引自澳門《文化雜誌》第20期第63期)，可見這四百上下的估測數當比較接近實際。
　　　(59)《玩鹿亭稿·海寇議》。
　　　(60)朱紈《三報海洋捷音事》。
　　　(61)朱紈《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
　　　(62)朱紈《荐舉將材乞假事權以消地方艱危事》，《甓余雜集》卷3。
　　　(63)如紹興知府沈

在審訊嵇天時，就曾拘來能黯夷語的“附近民人周富一”充當翻譯，而周又恰好“在雙嶼港認識嵇天”，由此可見他是以去雙嶼充當翻譯爲職業的。(朱紈《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另據克路士記述，在走馬溪被捕的華人中，也有一名浙江出生的靑年爲葡人充當翻譯。估計他很可能是浙東一帶的人，或者是經由寧波入海到葡船上服務的。(《十六世紀南部中國行紀》)第139、145頁)
　　　(64)朱紈《雙嶼塡港工完事》，《甓余雜集》卷4。
　　　(65)《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第133頁。
　　　(66)《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在同船70餘人中，除葡人、黑番和漳州、寧波人外，還有南京商人。據藤田豐八所考，所謂滿咖喇者，非BENGAL即MANGALOR，否則必係滿喇咖之倒寫；哈眉須即HABIS，今之埃塞俄比亞；咖哩呋似言GALLE，即今斯里蘭卡之迓里。(《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第416頁之注17)
　　　(67)(69)(雙嶼塡港工完事》。林仁川稱“有一天航行於舟山群島的商船就達‘一千三百九十餘艘’”，(《明末淸初私人海上貿易》，華東師大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68 頁)此說有誤，校之《甓餘雜集》，毛病出在其所引《明經世交編》將“五月六月”誤作“五月十日”(中華書局影印本第2165頁)，而林書又將“一千二百九十餘艘”誤記爲“一千三百九十餘艘”。可以佐證的是，朱紈在《三報海洋捷音事》中更明確地說：“今年五月、六月，浙中瞭報賊船一千二百九十四艘”。
　　　(68)王世貞《湖廣按察副使沈公傳》，《弇州四部稿》卷81。
　　　(70)藤田豐八《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384頁。
　　　(71)嘉靖《寧波府志》卷8，兵衛。
　　　(72)《雙嶼塡港工完事》。
　　　(73)胡宗憲《舟山論》，《明經世文編》卷267。
　　　(74)直至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仍“有人公開指責璞鼎查爵士當初不該選擇香港，而應佔領舟山”，他們認爲，無論從地理位置、戰略角度，還是氣候條件是否宜人來看，舟山都比香港要好。([法]衛靑心《法國對華傳敎政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頁)
　　　(75)嘉靖《寜波府誌》卷8兵衛、卷24兵政；《明史》卷205朱紈傳。
　　　(76)《甓余集雜集》卷1玉音；《明史》朱紈傳。
　　　(77)朱紈《四報搗平浙海賊巢事》、《瞭報海洋船隻事》，《甓余雜集》卷4、卷2。朱紈在進剿雙嶼時便另征調福淸兵和山鄕義勇作爲主力。繼朱紈主持浙江軍務的王↑予也說“浙人素稱懦弱”，所以日後戚繼光也祇能以自己招募編練的新軍作爲平倭的中堅。
　　　(78)林希元《罷內臣鎭守以厚幫本疏》，《明經世文编》卷162。
　　　(79)牟復禮等《劍橋中國明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頁。
　　　(80)朱紈《雙嶼塡港工完事》、《荐舉將材乞假事權以濟地方艱危事》；萬表《海寇議》。
　　　(81)《十六世紀南部中國行紀》第133頁。
　　　(82)見克路士的《中國誌》和伯來拉的《中國報道》。
　　　(83)龔克斯特《葡萄牙人留居中國史略》，轉引自澳門《文化雜誌》第26期第149頁。
　　　(84)俞大猷《呈總督軍門在庵楊公揭》，《正氣堂集》卷7。
　　　(85)《十六世紀南部中國行紀》第133頁。
　　　(86)何喬遠《名山藏·王享記一·日本》；《明史》卷322之日本傳。
　　　(87)《日本一鑒窮河話海》卷6海市條。
　　　(88)朱紈《三報海洋捷音事》；《日本一鑒窮河話海》卷6流逋條。
　　　(89)朱紈《海寇久肆猖獗專職憲臣漫不省理事》，《甓余雜集》卷3。
　　　(90)《明實録》卷350，第1頁。
　　　(91)《明實錄》卷340，第7頁。
　　　(92)朱紈《瞭報海洋船隻事》；《浙江倭變記》，《籌海圖編》卷5。
　　　(93)(95)朱紈《瞭報海洋船隻事》。
　　　(94)本段前引均見《捷報擒斬元凶荡平巢穴以靖海道事》。
　　　(96)本段所引均見《捷報擒斬元凶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
　　　(97)本段所引均見：《捷報擒斬元凶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浙江倭變記》，《籌海圖編》卷5。
　　　(98)朱紈《雙嶼塡港工完事》。
　　　(99)如：曼里克《東印度傳敎路線》，羅馬1649年出版。(見澳門《文化雜誌》第31期)斯·桑巴玉OS CHINA DE MACAO第52頁，香港1867年出版；高迪愛《葡人入華紀》第52頁。(見方豪《十六世紀我國走私港LIAMPO考》)伊·索薩《葡屬亞洲》第2卷第88、89頁；《德·桑塔姆子爵關於創建澳門的回憶》第14頁；A·揚斯泰德《葡萄牙人在華居住的歷史槪述》第29頁；丹佛斯《葡萄牙人在印度》第1卷第457、486頁；丹尼《中國的條約通商口岸與日本》第329頁；韋·威廉斯《中央王國》第2卷第428頁；R.K.道格拉斯《中國》第48頁；蒙塔爾托·德·蘇熱斯《歷史上的澳門》第13、14頁；德·洛雷羅《澳門港》第24、25頁。(見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第98頁之注33、34，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8年出版)張星烺《歐化東漸史》第6頁，商務印書館L934年出版；周景濂《中葡外交史》第45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影印出版。
　　　(100)見：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證》第4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明代嘉隆間的倭寇海盜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萌牙》第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蕭致治(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紀事》第23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出版；滕復《浙江文化史》第336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馬肇椿《中歐文化交流史略》第69頁，遼寧敎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黃鴻釗《澳門簡史》第56頁；陳炎《澳門港在近代海上絲綢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陳尙勝《‘懷夷’與‘抑商’：明代海洋力量興衰硏究》第83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至於單篇論文則在此不贅。
　　　(101)平托《游記》第221章。
　　　(102)《澳門和它的敎區》第136頁，轉引自澳門《文化雜誌》第20期第63頁；《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第14頁。
　　　(103)朱紈《捷報擒斬元凶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
　　　(104)方豪《十六世紀我國走私港LIAMPO考》之(七)。
　　　(105)伯來拉的《中國報道》成書於1555年，克路士的《中國誌》出版於1570年，平托的《游記》則遲至1576年才基本完成。《中國誌》說華人將颶風叫做TUFÃO(《十六世紀南部中國行紀》第157頁)，《游記》第79章也載錄此說，由此可見兩書之間的淵源關係。
　　　(106)民國《鄞縣通志·政敎志》；徐宗澤《明淸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第371頁，中華書局1989年出版。《鄞縣通誌》記費樂德1628年來甬，今依徐宗澤和費賴之之說。
　　　(107)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64頁。
　　　(108)(111)方豪《中國天主敎史人物傳》上，中華書局1988年出版，第93頁。
　　　(109)方豪《四明朱宗元事略》，《中國天主敎史論叢甲集》。《鄞縣通誌》載利類思1633 年來甬，不確，因利氏是1637年方始來華的。
　　　(110)徐宗澤《中國天主敎傳敎史槪論》，上海書店1990年出版，第311頁。
　　　(112)《明淸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第384頁。
　　　(113)轉引自《<明史·佛郎機傳>箋證》第110頁。
　　　(114)澳門《文化雜誌》第21期，第173頁。
　　　(115)朱宗元《拯世略說·自序》，《明淸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第156頁。
　　　(116)何大化《遠東亞洲》第19章，轉引自方豪《四明朱宗元事略》。
　　　(117)方豪《中國天主敎史人物傳》中，第54頁。
　　　(118)民國《鄞縣通誌》文獻志戊編，典籍，歷代縣人書目匯表；《明淸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第154頁。
　　　(119)方豪(中國天主敎史人物傳》中，第94、95頁。
　　　(120)本段前引均見《中國天主敎史人物傳》中，第97頁。
　　　(121)《明淸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第337－339頁。
　　　(122)《中國天主敎史人物傳》中，第96頁。
　　　(123)黄炳垕《黃宗義年譜》，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1、16、19頁。魏學濂爲明朝殉節後，黃宗羲曾爲之撰寫墓志。
　　　(124)全祖望《鮚埼亭詩集》卷2所錄之《明司天湯若望日晷歌》；呂留良《友硯堂記》，《晚村文集》卷6。
　　　(125)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鮚埼亭集》卷11。
　　　(126)《四庫全書》存目提要，轉引自宋抱慈《兩浙著述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3頁。
　　　(127)《梁啓超論淸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