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發展
——談談現代化發展中的失誤現象
錢乘旦 (南京大學敎授)
現代化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其中充滿了曲折與失誤。世界上許多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過或正在出現各種失誤，本文擬對這些失誤作初步探討，以借他國之敎訓，加深國人對現代化的理解，盡力避免別國曾經步入過的那些誤區。
一
英國是第一個開始現代化的國家，也第一個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失誤。英國最大的失誤是它極端地執行了“自由放任”政策，導致嚴重的社會後果。
“自由放任”作爲政府的一種經濟政策(以及社會政策)，其本意是解除社會對生產的束縛，給生產以充分發展的自由空間。在資本主義確立以前，社會對生產一直實行嚴密的控制。在中世紀；行會控制着手工業生產，使其維持在極低的發展水平上；到專制主義(重商主義)時期，王權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扶持工商業，但那是有限度的，它祇把生產維持在不對王權構成威脅的範圍內，而且以君主的喜厭爲取捨，“在最廣的意義上說，重商主義可以定義爲一種制度，其中政府干預以促進民族的繁榮並增加國家的權力。”①在這種干預下，生產仍然受到很大束縛。
18世紀，資本主義在英國開始全力發展，一種新的、給經濟發展以充分自由的理論逐漸產生，到亞當·斯密那裡，形成了完整的體系。亞當·斯密認爲，在個人的經濟活動方面，“每一個人處在他當地的地位，顯然能判斷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個人祇服從“一隻看不見的手”，政府和立法機關不應該去干涉他。②這就是“自由放任”。亞當·斯密的理論後來被普遍接受，形成“自由放任”的社會思潮；一旦這種思潮佔據了社會的主導地位，就把經濟發展(以及社會調節)完全交給了那隻看“看不見的手”。人在“手”的指導下發揮出最大的創造性，而英國經濟竟得以奇迹般地發展起來，創造出難以想像的生產力。於是，“自由放任”被奉爲金科玉律，國家對經濟事務越不干涉越好。“自由放任”在英國被執行過了頭，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
“自由放任”的最大惡果是造成社會兩極分化，而國家對此竟毫不過問。於是，在一個財富如泉水般湧現的國家，貧窮也四處蔓延，形成了鮮明的貧富對比。1792年托瑪斯·潘恩就已經寫道：“這些國家從表面看，似乎一切都是幸福的；但在一般眼光觀察不到的地方，卻有那麼多苦難的大衆，他們除了在貧窮或屈辱中死去外，別無其他出路。”③一百年後，1891年，查爾斯·布思在他著名的社會調查中仍然說：“現在仍舊有觸目的貧窮，有貧困，有饑餓，有酗酒，有凶殘與犯罪；沒有人懷疑這一點。”④按他的估計，當時倫敦仍有30.7%的人生活在貧窮中，這是觸目驚心的。
社會財富分配嚴重失調。1803年帕特里克·科克洪估計：1203個貴族家庭(約佔全國總戶數的0.6%)平均每戶收入爲3778鎊，而44.5萬個工匠(他們在“下層等級”中是收入最高的)平均每戶祇收入55磅，相差68倍。1867年，R.D.巴克斯特估計：佔全國家庭總數0.48%的“上層階級”收入佔全國總量的26.3%，而佔家庭總數74.4%的“體力勞動階級”其收入僅佔39.1%，與上層階級的差距反而拉大了。後來當上保守黨首相的本杰明·狄斯雷利曾經說：英國是一個“兩個民族”的國家——一個富裕的英國，一個貧窮的英國。
貧富懸殊造成嚴重的社會衝突，許多學者認爲，18世紀末和19世紀是英國“階級鬥爭”表現得最充分的時期，社會衝突特別激烈。的確，在這一個時期，一切都打上了“階級”的印記，衣食住行是階級的，文化敎育是階級的，娛樂體育是階級的，生活方式是階級的，思想與行爲方式也是階級的，階級的屬性滲透在社會的每一個方面，正是在這個時期，社會動蕩極其劇烈，工人階級以各種形式表達他們的不滿，各種社會與政治運動起伏不斷，盧德運動、憲章運動、議會改革運動、十小時工作制運動、反濟貧法運動、合作社運動、工會運動等等都發生在這一時期，反抗的形式從和平請願，示威遊行，到有組織地破壞機器、武裝起義、密謀暴動等等都有。無論其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這些都表現着工人群衆對現存秩序的不滿，曾擔任過全國憲章派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貝策爾把這種不滿的原因說得很明白：“政治對我來說……是一個面包和奶酪的問題。”⑤
財富的大量湧現和貧窮的惡性蔓延同時並存，如此尖銳的社會對立，出路在哪裡？1820年羅伯特·歐文就提出了解決方案，他說：“政府與立法機構如果不能在全國的熱情支持下及早地掃除障礙，而這些障礙若沒有它們的干預就要永遠地置工人階級於貧困與抱怨之中”，那麼任何問題都是解決不了的。⑥這就是與“自由放任”截然對立的“國家干預”；但歐文的設想經過一百多年的反反復復才完全兌現，到20世紀，正是通過國家干預，英國才完全解決貧困問題，緩和了貧富不均的現象，使財富的增長能夠爲多數國民分享。
但英國的痛苦經歷後來卻在其他一些國家多多少少地重演。“自由放任”在現代化的後來者那裡雖然不像在英國那樣執行得徹底，但很多國家在給經濟創造自由發展的空間時，卻有意無意地執行一種放任自流的政策，在許多問題上聽之任之。許多發展中國家聲稱遵循自由經濟政策，在執行中卻非常接近“自由放任”，尤其在財富分配、衛生保健、公共設施、文化敎育方面更容易如此。國家在貧富差距問題上放手不管甚至故意過分拉大距離，這是發展中國家最常見的通病之一，而在這個問題上的失誤，則往往會造成社會動蕩，使現代化遭受嚴重挫折。
有許多數字可以說明發展中國家在分配問題上出現的嚴重不均，在這裡僅以巴西爲例。巴西的經濟從50年代開始高速發展，如果以1949年的工業生產爲100，那麼到1954年就達到150.0，1959年達到254.7，1961年達到301.9。有人曾經估計，巴西有可能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國之一，其工業發展速度一時令人矚目。巴西的城市人口增長率1940－1950年是40%，1950－1960年是70%，1960－1970年是65%；從事非農業生產的人口比例在這三個十年中分別增長62%，54%和59%；顯然，巴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迅速經歷城市化和工業化。但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分配不公的現象卻越來越嚴重，終致使經濟成長也受到了嚴重的阻礙。1960年，全國總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其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的11.7%，1970年卻增加到17.8%；1960年，收入最低的50%(也就是全國人口的一半)其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的17.7%，到1970年減少到13.7%；1960年，收入最高的1%的人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5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32.7倍，到1970年增加到65倍；1960－1970年間，收入最高的1%的人平均收入從9500克魯塞羅增加到20800克魯塞羅，增長率是114%；而收入最低的50%的人平均收入祇從290克魯塞羅增加到320克魯塞羅，增長率祇有10%，扣除通貨膨脹，實際收入反而減少了。在如此巨大的貧富反差中，巴西社會畸形發展：一方面，是完全現代化的都市中心、度假勝地；另一方面是破敗不堪的城市貧民窟和完全不發展(甚至保持原始狀態)的農村地區。對這樣一種畸形的發展模式，人們是否應該思而再思呢？
二
德國的現代化呈現出另一種失誤。在德國的整個發展過程中，舊勢力起的作用太大。
德國在19世紀50年代開始大規模工業化，其經濟發展之迅速，令整個歐洲震驚。它在短短的三四十年時間裡走完了英國100多年的路，到20世紀初，它已經從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各項主要的經濟指標都趕上或超過了英國。德國的工業化是在國家的強烈指導下完成的，並沒有出現“自由放任”的許多弊病。
但德國的國家是容克的國家，容克在德國佔主導地位。俾斯麥曾經說：“我是容克，自然要依靠它受益。”⑧容克在幾百年中統治着普魯士，是德國東部最傳統的農業勢力的代表；但19世紀，德意志卻在容克的領導下完成統一，並實行工業化，向現代國家邁進。德國的許多悲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這種局面造成的：一方面，最傳統的勢力佔據了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它卻在領導現代化。
一個傳統的社會力量如何能長期把持國家的領導權？這是因爲它以民族意志的執行者自居，推行民族擴張主義政策。1848年革命未能使德意志取得統一，於是統一大業就由俾斯麥的“鐵與血”政策來完成。俾斯麥遵循的是一條“小德意志”路線，在統一時沒有把奧地利包含在內。這樣做，除了種種權宜因素的考慮外，容克自身的力量是一個決定性因素。一個普魯士外交官曾經對俾斯麥說：“當容克軍官的來源枯竭時，我們的權力也就到極限了。”俾斯麥說：“我不能公開那樣說，但這是我的方案的基礎。”⑨也就是說，俾斯麥承認德國的擴張祇能以容克軍官的數量爲限，超過這個限度，德國就無力繼續擴張。
但容克既然以民族主義作爲其政治權力合法性的依據，並且以擴張作爲其體現形式，那麼在統一之後，它如果不能繼續擴張，它又如何能繼續表現自己權力的合法性呢？這個矛盾在德意志帝國存在的幾十年中始終無法解決，而且最終導致俾斯麥下台，導致威廉二世突破“小德意志”界限，推行“世界政策”，並一步步把德國引向世界大戰。
容克在政治上的優勢還造成工業的迅速現代化和農業的長期落後之間的對立。柏林《郵報》曾載文說：容克庄園“由於用舊的經濟方式經營，收益甚少……無法充分供養它們那古老家族的衆多成員。然而，這是一些其姓氏經常在普魯士軍官名冊中出現並用金字寫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的陣亡將士名簿上的家族，保存這些家族是國家根本利益所在……”。⑩爲此，國家不惜以重金貸款扶持容克庄園，一直到魏瑪時期，以扶持容克爲目標的“東援”計劃還時常引發政治危機，而且成爲希特勒上台的直接誘因之一。
奧地利的近代發展雖然與德國不同，但同樣是傳統勢力佔據優勢。哈布斯堡王朝從1848年革命中吸取敎訓，決心限制工業的發展，不讓一個健全的資產階級出現在奧地利政治舞台上。爲此，國家的貸款故意撥給設備陳舊的小企業，使大工業在競爭中反而處於不利地位。鐵路到1849年祇有148公里；直到1850年，最重要的工業部門包括冶金、紡織乃至鐵路機車都在燒木頭而不是燒煤!奧地利的工業化受到王朝與貴族的蓄意阻礙，在一百多年時間裡，其工業產値的年增長率從來沒有超過5%。到1900年，奧地利的農業勞動力仍然佔全國勞動力的60%，在一切經濟指標上都處於歐洲落後狀態，與18世紀以前的強盛帝國相比形成鮮明對照。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一個龐大的帝國竟土崩瓦解了。
奧地利的貴族與德國的容克，一個竭力阻止工業化，一個全力推進工業化，從表面上看似乎截然相反，但它們的出發點卻是相同的，就是維護自己的統治。這兩個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多數與舊勢力長期主宰國家有關。由於傳統勢力在每一個正在發生社會轉型的國家中都必然存在，因此如何對待傳統勢力，是20世紀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大課題，有可能成爲現代化目標成敗的關鍵，這裡以印度爲例。
印度獨立後，國大黨致力於現代化建設，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發展規劃。國大黨的目標是建立一個非資本主義又非社會主義的繁榮的印度，改造印度社會，使之成爲現代國家。爲此，國大黨推行了七個五年發展計劃，大規模投放資金，發展工業，改造農業，企圖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的現代化改造。在工業發展中，國大黨主張以發展國營企業爲主，同時鼓勵私人企業；在農業發展中，國大黨制定了“合作耕種”的政策，認爲這樣既可以保留印度傳統的村社結構，又能把農業改造成具有較高生產力的現代生產部門。國大黨的社會改造計劃也很宏偉，它希望打破不平等的種姓制度，建立一個法律上平等、社會地位和財富分配也基本合理的理想社會。因此應當說，國大黨(至少是其初期領導人)的願望是誠摯的。
但經過近50年的努力，印度的現代化卻沒有達到目標。印度仍然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農業人口高達80%，其中又有80%直接從事農業勞動。印度工業發展僅局限於沿海少數地區，而在生產率高、工資也高的工業部門工作的人，祇佔印度人口的一小部分。盡管按人口平均的國民生產總値有所提高，但生產增長被人口爆炸抵銷了。50－60%的農村人口(不少於2億2千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貧困線本身的標準就劃得相當低，無法與其他國家相比。農業生產力低下，耕作技術十分落後，盡管在沿海城市一些大型企業中有相當先進的生產設備，科學硏究和文化敎育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但與農村落後的生產力與低下的生活水平相比，就形成巨大的反差，現代化的二元現象在印度表現得極其明顯。
在社會改造方面，國大黨也沒有達到目標。種姓制度遠沒有消失，相反，它仍然是印度許多地區的基本社會結構。“賤民”事實上還在受歧視，而財產與土地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與傳統的種姓有關。各種傳統的社會陋習仍然在廣大地區盛行，比如殉夫制、敎派衝突等等。独立四十多年後，地區、民族與敎派的衝突似乎重新激烈，一個團結、穩定的印度國家正在受到挑戰。
檢查國大黨的政策，它在一個基本原則上發生失誤。國大黨執政後，繼承了英國殖民政府的做法，在農村主要依靠傳統的領袖人物，而這些人，往往就是有大片地產、富裕而有地位的較高種姓的代表。爲取得對地方的控制權，國大黨竭力把原有的地方領袖人物拉進黨，讓他們管理地方事務，並依靠他們組織與贏取議會選舉。結果，印度在獨立後不僅未能打破傳統的地方勢力，反而加強了佔支配地位的、擁有土地的種姓中最富有階層的地位。既然如此，國大黨任何真正打算改造社會的企圖，就都要受到地方傳統勢力的抵制；而國大黨要依靠他們才能鞏固政權，就不可能眞正向他們開刀。因此，獨立後的印度陷入惡性循環，盡管國大黨不斷提出改造社會的宏偉規劃，但一直是說多於做，而這又引發了國大黨內左右兩翼的長期鬥爭。英迪拉·甘地執政時政策急劇左轉，她宣佈要建立一個“主權的、社會主義的、世俗的民主共和國”，取代1950年憲法中“主權的民主共和國”的提法。但社會改造的措施仍然無法貫徹，因爲國大黨在農村並沒有眞正的群衆基礎，其改革措施仍不得不依靠顯然應該是改革對象的地方傳統領袖來執行，事實上，印度社會這種嚴重的二元現象似乎任何人都無能爲力，激烈反對英·甘地政府的反對黨領導人納拉揚說：“即使反對黨得勝，情况將會改變嗎？恐怕不會。法令將被通過和運用，錢將被花掉——即使做了所有這些事情，而且可能不發生貪污腐化，但是我們的社會結構、制度和‘秩序’會發生變化麽？我想不會。”(11)
如果說印度的現代化祇是受到嚴重阻滯，那麼伊朗的現代化則是遭受重大挫折。本世紀60年代，巴列維國王領導伊朗開展一場大規模的現代化運動，目標是把伊朗從中世紀的落後狀態中解脫出來，使它成爲現代化國家。在十年時間內，伊朗以石油工業爲依托，發展出高度現代化的工業體系。1971－1973年間，伊朗經濟增長率達到平均每年14.3%，1974年竟高達40%。這時，它已成爲世界上第四產油大國，第九個最富裕的國家，正在全國開展大規模的建設事業。它裝備了一支現代化的軍隊，還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經濟援助，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巴列維還發動一場“白色革命”，其內容包括：進行土地改革，實行男女平等，創造現代的司法制度，建立現代敎育體系，引進西方文化、藝術等等。按巴列維自己的說法：這一場“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將“一舉結束一切社會對立和導致不公正、壓迫和剝削的因素……並能盡快地使我們達到和趕上當代世界最先進社會前進步伐的目標。”(12)顯然，這是一場旨在使伊朗國家現代化的“革命”。
但“革命”是在一個專制國王的領導下進行的，這充分體現了伊朗現代化過程中的二元現象。當巴列維國王以身作則，把自己的125萬英畝土地(佔占伊朗可耕土地面積的1/4)分配給農民時，農民們都要匍匐在地上，虔誠地親吻他的腳。國王用專制的手段強行推進現代化，他的統治方法，讓人分不淸他到底是一個中世紀君主還是一個正在推行現代化的20世紀國家元首。巴列維自己說：“在我們國家裡，國王是三權——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首”，(13)這種說法和三百年前路易十四的“朕即國家”如出一轍。巴列維時期蘊育着嚴重的二元危機：經濟迅速發展而政治嚴重滯後，物質生活改變了但價値體系(除少數知識分子外)一如旣往。於是，當發展過程中出現越來越多的矛盾時——如工業與農業的失衡、城市與鄕村的失衡、現代生活的誘惑與現實貧窮的失衡等等，人們的不滿一股腦兒潑向專制政體。1978－1979年，另一場“革命”發生了，領導革命的是伊朗社會中最傳統的力量——伊斯蘭敎的阿訇們。這場“革命”把所有的伊斯蘭傳統都恢復了，巴列維國王的現代化宏圖被付之一炬。
三
腐敗是古往今來最常見的一種丑惡現象，它與權力不可分，權力範圍越大，越容易滋生腐敗。不幸的是，現代化的確伴隨着國家職能的擴大，而且越是在全球現代化過程中起步晚的國家，就越需要運用行政的力量去推動現代化，因此，腐敗就越容易在這些國家蔓延。
英國是爲數極少的原生型現代化國家，“自由放任”又把國家職能減爲最少，但在它的發展過程中，仍有過腐敗相當盛行的時期。1673 年，海軍部次長塞繆爾·佩皮斯就說：“任何官職的薪金都不可能使人致富，使人致富的是他在那個位置上弄到錢的機會。”(14)18世纪，專制王權被克服了，新的政治秩序建立起來，議會成爲國家權力的中心。但正是在這個時候，腐敗現象至臻之極。爲取得議會多數，政府靠收買選民贏得大選，再靠收買議員操縱議會，早期的議會政治竟完全靠買官鬻爵才能運轉，淸除腐敗成了英國繼續發展的首要任務之一，而且是導致選舉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整個19世紀，議會改革一直是英國政壇的一個主旋律。
20世紀，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存在腐敗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印度國大黨在30年代就開始滋生腐敗，當時，印英當局放鬆了殖民統治，讓國大黨在地方政府中分享一部分權力，結果，腐敗就隨權力而來。印度獨立後，腐敗之風愈演愈烈，乃至不靠“加速費”(speed money)就事事行不通。獨立後的國大黨曾大力發展國營企業，但國營企業的管理人員卻中飽私囊，以公肥私。他們與稅務官員相勾結，把大量應該交給國家的稅款變成“黑錢”，轉入私人帳戶。私營企業也如法炮制，每個企業都有兩本帳，一個供官方檢查，一個供自己使用。1972年政府調查委員會報告說：“逃稅和黑錢已經成爲經濟一大禍害”。(15)據統計，1947－1972年，逃稅額增加了91倍，黑錢達到1000億盧比，比當年國家發行的貨幣還多。有權的政府機關收受賄賂，海關、稅局、營業執照管理，質量管理、衛生檢查、交通管理等等，都成了方便的收賄場所。鐵路、交通、通訊、郵電、財政、就業、工商、農業乃至司法、國防等部門也不斷受到指責，說它們貪污腐敗、受賄成風。政府反腐敗委員會的報告指出：“腐敗不僅僅存在於下級公務人員中……”(16)尼赫魯時期就有兩個主要的政府部長因腐敗受到議會調查後被撤職，英·甘地時期政府部長涉入醜聞的更多。印度總統拉達克里斯南公開承認：“腐敗是一種罪惡，必須在各條戰線、各個層次上向它進行鬥爭。”(17)
情况的確如此。在印度，政府主辦的建設項目在簽發合同時，承包單位要給官員一定比例的好處費；公共事業修建民用住房時，可以拿到7－10%的回扣，用來在有關人員中按比例分贓，上至主任工程師，下至普通工人，人人有份，而營造商因爲付了這筆錢，就可以偸工減料，謀取暴利。拉賈斯坦邦1969年的救災工作實際上動用民工5萬人，每人每天支付工資1盧比；但在政府的正式紀錄上卻是民工8.5萬人，每人每天支付1.5盧比，因此，被貪污的款項比實際用於救災的還要多。1970 年，古吉拉特邦又發生同樣情况，救災費中35－40%的錢中飽了官員私囊。在許多地區，警察定期向商販店主收取“警務捐”，《印度斯坦時報》的報導說：在德里一個地區，每逢星期日就有一隊警察手持布袋和筆記本向小販收款，一個油水較大的派出所官員每月可獲15000盧比，油水不大的也有5000盧比，而這些人的平均工資每月祇有600盧比。警察在接受賄賂後，可以對違法行爲不聞不問，甚至花5000－10000盧比就可以了結一椿殺人案。法院對罰款的判決可以打折扣執行，而折扣中的一部分就要在法官直至簿記員的一干有關人員中瓜分。英·甘地的小兒子桑賈伊曾卷在一樁貪污醜聞中，人們指責他利用母親的職權低價收購土地，非法接受投資，開辦他私人的工廠。
腐敗的社會風氣使國大黨的威信每况愈下，黨在老百姓眼中越來越是個撈取好處的旣得利益集團。今天，在印度獨立近50年的時候回首細問，不能不說國大黨建立的是一個畸形的社會；它的二元衝突現象嚴重，社會腐化、缺乏生氣。國大黨雄心勃勃的發展規劃實際上很難實現了，印度仍是一個人口衆多而經濟不發達的貧窮國家。
印度尼西亞是另一個人口衆多的亞洲發展中國家，獨立後也面臨着嚴重的腐敗問題。由於行政機關效率低下，走私行爲嚴重，導致國庫收入嚴重不足，這反過來又影響到國家工作人員的工資，而工資低又使行政機關的效率更加低下。嚴重的貪污行爲在官僚機構中廣泛蔓延，造成國庫收入更加不足，這樣一種惡性循環似乎沒有止盡。60年代末，軍隊在印度尼西亞掌權，腐敗之風也在軍中盛行。軍隊出租軍用品嫌取利潤，開辦各種工廠、種植園乃至銀行，軍隊經營的商貿公司、飯店、旅館比比皆是，整個軍隊成了一個大商店，而高級將領收賄受賄、敲詐勒索的現象更是司空見慣。商人們(特別是華僑)往往要找一個軍中將領做合股人，爲此得到的好處不僅是受到保護，而且還容易取得政府訂貨單。在政府工作的軍中將領向外資公司收取回扣，有一次，美國通用電器公司打算簽訂一份3億3千萬美元的訂貨合同，但印度尼西亞郵電部長、一位將軍要求4000萬美元的回扣，結果合同未能成約。1977年，美國官方一個委員會曾經披露：印度尼西亞官方石油公司Pertamina及其總裁、另一位將軍，曾從五個國家的商業公司或個人處索取100萬美元巨款，而以購買紐約一家印度尼西亞飯店股票的形式支付款項。公司總裁在一封信中寫道：“由於開辦本飯店對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發展極爲有利，因此我們希望一切與國家石油公司Pertamina 有業務往來的商號協助我們的項目。”(18)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腐敗都是致命的毒瘤。菲律賓的馬科斯以反腐敗爲口號推翻前總統，自己實行獨裁。但後來他自己也成了最大的腐敗分子，在一場“和平革命”中下了台。在墨西哥，政府高級官員任期都與總統一致爲期六年，於是六年時間成了許多人大撈一把的期限。1974年，美國兩家橡膠公司要爭取墨西哥政府同意抬高它們的商品價格，就向有關的墨西哥官員支付了42萬美元的賄賂金；就在交款的那一天，提價要求獲得批准。60年代末，德國的一家軍火商向哥倫比亞一些軍官支付20萬美元賄賂，從而擊敗一家比利時公司，得到一筆2 萬支步槍的訂貨軍；一家法國公司以30萬美元的代價買通哥倫比亞的空軍官員，向該國出售了18架海市蜃樓－5式戰門機。70年代有一段時間，美國一家最大的煙草公司每月向多米尼加共和國總統支付1000 美元，以換取在必要時得到幫助。大約在1970年左右，爲得到一項有利的立法，這家公司在多米尼加立法委員們頭上花了大約12萬美元賄賂金。腐敗在非洲國家也很盛行，許多非洲國家政局多變，政變頻繁，政變的公開理由，往往是反對政府腐敗。1966年，黑非洲第一個獨立國家的第一位總統恩克魯瑪在政變中下台，推翻他的理由之一，就是他的政府腐敗——而恩克魯瑪在很長時間中是以非洲獨立的象徵出現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
意大利大槪是發達國家中最無力解決腐敗問題的國家了。意大利自古就有腐敗的傳統，早在古羅馬時期，帝國的全面腐敗就導致整個社會的瓦解。中世紀時，羅馬敎廷又是西歐腐敗的中心，乃至對天主敎的反抗首先以反對敎會腐敗的形式表現出來。在意大利現代化的過程中，腐敗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這使意大利社會始終沒有很大的活力，它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在整個西歐都是比較緩慢的。現代意大利在西方社會是官僚機構最龐大同時又最沒有效率的一個國家，政府除通常都有的部門之外，還有6萬個大小機構，僱用大約200萬人。爲了衝破這重重叠叠的行政封鎖，到政府部門辦事總要備上紅包(busta，意爲信封)，裡面裝一叠面値一萬里拉的紙幣。羅馬有一批特殊職業的掮客叫spicciafaccondi，他們知道在哪個部門最容易走通關節，也知道向哪些官員送賄，送賄量是多少。一支龐大、素質差同時又薪水很低的官僚隊伍祇有靠bustarella才能推動運轉起來，意大利的黑手黨猖獗不衰，與這支腐敗的官僚隊伍很有關係。意大利戰後幾十屆政府，沒有一屆不爆發醜聞；1994年意大利大選中原有的政黨體系終於全部崩潰，但新總理的弟弟在三個月後就因賄賂醜聞受法院傳訊，而總理弟兄倆在商業上又一直是合伙的。今後的意大利將何去何從？
腐敗對任何社會都會造成巨大損害，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有些西方學者把腐敗看成是現代化過程中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並且從功能主義角度出發，認爲腐敗是使官僚機器運轉、加速國家發展的助推器。(19)在一個腐敗成風的國家，這樣說也許有一點道理；但腐敗本身是統治者謀取私利的結果，它並不一定非要和現代化聯繫在一起不可。有些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並沒有出現嚴重的腐敗現象，原因主要是政府措施嚴厲，對腐敗進行堅決的打擊。香港行政機構在70年代之前是相當腐敗的，但當廉政公署眞的發揮作用之後，腐敗現象竟能夠在短時間內大爲改觀。新加坡在發展過程中有效地抑制着腐敗的滋生；德國、瑞士、低地國家、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廉潔方面的成就也舉世公認。因此，在筆者看來，腐敗是由當權者的私慾造成的，政府的放縱或聽之任之使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進入這一誤區。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祇討論了三種失誤現象。其實，發展中的失誤有許多表現形式，如政治的長期動蕩、種族或部族衝突、犯罪現象嚴重、經濟畸形發展、社會道德淪喪、黑社會勢力強大、資源的破壞與浪費、政治與經濟發展脫節，等等。所有這些，都會在現代化過程中時隱時現，一旦處理不當，就有可能釀成重大失誤，對國家與社會造成嚴重傷害；而一旦失誤形成，再來糾正就難了。現代化不是一條平坦的路；相反，現代化的道路上處處有陷阱，處處是荊棘。一個力圖完成現代化的國家，祇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才會對現代化的艱難不感到意外。別國的發展已經提供了許多値得借鑒的東西，聰明的國民應該以前車之覆作後車之鑒，減少自己道路上的曲折才是。
註釋：
①伯恩斯著《西方文明》(Edward M.Burns，Western Civilizations)，紐約，第8版，1973年，第447頁。
②亞當·斯密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硏究》，商務印書館，1979年，下卷第27、28頁。
③潘恩著《人權》(Thomas Paine，Rights of Man)，企鵝版，1979年，第240頁。
④科特主編《英國經濟史，1870－1914年》(W.H.B.Court，ed.British Economic History 1870—1914)，劍橋大學出版社，1965年，第289頁。
⑤貝策爾回憶錄，載文森特主編《激進派遺稿》(David Vincent，ed.，Testaments#of#Radicalists)，倫敦，1973年，第187頁。
⑥欧文著《致拉纳克郡的報告》(Robert Owen，Report to the County of Lanark)，企鵝版，1970年，第201頁。着重號爲引者所加。
⑦關於巴西的數字參見格雷厄姆和威爾遜主編《巴西的政治經濟：轉型時期的公共政策》(L.S.Graham & R.H.Wilson,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azil：Public Policies in an Era of Transition)，得克薩斯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章，及布羅姆利和杰里主編《第三世界城市中的零時工和貧困》(R.Bromley & C.Gerry，eds,Casual Work#and Poverty in Third World Cities)，紐約，1979年，第四章。
⑧泰勒著《德國歷史進程》(A.J.P.Taylor，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倫敦，1985年，第102頁。
⑨同上，第110頁。
⑩平森著《德國近現代史》(Koppel S.Pinson，Modern Germany，Its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紐約，1959年，第223頁。
(11)弗蘭克爾著《印度獨立後政治經濟發展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660頁。
(12)穆罕默德·禮薩·沙阿·巴列維著《白色革命》；見《巴列維傳》附錄，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77頁。
(13)費雷敦·胡韋達著《伊朗國王倒台始末記》，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4頁。
(14)雅科比、内赫姆基斯和伊爾斯著《世界商業中的行賄和敲詐》(N.H.Jacoby，P.Nehemkis & Richard Eells，Bribery and Extortion in World Business)，紐約，1977年，第151頁。
(15)迪利·希羅著《今日印度內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6頁。
(16)弗里德里希著《政治病》(Carl J.Friedrich，The Pathology of Politics)，紐約，1972年，第150頁。
(17)同上，第148－149頁。
(18)《世界商業中的行賄與敲詐》，第22頁。
(19)可參閱麥克馬蘭作“腐敗的理論”，見《社會學評論》第9卷，196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