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時期的翁同和
仲偉行 (常熟圖書館)
翁同和，字聲甫，號叔平、瓶廬居士，江蘇常熟人。1830(淸道光十年)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一門四進士、一門三巡撫；父子大學士、父子尚書、父子帝師，道、咸、同、光四朝，翁氏兩代累任高官。同和二十七歲以一甲一名進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咸豐八年二十九歲典試陝西，留學政。同治元年升贊善，典試山西，十月丁父憂。三年服闋轉右中允，命在弘德殿行走，當了同治帝“師傅”。光緒元年奉毓慶宮授讀之命，又當了光緒帝“師傅”。歷任戶部侍郎，左都御史，刑、工、戶部尚書，兩度入軍機處，兼總理各國事務。1898年4月突被削職歸里，1904年5月21日因疾卒於常熟西門外鵓鴿峰的墓廬，享年七十五。1909(宣統元年)吳中人士合詞請爲湔雪，得開復原官，謚“文恭”。
(一)戊戌變法前的思想特色
晚淸史上，兩朝帝師翁同和的政治身份十分特殊，政治地位十分顯要，不僅成爲帝黨中堅，而且，“戊戌爲中國維新第一次大變，翁公爲中國維新第一導師”①。翁爲甚麼能成爲“中國維新第一導師”呢？
翁同和從小就讀於常熟縣學遊文書院、蘇州府學紫陽書院，接受“通經學古以致用”的敎育、能較早接受新事物，進宮後能廣泛閱讀並大膽講授新學、西學以造就一代賢君聖主，自覺接受先進知識分子的維新主張等，可以說，在進入淸朝統治中樞之前，翁的思想基礎已十分明顯趨於變革圖新，比較能代表進步士大夫階級與他們的政治主張，希望通過支持光緒變法，從太后手中奪回政權，鞏固皇權，增強國勢。翁兩度入値軍機，無疑爲他提供了實施富國強民治國謀略的極好機會。特別是第二次入軍機的1894年到1898年，期間正是戊戌變法的孕育期，翁同和認爲“中國要富強，必須變法，而變法又必須從内政根本起”②，此時“光緒帝年旣長，屢思發憤改革，皆見制於西後”③，翁同和以國家利益爲前提來考慮一切，支持自己一手敎育成長起來的皇帝實行新政，想依靠康梁等維新派的力量付諸實踐，“日讀變法之書，銳意變法”④，使變法意識變爲支配思想。“自念以菲才而當樞要，外患日迫，内政未修，每中夜彷徨，憾不自斃”，外患内憂促使翁將所想變爲所動。
(二)變法行動及其作用
翁同和雖然在變法開始後的第四天即被開缺，但變法是一種歷史過程，並非偶然突發事件，翁執掌重權的四年間，積極爲光緒推行新政採取了種種舉措，也爲維新派的活動創造了許多有利條件。從當時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人事等方面許多事實可以證實翁同和幹了甚麼？最直接的有五大事實：一是翁不僅在精神上支持強學會這一新生事物，而且還從戶部撥銀1500兩作爲該會常年活動經費，助強學會一時聲勢大振。當楊崇伊彈劾強學會事發，翁密奏皇上“敎育爲自強之本，未可遏阻，使天下寒心”，遂改強學會爲官書局，使西方文化和思想能公開引進國内；二是以敎育維新爲宗旨，親自起草成立京師大學堂的奏章，戊戌變法的僅存碩果便是京師大學堂，翁也就是京師大學堂創始人之一；三是廢科舉制度，設武備特科，開經濟特科，康南海謂“開經濟特科，常熟主之，此事遂成”⑤，同時接受改良派的建議，廣議了汰冗員、停捐納、修則例、裁綠營、改科舉、練新軍、辦學堂、薦人才、修鐵路、開銀行等十二道新政詔書，準備請光緒採納頒行；四是敏銳地認識到維新派的力量，主動拜會康有爲，開闢了與維新派往來的新天地。推薦康的著作《俄彼得變政記》等給光緒閱讀，當康有爲上書不達束裝南歸時，翁同和下朝知道後急急往粵東會館，曉諭至理，請康留京共商大計，大有“肖何月下追韓信”之吉風。在寫給廖壽恆的密信中坦誠道出了舉薦康梁的原因：“弟之舉康、梁也，衷心無一毫不能告人處，足下所知，而世人所共見也。康、梁有經世之才，救國之方，此弟之所以冒萬死而不辭，必欲其才能所用而後已也。⑥”。某種意義上說，沒有翁同和，就沒有康有爲的被擢用，戊戌變法這段歷史肯定別有一說了。(後來日記裡又有對康的微詞，很明顯與後來刪改日記有關)；五，更有決定意義的是，親自起草擬定國是，宣告了戊戌變法的眞正開始。
翁同和在變法過程中的作用又是甚麼？
首先，也是關鍵的一點，翁利用特殊的地位和身份上下溝通，使光緒能學習治國大略和接受新思想，翁從中起到了無可替代的督導和橋樑作用。康有爲譽翁爲“中國維新第一導師”，是不爲過的。
其次，延攬人才爲變法所用，奮不顧身大力舉薦康、梁等，又向康等推薦帝黨官僚，支持他們之間的聯繫，形成内外合力，共商改革弊政大計，翁在其間起到了中堅、核心作用。
第三，翁同和利用自己執政的有利條件爲推行新政做了大量工作，與後黨頑固派作了不屈不撓的鬥爭，爲新政廓淸障礙，準備了條件，功不可沒，在變法過程中的砥柱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第四，翁較易接受新生事物，積極支持駐外使臣郭嵩燾，還大膽保薦李提摩太爲光緒的顧問大臣，在建立起近代邦交關係和對外開放的過程中起到了有益的推進作用。
(三)開缺、江西之行及革職
然而，正因爲翁之存在於朝廷，對後黨們已構成很大威脅，後黨們是容不得的。1896年正月，突然撤去翁毓慶宮授讀之職，目的是要阻絕師徒間的合法聯繫，因爲後黨最擔心的是光緒帝在同和指引下“採納”熱心變法的靑年人及其建議，從事改革，不但危及他們的權利，甚至危及他們的地位”⑦。1898年4月22日，翁親手擬定國是諭旨，23日，光緒帝下詔定國是，變法邁出了關鍵一步，卻招致了後黨沉重的回擊；4月27日，正當翁同和壽辰，光緒帝在萬般無奈之中突然宣佈了罷免翁的“嚴諭”。翁所擬詔書中提示的“國是”，祇是從敎育上着手，作根本之圖，頗爲平實，德宗的企圖遠超過詔書所示，而後黨們已經容不得了，把翁同和逐出了政治舞台。
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打擊，翁同和尙能處之泰然，因爲他心中還燃燒着希望，“開缺回籍”的處分爲暫時解除職務，還有復召的可能。他回籍後的主要行動便是“江西之行”，也可以說是翁參與變法活動的延伸。
1898年5月13日翁離京隻身南歸，陸姨太暫留京寓，京情有其侄孫斌孫隨時函告。7月16日起，從常熟由上海轉往其侄江西藩司翁曾桂署中。7月27日翁同和抵達南昌，至29日三天内“尋從繽紛”、“余亦冠帶致賀”，似乎復起的信息已明朗化。但是，7月最後一天，情况突變，翁將八月初一日日記完全刪去，祇書三字“發京電”。分析其眞相：當時因禮部不爲王照代遞奏折，導致德宗盛怒而擢用四京卿，以致新舊黨爭益趨尖銳；因李鴻章奉旨退出總署，導致李楊合謀，已決定實行發難之舉；袁世凱奉召抵京，加速了政變的推進；楊崇伊上折請太后訓政之事曾先謀之於王文韶、廖壽恆，則廖必急急通知斌孫，如訓政實現，翁同和豈有復起的機會？當得知此消息，無疑如冰水灌頂，《日記》7月30 日云“遇此則得意之態，歡樂之情，一掃而空”。八月初二日“假侄二百金作歸資”作歸計。初八日，知太后復出訓政確實，滿腔爲匡救社稷獻身的熱中之念全消，旣爲德宗、亦爲自身“益戰粟罔知所措也”。
從以上資料分析，翁同和作江西之行決非倉卒所定，亦非單純爲省嫂視侄。而此行目的祇有二個可能：一、爲的便於待命復起。“身在江湖，心存魏闕”應該說是翁人格的自然體現，他密切注視朝廷動態，對德宗的斷然實施新政後的處境了然於胸。德宗有權無柄，乾綱旣振，無奈政令不暢，缺少得以行使從母后手中爭得的有限權力之憑藉，《日記》七月初十日記載“得京信兩函”，如内容是：德宗命廖壽恆傳旨翁同和可即預備進京，候旨啓程。那麼，翁同和剛從京師歸里，不顧酷暑肆虐趕赴江西，才是情理之中事。如在翁曾桂署中，則電報已通至九江，傳遞十分迅速，且易保密。二、可至翁曾桂署中待罪。新政詔諭迭下，帝后之爭更趨激烈，翁自知所草“國是”可能被指爲誤國而遭朝廷逮問。翁自江西回常熟後的十月廿一日，果然傳來上諭，對翁同和“着即行革職，永不叙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此時帝黨大勢已去。剛毅等奸臣當道，姿意妄爲，翁能保不掉腦袋已是萬幸了。翁接旨後，誠惶誠恐，自訂規約：不赴宴，不管閑事，不應筆墨，不行孝書，不見生客、僧道。逢朔望日，還要到衙門報到，請求督敎。小小知縣不敢怠慢，相反常到翁處請安，但翁也不敢接受，生怕被人抓住差錯造謠中傷。還取號“瓶生”，意爲守口如瓶。他深知西太后心狠手毒，不會輕易放過自己，因此作了最壞打算，在瓶隱廬旁挖了一口井，隨時作自裁之用，過着寂寞似孤僧的生活。如今，戊戌變法已是百年之際，翁同和官宦六十年，戊戌期間的經歷最爲驚心動魄，臨終遺言“六十年中事，凄涼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的原因，大槪也應隨着歷史硏究的深入而告白於天下了。
註釋：
①康有爲1904年8月作翁同和病逝《哀詞》之自序。
②《翁文恭公日記》乙酉十二月廿二日條。
③《新黨某君致日本政府會社論中國政變書》。
④《康南海自訂年譜》。
⑤《康南海自訂年譜》。
⑥《翁同和日記》第37冊第68頁。
⑦英人竇樂納《致英外交大臣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