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時期康有為的教育改革
陳既詒 (聖若瑟中學)
前言
康有爲生於前淸末，當時，淸王朝政治昏暗，軍事不振，經濟崩潰，民生凋蔽，敎育落後，科舉腐敗。由於資本主義侵略者以大砲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華民族與外國侵略者正在進行生死存亡搏鬥，康有爲眼見及此，不期然產生了；“救亡圖存”的愛國思想。又由於“西學東漸”，新科技、新知識不斷地傳入中國，擴闊了康有爲的政治和知識眼界，他開始興起了一種“要維新，祇有學外國”的政治改革和敎育改革的念頭，提出了對封建主義的敎育制度，進行全方位的敎育改革，因而在他領導的維新變法運動中，把敎育改革放在首要的戰略地位。
一、變科舉 廢八股
我國自從隋朝創立科舉制度以後，各朝就一直沿用不廢，科舉從此成爲封建知識分子進入官場的階梯和取得高官厚祿和權勢的門路，淸沿明制，以八股取士，顧炎武就曾經批評八股文敗壞人才，他認爲八股文的毀滅文化，等於秦始皇的焚書，八股文的敗壞人才，卻比秦始皇在咸陽郊外坑儒還厲害。1895年，康有爲在《上淸帝第四書》中以論政的角度，闡述中國在過往孤立時代，爲了要維持封建王朝的統治，以八股取士，已有弊陋。1898年6月16日，光緒帝召見康有爲，問變法事宜，在長達三小時的對話裡，康氏把國弱民困之由，歸咎於八股試士，他說：“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開，故雖多而不可用，而吾民智不開之故，皆以八股試士爲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後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 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濟濟，然無以任事變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臺遼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二萬萬之款，不賠於朝廷，而賠於八股，膠州、旅大、威灣、廣州灣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①這段話，說明了當時官員的顢頇無能，不明國際形勢，毫沒經世之才，都由於八股而起，所以在第二天(1898年6月17日)康有爲呈遞的《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摺》就詳細地開列了八股試士的害處，認爲窳劣的科舉制度，製造出一些不懂事的書呆子和官僚，毋怪乎當日“李聯英爲宦寺，不識地圖，乃至用儀亦然，皆曰“中國甚大，臺灣乃一點地，去之何妨!””②結果，割地賠款，國家危如累卵。康氏因而慨嘆：“然則中國之割地敗兵也，非他爲之，而八股致之也。”③最後他向光緒帝奏請：“臣竊惟今變法之道萬千，而莫急於得人才；得人才之道多端，而莫先於改科舉；今學校未成，科舉之法，未能驟廢，則莫先於廢棄八股矣。”由6月17日至6月23日的數天内，他又代宋伯魯擬：《請改八股爲策論摺》、《請廢八股勿爲所搖摺》及代徐致靖擬：《請廢八股育人才摺》、《請酌定各項考試策論文體以——風氣而育人才摺》，均一一上奏，光緒帝就在6月23日先宣諭，《自下科爲始，鄕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其後連續多次頒旨着令“改試策論”、“毋庸五言八韻詩”、“考試講求實政實學爲主”等，至此，廢除八股，已成定局，這是戊戌變法敎育改革最大成果。其他有關科舉的改革，是設立經濟特科。早在1897年12月，光緒傳諭軍機大臣，着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同禮部妥議。1898年1月27日，總理衙門曁禮部遵議，把内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六事，合爲一科，奏請先舉特科，次行歲舉。所謂内政，是考求方輿險要，郡國利病、民情風俗諸學者；所謂外交，是考求各國政治、條約公法、律例章程諸學者；所謂理財，是考求稅則、礦產農工商諸學者；所謂經武，是考求行軍佈陣、駕駛測量諸學者；所謂格物，是考求中西算學、聲光化電諸學者；所謂考工，是考求名物象數、製造工程諸學者。光緒准奏，即日諭令“特科、歲舉兩途，洵足以開風氣而廣登進，着照所議准行。”④但康有爲認爲内政、外交、理財、經武是通才，格物、考工是專學；所以在《請催舉經濟特科片》⑤中，康氏奏請：“此次特科，專以得古今掌故内政外交公法律例之通才爲主，其他各科，請飭下各督撫，速立學堂敎授，然後選用爲敎習，則人才各得其用矣。”康有爲認爲通才與專學，應有所區分，但對“經史”和“經濟”，“時務”和“正學”，則宜互通。1898年6月30日，他代宋伯魯擬《奏請經濟歲舉歸併正科並各省歲科試迅即改試策論摺》，就提議：“似宜將正科與經濟歲科合併爲一，皆試策論，論則試經義，附以掌故：策則試時務，兼及專門，泯中西之界限，化新舊之門戶，庶體用並舉，人多通才。”⑥
變科舉、廢八股，使康有爲感覺到敎育改革已踏進第一步，這裡蘊藏着“專門與通才，用各有宜”的敎育思想，革除了積習“理財無才、治兵無才、守令無才、將相無才”時弊把國弱民困局面反轉過來，以振興中華，至於格物、考工一些專學人才，就要留待興辦學堂來培訓解決了。
二、強調普及和實行義務的基礎教育
康有爲曾經舉例，以治病的過程，比喩廢八股和興學校的次序和關係，敎育事業的發展。
康有爲的敎育改革理論和實踐，比起在他之前的任何一次敎育改革都更進步、更符合社會發展的潮流，從十九世紀中期興起的洋務敎育，在國内開辦了同文館、武備學堂等，其目的是爲了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秩序，在封建主義的敎育體系裡，添了一些西方的科學和技術，結果，洋務敎育培養出來的人才不多，收效較微。康有爲總結了前人敎育改革失效的經驗，也察看到同一時代的思想家王韜、鄭觀應等對敎育改革的中肯見解，於是他把鄭、王等零碎主張匯集起來，瞄準時弊，把西方資本主義的敎育理論，並容納儒家思想，變成旣承接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又容許西學課程發展的一套較完整而具有中國特色的敎育思想體系。
使封建主義敎育制度變爲資本主義敎育制度，使封建主義敎育觀變爲資本主義敎育觀。其最終目標，是爲了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制度，所以它是當時中國最進步的一次敎育改革。
康有爲不僅是一個敎育改革的理論家，而且也是一個勇於改革、善於改革的敎育實踐家，他身體力行地創校講學，直接培養出一批得力助手，其中有長興里十大弟子陳千秋、梁啓超、麥孟華、曹泰、徐勤、韓文舉、梁朝杰、王覺任、林奎和陳和澤等人，他們分擔了辦學、辦報和開學會等敎育改革的實踐工作。在他們師生的影響下，不數年間，康有爲受業弟子達一百八十二人，此外還有拜門弟子二十三人和私淑弟子十二人，各均學有所長，所以在變法失敗後，他們或爲著名學者，或爲大學校長，或爲軍政要人，或爲司法翹楚，或爲金融巨擘，或爲傳媒主筆，或爲良醫濟世，或爲外交長才，甚至有一人出任香港電報局局長，眞是人才濟濟。沒有列名康門弟子的維新派骨幹，他們大都是受戊戌思潮影響或哺育而投身維新運動的人，或者是經過維新派培養出來的人才，包括有蔡鍔、秦力山等熱血靑年，蔡元培、章太炎等敎育家，張元濟、馮鏡如等聲譽卓著的出版界主腦、主編和主筆，嚴復等提倡科學救國、愛國保種的翻譯家，金松岑(《孽海花》作者)等鼓吹民主思想的作家，此外尚有夏曾佑提出“詩界革命”口號，蔣智由撰文探討戲曲改革，沈學《盛世元音》把白話文運動提上日程，都多方面掀起了文藝熱潮。康有爲在敎育改革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培養了一批各條戰線的傑出人才，推動近代社會進步，大大的豐富了近代敎育文化遺產的寶庫。
康有爲敎育改革與實踐，不僅在中國近代敎育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佔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對於澳門後過渡期的敎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値得澳人學習的。
他說：“旣以吐下而去其宿，即宜急補以培其中氣。”他認爲廢八股祇能洗濯固陋，而廣開學校則足以“培養人才”，所以他說：“今者廣開學校爲最要矣。”⑦
康氏宏遠的敎育思想中，制訂了層次分明的敎育方案，在培養人才方面，他認爲先要訂定學制，普及敎育，並強迫全國適齡兒童入學，接受義務敎育，在完成基礎敎育後，便可以按照個人志願，進大學堂或專科學校，選修自己喜愛的專業課程。
康氏普及敎育的思想，是吸取西方先進經驗而得到啓迪的。甲午之役，日本戰勝中國，康氏獨具見解，認爲是日本普及敎育之功。旣然認定了敎育是強國之本，康氏便主張發展平民敎育，使達到普及敎育而國乃富強的目標。他說：“欲富強之自立，敎學之見效，不當僅及於士，而當下逮於民；不當僅立於國，而當遍及於鄕，……使四萬萬之民，皆出於學。”⑧政策旣定，又訂定學制，興辦學校。康氏融合德日敎育實施精粹，編定出一套適合中國變法的學制，把中、小學列入普通基礎敎育範圍，遍令省府縣鄕興學，鄕立小學，令民七歲以上皆入學，⑨其不入學者，罪其父母。⑩這實質就要求國家對兒童實施強迫的、普遍的義務初等敎育。康氏的主張，影響深遠，爲日後開辦國民敎育立下了正確的目標。
在1898年7月3日呈遞的《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爲學堂摺》中，康氏詳列普及敎育的具體方案如下：
(一)政府斥資開辦公立學校，把府州縣之書院改爲中等學，義學、社學改爲小學……
(二)社團改辦新式學堂。民間公立書院、義學、社學、學塾，改爲兼習中西之學校。
(三)鼓勵紳商捐資辦學；其能自捐萬金，廣募地方經費者，賞御書匾額，給以學銜，以資鼓勵。其有獨捐十萬巨款，創建學堂者，請特旨獎以世職。
(四)選拔優良師資。把院師學長的八股之士，或京秩淸班，以空名領之者，皆作更易，別聘通才。
1898年7月10日，光緒諭令各省學校，重訂課程，中西兼學，進一步籌款以充敎育經費，鼓勵私人辦校，使用翻譯課本，凡不在祀典之“淫”祠，一律改爲學堂，電報局及招商局溢款，提作學堂經費。可惜“百日維新”，由於封建頑固勢力阻繞和鎮壓而夭折，但是普及敎育的思想影響卻是深遠的。
三、設置各門各類的專門學堂和大學
康有爲在提倡大力發展基礎敎育的同時，又主張設置各門各類專門學堂和大學來培養高等專業人才，以實現科學技術和經濟實業的近代化。康有爲的中心思想，在廢八股的同時，必須加緊培養出一些具有專業知識的人才，他們可以擔當重任以振興實業，發展工商，提高技術以開礦務農，鑽硏學問以經世治國，硏習武備以鞏固國防，精益求精以爲師爲長。他認爲“人”雖天賦智慧，但仍須接受敎育方可成材，更需接受高等敎育方能把素質提高，否則“小民不學，農工商賈無才，產物成器，利用厚生，旣不能精，化民成俗，遷善改過，亦難爲治。”康氏對於創辦各種專科學和大學，有以下建議：
(一)各省府州縣都要普遍舉辦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等專科學校。
(二)設立鐵路、農業、商業等學校，特別是農業校更需重視。
(三)開設師範學校。他認爲“師範學校尤爲小學之根”。(12)祇要辦好師範學校，培養出大量優秀敎師，才可普及小學基礎敎育。
(四)開辦女子學校。他指出：“中國以二百兆之女子，曾無一學校以敎之，則不學者居其半，是吾有民而棄之也。”(13)這是他打破數千年來男尊女卑的陳腐觀念，也正確認識到婦女得到受敎育的機會，才可使國家強盛。
(五)罷武科，設兵校，培養具有軍事科學知識與技能的軍官，以適應近代戰爭的需要。砲兵、馬兵、步兵、工兵、工醫、輜重各習其科，將帥必自大學出，裨校亦自學校來，國家的軍事實力，方能鞏固。
(六)在北京設立京師大學堂，把課程規定爲普通學和專門學兩類，中西並重。京師大學堂不僅是各省學堂的表率，而且還有統轄各省學堂的大權。
可見康有爲設計的資本主義敎育體制不僅是比較完整的，而且是合乎敎育發展的趨勢的。在當時確是走在時代潮流的前列，令中國的知識界、敎育界耳目爲之一新。
四、開學會 刊書報 廣翻譯
1895年5月“公車上書”不達，康有爲歸咎於淸政府決策的錯誤，是由於朝野的愚昧無知，他認爲祇有刊印書報，“遍送士夫貴人”，使之“漸知新法之益”，然後組織學會，“告以開會之故”，爭取他們的支持，這樣才可以“開民智”。
梁啓超當年也參與其事，所以他撰寫《康南海傳》至第三章時追憶當時的情况說：“先生又以爲凡講學莫要於合群，蓋以得智識交換之功，而養團體親愛之習，自近世嚴禁結社，而士氣大衰，國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務欲破此錮習，……遂開強學會於京師，一時張之洞、袁世凱之流，皆贊成焉。”籌備之初，意見紛紜，後來大家採納陳次亮的提議：“辦事有先後，當以‘報’先通其耳目，而後可舉會。”(13)一切成熟，《萬國公報》就在1895年8月17日創刊，每期都有論文，宣傳“富國”，“養民”、“敎民”之法。《萬國公報》的發行，在士大夫之間，起了共鳴，1895年11 月中旬，北京強學會正式成立，也是以“強學書局”的開設爲標誌，又開始翻譯西書西報。(14)而《萬國公報》也於這時候改名爲《中外紀聞》。至此，“開學會”、“刊書報”、“廣翻譯”三項工作並舉，盡收“聲氣相通，講學有自，西學漸解”之效。康有爲也就馬上離京前赴上海，組織“上海強學會”，此後“海内移民，紛紛開會，各國屬目。”(15)據統計，戊戌變法前後在國內舉辦了四十四個學會，創辦了二十三種報紙，翻譯方面，單就日文中譯本就九百五十八種。其中《知新報》是戊戌變法時期南方的著名刊物，於1897年2月22日在澳門創刊。
最初擬定名爲《廣時務報》，依附於上海《時務報》機構，後以澳門報紙主筆政的，大都爲康門弟子，汪康年畏禍，於是以“報主維新，不主復沓”爲理由，把報名改爲《知新報》，鼓吹康有爲變法思想，刊登康有爲的論著，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民族的危亡可憂，時有評議，還刊載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奏擢和活動，使維新運動，向前推進。政變後，《知新報》仍刊登康有爲的一些信札及對新政惋惜的文字。可知《知新報》不但對變法實現和對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起過促進作用，激發起海外華僑愛國心情，並且保存了維新運動史料。《知新報》實在是一份很珍貴的歷史文獻。
康有爲除了辦報刊登一些譯文以輸入外國先進科技和政經學說外，他認爲必須趕快成立“譯書局”，才可使維新運動加速前進。康有爲提倡“廣譯西書”，在中國近代敎育史中，固然起了帶頭的歷史作用，而立竿見影的是“譯書”在“學會”中廣泛傳閱，全國上下，士大夫庶衆，都認識到非“維新變法”不足以救國，而救國之先，必須進行“敎育改革”。當時翻譯外國書中，敎育類雖僅佔第三位，但已包括了許多新敎育理論和新敎學方法，把歐美和日本的新敎育思想，介紹到近代中國，使當時中國的敎育界和知識分子，得受啓蒙，有如當頭棒喝，從而積極擁護“維新變法”。當時翻譯的敎育著作有《敎育論》(英，斯賓塞和美，如安諾各一篇)，《東西洋敎育史》(日，中野禮四郎)，《敎育學》(日，熊谷五郎)，《學校管理法問答》(日，富山房)，《心理敎育學》(日，高島平三郎)，《德國學校制度》(日，加籐駒二)等等，(16)讀後使人加深了“敎育救國”的認識。對於獎勵翻譯，康有爲也有他的建議，在《請廣日本書派遊學生摺》提到：“士人能譯日本書者，皆大賚之，若童生譯日本書一種五萬字以上者，若其學論通者，給附生，附生增生譯日本書三萬字以上者試論通，皆給廩生，廩生則給貢生。凡諸生譯日本書過十萬字以上者，試其學論通者給舉人，舉人給進士，進士給翰林，庶官皆晉一秩。”有了這些獎則，不但風氣大開，要求敎育改革的呼聲也更大了。
五、派遣留學生
在中國近代敎育史上倡議派遣留學生到外國學習的，康有爲不是第一人，但主張“派遣近支王公遊歷”以培訓一批高級政治人才的，在康之前，確無一例。早在1895年，康有爲已極爲讚賞日、俄派遣留學生時兼顧官民出洋的做法，在《公車上書》中，他說：“考俄日之強也，由遣宗室大臣遊歷各國，又遣英俊子弟，詣彼讀書，……歸而變政，故能驟強。”他一方面批評淸廷掌權的王公大臣，其誤國之由，都是“不出都城，寡能學問”。所以他提議倣效俄日辦法，“宜選令(親藩世爵大臣)遊學三年，講求諸學，歸能著書，始授政事，其餘分遣品官，激厲士庶，出洋學習，或資遊歷，並給憑照，能著新書，皆爲優獎，歸授敎習，庶開新學。”(17)很明顯地，康有爲認爲從政的人，必須到外國遊歷，一開眼界，通曉外國的情况，才可以提高辦事能力，處理政務，以“利國便民”。留學回國的人，不一定要做官，要學有所成，著書立說，引進西學，創新敎法，充實敎材，改革敎育，也有利於維新變法的推行。1898年，康有爲代楊深秀草擬的《請派近支王公遊歷摺》中就強調“臣謂採萬國之良法，當自遊學始，練天下之人才，當自王公始，伏乞斷自聖衷，變通舊例，(18)特派近支王公之妙年明敏有才志者，遊歷泰西各國，其有美志良才，自願遊學，習政習兵者，尤有裨益。”這主張具有深遠目光，在當時是切實可行的。
他主張派人出國留學，要長期深入硏究，特別是學習科技的，更需要通過實驗求證，而中國又沒有足夠的設備，故必須在外國身臨其境，結合實際，親手操作，才可收到良好的學習效益。如何選出這類留學生、怎樣安排他們學習的科目、怎樣籌措經費等問題，康氏有一套具體而周詳的辦法。他說“大縣三人，中縣二人，小縣一人，皆舉其縣之秀才，令其縣自籌供其費……律醫二者，我宜緩學，自哲學、海陸軍、化電、光重、農工商礦，工程機器，皆我所無，亟宜分學。……六年之後，立國之才，庶幾有恃。”(19)有關選擇留學目的地，康有爲認爲歐美是資本主義的發祥地，本應是最理想的留學之處。可是經費過昂，籌足經費不易，不如集中到歐洲學習，更爲合宜，於是康氏選中了德國。但考慮到語文的異同和費用多寡的問題，他最後選定了日本爲最佳目的地，康有爲的派遣留學生計劃，是指向兩個目標的。他主張派遣近支王公遊歷，是爲了速成高級政治人才的培訓，以“與內政而禦外侮”爲目標，他又主張在全國各地選拔秀士到外國接受師範敎育及學習“物質之學”，歸國後可以興工商、振實業，以求長治久安爲最終目標。所以“派遣留學生”實在是康有爲在維新變法中有關“改革敎育”最重要的一環。同時它也對後來淸末民初大量的派遣留學生赴日本起了積極的影響。
結語
康有爲倡導的敎育改革，不論變科舉、興學校、創學會、辦書報、廣翻譯以至派遣留學生、無一不以倣效西方模式的敎育爲手段，而期望達到政治上的維新變法爲目的，這是以資本主義敎育對抗封建主義敎育的一場鬥爭，最後，它終於把數千年來賴以保衛封建王朝的堤霸——中國舊敎育，衝開缺口，在中國近代敎育史上，作出了重大貢獻。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變法失敗後，康有爲艱辛地創造出來的敎育業績。除了京師大學堂倖得保存外，其餘一切，都遭受封建頑固勢力掃盪凈盡；可是，康有爲敎育改革的思潮，並不因此湮滅，反而因受衝激而贏得了進步人士的歡迎，又逐漸匯聚而成巨浪，促成中國近代敎育事業的發展。
康有爲的敎育改革理論和實踐，比起在他之前的任何一次敎育改革都更進步、更符合社會發展的潮流。從十九世紀中期興起的洋務敎育，在國內開辦了同文館、武備學堂等，其目的是爲了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秩序，在封建主義的敎育體系裡，添了一些西方的科學和技術，結果，洋務敎育培養出來的人才不多，收效較微。康有爲總結了前人敎育改革失效的經驗，也察看到同一時代的思想家王韜、鄭觀應等對敎育改革的中肯見解，於是他把鄭、王等零碎主張匯集起來，瞄準時弊，把西方資本主義的敎育理論，並容納儒家思想，變成旣承接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又容許西學課程發展的一套較完整而具有中國特色的敎育思想體系。
使封建主義敎育制度變爲資本主義敎育制度，使封建主義敎育觀變爲資本主義敎育觀。其最終目標，是爲了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制度，所以它是當時中國進步的一次敎育改革。
康有爲不僅是一個敎育改革的理論家，而且也是一個勇於改革、善於改革的敎育實踐家，他身體力行地創校講學，直接培養出一批得力助手，其中有長興里十大弟子陳千秋、梁啓超、麥孟華、曹泰、徐勤、韓文舉、梁朝杰、王覺任、林奎和陳和澤等人，他們分擔了辦學、辦報和開學會等敎育改革的實踐工作。在他們師生的影響下，不數年間，康有爲受業弟子達一百八十二人，此外還有拜門弟子二十三人和私淑弟子十二人，各均學有所長，所以在變法失敗後，他們或爲著名學者，或爲大學校長，或爲軍政要人，或爲司法翹楚，或爲金融巨擘，或爲傳媒主筆，或爲良醫濟世，或爲外交長才，甚至有一人出任香港電報局局長，眞是人才濟濟。沒有列名康門弟子的維新派骨幹，他們大都是受戊戌思潮影響或哺育而投身維新運動的人，或者是經過維新派培養出來的人才，包括有蔡鍔、秦力山等熱血靑年，蔡元培、章太炎等敎育家，張元濟、馮鏡如等聲譽卓著的出版界主腦、主編和主筆，嚴復等提倡科學救國、愛國保種的翻譯家，金松岑(《孽海花》作者)等鼓吹民主思想的作家，此外尙有夏曾佑提出“詩界革命”口號，蔣智由撰文探討戲曲改革，沈學《盛世元音》把白話文運動提上日程，都多方面掀起了文藝熱潮。康有爲在敎育改革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培養了一批各條戰線的傑出人才，推動近代社會進步，大大的豐富了近代敎育文化遺產的寶庫。
康有爲敎育改革與實踐，不僅在中國近代敎育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佔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對澳門後過渡期的敎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値得澳人學習的。
註釋：
①②康有爲，《康南海自編年譜》。
③康有爲，《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摺》。
④《光緒東華錄》。
⑤《請催舉經濟特科片》是康有爲代宋伯魯所擬，於1898年6月17日呈遞。
⑥周德昌《康南海敎育文選》第81頁。
⑦康有爲，《請開學校摺》。
⑧康有爲，《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爲學堂摺》。
⑨此處引述康有爲《請開學校摺》語。又康有爲《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爲學堂摺》內開：鄕邑淫祠爲小學堂，令小民六歲皆入學”，兩文所開歲數，頗有出入。早在1895年的《公車上書》，康有爲已有強迫敎育之意，他說：“令鄕落咸設學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學。”
⑩康有爲，《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爲學堂摺》。
(11)康有爲，《上淸帝第二書》。
(12)康有爲，《日本變政考》。
(13)、(15)康有爲，《康海南自編年譜》。
(14)《汪穰卿先生師友手札》中，汪大燮《致汪康年、詒年書有明確記載說：“京中同人，近立有強學會，亦名譯書局，下月開局，先譯日報，凡倫敦《泰晤士》、《代謨斯報》，先日出一冊。等西書購到，即譯書。”
(16)見鍾賢培，《康有爲思想硏究》。
(17)康有爲《上淸帝第二書》。
(18)康有爲《請派近支王公遊歷摺》內有：國朝定例，宗室不得出四十里外，又不與外廷臣工往還。”語。
(19)康有爲，《請廣譯日本書派遊學摺》，見周德昌敎授編《康南海敎育文選》第86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