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現代憲法學與政治學理論與實踐的一大創造
楊允中(法學博士、經濟學博士，澳門大學預科中心主任)
由八十年代初“一國兩制”這一陌生詞匯的出現，到今天它已成爲一個人們耳熟能詳的專用術語，經歷了理論界的認識深化過程，也經歷了港澳兩地的現實實踐過程。本文謹就這一劃時代的構想在理論與實踐上的重大意義提出一些基本分析，不妥之處望學術界和讀者予以指正。
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概念和特徵
1.基本概念
“一國兩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係“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簡稱，就是一個國家的前提下，在中國主體部分堅持社會主義的同時，容許在發展背景特殊的局部地區和局部範圍內保留原有的資本主義，以利於在大的範圍內壯大和發展社會主義，或者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擁有12億人口的大陸地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在香港、澳門、台灣這三個有限的地區實行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或更長歷史時期不變。這個措施非但無損於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貫徹、無損於國家的尊嚴，而且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增添了新的生動內容，爲加速社會主義现代化事業增加新的借鑑與支持力量。
“一國兩制”構想最後形成、完善於20世紀80年代，具體由90年代開始貫徹實行，由於它構思的史無前例性、實事求是性和推行的堅定不移性和徹底性，十多年來已不僅爲港澳兩地廣大各界居民所認同與接受，而且受到中外法學界和國際輿論界的密切關注，迎來了越來越高的評價與讚譽。
a.實行“一國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是“一國”。“一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爲了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考慮台灣、香港、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決定實行“一國兩制”。社會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祇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是在這個前提下，實行兩種制度並存。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規定，在台灣和平統一和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後，都要設立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直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轄，兩者的關係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具有垂直隸屬性質，制定並頒佈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權力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行使。
b.“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即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的法律基本不變；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不變。它的立法機關、政府由當地永久性居民組成。國家統一後，香港、澳門、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中國台灣”名義單獨地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並簽訂有關協定。
c.“一國兩制”的“兩制”是具有不同性質、地位和作用的兩種根本不同的制度。這是在各方面包括社會經濟、政治、法律、敎育制度等都根本不同。這兩種根本不同的制度實行於不同地區。與此同時，也存在許多共同性或趨同性因素，如居民同屬中華民族，語言文化傳統一致，加速經濟、社會發展是共同性目標。因此，大陸人民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香港、澳門、台灣不改變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具有現實可行性。這兩種根本不同的制度，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鄧小平指出：“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大陸十億人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但允許某些地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大陸開放一些城市，允許一些資本主義進入，這是作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補充，有利於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①香港、澳門、台灣經濟較發達，但它們人口總共約佔大陸人口的2.2%，面積總共約佔0.3%，無論怎樣發達，也絕不可能在全國經濟中佔主導地位，不會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
2.基本特徵
從理論與實踐觀察，“一國兩制”具有如下特徵：
統一共處性。“一國兩制”構想產生於80年代，即國際範圍內出現和平與發展爲主旋律的新時代，這個時代的特點是以發展爲壓倒一切的大目標，不管原有基礎如何，大陸、港澳台都面臨繼續發展新的形勢，唯共處方可化解矛盾，把握時機，加速發展，以統一帶動共處，以共處促進統一。
主次從屬性。“一國兩制”一方面意味着作爲國家主體部分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同時允許香港、澳門、台灣三個局部地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另一方面意味着體現國家主權的是中央人民政府，而特別行政區是中央政府領導下的地方行政區域。
辯證科學性。“一國兩制”是有同有異的關係，首先是“一國之同”，即屬於一個主權的國家，這個主權的國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其次是“兩地之異”，大陸和香港、澳門、台灣三地社會制度不同，但其居民同屬中華民族，“兩地之異”要服從“一國之同”，在“一國之同”的前提下，保持“兩地之異”。通過基本法的原則性規定，旣維護了國家主權，又確保高度自治，確保特別行政區繼續繁榮穩定，兩者之間的平衡與協調體現了高度科學性。
法律認同性。體現“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法律文件，已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批准，成爲國家意志並具有法律效力和保障。中英、中葡政府就香港、澳門問題所發表的《聯合聲明》，是具有廣泛國際影響的法律文件，港澳兩部基本法的制定更表明“一國兩制”構想已進入具體實踐階段，受到中外越來越多的讚譽。
長期延伸性。“一國兩制”的實行，不是短期行爲，而是長期目標。在1997年和1999年先後收回香港、澳門主權以及將來大陸同台灣和平統一以後，這種狀况至少50年不變，因而，具有較高穩定性。“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不僅在國內具有深遠意義，而且在國際上形成極大的震撼力量，這一模式將有可能發展成爲解決更多國際爭端的可行辦法。因此，它在世界上產生的政治影響必將越來越深遠。
過渡完善性。“一國兩制”的推行儘管具有較長時間的穩定性，但按社會發展規律，最終將爲“一國一制”所取代，至於如何取代，何時取代，則決定於相關各方的自我完善程度。
總之，“一國兩制”構想具有解決國際爭端的和平性、兩種制度結合的突破性、保持穩定繁榮的可靠性、中央與地方政府分工的協調性、國家組織形式的創新性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特徵。
二、“一國兩制”理論形成的歷史必然性
“一國兩制”的完整構想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形成的，其基本出發點是尊重歷史、尊重現實，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體現中國各族同胞和平統一祖國的共同願望。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澳門和香港的歷史和特殊地位，作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決策，同時又公開表明了香港、澳門是中國領土，我國不承認外國強加給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並將在適當時候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的嚴正立場。這在今天來看，可以說是在一個國家的前提下，並存兩種社會制度思想的萌芽。”②
1979年元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员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首次宣佈“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的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同年1月，鄧小平提出“祇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裡的現實和現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講話，闡明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9條方針政策，建議舉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在國家統一後，“台灣可作爲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台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③等，明確表述了體現“一國兩制”的精神的基本構想。1982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來訪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正式確認了“一國兩制”的提法，提出可以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案來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同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况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這樣“一國兩制”便獲得憲法依據。1984年5月，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把“一國兩制”方針定型爲中國政府爲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而實行的一項基本國策。
“一國兩制”的構想首先運用於香港問題的解決，繼之運用於澳門問題的解決。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1984年12月19日和1987年4月13日，中國政府先後與英國政府和葡萄牙政府正式簽訂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和《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圓滿解決了中國政府將於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分別對香港和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的問題。兩個聯合聲明分別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將依據憲法規定，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及將香港、澳門實行的基本政策。1985和198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分別成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分別負責起草兩個未來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經過5年的努力，兩次廣泛徵求包括香港地區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意見，於1990年4月4日，由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經過約四年半的起草與諮詢過程，於1993年3月31日由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兩部基本法的結構大同小異，基本內容大體一致。這樣，體現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一國兩制”的構想便進入法制化新階段。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籌備工作正密鑼緊鼓地進行，而澳門距成立特別行政區的時間間隔也越來越短，則進一步標誌着香港、澳門的主權回歸和“一國兩制”的具體實施，已進入計時倒數階段。
這項體現中華民族智慧結晶的偉大構想，從正式提出那一天起便受到與其直接相關的港澳台三地同胞、外籍人士和全球各地輿論界的普遍關注，經過逐步深入的宣傳推廣，港澳廣大各界居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也越來越淸晰明確，對前景信心的增強超出一般人的預料。
國際上一些著名的硏究機構都高度重視和認眞評價這個戰略構想，認爲“這是20世紀世界戰略史上從來沒有攀登過新高峰”，並指出：“這個戰略構想是從鄧小平的一貫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哲學觀點派生出來的”，“這個構想抓住了人心，經濟實力是當代世界吸引人心的最大的磁場。今後全世界進入以經濟實力爲中心，進行大較量、大競賽的時代。誰抓住了經濟發展這個內核，誰就能成爲時代的俊傑。”④以固執自負著稱的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說，由於“一國兩制”，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無法解決的問題通過對未來富有想像力的做法得到解決；國際生活中的分歧能夠通過保持有關社會的自治和特性得到解決⑤。一些國際聞名學者表示，“在一個國家內保持兩種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設想是一個高瞻遠矚的設想”⑥，“一國兩制”思想的提出，“可以爲未來的政治哲學開一新紀元”⑦。美國一些高級專家更認爲，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從戰略的全局來看，其作用與意義可能超過“星球大戰”，可稱爲超級戰略，可視爲一項戰略方程式，其總目的一是爲了求證三個未知數，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美、日、西歐的資本主義制度，誰優誰劣，誰能在經濟上發展得更快，更健壯；二是爲了達到兩大戰略目標，即由“一國兩制”轉化爲“一國一制”，由“一球兩制”向“一球一制”作示範式推進⑧。
三、“一國兩制”的理論價值與實踐價值
1.對科學社會主義政治學說和國家學說的發展
a.對國家社會属性的再認識
“一國兩制”是中國幾代領導人爲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特別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形成的偉大構想。“這旣是祖國和平統一的需要，又是國家和民族繁榮富強的需要；它旣有利於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又有利於內地、香港、澳門和台灣人民的現實利益；旣有利於內地的現代化建設，又有利於香港、澳門和台灣的穩定繁榮。”⑨因此，它決不是某一時期或某位領導人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中國現實和發展的根本需要。
“我們不否認一般原則，但是我們要求對具體運用這些一般原則的條件進行特殊的分析。”⑩國家不僅具有階級屬性，同時，還具有社會屬性、民族屬性，而且階級屬性也是一個不斷變化、不斷調整中的動態槪念。在和平發展時期，國家面臨的首要任務，是盡快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也是中華民族總體的根本利益。作爲社會主義國家，要充分發揮國家在建設方面的重要職能。通過“一國兩制”的模式，便可充分調動海峽兩岸兩種不同的制度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的積極性和潛力，旣調動大陸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積極性，又調動台灣、香港、澳門地區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積極性，共同促進祖國繁榮富強。調動兩種社會制度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積極性，無疑是符合關於國家社會屬性的思想的，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揮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職能的作用，爲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學說增添了新內容。
b.對國家基本功能學說的創造性運用
國家的產生和存在，“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爲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脱這些對立面。”(11)“爲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脱離的力量，就是國家。”(12)
中國現在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即處於社會發展的一個“特殊時期”。所面臨的現實是，大陸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台灣、香港和澳門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用社會主義方法去改造台灣、香港和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台灣、香港和澳門廣大居民現在還不能接受；用資本主義方法，全面解決中國社會現實問題同歷史發展背道而馳，也違反中國大陸億萬人民的根本意願。實行“一國兩制”就是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在這樣的“特殊時期”充分發揮國家作爲社會調節器的作用，便可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矛盾和衝突保留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秩序”範圍之內，用和平的方法調節和解決各方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縮小各方之間差異性，擴大相互間的共同性，達到民族振興繁榮、國家興旺發達的目標。
c.國家結構形式的新突破
國家形式一般包括國家政權組織形式和國家結構形式。從歷史上看，國家結構形式，一般分爲兩種，非單一制即複合式。複合制又分爲聯邦制和邦聯制。單一制又稱“單一國”，是由若干行政區域構成單一主權國家的制度，其特點是：一是全國祇有一個統一的立法機關，一個憲法和一個中央政府，中央政權機構是國際交往中的主體，是國家主權的集中代表，地方政府的權力或自治權是中央政府授予的，統歸中央政府領導。
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是中國固有的政治文化傳統。從秦始皇統一中國起，迄今2000多年，一直實行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一個主權國家，祇能是一種國體。在國家結構形式上，或者是實行單一制，或者是實行聯邦制；不論是實行哪一種國家組織制度，其根本的社會制度是單一的。“一國兩制”突破了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和一般的單一制國家模式，允許在一個統一的主權國家內部，在特定的地區實行不同的政權組織形式，這在國家結構上，是實行兼有複合制某些特徵的單一制國家。這就是說，中國和平統一，實施“一國兩制”以後，全國祇有一個最高的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祇有一個最高國家行政機構——國務院，全國祇有一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央人民政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交往中的權力主體。但是，在台灣、香港、澳門將設立特別行政區，成立特別行政區政府，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即享有爲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自己獨力的某些權力，甚至也超過了許多聯邦制國家成員國的權力，如享有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等。
“一國兩制”的國家結構形式，這是世界上一種嶄新的國家結構形式，旣不同於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也不同於複合制的國家結構形成，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結構形式，這將是有史以來國家結構形式的新創造。《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通過，使“一國兩制”這種新型的國家結構形式由理論開始變爲現實，從而旣保證了國家對香港、澳門恢復行政主權，又保證了香港和澳門的長期穩定和繁榮。
2.對和平共處理論的發展
和平共處是在1917年10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基於一個世界、多種制度的現實，處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相互關係的基本原則。在當代成爲國際社會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乃至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之間處理相互關係的一條重要原則。“現在世界上眞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經濟問題是南北問題。”(13)這裡所講的經濟問題或南北問題，指的就是發展問題。這一極其精闢的論斷，是對現代世界的本質特徵和發展趨勢的科學槪括。事實上，這個論斷宣告以爭取和平與發展爲兩大主題的這一時代的來臨，也意味着“戰爭與革命時代”這一本世紀初提出的結論已經成爲過去。
鄧小平總結內外形勢和社會實踐的新特點，明確地指出：“現在進一步考慮，和平共處原則用之於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問題，恐怕也是一個好辦法。根據中國自己的實踐，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統一問題，也是一種和平共處。”(14)這無疑是對和平共處理論的最新發展。
基於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的歷史和現狀，互相之間不宜採取以大吃小或以小吞大的解決辦法，不宜訴諸武力，強行解決，因爲對各方都不利 。用“一國兩制”的構想來解決台灣、香港、澳門問題，可以避免在亞太地區乃至國際社會引起政治動蕩，有利於世界和平和動員各方面力量，共同振興中華的現代化大業；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居民共屬中華民族，共同的民族感情、民族利益和民族精神，以及共同的民族文化傳統和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質，決定了可以採取和平方法，以“一國兩制”構想解決民族統一和共同繁榮問題。因而，“一國兩制”便爲仍處分裂狀態的國家實現和平統一提供了一條嶄新的途徑和嶄新的模式。
“一國兩制”的和平共處具有以下重要特點。第一，用和平手段而不訴諸武力解決一切爭端，尊重歷史、尊重現實，雙方誰也不吃掉誰，和平共存，友好和解，共同繁榮。第二，它是在一個國家內部和平共處，具有不同於國家之間和平共處的特點，其“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15)，“一國兩制”的中國祇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主權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使國家主權的是作爲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作爲國家最高執行機關的國務院。香港、澳門、台灣的特別行政區政府祇能行使符合國家主權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賦予的自治權，它們與中央人民政府的關係是地方與中央的關係，即下級與上級的關係。“一國兩制”的和平共處在外部是以國家間的和平共處爲前提和先決條件的，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有關國家，如英國、葡萄牙、美國等，不能實現和平共處，那末，也就談不上同香港、澳門、台灣實行“一國兩制”的和平共處。第三，“一國兩制”的和平共處具有特殊的法律保證。從中國來說，現行憲法已有專條對特別行政區作出明文規定。從對外關係來講，中英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中葡關於解決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實際上是一種國際條約形式的保證。
總而言之，“一國兩制”的和平共處，是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香港、澳門、台灣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存、共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境域內，並存、共處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的新型和平共處體制。
3.對統一戰線理論的發展
統一戰線思想是過去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寶之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整個國家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統一戰線也出現了新形勢、新格局。“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使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在性質、對象和任務等方面形成了許多新的特點，使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增添了許多內容，從而發展了傳統的統一戰線理論。
“一國兩制”的構想，使新時期統一戰線在性質上大大不同於過去。愛國、民族統一，成爲統一戰線的旗幟。祇要尊重自己所屬的中華民族，擁護祖國統一，都是愛國統一，都是愛國統一戰線隊伍中的成員。鄧小平在闡述新時期統一戰線性質時說：“凡是炎黃子孫不管穿甚麼衣服，不管其立場是甚麼，起碼都對中華民族有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這種自豪感的。”“未來香港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祇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16)“一國兩制”充分反映和體現這種民族要求，從而使大陸人民和香港、澳門、台灣居民在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的旗幟下集合起來，團結起來，因而新時期統一戰線的爱國主義性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突出了。
在“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指導下，愛國統一戰線旣包括大陸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愛國者，也包括香港、澳門、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在內的所有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可以說，包容了一切有愛國心的炎黃子孩。這樣“一國兩制”就爲如何擴大和加強愛國統一戰線，提供了新的可行方式，是實現祖國統一、民族大團結的最好模式和最佳選擇。
4.對利用資本主義生産要素建設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
如何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求得有限資源的優化配置與有效利用，從而提高全面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這是每一個主權國家都面臨的緊迫問題。由於現代國際經濟發展已出現了一個統一的國際市場，而且作爲生產力第一因素的科技一日千里，因此，合理地開拓與利用境外資源，開拓與利用整個國際市場所提供的機遇，就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一項極爲關鍵性的內容。
現代社會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都是人類整體文明的組成部分，它難以被政治因素或民族因素所分割、所壟斷。因此，不利用資本主義所達到的科學技術上和文化上的成就，處於初級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就有不可能實現向中級階段、高級階段的提昇。這就是說，經濟文化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要趕上和超過在科學技術和經濟上佔優勢的資本主義國家，必須合理利用資本主義世界已積累起來的資金、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等。今日的台港澳已基本達到或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發展水平，且直接構成國際市場的組成部分，充分利用三地資源就成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事半功倍的有效途徑。
“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從特區可以引進技術，獲得知識，學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識。”(17)香港、澳門在實行“一國兩制”後，具有超級經濟特區性質。香港作爲具有巨大引力場和幅射力的多功能國際經濟中心，其巨大影響力將繼續加強。澳門雖小，但發揮其地位相稱的特殊作用也是不容懷疑的。通過香港、澳門、台灣這些“窗口”、“橋樑”，可以更好地直接瞭解世界經濟形勢，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引進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可以擴大原料、材料和產品的出口貿易，可以大規模地培養訓練現代化的管理人才。當前港台澳已佔引進“外資”的一、二、八位，對大陸十幾年來改革開放發揮了極爲重要的作用，主權回歸和實現統一後通過三地與內地關係的全面加強，必將大大推動整個國家的現代化建設。
四、“一國兩制”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法的包容性擴大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包含三層意義：一是從硏究中國的具體實際即特殊情况出發搞社會主義；二是根據中國國情制定和實行適合中國實際的特殊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三是以中國獨創性的社會主義道路豐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對國際社會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這三層意義有其緊密的內在聯繫。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中央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敎訓，並根據中國具體國情，解決了在落後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許多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包括“一國兩制”在內的關於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系列理論和方針政策，並取得了相當成效。江澤民在十四大報告中談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時指出：“在祖國統一的問題上，提出‘一个國家，兩個制度’的創造性構想。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按照這個原則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完成。”(18)大陸在公有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內搞活，對外開放，並實行以大陸的社會主義經濟爲主體，香港、澳門和台灣的資本主義經濟補充的經濟領域“一國兩制”；這是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對原有社會主義理論框架的重大突破，是社會主義憲政建設的新創造。“一國兩制”構想的豐富內涵包括“一國兩制”與中國改革開放和分三步的發展戰略相適應的關係問題，關於必須在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前提下體現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問題，關於“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兩制”的任何一方都不能改變對方，河水井水互不相犯的問題，關於高度自治與保留中央的一定權力的關保問題，關於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必須以愛國者爲主體的問題，關於必須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推行適於港澳情况的民主政制以保持港澳穩定的問題，等等。這就使得“一國兩制”的構想進一步系統化和理論化，並構成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五、“一國兩制”對中國和國際法學界、政治學界提出全新研究課題
“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並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19)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的戰略構想，就是現實地反映了爭取和平與發展爲主題的現代本質特徵，同以往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的當代有中國特色的理論新思維、新視野。“一國兩制”構想的產生，祇能放在爭取和平與發展爲主題的現代這一全球大背景下考察，才能有一個合乎時代和歷史邏辑的正確命題與正確解釋，並使歷史的邏輯同理論的邏輯達到前所未有的和諧與統一。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一個深思熟慮的科學構想，不僅對於實現國家和平統一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是對政治學與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同時也爲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新經驗、新方法，具有現實的國際意義。它屬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嶄新內容和理論突破，是政治學探索與硏究的一項具有歷史意義和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成果，也是現代憲法學和現代政治學硏究的全新課題和重要組成部分。
註釋：
①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1984年6月22、23日)
②魯平：《基本法——澳門新時代的籃圖》，在澳門基本法硏討會上的講話，1995年5月26日
③參見《人民日報》1981年10月1日
④轉引自《鄧小平“一國两制”思想硏究》，遼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頁。
⑤《人民日報》1984年12月4日。
⑥《人民日報》1984年12月7日第一版。
⑦梁厚甫：《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明報》1984年6月15日。
⑧《解放日報》編《報刊文摘》第275期，1985年4月2日。
⑨魯平：《基本法——澳門新時代的籃圖》，在澳門基本法硏討會上的講話，1995年5月25日。
⑩《列寧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73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66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68頁。
(13)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第96頁。
(14)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第84頁。
(15)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第47頁。
(16)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第48-50頁。
(17)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第41頁。
(18)《中國共産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15頁。
(19)恩格斯：《自然辯證法》(1873-188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