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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産階級改良思想家在澳門
吳志良(澳門基金會管理委員會委員)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人民爲反抗列強帝國的侵略、拯救中華民族的危亡，改良變革思潮和運動也風起雲湧，此起彼伏。澳門由於其鄰近廣東的地理位置和葡人管治的政治環境，爲資産階級改良思想家的活動提供了特殊的空間和客觀條件，鄭觀應、康有爲、梁啓超都曾在澳門積極開展活動，而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也在不同時期以澳門爲基地，開創革命事業。
鄭觀應1842年出生於香山縣雍陌鄕(今屬中山市)一個封建地主家庭。17歲那年，應縣童子試落第後，棄學到上海從商。在滬期間，接受外文和西學敎育，目擊時艱，痛感民族危機，從而激起強烈愛國主義思想和重商興國思想。由於家近澳門，鄭觀應靑年時期曾多次赴澳遊歷，對殖民地的狀況有深刻的認識，目睹澳門“豬仔館”和賭場處處以及洋人奸商互相勾結的情況，形容澳門爲“禽獸之域”：
“盜賊之熾，奸宄之多，余足跡半天下，從未見有如澳門之也!推原其故，則以有葡萄牙人為之把持，為了窩頓，遂使一隅之王土，竟分為人鬼之關，竟成禽獸之域；黑浪顛風，昏無日月，豈非病民生，失計之大者哉”①。
然而，他對黑暗世界深表義憤的同時，也看到“泰西之長技”，提出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富民之道”，倡導改革社會風俗，對吸食鴉片尤深惡痛絕。他在澳門賦閑時潛心撰寫了集近代改良主義思想之大成的綱領性文獻《盛世危言》，以更豐富的資料明確提出中國近代化改革的諸課題，警醒國人奮起改革政治，重商興學，富國強兵，爲其時社會變革提供了有益的啓示，對維新運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②。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資産階級改良思潮開始發展爲政治運動。由於廣東封建勢力十分強大，改良派人士劉楨麟等聯絡富有愛國思想的澳門巨商何廷光後，改良派領袖康有爲於1896年11月前往澳門活動，鼓吹維新變法，並得到當地人的支持。於是，康有爲決定將澳門作爲改良派在華南的活動基地，且讓其弟康廣仁留在澳門，籌辦宣傳變法的報紙。集得資金——其中不少是澳門葡籍人士的資金後，在股東的要求下，正在廣東探親的上海《時務報》主編梁啓超應邀到澳門，共同創辦了《知新報》。
《知新報》創刊號於1897年2月22日出版，初期5天一期，自第20 期起改爲10天一期，大量介紹國外時事政治、科學技術，議論精辟，暢銷國內外，成爲變法維新的重要輿論陣地。除開出版《知新報》外，改良派還十分重視在澳門興辦新式學堂，培養組織維新骨幹力量，並發起組織澳門不纏足會、澳門戒鴉片煙會等。
1898年戊戍變法失敗後，國內的改良派紛紛出走逃避，康有爲及梁啓超的家人也避難來澳。國內改良派報刊停辦後，《知新報》卻利用澳門特殊環境得以繼續出版，成爲戊戍政變後中國領土內維一仍然鼓吹變法維新的報刊。不過，爲了提防淸朝統治者的報復，自68期起重要文章不署眞名，並於同年11月改由葡人飛南地(Francisco Fernandes)出任經理人。
1899年7月康有爲在加拿大創立保皇會，將《知新報》及梁啓超等上年底在日本橫濱創辦的《淸議報》定爲保皇會會報。鑒於保皇會在澳門勢力較大，澳門又是“近內地、通海外”之地，康有爲還決定將保皇會總會設於澳門，將澳門變成反對西太后的重要活動基地，募捐經費，策劃勤王起兵，準備攻佔廣州。
雖然奪取廣東的計劃沒有實施，但澳門保皇會介入了經元善案。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發起聯合反對立“大阿哥”爲皇的電報，遭淸政府緝拿而潛入澳門，爲澳葡當局逮捕入獄。兩廣總督李鴻章要求澳葡當局予以引渡。澳門保皇會全力營救，發動海外華人和國際社會支持，最後迫使葡萄牙政府確認經元善爲政治犯，予以釋放，並給予政治避難權③。
澳門也成爲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邁向世界的門户和踏入社會的舞台。他在少年時代，便多次往來於故鄕中山翠亨村和澳門之間，十二歲時自澳門踏上前往檀香山的輪船，遠離故鄕去求學，開拓視野，接受新知識和新觀念。正如他後來所回憶，“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1892年秋天，孫中山自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到澳門行醫，兼任鏡湖醫院醫生，踏入澳門社會服務。兩年前，他已在澳門報刊發表《致鄭藻如書》，並與鄭觀應等維新人士商討“改革明政”。1893年，協助葡萄牙友人飛南地創辦《鏡海叢報》中文版，宣傳資産階級革命民主思想。1903年，保皇會在澳門聲勢轉弱，革命黨人則積極開展革命宣傳活動。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後，孫中山便派馮自由到港澳，“聯絡同志”，並在澳門設立樂群書室，開展會務，到1909年冬在澳成立分會，與當地進步靑年保持聯繫，發展革命力量，宣傳籌款，策劃反淸武裝鬥爭，爲廣東獨立作出了貢獻。
維新人士和革命黨人、尤其是孫中山在澳門的活動，雖然得到不少葡人的支持，尤其是飛南地、巴士度(Joaquim Basto)的協助以及高士德(Horta e Costa)總督的同情，但也遭到包括天主敎會在內的傳統保守派反對，他們擔心革命黨人的活動影響到澳門社會的穩定以及與淸朝帝國的關係。孫中山只在澳行醫一年，便被當局以不具有葡萄牙醫學院的學歷爲名禁止在澳懸壼，不得不遷往廣州發展。一位葡萄牙史學者指出：
“雖然孫中山的同黨絕大多數為西方化的青年人，且不少還是基督徒，但他們仍構成很大的危險，因為他们不僅主張連葡萄牙政府也反對的共和思想，還敵視外國在華的勢力，尤其是似澳門和香港這樣的殖民地——儘管這兩個地區成為其支持重地、避難之所和革命活動的中心。此外，他們與海盜和秘密社團的聯繫，也令人擔憂。不過，澳葡政府的政策仍然不反對向避難至澳門的中國知名異見分子提供暗中的保護，但廣東省政府經常依據所簽的協議，要求葡萄牙總督引渡政治敵人”④。
可是，這一容忍政策，不等於說澳葡政府對維新人士和革命黨人的活動聽之任之，“殖民地政府全力注視他們的活動，以使得其行爲不超出可以接受的範圍，以免危及與中國的關係。負責監視華人世界的是華務局，這個政府部門可視爲澳門的情報機關”⑤。華務局直屬總督，除開翻譯文件外，還有一個調查科，其主要工作是關注華人社會內部政治動態，從新聞檢查、戲劇、電視審查以至監視有巓覆嫌疑的集會和人物，幾乎無所不爲。然而，這並沒有防礙改良派和革命黨人利用澳門的特殊便利，從事反淸活動。辛亥革命後，孫中山仍多次來到澳門，尋求海外華人和國際社會的支持，進行革命活動，加速中國的近代化進程。
註釋：
①鄭觀應《澳門窩匪論》，《鄭觀應集》上冊，P.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②詳見李錦全、吳熙釗、馮達文編著《嶺南思想史)，P.322－326，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③參見費成康《澳門四百年》，P.381－38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④João Guedes， Laboratório Constitucional(《憲政實驗室》)，p.110，IPOR，Macau，1995年。
⑤同上，P.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