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美國傳教士在澳門的活動，1830-1844年
林芸 (廣東省社會學院港澳硏究中心澳門硏究室副硏究員)
澳門自1557年被葡萄牙入據，到十九世紀初已逐漸成爲中西方貿易及文化交流的樞紐，成爲天主敎在東方傳敎的中心；同時，澳門也變成來華外國人暫時居留及娛樂之場所。隨着西方國家與中國貨易的進一步開展，配合本國的擴張政策，基督敎新敎(Protesfamfism)傳敎士也陸續地來到了中國。最早來華的新敎傳敎士——英國人羅伯特·馬禮遜(R.Morrison)於1807年抵達中國，長期在澳門活動達20多年，澳門也成了新敎在中國最早傳播的地點。受馬禮遜的影響，第一批美國新敎士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來到中國，並以澳門、廣州爲基地展開傳敎工作。本文擬就美國傳敎士在澳門的早期活動作一個粗略的論述。
一
受美國海員敎友和美國海外宣敎委員會(後改稱公理會)派遣，大衛·雅裨里(D.Abeel)和艾利亞·裨治文(E.D.Bridgeman)於1830年2月25日到達廣州，他們是第一批來華的美國傳敎士，先學習中文數月後才正式開展傳敎工作。而第一位以澳門爲基地開展傳敎工作的是美國公理會傳敎士衛三畏(W.S.Williams)，於1833年來到澳門，創辦印刷所，幫助在廣州的裨治文。
來華的美國傳敎士在通過一段時間的傳敎工作後發現，在中國，單純地進行福音佈道工作相當困難，障礙重重。首先，淸政府禁止外國人公開傳敎。自淸朝初年頒佈了禁止天主敎傳敎的禁令後，淸政府對於基督敎新敎傳敎士的傳敎活動基本上是禁止的，對傳敎士在廣州和澳門的活動也作了嚴格的限制。他們的工作祇能秘密地進行，因而，裨治文和其他人不得不“關門”，而且經常是“鎖門”爲中國人進行宗敎儀式。①第二，不同的文化背景及文化差異也給傳道工作造成了障礙。基督敎宣傳的人類原罪的槪念與孟子性本善的槪念形成的反差，使普通信仰佛敎、道敎的中國人一時間很難改變原來的信仰。正像一個傳敎士悲嘆道：“我們的傳道，幾乎沒有人聽，很多人加以嘲笑，大多數人不予理睬。”②
在這種情况下，美國傳敎士被迫尋找新的傳敎方式。他們主張把重點放在出版印刷、醫療、敎育藝術工作上，以此作爲福音佈道的補充，並認爲通過上述工作爲手段，再進行師道傳敎比單純的講道或許更易於吸引聽衆，最後爲當地人所接受。儘管他們的觀點一般不受本國贊助者的賞識③，但他們還是這樣嘗試了。由於以上原因，美國傳敎士在澳門的早期活動主要集中在出版印刷、醫藥、敎育和充當翻譯等方面。
二
1.出版印刷
第一位來華的新敎傳敎士羅伯特·馬禮遜於1817年在澳門出版了第一卷《華英字典》，這部六卷本的書籍於1823年出齊，該書僅從康熙字典收進的漢字加以英譯的就達四萬多字，是新敎傳敎士在澳門出版的第一部重要書籍，對中西文字的溝通起了先河作用。
最早來華的美國傳敎士裨治文於1832年5月在廣州創辦了《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ary)月刊雜誌，他也同時因撰稿的需要經常往來澳門廣州之間。1839年5月林則徐在廣州查禁鴉片時期該刊遷到澳門出版發行，這是美國傳敎士在澳門出版雜誌之始。該刊在澳門出版了五年。1844年《中國叢報》又遷往香港出版，後又遷回廣州，1852年12月停刊。該雜誌共出版20卷，每月1期，每年1卷。《中國叢報》共刊出各類文章1378篇，內容涉及中國政府和政治、自然史、地理、語言文學、貿易和商業、鴉片、對外關係、中美關係、中英關係、亞洲各國狀况、傳敎事業、宗敎等30個方面。裨治文在創刊號中指出他出版該刊的目的是通過該報廣泛地了解中國的各種情况，以便讓在華的外國人更好地熟悉中國。由於《中國叢報》不僅以通俗的形式向外國人介紹了中國的歷史，而且還以編年體的形式記載了鴉片戰爭前後20年間處於激烈動蕩與變革的中國的現狀，因而，它不但對西方人了解中國有幫助，而且至今仍是硏究該報歷史不可多得的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裨治文精通中文，除了創辦《中國叢報》，並擔任主要撰稿人之外，他還撰寫傳播福音的小冊子，並翻譯出版有關中國文化、世界歷史和地理的書籍。例如，他1841年在澳門出版了《廣東方言撮要》一書。該書內容豐富，有中文、人體、親屬、各等人物、家庭、商務、機構、建築、農業、文理科學、數學、地理、礦物等17個章節。這本書採取英文、中文、英文粤語拼音三者相對照的格式，並在每頁附上註釋，令讀者一目了然，非常方便。該書是英國人寫的第一部以英中文相對照形式介紹中國文化的書籍。“它對溝通中美語音文字有開拓之功”。④一方面可以幫助外國人學習中國語言，另一方面，在學習中國語音的同時也可以了解中國的文化。
爲出版印刷書刊的需要，美國傳敎士還建立了一些印刷所。在鴉片戰爭前，最有名的就是衛三畏負責建立的“布魯因印刷所”(The Bruin Press)。衛三畏1833年來到中國幫助裨治文傳敎，並以澳門爲基地，负責傳敎士的著作的印刷，同時指導着傳敎著作的創作。布魯因印刷所的機械由布拉克街敎會社團(The Bleeker Street Church Society)提供機械，採用金屬冶字印刷，主要出版了《中國叢報》及一些敎會宣傳的小冊子、指南等。
衛三畏除了具有高超的印刷技能外，同時具有學者的才智。他在澳門期間除擔任《中國叢報》的主要撰稿人之外，還寫了一些書、詞典和指南。其中最著名的是1848年出版的《中國總論》，這本書是美國人寫的第一部介紹中國歷史、文化的英文版書籍。這部兩卷本的著作，槪括地叙述了中國政治、地理、人口、民情等狀况。在這本書裡，衛三畏認爲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並高度評價中國的四大發明。不過，該書也有一些與史實有出入的、甚至錯誤的觀點。儘管如此，這本書在當時還是具有較深的影響，曾被美國許多大學採用爲中國史課本長達一個世紀之久。衛三畏同時也因爲該書“確立了他作爲中國問題權威的地位。”⑤
2.醫療
1820年，馬禮遜與東印度公司一名外科醫生利溫頓(J.Livingstone)合作在澳門創設了贈醫所，次年擴大爲醫院，以治眼疾爲主。這是傅敎士在澳門開辦的第一所敎會醫院。接着，受馬禮遜影響，1827年，東印度公司的另一名外科醫生郭雷樞(T.R.Colledge)又開設了一家眼科醫院，免費爲百姓治病。由於郭雷樞熱心地爲當地群衆解除疾苦，他贏得了多方面的讚揚和感謝。“中國人常以水果鞭炮等爲酬。”⑥他還收到了數十封寄自病人的感謝信，其中還有“恩重如山，情深似海”的字樣。⑦這所醫院由於缺乏人手，被迫於1832年關閉，並遷到廣州。
美國第一位醫藥傳敎士伯駕(P.Parker)受美國公理會的派遣，於1834年到達廣州。1835年11月，他在廣州開設了“廣州眼科醫局”。成立之初，人們對它的目的表示懷疑，後來隨着時間的推移，顧慮打消了，來診病的人絡繹不絕，六個星期就有450人到該院就醫，行商伍敦元不但對醫院捐款，而且還提供該院的院址。
郭雷樞從辦這家醫院所取得的成果中發現，以醫院爲陣地先取得當地人的信任與好感，再進而向他們宣傳敎義比單純的佈道或許更容易達到目的。爲此，郭雷樞這時寫了一份呼籲書，要求盡可能多派遣傳敎醫生到中國來。“……請醫生界的善士前來做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爲逐漸接受那美好無疵的基督敎鋪平道路。”⑧1838年2月21日，在郭雷樞的倡儀下，伯駕、裨活文一起成立了“中華醫藥傳敎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並擔任主要负責工作。該會的宗旨是鼓勵在中國行醫，因此消除與中國人的隔閡，最終成爲“病人”的恩人。
在“中華醫藥傳敎會”的要求下，伯駕於1838年7月5日在澳門開設了一所眼科醫院。這是美國傳敎士在澳門開設的第一家醫院，伯駕也成爲第一位到澳門的美國醫務傳敎士。這家醫院由“中華醫藥傅敎會”提供經費，在澳門購買了一棟面積、設施、構造及周圍環境都十分優良的洋樓作爲醫院的院址。在伯駕眼裡，這所醫院與某些窄小的住房相比，“簡直像個宮殿。”⑨這棟洋樓四面由磚牆圍起，大院內有ì3英畝的面積。醫院共兩層，二樓包括19間装修好的單房，加上地下，整棟樓能容納200個床位。樓前是個大庭院，後面由三口并及花園圍繞着。“俯瞰這個內港，它處於交通便利環境舒適優雅的位置。”⑩醫院剛建立時，當地人對它是否以牟利爲目的仍表懷疑，過了不久，就博得了當地人的信任，來看病人絡繹不斷。從1838年7月5日到10月1日近三個月的時間裡，共有近700名病人接受了伯駕的治療，平均每天77個人。儘管開設的是眼科醫院，除眼疾外，其他各科疾病也在伯駕的治療範圍之內。在這近700例病歷中，眼疾254例，居各類疾病之首，其次爲消化道疾病，共186例，其餘是耳疾42例、炎症137例、體格疾病22 例、痙孿性氣喘8例、神經系統疾病6例、生殖器官疾病6例、肝病3例、發熱4例、呼吸系統疾病12例、循環系統疾病1例、先天性缺陷和損傷18例等。(11)在澳門開設的眼科醫院辦了三個月後，伯駕因廣州眼科醫局的重新開張而離開澳門。由於當時沒有其他醫生能夠負責醫院的工作，伯駕開設的眼科醫院被迫暫時關閉。
不久，英國倫敦傳敎會派遣了一名資深的外科醫生威廉·洛克哈特(W.Lockhart)來澳門接替伯駕的工作。此外，爲協助洛克哈特，1839 年美國公理會又派醫務傳敎士威廉·迪弗(W.Diver)，倫敦傳敎會派遣本杰明、霍布森(B.Hobson)醫生來到澳門。這樣，經過一段時間的凖備，1840年8月1日，被伯駕關閉眼科醫院重新開放。美國傳敎士迪弗在澳門的眼科醫院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由於健康原因，他暫停了工作，並想通過旅遊來改善身體狀况。於是1840年12月他去了新加坡，因收效不大，於1841年返回美國。
迪弗走後，洛克哈特又有新的傳敎任務離開澳門，因此，醫院便由霍布森負責。從1840年——1841年7月，共有1475位病人到該院就診。(12)霍布森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來醫院看病的人逐年增加，到1842年7月，已達到5265人。(13)病人不僅限於澳門，許多鄰近市縣及外省都有患者慕名而來。儘管就診的人大多是中下層百姓，然而，也不乏政府的文武官員自己或通過他人來尋求醫院的幫助。(14)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1843年初，這家由伯駕開創的眼科醫院在澳門關閉後遷到香港發展。
美國傳敎士們不惜花費大量金錢開設高級醫院，免費爲群衆看病，其最終目的是想博取當地人的信任，吸引更多的人歸順他們的上帝，並非純心拯救遭受疾病折磨的病人。然而，從客觀上來說，他們的確做了一件善事，爲數千例病者解除了痛苦，這一點是値得肯定的。
3.教育
最早在澳門建立西式學校的新敎傳敎士是荷蘭傳敎會派遣日爾曼籍敎士郭實臘(M.Gutzloff)的妻子溫施娣(Wanstall)，在得到“馬禮遜敎育會”(15)的資助後，於1835年9月開辦了一間學校，最初招收五、六名男童入學。傳敎士興建學校的根本目的在於“推進上帝的事業”，使之成爲“一種直接或間接地使每個中國人接受基督敎信仰的工具”(16)。在早期西方傳敎士開辦的學校中，最著名的就首推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牧師賽米爾·布朗(S.Brown)於1839年11月4日在澳門設立的“馬禮遜學校”(Morrison School)。這也是美國傳敎士在澳門開辦的第一所西式學堂。
在這所學掌裡，學生接受了完全不同於中國傳統私塾的敎育。首先，布朗制定了一套緊湊的作息制度，使學生們感覺到是在家裡學習一樣。他們“每天早上六點鐘開始上課，一直到九點鐘才結束，半天敎漢語，半天敎英語。在一整天的敎學中，有八個小時是用來讀書的，三——四個鐘頭讓孩子們在露天場地運動和娛樂。”或許是學校的這種敎育形式對孩童很有吸引力，很少有學生違反紀律，因而極少需要老師對學生進行懲罰。用布朗的話說：“他們溶於這個家庭，並且我們試圖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孩子，鼓勵他們對我們具有親密無間的信任，作他們最好的朋友。……簡言之，我們要他們覺得自己是在家裡一樣，並且給予他們一個基督大家庭的敎育。”(17)
布朗對中國的傳統敎育持批判的態度，認爲中國的敎科書極少介紹一些科學知識，中國學堂“把科學排斥在外，獨立思考的精神受到壓抑。”(18)因而，布朗便參照當時歐美敎育的模式並結合中國學生的實際情况，制定了敎學課程表。課程的主要內容包括三個部分。基督敎義、各種近代西學知識和中國漢語。這種近代西學知識包括算術、代數、幾何、生物學、地理學、化學等課程。
在敎學方法上，布朗也一掃封建私塾死讀硬背、不求甚解、模仿作文的舊習。他在講授西學知識的過程中，採取靈活多變的敎學方式，通過“圖文並茂”的方法來給學生講課，而英語的學習也與其他各部門課程結合在一起，歷史課中的某些內容被用來當作英語課寫作的敎材。這種方式，與中國傳統漢語敎學方法相比的結果，令在校學生感到“英語比漢語寫得好。”“寫英語比寫漢語容易得多。”(19)敎學中，布朗還經常要求學生自學，然後再就課文的內容提問，啓發學生進行獨立思考。中國近代著名改良思想家，容閎在回憶他的老師時說：“其講授敎課，殆別具天才，不須遠征，而自能使學生明白了解。”(20)
布朗對學生的敎學質量也嚴格要求。學校剛開辦時，當地百姓並不了解爲何他們免費招收貧苦人家的孩子入學。多數人預料，一旦入學，後果不堪設想。因而，多數家長並不願其子弟入學。第一年，祇有六名男童在該校就讀。儘管入學的人數不多，布朗並沒有放鬆對學生質量的嚴格把關。學校從開學到1841年11月，陸續有21名孩童到校註冊。布朗按常規對他們進行敎學測試，由於有五名學生在測驗中被發現能力有限，並且沒有提高的願望，所以被勒令退學。(21)因而，這一學年就祇剩下16名學生在該校就讀，年齡從10——16歲之間。
由於有較科學的敎學方法，再加上學生們的勤奮好學，絕大多數學生掌握了所學的知識。“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在敎學各門課程中的成績，甚至達到了高一級中學水平。”(22)學生們的英語水平則使人感到“彷彿那些學生生來就是說英語似的。”(23)其中一名學生用不到15個月的時間，將一本英文版的《西方經濟手冊》譯成了中文。
馬禮遜學校在澳門辦了四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1842年11月1日，馬禮遜學校遷往香港繼續辦學，到1849年由於經費無着而關閉。儘管馬禮遜學校辦學時間不長，規模也不大，但是，它畢竟是第一個在中國出現的正規的傳播西學的洋學堂，在它的學堂裡培養出一批掌握西方近代科學文化知識的新型人才。中國近代著名的改良思想家、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閎，第一位留英學生黃寛(回國後成爲中國西醫學的奠基人)都是該校的高材生，還有一批學生在淸政府的駐外使館中充任譯員。“學生們在學業事業上的成就，說明他們在馬禮遜學校所學的近代西學知識是牢固的。”(24)
而馬禮遜學校的創辦人布朗夫婦因健康原因於1846年回國。他在中國辦學八年，第一個有系統地向中國學生傳播西學，並贏得了當地人的信任，一位學生家長這樣對布朗說：“現在我明白了，我有三個兒子在貴校攻讀，並未出現問題，長子已可以作譯員謀生。另兩個兒子亦學得很好，最使我擔心的宗敎訓練，卻使他們的品格更加良好，……我從此不再懷疑你們了。”(25)布朗同時又是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閎的促成者，爲中美人民之間的友誼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
除馬禮遜學校外，還有幾位美國傳敎士在澳門開辦過學校，規模都較小。1835年，美國浸禮會派遣傳敎士叔末士夫婦(J.L.Shuck)來澳門傳敎。他們是美國第一位到澳門傳敎的浸禮會敎士。叔末士夫婦先在澳門設立敎堂，宣傳敎義。1839年，叔末士夫人也在澳門開辦了一所義校，極受歡迎，“它甚至博得一個吹毛求疵的觀察的讚許。”(26)1844 年10月22日，另一位美國長老會傳敎士哈巴安德(A.P.Hopper)抵達澳門。哈巴安德畢業於賓夕法尼亞醫學校，隨即來到澳門。他在澳門一身兼多職，即講道又敎學、同時還行醫。在澳門期間，他開辦了一所學校，招收了30名學生，在向學生講授科學知識的同時，還不忘向他們宣傳基督敎義。1847年3月，哈巴安德轉到廣州傳敎後這所學校隨即遷往廣州故衣街。(27)
4.翻譯及其它
在早期中美交往中，能夠通曉中國語文的美國人絕大多數是傳敎士。他們通過翻譯、著書等方式把西方近代科學知識帶來中國，同時又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因而，傅敎士在溝通中美文化交流方面起着不可磨滅的作用。同時，也因爲他們精通漢語，在早期的中美外交活動中，他們多半被任命爲使團或使館秘書及翻譯，爲本國制定對華政策，也就不自覺地充當了侵華的工具。美國政府在1846年以前，沒有専門的學校來培養翻譯人才，因而，絕大多數外交館對派駐國的語言文字沒有正確的知識，他們在當地多半不是靠本地的翻譯人員，就是靠其他國籍的外國人或傳敎士。
在中國的澳門，美國傳敎士最早捲入外交的例子可追溯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當時，美國朴茨茅斯的一位商人埃德蒙·羅伯兹(E.Roberts)曾想方設法使美國政府任命他爲公使以便照顧美國的亞洲商務。當他於1832年11月訪問澳門時，裨治文便主動出任他的主要隨員和情報人員。(28)不僅如此，傳敎士還通過辦報刊等形式向美國介紹中國的情况，爲美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服務。裨治文、衛三畏主辦的《中國叢報》中，用大量的篇幅翻譯和介紹中國的歷史、地理、文學、農業、科技。1836年6月，《中國叢報》還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認爲，根據當時中美貿易的發展狀况，建議在廣州設立總領事，他的下屬分駐東方各貿易中心，並應有適當的薪金。(29)這些都成爲美國政府了解中國的重要情報。
伯駕在廣州開設眼科醫局，致力於醫務傳敎的同時，政治上也是個熱心的參與者。他在廣州時擔任美國政府駐廣州領事的助手。中英間爆發鴉片戰爭後，眼科醫局暫時關閉，伯駕因而回到美國。他認爲美國應該抓住這個時機，以和平方式分享一份公正的成果。他向國務卿韋伯斯特(D.Webter)遞呈意見書，要求“立即派遣全權公使逕駐道光的宮廷”(30)
不久，美國派海軍司令加尼(L.Kearny)率領兩艘美艦到澳門，以保護美僑生命財産爲名在中國東南沿海游弋。而裨治文則擔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譯和助手。在中英南京條約剛簽訂時就慫恿加尼向淸政府勒索最惠國待遇。
《南京條約》簽訂後，美國政府也蠢蠢欲動，妄圖跟隨英國之後攫取英國通過條約所獲得的一切權益，經過激烈的辯論，美國政府委派以顧盛(C.Cushing)爲全權代表的使團來中國。1844年2月23日，顧盛使團乘坐的“白蘭地灣”號停泊在澳門。爲了能夠順利地與淸政府談判簽約的問題，顧盛任命了經常往來廣州、澳門之間並有一定外交實踐的傳敎士裨治文、伯駕、衛三畏擔任他的顧問兼秘書。“因爲這幾個人具有比當時在廣州的其他任何歐洲人都好的語文知識，具有對中國儀節和思想方法以及美國對華關係早期歷史的更好了解。”(31)而由於伯駕在廣州的名聲及與美國政界的關係，顧盛對他更是“推心置腹，沒有任何秘密。”(32)。
裨治文和伯駕通曉中文，且對中國的國情也頗有硏究，他們爲顧盛制定了與淸政府談判的策略，並讓顧盛確信，在中國人“沒有和外國政府進行較量的願望或企圖……”的時候，恐嚇的手段是有效。(33)於是，顧盛在澳門停留期間，多次以進京面見皇帝要挾淸政府，並且將美國軍艦開到廣州洋面進行武力恐嚇。
在這種情况下，淸廷不願外國使臣進入北京城，便被迫巡遣耆英作爲欽差大臣來到澳門與顧盛談判。而作爲顧盛秘書的裨治文、伯駕、衛三畏在談判的過程中旣充當了翻譯，又不時地爲顧盛出謀劃策，擬定條約的草案。終於，1844年7月3日，在澳門望廈新村普濟禪院的一張石檯上，淸政府的代表耆英和美國政府的代表顧盛簽訂了中美之間的第一個條約：中美《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即《望廈條約》。美國學者丹涅特說：“的確，從中國叢報和望廈條約的仔細比較之中，可以看出顧盛在1844年的交涉不但多虧裨治文的翻譯工作，而且還多虧他作爲顧問。條約中的一些條款似乎都是直接出諸中國叢報的先期討證”(34)由於傳敎士爲美中簽約作出的貢獻，他們得到美國政府的讚賞和重用。顧盛離開中國時，讚揚他的兩位秘書“對中國有廣博的知識和正確的知識，値得稱讚而且功勛卓著。”(35)伯駕被任命爲美國使館頭等參贊，從1846——1857年間，美國約有六次讓伯駕負責駐華使館的工作，1855 年又任美國駐華専使(Commissioner)。
除以上提到的諸方面，鴉片戰爭前後，還有一些傳敎士曾經到澳門進行專門的福音佈道。1837年與美國浸禮會有聯繫的獨立傳敎士羅孝全(I.J.Roberts)來澳門傳敎。他是個極富宗敎熱枕的人。1825年他開始在美國的傳道生活。1826年，他把自己的財産全部捐獻出來，組織了“羅伯兹基金與中國傳敎會”，並以這個敎會的名義來華傳敎。他剛到澳門時，住在另一位美國傳敎士叔末士夫婦家裡。羅孝全在澳門傳敎達七年之久。“有一段時間他對一群麻瘋病人講道。”(36)後來，他轉到廣州，1847年，他用兩個月的時間將耶穌敎道義傳授給太平天國起義的領袖洪秀全。1840年，美國聖公會傳敎士文惠康(W.J.Boone)從印尼的巴達維亞來澳門傳敎。他畢業於美國醫學院，是美國聖公會最早派來中國傳敎士的人之一。他在澳門傳敎兩年後又轉到福建廈門。1842年5月27日，美國長老會傳敎士婁理華(W.M.Lowrie)來到澳門。在澳門的時間裡，他一邊學習中文，一邊爲在澳門的歐洲人和美國居民講道。(37)中國開放五口通商後，婁理華出於接近更多的中國人的原因，離開了澳門轉到寜波。
三
美國傳敎士早期在澳門所進行的活動，主要是想以澳門作爲一個傳敎據點，爲進一步開展傳敎凖備性的工作，然後再向中國內地擴展，因而，在澳門的傳敎工作帶有短暫性。儘管美國敎士嘗試通過醫務、敎育、出版印刷等形式來吸引群衆，宣傳敎義，但傳敎的效果都不大。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澳門的新敎徒不外是十多人而已，入敎的人數極少。美國傳敎士在澳門發展的第一位敎徒名叫阿盧，他於1837年2月1日由叔末士施行了洗禮。(38)鴉片戰爭後，新敎徒的發展也比較緩慢，分析其原因，主要是：1.正如前文所述，鴉片戰爭前，淸政府嚴属禁止基督敎在中國的傳播，爲傳敎工作帶來了困難。2.澳門當局及澳門天主敎也排斥新敎。澳門自葡萄牙入據以來，一直是天主敎東方傳敎的一個重要據點，具有龐大的勢力，同時，他們又排斥新敎。1813年7月英國傳敎士米憐(W.Milne)來澳門幫助馬禮遜傳敎，由於澳門天主敎敎主的極力反對，澳門當局命令他馬上離開，於是被迫前往馬六甲。(39)1833年5月馬禮遜之子馬儒翰(J.R.Morrison)在澳門辦了一份名爲《福音傳播者》(Evangelist)的期刊，澳門的天主敎主敎便指出該刊的一些內容違反天主敎敎理，要求澳門總督予以取締。澳門總督便通告東印度公司特別委員會，不經過葡萄牙王國的批准和事先檢查，在葡萄牙領土上不得出版刊物。(40)馬儒翰祇得將該刊遷往廣州。1839年，澳葡當局又暗 示一位美國傳敎士，不許散發傳單及舉行公共的禮拜儀式。(41)因此，由 於葡萄牙人對新敎的排斥，無形之中阻止了它的傳播。3.鴉片戰爭後， 新敎傳敎士可以直接到中國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傳敎，不必借助澳門 這個跳板，因此，澳門也就被忽略了，影響了新敎的發展。從1807年到 1851年，共有150名新敎傳敎士來華，其中，共有七名美國傳敎士把澳 門當作基地進行傳敎，見下表：
從1844年哈巴安德來澳門後到1851年間，沒有一名美國傳敎士長駐澳門，全部集中到五個通商口岸及香港。(42)到1845年左右，中外貿易集中於廣州、上海、香港等地，“澳門開始成爲被遺忘的角落”(43)澳門同時也成了被傳敎士遺忘的角落。4.澳門作爲華人集聚之地，基本上信奉傳統佛敎和道敎，對新敎的興趣不大，因而新敎傳播必然受到阻礙。
儘管美國傳敎士在澳門所進行的活動在吸引敎徒上沒有多大成果，然而這種活動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等方面都造成了深刻的影響。美國傳敎士最初來華時正處於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向東大肆擴張時期，因而，儘管有一些敎士是抱着純粹的宗敎熱忱和動機來華，總的來說，其殖民主義的性質是確定無疑的。在裨治文、伯駕、衛三畏提供信息情報並協助下簽訂的中美《望廈條約》中規定的有些條款比南京條約更爲苛刻，從而擴大了領事裁判權，破壊了中國的司法獨立，剥奪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
同時，傳敎士爲開展活動而舉辦的慈善事業，如開設醫院，免費爲病人看病，設立學校，免費招收窮苦人家的孩子來讀書，這些活動儘管動機不純，正如一位美國史家所說“十九世紀的傳敎士不是把他們的慈善工作本身看作一個目的，而是看作一個手段來喚醒中國人響應基督啓示的靈魂。”(44)然而，客觀上他們也爲當地百姓做了一件好事，贏得了當事者的好感、尊敬和信任。
最後，美國傳敎士在澳門所進行活動對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傳敎士通過辦報，著書立說等方式把中國的大量信息傳到美國，使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得到進一步提高。“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期間，美國人是通過傳敎士的眼睛來觀察亞洲的。”(45)同時，傳敎士的文化活動也爲鴉片戰爭前後先進的中國人了解西方、認識西方、向西方學習提供了必要的知識來源。林則徐被淸廷任命爲欽差大臣到廣州查禁鴉片後，爲了“探訪夷情”，制定相應的對策，曾組織人員翻譯從澳門收集到的《中國叢報》、《廣州周報》等英文刊物，並將其編輯成《澳門新聞紙》。而譯員中就有中國第一位新敎牧師梁發的兒子梁秩，還有布朗創辦的馬禮遜學校的學生袁德輝。《澳門新聞紙》的翻譯，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林則徐有可能比較及時和確切地掌握“夷情動態”，直接爲其領導的禁煙運動與抗英斗爭服務。因此，美國傳敎士在澳門的活動，無疑打開了一扇東西方人相互了解的窗口，從客觀上起到了推動中西文化交流的積極作用。
註釋：
①韓德：《一種特殊關係的形成》，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8頁。
②韓德：《一種特殊關係的形成》，同上，第29頁。
③最有影響的美國公理會負責人魯費斯·安德森否認傳敎士是改革者、學者或事務工作者的觀點。他認爲一個傳敎士的任務僅僅是宣講福音，從而使“不朽的靈魂順從上帝”，敎育祇是在培養本地牧師方面佔有地位。見：韓德：《一種特殊關係的形成》，第30頁。
④梁碧瑩，《早期中美文化交往》，中山大學史學集刊，第二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頁。
⑤韓德：(一種特殊關係的形成》，同上，第30頁。
⑥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71頁。
⑦《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ary，Vol.Ⅲ，PP364-373。
⑧《中國叢報》Vol.Ⅳ，PP388-389。
⑨《中國叢報》Vol.Ⅶ，P411。
⑩《中國叢報》，同上。
(11)《中國叢報》同上，PP412-413。
(12)《中國叢報》，Vol.X，P465。
(13)《中國叢報》，Vol.Ⅺ，P659。
(14)《中國叢報》，同上。
(15)馬禮遜敎育會——爲紀念英國傳敎士羅伯特·馬禮遜，由在華外商發起而於1836年9月正式成立的組織，其目的是在中國開辦學校同時提供經費，敎本地人學習英語及西學和基督敎義，最終讓中國人抛棄他們的反感、迷信和偶像之後，同基督敎國家的大衆一起，承認和崇拜眞神上帝。敎育會由英國大鴉片商顚地任會長，查頓任司庫，裨治文任秘書，敎員由歐洲和美國聘請。
(16)《中國叢報》，Vol.Ⅳ，P99。
(17)《中國叢報》，Vol.X.P570。
(18)《中國叢報》，Vol.Ⅷ，PP631-632。
(19)《中國叢報》，Vol.Ⅵ，P547。
(20)容閎：《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頁。
(21)《中國叢報》，Vol.Ⅺ，P546。
(22)《中國叢報》，Vol.XVP609。
(23)《中國叢報》，Vol.XVP608。
(24)樂正；《早期中美文化關係史的一頁》，中山大學硏究生學刊1983年第3期，第64頁。
(25)李定一：《早期中美外交史》，同上，第69頁。
(26)賴德烈著、陳郁譯：《早期中美關係史》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11頁。
(27)鄭煒明、黃啓臣著：《澳門宗敎》，澳門基金會1993年，第74頁。
(28)韓德：《一種特殊關係的形成》，同上，第33頁。
(29)《中國叢報》，Vol.Ⅵ，P69-82。
(30)賴德烈：《早期中美關係史》，同上，第124頁。
(31)丹涅特：《美國人在東亞》，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126-127頁。
(32)章文欽：《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基金會1994，第38-39頁。
(33)韓德：《一種特殊關係的形成》，同上，第34頁。
(34)丹涅特：《美國人在東亞》，同上，第423頁。
(35)韓德：《一種特殊關係的形成》，同(33)。
(36)賴德烈：《早期中美關係史》，第92頁。
(37)《中國叢報》，Vol.XIX，P494。
(38)賴德烈：《早期中美關係史》，第91頁。
(39)Latourette，Kenneth Scott：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1929 P213。賴德烈：《基督敎在華傳敎史》紐約，1929年，第213頁。
(40)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四卷，第361頁。
(41)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P223。
(42)《中國叢報》，Vol.XX，PP513-519。
(43)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9頁。
(44)韓德：《一種特殊關係的形成》，第30頁
(45)丹涅特：《美國人在東亞》，第47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