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澳門與東西方文化交流
黃鸿釗 (南京大學歷史系敎授)
一、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新開端
文化泛指人類社會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總和，或者特指某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人之相適應的制度。槪言之，文化是一種歷史現象，每個社會、每個民族都有與之相適應的文化，並隨着社會物質生産的發展而發展，使其持久地保持民族的和歷史的傳統。世界上各個民族社會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自古以來，他們便相互聯繫，相互影響。在文化上也是如此。每個民族社會的文化都有互相交匯融合的現象，並且隨着歷史的演進，交往愈來愈多、影響愈來愈大。而我在這裡所講的東西文化交流，指的是遠東與西方的文化交流。由於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是遠東文化的代表，因此，我將以探討中西的文化交流爲主。
中西文化早就發生聯繫，漢代與羅馬帝國的接觸，唐代景敎的傳入，以後又有中國三大發明——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的西傳。所有這些，便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著名事例。不過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地域距離的遙遠，兩者大多是偶然發生間接的接觸。到了近代，由於開闢東方新航路的成功，才使中西文化交流得到了眞正的發展。在這時候，西方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着文藝復興運勤的開展，資本主義的産生，科學技術的進步，工業發達、思想活躍、文化繁榮、觀念更新，使西方文化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開始領先於停滯不前的東方文化。這樣就使東西方文化交流具體有許多新方特點：
第一，由於新航路的發現已使得世界連成一體，東西方再也不是偶爾發生接觸，而是長期的、愈益密切的交往。這種交往最初出於西方國家強烈的向東方擴張的願望和需要，它們是主動的和積極的。而東方國家則沒有這種願望和需要，處於消極被動的地位。因此所謂東西方文化交流主要是西化的東漸。在交往過程中，遠東一些國家往往採取保守的閉關鎖國政策，進行消極抵制。但它並沒有使交往完全中斷，只不過使之發展緩慢而已。
第二，十六世紀以來的東西方文化交流中，曾經出現過兩次高潮。第一次發生於十七—十八世紀。在這次高潮中，西方耶穌會士起了主導作用。他們大量的寫作和翻譯工作，一方面將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傅入遠東，另方面又向西方大量介紹中國政制與儒家學說。這次文化交流在遠東和西方都産生過一定影響。第二次開始於十九世紀晚期，即從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的戊戌變法至五四運動時期，起主導作用的是東方國家的一些靑年精英。他們大批出洋留學，自覺地學習西洋文化。與此同時，也大力向西方傳播東方和中國文化。西方文化的傳播，直接推動了遠東現代的革命運動。
第三，早期的東西方文化交流，主要是通過遠東國家開放的港口，特別是外國人佔領的居留地或殖民地進行的。在十八世紀以前，遠東開放爲貿易與文化交流的港口大體上有：巴達維亞、安汶、萬丹、望加錫、班達、亞齊、猶地亞、北大年、馬六甲、帝汶、馬尼拉、平戶、長崎、廣州、澳門等。在這當中，澳門作爲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基地，起着特別重要的作用。十九世紀以後，隨着東西方列強對遠東的征服和遠東殖民體系的形成，各國大門洞開，西方勢力渗透至每一個角落。這時候，東西方文化便進入了全面交流和衝突的新階段。
二、天主教遠東傳教中心
基督敎是西方的宗敎，也是西方文明的象徵。十六世紀初，它的舊敎派天主敎開始傳入遠東。澳門是天主敎的傳敎基地。
十六世紀初葡人東來之時，便有敎士隨行，從事傳敎活動。1540 年葡萄牙國王上書羅馬敎王，請求派敎士到東方傳敎。1514年，敎王派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前往遠東。沙勿略是耶穌會的元老，該會兩大聖人之一(另一聖人是會長)。1542年5月，沙勿略到達印度果阿，又從果阿到馬六甲和日本傳敎，認識了一些在海外貿易的廣東和福建的商人，向他們打聽中國的情况。沙勿略渴望早日到中國傳敎，他認爲中國文化對遠東地區有巨大影響，如果中國人皈依了天主，則日本人也會步其後塵，信仰天主敎。1551年沙勿略從日本前往中國，同年12 月到達上川島。但他未及進入廣州傳敎，便身患熱病，於1552年12月死於島上。由伴隨的一名中國信徒就地安葬。1639年，天主敎徒在島上爲他樹立一座紀念碑。①1700年又在島上建造敎堂，直至本世紀初，這裡仍是天主敎徒朝拜的聖迹。
1553年葡人進入澳門貿易，天主敎士差不多同時也來到澳門進行傳敎活動。葡人居留澳門後，開始建造敎堂。1562年澳門已有望德聖母堂(瘋王堂)、聖安多尼堂(花王堂)和聖老楞佐堂(風順堂)等3座敎堂，敎徒約600人，隸屬於馬六甲敎區。1567年1月23日，羅馬敎王頒佈諭旨，成立澳門敎區，任命加內羅(D.Melchior Carneiro S.J.)爲第一任主敎，負責遠東傳敎事務。澳門成爲獨立的敎區後，敎堂不斷增加。其中最宏偉的一所是聖保祿敎堂(三巴寺)。該敎堂始建於1563 年，直到1594年才最終完成。分修道院和敎堂兩部分，由五座相互連接建築物組成，全部建築費用達3萬銀之多。每當舉行宗敎儀式時，參加禮拜者達300人，故成爲遐邇聞名遠東傳敎中心。凡澳門的敎士，均被稱爲三巴寺僧，故“澳門詩”中說：“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寺裡人”。②八十年代以後，利瑪竇等敎士從澳門進入內地傳敎，先後在肇慶、韶州、南雄、南昌、南京和北京等地建立敎堂，吸收大批中國敎徒。據淸初楊光先說，有30所天主敎堂遍佈全國，敎徒達15萬左右，作爲傳敎基地的澳門敎徒也“盈萬人”。
澳門作爲傳敎基地還有一個作用，就是當傳敎活動遭受挫折時，它就成爲敎士的避風港。明朝曾於1616年頒佈禁敎令，南京等地查封敎堂，驅逐敎士出境。他們從各地回到澳門，重新硏究活動計劃，不久以後，許多敎士分別喬裝打扮，改名換姓，又潛入內地繼續進行傳敎活動。後來禁令稍緩，天主敎又很快發展起來。
淸初對天主敎採取寛容政策，康熙皇帝曾經重用過一批傳敎士，可是後來發生“禮儀之爭”，導致1720年下達禁令，使天主敎的傳敎活動又遭挫折。於是敎士們返回澳門，靜觀形勢，伺機而動。但其後雍正、乾隆等朝也奉行禁敎政策，傳敎活動遂被局限於澳門之內。可是禁令時緊時鬆，敎士仍在秘密傳敎。據1810年統計，有西方敎士31人在中國內地16個省傳敎，招收敎徒25.5萬人。到1839年6月，敎徒估計達30萬人。而澳門在1830年估計有1090名中國敎徒，並有7名中國神父。
三、耶穌會士對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動
天主敎在中國的傅播，大大推動了中西的文化交流。澳門敎區在利瑪竇主持下，制定了一個“學術傳敎”的方針，報經羅馬敎王批准實行。所謂學術傳敎，用基督敎神學家的話來說，就是：“利瑪竇在中國開敎，天主上智所用的方法，是學問，使利公用天文、地理、算術等等科學，興起華人硏究之心，使華人由本性的學問上，得獲性的學問”。③耶穌會士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質。他們是羅馬敎廷精心選拔的傳敎骨干，受過良好的敎育。如利瑪竇是狂熱的傳敎士，也是博學多才的學者。他在大學時代，曾先後學習文學、法律、天文、數學、地理等學科，學識淵博。來華後，又認眞學習中國語文，鑽硏中國典籍，並竭力適應中國風俗習慣，甚至使自己變成中國人。1583年利瑪竇來到肇慶，贿賂知府王泮，獲准在當地建造敎堂。他把建好的敎堂取了一個地道的中國名字——仙花寺。他本人也剃頭去鬢，身穿僧袍，一副洋和尙打扮。他並不急於傳敎，而是先舉辦歐洲文化展覽。將西方各種奇巧物品，如自鳴鐘、天文儀器、地圖、三梭鏡、洋裝書籍等陳列滿室，供人觀賞。許多人出於好奇心，紛紛前來拜訪洋和尙，參觀西方奇器，詢問西洋文物制度和風俗習慣。利瑪竇逐步在官吏豪紳和文人學士中結交了一批朋友，這時他已知道讀書人的地位比和尙高出許多。於是他又接受韶州知府瞿太素的勸告，改穿儒服，一副儒生打扮，被稱爲“西儒”。利瑪竇同中國士大夫討論天文、地理、數學、物理、化學等専門學問，以淵博的學識和高雅的談吐，使人耳目一新。許多人信服西方科學，接受天主敎徒，領洗入敎。然而，這些新敎徒又大力宣傳敎義，遂使天主敎逐漸在中國傳播開來。
利瑪竇去世後，耶穌會士金尼閣繼續奉行學術傳敎方針，前往意大利募集圖書、共得7000多冊，作爲敎皇對遠東敎區贈書，於1620年7月22日運抵澳門。其後又從澳門轉入內地。這些圖書數量大，內容豐富，包括宗敎哲學和科學文化方面的典籍，引起中國士大夫的濃厚興趣。閲讀與翻譯這些典籍成爲晚明一時風尙。至1639年已有一百多種譯成中文出版，平均每出出版約五、六種。進入淸代，耶穌會士及其門徒繼續從事譯書工作，康熙皇帝於1720年下令禁止天主敎，但譯書工作直至乾隆時才陷於停顿。以後再地沒有人提及這件事了。據記載，一百多年間，共翻譯出版了211種，其中涉及西洋科學技術類共35 種。④參加譯書的旣有西方人，也有中國人。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事，具有重大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西洋學堂的創辦是這時期西學傳入的另一重要表現。始建於1567年的澳門聖保禄學院原是個修道所，1594年擴展爲學院。它是遠東第一所西學堂，是培養西學人才的搖籃。在它於1835年被大火焚毀以前，共存在240年之久。學院的課程有三類：一、人文科——漢語、拉丁語、修辭學、音樂；二、哲學科——哲學、神學；三、自然科——數學、天文、歷算、物理學、醫藥學等；其中漢語爲必修課程，課時也最多。學生主要是來華耶穌會士，以及中國、日本等遠東地區敎徒。儘管這所學校的辦學目的是培養傳敎士，但實際上學生結業後，卻爲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不少貢獻。値得注意的是入學的中國學生，許多是十多歲的少年，但也有年紀很大的學生，如江蘇常熟人吳歷，便是50高齡入學，他是淸初著名詩人和畫家，著有《墨井詩鈔》、《三巴集》等。
耶穌會士還大力選派中國學生出國留學。一般來說，中國學生留洋是從十七世紀開始的。到了十八世紀，被選派留學的人愈來愈多。1732年意大利人馬國賢回國後，在那不勒斯創辦中國學院，培養遠東傳敎人材。學院不僅接收中國留學生，凡有志到遠東傳敎的西人或土耳其人，均可入學。學院至1868年停辦，據統計，在其辦學136年間，先後就讀的中國留學生有106人。⑤此外還有許多留學生是分散在法國、葡萄牙等國就讀，數字難以統計。但以當時形勢而論，這個留學數字已很可觀了。
鄭瑪諾是中國第一個留學生。號惟信，祖籍廣東香山縣。1633年生於澳門，1645年12歲時隨同陸德神父赴羅馬深造。他們從澳門乘船出發，經馬六甲、爪哇、果阿、波斯、亞美尼亞和土耳其等地前往歐洲。途中遍歷艱險歷時5年才抵達羅馬，進入聖安德勒學院修讀。1653年加入耶穌會，並轉入羅馬公學學習修辭學、邏輯學、物理化學、音樂和外語等多門課程。畢業後居留羅馬，敎授拉丁文和希臘文法與文學。三年後轉歐洲各地學校任敎。至1671年返回澳門。這時他已38歲。同年應召入北京朝廷供職。可是他已身患嚴重肺病，終於於在1973年5月26日病逝。鄭瑪諾游學歐洲26年，經歷豐富，知識淵博，是一個西學素養較高的學者。回國時正値康熙皇帝廣納賢才之際，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施展所學，爲中西文化交流做出應有貢獻。
四、西學的轉入中國
A.西洋槍炮 最先由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初傳入，當時稱葡萄牙爲佛郎機，故又稱佛郎機炮。分別由顧應祥、江鋐與何儒等人引進。顧應祥1517年任廣東僉事兼管海防。當時葡人初來，在廣州港口停泊，鳴放大炮，轟聲如雷。並向顧應祥贈送大炮和彈藥，用以征剿海盜。顧命人在較場演習後，盛讚它是“海船中之利器也”，⑥這是西洋火炮輸入的開始。但顧應祥認爲，這種火炮祇能用於海戰或守城，“持以征戰則無用矣”，因此沒有進一步加以推廣。其後汪鋐與何儒，又在1521年仿造佛郎機炮，同葡人作戰時取得勝利。⑦明朝政府決定在南京設工場，鑄造佛郎機炮，配備於西北邊重關鎭，御虜守城。⑧
西洋火炮的威力，在它傳入之初便受到人們的讚嘆。1565年考察澳門的葉權說：“余親見佛郎機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濤跳躍間擊之，無不應手而碎。持此爲長技，故諸番惟佛郎機敢桀驁。”⑨葡人入居澳門以後，繼續在中國推廣使用西洋火炮。明淸交替之際，爲爭奪政權而戰鬥的各種政治力量，都曾使用過這些新型武器。
B.天文學 我國天文學淵源久遠。元代郭守敬著《授時曆》，明初 又編成《大統曆》，都是較爲先進的曆書。但這些曆法的推測計算仍不 夠精確。1629年，明政府命令徐光啓、李之藻主持西局，編修曆法。 徐、李二人曾向利瑪竇學過西洋曆法。他們吸收耶穌會士參加席局編 書，於1634年完成《崇禎曆書》136卷，亦稱《新法曆法》。此後淸朝又 於1645年修成《時憲曆》。這些曆書吸收了西方曆學的科學計算方法， 有解、術、圖、考、表、論等，比較凖確。從此，中國基本上推行西洋曆法。
在編修新曆法過程中，一批論述西洋天文數學和測量儀器的著作 也陸續介紹到中國來，其中有：《幾何原本》、《測量異同》、《勾股義》、《測 量法義》、《乾坤體義》、《圜容較義》、《惲蓋通憲圖說》、《同文算指》、《簡 平議說》、《表度說》、《天問略》等。
C.地理學 利瑪竇繪制了《與地山海全圖》(又稱《山海與地全 圖》)，於1583年送給肇慶知府王泮。1584年，王泮將該圆刻印出版， 這是西方傳入中國的第一張世界地圖。利瑪竇繪制地圖時，爲了取悦 於中國人，特意將中國置於地圖中央，而將各洲繪制在中國兩側。1598 年，利瑪竇重新修訂《與地山海全圖》，於1600年出版，影響甚大。1600 年利瑪竇將他編撰的《萬國圖誌》呈獻萬曆皇帝，這是傳入中國的第一 部世界地圖集。此外，當有其他傳敎士撰寫的新地理學著作，如：《職方 外紀》、《八宏內史》、《西方紀要》、《坤輿圖記)等。這些書介紹世界各國 地理分佈情况，以及用經緯線確定方位以繪制地圖的方法，對中國地理 學的發展起了一定作用。淸康熙年間編繪成功的《皇與全覽圖》，就是 採用西方勘測方法的結果。
D.醫學 葡人在商稅收入中抽出5%舉辦慈善事業，其中之一就 下開辦醫院。1568年5月，澳門敎區開辦了第一座醫院，這是西醫傳 入中國之始。而西醫學科中，“最早傳入的是解剖學。天主敎士羅雅 谷、鄧玉函著《人身圖說》和《人身說槪》，均屬人體解剖範疇。此外尙有 藥物學。熊三拔著《藥露》一書，開西藥傳入中國的先河。1669年利類 思、南懷仁、安文思合撰《西方要紀》一書，也談及西藥製造方法。康熙 時，一些精通醫學的敎士進京擔任御醫，曾多次用西醫療法治好康熙帝的疾病。有一次康熙身患瘧疾，服用了西醫的金雞納霜(奎寧)後，便得痊癒。奎寜可能是較早傳入中國的一種名貴西藥。
E.西洋奇器 即各種新科技産品。鄧玉函著、王微譯的《奇器圖說》，湯若望著的《遠鏡說》等，系統地解說奇器的機械原理和製造方法。明末淸初澳門常見的西洋“奇器”有：十二辰盤、自鳴鐘、銅日規、千里鏡、顯微鏡、千人鏡、多寳鏡、玻璃屏、玻璃燈、，玻璃鏡和眼鏡等。眼鏡的傳入爲低視力患者解困，尤其使讀書人受益不淺。當時有一首眼鏡詩，這樣寫道：
西域傳奇制，昏眸得暫清。自他而有耀，相隠以爲明。
暇日吟詩興，衰年學易情。煩君繼吾照。未敢負餘生。⑩
F.西洋建築 隨同葡萄牙人入居澳門而傳入。有天主敎堂和一般民居兩種。十六世紀建造的敎堂主要有6座：一、望德堂，(瘋王堂)1567年澳門建立敎區時，是主敎座堂。二、聖老楞佐堂，在澳門西南部，中國人稱之爲“風順堂”，建成於1575年左右。三、聖安多尼堂，位於澳門北部，中國稱之爲“花王堂”，約建成1565年，是敎徒證婚之處。四、聖奥斯定堂，在澳門北部，中國稱之爲“龍松廟”，建成於1589年。五、聖多明我堂，又名玫瑰堂，中國人稱之爲“板障廟”，建成於1587年。六、聖保祿堂，在澳門東北部，中國稱之爲三巴寺，建成於1594年，1835 年1月26日毁於大火。這些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建造的古敎堂，具有當時羅馬敎廷盛行的“巴羅克”風格；其中規模最大的聖保祿敎堂(三巴寺)，則是巴羅克風格的典型代表。巴羅克(葡文 Barroco 英文 Baroque)的藝術特點是莊嚴高貴，氣勢宏偉，光效果強，有動態感，表現強烈的感情色彩，體現了古典藝術同禮敎觀念的結合。
敎堂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洋房，多在二層以上，有走廊，四面開窗，門窗多作圓拱形，紅牆粉壁，頗爲美觀。隨着西洋人進入內地建堂傳敎，使西洋建築術又從澳門傳入內地，對中國建築風格産生了一定影響。
G.繪畫 最初傳入中國的西洋畫是宗敎宣傳畫。萬曆年間，羅明堅攜帶許多耶穌和瑪利亞的畫像到澳門。後來利瑪竇進入內地傳敎，每以這些宗敎畫贈人。1600年，他入京向萬曆獻禮，其中便有天主聖像和聖母像。據顧起元稱：“所畫天主乃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以銅版爲幀，而塗五彩於上，其貌如生。身與臂手，儼然隠起幀上，臉之凹凸處，正視與生人不殊。(11)
此後，各種西洋畫都相繼傳入中國來了。“三巴寺有海洋全圖、有紙畫、有皮畫、皮扇面畫、玻璃諸器畫。其樓台宮室人物從十步外視之，重門洞開，層級可數，潭潭如第宅。人更眉目宛然。又有珐琅山水畫，組成各種故事畫、綉花畫。”(12)
西洋畫注重陰陽明暗、遠近高低的配合，獨具特色，對明淸繪畫亦有影響。據《淸史稿》“藝術卷”稱：莽鵠、丁允泰、丁瑜、吳歷、焦秉貞等畫家，“作畫每用西洋法”。傳敎士畢方濟所著《畫答》一書，是在中國出版的第一部西洋畫理論著作。
H.音樂 西洋音樂隨同天主敎一起進入中國。最早傳入的是敎堂音樂風琴，中國人稱之爲“風樂”。屈大均《廣東新語》說，風樂“內排牙管百餘，外按以囊，嘘吸微風，入之，有聲鳴鳴自櫃出，音繁節促，若八音然”。另一種叫“銅弦琴，的樂器，“削竹扣之，錚錚宗宗然，是則是婁所未隸，而兜離之別部也”。(13)利瑪竇覲見萬曆皇帝時，曾進獻鐵弦琴和《西琴曲意》1卷，由敎士龐迪我敎導宮廷樂隊演唱，甚獲好評。最早的西洋樂理是徐日升和德理格編的《律呂正義續編》，康熙年間出版，講授五線譜的有關知識，簡單明了，很適合初學者。
I.語言文字 葡人來華貿易，語言不同是最大障礙。最初聘用華人爲通事(翻譯)。但傳敎卻不能依靠通事去做，而必須學會用中文講解敎義。因此，敎士來澳門後，首先致力於學好中文。在學習中文過程中，常於中文字旁附以拉丁文拼音，以便記憶，逐漸編成字典。15841588年間，利瑪竇與羅明堅合編了第一本葡華字典，中文名爲《平常問答詞意》，全書共189頁，爲未完成之作。事實上，這衹不過是一本用拉丁文註音的會話手冊而已。1605年，利瑪竇又著《西字奇迹)一書，也是以拉丁文音註漢字的字典。到1625年，金尼閣著《西儒耳目資》，雖然仍是用拉丁文註音的字典，但該書更加結構嚴謹、條理分明，在當時引起震勤。書中把漢字分爲29個音素，以拉丁字母爲符號，編成三類：(14)
(一)韻母(元音)5個：
a e i o u
丫 額 衣 阿 午
(二)聲母(輔音)20個：
c t ’ch k ’k p ’p t ’t
則 測 者 車 格 克 百 魄 德
j v f g l m n s x h
日 物 弗 額 勒 麥 搦 色 石 黑
(三)不鳴(中國人不用之輔音)4個：b、d、r、z
此外，還有叠韻(雙元音和三元音)50個。該書問世之後，外國人學習中文便有了一把可靠的鑰匙。
當時的東西方文化交流，除了西方人學中文外，也有中國人學外語。尤其是澳門被葡人長期居留，葡萄牙語成爲澳門一種主要語言，連世居澳門的中國人也“語言習尙，漸化爲夷”。與外國人學中文採用拉丁文註音相反，中國人學葡文是採用漢字註音的方法。《澳門紀略》篇末附有“澳譯”，即葡中小字典，共收集葡文通用單詞305個，註以漢字，供內地來澳門的人學習，以便於貿易或辦事。
西學傳入許多新的科學知識，也帶來了追求經世致用的務實學風，以及嚴密的邏輯推理方法，對中國和遠東的文化發展産生很大的影響。
五、中學的西傳
A.歐洲“中國熱”的出現 當西學不斷向東方傳入之時，東方的傳統文化也傳到歐洲。促進中學西傳的是西方商人和耶穌會士。大量精英絕倫的中國産品的傳入，以及許多介紹中國的著述，使歐洲人增加了對中國的了解，隨之出現了一股中國熱。這股狂熱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崇尙模仿中國的生活方式和習俗；二是吸收中國的哲學思想。當時歐洲盛行收集中國瓷器、漆器和紡織工藝品，法國創辦中國公司，派人到廣州訂造標有法國甲胄紋章的瓷器，放在凡爾賽宮專室展覽。德國和英國王宮也競相收藏中國瓷器。法國宮廷常舉行穿中國服裝的慶典和化裝舞會，路易十四也身着中裝出席慶典。歐洲人還普遍喜愛中國花燈、焰火、秋千、折扇、風箏、皮影戲等。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由於中國的影響，出現了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羅珂珂藝術(Rococo)，其特點是生動多變、花紋細巧、曲線柔和飄逸。仿製中國産品的風氣十分流行，尤其是在英、法、德、意等國，一些人認眞硏製中國瓷器和漆器，仿製生産出靑花軟瓷和漆器。歐洲國家還仿製中國牆紙、絲綢等。在他們製造的家具、車、轎、手仗等物品上，也往往漆上中國的花鳥圖案。室內裝飾盛行貼中國花鳥畫，壁紙和版畫。室外則興建中國式園林、有假山、瀑布、曲徑、叢林、寳塔等。十七世紀初中國飲茶習慣傅入歐洲，風靡荷、法、英、俄等國。1685年，荷蘭一醫生著《奇妙的草藥——茶葉》一書，介紹飲茶的方法和好處。英國人更是嗜茶如命，上至王公貴人，下至販夫走卒，都以飲茶爲樂。中國轎子傳入歐洲後，乘轎也成爲歐洲人的一種習慣。法國貴族和官吏出行都興乘坐中國轎子，並以不同的轎頂圍披區別貴族身份和官職的高低。
B.儒學與理性主義 十六世紀末，耶穌會士便開始翻譯中國古典經籍，把中國思想文化傳入西方。1593年，利瑪竇把《四書》譯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出版，這是第一部西譯古籍，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著作的合集。其後又以單本發行。1626年，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五經》的拉丁文譯本。該書由詩經、書經、札記、易經和春秋合成，同樣也有單本發行。這兩部儒家經典後來又分別出版了歐洲許多不同文字的版本。這些儒學經典的傳入，對西方思想界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德國古典哲學家萊布尼兹(Gofuried Wichelm Leibniz)於15871589年間，在羅馬邂逅耶穌會士閔明我，獲得儒家經籍資料，發奮攻讀。1697年發表《中國近事》一書，極力稱讚中國哲學之偉大，“比我們的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就大不如中國人了。”(15)另一名德國哲學家沃爾夫1727年在哈爾大學講授《中國實踐哲學》，認爲儒學是中國傳統精神，是由古代國王兼哲學家的堯舜等創立，經孔子發揚光大的思想；儒家學說以自然和理性爲基礎，與基督敎的神啓和信仰並不予盾，兩者可以相輔相成。他讚美儒學的理性主義，認爲祇有理性才是眞正的道德原則。他的學生康德寫了《純粹理性批判》，進一步爲理性爭陣地，創立德國古典哲學。
十八世紀法國啓蒙運動思想家也從儒學中得到鼓舞，借鑒理性主義來進行反對封建専制的鬥爭。啓蒙運動最著名的思想家伏爾泰認爲孔子比基督偉大，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基督就從未說過這樣的話。基督祇不過禁人行惡，孔子卻敎人行善。要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西方的任何格言都不能與這種純粹的道德相比。他極端崇拜孔子，書房裡掛起孔子像，朝夕禮科，專奉爲“天下唯一的師表”。(16)伏爾泰反對敎會神學，崇尙自然神論，幻想建立一種理性宗敎。而他心目中，這種理性宗敎的楷模便是中國儒敎。
“百科全書派，許多成員是耶穌會士，與中國文化接觸較早，有的還參加翻譯儒學典籍，對中國充滿讚美之情。其代表人物狄德羅、霍爾巴赫提倡理性主義，以德治國，就是以儒家之道來治國。霍爾巴赫在《德治或以道德相結合的國家》中認爲，中國是以德治國的典範。“在中國，法律充滿智慧。理性對於君主的權力産生了不可思議的效果。”
雅各賓派的領導人羅伯斯庇爾也對中國儒學備加推崇，他在1793 年主持起草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稱，自由與人權，“其道德界限則在下述格言之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17)
C.農本思想與重農學派 中國古代以農立國，歷代君主提倡以農爲本，實行重農政策。這種農本主義的經濟思想受到歐洲的重視。法國啓蒙思想家魁奈深入硏究伏羲氏、堯、舜和孔子的思想，尤其對孔子十分崇拜，有“歐洲的孔子”之稱。他引進儒學的農本思想，創立重農學派。1767年，他出版《中國的専制制度》和《自然法則》兩書，系統地介紹中國文化，呼籲歐洲國家學習中國的重農思想，提倡以農爲本，認爲祇有農業能增加財富，要求改變輕視農業和束縛農業的思想。他利用充任御醫的方便，極力推動路易十五於1756年仿效中國皇帝舉行春耕“籍田大禮”的儀式。他深受《周禮》均田貢賦的啓示，主張法國應像中國一樣向土地所有者徽收田賦，作爲國家所必須的赋稅。重農學派還要求耶穌會士收集中國有關水稻、桑樹、茶葉等農作物技術資料，以便硏究推廣。重農學派使歐洲國家加強了對農業的重視。如奥地利仿效法國舉行春耕儀式；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寫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硏究》(國富論)一書時，亦曾吸收了中國的重農思想。
D.中國語文與文學的西傳 意大利會士衛匡國編寫《中國文法》一書，開了中國文法西傳的先河。1681年，比利時會士柏應理曾以此書爲課本，指導德國醫生閔采爾學習中文，閔氏又據此編成《漢文入門》一書，在德國印行。1728年，法國會士馬若瑟在廣州編著《中文槪說》，該書對漢字之構造和性質詳加論述，舉例凡13000條。法國學者傳爾孟據此編成《中國文典》，在馬六甲英華書院印行。1685年，閔采爾還在德國出版《拉丁漢字小字匯》和《中國字匯式例與文法之建立》等書。所有這些，爲西方學者學習和硏究中國文化，提供了良好的語言工具。
1719年，在廣州經商的英國人魏金森(James Wilkinson)，將中國小說《好逑傳》譯成英文(其中有四分之一譯成葡文，後湯姆士·潘塞改譯英文)，書末附錄《中國戲提要》、《中文諺語集》和《中國詩選》等，於1761年在英國出版，介紹了中國文學的發展和成就。其後，被分別譯成法、德、荷等國文字，傳播十分廣泛。據統計，此後《好逑傳》的改編譯本達20種之多。1732年，法國會士馬若瑟將元曲《趙氏孤兒》譯成法文，先後刊載於《法蘭西時報》(1734年)和《中華帝國全誌》(1735年)。
後來被譯成俄、德、英三國文字出版。又經伏爾泰改寫劇本，易名《中國孤兒》，以揭示中國道德之人生觀，在歐洲影響很大。德國偉大詩人歌德曾以該劇本爲藍本，創作了悲劇《埃爾佩諾》(1783年)，在德國上演，轟動一時。這一時期的英法文學中，出現了不少仿中國風格，或以中國爲主題的文學作品，如所謂的“中國人的信扎”，就是假想一個中國人在歐洲旅行，寫信給國內友人，介紹歐洲情况的一種文學形式。(18)
E.中國醫學和數學的西傳 神奇的中醫和中草藥早就引起耶穌會士的注意。1671年，在廣州的一名法國人將王叔和的《脈經》譯成法文，名爲《中國脈訣》，在格諾布爾出版。1658年，波蘭醫生卜彌格著<中醫津要>一書，內容包括<脈經>、介紹中醫診法、以及列有中藥389 味。該書於1688年出版後，被譯成歐洲各國文字，流傳極廣。法國年出版的《中華帝國全誌》第3卷是中醫専輯，共譯出《脈經》、《脈訣》、《本草綱目》、《神農本草經》、《名醫必錄》、《醫藥匯錄》等著作，還有許多中醫處方，介紹中國醫學獨特的醫術。從此，歐洲人掀起學習中醫的熱潮。1723年，法國會士巴多明從《本草綱目》中，選出冬蟲夏草、三七、大黃、當歸、阿膠等中藥，將其資料和樣品送到法國。1726年，法國科學院舉行醫學報告會，專門討論這些中藥的性質和作用。巴多明還把中國防治梅毒病的方法介紹到法國。
德國科學家萊布尼茨，在創立微積分和二進位制數學時，曾受到中國易經的啓發和影響。他在1679年寫了介紹二進位數學的論文。1701年寫信給友人白晉，介紹自己的科學成果，並附上0至32的數表。白晉曾長期在中國傳敎，對易經很有硏究，立即發現該數表與易經六十四卦圖配列相同，就把易經介紹給他，建議他將“易”的原理應用到“數”或“代數”的硏究中去，同時附上《伏義六十四卦次序圖》和《伏義六十四卦方位圖》。莱布尼茨認眞硏究了卦的敎學配列順序，果然發現它與二進制數學完全相同。這使他對二進制數學的硏究進一步深入，1703年又發表了新的成果。三千年前出現的易經，竟已預示了二進制數學的原理，使得萊布尼茨等歐洲科學家們讚嘆不已。(19)
註釋：
①石田翰之助：《上川島和聖方各濟·沙勿略》，除村一學編：《支那文化談叢》名取書店昭和17年11月10日第34頁。
②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第63頁。
③徐宗澤《中國天主敎傳敎史槪論》上海書店1990年版，第328頁。
④徐宗澤：《明淸間耶酥會譯著提要》第11-14頁。
⑤方豪：《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第一輯，獨立出版社1977 年版，第120-130頁。
⑥胡宗憲：《籌海圖編》第13卷，第31頁。
⑦嚴從簡：《殊域周諮錄》萬曆刊本，卷9，佛郎機條。
⑧《明史》卷325《佛郎機傳》。
⑨葉權：《賢博篇》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3-24頁。
⑩印光任等：《澳門紀略》下卷，“澳番篇”。
(11)顧起元：《客座贅語》卷6，利瑪竇條。
(12)(13)《澳門紀略》下卷“澳蕃篇”，是婁氏，古官名，在《周禮》爲春官之屬，管四夷之樂，兜離，中國古代四夷樂名。
(14)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歷史語言硏究所集刊》第1本，第3分冊。
(15)轉引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9頁。
(16)參見利奇溫：《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79 頁。
(17)《法國憲法集》巴黎1970年版，第80頁。
(18)參考黃啓臣：《十六至十九世紀的“中學西傳”》見吳志良主編《東西方文化交流》，澳門基金會1994年版，第44-48頁。
(19)利奇溫：《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69-73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