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考證兩則

鄧景濱(澳門大學預科課程)

Two Pieces of Research on Mr. Zheng Guan Yi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of Mr. Zheng Guan Ying (1842-1921),a Macau resident and a contemporary Chinese progressive thinker and industrialist.

本名考


　　現行多部辭書，在介紹“世居澳門”的近代進步思想家、實業家鄭觀應的時候，往往使用了他的又名，而忽略了他的本名。例如一九七九年版的《辭海》:
　　鄭觀應，中國近代改良主義者，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慕雍山人等……
　　又如吳海林等主編的《中國歷史人物辭典》:
　　鄭觀應……字正翔，號陶齋。……
　　又如顧明運主編的《敎育大辭典》:
　　鄭觀應，清代教育家、思想家。字正翔，號陶齋，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人。……
　　至於現行的書刊，更是無一例外地使用“鄭觀應”一名。
　　其實，鄭觀應是又名，他的本名是鄭官應。何以見得?依據有四:
　　一是鄭觀應本人生前幾乎全用“鄭官應”一名，只是偶爾使用又名“觀應”。從《鄭觀應集》(夏東元編)中可以看到:“鄭觀應”之名，只在《盛世危言》五卷本、十四卷本、八卷本的題署中出現過。其餘的《南遊日記》、《西行日記》、《盛世危言後編》等書的題署均爲“鄭官應”。在各篇內文，亦使用“官應”一名。
　　例如，在《南遊日記》自序之末尾寫道:“光緒十年歲次甲申孟秋月，香山鄭官應謹識於羊城應元書院之熔經鑄史齊。”在日記的前言中，則一連使用了五個“官應”之名。
　　又如，在《西行日記》自序末行中寫道:“中華民國(元年)孟春香山鄭官應書於海上居易草廬。”
　　又如，在《留致各埠分局管見五條》一文中的首行寫道:“啟者:官應昨奉本局董事會函委……”
　　又如，在《盛世危言後編·自序》的末行寫道:“宣統元年中秋，香山鄭官應又名觀應自序濠鏡待鶴山房。”
　　可見，鄭觀應本人確是以鄭官應作爲本名，而鄭觀應只是他的“又名”而已。夏東元敎授在《鄭觀應傳》首章註釋中據此肯定“官應”是他的本名，並說“數十年來著作家一般多寫他的‘又名’‘觀應’。本書除引文照原著寫爲“官應”外，一槪從俗寫作‘觀應’。”
　　二是所有的官方文件，均使用鄭官應的本名。收錄在《鄭觀應集》“附錄”中的二十八份官方文件，無一例外，全部均使用“鄭官應”之名。
　　例如在“曾忠襄公奏請准鄭紳建坊給予樂善好施字樣附片”中有文曰:“俯准鄭官應於原籍廣東香山縣為其父封職鄭文瑞、故母二品命婦鄭陳氏循例建坊，給予‘樂善好施’字様，以昭激勸，出自聖主鴻慈。”
　　又如在“李文忠公奏廣東香山縣鄭氏一門好善請將事蹟載入廣東省志並香山縣志以示表彰附片”中有文曰:“俯准:廣東香山縣鄭文瑞及伊子鄭官應等姓名事蹟載入廣東省志並香山縣志，藉示表彰而資激勸。”
　　又如，在“彭剛直公密籌暗結暹羅襲取西貢密折”中有文曰:“現有三品銜候選道鄭官應，廣東香山人，自幼從海舶遍歷越南、迢羅、新嘉坡等處，熟悉詳務。”
　　又如，在皖“撫鄧筱帥奏保荐道員臚列實績以備擢用折”有文曰:“……鄭官應，深諳時務，志慮忠誠，曩年遊歷諸邦，研究中外利病得失，匯輯《盛世危言》一書，縷析條分，事多切要，臣前曾繕寫進呈，欽奏硃批:‘留覽。’……”
　　又如，在“鄭觀察廣西政績記”中有文曰:“鄭陶齊觀察官應，廣東香山縣人，其品性端直，學識淹通，心存君國，志在聖賢。”
　　三是鄭觀應的世侄吳尹全光绪丙午(一九零六年)重陽後十日(十一月五日)為其選述《偫鶴山人事略》，文中全部使用“鄭官應”一名。內有句云:“山人鄭姓，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齊，晚年號羅浮俗鶴山人，廣東廣州府香山縣人，世居雍陌鄉，遷居鏡湖。”
　　四是鄭氏之《鄭雍陌祖房譜》以鄭官應之名人谱:“官應公，字正翔，號陶齊。文瑞公次子，列貢生，候選分巡道，二品頂載，賞戴花翎，署理廣西左江道，歷辦各省脹務，傅旨嘉獎，軟令原籍督撫採入省縣志乘。著有(盛世危言》一書，由蘇藩鄧方伯進呈，奉旨留覽。……”
　　《鄭雍陌祖房谱》只有“官應”一名而没有“觀應”之名，而族內人亦只稱他爲“官應”，難怪時至今日，當地人在文章中仍是以“鄭官應”名之。《中山文史》第十輯六十九頁，還有一個令人注目的“编者按”:
　　鄭官應又名鄭觀應，學術著作多以鄭觀應稱謂，本刊根據鄭氏《房譜》统稱鄭官應。
　　若按“名从其人”及尊重鄭氏《房譜》的原則，理應稱其本名“鄭官應”。但目前在學術界中對於“鄭觀應”一名似乎有“以俗爲正、積重難返”的現象，是否可以扭轉、或是否有必要扭轉這個稱謂，相信也不是一下子便可解决。不過，無論這個問題是否可以解决，那些以又名“鄭觀應”作爲條目的辭典，倒確有必要說明:
　　鄭觀應，本名鄭官應。

生卒年月考


　　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由澳門中華敎育會、中山市三卿同鄕會、澳門歷史學會(籌)聯合舉辦的“紀念鄭觀應誕辰百五十週年學術硏討會”在澳門隆重舉行。硏究會有一份材料介紹了中山市三鄕中學黄文正老師近年發現《鄭雍陌祖房谱》的情况，道對於解决學術界衆説紛紜的鄭觀應生卒年月極有幫助。
　　據資料介绍，該《房谱》第二條載:“本族世居閩江，先世名諱字號行第，生卒年月日娶葬士宦官職，俱抄自莆譜(註:福建蒲田族谱)。入粵而後，譜牒始作於九世祖雍陌公，而今重修。上接九世而入粵一世，下至十世，傳至廿九世，自是而後，議限以三十年一修，雖百世可知也。”
　　從《房譜》中我們可知鄭觀應的祖先鄭雍陌由福建莆田遷徙香山(今中山)，後以先祖雍陌之名爲居所的地名，流傳至今。換言之，現今中山市三鄕鎭雍陌鄭氏族人，均爲鄭雍陌之后人。鄭觀應父親文瑞是第二十二世祖，後遷往澳門居住，並建造了著名的鄭家大屋。鄭觀應的名作《盛世危言》最後定稿本便於此編纂。
　　鄭觀應生於何年?據夏東元敎授在《鄭觀應傳》首章的註釋所寫，共有五種不同的說法:
　　關於鄭觀應的出生時間，由於鄭觀應從未說過他生於哪一年，在叙述到自己年齡時說法不一，矛盾百出。於是學術界衆說紛紜，從一八四零年到一八四四年五年，都有定為鄭觀應的生年的。
　　其中，最普遍的說法有兩種:
　　一是一八四一年。見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近代史知識手冊》、法律出版社的《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文集》等。
　　二是一八四二年。見一九七九年版《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的《中國近代史詞典》、廣東科技出版社的《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的《中國歷史人物辭典》等。
　　夏東元敎授曾在上海圖書館所藏有關鄭觀應的未刊資料中看到了上海一盲人於一八九二年爲鄭觀應卜課、和江西補用縣丞何庚堂於一九零六年爲鄭觀應算命留下的三份相同的生辰八字:“壬寅、丁未、申午、甲子。”經過推算，夏東元敎授將鄭觀應的生年核定爲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子時，即公元一八四二年七月廿四日。
　　證之近年發現的《鄭雍陌祖房譜》，果然一絲不爽:鄭觀應在《房譜》中的生年正是“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十七日”。
　　至於鄭觀應的卒年也有四種不同的說法。夏東元敎授在《鄭觀應傳》末章的注釋寫道:“關於鄭觀應去世的時間，有一九二零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四種說法。”
　　一九二零年說，見李育中《鄭觀應晚年的沒落》(載《羊城晚報》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北京人民出版社的《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等。
　　一九二一年說，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的《中國歷史人物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的《辭海》、中華書局的《中國近代史知識手冊》、法律出版社的《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等。
　　一九二二年說，見上海辭書出版社的《中國近代史詞典》、廣東科技出版社的《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中國文學大辭典》等。
　　一九二三年說，見江熙《論鄭顴應》(載《歷史硏究》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等。
　　目前，比較流行的是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兩說。夏東元敎授最初曾採用郝延平在《十九世紀中國買辦:東西文化的橋樑》註釋中的“一九二三年在澳門去世”的說法，後來走訪了鄭觀應的三子鄭潤燊，便採納了鄭潤燊的口頭憶述材料而將鄭顴應的卒年定於一九二二年五月。此後，夏東元敎授在《鄭觀應傳》和《鄭觀應集》中，均採用卒於一九二二年五月的說法。
　　然而，證之以《鄭雍陌祖房譜》，則出現了較大的誤差。《房譜》有一段關於鄭觀應的記載:
　　官應公，字正翔，號陶齊。文瑞公次子列貢生，侯遷分巡道，二品頂戴，赏戴花翎，署理廣西左江道，歷辦各省賑務，傅旨嘉獎，敕令原籍督撫採入省縣志乘，著有《盛世危言》一書，由蘇藩鄧方伯進呈，奉旨留覽。生於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十七日，卒於民國十年辛酉五月初七日，享壽八十。
　　《房譜》的記載，採用鄭觀應的本名鄭官應。其生年與夏東元敎授的考證完全一致，但卒年則不同於夏東元敎授所定的年份。按理，應以《房譜》所載爲是，即卒於一九二一年六日十二日。
　　也許有人提出質疑，夏東元敎授所定的卒年是親訪鄭觀應三子鄭潤桑而得，哪還會有錯?據夏東元的《鄭觀應傳》(修訂本)末章註釋所載，鄭潤燊當時說:
　　我父死時正是我中學畢業那年，即一九二二年五月下旬，他卧病在上海提籃橋招商公學宿舍二樓。病時我和我的两位媽媽(五妾、六妾)等六人輪流陪侍，死時我正在他身旁。死後，招商公學停課三週，出殯至聯誼山莊，很排場，是按照清朝道台的儀節出殯的。次年暑假，我和兩位媽媽護送靈柩回鄉，葬於澳門前山。墓穴比較講究，現在應該仍保存在那裡。
　　夏東元敎授根據“鄭觀應任招商公學住校董事以來，從未去職，死於公學宿舍是可信的”，故而採用鄭潤燊的說法。
　　筆者認爲，鄭潤燊憶述的鄭觀應去世前後的細節應是可信的。但說“澳門前山”則不確:因爲前山距離澳門約五公里，當年隸屬香山，現在隸屬珠海，從來沒有隸屬澳門。至於他所提及的年份，也可能因時間相距太長而有些誤差。《鄭雍陌房譜》所載的可靠性較強。該《房譜》三十年一修。離鄭觀應逝世最近的一次重訂，是在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丁丑七月初四日，相隔只不過十六年。加上鄭觀應是二品頂戴，賞戴花翎，並被傳旨嘉獎，名字已載入省、縣各誌，堪稱“光宗耀祖、留芳桑梓”，族人亦深以爲榮，其死喪之期，又豈能不知?再且，此《房譜》當時是“當衆重訂”的，足見鄭氏族人對重訂房譜的嚴肅認眞。更何况，該《房譜》有專人負責保管，平時各類重大喜喪之事，又焉能無記?
　　然而鄭潤燊的憶述，據《鄭觀應傳》註釋所提供的線索，最早也在一九七九年或之後，距離鄭觀應逝世起碼已有五十八年的日子:在沒有任何文字資料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卒年”的可靠性，當遠遠比不上《房譜》所載。
　　再據黃文正老師在鄭觀應故鄕的調查訪問，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鄭煉，在他十多歲時，曾親往上海，於提籃橋招商公學宿舍見過鄭觀應，並記得鄭觀應長得高大。鄭煉還淸楚地記得鄭觀應是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逝世；後來，其家人還將其棺柩葬於前山白石，可惜現在墓地不存了。
　　綜上所述，《鄭雍陌房譜》的發現，爲解決懸疑已久的鄭觀應生卒年月提供了可靠的依據，鄭觀應生於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卒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二日，應該是無可置疑的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