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經濟發展對澳門經濟轉型的啓示

侯桂林*

　　進入九十年代，澳門經濟發展面臨一個重要轉折，對未來澳門經濟發展路向的探討，主要圍繞兩個話題：澳門經濟結構應否轉變?工業轉型如何升級?這些都是澳門政府、工商及學術界人士近期共同關注的熱門課題。
　　各界有識人士對此已提出許多不同看法，如澳門經濟今後應重新發展旅遊等服務業——第三部類產業；澳門工業必須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等等；九十年代澳門經濟路向應倡導產業結構多元化、工業轉型優化升級、向較高層次發展……
　　本文嘗試通過分析亞洲鄰近地區、國家經濟起飛原因，發展趨向及變化新格局，思索對澳門經濟的啟示，談談個人粗淺體會，以求敎於各界人士。

亞洲經濟發展的變化


　　一、當年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的成功因素
　　被稱爲亞洲“四小龍”的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這四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NIEs），土地狹小，自然資源貧乏，這些不利條件都沒阻礙它們發展經濟，相反，都促使它們接受挑戰，抓住時機、發揮優勢，制定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走上了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道路。
　　亞洲“四小龍”的增長過程始於六十年代初，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形成增長勢頭，在整個八十年代期間維持和加速發展（表一）。其經濟增長之高和快，在世界上令人矚目，其經濟增長所帶來人均收入之多，更令各國驚服不已，以1989年美國取消亞洲“四小龍”普惠制待遇爲標誌，提前從發展中國家（地區）行列中“畢業”。有經濟分析家指出：“到本世紀末，NIEs之人均國民生產總値大多會超過英國和意大利等老牌的發達國家。
　　雖然，這些國家各有明顯不同的經濟結構，但它們能取得卓越、驕人的經濟成勍，卻又有共同因素和相似的前提，這些成功的因素是：
　　1．明確外向型經濟結構之出口導向戰略取向。
　　在面向世界經濟之壓力下，“四小龍”仍能利用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彌補內部資源的不足，增強本國（地區）製成品的競爭力，並成功地打進發達國家市場。在推行外向型的工業化政策的同時，NIEs利用與發達國家之巨大工資差距，並發揮企業規模經濟效益，從而創造了比進口替代工業策略更高的增長率。
　　以南韓爲例，國內生產總値的實際年均增長率，1953——1962 年推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時期爲3．7％，而1962－1972年推行面向出口的工業化政策時期，則爲9．6％，約提高兩倍。其中主要是由於製造工業部門產値大幅度增大，其年均增長率由前期的11．7％提高到後期的18．7％；人均國內生產總値的實際平均增長率在前期僅爲1．1％，而後期創高達7．2％，並持續了十五個年頭的較高增長。
　　2．得益於高素質的企業家，充足的資本和豐富的勞動力。
　　（1）作爲一個國家（地區）經濟的發展，經濟政策祇不過指明經濟發展的可能方向，要付諸實施，還要有人的能動性才能實現。國際市場瞬息萬變，需要有靈活善變、善於捕捉市場信息、善於開拓的企業家。“四小龍”的企業家具有一種良好的競爭素質，在追逐財富的實用主義價値觀念支配下，國際市場就成爲企業家施展才幹的場所，爲企業進入更高層次的市場競爭培養了一大批精明強幹的管理人才。
　　（2）“資本是推動生產的第一動力”，必須要有充足資本，才能使社會生產正常運轉。NIEs十分重視利用資本增長這個因素，採取措施不斷提高儲蓄率，實行高儲蓄、高投資政策。從1960年起，這些國家（地區）都把國內生產總値的很大一部份用於國（區）內投資。1980年，以新、港、台、韓排序，分別爲：45％，36％，34％及32％。
　　除台灣內部儲蓄尚能滿足投資需求外，其它三個國家（地區）都以吸引外資作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新、港更多地依靠外國直接投資，但南韓則是依靠外國貸款，成爲發展中國家中管好用好外債的典範。兩種投資方式各有千秋。
　　（3）在工業化初級階段，人口快速增長，就意味着潛在大量廉價勞動市場；從技術、工作動力、適應性和高培訓性等方面來講，“四小龍”豐富的人力資源是他們發展勞動密集性工業的條件。六十年代，“四小龍”的工資水平僅爲美國的10％左右和日本的30％左右，依靠這種工資差距，大量利用勞動力資源，生產比工業發達國家便宜得多，將質量相差不多的產品，打入發達國家市場，成爲外向型工業化政策的基礎。
　　3．注重市場機制作用
　　“四小龍”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視了市場機制的靈活調節作用。
　　香港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被譽爲具有特異功能的“無形之手”美稱，使市場對社會資源的調配，在調節資本流向和流量過程中，能發揮競爭機制的重要作用，由市場來引導企業生產和銷售。八十年代南韓的經濟增長亦主要得益於由“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到“民間主導型”體制的轉移。
　　近年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方向是調整工業結構
　　進入八十年代以來，由於國際經貿關係的變化和發達國家勞動力工資的大幅提高，由於無數新技術的湧現，國際經濟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滋擾着亞洲“四小龍”經濟正常的運作。
　　首先是世界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美國兩個充滿保護主義色彩的貿易法案和紡織法案相繼在參衆兩院通過，還取消了過去對“四小龍”出口方面的某些優惠政策；其次是歐洲共市1987年底以來接二連三地對港、台、韓等地的產品提出反傾銷指控，其他發達國家也對“四小龍”的出口政策提出種種的指責，歐洲共市1992年單一化更爲“四小龍”蒙上一層具保護主義色彩的陰影；再者，“四小龍”的工資近年亦有較大幅度上升，使其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成本顯著增加，另一方面，東盟泰、馬、菲、印尼四國及中國大陸等發展中國家開始更大規模地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與分工，這使得原先靠勞動密集型商品佔領國際市場的“四小龍”，逐漸失去原有的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
　　1．調整工業結構的幾個特點
　　爲能在變化了的國際經濟環境中求得生存和發展，NIEs祇有在調整自身的工業結構上作出努力。他們當中，有的行動快，有的行動慢，並且在起步後取得的成績也不一樣。但從一些主要做法來看，他們的活動都有着一些共同特點，可供吸取經驗和敎訓。
　　（1）將勞動密集型工業遷向低勞工成本區。由於勞工成本上揚，已成爲經營外銷生產企業不利的主要因素，加上國際市場對產品質量要求的日益苛嚴，“四小龍”已陸續將勞動密集型工業轉移到海外低工資的國家生產。
　　南韓由於貨幣升値，加上外匯管制進一步放寬，不僅在東南亞大量投資建廠，還把活動範圍擴及太平洋邊緣地區。1988年，其海外投資額高達253億美元，其中在東南亞進行了118項目投資。據報導，其政府還決定在東南亞國家設立十個工業區，讓那些不堪工資成本上升困擾的公司在那裡開工生產。
　　台灣已成爲1988年菲律賓最大的外來投資者和泰國的第二大外來投資者；同時在印尼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更有興趣到中國大陸投資建廠，主要是輕工業方面的製鞋、塑膠玩具和少量的製衣加工等。
　　香港則把大量勞動成本高的生產工序、生產線甚至整個工廠搬到中國大陸，特別是廣東省的珠江三角洲一帶。
　　（2）．引進外資，促進工業升級。吸收外國資本在本地區建廠，不僅能夠帶來外商的資金，還能引入先進的科學技術，特別是現代化的管理人材培養，對發展高科技產品，促進工業轉型有重要意義。
　　新加坡政府明確規定，把吸引外資重點逐步轉向高科技產業，加快產業調整。1988年吸收外資投資於製造業總額達20．1億美元，成爲1961年以來的最高紀錄。主要投資來自美國、日和西歐，投資重點是電子業，其次是化工業。這些投資的投入，不僅直接爲新加坡製造業額外增値129億美元，還吸引了外國技術，提高了產品質量，加強了產品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
　　南韓1988年吸收外資12．8億美元，用於投資在電器、電子業、化工、酒店及其他項目，這些外來投資，對南韓發展高科技工業，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如其在“四小龍”中一直處於領先地位的電子工業，1987年電子業生產總値達174億美元，居全球第六，其中半導體生產總値達22億美元，當地製造商決意在五年內走完日本半導體工業在過去廿年中走過的路程，他們在八十年代的後六年中，與美、日廠家建立了20項以上的技術和生產聯盟，參與了18項有外商參與的政府合作的發展項目。這些項目在九十年代投產後，將會給全球半導體工業帶來重大影響，這不僅對港、澳是個挑戰，對美日同業都將構成嚴重威脅。南韓半導體工業之得以異軍突出，其中以吸引大批歐美電子廠來建廠，直接帶動起工業和技術的發展，是重要原因之一。
　　（3）大力發展高科技。當今的高科技是決定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競賽中的勝負因素所在，它直接關係到能否把製成品和生產方式轉型升級。而對“四小龍”來說，轉型升級將直接成爲未來“四小龍”之製造業能否在國際市場上佔一席位的關鍵因素。
　　具體發展方面，除香港外的其他“三小龍”都取得了相當不俗的成績：
　　A．南韓最積極投資發展其科硏計劃。1987年6月底，南韓已有315間公司擁有自己的實驗室，1987年的硏究經費達18．75億美元，還計劃從1989年到1993年投入76．7億南韓圓，以發展半導體、通訊機器、宇航、計算機等尖端產業，其政府在稅收和貸款方面還特別給該等產業予優惠。
　　B．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視高科技事業的發展。爲發展高科技產業，新政府已撥款1億新元作其風險投資基金。據資料顯示，該政府還計劃在今後五年內投資21億美元發展通訊事業，銳意提高其對外通訊能力，爭取作爲地區通訊中心，與香港競爭、互補。
　　C．台灣在這方面具有很強的緊迫感。除進一步擴大1980年建立的“台灣硅谷”——新竹科學園，對其硏究發展總經費由1983 年的192億元台幣增到1992年的800億台幣外，台灣當局還決定斥資10億美元，重點從日本引進高科技，實施大規模的技術轉移，以提高台灣工業的技術水平。
　　反觀香港，一直沒有明確的工業政策，更談不上高科技工業發展措施，在高科技產品出口方面，明顯漸與其他“三小龍”拉開了距離。
　　2．香港與其他“三小龍”的差距
　　（1）在高科技工業上相對落後。香港對先進科技成果的運用比率，在“四小龍”中最低，如在49，000間製造業廠中，僅有5．9％運用電腦；而其中又祇有2．3％表示在廠房內使用電腦輔助設施，2．1％能在製造過程中使用電腦。電腦使用並不普及，很難做到自動化，因而經濟發展無疑必受影響。
　　數年前，香港共有十項產品居世界首位，可自1987年，祇有皮革、人造首飾（包括金屬錶帶），手提電燈和電動吹髮器等四個項目尚列全球外銷首位，而過去一些曾享有世界出口第一的港產品玩具、人造花及蠟燭等，近年均先後被競爭對手奪去殊榮的事實，反映了香港製造業的相對優勢已開始削弱。
　　香港在發展高科技工業上相對落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A．土地缺乏，地價高昂，限制了很多需要較大場地的高科技工業發展；
　　B．香港工業目前仍以輕工業爲主，並且80％以上是中小企業，大都缺乏資金，再投資能力不足，技術裝備也不夠先進；
　　C．工業界相對薪酬不高，因此投身於工業界專業人才不到20％，導致工業界硏究與開發能力不足。
　　D．大部份科技工業都是規模效益較明顯的行業，在發展到大批量出口之前必須有足夠的本地市場之支持，而香港的市場規模還不足以支持這種發展，高科技業因成本太高而難以起步；
　　E．企業家之投資觀念，難以適應高科技發展的要求；對投資回報率的關注遠遠超過利潤率的“穩定”投資觀念，認爲投資高科技工業期限長、金額高、風險大，因而沒有積極性。這是香港高科技工業發展不快、工業競爭力相對下降的直接原因。
　　F．香港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使當地高科技工業的發展受到影響。
　　（2）在調整工業結構之具體措施上，支持不力。香港以外的其他“三小龍”態度積極、堅決，成績顯著。
　　南韓提出了“工業高級化”的經濟改革目標，以微電子、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爲基礎，以機械、電子、汽車工業爲主導，大力發展高檔產品，以圖實現第三次經濟結構調整的戰略目標。
　　台灣提出了“工業改進”的目標，選擇具有發展潛力的機械、資訊電子工業作爲策略性工業重點，帶動勞動密集型工業向技術知識密集型轉移。
　　新加坡提出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進入八十年代以來，着重發展電腦、生物工程、通訊和智力服務等行業，促使經濟更加現代化，力爭在九十年代建成爲“亞洲訊息服務中心”，進而在本世紀末成爲“東方瑞士”。
　　香港雖然也按照“工業多元化”要求，曾作出一些努力，欲使其工業升級換代，香港的行動畢竟較緩慢，政府沒有周密的計劃，也無相應的實行措施，對發展高科技產品的投資相當保守。
　　總的看來，香港在調整工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方面，效果不夠理想，已明顯落在其他“三小龍”後面。
　　三、當前亞太經濟發展的新格局
　　亞太區自七十年代開始經濟調整和產業改組，到八十年代後半期迎來了經濟增長高潮，與之密切相關的區內投資與貿易活動也大爲活躍起來，區內各個國家和地區都面臨着經濟轉型期。亞太經濟連續多年的蓬勃發展，在世界經濟中贏得了穩定增長的優勢，區內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爲7％，高於3％的世界平均增長率。1989年，雖已從1988年的9．3％減緩到5．4％，但仍然高於全球3．2％的增長率。
　　1．亞太區獨特的新經濟模式
　　面對世界經濟格局逐步走向區域化、集團化的新趨勢，亞太區並沒有結成正式的經濟集團，而是走另一條路，即以日本領頭、“四小龍”居中、東盟四國殿後的亞洲“雁型”經濟合作模式。這種模式使近年來地區內的“垂直分工”及“橫向分工”深入發展，爲繁榮區內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這種模式下，實行了同層次的產業傳遞，即先進國家在產業升級後，把淘汰的產業傳遞到後進國家，成爲後進國家的重要產業，從而帶動後進國家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有效地推動這些國家經濟的發展。
　　在“雁型分工”體系下，傳遞產業的作用，客觀上形成了區內經濟中此放彼接的經濟策略：

　 技術水平較高的　　附加値較低的
　 技術密集型產業　　技術密集型及勞動集型產業
日本——————四小龍————————東盟四國及中國

　　日本與“四小龍”及東盟四國的這種擴大投資和加速技術轉讓產生的貿易，使彼此之間的產銷關係越趨密切，在生產領域上形成了一條跨國越界的“生產一條龍”。如生產某種型號的汽車，日本搞設計、泰馬採購金屬模具、印尼加工生產、南韓和台灣組裝、返銷日本，形成一個大循環。
　　2．九十年代亞太區經濟發展新格局
　　（1）三個經濟發展梯度
　　日本的經濟發展戰略已從出口導向轉向內需主導性，產業格局正在從單純的出口品加工基地向多元化、國際化的經濟實體發展。
　　“四小龍”經濟戰略也正從側重於發展製造等硬體向發展服務等軟體方向發展。其產業結構，由過去以生產標準化產品和利用成熟技術爲主向高技術高增値方向轉移；過去以裝配型生產爲主，現在正在向開放型，上、中、下游產業整合型方向發展。
　　泰、馬、菲和印尼等東盟四國已經完成了自替代進口面向出口過渡的戰略調整，利用工資尚未全面提高的優勢，在國際上爭奪亞洲“四小龍”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東盟四國已有條件和優勢，可大量地接受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泄瀉出來的成熟技術和標準型產品生產，正在向新興工業化國家逼進。
　　處於三個不同經濟梯度的這些國家（地區），在這次區域性產業改組和調整中，都希望再躍上一個新台階。
　　（2）經濟增長由“北高南低”逆轉爲“南高北低”
　　區域內各經濟實體內部產業結構調整和地區產業格局迅速互動結果，造成區域經濟增長形勢的逆轉——從長期以來亞太地區“北高南低”的經濟增長形勢，開始變爲“南高北低”。
　　A．“北高南低”的逆轉
　　過去，在亞太地區，“四小龍”經濟增長率一向高於東盟四國，1971年至1980年，前者年均增長率爲9．2％，後者爲7．3％；1981 至1987年，前者爲6．8％，後者亦僅爲3．3％，尚有一定增長率差距。
　　隨着東盟四國的逐步復甦，以及“四小龍”經濟景氣的逐步減退，這種經濟增長形勢發生了逆轉，兩者之間的增長率差距幾乎縮小到零，甚或變爲反向差距（表二）。
　　1989年，東盟四國經濟平均增長爲7％，“四小龍”爲6％，預計1990年前者可達6．9％，而後者估計爲6．3％。
　　“四小龍”的這種經濟增長趨勢，就像日本進入七十年代時的形勢一樣，而東盟四國目前的景况，恰如六十年代後半期到七十年代前半期亞洲“四小龍”所處的經濟形勢。區域內國際資產流動和生產基地的轉移，將繼續促進、深化這種逆轉趨勢。
　　B．南亞次大陸的甦醒
　　南亞地區經濟年平均增長率從七十年代的5％，提高到八十年代的5．6％，1989年世界經濟普遍放緩的情勢下，仍有4．4％的增長。其中以越南、斯里蘭卡、印度等國家，經多年努力，漸顯露出經濟復甦景象。
　　如斯里蘭卡，已從15年的昏睡狀態中猛醒：從1989年開始邁出改革步伐，制訂促進工業化的改革政策，解除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加速國家企業私營化，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積極鼓勵國內投資和外商投資。如果這些措施能持久貫徹下去，其經濟面貌將必有大改觀。

對澳門經濟轉型的啟示


　　澳門經濟經過廿餘年高速增長，在亞太地區也已取得令人矚目的經濟發展，當可引以爲豪。一個常被人們用來稱道的經濟指標——人均生產總値，象徵澳門經濟繁榮、富裕的一面，令人樂觀。有關這一指標的最新動態應是：1989年澳門人均生產總値爲6，900美元，在遠東地區位排第六。
　　進入九十年代的澳門經濟，在整體經濟繼以較爲發展的大勢中，面臨着一個艱難的轉折期，進入過渡期的澳門，無疑要面對一系列由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帶來內外形勢的嚴峻挑戰，同時也將有可能進一步發展、繁榮的機遇。美澳雙邊紡織品協議1990年10 月風波帶來的“震蕩”，必促進澳門經濟的深化硏究。
　　回顧近期亞洲經濟發展，瞻望亞太經濟格局下正呈現的亞洲新經濟路向，可以對澳門經濟發展戰略的探討有一定的啟示。
　　（一）當年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的成功因素說明：一個國家（地區）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及其演變，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因此，必須自覺、及時、客觀地根據本身優勢和有利條件，根據周圍經濟環境和發展趨勢，確定其國家（地區）經濟發展模式。
　　世界經濟中心逐漸東移。亞太地區經濟良性高速增長，客觀上將形成對澳門未來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力。論面積、自然資源等條件，澳門同亞洲“四小龍”一樣處於劣勢，在亞太地區普遍地被捲入世界經濟與國際市場的浪濤中；過往廿年，澳門曾已自覺或不自覺、主動與被迫地加入了這一國際經濟循環；因此，澳門經濟要想跟上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就應繼續加強和完善經濟、產業結構，根據自身的優勢和有利條件，審時度勢地轉換適用經濟發展模式，以適應世界發展的客觀規律是關鍵所在。
　　（二）近年亞洲“四小龍”工業結構的調整說明，一個國家（地區）經濟發展模式不能一成不變，同一層面之不同國家（地區）在同一時期的發展步伐也不會一致。
　　我們必須承認，國家（地區）經濟發展，在一定階段總是呈現出一定特徵和發展方向，從而形成一定的經濟發展模式，但不是一成不變，隨着客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必須適時加以調整，以通過一定時期的適應，再轉變爲新模式。隨着生產社會化、國際化的不斷發展，國際產業分工也不斷深化，世界各國經濟循着生產要素組合結構適時轉變的規律，在不斷調整中向更高階段發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與亞洲“四小龍”目前在某些方面開始形成的一定差距，勢將造成未來發展的劣勢，難免吃虧、落後。過去和今天都不乏有例可證。澳門可否由此“覺悟”，盡力淡化“香港之延伸”的色彩，在理想和現實中，明智部署和確立可以實現的經濟發展戰略?
　　（三）當代亞太經濟發展新格局的形成說明：現代各國經濟發展層次，由低層次向高層次循序漸進地不斷演變，是歷史的必然。同時，各國（地區）產業結構轉變，大體也都要經歷勞力密集型——資產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高科技密集型等幾個階段。從全球意義上看，在發達國家向更高階段的轉變中，必須出現部份產業眞空，需要由條件具備的國家（地區）去跟進發展，促使這些國家（地區）經濟得到快速成長。
　　東盟四國等那一層面的國家，其經濟正蓬勃發展，如果順利，這批“准小龍”，相信有可能進入亞洲第二代新興工業化國家行列。
　　目前，澳門當然還屬於亞洲之發展中國家（地區）的範疇，從產業結構來看，卻還介於“四小龍”與“准小龍”之間，升級競爭實力亦嫌不足。九十年代澳門經濟、工業應如何自處?夾縫中的澳門應把握這一機遇，迎接這一値得付出代價的挑戰。
　　上述這些經驗告訴我們：沒有發展科技工業的經濟，就沒有實力前途可言。因此當今澳門工業之首要目標應是：在加強和發展傳統工業的同時，努力通過吸引外資，加強與鄰近地區合作的手段，以引進和運用較先進的適用技術，設備及科學管理方法。祇有在逆境中創造條件，才能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掌握主動權；也祇有從現在起着手提高澳門工業技術水平，才能爲將來發展澳門科技工業奠定基礎。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略談及亞洲經濟發展對澳門經濟發展路向的啓示。關於確訂澳門未來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具體措施和規劃已有很多海內外學者、各界人士論及不少高見。
　　據聞，一位澳門知名的工程師，曾說及“澳門已失去了十年的機會，如果不發展技術型工業，我們便會失去另一個十年。”謹此借引作本文之結束語。
　　（1991年1月）




　　　＊澳門經濟學會會員，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經濟研究部副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