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為鏗自學成家

　　澳門是個小城，卻是個藏龍卧虎之地，固然有老師宿儒，也不乏隱居的藝人和文壇知名之士，三十年代詩人華鈴就是其中的一個。至於靠自學而成家的，爲數更多，冼爲鏗是其中之一。他的兩冊《談文字說古今》，足以說明他“是從實踐中走出來的語文專家”(程祥徽《一集序》)。他的成家，備受學術界的重視，原因在於“他並不是學術硏究的專業人員，他祇利用公務之餘，讀書，寫作，而他所硏究的領域、硏究的成果，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不可等閑視之”(何九盈《二集序》)。
　　冼爲鏗以思放爲筆名在報紙副刊上發表文章，由來已久。他的著作，大體上可以分爲三大類：一、對文字的音、形和義的硏究；二、對文史典故的考証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探討；三、與澳門學者對文字學(包括字音、字義)的“爭論”文章。他把這些文章輯成《談文字說古今》，一集於一九八七年十月由澳門星光書店出版，二集於一九九四年八月由澳門基金會出版。
　　冼爲鏗做文字學的功夫，是由下而上，由淺入深的。
　　平日在報紙上讀到他的有關文字學的文章，大都是他從讀報，聽廣播或看街頭廣告等“瑣碎”事情之中發現可疑的讀音或要更正的詞語，通過翻查字典，追根尋源地弄淸楚之後，發而爲文，刊諸報端。有人認爲他是個專捉“字虱”的人；把文字的“虱”捉出來，有甚麼不好呢？由於“在語言文字運用問題上，冼先生更是一位非常認眞，異常執着的人”(何九盈《二集序》)，才能見微知著，從點及面展開他的文字學硏究工作，基本達成了他的文字硏究的思想體系。兩集《談文字說古今》是這種思想體系的初見成效之作。
　　冼爲鏗是一個自學有術的人。他的文字學並無師承，從兩集《談文字說古今》之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做文字學的兩件“法寶”：一是不厭其煩地求敎於“啞先生”——字典或辭典，所以工具書應有盡有；一是博覽文字學書籍，消化別人的硏究成果以作爲營養自己的不足，這是自學者不可或缺的“拿來主義”。當然，“爭論”也可以充實自己，但那是“送去主義”了。冼爲鏗由於對文字執着，所以兩種主義並用，很有膽色。
　　我國文字是形、音、義統一的三位一體的文字，雖然它比記音字(如拉丁文字)難讀，但許多時候，都可以通過字形理解字義，或從偏旁部首而可讀字音，雖然那不是絕對可靠，誤解誤讀卻不算大多。我們宏觀古印度、古巴比倫和古埃及文化，至今幾乎湮沒殆盡，祇有我國的古文化可以保存下來，而且發展爲舉世矚目的的形象，其功在於文字的凝聚力。冼爲鏗把《漢字有很強的凝聚力》一文放在卷首是很有意思的。他從呂叔湘先生的一段話中得到啓發，便試從印歐語系中的日耳曼語族的分裂而談到中國文字的集中、統一和凝聚。他說：
　　幾千年來，中國歷史上有無數王朝的興衰更迭，國土不斷的分分合合，戰國爭雄、南北對峙的分裂局面已非一次，但中國到頭來總是維持大一統的局面。漢字的統一不僅使國家的政令得以施行，而且使民族的感情得以溝通，因此漢字在維護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保存中國文化方面，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它確實有很強的凝聚力。
　　在中國歷史上，北魏鮮卑族、清代滿族，都是居於統治地位時自動放棄本族語言文字改用漢字的。其他如羌文、契丹文、西夏文等相當成熟的文字，都被漢字所取代。由此可見，漢字不但具有凝聚力，而且還具有強大的吸附力。
　　這兩段文字，是冼爲鏗做文字硏究的綱領性的文字，也是兩集《談文字說古今》思想體系的中心。我們不排除冼爲鏗在作學術分析之中帶有民族感情色彩，但不論學者還是藝術家，一旦連民族自尊也拋棄掉，不曉得他還有甚麼!冼爲鏗上邊的論述，不單是民族的，而且是科學的。他接着論述的《漢字的優越性》、《漢字改革問題隨想》、《重視漢字的優化原則》等篇章，都是沿着“漢字的凝聚力”這個科學的論斷和軌跡而展開的，是一種思想體系的多層次發揮。
　　冼爲鏗做學問功夫，可說是達到“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的地步，以下是許多事例中之一。一九八○年，他遊覽蘇州園林，在某園林中見到“禹寸陶分”、“曾三顏四”一聯以及一幅字：“顏苦孔之卓”。他說：“上聯的意思我明白，下聯‘曾三’懂得，‘顏四’是甚麼呢？‘顏苦孔之卓’又是甚麼意思，登時使我陷入冥想之中，對於美麗如畫的景色也無心欣賞了。”
　　結尾兩句，說盡了一個好學者對求學問的苦澀心態。但不止於此，他還寫：“回澳後，這幾個問題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縈迴。我不斷翻查字典、詞典都找不到確切的答案。”由此可見他對於文字是多麼認眞，多麼執着!到了一九八六年(經過六年的追尋!)他終於在楊伯峻和錢穆的著作中得到啓示而解決了疑問(一九○頁)。這是鍥而不捨追求學問的結果。
　　由於冼爲鏗對字音、語言規範化的執着，所以他經常從報章、電台的文字和報道之中，把“虱”捉出來示衆，樂此不疲，引起普羅大衆以及學術界，特別是中學語文敎師的普遍關注，產生極好的效應。譬如說，電視台報道火警，經常有“消防員到場之後，將火升爲三級”的說話，那分明是邏輯槪念的錯誤。但人們聽慣了，習以爲常，不以爲意。冼爲鏗則不放過，撰文指出其謬誤(一一二頁)。對於字音，他是絲毫不苟的，例如“華髮”還是“花髮”(八三頁)，“絢麗”不應讀作“詢麗”(一一七頁)，“利是”還是“利市”(一二七頁)等一系列硏究正音的文章，在在都表現他科學的嚴肅的對待文字讀音的態度。這已成爲澳門這個小城的學術特色之一，稱之爲“冼爲鏗現象”不爲過。
　　在中國，有“申小龍現象”，冼爲鏗寫了《談談申小龍現象》(七八頁)作介紹，極富學術價値。對於申小龍文字學的觀點，他指出：
　　申小龍近幾年努力探索，認真研究，致力建立具有漢民族文化通約性的，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理論和方法。
　　他認為中國現代語言學有兩個致命的弱點：一、它照搬西方語言理論的範疇和體系，無視漢語的特點；二、漢語具有很強的人文性；印歐語則具有豐滿、裸露的形態標記。企圖以分析印歐語的“洋框框”來馴服活潑、多變的漢語，當然是鑿枘相違，難以奏效的。申小龍主張：一、恢復漢語的人文傳統，反對科學主義；二、反對照搬西方語言學理論；三、中國語言學要走文化語言學之路，成為社會科學的帶頭科學。
照上文所說，申小龍的文字觀和前面冼爲鏗所說的中國文字的凝聚力，都是站在民族文化特色這個立場上來說的，兩者的觀點基本一致，但冼對申的態度還是相當客觀的，結論時他說：
　　語言學的危機在中國已經議論很久了，經過申小龍的大聲疾呼，使更多人清醒起來，特別是中國語言學界的中青年一代，他們緊隨着申小龍決心進行改革。申小龍的文化語言學能否合理地找出漢語語言的規律性，確立他的理論體系，並且獲得語言學界的公認，現在還言之過早。不過，申小龍作為一位闖將，獨樹一幟在語言學中衝鋒陷陣，引起轟動，並指出一個研究方向，他的功勞是不容抹煞的。
　　冼爲鏗爲了文字學而與持不同意見的讀者展開熱烈的討論，時常發生，如對安子介的析字詩、對“畫皮”一詞應是動賓結構還是偏正結構、杜詩中的“憂思”，“思”應是平聲還是去聲等等，雙方(或多方)引經據典，各有所依地“爭論”一番，在兩集《談文字說古今》之中都有這類文章，很有參考價値。除了有關文字學的論文之外，冼爲鏗還寫了不少具有學術價値的讀書筆記，如《老子詮譯讀後感》、《熱誠推介葛曉音的<唐宋散文>》、《介紹李宗桂的<中國文化槪論>》等等。不過，更爲重要的應是他的《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反思》一系列論文。這一系列論文，體現了洗爲鏗不光做學術硏究，而且是一個民族意識強烈、愛國心熱切的學者。
　　冼爲鏗也寫散文，充滿生活情趣，詩意盎然。請讀以下一段：(《養花》八八頁)
　　今年夏天，我家天臺上種的花爭艷鬥麗，全家都欣喜非常。十多天前，杜鵑花全盆通綠，祇有一點紅色躲在翠葉底下，幾天之後，忽然間，紅色的杜鵑花盛放，好像一群捉迷藏的小孩子突然露出臉來，哈哈大笑，是那麼動人、那麽燦爛。盛開的白蟬花好像一群灑上香水的白衣女郎，亭亭玉立，散發着她們誘人的氣息。胭脂水粉花，紅、白、黃相間，組成了一幅悅目的圖畫。鮮紅的玫瑰花、高雅嫻靜的君子蘭花都綻開了笑容，為這小小的天臺，增添色彩。君子蘭最難培養，水多不行，陽光太多不行，沒有水不行，沒有陽光也不行。要使它開花一定要照料周到，萬萬不能疏忽大意。
　　讀到《鄰家的小女孩》(二○四頁)，我們發覺冼爲鏗並不是一個道貌岸然、祇管讀書寫文章的人，而是一個有人情味和充滿愛心的人。文章的前半部描寫作者在一個夏天晚上低頭讀書，卻被鄰家一個活潑的小女孩一而再，再而三的來撩他說話，他一味敷衍，打發她走，誰知她去而復來。以下是該文很値得咀嚼的兩段：
　　不多久，門外又傳來了嘹亮的聲音：“叔叔，叔叔。”我一面低頭看書，一面漫應着她：“乖，乖。”“叔叔，叔叔”。“乖，乖。”她一直在門外叫個不停，可能對我的冷淡回答不滿意，不久她便踏着車掉頭走了。我趁她離開時，連忙把木門輕輕掩上。
　　回到書桌，我一直心緒不寧，兩眼望着書本，但眼前是一片模糊，腦海中翻滾着另外的問題：我這樣對待這位小朋友，是不是有點過分？她的熱情，我的冷漠；她的天真無邪，我的自私功利。我越想越感到內疚，我無法再面對書本，我慢慢走到門口，輕輕地打開了木門，小女孩的蹤影不見了，我是不是剌傷了她的自尊心呢？
　　認識冼爲鏗的人，都知道他是個剛直不矯情的人，有理由相信他最後一段所寫的是眞情。最後一句反詰語，有言已盡而意未完之妙，旣是自我譴責，又是一種愛心的流露。這種情緒，出於年輕人身上，不足爲奇，出在上了年紀的人筆下，就殊覺可貴了。

　　思放
　　原名：冼為鏗
　　出生年：1931
　　原籍：廣東南海
　　職業：新華社澳門分社文體部副部長
　　著作：談文學說古今(上·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