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連玉和他的畫友們
若我們將某些事件簡單地一分爲二地觀察的話，那麼，澳門的主體文化大概可分爲中國文化和葡國文化兩大主流。若我們將它們進行比較，最明顯的特徵是葡國文化隨着澳門的開埠在這裡萌芽、生長，到今天已經歷了四百五十多年。而中國文化在澳門開埠前已根深蒂固於當地的居民之中。無疑，澳門在今天已形成了一個由多元文化社群而組成的獨特城市，各種固有文化之間相互滲透，相互交融。這一種獨特的文化結構，間接地使出生、成長於澳門的葡萄牙人，特別是“土生”人士，除承繼了其固有的葡國文化外，還受到中國文化的薰陶。在美術的範疇內，杜連玉（Herculano Hugo Goncalves Estorinho）的藝術歷程中，最能令人體會到這種影響，同時也孕育了他頗富個人風格的繪畫作品。
一、土生畫人
澳門著名史學家文德泉神父（P．Manuel Teixeira）在其《澳門中學》書中談到，自1894年“利宵”中學創造起，到1986年間，該校有三名以美術蜚聲於葡萄牙、澳門及其他海外地區的校友，他們中除了路易士·迪美（Lu'is Dem'ee 1929－）和較年青的江連浩（Ant'onio Concei~c~ao Junior 1951－）外，還有杜連玉。
要了解一位藝術家的成就，細味其作品是其中一個途徑。然而，更重要的是盡最大的努力去弄清楚他的生活、藝術歷程、理解其藝術主張。杜連玉已被公認爲本世紀澳門美術界中富成就的畫家之一。但是，我們所知道的，又有多少?
澳門基金會所出版的《杜連玉·平生作品》中給我們帶來一些重要的資料，根據洗禮紙的記載，1921年4月1日下午一時十五分，杜連玉出生於水坑尾巴冷登街三號的寓所之中，父親是籍葡萄牙南部阿爾加維（Algarve）省拉戈亞（Lagoa）市人，名叫杜若瑟（José Gonçalves Estorinho），母親是澳門人彭美拉（Palmeira Maria A．Estorinho）。家中兄弟姐妹中，杜連玉排行第九。①
和十九世紀著名澳門土生畫家畢士達（Merciano Baptista 1826 －1896）一樣，杜連玉的基礎敎育完成於聖若瑟修院，他大槪在1927 年前後進入這所當時被視爲“貴族子弟”的學校的。那時他已對繪畫有所鍾愛。小學畢業後，杜連玉進入殷理基皇子中學（利宵中學）。
從1924年到1956年，“利宵中學”搬離現在作爲“峰景酒店”這座房子，運作於荷蘭園大馬路、現爲衛生司的大樓之中。1927年，“利宵中學”的學生總人數是一百三十二人。客觀的環境下，使杜連玉能獲得足夠的輔導和發展其對美術的愛好。根據文獻資料，杜連玉在那段時光中，他畫學啓蒙知識會是主要來自兩位教師，他們分別爲安東尼（António de Santa Clara）和雷依斯（Lara Reis），前者經澳門1932年10月23日訓令而成爲第九職階的教師。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利宵中學”的美術教育在澳門是首屈一指的，作爲當時葡萄牙海外地區的五所中學之一，該校學生的美術作品曾在1928年參加於葡國維西奧（Viseu）市所舉行的“第二屆官立中學教學大會”中獲得“榮譽獎”。1933年，參加同名的比賽時獲“金獎”，而這班學生的指導老師就是雷依斯。
雷依斯可被視爲杜連玉畫學知識中重要的學習對象。雷氏出生於葡萄牙中部的萊亞（Leiria）市，畢業於“里斯本戰略學校”，1919年5月15日被任命爲第九職階的教師後，同年9月開始任教美術和勞作。除了於第二次大戰期間轉往印度果亞任教外，他一直於“利宵”從事教育工作，是澳門的知名人士。曾與何賢先生、鍾志光先生等創立澳門第一家癌症診所。1950年1月14日逝於山頂醫院。
“利宵中學”從荷蘭園遷到現爲友誼廣場前後地段前，塔石那幾幢西式建築物的屋內掛滿了雷依斯的繪畫作品和掛圖。這些，使年幼的杜連玉愛上繪畫，具有一定的啓蒙作用。
1938年，可以說是杜連玉和繪畫藝術結下不解之緣的年頭，十七歲的他結識了波治士（Alvaro Bordalo Borges）。對於波治士，我們所知不多，衹知他當時生活在澳門，後來前往美國入讀一家美術學院，在不少的繪畫比賽中獲獎。他們的相識，使杜連玉訂定了其對繪畫的興趣。
杜連玉青年時期所接觸的畫人中，路易士·迪美是一位重要人物，也是杜連玉的繪畫老師。路易士·迪美早年隨米利（D．Milly Catela）習素描，後來又跟隨於1944年流寓濠江的俄羅斯畫家史密羅夫（GeorgeV．Smirnoff 1903－1947）習水彩②，所以，杜連玉的水彩畫間接地承了史密羅夫靈動的表現光線的手法，杜連玉雖然不直接跟隨史密羅夫習畫，但他們是互相認識的；杜連玉早期的畫作，在筆觸的運用方面就帶有路易士·迪美的風韻。
1951年，路易士·迪美於澳門舉行其第一次個人展覽，他的水彩畫，非常酷似乃師史密羅夫。如果說安東尼·雷依斯是杜連玉畫學啓蒙之師的話，那麼迪美無疑是杜連玉藝術歷程中第一階段的指南針。實際上，杜連玉的藝術生涯始於1951年，也就是他的作品開始接受外界的批評的年頭。這一年，他作爲氣象觀測員而供職氣象台，時年三十歲。
從現藏於杜氏家屬手上的一幅名爲《亭橋》的作品中（作於1951 年），我們可以看到杜連玉的藝術起點。這幅畫的日期署於1月，石製的拱橋和橋上的四角亭佔據了畫幅的中央，左側是參天大樹，色澤深沉；穿深藍上衣的農人擔着畚箕，融入在樹幹的褐影裡，左側是雜木，它和亭上的瓦片一樣淋浴在帶靄色的金光之中。這幅畫所帶來的寧靜感覺是直接的。然而，從技法上來看，我們可感到杜連玉在處理嚴密的、細緻的景物時仍未趨成熟，構圖以穩妥爲主，平淡無奇，但通過良好的光影配搭，能爲觀賞者帶來一個富空間感、富特定時空的作品；在處理光與影這兩種在西方繪畫中、尤其是水彩畫中最爲重要的元素——色彩的過程中，明顯地帶有史密羅夫的風格。有跡象顯示，這時會是杜連玉密切地向路易士·迪美習畫的末段時光，因爲路易士·迪美翌年離開澳門，進入葡萄牙里斯本高等美術學校；一年後轉往波爾圖高等美術學校，後更獲得高秉根基金會的獎學金負笈巴黎。十年後，路易士·迪美位列波爾圖高等美術學校的助教。
迪美的離開，使杜連玉的水彩畫開始漸漸地遠離史密羅夫隔代相傳的表現手法，這從1953年10月所作的《媽閣廟》可以看到，杜氏所着重的是追求物象意境和對景物的色彩直觀感受。
二、與中國畫人交住
杜連玉的水彩畫，大都從寫生直接而來。當年的天文台座落在大炮台山上，從山上極目而望，美麗的澳門城區和海灣盡入眼簾。職業上的關係對繪畫的愛好及大自然的美景對杜連玉有着無以名狀的吸引力。銀白色的海灘、輕柔的浪花以及凝聚中西學者、建築師不同美學觀點的建築物，都是杜連玉所喜愛的畫作題材。
整體來看，杜連玉的藝術營養並不祇限於他本身所固有的西方文化，他和本澳一些華人畫家的交往，導致他的繪畫作品中融合了一定的中國文化因素，含有一定的中國人的審美觀念。這些長期的交往，使杜氏的美術作品富有獨特的個人風格。杜連玉和譚智生、郭士等前輩畫人的交往，使六十年代初的澳門畫壇產生了其第一個高潮。
五十年代後期，譚智生主要力攻油畫，行筆沉雄有勁，色彩鮮亮且富印象派的韻味，結構上帶有中國化特色。新馬路郵政局對面的“蘭心”照相店中經常懸掛着譚氏的繪畫作品，店主在裝飾鋪面之餘，也作寄賣之用。本澳的音樂人白西門（Sim~ao Barreto）對筆者說，當時白氏和杜連玉等經常在工餘之時喜歡在議事亭前蹓躂，共擺龍門陣。根據譚智生的回憶，他和杜連玉的交往始於照相店主人的介紹，因爲某一天杜氏走過店門時，駐足不停地觀望玻璃內譚智生的畫作，於是央求主人爲其引介譚智生。由此，開始了這兩位不同國籍、不同文化背景的畫人的交往，同時也因此而擴寬到與其他種類人士的密切接觸。
嚴格來說，整過四十年代中，路易士·迪美的藝術在杜連玉的作品中沒有一個均衡的傳遞作用，這源於杜連玉還有兩名外籍老師，其中一位是萊因肯特（Brigitte Rinhardt），另一位是佐斯（Frederick Joss）。對於上述兩人，我們知道前者是德國裔人士，而後者是英國人。
佐斯可被譽爲澳門六十年代畫壇中的重要的過客，他對杜連玉的影響，僅次於路易士·迪美。這位英國人尚未學會走路時已開始學習繪畫，是畫家兼作家；早年於奧地利維也納實用美術學院學習；這所學院，曾培養出有維也納“分離派之父”之稱的克雷姆特（Gustav Klimt 1862－1918），佐斯的老師是馬連那（Heinrich Mallina）。佐斯讀書的期間，當地的報刊已發表其畫作，他也以稿費維生；十九歲的他到達巴西的里約熱奈盧，在那兒作記者。1934年，二十五歲的佐斯已擔任英國《星報》的編輯，他一直工作了二十一年。在二次世大戰時，佐斯在英國炮兵服務，任職排長。戰後他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戰爭史蹟、甚至原子彈的文章。1955年，佐斯離開《星報》，設立繪畫工作室，隨即遠遊歐洲、非洲、印度及東南亞。他在這次旅程中所繪的作品曾在英國公開展出，期後也展於德國和維也納，其展品中包括他於1960年及61年在澳門所作的風景畫。③
很可能，杜連玉和佐斯的結識發生在1960年。這是因爲佐斯因病於1956到60年間停止了繪畫工作，他痊癒後則前赴東南亞，除了作爲特約記者外更從事繪畫創作，並在那兒和一位當地女子結婚，婚後於1960年攜妻來澳門居住。
1962年，四十歲的杜連玉開始與譚智生、郭士、趙偉夫、夏剛志等人籌組一個美術團體。一年之後，澳門新聞及旅遊處爲杜連玉、譚智生及英籍畫家佐斯主辦其三人畫展，杜連玉首次向觀衆展示了他的作品。
新聞及旅遊處是在澳門文化領域中曾經飾演過重要角色的機構，七十年代前，不少澳門重要的官方美術展覽俱由其一手包辦。澳門總督馬濟時（Jaime Silv'erio Marques）根據1959年3月27日葡國第42194訓令頒佈了第1481號法令，於1960年2月19日設立的，運作於南灣澳督府地下，它是將從事附設於經濟廳的宣傳旅遊科撤消後改組而成的，主理發佈官方消息、檢查電影、戲劇以及一切有關旅遊的事宜。
該畫展包括了中、德、葡三國人士，假市政廳地下大堂進行。當時，市政廳地下大堂兩側是該廳的行政部門。大堂那富有濃烈葡國裝飾風格的牆上，掛滿了他們的作品，其筆下的澳門風光，感染着參觀展覽的各界官紳名流。這次展覽於1月21日開始，到30日結束。杜連玉的三十張水彩、油畫展品中，除了其筆下的漁舟、教堂、廟宇外，還有一幅描繪當時飛機場（水上飛機）的水彩風景畫，展品的定價爲澳門幣伍拾圓到肆佰圓不等；而譚智生則展出九張水彩畫、十四張油畫，定價爲壹佰伍拾到柒佰圓澳門幣不等；佐斯就展出其四十張鉛筆畫，除了風景畫外、也有人物畫，定價則在伍拾圓到貳佰圓澳門幣之間。根據文獻，該展覽明顯地受到澳門社會的重大關注，三個月後，參與該展覽的佐斯也在香港的“葛量洪畫廊”中展出其有關澳門風貌的鉛筆速寫畫。佐斯影響杜連玉甚深，1991年“利宵校友會”舉辦杜連玉回顧展時，杜氏更言之鑿鑿地對傳播媒界說佐斯是給予其許多繪畫知識的人。
同在1962年，澳門出現了另一個美術團體，名爲“天虹美術會”。它的成立，爲當時澳門的美術界注入了另一類視覺藝術力量。實際上，六十年代初，澳門己有較著名的兩大美術家團體——“頤園雅集”和“澳門美術研究會”。“頤園雅集”起源於抗戰期間，雖非正式團體，也沒有會址；它的成員是來自一直從事中國書畫藝術的中國籍人士，儘管1961年4月該會首次會員聯展於中央大酒樓五樓，其中的西畫及雕塑幾乎是空白；而“澳門美術研究會”於1956年在國畫家吳喜雨、關萬里、譚智生及趙偉夫等籌組時，大部分是能中、西繪畫的人士，可是並沒有外籍人士參興。因此，“天虹美術會”的出現，一開始已經從它的組成就傳釋了一個文化兼容，相互影響的訊息。杜連玉的影響和非凡組織能力已可見一斑了。
1964年2月8日至17日，澳門新聞及旅遊處假市政廳地下大堂主辦“天虹藝術人士作品展覽會”。參展的畫家有早已蜚聲藝壇者，也有新進的畫家，他們分別是：杜連玉、譚智生、郭士、趙偉夫、夏剛志（Oseo Acconci 1906－?）、戴多富（Adolfo C．Demée 1935－）、丁偉達（Walter Ding）、施雲士（Emílio Cervantes Junior 1931－）、甘長齡（1919－1991）及其當年僅有十七歲的女兒甘玉華，還有邬倫（1926－）和李博炎（李倫）等。
這班伙伴，是當時澳門西畫界的表表者。首先，郭士早年畢業於南洋美專，他五十年代中期移居澳門時，已從事了美術教育舞台藝術二十多年，他有關南洋、特別是馬六甲的油畫作品甚有個人風格；趙偉夫是番禺人，幼年時已從乃叔國畫家趙子雲習國畫，稍後考入廣州劉博文美術專門學校研習西洋畫，曾受教於廣東畫壇泰斗李鐵夫；夏剛志則是意大利人，出生於比薩市附近的鄉村，在當地美術學校學習時更修習建築設計，二十三歲時加入其父親的公司，學習和從事大理石雕刻，在澳門及香港有不少他設計的樓房，同時也是一位美術品收藏家；戴多富是路易士·迪美的表弟，其對美術的愛好也始於幼年，曾和杜連玉一起研習繪畫，也是氣象台的職員；丁偉達則出生於澳門，少年時在廣州隨馮鋼百習油畫，他承接了乃師在肖像畫方面的造詣；施雲士於鮑思高工業學校就讀時已習畫，是次展覽中，首次向觀眾披露其油畫作品；甘長齡早歲畢業於香港中英英文書院，隨已故畫家徐詠青習畫，六十年代初，他愛畫山水、人物及鉛筆小品，對水彩畫有極深的造詣，用筆明快；而他的女兒甘玉華則自幼在父親的影響下學習，1958年來澳門後，就讀於聖心書院；邬倫畢業於廣東省立第一職業學校班及嶺南畫院西洋畫系研究班，是當年澳門嘉年華會的設計師；李博炎則是廣東藝專的高材生，畢業後曾留校任教。
從參展者的簡歷來看，各有不同的人生歷程及教育背景，他們的作品，有油畫、粉彩、水彩畫、鉛筆畫及雕塑。這樣內容豐富的展覽會，自然吸引了廣大的美術愛好者參觀，人次高達五萬。④
其實，這個展覽早在1962年1月已開始其籌備工作，發起人就是杜連玉，杜氏則由年前八月開始創作是次展覽的參展作品，全部是澳門風光。其中油畫二十八幅和四十三幅水彩，最高畫價是伍佰圓。這次展覽共展出了三百四十張作品，以數量來看，迄今澳門所舉辦的畫展中能夠和其媲美的幾乎未見，它系統地向澳門廣大市民展現不同教育背景的畫人眼中的澳門，用不同的審美觀點和技法，較大規模地向市民展示西方繪畫的表現力。前賈梅士博物院藏有杜連玉作於1963年的水彩畫“賈梅士博物院”，它是當年被市政廳以八十圓的價格從是次畫展中購入的。
“天虹美術會”是六十年代上半葉本澳最爲活躍的美術團體之一，1965年它就在香港港島的阿波羅（Apollo）、查頓（Chatham）畫廊舉行展覽。翌年，阿波羅畫廊也再次舉行該會會員的美術展覽。
“天虹美術協會”的展覽告一段落後，杜連玉的藝術明顯地受到社會各界的青睞。1966年，他爲澳門政府繪製了一幅廣達九十平方米、由三塊畫面合成的有關澳門、氹仔和路環的地勢圖。同年他也參與了一個名爲“醫療、社會保障四十五週年”的展覽，展出了一幅四十五平方米的畫作，他的氣魄令時人驚訝。爲此，政府特別地在政府憲報中嘉獎他的藝術成就。
杜連玉於1968年放棄了已工作了十七年的氣象觀測員的工作，前往帝汶主持“帝汶旅遊娛樂有限公司”。因爲這樣的緣故，他從此戀上了帝汶的文化，在他的文化結構上，以至他的水彩及油畫作品上流露着對帝汶的熱愛。這些，他除了通過其畫筆揮灑出來外，並從實際的行動中支持帝汶的事業。杜連玉也許清楚，眞正的藝術離不開美的觀念和生命力的衝動，這是因爲由生命力的衝動而產生藝術，才是有生命的藝術。他在帝汶工作之餘，積極地在當地的紅十字會工作，並繪畫了反映當地風俗的景觀的油畫。1970年，杜連玉返回澳門繼續其管理階層的生涯，於葡京酒店擔任管理工作，同年6月，葡萄牙紅十字會帝汶主任代表向葡萄牙紅十字會主席建議授予杜連玉紅十字勛章，理由是他不僅“捐贈了巨額的款項，而且表現了高度的人道主精神和對不幸的人們的關心。”11月14日，杜連玉收到了該會的表彰證書。
杜連玉的早年油畫作品，強烈地受到法國巴比松（Barbizon）畫派的美學觀點和“印象派”的影響，這從1964年“天虹美術會”會員展覽的展品中可以看到，有的畫作在場刊中明確地表示來自“印象派”的。然而，他有關帝汶風貌的作品中，凡·高的色彩和技巧似乎更見深刻，他十分注重顏色的量度、光、影和偏重對褐黃色的使用，畫家通過濃稠的油畫顏料，着力地表現當地濕潤的亞熱帶和熱帶氣候；在描劃長茅等植物時，喜愛用硬物在油彩將乾時直接鞛出其輪廓，這種表現手法，含有中國工筆畫的影子，也許，這就是他和澳門中國籍畫家長期交往的結果。他樂此不疲地繪畫帝汶的風光，限於筆者所見，杜連玉曾在1971年4月的一個星期內繪製了三幀畫作。他充滿激情地描繪帝汶風物，這段日子可被譽爲杜氏藝術歷程的第三階段，極富鮮明的個人藝術特色。他也因此而成爲在澳門成立的“TATA MAI LAU”組織的中堅分子和帝汶民主聯盟的代表。杜連玉的朋友中，不乏是帝汶人士，目前仍活躍於澳門樂壇的白西門，就是其中之一。
踏入七十年代，杜連玉作品的題材中，似乎有一種回歸現象，也就是重新地、充滿激情地描畫澳門風光。1971年5月到6月間，澳門政府在葡萄牙里斯本舉辦以“澳門半月”爲題的推廣活動，杜連玉被邀在當地的“澳門之家”舉辦個展，展出水彩、油畫共六十八幀，其中二十八幅作品均是私人藏品，根據筆者所藏的該展覽的場刊，該批畫作的定價在澳門幣玖佰圓到一千八佰圓之間，由此可見，八年間，他的畫價上升了三十倍。
杜連玉所展出的畫作在內容上除了本澳的街景外，還有他筆下的觀音堂和頗富離落風格的帆船作品。展覽由葡萄牙政府首腦杜馬士（Chefe de Estado Almirante Am'erico Tom'as）主持剪綵，在那兒，杜連玉創造了一個澳門畫壇的紀錄，展覽開始二個小時後，所有展品全部售磬。然而，杜連玉卻沒有將此筆款項留爲已用，他全部捐予里斯本“澳門之家”，以作購藏有關澳門的美術作品之用。直到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的“石竹花”革命以前，“澳門之家”所藏的有關澳門及東方的藝術品在數量和質量上是葡萄牙首屈一指的。遺憾的是革命後該樓宇被佔據，其藏品亦遭散佚。
無疑，1973年是杜連玉美術展程中最爲重要的年代，從那時起，他是唯一一位土生畫家長期地和中國籍、外國籍人士進行密切交往的一位，如果說1962年“天虹美術協會”的成立是杜連玉崛動起初始階段的話，那麼他參加在1973年在里斯本福士宮（Pal'acio da Foz）舉行“海外雕塑藝術大觀”展覽以及商業學校和的聯合展覽再次證明其在澳門畫壇上的被認受性。在這次展覽中，杜連玉和郭士、夏剛志和甘長齡再次展現他們的藝術造詣。
儘管杜連玉在1976年開始出任新麗華酒店的副經理，他的辦公室卻同時是澳門畫家研討藝術的“沙龍”，也是他的畫室和音樂室，⑤他並沒有忘記令其激動的、繽紛多彩的美術世界。同年，他和郭士、林偉龍在市政廳舉行了畫展，並在賈梅士博物院舉辦了兩次個人畫展。三年之後，路易士·迪美、杜連玉、甘長齡及郭士在里斯本國家圖書館展出了澳門與帝汶的畫作。其後，該展覽移展澳門賈梅士博物院。從這時開始，杜連玉的展覽幾乎每年都有一次，影響較大的分別爲：
l981年，於市政廳舉辦個展；
1983年，與早在1936年已在澳門開班授畫的油畫家沈拜奧（Fausto Sampaio）在葡萄牙里斯本“澳門之家”舉行畫展；
1985年，是賈梅士博物院建館二十五週年，這一年澳門有幾個劃時代的展覽，最爲哄動的要數市政廳由里斯本國家地理學會及東京“東洋文庫”商借而來的錢納利有關澳門及早期香港初開埠景觀爲主的鉛筆和水彩畫展覽；此外，還有俄裔畫家史密羅夫有關澳門四十年代風物展覽，而本地畫家是私淑史密羅夫的杜連玉以特邀畫家的身份於7月25日起在市政廳舉辦其水彩及油畫展覽。
踏入九十年代，杜連玉的努力，他的畫藝仍然震撼着澳門市民，特別是土生階層。1991年10月到11月，在澳門殷皇子中學校友會的推動下，舉辦了杜連玉“澳門及帝汶水彩畫——1951－1991年回顧展”，一年後，應里斯本澳門聯絡處之邀，移展該展覽。也在這一年的六月十日，獲澳門政府授予“文化功績”勛章，在他臨告別這個世界前，南光大廈的“北街”餐廳是他和三五知己愛去的地方。⑥
1994年4月30日，七十三歲的杜連玉逝於香港。他留下了一大批重要的作品，分別藏於其家族、澳門、葡萄牙貝寧國家王宮、澳洲、帝汶、美國、日本、巴西、奧地利、法國及意大利等公私機構及個人手上。⑦1996年4月1日，郵電司發行了一套四枚以杜連玉筆下的帆船爲主題的郵票。實際上，澳門郵電司在此之前已發行了杜連玉兩套各四枚的郵票，分別題爲“澳門城堡”與“軍事地圖”。八十年代初，杜連玉已經舉辦了三十多次展覽，他會是本澳畫人中參與較多畫展的人士之一，這就是他良好的社會關係以及高超感人的藝術魅力的證明。
就筆者個人的喜好來說，杜連玉筆下帆船最能體現其個人藝術風格，他這種看似紛亂但富整體感的描繪方式，頗能減低澳門漁舟本身所具有的中國南部濃重的裝飾風格，換句話說，杜連玉並不是依樣畫葫蘆將濠江漁艇的青綠、佛青等顏色引入畫中，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地使用褐色、黃色；在描寫船桅、繩索等船上用品時，多使用跳動及斷折的線條；這種風格，很能證明他明白了中國畫中“意到而筆不到”的藝術表現方式，那一片耀眼的金黃中夾着褐色的船身、藍色的漁具，如此複雜多種的顏色，看起來卻無比調和。他的水彩畫，遠觀一片寧靜柔和，近看更顯層次分明，無論是帶葡國色彩的街景、或者富中國傳統特色的廟宇都給人以悠靜恬然的感受。畫就是畫，杜連玉水彩筆下的澳門，就有着風光如畫的感覺。支持他藝術取向的理念都是由友人及書本上來的，這種自學成才的畫家，卻能把握到澳門——這個很難用筆墨來形容的城市的獨特氣質，杜連玉的藝術的價値也在於此，這也是予我們啓迪的地方。
註釋：
①Maria Magarida L．G．Marques Matias“Herculano Estorinho”，見《杜連玉·平生作品》，澳門基金會，1995。
②P．Manuel Teixeira，“Liceu de Macau”，P．489，Direc'c~ao dos Servi'cos de Educa'c~ao，l986．
③見《杜連玉、譚智生、佐斯畫展場刊》，澳門新聞旅遊處，1963。
④Cat'alogo de “Exposi'c~ao de Aguarela se 'Oleos sobre Motivos Macaenses de Herculano Estorinho”，Casa de Macau，Lisboa，Maio－Junho，1971．
⑤筆者對郭士先生的採訪。
⑥同①。
⑦見H．Estorinho畫册封底，行政、敎育曁靑年事務政務司辦公室，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