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芬的生平和藝術
酒後情懷,夜闌筆興,寫來綽約驚鴻,屈指百年誰抗手?
曲中殘夢,襟上啼痕,賸得伶俜病鶴,罡風連夕在招魂。
頤園雅集同人挽鄧芬聯
近代廣東畫壇,畫派林立,各領風騷。居巢、居廉在宋人的基礎上所拓展的撞水、撞粉技法以及注重寫生的主張,將廣東花鳥畫的發展推進了一大步。本世紀初前後東渡日本的“居派”門人高劍父、高奇峰昆仲,匯合同門陳樹人,於民國初期回國所提倡“折衷中西”的藝術理念,與傳統派藝術競逐時風。然而,鄧芬的崛起,使這兩種流派的競爭之中出現一個緩衝局面,他的藝術融匯兩派的長處,本身的繪畫在題材上兼善各體,出身於傳統派,然而,他卻爲“折衷派”及傳統派所矚目。胸懷高澹,獨步畫壇。難怪張大千說鄧芬是嶺南現代唯一的國畫家,無與敵手。①是廣東最富成就、極富特色的仕女、花鳥畫家之一。黃賓虹也曾賦詩說“南海丹青有鄧芬”。
一、世家子弟
鄧芬,字誦先,號曇殊,又號從心先生、二不居士、老蹇、蹇翁和泳人。別署也十分多,有水明樓,還珮樓,阿賴耶室,守藝堂,無可無不可居,藕絲孔居,觀世音琴齋,夢覺齋,阿毗庵。隨時期變換,不拘泥於一時。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9月15日出生於廣東南海的西樵。那時的中國,正處於巨大的歷史變動之中,是一個新舊時期相接的年代。鄧芬祖籍山東高密,祖父曾於廣東任高官,諱嘯篔,係五羊城的望族。父親次直先生,古文學養十分深厚,以詩詞享譽當世,曾出版《蟄廬集》②,喜歡和書畫界人士來往,是金石家易廷熹(名孺,1872-1941)的老師。鄧芬的弟弟鄧修(字篁齋)也擅詩詞、精書法。
鄧次直的正室金氏,是曾擔任過淸代廣東鹽運使金城(字心鄉)的後人,因爲這個緣由鄧氏也從事鹽業生意。然而,金氏在商業上的能力,比丈夫更勝任,自然,她成爲鄧家經濟上的支柱。
鄧芬的母舅金曾澄(1879-1957)是敎育家、詩人,曾任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及於1930年2月至1932年3月間擔任廣東省教育廳廳長。鄧芬出生於這種富文學氣息的家庭裡,這對其以後成爲一位蜚聲南北的文人雅士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他自幼酷愛繪畫,聰穎過人。古文詩句,過目成誦。
鄧芬的畫學啓蒙於其父親的畫友董一夔(字起庾,1838-?)和張世恩(字澤農,?-1912),董一夔先祖游宦至廣東,因此落籍番禺。書法學李北海,善畫山水、人物,是光緒十一年(1889)舉人,和汪兆鏞(1861-1939)同榜,而名次也列汪氏之前。長山水人物,亦工牡丹,妙勝賦色。爲人十分富正義感,其行狀也十分奇特。
據說他畫牡丹每朵的潤筆高達白銀十兩,若求畫人祇付五兩,花則含苞不放。這些對鄧芬的爲人處世,有很深的影響。
張澤農是羅岸先的弟子,番禺人。畫學淵源於宋藕堂,淸末在廣州時敏學堂教圖畫課,是廣州學校首批圖畫教員之一。善畫山水、花鳥,設色鮮艷,用色瀟灑,出宋藕堂、孟覲乙的風貌之外,故此名重於清末的廣東畫壇,與居廉、何丹山並稱爲“嶺南三家”。澳門普濟禪院藏有張氏的寫生花鳥斗方,用色妍麗,筆力猶健,功力非凡。
鄧芬在他們的指導下刻苦臨摹明淸畫作,學無常師,鄧芬年少時對有“廣東吳友如”之譽的譚雲波非常服膺,爲其筆下的仕女心折,私淑他的畫法。故此鄧芬的仕女,受譚雲波影響至深。而其書法則先從李瑞淸(字仲麟1867-1920)入手,後力追古道而宗米芾(字元章1051-1107),尤其得力於“方圓庵記”的神韻。經常以中鋒落筆,姿肆秀拔,極跌宕蕭爽之致。
鄧芬的父親逝於1907年,鄧氏也因此家道中落,因鄧芬生母爲黃姓側室,庶出而頗受冷遇,故此促成其狂傲落拓的性格,風流亢爽,好標奇立異。喜歡獨來獨往,孤身遠游,有時更身無分文出門,逾一兩個月才歸家。
1913年1月到7月,1917年9月到1922年12月,鄧芬的母舅金曾澄先後兩度出任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國立廣東師範學校(國立中山大學前身)校長,鄧芬憑著其於國畫中的造詣在該校附屬中學任教美術。在此之前,他已在時敏中學、八桂、八邑學堂先後擔任美術教席。
鄧芬未到弱冠之年已自視非常,但外人尚未知其名。一次適逢廣州檢察廳長曹受坤爲其父擺壽宴,到開席時,賓客盈門,曹氏仍身倚門沿候望,人們以爲主人候望的肯定是位大官。最後忽然見到一少年施施然地曳据而來,主人歡欣地連忙走下台階,與其攜手入席,尊爲上賓。在衆人在驚訝之餘,曹受坤指著懸掛在廳堂上的《晉壽圖》大讚,說此圖是鄧芬所繪,筆法高妙,後生可畏。隨後將身傍的鄧芬介紹給衆人。於是鄧芬之名,頃刻傳頌於羊城。
鄧芬成就最大的是在人物畫方面。曾作《瑤池獻壽圖》,寫一天女手捧壽桃,奔走於空中,祥雲飛繞,衣帶飄飄欲舉。天女側身俯視右下方,所描繪的衣紋不失法度,以書入畫,去盡清代人物畫的柔弱表現手法,雖然不指明倣某家筆意,但明顯帶有明人的風采。此外也效法梁楷。他畫人物,先以淡墨勾勒頭部輪廓,其次是胸部,再次的腳部是衣紋,用筆時手指轉動筆桿,令其沉實。然後才以濃墨整理,最後補景。故此其人物畫作,濃淡相間,形成富動感的風韻,設色冷暖相間,脫俗怡人。
1921年,廣東省省長陳炯明在廣州舉辦全省美術展覽,聘高劍父任籌備處處長,時年三十三歲的高奇峰對鄧芬這位比其少六歲的後輩早已青睞有加,於是積極地促使鄧芬參加是次展覽,並獲得空前的成功。如果說二十七歲前鄧芬繪畫是作爲業餘愛好,或在其父逝後偶爾作爲謀生之技,未能成爲眞正“畫壇中人”的話,那麼,這次展覽會後,鄧芬已經在廣州畫壇內奠定其位置,有資格和前輩畫人切磋論藝了。
1922年,二十八歲的鄧芬在畫藝上已有很高的成就。當年,與其摯友潘致中、沈仲強(1893-1974)、沈學巢、凌巨川及周一峰一起於禺山師範學校繪畫雅集,以度過漫長的夏日時光。當時,趙浩公(1881-1948)、盧振寰、羅卓、黃少梅結有茶會論畫,經常在廣州城隍廟“寰樂園”酒家雅集,鄧芬、潘致中、沈仲強隨後參與其中,每逢星期日必有雅集,當席繪畫,以賣畫作酒資。
1923年,二十九歲的鄧芬與趙浩公、潘致中、李瑤屏、黃般若、盧子樞、姚粟若、盧觀海、盧振寰、黃少梅、羅艮齋、溫其球、何冠五、黃君璧等十四人向省署呈請立案,並於廣州創辦“癸亥合作畫社”。④會址設在司後街小東營,致力推動廣東國畫的發展。該社是因爲“吾粵國畫自清末以來,一蹶不振,而畫人又各自閉門寫作,故步自封;更有存文人相輕之見者。思有以矯之……”才成立的。當時,台山人趙浩公是嶺南畫壇的“翹首”,師法北宗,攻山水、人物,尤擅花鳥。對各派傳統筆墨技法都有深厚的基礎,善仿宋人花鳥及唐宋人物。他的畫作在用筆和立意上都有獨到的境界;是武林中人,與三水吳肇鍾交情深厚。中山小欖人李瑤屏的畫則雄邁豪壯,佈局周密。而年輕的盧子樞則對四王的研究最深;潘致中博學多能,好石濤、弘仁一派,其畫作的傅彩設色,獨臻妙境。鄧芬卜居於光孝寺前面的淨慧街,以而立之年能廁身其中,時與雅集,使他的畫技得到進一步提高,同時也通過趙浩公的關係,與“白鶴派”宗師吳肇鍾結交。
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美術社團之一、上海的“天馬會”於1924年舉行美術展覽,鄧芬也參加了是次活動。
粵劇名伶薛覺先,1921年在環球樂劇團出道時年僅十八歲,原名薛平愷(鑾梅),與鄧芬相熟。鄧調侃其名字了無新意,平凡之極,特爲其易名爲“覺先”,取其“先知先覺”,高人一等之意。薛欣然接受,自始藝名大張。
鄧芬好交朋友,友好昵稱呼他爲芬傅。據說當年廣州有一妙齡女尼,釋名芬傅,鄧芬相諗熟,因鄧氏名芬,友好以此名戲呼芬傅。而鄧芬也氣度大方,不以爲忤。在他的友儕中,有美人、游俠,有豪富、優伶,更有舞姬以及屠沽之輩,無分貴賤。他的畫友中,有後來被尊崇爲“嶺南三傑”之一的高奇峰和陳樹人。以及其最爲服膺的學者、書法家葉恭綽(1880-1974)和羅叔重等。
鄧芬的花鳥畫,以陳淳(1483-1544,字道复,號白陽山人)和李禪(1686-1762,字宗揚,號復堂)爲宗,風格酷似。他的大寫意花卉,風姿秀媚,墨韻明淨,就算寫設色海棠,仍是溫和閑雅,具有簡淡疏落的風貌。取象凝煉且節奏輕快,墨色濃淡相宜,濕潤而變化豐富。
他可以說是廣東畫家中最得李復堂神髓的,鄧氏善寫荷塘小景,以“三筆雀”尤爲著名。“三筆雀”是指其畫雀用筆,極爲簡潔。三筆者,祇是約數,也就是簡煉之意。他筆下的雀,粗獷精煉,落筆雄健,一筆下去,濃淡陰陽已現眼前。筆墨效果熱烈奔放,活潑多姿。
這種的技法,爲行內人所羨。順德人溫其球(1862-1941,字幼菊),少年時代已嗜愛繪畫,工山水花卉而精於院體畫,老年彌篤,擅長用粉。③鄧芬向其求教,溫氏笑說需索繪一幅《群雀爭鬥圖》作交換。鄧芬果然就在溫氏面前信筆落紙,隨手寫來,間中停筆,畫後看起來卻如一氣呵成,而畫中群雀姿態各異,無一相同。
這種即興創作,不經過事先醞釀而直接完成於美術的傳達過程之中,似乎無需構思或思維活動。實際上,它卻是美術家積累了過去豐富的生活印象和審美認識與經驗的突發結果,也充分說明畫家寫意技巧的高度熟煉,這些都令溫幼菊讚嘆不已,將其得自宋光寶用粉眞傳、由許礽光所教的秘技全部傳給鄧芬。鄧芬曾對鄭春霆說因此才得用粉的箇中三味。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現藏有鄧芬山水人物斗方兩幅合軸,其中的人物斗方,作於1924年秋(35×25.5cm),此畫寫唐人詩意,畫中女子搗衣企望,思念於遠方征戰的丈夫,設色淡雅,意態感人,充份表現詩中的意境,這可以說是鄧芬博採衆長的結果。其實,鄧芬博採衆長是與其多畫界朋友有關。1924年春天,他就曾和黃般若(1901-1968)爲古應芬合作《秋林書屋圖》,款識曰:“甲子春日,黃般若畫桐石余補人物,爲湘勤先生雅教。”可見,鄧芬的人物畫,已成其絕活。
其時,廣東的國畫領域中,不少團體相繼出現。1923年,陳樹人、黎葛民等在廣州河南組織“淸游會”。而畫家李野屋、羅仲彭等也結“南社”,進行國畫的創作和探討。1925年,潘致中、溫幼菊、潘達微和李鳳公等人將“癸亥合作畫社”擴充爲“廣東國畫研究會”,會址設在六榕寺的人月堂,逢星期日雅集。此時,鄧芬偶爾寄居香港。在1926年,潘達微、鄧爾疋、鄧芬也在香港設立了分會。
儘管香港一批愛好西方藝術的人士於1925年組成“香港美術會”,可是,香港的藝術主要發展方向仍以傳統國畫爲主,廣東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的成立,積極地推動和發揚了中國書畫藝術。而此社團也成爲廣東最大規模的創作和研究團體。據1928年初畫會登記表所列,會員更達一百八十二人。⑤鄧芬是該會的中堅分子,同時爲該會於1927年創刊的機關刊物《國畫特刊》(年刊)作特約撰稿人,⑥經常和當地的畫家雅集,鄧爾疋爲其刻印甚夥。很多時,人們在港島石塘咀、開業於本世紀初的陶園酒樓裡會看到他的影子。
1926年元旦,鄧芬在憩醉的狀態下創作了被譽爲該時期極具代表性的畫作《群鬼爭食圖》(123.5×58.2cm)。這幅現藏於香港藝術館的立軸,畫中繪一巨右手從雲間伸出抓起數十小鬼,而右上角的右手,手持摺扇,鍾馗以扇遮面,祇露出帶鬚髮的嘴。整幅畫以寫意和工筆分別描繪的鬼多達五十多個,或隱或現,畫作設色暖和,神秘與雄壯氣息交織。這種浪漫化而富創造性的畫“鬼”方法,無論在中國傳統繪畫留存至今的作品中鮮能找到一張如此構圖的作品,就算六十年後的今天,可以說仍沒有如此震撼人心的作品出現。再加上鄧芬乘醉而題的詩作,使整幅畫充滿畫奇詩趣的氣息,被人們譽爲鄧芬的“醉中二絕”。
嶺南畫界的前輩,每當談及鄧芬的畫藝時,都對其造詣和筆墨的悟性推崇備至。天才橫溢,不逐時流。他還能在一個欖核上刻上二百個漢字,並善竹刻。此外,鄧芬對“折衷派”的始祖“二居”的研究也頗深,他曾跋居巢《梨花卷》說:“清咸、同間,髮匪入桂,張氏初欲以城殉,時梅翁他去,古泉獨相守,張德之。圍解後,張又以爭求梅翁達摩面壁蠟石一枚,弗遂,乃力置古泉,得以成名。”⑦目前,此跋已成爲人們研究“二居”和“折衷派”起源的重要資料。
另一方面,以繪畫菊花而聞達於省、港、澳的沈仲強也是廣東國畫研究會的會員,他和鄧芬知交甚深,經常買醉於大沙頭、陳塘之間。沈仲強娶番禺名秀才張澹菴的長女張端儀爲妻,也就是高奇峰的入室弟子張坤儀的姐姐。鄧芬與高奇峰的密切交往,很可能由沈仲強一手促成。鄧芬與高奇峰的緊密合作很可能始於1928年,當年5月26日,香港非非藥廠出資創辦了一份廣告與美術綜合月刊,聘請嶺南的名畫家作主持,而鄧芬也在被邀之列,與高劍父、奇峰兄弟,胡少遂、馮潤芝、潘達微等十四人擔任美術責任編輯。⑧
二、傾動南北
近代畫壇中,詩、書、畫三絕應首推吳昌碩、齊白石和張大千。然而,在衆多的廣東畫家中,三絕以外更通曲韻的,鄧芬是一位出色者。
鄧芬無疑是本世紀畫壇中最愛粵劇的畫人之一。他能唱粵曲,而且歌喉清亮,宛轉動聽,可是並不常唱,祇是偶然興至才高歌一曲。每夜無聊時便偕友人赴茶樓歌壇品茗顧曲。正因爲他喜愛粵曲,所以愛與戲人交往。一次鄧芬聽到小明星(鄧曼薇)的歌音,拍案叫絕。在得知她原籍南海後,喜極而認爲兄妹。小明星知鄧芬繪畫的仕女別具特色,於是向兄長求賜一幅。兩天後,鄧芬寫成一幅《琵琶美人圖》,親自帶往歌壇相贈。小明星擅唱平喉,也因此而雄霸藝壇,當她得知鄧芬能撰粵曲後,求其寫一曲給她唱,鄧因如所求,即以自撰自唱的《雍門別意》即《遊子驪歌》慷然贈之。然而,此歌因曲句不多,唱來時間太短,小明星愛其詞句典雅優美,亦常演唱。因茶客並不喜歡聽短曲,所以她逐漸不復演唱,祇是有時見鄧芬入座才歌之,以助其雅興。⑨鄧芬在1926年前後,作下粵曲《夢覺紅樓》。
其時,鄧芬在粵東財政廳謀到秘書一職。但其同寅則對鄧芬長期和“戲子”交往,頗有微言,羞與鄧芬爲伍。由於讕言相逼,所以鄧芬辭去所有職務,從此不再踏足官場。鄧芬於是經常流連於紅船碧岸之間,絲竹管弦,樂在其中。1927年,薛覺先從上海拍畢電影後重返廣州參加“天外天”班。二年後,也就是1929年下半年,自任班主,借債組“覺先聲”劇團。⑽鄧、薛之間的交往更加密切,鄧芬教薛書畫,並爲薛的首本戲打曲。後來如《西施》劇中范蠡演唱的《倦尋芳》便出自鄧芬之手。(11)儘管他們之間有著深厚的交情,鄧芬也未嘗爲薛覺先作曲,祇是教其用腔的方式而已。
1930年上海新月留聲機唱片公司所出版的《新月曲集》中,收入鄧芬與該曲集的主編錢廣仁等的四人合照。錢氏的小序中說:
“夢覺紅樓曲係從心居士鄧芬誦先老兄近作,一翻舊譜,便集新聲,曾授海上麗芳歌者,教坊傳唱,已博周郎幾度聞矣。居士爲新月公司贊助人,在第一期唱片中嘗得其自製雍門一曲之試演,於第三期又撰有花飄零詞附呂子文成拍奏。去年春日居士緣廣東省教育廳長黃晦聞先生之聘,代表嶺南畫家出席敎育部全國美術展覽會,赴滬經年,今夏遂相值於春申江上,拜聆清響,復許留聲。惟居士因卻薄酬,因誌數言,聊申微悃。錢廣仁誌。”(12)
而這本現藏於澳門崔氏居明軒的曲集中,有鄧芬用墨水筆寫的兩行小字當中也說1928年於上海唱《夢覺紅樓》。
根據文獻,鄧芬在上海錄唱片後,返回廣東。1928年,鄧芬到達香港,根據鮑少游(1892-1985)的記述,當時東華三院舉辦書畫義展於利園山花園,高氏昆仲也由廣州抵港。鮑少游與他們相約於“園林酒樓”品茗時,剛巧和鄧芬相遇,於是高奇峰將鄧芬介紹鮑少游相識。鄧芬寒喧幾句後又飄然而去,丰神瀟灑。當時,高奇峰對鮑少游說“此子倜儻風流,天資卓絕而性疏狂,故有‘癲仔芬’綽號。”
1929年年初,鄧芬接受黄晦聞之邀請,以“廣東國畫研究會”代表的身份出席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在1929年4月10日至5月10日於上海舉行的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
第一屆全國美展,是本世紀初中國美術的大事。當時,“新月派”詩人徐志摩、書畫家葉恭綽、曾農髯、吳湖帆、豐子愷、徐悲鴻、黃賓虹等全國藝術界的精英雲集此地。鄧芬是次上海之行,是其藝術生命歷程中的重要事件,也因而在北方的藝術界奠定其地位與名望。這些,很大程度因爲易大厂的支持。
廣東鶴山人易大厂(廷熹),是鄧芬的總角之交。早年非常酷愛鄧次直的詩,加入“南社”後,詩名遠播。精音律,擅篆刻,於上海頗有名望。易氏他鄉遇故知,欣喜之餘,便將鄧芬引介給滬上名家,使其在繪畫上的高超造詣能有機會顯現於北派的畫壇中人面前,擴闊了鄧芬的社交圈子。
金石家馮康侯曾向李銳祖談及一親身經歷。鄧芬在上海的一次雅集中,當畫紙舖好後,來自大江南北的畫壇行家正在你推我讓開筆之際,有人轉請鄧芬。鄧芬於是提筆在六尺宣紙上畫了十四隻手,畫法變化莫測,旁若無人;待加上衣褶時,人們才明白鄧芬的畫作是《竹林七賢圖》,因此,鄧芬的畫藝博得全場人的嘆服。雖然身處滬上,鄧芬的奇行依然如故。當時,有人進行募捐,鄧芬二話沒說,提筆認捐五百元,比富人所捐的數目還多。實際上,根據李健兒在《廣東現代畫人傳》的記載,鄧芬當時也經濟拮据,他的朋友也爲其舉動愕然。但幾天後,有人向其求畫,鄧芬於是開價五百元,後將這筆款項全部捐獻出來,面無吝色。
根據鄧芬的自述,他留滬期間曾出席浙江杭州的“西湖博覽會”,供職於藝術部。後結交褚民誼,褚氏介紹鄧芬參加法國里昂畫展,並成爲會員。
鄧芬與江小鶼、潘玉良、張辰伯、王濟遠及朱屺瞻等在上海林蔭路結有研究會,通過交流及切磋,加深對西洋藝術的理解。
我們不清楚1928年張大千遊歷廣州時是否己和鄧芬相識。然而,有跡象顯示鄧芬和張大千的密切交往始於1929年,因爲當時張氏居於上海,是第一屆全國美展幹事會會員。但據林近先生對筆者說,當時中華書局打算出版《當代名人畫海》,藉此網羅當時中國畫壇第一流高手的作品,由張大千組稿,張大千於是找到鄧芬。張氏和葉恭綽結交是在當年的3月,儘管我們沒有資料證明鄧、張之交往是否由葉恭綽一手促成,但張氏肯定是充份研究過鄧芬的作品才推許鄧芬爲“廣東唯一國畫家”的。
上海聞人杜月笙傾慕鄧芬的才華,吩咐其司庫如鄧芬需要任何費用,祇管如數付與。鄧於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招集當時全國首屈一指的畫家共醉醇醪;(13)他能飲,卻不多飲,而且非好酒不飲,鋒頭之勁,一時無兩。
期間,鄧芬所唱的《夢覺紅樓》由上海新月留聲機唱片公司出版,以第六期新唱片推出。關於這首粵曲的來由,據說產生於一個盂蘭節的晚上,鄧撰此曲時,在座的有一海上名妓叫“夢覺”,於是以此名命。但有另一個說法,就是這首粵曲的產生始於鄧芬和譚喬上聊天,談及自己的身世,認爲與唐代詩人杜牧“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靑樓薄倖名”有點相似,遂邀譚喬上集詞聯句,撰寫一曲,以表達自己的悵惘之情。
鄧芬率先提出了第一句,譚喬上一時未能接上,正在冥思苦想間,鄧芬不好打擾他,靠在椅子上竟睡着了,譚喬上也沒有擾他淸夢,一口氣將曲續成。鄧芬一覺醒來,看曲後也感到滿意,隨即親自度腔。後經三番四次給戲曲界的朋友研究、琢磨,才定稿唱出。
鄧氏在上海唱《夢覺紅樓》時,除了其文藝界的朋友陳融(字協之,1876-1955)、簡琴齋(1888-1950)等人爲其題詞外,他自己也畫了一幅《夢覺紅樓圖卷》,這幅畫現藏於香港藝術館,曾經公開展出。
鄧芬在上海聲名鵲起,名噪海內,揄揚於顯貴之門。他的辭令婉巧,交下的朋友中大都是大江南北的文士,其中有袁寒雲。
袁克文(1890-1931,號寒雲)居上海多時,善書法,是袁世凱次子。某日在酒會之中,鄧手持一塊質地上好的絹邀請這位京滬風頭最勁的名士題詩,袁氏不假思索,即席成句。鄧芬也不甘後人,信手酬答,一唱一和,洵爲絕妙好詞。鄧芬的急才,可見一斑。他後來與袁寒雲的交往在亦師亦友之間。
除了人物畫是拿手好戲,鄧芬也作山水畫。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就藏有一張1930年秋天作於上海的斗方(29.5×20cm),寫蘇東坡贈杜介《夢遊天臺》詩意。同年,鄧芬參加比利時獨立百年美展,並獲金獎。可是,這份獎狀還需付一定費用才可領取,難怪鄧芬慨嘆未蒙實物的嘉獎,連畫作也被褚民誼攜去參展,一去不返。故此鄧芬從此不復參加以國家爲名義的美術展覽。
由張大千助編(上海蜜蜂畫會編輯)、上海中華書局於1931年出版《當代名人畫海》,刊印了一百零二位南北名畫家的作品,其中包括鄧芬1929年秋作於上海的中堂《秋意圖》,以寫意的筆法繪畫蘆草以及用工筆的手法繪上寒蟬。這本畫集,祇收入六名廣東籍畫家的作品,分別是趙少昂、李研山、李鳳公、潘致中和高劍父、奇峰兄弟。
這本畫冊被後世譽爲最能反映當時繪畫水平之作。實際上,鄧芬這幀畫作是送給江小鶼的,它確能反映鄧芬描繪蕭瑟風貌的能力。錢廋鐵也在該畫的題跋中說:“此圖出新意而用之以古法,實獲予心,鄧子誦先此幀用筆超神入化而法度嚴密,甚非今日率爾操觚者比,讀畢不禁拜服,爲題數語歸之”。
鄧芬是十分留戀其上海生活時光的,據鄧子玉先生告訴筆者,鄧芬更在上海納蘇州楊姓女子爲側室,樂不思蜀。後來勞動母親金氏買舟海上,力催之下才歸家。當時身處上海的薛覺先動身回粵,鄧芬於是請其將大部分行李先行攜回廣州。由於薛覺先是1932年10月才移家上海的,11月重回廣州參加“普齊天”班的演出,由此可見,鄧芬離開上海的時候會是1932年末到33年年初之間,開始其大江南北的遨遊。
鄧芬與陳少白、鄧澤如、周之貞等同遊遼東,過承德熱河行宮,獵於靈囿及太原、雲崗諸勝,更繞道烏魯木齊,哈察、甘肅及蘭州,登寶雞、移酒泉和天水等地。很自然,鄧芬搜集了不少塞外風光的速寫及草稿。這段期間,他在北京逗留的時間較多,所以能對內府蒐藏的藝術品從容地觀摩,汲取古人菁華。
本世紀三十年代,廣東的傳統繪畫受到外來藝術的重大衝擊,由於對西方藝術的崇尚而引起對傳統繪畫的懷疑。成立於1922年4月16日的廣州市市立美術學校,經歷了一段以西畫爲主的教學後,校方已感到對保留傳統中國藝術的重要性,1927年春增設中國畫系,使其成爲一所綜合性的藝術學校。李研山(1898-1961)於1932 年接任該校的第四任校長,是歷任校長中唯一的國畫家,也延攬廣東國畫研究會和赤社的西洋畫家爲教授。
李研山比鄧芬少四歲,北京大學刑名學出身,酷愛繪畫,也曾研討西洋畫法於徐悲鴻,對素描、油畫、水彩曾下過苦功,以國畫著名。他與鄧芬的交往,很可能始於其離開汕頭法院推事的職位,回廣州接任法院民二庭庭長之後,因爲李研山獲識於當時廣東詩壇祭酒陳融,而且經常出入陳氏的“顒園”。而鄧芬、冒鶴亭、馮康侯等也經常參與“顒園”的雅集。(14)據鄧子玉說,李研山經常手持其剛繪好的國畫到鄧芬家中拜訪、求教。
1933年下半年起鄧芬被聘爲主任教授,在越秀山下三元宮和惠愛西路的廣州市市立美術學校向學生傳授其帶有強烈明代畫風的中國仕女畫技法。當時,其十二歲的長子大雄(字子玉)也在那兒就讀於國畫系。1935年,該校於十月一日創刊的《美術》雜誌中,鄧芬的畫就和黃君璧、盧子樞的畫刊在一起。
針對學生祇着重筆墨寫形的效果,較少思考筆墨傳統作用的缺點,鄧芬教畫的最大特色是將其矯正到傳統軌道上來。然而,鄧芬並不主張獨沽一味地臨摹。當時,該校中國畫的學生是不能和西畫系的學生一樣有人體寫生課。鄧芬認爲學習中國人物畫,一定要掌握一定的人體結構知識。經過他的爭取,國畫系二年級以上的學生,獲得了同等的機會,就讀於該校中國畫系的學生感受很深。可是,鄧芬對收錄門徒有時十分隨意,但有時也十分苛刻,他認爲師徒之間的關係比不上過往那樣眞誠,若不是尊師重道,克己復禮,槪不收錄。收錄時的禮儀要樣樣俱全。
張韶石少時已成爲孤兒,依伯父純初生活;並從其學習繪畫,後到汕頭任圖畫教師。1932年,十九歲的張韶石返回廣州,曾臨摹鄧芬所作的《浣紗圖》,鄧見後十分欣賞,認爲孺子可教,於是將其收列門牆。現在,當我們看到張韶石的畫,也會感到他的花鳥、草蟲是繼承張純初的風格的,而他的人物、仕女畫風則近鄧芬。
1935年秋天,鄧芬在廣州收錄梁姓的門人時,筵開數十席,廣宴親朋藝友。宴會中紅燭高燒,自坐南面,命徒向北九叩。此外,以韓愈的《師說》作爲入門訓詞,唱禮時極盡隆重,差一點被人認作正在舉行婚禮呢!
鄧芬的主要收入來自賣畫,賭商霍芝庭的元配姓鄧,與鄧芬同里,霍、鄧的交往因此關係而密切起來,霍氏同時也十分欣賞鄧芬的畫藝,特在其座落於廣州中華北路的公館(現爲解放北路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內設一畫室供鄧芬作畫,因此收藏特多。同時也延聘其作爲家庭的畫學老師。鄧芬和後來的澳門賭商傅氏的親密交往就是那時開始的,因爲當時南海人傅氏也追隨霍芝庭。
霍芝庭曾向鄧芬求畫,以送給當時的廣東省省長陳濟棠。鄧收款後,卻不立即動筆,幾個月才交畫。爲此,畫了一張人物衆多的屏風畫,以贖其“怠工”之責。另一方面,他祇待阮囊羞澀才繼續賣畫。左來右去,拋擲隨意。一次,薛覺先的友人通過薛向鄧芬求畫,約他在茶居內轉交畫款時,鄧芬執意不納,在你推我讓之間,鄧芬連畫款的數量也不看,隨手付給女招待員,以作打賞。行狀出人意表,廣州同行戲呼其爲“癲芬”。
鄧芬偶爾也到紅船探訪戲人,一解對粵曲的思念。當時,粵劇新秀徐柳仙初露頭角,她乳名牛奶,居於香港九如坊二奶巷。有一癮君子名叫跛棠的師父教其唱曲。1935年,她在澳門登台,鄧芬在不經意之間聽到徐柳仙的歌音,認作奇才,即以《夢覺紅樓》相贈。廣東省文史館的莫仲予先生告訴筆者,鄧芬是在澳門的煙榻上向徐柳仙傳授此曲的,名畫家李守眞不嗜“阿芙蓉”,卻與鄧芬交往很深,當時也在場看其傳授用腔技巧。鄧芬一晚以兩句爲限,經常操樂器爲其拍和。
徐柳仙聰慧過人,雖然鄧芬在此不久前曾以此曲灌錄唱片,然而,徐柳仙卻自信有同曲異功之妙。因感其與“夢覺”身世相似,於是央求歌林唱片公司爲其灌錄,由此一曲成名,銷路高達五十萬張,致使該曲哄動歌壇。實際上,歌林唱片公司隨後也爲徐柳仙灌錄《再折長亭柳》,這兩闕曲是徐柳仙一生中名曲,也使徐柳仙的名氣與張月兒、小明星(鄧曼微)、張惠芳並駕齊驅,被譽爲當時曲壇的“四大天王”。據行家分析,《再折長亭柳》的演唱方式也沒有《夢覺紅樓》那麼好。不過前者雅俗共賞,人人愛聽;後者爲陽春白雪之詞,若人們未能領略如柳永筆下“曉風殘月”境界的話,不會感到其曲詞之妙。
鄧芬對唐宋名家詩詞,夙耽閒習,塡詞功力尤深。因他爲人疏放,所作詩詞從不留稿,亦不輕易示人,所以流存至今的爲數不多。
三、笑傲濠江
抗戰前,鄧芬除了去香港遊覽外,也經常到澳門。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大舉入侵中國。到1938年9月畫人紛紛離粵前赴香港、澳門避難。翌年秋天,鄧芬攜畫作和弟子余匡父遊覽澳門。回廣州後,由於日軍漸向羊城挺進,鄧芬先把家搬到沙面,等待船票離開廣州。全家人分別在“葦廬俱樂部”和“嶺南俱樂部”羈留了近一個多月。10月21日,廣州淪陷。有跡象表明鄧芬離開廣州到達香港的時間是該年年底,這是因爲同年11月8日晚上他在香港爲李研山擬苦瓜和尚的冊頁補畫仕女。這幅畫意境蕭索,有落花人獨立的情感,其筆下仕女,異於往日明艷之色。11月19日夜還作《沽酒圖》。鄧芬與家人居於香港皇后大道中的鹿角酒店,其後移居友人家中。不久,鄧芬再踏濠江。
當時,鄧芬的母舅金曾澄擔任由廣州遷澳的教忠中學董事長和校長。此後,於1940年9月也任省立執信女子中學校長。這些對於鄧芬在澳門的生活,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鄧芬到澳門後,在一段不短的日子裡,以豪貴之家客人的身份輾轉居停。首先作爲殷商盧煊仲的客人而寄居於盧家花園的竹廳,爲時一年,經常詩酒唱和。期後遷居李民欣兄弟的“亦緣閣”;往後未己,鄧芬父子移居富商吳偉佳的大興銀號樓上。
應商人李海昭、黃蘇等人之邀,鄧芬入居淸平直街的“寄閒俱樂部”,李、黃特別爲其闢二樓一個小廳作爲畫室,鄧於是將其名爲“藕絲孔居”,並在這裡住了九個月,繼續努力作畫。清平戲院往昔是澳門粵劇發展的重要場地,戲人雲集,他們大多是鄧芬的舊識,故此淸平直街的“藕絲孔居”經常有絲竹謳歌與畫筆揮灑。
對於這段時光,黃蘊玉(魯俠)在1941年2月24日的《華僑報》有如下的叙述:
“名畫人鄧芬(曇殊)自闢畫室於寄閒公司後,榜其居曰‘藕絲孔居’,有以此名稱之意爲疑者,則實取義於梵語,含避兵之意,而富有禪意者也。鄧氏自居此後,室雖狹小,然藝人雲集,眞有座上客常滿之概。而談叙於是者,不祇書畫金石界中人,而舞台名伶,社會聞人,亦都有叙於是,蓋鄧氏交遊素廣,而其以畫著譽者,已歷數十年,譽著海內外,故時人多慕之、重之,以得其作品爲榮,雖寸縑尺楮,亦加以珍視。以鄧氏不祇以畫名於時,而詩詞書法,亦爲時人所珍,即雕刻亦有造詣,祇不常爲,故不以是著耳。如以雕刻著譽之金石家余仲嘉,亦爲鄧氏入室弟子,於此已足見其藝如何矣!
“而‘藕絲孔居’中,常談叙其間者,畫人則有沈仲強、司徒奇、黃霞川、羅竹坪、方人定輩。而雕刻金石畫家則有余達生、馮康侯、陸煞塵等。若戲人來斯埠者,亦必訪鄧氏而叙談于是,若廖俠懷諸輩,則更每日必至也。
“鄧氏性奇僻,作畫輒在夜間,恆終宵不寐,而日午始起床,已成習慣。爾來以染流虛汗疾,精神大受影響,故雖畫債如山積,亦鮮下筆。獨客歲將暮時,則一度繪畫甚勤,而每夕必成二、三幀,但大都人花鳥之作而己。但有一幀異於是,而爲鄧氏所認爲稱意者,則爲天寶金肆主人蘇君信璧所繪畫荔枝是也。蓋蘇氏性風雅,雖從事商業,而絕無儈人俗氣,且喜與書畫界中人往還,與鄧氏交誼尤密。蓋蘇君昔亦曾混蹟政海中,其人豪爽有俠氣,故鄧氏亦甚重其人。以是當歲暮時,時繪一巨幀爲賀春,題曰‘一本萬利圖’。此蓋襲用世俗商人口,取吉祥之意。而稱利與荔諧音。一樹縱橫,萬顆佳荔,誠所謂雅俗共賞。
“而古今畫人之所荔者雖多,但大都祇得其形,而難酷肖,即枝葉亦每多錯誤。且繪荔者,必配以禽鳥之屬,鮮有祇繪一佳荔而成一巨軸者。但鄧氏寫之,竟得佳荔之眞態,奇趣橫溢。枝頭佳果,鮮紅欲滴。用筆賦色,均有其獨到之處,誠非一般畫人所得而及之也。鄧氏亦自言生平爲畫,繪荔雖間有之,但如此構圖,則爲第一幀,亦可稱爲創作云。以是蘇氏得之,視同瑰寶焉。記者因亦假之製版附刊于是,以供同好焉。”
鄧芬性格不羈,做事往往出人意表。根據黃蘊玉的記述,鄧芬爲天寶金號主人畫畫也不索潤筆,祇取一條金鍊和墜,可是也不用來自奉,而是作爲誼女任劍輝上契時的禮物。而任劍輝就是黃蘇的夫人。(15)
鄧芬經常與友人飲下午茶,那時,澳門有一日本浪人常穿梭於茶肆之中,祇索小資,出售其自繪的《春意圖》。某日向鄧求售,鄧芬接後給與其十圓港幣,待其走後將畫引火而焚。之後對余匡父說:“此人大可憐,辱沒畫界,應加同情。”(16)
1940年,與廣東畫壇的藝術家有廣泛交往的記者李健兒,正將其二十年來所撰寫的畫人傳記結集出版,因經濟拮据而徬徨。鄧芬在此之前曾接受過李健兒的採訪。當鄧芬見到李氏所撰、自己稚年時的受業師董一夔生平略述時,非常感動,認爲李氏眞能“揚潛德、發幽光”;而且十分推崇李氏的書稿。鄧芬在澳門知道後,於中秋時節集陸放翁句勉勵李健兒。當時,李健兒徵詢其書中所收入傳記的畫人,若需加入畫作圖片,僅支付電版費。鄧芬得信後,儘管奔走風塵、畫囊非豐,慨然資助李健兒刊印該書的費用。
對此,李健兒非常感激,我們今天所見到的、被視爲對本世紀上半葉廣東畫壇記叙得最爲詳盡的《廣東現代畫人傳》,若沒有鄧芬的資助,後世研究廣東這個時期繪畫史的人士,肯定會失去重要的參考資料。難怪李健兒在其書中不僅收入其與鄧芬來往信札的圖版外,更在序言後印上佔去半個版面的鄧芬肖像,以示銘謝。
隨後,鄧芬寄居沈仲強的“霜傑樓畫室”。沈仲強平生好客,畫室中座是畫人團體“傑社”的社址,由流寓濠江年青一輩的畫人馮康侯、司徒奇、關山月、余達生、關宗漢、方人定、何磊、羅竹坪、余匡父、李撫虹、伍佩榮、伍佩琳、鄭春霆、黃蘊玉、釋慧因所組成。鄧芬與嶺南派第二代弟子的密切交往也始於斯時。1940年春,爲鄭春霆作《燕子》立軸。1941年8月,曾爲趙少昂繪《達摩坐像》於守藝堂。當其時,高劍父出入於觀音堂,這批畫人也經常集結新橋的海天茶樓互相研討畫藝。有時也在十月初五街的天眞茶樓聚會,他們中還有被高劍父目爲畫界神童的黎明。每逢周日,“傑社”同仁匯聚於荷蘭園附近進行雅集,再加上鄧芬師徒兩人,熱鬧一時無兩。
其後,輾轉移居新馬路康樂俱樂部。那是當時濠江名流馮祝萬、李民欣等的消閒之處。在此期間,澳門成了避難所,四方逃難人士匯集此地,人口由十八萬增至三十多萬,難覓居所。
鄧芬生性闊綽,賣畫儲到一點錢就立即揮霍殆盡才心安,故此生活不時陷入困境。慶幸的是,那些愛好風雅的商賈對其畫藝卻青睞有加,至爲賞識,不時接濟。但長此下去,鄧芬便有寄人籬下的感受。1941年4月前後,他轉徙香港。
鄧芬的朋友李昆祥曾作爲集大莊買手,此時於香港德輔道中永吉街開設文聯莊,從事文房四寶生意。鄧芬曾寄居其二樓,闢室授徒及以賣畫維生。
1941年12月18日晚,日本侵略軍在香港港島東部登陸,香港進入淪陷時期。當時香港的治安十分差,一日,三個賊人闖入了鄧芬在香港軒尼詩道的住宅,用槍指著鄧芬的背部。其時,余匡父也在場,賊人洗劫時見鄧芬身上自少佩在身上的玉珮,搶過一看後,認爲不値多少錢,於是將其拋在廚房。待賊人走後,鄧子玉拾回而送呈鄧芬。後來,鄧芬請馮康侯將此玉珮琢成印璽,刻上“還珮樓”朱文印。這就是鄧芬將其畫室命名爲“還珮樓”的緣由。此後,鄧芬認爲不宜於香港居住,否則會危及家人的安全。
1942年夏天,鄧芬被逼參加“廣州觀光團”,同行者有梅蘭芳、薛覺先等人。回港後,鄧、薛、梅三人曾在福群道薛氏的“覺廬”合寫國畫《歲寒三友圖》,互相勉勵。這幅畫,由薛氏畫竹、梅畹華寫梅、鄧芬則畫松並作題記。梅蘭芳作爲京劇“四大天王”之一,也曾向鄧芬表示願意拜在門下學習繪畫。其後,鄧芬轉到澳門小住。薛覺先在香港賄領到渡航證,也帶劇團到澳門淸平戲院演戲。
鄧芬早年於薛有恩,某晚大戲收鑼後,薛覺先邀鄧芬到中央酒店七樓的金城酒家宵夜,他見鄧芬囊中如洗,於是在席間薛向鄧芬致送港幣五十圓作日常的花費,當時一個教師的月薪祇是二三十圓,鄧芬接下後也不說一句話,及後兩人步入電梯下樓,鄧在電梯中如數將五十圓付給駕電梯的女郎,笑說“請你飲茶”,使薛爲此靦腆於色。翌日,薛覺先即到畫室向鄧芬致歉,鄧祇一笑置之。
未幾,澳門也發生糧荒,鄧芬於1943年經香港重回廣州。初期,他在沿江路中當時廣州最好的酒店——愛群大廈住過一段日子。(17)
鄧芬返回廣州,有很大程度是受當時偽廣東省省長陳耀祖(汪精衛妻舅)的引誘。然而,這也造就了鄧氏平生的一大缺點,在此期間,加入了偽“華南美術協會”。
鄧芬回廣州後居於倉邊路,此時期他的畫作中多蓋上“還珮樓”印。對於身不由己地被拉入“華南美術協會”,鄧芬的內心也甚是自責。根據鄭春霆的記述,當時鄭氏從柳州回廣州,偶遇鄧芬。鄧見故人,畫一蘭花相贈,題畫詩中有“何處託根無淨土,一根留得所南栽”之句。由此可見,鄧芬的詩中已頗有自悼的意味。
抗戰勝利後,鄧芬再次出走廣州,重蹈澳門。對於他在廣州失節,有人將此比喻爲漢奸落水。鄧芬一向爲人豁達,對此笑而不語,說這樣也算漢奸,於是請人刻一印章“泳人”,以寓落水之人和自嘲。
鄧芬的詩《娛園感舊》就作於這段期間:
路人閒話鬱金香,巷口斜陽瓦上霜。夜雨似聞鳥啄屋,春風曾識燕歸梁。
泥沾蝸篆雕苔磴,塵絡蛛絲護綠窗。無限剪紅裁綠意,又將消息報東牆。
羅叔重,白鶴派宗師、詩人吳肇鍾,馬武仲等人卻十分重視芬傅的才華,認爲不能以人廢藝,於是百般開解,致使鄧芬心無罣礙,重新活躍藝壇。
抗戰勝利後,司徒奇重返澳門,任教於嶺南中學。鄧芬與嗜畫的崔德祺友善,經常造訪他的居所。同時,也介紹司徒奇作爲其畫學老師。香港畫人來澳時,經常被邀到崔氏的居明軒雅集,鄧芬亦是常客之一,由此而於澳門誕生的頤園書畫會,有鄧芬一份巨大的貢獻。
鄧芬和沈仲強一樣,成爲濠江賭商傅氏的清客,日常伴隨左右,出入於內港十六號碼頭。碼頭二樓廳中的大幅《關雲長像》,出於鄧芬的手筆。此外,也曾爲傅氏繪畫一幅《三竹圖》,大筆淋漓,人稱爲三巨竹。傅氏珍若拱璧。其後,有人問鄧芬此圖的寓意,鄧笑說一爲“咕喱竹”,二爲“扒攤竹”,三名“煙槍竹”,聞者引俊不禁。
1953年前,鄧芬一年中大部分時間居於澳門。他把家落在荷蘭園大馬路六十三號二樓,自已則遷居水坑尾的天神巷,全部傢俬俱是藤製,也顏其室爲“藕絲孔居”。從他的畫跋來看,1946年爲鄭春霆畫《維摩經語意圖》,1947年寫白居易詩意圖,並與趙少昂、楊善深於香港舉辦扇面作品展。其時,他的畫已和當時中國的第一流畫家並列。1948年,其時尚是學生的廣東著名畫家吳子玉到趙少昂設於廣州湛露巷的“嶺南藝苑”上課時,鄧芬的畫就與高奇峰、陳樹人、張大千、徐悲鴻、黃君璧的畫掛在一起,可見其在畫壇中的地位。同年,鄧也爲黃文根畫《浣紗圖》。而簡琴齋在香港創辦的《中國書畫》雜誌中,也刊登了他和鄧芬的合作畫。
1948年12月,張大千偕徐雯波由成都抵達香港,居於九龍亞皆老街,準備展畫。其間,張氏自然和香港的友人有一番詩酒唱和。陳丙光藏有一張當月張大千與鄧芬、簡琴齋、張君華、廖俠懷、張祥凝、余匡父以及一位雷先生攝於香港的照片,鄧芬居中,神態豪邁,其時張大千所流露怡然自得的神情。
張大千在香港展畫期間,發生了一件令張大千三十年後仍念念不忘的逸事。李銳祖向筆者說他往澳門天神巷“藕絲孔居”拜訪鄧芬時,鄧芬向李展示一把摺扇說“這是張大千送給我的,我去看他的畫展,見到扇面中的仕女彈琴是用左手彈的,我說我們是曲壇中人,這幅畫畫錯了,張大千說鄧芬你很了不起,於是將扇送給我啦!嘿嘿,老虎都有打瞌睡的時候。”
1949年初,張大千從香港來到澳門,作爲蔡克庭的客人居於郵政局後面的一座三層高的樓房,張大千在蔡家的大廳中放置著兩張大型的八仙桌作畫案,更以重金從東南亞買回兩隻長臂白猿養著在花園中,時時對園內的白猿寫生,或逗猿嬉,他四月左右離開澳門。雖然在這短暫的羈停中,澳門並未能給予他太多在國畫上的創作靈感,可是,他卻和鄧芬互有酬答。鄧子玉告訴筆者,一天,張大千手持繪有其山水畫的摺扇造訪荷蘭園六十三號二樓,以此贈給鄧芬,還笑言近來天氣炎熱,送給鄧芬搧涼。
張大千回轉香港後,寄居於簡經綸的“琴石齋”中。夏天,鄧芬父子也曾於張氏臨返四川之際到達香港,與其會面,並將鄧子玉引見給張氏。當張大千知子玉能畫後,便將一批繪畫資料相贈。其後,也爲鄧芬畫下水墨畫《羅浮憶夢圖》。(18)(張氏於1928年曾遊廣東羅浮,作畫多幅。)
1949年6月,他仍在“藕絲孔居”接待過來探訪的徐柳仙,晤談竟夜,爲其畫對《鏡簪花圖》;繪《秋院停琴》送給徐柳仙的湖南籍丈夫文樂之。
鄧芬作畫不絕,1950年夏天,鄧芬在澳門作《雙姝圖》給從廣州來澳探師的余匡父,讓其轉交麥健庵。冬天,畫《璇閨論詩圖》,這幅畫,葉恭綽的題跋也說鄧芬的畫技已有很大的進步,前途無限,對鄧芬期許甚深。
1951年初夏,鄧芬有香港之行,與劉少旅相會於“九華堂”,鄧芬背擬五代南唐畫家周文矩的《天絲雲錦圖》後重回濠江。1951年除夕前爲何美仙繪《神仙美眷圖》,這幅畫很可能是鄧芬平生在一幅畫中所繪的人物數量較多的一張,共繪二十五位仙女,氣象萬千,撲人眉宇。此畫幾乎得到濠江美術界的一致讚賞。他以六十歲的年齡,仍能以工筆爲之,足見其仕女畫功力深厚。1953年8月他爲潘博文繪《梧桐仕女圖》。
這時期,崔德祺設於清平直街的頤園餐室改營粵菜,每月的書畫界雅集因此改在那兒舉行,名爲“頤園雅集”,鄧芬偕其愛徒余匡父,好友司徒奇、黎心齋、馮印雪、林近、招名山、羅竹坪、關萬里時常參與,香港的羅叔重、張湛之、蕭雲庵、顧澹明(作曲家顧家輝之父)過澳門時也參與雅集。鄧曾向他們展示一些畫作,半工意花卉別具一格,能在生宣上均匀地設色,技巧高超。雖是藝名遠播,作畫仍是一絲不苟。
四、夢覺香爐
鄧芬長居香港後,生活方式和過往一般,非常喜歡流連香港仔避風塘,品茶聽曲,會友作畫,多次來往港、澳之間。塡詞甚多,據說大多是爲司徒珍、司徒玉姊妹而成的,使司徒姊妹能在香港曲壇爭得一席位置。此時,鄧芬的釋道人物畫已經具有明顯的個人風格。以1955年六月初六日天妃節爲劉少旅作《無量壽尊者》圖爲例,他於畫幅的前中後繪畫三位尊者,衣紋多綑釘頭線條,以淡墨勾出,筆致勁爽、超逸,尊者的鬚髮纖細,體勢通變而有章法;祇在尊者的身軀及經書敷上朱膘。這種不憑藉大量的渲染、不傷於刻露的表現手法,神韻盡在其中,自然地將尊者“慈悲爲懷、普渡衆生”的本性闡釋出來。鄧芬1956年5月於阿賴耶室所作的《彌勒尊者圖》所採用的表現手法也是如此。前作於1991年1月由劉少旅捐贈給香港藝術館永久收藏。
根據鄧芬的記述,他於1955年曾有廣州之行。而1956年10月1日,鄧芬才由東北遊罷返回羊城,一直到17日才回到香港。
1957年的小陽春到夏天,鄧芬出現在澳門的“居明軒”,與司徒奇、崔德祺雅集,分別作了三幅《三友圖》,鄧芬分別畫松、梅(工筆)和擬孟麗堂法寫梅。在這裡,値得注意的是第三張合作畫中,鄧芬在以孟麗堂的手法寫梅後覺得“未得其荒率之致”的題跋,這是鄧芬在畫跋中提及孟麗堂的少數作品之一。鄧芬也在澳門與司徒奇合作《紅葉禾雀》扇面,此圖是爲居明軒主人畫,由林近題識。10月,也在澳門和司徒奇合作《斜陽古道》。(19)鄧芬早歲能治印,據林近云,在“居明軒”刻印時,每得提示,並出示隨身佩帶的大桃核印“高密世家”。白文擬漢印法,由鄧芬自刻,此印今不知流落何方。
1957年,鄧芬在香港收納女弟子仇啓雲,亦如在廣州收徒一樣大排筵席,排場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時爲藝壇傳頌。五十年代末年,鄧芬曾回廣州探望親友,偕友人暢遊四川、北京等地名勝。回港後也多作山水畫。
1959年夏天,司徒奇在澳門新馬路舉行其第二次個人畫展,鄧芬、鄭春霆等來澳門參觀,使澳門畫壇同道又有切磋的機會。那時香港及澳門的經濟不景,同年二月楊善深往美國、加拿大和檀香山舉辦畫展,而鄧芬的生活環境並不那麼好,於是寫信給他,讓其介紹學生學畫,以解決生計。
1960年春天,鄧芬從香港過澳門,造訪崔德祺的“居明軒”,爲主人畫八尺整紙的《鍾馗進士圖》,他不用起稿,直筆取形,先以側鋒畫鍾南進士佩於腰間的長劍,繼繪衣紋,其次才畫頭,充份表明畫家對人物畫的熟練程度,達到得心應手的地步,使在座的林近和余君慧深感折服。(20)此外,他在香港更與高貞白、黃般若等三十多人發起中國盆栽書畫展覽,豐富香港人的文化生活。
1960年2月,鄧芬又過澳門,造訪崔氏“居明軒”,爲司徒奇與崔德祺的合作畫再加染點,並作題記。9月也在澳門活動,當時余氏正準備其個人畫展,請鄧芬爲其題寫門榜。那時鄧、余的交往已有四、五年之久,而余君慧“行心”之號,也是芬傅所贈,語出《論語》中“行吾心之所安”。
同年12月初,澳門知名人士何賢先生邀內地民間音樂雜技團訪澳,匯演於清平戲院。由於團員中有不少是鄧芬的新知舊雨,於是他便隨香港曲劇藝人組成二十人前來捧場,再抵澳門。12月9日,余君慧的畫展於新馬路中央酒店開幕,鄧芬隨後到達展場。那時余君慧剛好外出,故此鄧芬就利用展場中所放置的風采樓用箋留下短柬:
君慧道兄:此刻匆匆自港攜有歌人廿名,赴會參聽民間音樂技術團。座間或詡偷閒片刻,再來是處細讀大作,希多領益,否則時間未許,則隨船復港,便後遲日再把晤也,先留所欲言,作別來相候之意,專頌
刻祺
弟曇殊芬百拜
第二庚子十月(21)
鄧芬對於扶掖後進是非常用心的,他到達澳門時是12月10日,下午聽戲於清平戲院。晚上,頤園書畫展會同人假戲院對面的頤園餐室雅集,席間飲酒賦詩,以賀余氏展覽成功。鄧芬當場畫了一張仕女畫送給余君慧。這幅畫,曾於十四年後公開展出於同善堂。
大寒後四日,鄧芬到澳門參加頤園書畫會的雅集,與司徒奇、胡劍庵合作《秋艷圖》。而10月9日,爲賀崔德祺夫人何麗貞女士生辰而與司徒奇合畫《桃壽》。
1961年4月21日,首次“頤園雅集同人作品展覽”於新馬路中央大酒店三樓舉行,參展作品達一百六十多幀。鄧芬跨海而來,參加是次展覽。該展覽可以說是當年濠江畫壇的重要事件。澳門總督馬濟時(Jaime Silv'erio Marques)派其副官亞馬廖代表出席其開幕禮,華人代表何賢先生、英國駐澳門領事施敏夫以及治安警察廳廳長李威士等親臨剪綵。當日參觀人次達二千多人。(22)
從六十年代開始,鄧芬的仕女畫更達爐火純青的地步,這可從正月所畫的《琵琶弄夜月塘柳》及其於1963年3月爲楊善深所畫的《蜻蜓飛上搔頭》可以看到。用筆更見奔放,大量利用曲線,極力給人予流動、柔和、優美的感受。這比其過去所打下的硬功夫更寶貴的是鄧芬頓悟了“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眞諦,他的表現手法是以重補濃,以深補淡,放而不失於狂,細而不失於拘,彷彿信手拈來,自然天成。在一定的組合中反映了所描繪的物象中燦爛的精神境界。在此期間,也同時力攻畫馬,筆下神態畢肖。
鄧氏的門人陳丙光,家居元朗,室名半隱齋,在從事食品工業之餘,仍作畫不輟,故此鄧芬也經常閒遊元朗,爲弟子寫詩作畫。
六十年代始,香港藝術的發展進入了成長期,呂壽琨(1917-1975)以理論和實踐推動著以現代精神拓展國畫領域的藝術思潮,形成了一個注重物料、造型和內容創新的水墨運動。然而,面對這個局面,鄧芬對於中國畫的傳統,還是甘之如飴。對當時流行於香港的抽象畫思潮,十分抗拒。不爲時風所動,徜徉涵泳於傳統之中而去開拓傳統派藝術的新境界。某日假港島中環蓮香酒樓雅集,自然也吸引了大批旁觀者,其中包括香港抽象派大師呂壽琨。鄧芬竟當著衆人面前對呂壽琨說:“乜嘢是抽象畫?嗰啲眞是嘩衆取寵,不成氣候。阿叔依家乘興畫畫,通貫神明,珠玉當前,你應該執弟子禮,方免走火入魔。”說後仍是顧盼自豪,其狂不減當年。呂壽琨(1917-1975)的父親呂燦銘與鄧芬同輩,對此呂大師祇有面紅耳赤,徒呼奈何!(23)
從1964年起,鄧芬這位頗有名士風範的畫家已開始有人生如夢的慨嘆。1963年鄧芬生辰時,他有一首詩是這樣的:“人生七十可稀奇,所題從心惑自欺。蓋我百年稱上壽,覺來春夢幾多時。”1964年7、8月間,因染小疾,留醫於銅鑼灣東院道東華東院四樓,病中暗拋藥丸,不忘吟詠,其中有句云“他年若過黃罏畔,生死交情到古今”,語帶蕭索。四年前鄧芬也曾以浪淘沙塡《避風塘有感》三闕,其中第二闕是:
容易鬢相侵,獨自沉吟。酒痕襟上淚痕深,夜已漸長妨夢短,夢又誰尋。
難買隔年心,一笑千金。羅浮別後到如今,試待月明林下卧;環珮聲沉。(24)
這闕詞竟預言了在短暫的將來要發生的事件,鄧芬生前最後的一首詩以《昨夕睡醒之作》爲題:
積月痴眠莫奮飛,支床病骨勝靈龜;親恩如可百身贖?老死何須續命絲。
那時距鄧芬辭世前祇有五日,9月10日早上五時,也就是熱帶風暴“莎梨”吹襲港澳的早上,這位一代畫壇宗師逝於香江。享年七十歲。
鄧芬逝世後,生前友好組成了治喪委員會,推定高福耀、何耀光、何世柱、劉少俠、吳肇鍾、陳達明、司徒珍、楊善深等五十多人組成爲鄧氏治喪。
由於颱風的關係,到其子鄧子玉接到其父親逝世的消息,在林近的協助下,冒着風雨從澳門奔喪到達香港時,已是兩天之後了。鄧芬的遺體奉移灣仔的香港殯儀館,鄧芬的靈堂正中,懸掛着由張發奎手書“一代宗師”橫額,兩旁爲“鄧芬畫人治喪委員會同人拜輓”的輓聯,語云:“大藝千秋,名標南國。生篘一束,人慟西州。”張大千的輓聯是:“望斷海雲,畢竟祇如何去;念中城郭,難斯丁令重歸。”而趙少昂的是“重在交情,惜此日唐寅羽化;惟能本色,具當年阮籍胸懷。”楊善深則爲“藝壇揮塵論縱橫,青盼蒙君許英俊。撒手可憐無一語,代營芳塚總傷情。”到場執紼者千餘人。一路素車白馬,備至哀榮。
9月13日,鄧芬長眠於荃灣華人永遠墳場中高氏(可寧)家塋的旁邊,編號G字九號,是高福耀、福申兄弟所贈。其墓誌銘由三水吳肇鍾所撰,南海羅叔重書。由於平生愼於授徒,所傳弟子中較活躍於畫壇的祇四人——陳丙光、余匡父、仇啓雲和凌寶娟。其子子玉,年幼時已聰穎絕倫,少時放學回家即閉門習畫,攻仕女,有乃父之風,室名得心。1964年9月始工作於澳門同善堂學校,常畫畫,並任敎夜小學國文科,逝於1997年冬。
同年9月27日十二時,澳門頤園雅集同人於觀音堂舉行公祭,當時出席的港澳書畫界的風雲人物甚多,包括有羅叔重、司徒奇、崔德祺、黎心齋、甘長齡、招名山、招文峰、林近、余匡父、黃蘊玉、余君慧等。追悼會的會場佈置莊嚴肅穆,上懸“先生永存”的大字,中間供奉著鄧芬的遺像。追悼會由崔德祺主持,余君慧任司儀,黎心齋致祭文,黃蘊玉講述鄧芬生前事蹟,鄧氏的高足余匡父則代表家屬致謝詞。參加人數達三百多人。(25)
鄧芬平生畫論較多,根據李健兒的記述,鄧芬對於中國畫有其精闢的妙論,他說:“中國畫法常有代表方式,如人字像鳥,立字像帆,參掌模爲松針,叠字爲竹葉,分人寸馬,都字爲之,何簡駭如是也。倉頡制字,差半象形,象形之字,與畫奚別,故字與畫相通。蓋中國畫爲詩意之畫,重氣韻,無拘束,易生動。”鄧芬逝世前對弟子陳丙光的贈言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於畫竹的精闢見解,他說:“畫竹自蘇、文,而松雪雖筆墨能極,痛快淋漓,性較之梅花道人微有不足之處,餘子如九思、顧、李輩出,至清鄭板橋爲最具新意,回視苦瓜和尚能表現竹之豐神,用筆流麗多姿,更足遺法後世,近代愛寫竹作家指不勝數,然皆凡品無獨到特長,未能發明竹之態勢,描準先後組織,筆法大都千手雷同而已。”
澳門畫界並沒有忘卻鄧芬。1974年7月20日,在澳門舉辦的“頤園書畫會已故會友七人遺作展”中,包括鄧芬、羅叔重、胡劍庵、張湛之、馮印雪、黃浩明一百多幅作品,懸掛在同善堂地下兩個小學課室和大廳外,還於門前搭上竹棚以作張掛之用。鄧芬的作品不多,港澳人士對其畫作已經視如拱璧了。
在香港,當時的“詩書畫會”在鄧芬逝世十周年也有紀念活動,該活動的請柬如下:
敬啟者 畫人鄧誦先先生忽忽逝世已屆十周年矣,天妒奇才而不遺一老,使南陬畫壇弱一健者,至堪懷念。茲者彼之門弟子以及諸親友為紀念其十周年祭,特在銅鑼灣紅寶石酒樓舉行遗作欣賞聚餐會,日期則訂於10月2日(星期三)。素仰先生為其知友,特奉柬敬邀參與,如藏有彼之遗作,無論畫件大小,數量多寡,望請攜帶前來,共同欣賞,席散後即便交還,想愛屋必及其烏,必贊同也。曷勝企盼。
香港詩書畫同人敬啓
席設銅鑼灣紅寶石酒樓
席金每位二十元
下午四時起八時半入席
這樣的紀念會,在港、澳,甚至廣東省內,也是少見的。它導致刊行《曇殊居士畫集》的刊行。
鄧芬的門徒中,以陳丙光最得其眞傳,風流倜儻,性格有其師的風範,筆觸瀟灑脫俗。目前唯一一本鄧芬的畫集,由葉恭綽題簽,羅叔重作序,鄭春霆作傳略,也由陳丙光於1976年1月出版於澳洲。
1978年,張大千從國外回台北定居。他入住台北士林區至善路二段二四二巷二號前,李銳祖在台北的一家酒店中拜訪張氏,他們的言談中也談及鄧芬。張大千對李銳祖說:“鄧芬很聰明,是我的同學,夢覺紅樓彈揚琴。”想不到鄧芬去世十四年後,張大千對這位故友還是念念不忘。李銳祖不清楚張大千爲何指鄧芬是其同學,李氏不無遺憾地對筆者說,當時若追問多一點,會更加清楚鄧芬的藝術生涯。後來,林近對筆者證實,這裡所說的同學,是指鄧芬和張大千一樣,書法學清道人李瑞清。
毫無疑問,鄧芬是本世紀上半葉澳門最重要的畫家之一,也是廣東畫壇重要的畫家之一。本世紀初至三十年代期間,是少數能縱橫於北方畫壇的廣東畫家。就其藝術生命來看,他學畫從臨摹古人入手,各家各派優入法度,風格高尚古樸,秀逸幽淡,頗具唐、明高士風範,他的繪畫,無疑是表達其內心世界,文化修養和生活處境的產物。
黃仲方曾藏有鄧芬《寫夢圖卷》,一米多長的首段,寫廣州荔灣風景、西關小洋樓、湖邊綠柳……背景霧靄蒼茫,湖水迴環,一片南方秀麗景色。畫家感受到現實生活的變化,也要求自己的作品努力表現出新的時代特徵。前面幾段《聽樂圖》、《賞花圖》、《燕樂圖》均是寫現代人生活,穿旗袍的太太、穿西裝的男士等,都具有當時的特色。他是百分之一百的藝術家,唯有藝術創造,才使他的生命價值得到實現,並從現實生活的困苦和苦悶中超脫出來。他的過人之處,就是擅於把握幾乎被同時代的畫家所淡忘的某些傳統,同時致力在傳統技法中注入外來藝術所帶來的新意念。也就是說,他能古畫今情,集古人之大成而顯出個人面目。
儘管張大千視鄧芬爲畏友,而葉恭綽所撰的《後畫中九友歌》中將其與齊白石、黃賓虹、夏敬觀、吳湖帆、馮超然、溥心畲、余紹宋、張大千同列。(27)平心而論,鄧芬的畫論漂亮、富貴氣不及張大千,可是,若論凝煉含蓄、靈秀飄逸,則有大千不及之處。現代仕女畫家中,具有這樣成就的人非常罕見。
對於鄧芬,要是說他是名士或狂士,都不如陳融在題他《夢覺紅樓》演唱賀詞時所說的那樣:“誦先善畫工文,僻性不羈,奇士也。”(28)此語最爲中肯。荷蒙崔德祺先生、林近先生、李銳祖先生、余君慧先生、鄧子玉先生、陳浩星先生、陳樹榮先生惠借資料且多有提示。林近先生更從鄧芬先生的高足陳丙光先生處借來不少文獻資料,借給作者參考,俾能順利寫作,力求傳眞,陳浩星先生更以極大的耐心,通閱全文,潤色文字,若本文可堪入目的話,他的功勞是最大的。本人對上述各位先生及友好的支持和鼓勵,謹致萬二分的謝意。
註釋:
①見《張大千、高劍父、鄧芬——濠江藝海留痕》,澳門基金會,1995。
②見《曇殊居士畫集》中鄭春霆所作的小傳,澳州均和有限公司,1974。
③見香港藝術館藏溫其球《石門圖》上高劍父之題跋。
④許志浩,《中國美術社團漫錄》,第59頁,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
⑤同上,第60頁。
⑥許志浩,《1911-1949,中國美術期刊過眼錄》,第38頁,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⑦周錫<IMG-AM135151AA>、胡區區,《嶺南畫派》,第79頁,廣州文化出版社,1987。
⑧同⑥,第46頁。
⑨王心帆,《畫家鄧芬與歌壇》,據余君慧先生提供之影印件,報名、日期待查。
⑩楊萬秀主编,《廣州名人傅》,第416頁,見歐安年《薛覺先改革舊粤劇》,暨南大學出版社,1991。見《薛覺先紀念特刊》,第52頁,李嶧,《薛覺先年表》,1996。
(11)毅剛,《澳門四百年詩選》,第91頁,澳門出版社,1990。
(12)余予,《鄧芬與曲藝界》,見1964年9月27日澳門《華僑報》。
(13)潘兆賢,《鄧芬先生軼事》,據余君慧先生提供之影印件。
(14)鄭春霆,《嶺南近代畫人傅略》,第46頁,香港廣雅社,1987。
(15)黃衫客,《畫壇怪傑鄧芬》,由余君慧先生提供之影印件,見《華僑報》,日期待查。
(16)同上。
(17)見1991年佳土得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繪畫拍賣圖錄,編號260。
(18)筆者對鄧子玉先生的採訪。
(19)司徒奇,《司徒奇畫集》,第33頁,藝術圖書公司,1994。
(20)筆者對余君慧先生的採訪。
(21)據余君慧先生提供的影印件。
(22)見1961年4月22日澳門《華僑報》。
(23)同(13)。
(24)香山居士,《鄧芬之浪淘沙詞》,據余君慧先生提供之影印件,報名待查。
(25)見1964年9月28日澳門《華僑報》。
(26)許志浩,《中國書畫拍賣行情》,第137頁,文匯出版社,1996。
(27)《碧廬雜記》,轉引自俞劍華,《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第1179頁,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
(28)同(12)。
參考書目:
a.汪兆鏞《嶺南畫徵略》,商務印書館,香港,1961年版。
b.李健兒《廣東現代書人傳》。
c.鄭春霆《嶺南近代書人傳略》,廣雅社,香港,1987。
d.謝文勇《廣東畫人錄》修訂本,廣州美術館,1996年版。
e.潘兆賢《鄧誦先畫藝介評》,采薇廔書齋,1986。
f.潘兆賢編《鄧芬藝文集》,采薇廔,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