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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羅夫其人其畫
舊賈梅士博物院藏有六十三幅有關澳門本世紀四十年代的水彩風景畫，較全面地記叙澳門的當年風物，它們出自於一位卓有成就的俄羅斯畫家之手。今天，那批畫作成爲人們想了解澳門小城那段延宕、沉悶歲月的重要參照物。
俄國位於中國大陸的北部，1801年，亞歷山大（1777－1825）參與俄國宮廷政變成爲沙皇後，希望通過和外國政治、經濟方面的合作，加強中央集權制度，鞏固政治成果。當時，澳門在東西貿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式，所以沙皇也希望以澳門爲基地，開拓日本的貿易市場。
沙皇於是向外派遣使者，搜集有關亞洲地區貿易的資料。伊凡·克勞辛斯坦（Ivan Fedorovich Krusenstern）就被派往亞洲各大港口考察，並攜帶一名叫泰倫那奧（W．G．Tilesius Von Tilenau）的畫師，以繪製當地的景觀。三年的行程，使伊凡·克勞辛斯坦成爲首位揚帆環繞世界的俄國人。1822年，泰倫那奧以澳門南灣和內港風光爲主體的銅版畫於聖彼得堡面世，獻給沙皇亞歷山大。這是十九世紀初，俄國中有關澳門的形象記錄中最爲重要的銅版畫。在澳門，他也繪製了“賈梅士洞”。①
自此到整個二十世紀初，在澳門的歷史長河裡鮮有俄國籍畫家在澳門描繪城市的景觀的記錄。直到1944年，另一位俄國畫家才到達澳門，他就是喬治·史密羅夫（George Vitalievich Smirnoff）。
喬治·史密羅夫1903年10月27日生於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中文名稱是海參葳），它位於穆維耶大——阿穆兩半島的兩端。本世紀初，這個原屬中國，根據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割讓給俄國的城市，已成爲俄國太平洋沿岸重要的國際商貿口岸和遠東最大的工業中心，它的繁華程度與上海不相上下，商業文明日益興旺。然而，並不是所有居民都在海參葳工作，史密羅夫在尚未懂事時，其父親已遠走莫斯科，從未返回。史密羅夫由其母親獨力撫養。②
符拉迪沃斯托克近中國的黑龍江省。隨着淸政府與俄國所訂立的不平等條約而使中俄兩國民眾之間交往更加密切。早在1727年，中國已允許俄國商人每三年來北京貿易站一次和在邊境設立兩處貿易，允許俄國東正敎敎士三人居於北京，並可建東正敎堂一座。到1857年末止，整個黑龍江下游已有六千多名俄人居住。至本世紀初，海參葳的居民中有一半是中國人。
史密羅夫幼年時和母親一起，緊隨其姨父母的腳印，乘火車經過綏芬河，移居哈爾濱。
哈爾濱成爲史密羅夫母子的居留地，很大程度源於其卓然的歷史地位。它與海參葳相距二百一十英里，1891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就經香港來到海參葳，親自主持長達一萬公里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奠基禮。1898年6月3日，李鴻章代表淸政府簽訂的“中俄密約”，允許俄國通過黑龍江、吉林兩省修建一條鐵路以達海參葳。自此，中國的東北部與俄國的交通更爲方便，相互交往更深，而哈爾濱的興起，就源於這條鐵路。哈爾濱俄裔居民很多，它是當時世界上僑民最多的城市，佔該市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至今哈爾濱的城市風貌，仍充滿濃厚的俄國氣息。
儘管於1902年4月8日俄國與清政府修訂“交收東三省”的條約中規定，入侵中國東北的俄軍分三期撤出該地區，俄國仍然壟斷了東三省的水陸交通及主要的輕工業，俄國商人在哈爾濱享有免稅和減免稅特權。
1911年的哈爾濱有一百五十萬居民，史密羅夫母子就生活在這麼一個城市。十二歲前，他是在擔任政府某部門秘書的母親補習下渡過的，他母親也敎鋼琴和繪畫。
史密羅夫所接受的正規敎育也開始於哈爾濱。中學畢業時因成績優異而獲金質獎章和一筆獎學金。其後，他進入哈爾濱大學修讀建築工程。
俄國1917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後，哈爾濱成爲俄國貴族的避難所。當地東正敎敎徒達三十萬人，同時，也帶來更深一層的俄國文化。這些局面，使史密羅夫有其用武之地，他那時已從事建築設計工作和出售其畫作，而且爲歌劇設計佈景，更爲芭蕾舞舞蹈藝員設計服裝等。史密羅夫對芭蕾舞的熱情產生於那段時期，他非常活躍，致使其成爲哈爾濱俄國人社群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在哈爾濱，除了設計過一家宏偉的東正敎敎堂外，也爲當地的“基督敎靑年會”作設計草圖。三十歲左右，他已在哈爾濱設計了近二百五十家房屋。
好景不常，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國的東北，羈留在哈爾濱的白俄人因政局不穩而紛紛離去，市面蕭條。
史密羅夫的婚姻締結於1934年那個烽火的年代，由於日本軍隊大舉入侵中國，他於1937年帶着妻子和兩名女兒逃到山東的青島。
那時，青島居住着一個龐大的外國人社群，根據日本駐青島領事館的調查，截至1936年底，在青島的外僑達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四人，其中日本人就佔去百分之九十二點五九。這時，日本的軍隊也在此時逼近；史密羅夫在青島的二年間，祇工作了四個月便告失業，他祇好靠繪畫來謀生。他在那個早在1898年已爲德國勢力範圍的城市，繪畫了不少富日耳曼色彩的街景以及美麗的海港景色。
1938年1月10日，日本海軍陸戰隊在距青島東十八哩的沙子口登陸，由此，青島的外國人的生命也受到日本軍隊的嚴重威脅。那時，中國境內祇有些內陸地區、香港和澳門未被炮火波及。史密羅夫爲了逃避戰火，也隨其他歐洲人遠走香港，他是在一位比利時籍朋友、其畫作收藏者的幫助下才乘船離開的。今天，人們能見到史密羅夫脫冠側面照片的左下角，蓋上“青島治安維持會”的字樣。可見史密羅夫在青島時已一定程度融入了當地人的生活，並不是以一位逃難者或遊客的身份在那兒停留。另一方面，因爲日本佔領青島後，以青島守備隊的名義進行軍事統治，而“青島治安維持會”是於1938年1月17日成立的，到翌年1月10日改爲“青島特別市公署”。由此可見，史密羅夫離開青島的時間會是1938年末，並於1939年初已抵達香港。當時，從大陸逃難到香港的人越來越多，市內房屋的租金上漲，經濟拮据的史密羅夫一家無法在港島安居樂業，於是把家安頓在長洲。
當時的長洲島基本上很荒蕪，並不是一個渡假的地方。他們一家四口，就生活在一個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更沒有定期交通工具的地方。
史密羅夫現存下來的有關香港的風景畫大多繪於長洲、他每隔半月，都會往返港島和長洲，購買一些繪畫用品，同時，他也迷上了攝影。
在史密羅夫到達香港前，香港的美術已有高度的發展。1937 年，香港總督卻德森（Sr．Andrew Caldecott）倡議創辦具規模的美術學院，而菲律賓籍畫家羅蘭素（Diosdado M．Lorenzo）已創辦“香港繪畫、素描、雕塑藝術學校”。史密羅夫到達香港時，嶺南派畫家黃少強也到達，並設香港美學院，廣州市美術學院在港復課。到1941年，馮平山圖書館舉行了戰前最後一個畫展——西洋繪畫展。其後，香港進入了淪陷時期。
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佔據香港，居於當地的外國人紛紛返回他們的祖國。那時，史密羅夫已有三個孩子，既找不到工作，日子過得十分清苦，而且要不停地遷徙，以求人身安全，同時爲爭取收入而日以繼夜地繪畫。雖然他幾乎一窮二白，沒有畫筆、墨、顏色和其它繪畫用品，但他仍設法找到有關材料進行繪畫，在小型木箱外繪畫香港風光以作紀念品來銷售。這時期，他繪製了一批香港和九龍的風景畫，那批畫曾寄售於香港和九龍的俄羅斯餐廳；他把所有要出售的人體油畫及水彩作品用木框裝裱，懸掛在臨時掛起的布帳上，爲了便於辨別，他在畫框下注上阿拉伯數字的編號，以此解決語言上的困難。而畫家則在旁閑坐，以看書來打發光陰，日本人就很鍾愛這批作品，購去甚多。
香港的物資越來匱缺，當史密羅夫找不到畫布時，就用三夾板或硬紙板來代替。他全力投入水彩畫的創作，很大程度是由於油畫顏料的缺乏。這期間，他大部分作品都簽上史密羅夫的名字，除注明年份外，並不注明日期，但有時也用奧立米斯（Vonrims）作筆名。
實際上，史密羅夫可以離開香港，免受日本軍隊的威脅，可是他的一家都沒有任何身份證明文件，故此不得不繼續被羈留。由於物資缺乏，他不能重操建築師的工作，祇可退其次，執起畫筆繼續從事繪畫、設計肥皀盒、火柴盒、糖果包裝紙，同時更以香港的風光寫生作品作節日賀卡。
香港淪陷期間的酒類飲品十分昂貴，這對好酒的俄羅斯人是一個嚴重的生活問題，爲了生計，史密羅夫和他的其他俄裔人經常私自釀製米酒。一天，他不明不白地被送進赤柱監獄關了二個月。當他被釋放時才被告之他的罪名是私自釀酒。
根據史密羅夫的女兒愛蓮（Irene Smirnoff）於1985年所提供的材料可見，釀造私酒而被監禁是史密羅夫逃難濠江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幅圓廣闊的中國境內，祇有澳門鄰近香港而又免於日本軍隊刺刀的威脅，政治相對穩定，從各地逃難澳門的大戶人家甚多，這給一位以繪畫維生的人提供不少的機會。
1944年，史密羅夫與其女兒先到達澳門，他的夫人和其他孩子隨後來澳門和他們匯合。初期，史密羅夫同樣在澳門找不到工作，身無分文，當時，澳門百物騰貴，黑市市場中一包香煙便需四十多元；在走投無路之下，史密羅夫通過友人的關係，獲得當時英國駐澳門領事館發予一筆資助以渡難關。然而，對於這些資助來源，據說來自澳門政府，但畫家的女兒愛蓮的回憶說，她也不清楚這筆款項是否來自國際慈善團體或澳門敎區。
抗戰時期的澳門，和香港一樣匯聚了不少逃難的人。史密羅夫一家需不停地搬屋，最後，他們一家還是較幸運地在“六屋圍”（福祿里）找到一座條件較好的房子，但需和其他家庭共同使用。然而，史密羅夫還是幸運地擁有進行繪畫創作空間。
香港淪陷時，大量原居香港的葡裔人士也以澳門爲避居地，爲了使那些輟學的兒童重返校園，避難澳門的愛爾蘭耶穌會士就在南灣街的一幢大廈內開設聖類斯（St．Luis Gonzaga）學校，以英語爲教學語言，招收學生。史密羅夫在此校謀到一份工作，擔任美術和數學教師。
出身於建築系的史密羅夫，開始在澳門大展拳腳，他除了教授學生外，同時也繪畫舞台佈景，他曾對其好友雅拔庫寧（Albert Cooney）神父說：“我並非一位優秀畫家，但因爲學過建築設計，從某種角度來看，與一般畫家相較，或可略勝一籌。”此外，根據雅拔庫寧的回憶，史密羅夫曾對他說不大清楚如何將一張畫繪好，但很明白如何將一幅畫繪得美麗。⑤
史密羅夫精湛的水彩技藝，猶如一陣清新的空氣，吹進澳門畫壇，與盛行於當時的嶺南派國畫風格相互輝映，他的才華獲得當時擔任澳門經濟局局長的羅保博士（Dr．Pedro Lodo）的青睞。爲了幫助史密羅夫解決經濟上的難題和使澳門能保有這位俄羅斯畫家一批高質素的水彩畫，在政府的批准下，向史密羅夫訂購六十三張以澳門風光爲題的水彩風景畫，按月支付史密羅夫相當於二至三幅水彩畫價格的費用。這批畫作每張澳門幣五十元，每月的收入達一百到一百五十澳門元，這使史密羅夫一家的生活有所改善，而且有些許積蓄。
現存於賈梅士博物院的那六十三幅水彩畫，大都爲本澳葡式建築物和街景，大部分是描繪風順堂附近街道的景觀，單是描繪聖若瑟修院的，竟佔總數的六分之一。能在聖若瑟修院自由出入，很大程度得力於那位愛畫的負責人的允許。繪畫時，史密羅夫所攜帶的工具十分簡單，一張凳，一壺水，一盒顏色，一支筆和一塊畫板，有時更祇穿短褲揮汗作畫。他每天花幾個小時在路邊畫速寫，回家後將其改畫成水彩。從他畫作的題材所見，四十年代初期，風順堂和今天一樣，有大量葡式建築物存在。
在觀賞那批作品時，人們會驚訝於史密羅夫的用色技巧，就以《聖若瑟教堂庭院》爲例，他能充分發揮水彩的特性，行筆較快，色彩透明，而濃淡安排得很別緻，置於左邊樹蔭下的水井，原來紅色的鐵製井沿因陰影的投射而呈深褐色，右邊正受強光照射的果樹所滲出的嫩綠，再加上深綠的門窗和淡紫的天空，構成一幅豐富多彩的作品。若沒有蘊藉凝煉的藝術手法、敏銳的感受力以及高超的表現技巧是不可能的。難怪現任職於澳門主教公署的藝術家鄺高爵先生也對筆者說，當時見到史密羅夫在繪制這幅畫時就被他的技藝所吸引，久久不願離去。
實際上，史密羅夫在澳門近一年的短暫時光，這個小城給他帶來他一生中最爲安穩的生活，他帶着他的女兒來往於聖地牙哥炮台和其它歷史名勝之間，作畫、授畫。他在這裡感到和平與寧靜，免於因戰爭而逃亡和失業。他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美術上，甚至繪畫材料缺乏時，他連水彩畫紙的背面也不放過。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一張作於1945年、以賈梅士博物院舊址爲題材的速寫，就作於一幅水彩畫的背面。
史密羅夫的水彩畫，在大色塊與精細部分處理得很調和，陽光感特強，光與影的配合十分完美。這從他所繪製的《聖玫瑰教堂》可見一斑。畫中的敎堂，用淡藍色施於柱間，以作陰影，畫幅右下角的三輪車錯落有序，儘管他在教堂門前仍繪上熙來攘往的人潮。然而，他並不對它們進行細緻的描繪，這種手法間接地支配着觀賞者的視線向教堂移去。這種寓意方式，比當時羈留於澳門的任何一位畫家都來到高明。
1945年3月，史密羅夫更在澳門利宵中學（現峰景酒店）中爲友人繪畫歌劇“帝王之路”的佈景。這部話劇的公演，是當年澳門外國人社群社交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當時最負盛名的聖奧斯汀（St．Agostinho）教堂的歌詠團也參加演出。
1945年12月8日，日本宣佈投降，太平洋戰事結束，史密羅夫一家返回香港定居。目前，我們未找到資料證明史密羅夫何日離開澳門。但是，我們知道史密羅夫曾於1945年12月假南灣的聖類斯中學舉行師生作品聯展，很可能，他是在聖誕節前後離開澳門的。而聖類斯中學也於同年結束，遷回香港。
1945年史密羅夫舉家遷回香港後，生活再次陷入困難境地，重新回到淪陷期的水平，風塵僕僕，爲餬口而奔馳，他在精神上的負擔日益增加。1947年，他從香港的一座高層大廈一躍而下，結束了其顚沛流離而富傳奇色彩的一生，他被葬於快活谷墳場。
史密羅夫的一生是短暫的，他的生命祇有四十四個年頭，他逝於藝術創作力最爲豐富盛的年華。嚴格來說，史密羅夫所獲得到的是帶有中國色彩的俄國教育，這從他爲哈爾濱基督教青年會會址所作的設計圖以及其水彩畫的用色方面可以看到。毫無疑問，史密羅夫從海參葳到哈爾濱，再經青島到達香港，再由香港逃難到澳門，他依次接觸了俄羅斯、中國、德國、英國和葡國（或更確切地說是中葡）文化的薰陶，藝術家在北歐文化和歐美文化的滌蕩下，產生了獨特的個人風格，使他能良好地把握澳門這座小城市的脈搏和氣息。
雖然，史密羅夫不是一位美術系的畢業生，可是他的畫中的透視感非常準確，乾濕並用的水彩技巧十分流暢自然，這些都得益自建築學科的良好根底。
1960年，賈梅士博物院成立，政府所藏史密羅夫六十三件水彩作品轉歸博物院。到1985年，澳門政府爲慶祝博物院成立二十五週年之際，除舉辦錢納利的作品展外，還特地爲史密羅夫於市政廳畫廊開了一個遺作展，除上述水彩作品，更向史密羅夫的女兒愛蓮史密羅夫、好友尼娜·碧加商借了十二幅油畫及水彩畫作品一同展出。
史密羅夫對澳門美術的影響，雖然比不上錢納利，但他的美術教育卻啓迪了當代的澳門畫家。被譽爲澳門現代美術之父、葡國知名畫家和波爾圖美術學院教授的路易士·迪美（Lu'is Dem'ee）就是他的高足，而直接受迪美影響的，有與郭士、譚智生及趙偉夫等前輩發起組織“天虹美術會”的戴多富（Adolfo de C．Dem'ee），還有另一位土生畫家杜連玉（Herculano Hugo G．Estorinho 1921－1994）。
註釋：
①“Concerge”，P．23，Hong Kong，6－1995．
②António Conceição Junior，“George Vitalievich Smirnoff”no Livro“Macau，Anos 40”Leal Senado Macau，1985．
③見“Macau，Anos 40”．Leal Senado，Macau，1985．
④Shann Davies，“Macau in War and Peace”in“Macau Travel Talk”，Series 2，Number 243，10／1996．
⑤同上。
⑥筆者對鄺高爵先生的採訪。
⑦同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