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與折衷派
香港太平山麓雲景道的一座樓房中居住着一對夫婦，女的精明能幹，男的是謙謙君子，和藹可親；儘管年過半百，仍然精力過人，在藝術的領域內繼續耕耘。他就是黎明，但他不是歌壇的“四大天王”之一。他是畫家，出生於澳門，是“折衷派”——也就是後來被稱爲“嶺南派”現存的、由高劍父親手調敎的少數謫傳弟子之一，親歷過現代廣東畫壇不少重要事件。
誠然，喜愛欣賞繪畫藝術作品的人，不會祗是滿足於欣賞藝術家筆下的作品，而總想多些了解作者的身世，想知道是甚麼樣的家庭環境和社會外部因素造就了如黎明那樣的畫家，想知道他的個人生活怎樣影響其藝術創造，他爲數衆多的藝術作品所帶出的感染力是純粹來自他的天才、靈感，還是來自他的勤奮……。
一、出自氹仔
黎明原名黎國安，祖籍廣東南海西樵河滘。這位近年來在省、港、澳正漸漸被畫界“發掘”其繪畫藝術的畫家，民國十八年己巳正月十六日（1929年2月25日）出生於澳門的荷蘭園區。
氹仔島和澳門一樣，原來隸屬於中國廣東香山縣，葡萄牙人於1553到1557年間登陸澳門時，並沒有使氹仔和澳門一樣大興土木，使其成爲一個和澳門半島一樣沾染四百五十多年的葡國文化色彩。1847年，當時的澳門總督阿馬留命令葡國軍隊進駐氹仔島上的小潭山，並在該山的西隅築上一小炮臺。到1851年，澳門總督賈多素再次下令軍隊進駐菩提山及今天氹仔村的所在的島嶼大潭山。然而，氹仔在很久以前已有漁民棲息，居民經營漁業、規模不大的農業、園藝業和飼養業等，其中最悠久的廟宇——卓家村武帝廟就建於康熙廿三年（1684年）。人口不多，到1880年，氹仔的居民總人數是三千二百三十人。①而黎明的家族就經營糧食雜貨業。
黎明的父親黎兆錫，是氹仔、澳門的殷商，在氹仔擁有一大片的土地，作爲知名的華人代表，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任海島市市政議員。少小的黎明在入學之前長居在氹仔，葡萄牙特色的嘉模敎堂、南粵建築風格的廟宇都是他和三五知己蹓躂的地方。此外，他還在紅樹林帶中，偶爾眺望此處的水上飛機。1933年，運作了五年的澳門政府“海軍航空中心”被撤消後不久，黎明就開始其走讀生涯。首先，面對已滿六歲的黎明，其父親希望他回祖國接受敎育。於是由祖母攜往廣州，入讀西關一家幼稚園。報名繳費後的某日晚上，黎明的祖母突然在浴室中昏倒，急需回澳門治療，黎明因此被接回濠江。當時的氹仔沒有小學，六歲的黎明就前往澳門半島，就讀於龍嵩街附近巴掌圍的崇實中學附屬小學一年級。
崇實中學是當時澳門名校，校長梁彥明。崇實中學對於學生的要求很嚴格，動輒以“打手板”來懲罰遲到的學生。然而，在梁彥明校長的特許下，黎明卻享有每天遲到一節課的“優待”。這是因爲當時澳門和氹仔、路環島之間的交通是依賴渡輪來維繫的，縱使黎明乘早班船去澳門上學，到達學校時已過了第一節課。雖然如此，黎明卻利用渡海的時間溫習功課。渡輪較爲細小，來往的人很多。由於每天往返澳、氹，黎明與船工也熟落起來，爲了讓黎明有一個舒適的學習環境，他們就讓他在船長駕駛室旁的小桌上抄書。故此，黎明笑言自己被譽爲“抄書生”，因每天都要借抄其他同學的筆記。後來，在居於澳門的舅母的同意下，黎明便寄居在那裡，摘去了“抄書生”的雅號。半年後，他隨母親居住在近西街（今美麗街），其後再遷居板樟堂。
黎明對美術的鍾愛，始於“崇實”時期。梁彥明校長是澳門文化界的活躍人士，不少書畫名家如張純初、鮑少游等都借用崇實學校舉辦展覽。黎明的父親愛畫，故此時常參觀，選購作品來珍藏。他的畫學啓蒙老師，是其父親的朋友、在廣東畫壇享有崇高威望的羅寶珊。黎兆錫也和流寓澳門的名畫家高劍父、張純初、張谷雛、詩人陳寂園是至交，時常有文酒之會，偶附驥尾的黎明一有機會就向他們討敎。
對於羅寶珊，廣東畫人至今仍未能清楚地肯定他的籍貫，連被譽爲記載廣東畫人資料最詳盡的李健兒的《廣東現代畫人傳》及鄭春霆的《嶺南近代畫人傳略》也沒有收入。很可能，黎明是目前最清楚羅氏生平的畫人。
根據黎明對筆者說，羅寶珊早1905年已和高劍父、何劍士、潘達微、鄭侶泉、陳垣、馮潤芝等在廣州合辦《時事畫報》，鼓吹革命，馮潤芝與羅寶珊負責給新聞稿繪畫插圖。羅氏名清，亦名羅寶山，中山人，別署花洲樵子，號游戲山人等，他的繪畫風格近海派主將之一的錢慧安。
氹仔盧廉若馬路與米尼奧街之間、靠近小潭山東麓的“菩提園”，1926、7年間初建時的戶主就是羅寶珊，羅氏與母親韓氏同住該園。園中的果樹甚多，有香蕉、桂圓及木瓜樹等。羅氏的兒子羅維宗，女兒羅白蓮，婿陳叔平也善畫。韓氏是虔誠的佛敎徒，“菩提園”中禪院大門與六祖殿之間，至今仍豎立着羅寶珊所建的“先母羅韓氏塔”，相信是韓氏藏骨之地。②
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在此之前二天，“折衷派”的領袖之一高劍父攜眷倉惶抵達澳門。三、四個月後，高氏“春睡畫院”的學生司徒奇，再傳弟子何磊抵達澳門，約半年後，另一弟子關山月也抵達濠江，在美副將馬路的“普濟禪院”內找到了高劍父。高氏時年已是六十歲的人了，他盡量減少應酬，以免引起日本特務的注意並解決生計，於“觀音堂”的妙香堂內重開“春睡畫院”。當時，隨後抵達的弟子和新收錄的門人，有近十六、七人，他是司徒奇、方人定、李撫虹、伍佩榮、關山月、鄭淡然、羅竹坪、趙崇正、何炳光、何磊（何炳光再傳弟子）、黃獨峰、蘇卧農、黃霞川、尹廷廩和李鳴皋。③這段時期，澳門是省、港、澳中最多畫人雲集的地方。
1939年6月8日到12日，高劍父在澳門舉辦了“春睡畫院留澳同人畫展”，籌款賬濟災民，畫展特刊由張純初題簽，參加展覽的有高劍父、王豪之、方人定、周叔雅、蘇卧農、黃浪萍、伍佩榮、鄭淡然、李撫虹、黎葛民、黃獨峰、司徒奇、關山月、尹廷廩、趙崇正、黃霞川、何磊，展出的作品達二百多幅。展覽其間，觀衆絡繹不絕，而多家學校更組織學生集體參觀。黎明與父親一起參觀是次展覽，其父更購下李撫虹的一幀畫作。同時，黎明也因此第一次接觸到令其眼界大開的“折衷派”繪畫藝術。這樣一看，黎明被折衷派的藝術吸引了，他放學後就在展場中流連，一共看了五天。
正因爲高劍父與羅寶珊善，所以偶有暇餘，這批畫人都會信步氹仔，領略與澳門市區別樹一幟的風光。黎明也在這樣的場合下，多次見到後來成爲他畫學上的老師高劍父。
經過難苦跋涉而抵澳的關山月，夜間則寄居“觀音堂”，白天於筷子基、漁翁街等當時的漁港中勤奮地進行速寫，收集素材，以無比的豪情投入抗戰畫的創作。1940年1月，關山月假近西街（現美麗街）濠江中學舉行其首次抗戰畫展，④旋則以其高超的寫實能力，轟動港澳，黎明也隨父親參觀了這個展覽，展品中使他在半世紀後仍然印象深刻的作品，是關山月的力作《三灶島外所見》。
其時，三盞燈附近竹林寺的主持志勤大師，早年和羅寶珊的交往很深，志勤大師皈依我佛，據聞得於羅氏的引領。此外，育欣居士也居竹林寺，他與羅寶珊也十分要好，據說竹林寺的建立，與羅寶珊的支持有很大的關係；羅寶珊移居竹林寺二樓的一間大房之中，而黎明逢星期日的畫課，也因此改在此房間中進行。羅寶珊敎畫的空隙中，喜愛走到廳間小坐；有時和志勤、育欣及楊鳳書（楊善深之父）打天九耍樂。初時，黎明主要向羅寶珊學習用筆的技巧，通過臨摹老師的畫作入門。到中午，在廳間打天九的志勤大師、育欣居士、羅寶珊、楊鳳書及黎明一起午飯。
根據黎明的回憶，羅寶珊的床下有數個大木箱，裡面所載的是羅氏早年的畫稿以及名家書畫作品，最多的是錢慧安的畫作。黎明是這樣回憶他師事羅氏的點滴：“羅寶珊老師敎我怎樣畫衣紋，首先是鈎稿，他認爲鈎衣紋要注意釘頭鼠尾的效果，每張鈎幾幅白描，有時要鈎十數張；他主要敎我畫仕女，在描畫頭髮時要一根根地描，然後渲染，現在回想起來，發現當年打下的基礎十分有用。”羅氏還有一弟子周霑，年紀比黎明大，他們共同習畫時，周氏已四十多歲了，專寫羅漢、佛相。
羅寶珊早年參加革命活動，在他竹林寺房中，懸掛着一張與高劍父的合影，高氏居中，穿着軍裝。這幅相無疑是人們研究廣東近代美術發展史的重要文獻。遺憾的是，世事滄桑，這幅照片已不知流落何方了。
黎明的父親當時在氹仔經營生意，正因爲黎明及母親等人居於板樟堂，故此其父親祗在星期六晚上回澳門。星期天早上，高劍父就來到板樟堂，與黎兆錫聯袂去飲早茶。每次高氏造訪黎宅，都會給黎明帶一些日本畫冊，有的更是彩色精印，同時向黎明解釋畫作的用筆技巧。然而，由於學業以及正在向羅寶珊習畫，黎明祗在閒餘時才臨習高劍父所提供的畫作印刷品，但每次臨畢，黎明都會手持該畫，向高氏請敎。同時，也經常跟隨父親與高劍父、羅寶珊及其他“春睡門人”到十月初五街六國酒家斜對面的天眞樓飲茶。
高劍父很鍾愛聰明伶俐的黎明，覺其是可造之材，視如子侄，寵愛有加，而且在茶桌上按圖索驥地向他講解，黎明將畫冊帶回家後也依着樣子描畫。然而，黎明尚未能列入高氏的門牆，黎明也清楚，當時寓澳的每一位“春睡”弟子差不多已在畫界薄有名聲。
對於高劍父來說，1941年是他經常往來港澳之間的年頭。年初，高氏應香港“中國文化協進會”之請，往香港進行“現代國畫”的講座。在香港舉行的“東江兵災賑濟義展”中，高劍父捐贈書畫七十餘件。12月，香港淪陷，高劍父蟄居濠江。隨家人避居澳門的楊善深後來與高劍父、馮康侯結“協社”，砥礪藝術。
同年，他們在市政廳舉行了一個畫展。因爲楊善深有一位表哥住在新橋，故此很多時楊氏也在竹林寺出入，和寺內的戒聞和尚（馮潤芝之子）談詩論畫，而羅寶珊所居二樓大廳中的八仙桌，就是他們的畫案。黎明與楊氏的交住也始在那時。
二、高劍父入室弟子
1944年3月，澳門各界舉辦“慈善義展”賬濟難童，高劍父被公推爲主席。知名人士蔡文軒、蔡惠年、黃渭霖首先捐助籌備費數千圓，這是高劍父流寓港、澳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賑濟”義展。高劍父以《書畫義展會感言》，爲我們記下了那次歷史性事件：“同善堂辦理的難童餐，已經歷有年所，是口碑載道的。近來籌款雖極其艱難，仍再接再勵，不遺餘力的，眞是起死人而肉白骨啊!可是東風無力，難回大地之春；袖薄有情，易起同天之感了。蔡君惠年，有鑑於此，卻發起以書畫籌募難童餐經費來貢獻同善堂，抱民胞物與精神。該堂崔蔡兩主席，欣然接納，並與諸値理一致策動，於是澳中書畫界同人，奮袂而起，馬上總動員起來，本着人之欲善，誰不知我之慨的。於是大家懷着無可懷疑的要求，站在自己的崗位，希實現藝術的本旨，以精神食糧，來博取物質的食糧；以救濟一般嗷嗷待哺的難童。因此，無論現實的與非現實主義的、新派和舊派的都結成一條救苦救難的陣線，向着共同目標來工作的。眞是風起雲湧、如火如荼地苦幹下去。於是不到一月，而成功的作品六佰餘幅之多。還有不少鑒藏家割愛而捐出的。未開幕之先，又深蒙許多善長仁翁踴躍訂購……。督憲購畫貳仟圓而臨會場指導數次，督憲夫人又親臨剪綵……。”
“民國廿八年春睡在商會雖然開了一次賬災畫展，所得之款，概由商會轉送給本澳四個善團，這究屬私人團體，影響不大，這次實不可相提並論了。……”⑤
其時正値國內戰亂，大批難民洶湧抵澳，引起澳門糧荒，餓斃街頭的每日達二佰多人，書畫藝術界義賣，共同參與支持同善堂的賑濟難童工作，使居澳畫人拋開了藝術上的門戶之見。良好的社會效果不用說，單在藝術上，已使畫人有了一個相互砌磋、取長補短的機會。
高劍父籌備該展覽時，一天，在天眞茶樓和羅竹坪、何磊及黎兆錫父子等人一起飲茶，高氏如往常一樣查問黎明的藝課，邀請黎明參加是次展覽，其後讓黎下次攜畫來“天眞樓”讓高氏挑選。黎明出示他所畫的仕女圖，這幅畫雖然筆力較弱，但設色自然，高劍父一看之下，嘖嘖稱讚；便要求黎明拿此畫參展，黎明說這不是自已創作的，是臨摹老師羅寶珊的，但高劍父一直堅持，而在座的何磊等也順着高氏的意思，促黎明參加。最後，黎明遂持着仕女圖參加是次書畫義展。更在展場中被新馬路的“伊利”公司東主一舉買下。由此，寓澳畫人均視黎明爲畫界“神童”。
同年，長期患有哮喘病的羅寶珊病重，鑒於高劍父對黎明青睞有加，臨終前勸黎明拜高氏爲師。黎明於是成爲了“春睡畫院”的一分子，時年十五歲，高劍父將其原來黎國安的名字改作黎明。
嚴格來說，黎明隨高劍父正式學習繪畫，始於1944年未。每到星期天，他總在高氏的居所——賈伯樂提督街三十八號二樓隨高氏習畫，隨侍函丈。黎明是這樣回憶他的第一節課的：
“及週日早晨，余挾所臨摹高師所借畫冊赴會，當時除春睡同學外，還有鄭春霆、范朗西、竺摩法師……，既就座，忽睹牆上高貼‘鑽石時間，愛惜分陰’，‘耗我半分鐘時間，便是我的損友……’，及高師講課，出示參考品甚多，博引徵微，深入淺出，解說生動，恢諧有趣，又令人如沐春風。”
其時，高劍父的中國畫已臻於不拘一格之境，用筆雄渾，有力透紙背之妙，離離披披，古拙而富金石味。當然，對於黎明來說，他不可能立即臨摹高劍父那些作品，祇是臨習高氏的小品。然而，高氏的小品畫也筆力蒼勁，這使黎明一開始習畫，便沾染了凝重的風格。
1945年，黎明因父親在澳門的生意遭到挫折，被逼中斷了學業和繪畫，隨家退遷氹仔故居。閒居無聊，在屋後小園種花爲樂。
三、南中會計
重返氹仔的黎明，閒餘對花描畫，以期深入觀察所描繪的對象，從審美的實踐中提高其認識能力和藝術表現技巧。一天，他正在花圃內換花泥的時候，突然聽見拍門聲，原來是高劍父帶着繼室翁芝、兒子勵節造訪黎家。黎明高興得從花圃內走出迎接老師，連手上的泥濘也忘記清洗。奉茶完畢後，高劍父對着黎明的父親說：“阿安唔可以咁樣嘅，我要帶佢走!”黎兆錫說：“現在環境唔好，生活有困難，點可以俾佢讀書呢?”高劍父說：“和平後我回廣州，生活冇問題，我帶佢走。”黎兆錫知道高氏倔強，打算讓黎明繼續留下一段日子，冀望高氏在此段日子後淡忘此事。想不到高劍父說立即要帶黎明走。黎兆錫祇好答應了。
由此，黎明與高劍父一家居住在賈伯樂提督街二號O地下，成了高氏的入室弟子。高氏放置其愜意作品及所收藏書畫的房間，祇有黎明可以自由出入。可見，高氏對這位弟子是非常信任的。黎明除了臨摹畫稿外，有時也侍候在高氏身傍，和其他師兄弟一起傾聽高劍父闡述“隔山派”和“折衷派”的藝術源流和高氏所提出的新宋院畫、“新文人畫”主張。耳濡目染，朝夕相對，使黎明在藝術的道路上又邁進了一大步。
1945年8月19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的八年抗戰勝利結束。消息傳到澳門，高劍父高興非常。9月，與弟子及友好假新馬路與南灣街交界的“利爲旅大酒店”舉行慶祝展覽會，同時整理行囊做好回廣州的準備。這些日子中，黎明一如既往地伴隨在高劍父左右，幫助料理一些日常事務。10月，高劍父帶着黎明一起攜帶全部畫作抵達廣州，重開家業，人居西關。1946年，高劍父在“春睡畫院”的原址中華北路尾朱紫街開設“南中藝術專門學校”，黎明就擔任會計一職。其後，高劍父接受廣州市政府的委托在春睡畫院原址創設“廣州市立藝術專門學校”⑥，第一個學期，兩所學校運作於同一地方。第二學期，“市藝專”校址設在光孝寺。“南中”則改爲“南中美術院”。
在春睡畫院時期，高劍父逢星期日親自主持專題講座和欣賞會，他一邊走，一邊指着牆上的畫作講解。後來因“市藝專”事務繁忙，才停止該項活動。對於這些場面，庸齋的文章中有着細緻性的描述，他說：“那時我剛從西南復原返粵，由於愛好讀畫，常常去聽講。有一次，講題是‘新宋院畫’，大堂懸掛了近二十幅示範作品，正中兩幅《群雁》沒有題款，大家早就議論紛紛，認爲劍老暮年不能寫這麼細緻的畫，猜度是他早年之作。後來劍老講解時，有人提出詢問，他指着身旁的少年說：‘這是黎明君寫的，大家都頗爲驚訝這位身材淸瘦、沉默寡言的少年能寫出氣魄磅磚的巨製。⑦”
黎明長期居於澳門、廣州的城中，而廣東的地理氣候，蘆雁不可能常見，筆者曾就此詢問黎明，是甚麼緣故可以使筆下的蘆雁表現得栩栩如生。原來繪畫蘆雁是高劍父給予黎明家課，儘管黎明從初入“春睡畫院”時已將寫生作爲藝術的源頭，但在廣州，蘆雁卻不可覓。幾個月過去了，仍未能繪畢，這使高劍父非常生氣，更寫信給黎明的父親投訴。最後，在經過高劍父的諄諄善誘下，他便往雞鴨欄裡對着鵝、鴨等寫生，加深其對翎毛方面的認識。刻苦勤奮，單是寫生稿就達近千，同時在高氏的指導下，憑藉雁與鵝、鴨是同科動物的關係，創造了筆下眞切的蘆雁形象。這樣，黎明打下了良好的翎毛基礎，再加上其後通過一些資料以及對蘆雁眞實形象的研究，使筆下的蘆雁形象別具風貌。難怪庸齋說，黎明是一位天份很高的畫家。
1946年11月，高劍父選中了黎明的作品《漁家》，和其他弟子的作品一起，以春睡畫院的名義參加廣州圖書館籌募經費畫展，當時，關山月、黎葛民、葉永青、蘇卧農、趙崇正則代表“南中美術專門學校”參展。
黎明所作的《漁家》被參觀是次展覽的美國駐廣州領事館新聞處處長牛頓購去，黎明也因此在春睡同仁中嶄露頭角，葉永青、黎葛民、關山月等大師兄皆善視之。任眞漢更在廣州大光報撰文推介是次展覽時極力褒揚黎明的畫藝，譽爲全場用色最佳畫家。
黎明在擔任會計工作之餘，也和其他“南中”的學生一樣上課。儘管那時抗戰甫畢，百廢待舉，“南中”的收費很高。每學期繳九十萬外，還要交保證金五萬，並在注冊時一併繳交，單是報名費及考試費已達伍仟圓，⑧但仍有不少好愛美術的青年慕名而來。處理賬目，黎明已經擁有大量的工作，但他仍努力習畫。由此可見，黎明是非常勤奮的。
根據黎明的回憶，“南中美術專門學校”和“市藝專”時期，高劍父並沒有在兩所學校專職任課，但卻曾分別在那裡上過特別課，每次約有十多節，高劍父講課時的第一講必先講“隔山派”——居巢、居廉的畫法，高氏對其師承的尊重與懷戀之情可想而知了。此外，必須讓黎明站在身後作爲高氏的助敎，將主要的字句寫上黑板。
1948年，廣東美術界賬災畫展在廣州中山圖書館舉行，高劍父也選送了黎明的作品。當時行營主任張發奎、省主席羅卓英、市長歐陽駒均陸續到場觀賞，他們早就聽聞未滿二十歲的黎明已有過人的藝業，想一睹這位少年的風采。因此在展場中，黎明被他們先後召見，並勉勵他開個人畫展。高劍父對黎明期許甚高，回答說黎明仍需努力，至少要在三年之後才行。然而，他已經有資格和“春睡”的大弟子如葉永青、關山月、黎葛民一起共同聯合作畫了。當年秋天，他們便合作了《漁樂圖》。
這段時期，黎明的繪畫正從兩方面進行探索：一是追隨院體畫以線描鞛勒的方法去寫翎毛，由於他以自然爲本，把對象研究清楚才進行創作，能掌握形神兼備的效果。然而，缺點是線條的鈎勒缺少變化，未能良好地體現物體的質感。但在畫面的渲染上卻新意盎然，大膽創新。這可從黎明作於1948年的水墨斗方《游魚》可作佐證。另一方面，黎明也以傳統的筆墨去描寫現實景物，水墨斗方《土華漁家》就是廣州近郊土華村的寫生作品，其中如《越秀山水塔》、《光塔》就是描繪廣州名勝的代表作。
《越秀山水塔》這幅畫，作於1949年。筆者在香港黎明的家中欣賞過，發現作者在處理一些現代化建築時，頗能領悟高劍父離離披披的富金石味的用筆方法外，在渲染上的功力非常到家。這幅斗方，山崗及圓形的鐵製水塔佔據了畫面左邊的空間，呈直角三角形，S型的小路蜒垣而上，畫幅右上方是泛着霧靄的天空，與山坡上離落的雜草呼應，這樣的光景，充滿了澹蕩淸空的詩情墨意。這種中西合璧的表現手法，似乎黎明已掌握了高劍父早年所提倡的“折衷中外”藝術理念。
同在1949年，黎明的父親黎兆錫的生意有很大的起色，於是命黎明返澳，協助其經營於十月初五街的天天糧食雜貨店。高劍父知道後非常生氣，由於父命難違，加上國內解放戰爭正在進行，所以黎明不得不告別老師，乘船離開羊石，返回濠鏡。
四、澳門時光
儘管助父從商，黎明仍沒有放棄繪畫，暇時寫生甚勤，同時也和本澳畫人有密切的往還。黎兆錫的畫友很多，楊善深每過澳門，都住在其十月初五街雜貨店的二樓。在十月初五街的居處就藏在一套三聯屏，由高劍父、趙少昂和楊善深分別繪畫蘭花、梅花、竹。黎兆錫一直希望有另一位大家能補畫菊花，使之成四聯屏。
一天，黎兆錫與鄧芬飲過早茶後，邀鄧到雜貨店小坐，該店共四層，鄧芬見二樓是黎明的畫室，於是欣然爲其題寫室名。這幅“黎明畫室”的題字，直到今天，黎明也將其印在其畫室的用箋上。鄧芬知道黎氏缺“菊”後，自告奮勇，便說“我寫，寫高老劍的東西。”鄧芬於是沿用“折衷派”的筆法畫成菊花，四聯相并，風格統一。楊善深後來見到後也深爲讚賞，其後在香港爲其學生講課時，常常指出這四聯屏是當時廣東國畫聯屏的里程碑般作品，勸學生們有空到澳門開一眼界云。
此時期，翁芝一直留在澳門，從45年到49年，她逗留廣州的日子累計起來也不過半月左右。⑨高劍父常常從廣州回澳門度假。1949年9月下旬，翁芝托黎明赴廣州爲高劍父打點行裝。10月，高氏離穗返澳。
高劍父的健康日下，作畫甚少，但也時常來往港澳。黎明空餘時也常伴高氏左右在本澳的近郊寫生。同年，黎明寫下《青洲突影斜陽中》。這幅寫生作品，描繪了當時青洲一家磚廠的形象。今日的青洲雖然豎立了不少高樓大廈，可是1949年，那裡還很荒蕪，從畫中高聳的木瓜樹及茅柵所見，活像一個小村庄。
翌年，黎明放棄了家族生意，投身敎育工作。在開設於現今白馬行國華戲院旁邊的仿林中學任敎美術，同時兼任吳靈芝中學（大三巴附近）的美術敎席。當年的畫作，他有兩幅存藏至今，那就是《澳門海角》和《濠江聖蹟》，前者是描畫澳門漁翁街及松山腳下水塘的風光，作者的視點就在今天“澄碧閣”和摩囉園兵房附近，在畫家的筆下，“海角遊雲”那邊的山崗迤逶連綿，山上樹立了電台用作發射的天線以及電線，水坭建造的棚架已經完成，但現今所見的一些別墅，那時仍末見蹤影。
《濠江聖蹟》是比較特別的，黎明利用了中國傳統的筆墨，從大砲臺山坡那裡繪畫富有典型西方建築風格的大三巴牌坊。畫下所見，山坡下仍有幾所房屋遺存。這幅畫的題讚出於高劍父的手筆，字如老樹枯藤，霸悍而筆力遒勁。高氏題此時已是1950年4月了，距其逝世尚有十四個月的光陰。
這幅畫甫一寫成，中央公司的經理及賭商高氏就表示希望將其買下，然而，黎明因爲這是高師所題，不想賣，若要賣的話還需高劍父點頭才可以。此時剛巧高劍父去了香港，由此，黎明到今天仍藏有這幅作品。
1951年1月，高劍父於香港“大新公司”七樓“思豪畫廊”展出其新舊作品一百六十九件，⑩藉此籌措經費，遊歷歐洲。2月，該畫展移至澳門中央酒店舉行，參與展覽的更有留澳的“春睡”門人，而澳門市民日報在2月23日也發表了《高劍父先生小傳》。黎明參展的作品是《玉黍群鴨》、《孔雀》和上文所述的《濠江聖蹟圖》等近十幀。這次展覽，是高劍父平生最大規模，也是最後一次展覽。很自然，黎明在這次展覽中和其他高劍父在澳的學生一樣，參與了籌備工作。
展覽完畢後，高劍父在籌備出國畫展中，由於高血壓和糖尿病而需在家中休養。6月上旬，高氏在家中突然昏倒，於是被送入鏡湖醫院，住進留醫所六號病房（拆於1997年），病情反復。6月20日早上，高氏仍在病榻上詢問廣州春睡弟子情況，思路還清醒，但傍晚時病情漸趨惡化。到21日，高氏已不能言語，人們呈上紙筆，高劍父在紙上亂畫，潦草得幾乎不可辨認。於是黎明與其父親急忙去郵局打電報給陳子石，讓其轉告李撫虹；再致電報給楊善深。6月22日早上八時四十五分，高劍父這位一代畫壇宗師逝於鏡湖醫院，時年七十有三。在他彌留之際，翁芝、高勵節、黎兆錫、李撫虹、楊善深、黃獨峰、羅竹坪、梁法、李喬峰、釋慧因及黎明均守候病榻的旁邊。（11）黎明含淚對着高劍父的遺體畫了三張速寫，以此留老師最後的形象。1951年6月23日，澳門華僑報刊登了高氏的訃告：
“高劍父先生痛於本月22日上午八時四十五分壽終於鏡湖醫院，壽七十有三歲。謹擇於本月23日下午三時半出殯，由鏡湖醫院發引安葬西洋墳場，謹此訃。高劍父先生治喪處啓”（12）
這裡的西洋墳場並不是聖味基街的舊西洋墳場，而是位於美副將大馬路、普濟禪院旁的新西洋墳場。6月28日，高劍父的追悼會假普濟禪院舉行。這些活動，黎明都參與了籌劃工作。
追悼會的會場佈置莊嚴肅穆，由司徒奇主祭，馮百礪講述高氏生平，生前舊友都致送輓聯。孫科的挽聯是：“滿天風雨莫描摹，因而絕筆；一代丹青大損失，幸有傳人。”張大千的是“邈若山河”，鄧爾疋的是：“舊雨思惟，記得當年畫公仔；落花時節，不圖劫後話桑滄。”而趙少昂的挽聯是：“雲山經雨始鮮明，記藝苑新開，春睡天風，花萼交煇樓並美；丹青不知老將至，自滄江一卧，鏡湖香海、蒹葭回溯水悠長。”而黎明的挽聯則充滿崇敬之情：“惜寸复惜分，愧我難學一德；亂畫哀亂世，如師自合千秋。”（13）
因爲高劍父生平倡義展，賑濟災民，當時有一輓聯署名是甲申澳門兒童領粥團的。可見十多年後，濠江當年的難童也感懷其恩德。
高氏逝世後，黎明仍繼續其繪畫生涯，畫作以斗方的形式出現，是他那段時期主要特色。題材除了繼續其半工意翎毛外，還繼續山水畫寫生，《松山塔影》、《風橫雨急大三巴》就是那段時期完成的。1952年，他有《蘆葦鴛鴦》及《澳門主敎山》等作品面世。
黎明的寫生風景作品特別出色，用筆不拘泥於傳統方法，而且設色溫暖，構圖也別出心裁，筆者曾親觀黎氏的作品《澳門主敎山》，發現黎明並不是依照“折衷派”的構圖方式去描繪這一對象，他把敎堂放置在疏落的樹枝後面，結構與透視也非常準確。筆者也曾到主敎山原處寫生，再對照黎氏那張作品，明顯地發覺黎明對於描繪澳門風貌並不拘泥於對自然的如實反映，也就是話他並不追求繪畫中的“照相”語言，而是按畫作的要求去調整視點，而且景物爲畫面所表達的內容服務。就這兩方面來看，黎明的山水寫生作品，在芸芸的“春睡”傳人中，己經牢固地站住腳了。
五、别離澳門
1953年，黎明隻身前赴香港，受僱於一家文儀器材店，住在姨母家。這一職務使他工作了近三十年。當然，香港生活節奏較澳門快，黎明不可以如往常一樣將興趣和職業結合在一起，幸好他在香港有鄧芬以及楊善深等畫友，可以不愁寂寞，互相砌磋畫藝。黎明每到週日，便往楊善深家裡去，楊夫人爲黎明佈置畫具於廳中，黎明就沒頭沒腦地一直畫到日落西斜，晚飯後才歸家。
初時，黎明偶爾還回澳門探望母親及家人。到翌年，其母攜弟妹一起遷居香港後，黎明至今衹回返澳三數次，近十年來也未有足履澳門。隨後的幾年，也許是生活負擔沉重的關係，黎明對於繪畫的熱愛有點意興闌珊，但仍能在1955年香港第一屆藝術節展覽中有新作參與展覽。一年後，他寫成一幅長達三米多的《鴨群》長卷。此外，黎明有三張作品入選華南美展。
1957年4月1日，澳門美術研究會爲慶祝成立四周年會慶，舉行爲期三天的畫展，一共展出各種媒體的畫作百餘件。沅思在《新園地》（澳門日報前身）撰文中指出：“吳喜雨的《輕舟重山圖軸》，關萬里的《神仙山眷屬》，馮印雪的彩墨畫《秋思》，以及黎明的《雙鵝》，不論章法運筆，用墨賦彩，均各具特色”。（14）在這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黎明在他們之中是年紀最輕的一位，這也可從另一個側面中看到黎明在沒有高劍父直接指導下、獨力摸索的藝術造詣。對於《雙鵝》，我們今天重看這幅畫，人們仍可以感到在技巧和立意方面十分成功，是用半工意的手法來表現的。用筆尖細，圓勁而秀潤，黎明已漸漸地在“隔山派”沒骨寫生的基礎上形成其個人面貌。庸齋在當年九月“南中”留港同學紀念高劍父畫展中看到這幅畫也說：“看似平淡，而樸實素清新，在新宋院畫的範疇來說，己經跨前了一大步，不僅工致而不板滯，線條有輕重，多變化；有些地方一絲不苟的鈎勒，有些地方卻能擦幾筆‘妙著’，甚至有些地方概括地省略了去；部分和部分間既和諧多樣而統一，可說是捕捉到筆墨的韻趣。”（15）顯而易見，黎明的翎毛作品，已能一洗宋代院畫刻板柔弱的通病，臻於精妙境地了。
六十年代初的花鳥作品，黎明基本上是在“新宋院”體的系統中繼續深化，同時更注意筆鋒的力度和設色。1960年的作品《孔雀》頗能道出黎明在這一時期在繪畫中的追求。色彩艷麗，章法雄偉，描繪羽毛時側鋒與中鋒交替使用，精細描寫，寫意與工筆相結合。這種方法，避免了花鳥畫中“極工而板滯”的不利因素，色與墨交織，寫意和工筆對應，黎明能十分恰當地掌握箇中的眞諦。
1958年到1996年，黎明在工作之餘，仍然活躍於香港畫壇。1958年有作品《黑童》、《春暖》入選英國文化委員會與美國新聞處主辦的東南亞巡迴畫展，59年也參加香港華僑日報舉辦的救助貧童書畫展。而1962年香港大會堂落成時，政府爲隆重其事，由香港美術博物館籌辦“今日香港藝術展覽”，大會就特別地邀請他與趙少昂、楊善深展出其作品。而62至63年，黎明、趙少昂、呂壽琨等代表香港入選英聯邦美展。該展覽由英女皇於倫敦主持首展的剪綵，其後巡迴展示於英倫各地，黎氏的作品《松鷹》則代表香港刊載於《當代聯邦之藝術》特輯之中。
黎明的畫藝日益受到重視，他仍對高劍父的敎誨與恩情銘刻難忘。1968年，他便聯同高劍父的兒子高勵節、楊善深四方奔走一力促成《三高遺畫合集》的出版，完成了高氏生前一直都希望編輯出版三高（高劍父、高奇峰、高劍僧）畫集的宿願。另一方面，黎明也從1967年到1973年在香港秀華臺的居所設畫室授畫，後遷北角，繼續推廣“折衷派”——1949年後被譽爲“嶺南派”的藝術。
經過了近十年的沉寂後，黎明重入畫壇。他家中懸掛着一張1982年與趙少昂、楊善深、關山月的合作畫。趙少昂寫桂花，楊善深寫雁來紅，關山月補墨梅、黎明寫石榴，這幅作品可以說是黎明重新投入國畫創作的重要標記。1985年，他應邀參加了廣州舉行的高劍父一百零六歲誕辰紀念及嶺南畫派研究室成立的集會，重逢久未謀面的春睡同寅，爲了廣東研究高劍父的藝術和生平，向他們提供大量富價值的材料。同時開始多次東游日本、韓國，南游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另一方面及遍游祖國的大江南北，“搜畫奇峰打草稿”，努力地創作山水畫。他的山水畫，構圖質樸，不作奇峭形式，山的陰陽向背，大都以粗壯圓渾的中鋒來表現。水墨彩烘暈，顯得光潤明潔。1993年，黎明被廣州美術館聘爲特聘畫家，獲邀參加了同年12月舉行的廣州美術館畫家作品聯展。
重拾筆墨，黎明的作品比六、七十年代的作品更加恢宏，富“拙”味；畫面鮮麗，特別是對型的掌握恰當，無論花鳥、山水和人物都表現得相當精緻，運用色彩十分嫻熟，對“隔山派”的撞水、撞粉技法十分精通。
傳統的中國花鳥畫，往往採用象徵、隱喻的手法，寄寓人格理想、生活願望或某種的祝願。作爲在花鳥畫有傑出造詣的黎明，他對花鳥畫的社會職能，顯然有其不同流俗的理解和信念。他甚少在畫幅上標上題目，祇以生動優美的形象，予人精神上的啓迪和感染。在這一點上與其師兄蘇卧農有相似之處。作品中兀立寒松的蒼鷹、桐蔭閒眺的孔雀、蘆葦間覓食的鴨子莫不各具情趣，大量使用中鋒，中鋒所帶來的含蓄性，令對象的形態渾厚雄狀，意味雋永，流露出畫家童稚般純眞明潔的心靈。黎作畫作中的意境清新曠遠，廣州美術館館長盧延光是這樣推崇黎明藝術的，他認爲黎明的畫與高劍父前期、中年的畫作相比，不相伯仲。（16）
1994年12月27日，由廣東省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嶺南畫派紀念館和廣州市美術館舉辦的“黎明畫展”在越秀山內舉行，展期至翌年1月2日，國畫大師黎雄才爲其題寫橫額。另一位大師趙少昂爲他的展品《雄鷹》題“鷹揚萬里”作爲祝賀。這是黎明從藝五十多年的第一次個展。同時，也發行了由國畫大師關山月題寫書名的《黎明畫集》。
現今，黎明除了偶爾去美加探親外，便埋首在家中畫室作畫授徒。目前廣柬畫壇的前輩，大都對其寄予厚望，他在香港法國醫院探望留醫的另一位國畫大師趙少昂時，趙氏執着黎明的手說：“我們都老了，要看你啦!”黎明這位對藝術如此熱愛而早年又得高劍父親炙的人物，他的復出，是港、澳畫界值得慶幸的事件。1995年，黎明的另一張畫作《雄鷹》參加了山東省淄博市國際書畫大展，榮獲特等獎。繼廣州美術學院嶺南畫派紀念館於1996年年末舉辦黎明的第二次個人展覽後，香港大會堂展覽廳於1997年7月1日至15日舉行其第一次在香港的個展。以出生澳門的畫家來說，能在嶺南畫派紀念館這個被譽爲嶺南派的祠堂以及香港大會堂展覽廳開個人展覽的，這無疑會是澳門的光榮。我們有理由期待，黎明一定能將高劍父的藝術主張繼續發揚光大。
註釋：
①《離島遊蹤一氹仔篇》，第61頁，澳門海島市市政廳，1996。
②同①，第16頁。
③根據司徒奇給余君慧的未刊手稿。
④見1996年6月28日《澳門日報》。
⑤筆者於廣州美術學院“嶺南畫派紀念館”中所抄錄之文獻。
⑥黎葛民、麥漢永，《廣東折衷派畫家陳樹人與高劍父》，第104頁，見《廣東文史資料》，1981。
⑦筆者於廣州美術學院“嶺南畫派紀念館”抄錄的《南中美術專門學校招生簡章》一部分。
⑧庸齋，《從黎明談到新宋院畫》，見1958年11月3日，香港《華僑日報》。
⑨筆者對黎明先生的採訪。
⑩陳薌普，《高劍父繪畫藝術》，第227頁，臺北市立美術館，1991。
（11）黎明，《憶高師》見《藝海藏珍》，第16頁，廣州美術館，1994。
（12）見1951年6月23日澳門《華僑報》，蒙佟立章先生提供影印件。
（13）同（11），第16、17頁。
（14）沅思，《繽紛多彩美不勝收》，見1958年4月2日《新園地》。
（15）同⑧。
（16）盧延光，《黎明先生印象》，打印件，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