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亞歷山大的中國之旅
根據英國商業史的記載，英女王伊莉莎伯於十六世紀末已打算頒給英國商人到中國進行貿易的特許准照。也曾派遣約密登赫經君士坦丁堡到莫卧兒帝國王庭爲英國商人謀取便利，使能銷售更多的英國產品。①在1600年依皇家特許狀成立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到1715年已在廣州賣出第一批糖酒、棉布等貨物。然而，在此前後，從來沒有英國人在中國貿易中有着具影響性的地位。後來，由於英國及其它外國商船在中國沿海鬧事，導致淸政府下令封閉三關，祇准廣州一個口岸貿易。
1751年（乾隆十六年），廣州黃埔的外國船有十八艘，英國祇佔其半數，這與英國在印度的影響力是不相稱的。英國人清楚，良好的外交關係和了解中國的民生是擠進中國這個龐大市場的首要條件。英國政府曾於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派出以查理斯·卡思卡特（Charles Cathcart）爲首的使團來華，任務是“能在廣闊的中華帝國爲印度的土產及製造品找到一條出路”。但查理斯·卡思卡特中途病逝於爪哇，使團折返英倫。五年後，英王派遣以馬嘎爾尼（Lord Macartney 1737－1806）率領的使團再赴中國，以求取得以往各國未能用計謀或武力獲致的商務利益與外交權利。在它的隨團人員中，包括一名畫師，他的名字是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
一、出身及家世
威廉·亞歷山大是出生於安勒斯（Anglesey）俾瑪利士（Beaumatis）鎭的哈利·亞歷山大（Harry Alexander）和伊莉莎伯·森維爾（Elisabeth Samwell）排行第四的兒子。父親及叔父托馬斯在美斯頓（Maidston）鎭域克（week）街五十六號開設一家馬車制造店。可以肯定，威廉·亞歷山大童年對藝術所萌發的興趣，始於馬車外部的裝飾工藝。另一方面，美斯頓鎭在英國美術發展史中，佔有一個頗爲重要的地位。它是英國著名的縷刻藝術家威廉·華列（William Wollett 1735－1785）的出生地。而這位縷刻家的老師，正是英國新古典繪畫大師占士·格弗利士（James Jefferys 1751－1784）。它也是英國皇家美術協會始創者之一、威廉·仙普利（William Shipley 1715 －1803）退休後的隱居之地。這些，都對年靑的威廉·亞歷山大的藝術覺悟，產生不少的影響。
位於英格蘭東南端的肯特郡中，有一座名爲博士利（Boxley）的小鎭，它與美斯頓鎭相鄰。博士利的一家教堂中懸掛着一塊簡單的金屬牌，它向人們叙述了威廉·亞歷山大生命中光輝一頁的因由：
“他伴隨公使於1792年前往中國，藉着其充滿力量的鉛筆，比前人更富深度地向歐洲介紹了中國的風俗。他的作品使人感到他高明的藝術觸覺，他有着溫厚的性格，樂善好施以及純潔合群的胸懷，耐心地等待着福音所帶來的榮耀和永生。1767年4月10日生於美斯頓，逝於1816年。”②
威廉·亞歷山大沒有直系後裔，這可能是他一生之中和家族人員保持着良好感情的原因之一。他的兄長占士·亞歷山大也是一位頗有才情的畫家，於1813年移居美國，1821年逝於佛羅里達州。他的另一位兄長哈利是海員，1820年逝世時年僅三十一歲，也和他一樣，沒有留下後裔。他的妹妹莎拉，於1818年下嫁亨利·奧頓後隨夫移居美國，他們的後裔之一卡特蓮娜於1902年訪問美斯頓鎭的博物館時，向該館贈送了三張占士·亞歷山大繪畫的鉛筆淡彩作品。
二、使團成員的來由
北京與倫敦在赤道的同一邊，緯度相差十一度，陸路相距五千七百九十英里，海道距離更是陸路的五倍。作爲使團的成員，必須是精英中的精英，也就是除強健的體魄外，更需具某一方面的專長。此外，更需良好的社會關係。
早年，居於美斯頓的威廉·亞歷山大就讀於由托馬斯·查提（Thomas Charty）牧師主持的學校，期後，這位牧師前往倫敦擔任一家學校的校長。1781年，十五歲的威廉·亞歷山大也隨牧師的後塵前往倫敦。根據文獻的記載，威廉·亞歷山大於1784年2月20日起跟隨擅於走獸、風景題材的畫家伊巴斯頓（Julius C．Ibbeston 1759 －l817）習畫，兩年後，威廉·被英國皇家美術協會汲納爲繪畫科的學生。
從藝術風格來看，威廉·亞歷山大受伊巴斯頓的影響較深，但比不上伊巴斯頓在繪畫水彩畫時所具有的富活力的筆觸和良好的構圖能力，可是，威廉·亞歷山大所刻畫的人物則具有獨特的個性，同時也繼承了伊巴斯頓高超的寫生能力。
伊巴斯頓曾作爲1787年英國派往中國的查理斯使團的畫師。而處於組織階段之中的馬嘎爾尼使團，也邀伊巴斯頓加入，但他以年事已高而婉拒，轉而推薦威廉·亞歷山大。
從進入英國皇家藝術家協會學習繪畫到獲邀爲使團成員，威廉·亞歷山大在協會裡呆了七年。前往中國工作，是他以繪畫爲終生職業的第一站。威廉·亞歷山大應該淸楚，馬嘎爾尼使團啓程前，中國風貌在歐洲人的腦子裡祇局限於西方傳教士文字上的描述，歐洲缺乏富說服性的圖像作品。此外，托馬斯·丹尼爾（Thomas Daniell 1749－1840）和威廉·丹尼爾（William Daniell 1769－1837）早在1785年曾訪問中國，並在廣州的商館中居停了一段日子。但他們沒有機會進入中國內陸，他們有關中國的畫作大部分繪於印度。另一方面，1775年進入英國皇家藝術學校、瑞士一位雕刻家的兒子——約翰·韋伯（John Webber 1750－1793），伴同曲克船長（Captain Cook）進行其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環球航行時（1776－1780）也到過中國。
韋伯抵達中國時，是在曲克船長逝於夏威夷後、船隊折返英國的途中。1779年12月1日，隊中兩隻分別爲“決心號”和“發現號”的船隻在澳門港下錨。在這裡，他們一直停留至1780年1月12日。此期間，韋伯這位早年在伯爾尼（Berne）和巴黎接受教育的繪圖員沒有放棄描畫澳門名勝的機會。至今，人們可以在占士·奧蘭治所編的《渣打精品錄中》看到他的兩張關於澳門的作品，其中一張是描繪大炮臺北部的景觀，它向人們展示的是聖保祿修院、內港以西橫亘的群山以及佩雷拉（Pereira）公館，另一張是鉛筆素描《媽閣廟》。後者現藏於香港藝術館，1787至1792年間曾被刻爲版畫，1808年再被印爲凹版蝕鏤畫。
儘管韋伯的作品後來編印成版畫，作爲《南海風貌》一書的插圖。但根據文獻，他的足蹟也僅限於南中國海如澳門等地區。
威廉·亞歷山大能隨馬嘎爾尼訪問清庭的所在地北京，這對於任何一位身處西方那個無方論是建築、繪畫俱受東方藝術強烈影響的年代的英國畫家，特別是一位剛在美術科畢業的學生，是一個珍貴的機會，是他藝術生命的轉折時刻。
三、中國之行
從喬治·斯當東（George Staunton 1737－1801，馬嘎爾尼赴華使團的秘書）爵士1797年在倫敦出版的有關是次行程的記述可知，1792年7月26日，英國公使馬嘎爾尼率其隨從乘坐擁有六十四門火炮的戰艦“獅子號”離開普利茅斯，前往北京。威廉·亞歷山大的兄長哈利，就服役於“獅子號”，而他自已則被編定乘坐滿載致送給乾隆皇帝禮物的“印度斯坦號”。該船共有三桅，容積是一千二百登記噸，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財產。
使團經葡萄牙的馬德拉群島、非洲特黑納夫島、佛得角，轉入南美洲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後，輾轉到達亞洲南部的爪哇及哥趾支那（越南），1793年6月19日，威廉·亞歷山大看到了澳門附近的萬山群島。
毫無疑問，在這個幾乎環繞了半個地球的海上旅程中，威廉·亞歷山大不會放棄捕捉那些與歐洲絕然不同的景物，自1793年到1794年2月離開澳門止，威廉·亞歷山大堅持在他的日記本裡記錄其在中國的見聞及圖象資料，甚至還包括沿途的氣候、聲音、航海旗號以及“印度斯坦號”於航行途中所遇到的技術問題。如果說威廉·亞歷山大是一位對異國風土人情戀戀不捨的人的話，那麼，他在中國所進行的、長達九個月的寫生作品，眞切地將他的中國之旅展現在他那些不連貫的畫中，使他成爲中英鴉片戰爭前，首位能深入中國內地進行美術活動、而且在歐洲又能引起強烈反響的英國專業畫家。
四、首次接觸中國官員
使團的主艦停泊在萬山群島後，派出了一艘載着使團秘書斯當東和另外幾名英國代表的二桅船，向當時停留於澳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人員打聽消息。威廉亞歷山大並不包括在那幾名代表之中，所以他還沒有機會踏足中國的土地，以及和他們一樣可以在澳門停留四天，去領略澳門那個華洋雜處的城市風物。其後，他隨使團經香港附近的大嶼山、台灣海峽後，於7月3日到達舟山群島，21日靠近山東半島的登州府。
當使團將進入渤海時，兩位由北京派來的官員登上了使團的主艦，他們分別是天津道喬人傑（約1745－1804）和通州協副將王文雄（約1740－1800），而被委派爲招待使團的正使、長蘆鹽政徵瑞（約1733－1815）則坐鎭天津衛。
威廉·亞歷山大對中國官員有着十分好的印象。8月8日，他的日記中對王文雄有如下的記述：
“前列的那位滿大人的頭上頂着紅頂子，它後面垂着孔雀羽毛，他是被欽定來全程陪同大使謁見皇帝的，擁有豪邁的性格，事事盡心盡力，是開誠布公的人，我將在登州附近所畫的海景給他看……”。③
1805年，威廉·亞歷山大對其於中國所畫的作品進行了一番整理後，於倫敦出版了名爲《中國風俗》的書。在這本圖文並茂的書中，赫然載有九幅中國官員的肖像，其中一幅名爲王大人，畫中人身穿裝。根據考證，主人翁就是王文雄。
倫敦拉哲（Leger）畫廊也藏有王文雄的肖像。這幅呈橢圓形、鉛筆加淡水彩（10．5x8cm）作品，背景是城牆，牆外站着一位繪得較爲朦朧的淸兵形象，從王氏的頂戴來看，他擁有二品官階，胸前官服上的猛虎形象從側面說明了王文雄的職業。
威廉亞歷山大有關王文雄的一系列肖像中，大都以城牆和清兵作背景，以期向歐洲人說明畫中人的身份，這種近乎圖解方式的手法，是畫家對東方事物表面化層次的回應，他仍沒有可能從內在本質那裡來介紹他在中國所獲得的眞切感受。他繪製喬人傑的肖像中，以漁人航海，主人翁手持卷宗的方式去指明喬氏的文官身份。這幅現存於大英博物館的喬人傑肖像（23．2x18．5cm，鉛筆淡彩）於1865年被收藏後才公開展示於英國及其它歐洲人面前。
1793年8月11日，星期天，威廉隨使團到達天津。很自然，他的速寫簿裡留下了“津門故里”的繁榮外觀。英國曼徹切斯特的威和夫（Whiteworth）畫廊自1955年始就藏有一張同名的鉛筆淡彩畫，這張畫是威廉於1796年根據其於1793年所畫的速寫稿重新創作的，完整程度明顯高於其速寫稿。
威廉·亞歷山大對天津有着一種無以名狀的熱愛，這從他後來不停地重繪天津的風貌可以看到。
英國倫敦印度部圖書館將威廉亞歷山大有關中國風俗的畫作分爲三大冊，其中有一冊就收入三幅內容一致的《天津城外觀》速寫，祇是畫幅大小不一而已，當中一幅冠以《1793年天津的戲院》。其中有關天津的鉛筆水彩畫也分別在1796年和1800年於英國皇家藝術協會裡展出；而1976年4月1日，在蘇富比舉行的國際性的拍賣中，威廉筆下的《天津臨時大院》就被私人收藏家購去。
1865年，英國大不列顚博物館從查理斯賓尼牧師手上購去一張被譽爲威廉亞歷山大中國之行中最爲精湛的水彩畫《通洲府》，作者在這幅精品的下部寫着“通州府，離北京十二英里，1793年8月16 日”。
按照馬嘎爾尼的記述，使團當時正乘搭內河船奔波於白河之中，威廉這張水彩畫，通州的七層寶塔位於中央，左角典型的單桅帆船裡，有五名漁民在閒話家常，另外九艘揚帆的船隻正從右方駛來，在佔去畫幅三份之一的河面裡，兩隻受驚的水鴨展翼而飛，暗藍的天空懸染着雲彩，它也因夕陽西下而抹着橙黃，好一片水鄉秋色；躍然紙上。
使團到達通州時是8月16日傍晚六時三十分，從上述水彩畫的傅色來看，威廉·亞歷山大眞切地表現了當時的天氣變化。這幅水彩畫在構圖方面達到無懈可擊的地步，渲染得宜。可是，美術史學者在研究威廉其它的作品後指出，此畫並不繪於中國，而是倫敦。由此可見，他肯定是根據當時的速寫和一定的文字記錄重新創作而成。此外，在威廉其它畫作裡，我們仍可看到“通州府”那幅水彩畫中船隻的形象重覆出現，他肯定組合了在旅途中所見到的其它有用事物才可以得到如此動人的作品。
當然，畫家以速寫進行創作，是對現實景象的藝術創造方式之一，這種方式有時卻給觀賞藝術品的人們帶一點失落感，因爲它失卻了一份用文字難以叙述的現場感，缺乏生氣。但有時這種已經經歷了藝術提練才得到的速寫作品，再融合畫家本身理性和感性因素，往往能產生激動人心的畫作。威廉·亞歷山大的《通州府》，無疑是屬於後者那一類作品。
威廉·亞歷山大回返英國後，曾經花去了七年時間來整理其於中國所作的速寫，不少相同姿勢的中國農民的形象，多次出現在不同的畫作之中。這種現象，如果說威廉在這七年間致力抄襲自已的作品的話。那麼，在十八世紀末——這個以石版畫作爲最有效流傳方式的年代裡，他在水彩及鉛筆水彩方面的努力，除了證明作者對中國風物的眷戀外，還從側面證明西歐曾存在過爲期不短的“中國熱”。
五、漫遊京城
1793年8月21日，星期三，英使馬嘎爾尼到達北京城，他花了兩個小時穿過了熙來攘往的內城，下塌於城外七哩的圓明園。8月23日，清廷的欽差大臣徵瑞帶着六名西方傳教士拜訪馬嘎爾尼，他們中有賀清泰（Louis de Poirot 1735－1814）和潘廷璋（Joseph Panzi 1733－1812），然而，這兩位工作於如意館的洋畫師卻和英使的隨從畫師威廉·亞歷山大沒有會面的機會，不能互相切磋畫藝。威廉首先嘗到的是因風沙而帶來的眼疾，致使視力減退。他被安排和幾位同僚一起留在城中，以觀察和記錄當地人的生活習慣，爲使團搜集更多的資訊。8月26日，馬嘎爾尼因不喜圓明園而轉居城內的巨宅，作爲製圖員的威廉·亞歷山大奉命繪畫公使所居的那間“外觀如石製的船—石舫”。
當時，八十三歲的乾隆居於熱河（承德），它成了清廷的季節性政治中心。英使於9月2日起程到熱河謁見中國皇帝。威廉·亞歷山大和另一位畫師托馬斯·赫基（Thomas Hickey 1741－1824）等共二十一人則留在京城，賦居於另一座巨宅裡，不得於城內自由走動。威廉·亞歷山大不無埋怨地說：“祇離長城——這個人類的奇蹟，智慧的見證—50英里了，卻不得而見，乃是這次旅行中最最掃興的事了。當使團走過風景如畫的地帶，卻把畫家們強行關在北京，這簡直不可思議。”⑤
在英使9月25日返回京城前這一段日子裡，威廉·亞歷山大就於屋內臨摹郎世寧有關中國的繪畫作品，他整天和剛護送英使回來、同時負責繪畫沿途景物的海軍上尉亨利·巴列殊（Henry V．Parish）混在一起，傾聽亨利描述護送過程中的見聞以及臨摹他的速寫。亨利因搜集情報的需要而丈量過長城。其實，就我們可見到的亨利有關中國的畫作來觀察，可發現他的作品並不那麼富藝術價値。然而，他給威廉·亞歷山大所提供的信息，使威廉掌握了充要的資料，於1797年成功地創作了那幅至今仍被中外關係史學家極爲珍視的水彩畫《乾隆赴熱河的幄御營》，重現英使謁見乾隆的史實。
這幅水彩畫作爲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皇帝記實》書中的插圖之一而流傳至今。後世不少關於中國的西方出版物都喜愛以此作插圖。直到1989年，法國人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在其出版後半年內已賣出二十萬冊的《停溜的帝國》中，也選用了這幅作品。
畫幅中部繪有近三百位身穿官服飾的大臣，前後各有八個輿士抬着的掮輿裡，八十三歲的乾隆皇帝趺坐其上，兩位手持雲龍黃繖（傘）的前導分別在前面和掮輿旁邊，由畫幅中下部向中央的幄圍前進，英國使團則被置在畫幅右下部，與其對應的左邊，是帶着金黃色葉子的樹木，畫中的遠景是帶圍牆的山莊。
畫中的乾隆容貌清癯，與目前所流傳的有關乾隆的肖像十分相似，形象幾乎和郎世寧的如出一轍；此外，使團所處的位置，也和斯當東的記叙相若。但從乾隆一行在畫面中位置來看，此畫在構圖上與王致誠筆下的《萬樹園賜宴圖》有異曲同工之妙。
威廉·亞歷山大並沒有隨團參與謁見乾隆。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威廉·亞歷山大在回返英國後，充份地利用了亨利·巴列殊有關熱河的速寫形象，大量地參閱了其使團成員的記述和大量地參考了他在北京城內所繪畫的皇帝親兵及官員的速寫作爲創作的依據。否則，此畫不可能首先通過曾經參與這次會面的使團成員的目光，也不能在畫中傳釋其本身的叙事性元素。
另一方面，他筆下的《乾隆於熱河親賜香囊裡給托馬斯·斯當東》也來自於同一模式。從這幾點上，威廉·亞歷山大的確是一位十分懂得利用速寫來作爲創作資料的英國畫家，雖然他在英國繪畫發展史上祇被歸入海事題材畫家的行列，但無損他那高超的創作能力，他成爲早期繪畫中國淸代皇廷政治生活最優秀的英國畫家。
9月25日，馬嘎爾尼謁見乾隆後回到北京，因爲中國嚴守旣定的外1貿政策，導致英國的不平等要求不能得逞。10月4日，乾隆的聖旨是這樣說的：“英咭利國貢使瞻覲事竣，於九月初三起程，由內河水路行走，赴廣東澳門。”⑥10月7日，使團在大學士松筠（1752－1836）的陪同下開始離開北京，返回英倫。
此期間，威廉·亞歷山大曾到過北海公園。我們發現他筆下的北海公園和今天的形象相差無幾，他祇是利用了他些許的藝術天份在白塔山旁多加了兩座小山罷了。此外，他曾漫遊過城西的西直門，爲其以後於1799年創作《西直門門樓》奠定基礎。西直門是當時京城通往圓明園的必經之路，它被毀於1950年。可是，若我們拿着威廉的畫作和舊西直門的相片相對照的話，就會發現畫家在描繪城門的屋簷時包含着誇張元素，很可能，他希望突出中國建築的獨特風格，同時，再一次證明了其高超的創作能力。後來，他接到由馬嘎爾尼帶回的、乾隆所賜的禮物——三匹絲綢、一塊茶磚、官扇一把、瓷杯、碗各一隻。儘管這是乾隆對使團中最低級隨員的賞賜，但對威廉·亞歷山大來說，是無比的榮耀，那張用中文寫上“聽事官額勒桑德”的禮物單，至今仍存於英國大英博物館。
使團被允許從北京經陸路前往廣州，再由廣州經海路轉達澳門，再經印度返回英國。他們乘船由白河轉入大運河，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才到達杭州。這段河上旅程，是威廉·亞歷山大再一次親密地接觸中國下層民衆和了解中國風土人情的好機會，他畫下不了少的速寫，其中包括著名的鉛筆淡彩畫《內河官船》。同時，使他有機會積累素材，能在英國繪下《觀望英國使團的中國農民》和於1796年繪出動人的水彩風景畫《蘇州風貌》。
六、廣州和澳門
11月7日，也就是威廉·亞歷山大到達杭州前三天，他面對着此行程中第二大失望之事。他和其他成員被告知立即停止其陸上行程，經浙江寧波府，轉往舟山，登上早已停泊在那兒的“印度斯坦號”去廣州。威廉·亞歷山大曾努力要求公使收回成命，他的日記中寫道：“公使閣下看過我的速寫，也非常讚賞，可是這並不能使我無須前往舟山，繼續在內陸繪畫風土民情，前往廣州。”
也許公使對於以形象方式來記錄此行程缺乏興趣。另一方面，公使身邊還有另一位與之交往深厚的肖像畫家——托馬斯·赫基。
“印度斯坦號”於幾天後到達廣州，威廉·亞歷山大等人於12月12日登上珠江的岸邊，正因爲他早於其他使團主要成員到達，而廣州又有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館，他在十三行的行動又十分方便，故此，在他的日記中提及廣東當時的畫壇甚多。日記中記述了其參觀過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館以及十分欣賞掛在商館飯廳內托馬斯·丹尼爾所作的印度風光油畫，也提及他曾向中國畫家浦呱和金芬購入令其驚訝的作品——英國畫家亨利·賓巴利（Henry Bunbury）和安傑列克·荷夫曼（Angelica Kauffmann 1741－1801）的複製品，它們均由中國畫家臨摹而成。
威廉·亞歷山大叙述其與浦呱和金芬的交往中流露出他對中國藝術觀感：“他們祇重臨摹，使用顏色千篇一律，他們的作品祇是勞動結果，並沒有天才的痕跡。建築物的線條用界尺輔助畫成，工序有如機械模式，沒有透視線和顯視線，臨水的建築物在水面上沒有倒影。”⑦當然，威廉·亞歷山大不清楚中國繪畫中的散點透視；但無論如何，這確切是東方美術在西方畫家眼中的印象。從中國美術史的發展歷程來看，十八世紀後半葉正是中國畫壇期待創新的時期，他明顯地提出了當時中國藝術家的缺點。
不過，廣州相對外於中國其它城市，給他們的印象十分深刻，斯當東的兒子托馬斯，給我們留下了當時威廉所走過的一些街道的文字記錄：“廣州已不再完全是中國了。今天在那裡仍然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用羅馬字的招牌；在那裡常常可以聽到人們說英語，這些現實已有很長的歷史了。”
“在衆多的店舖中，我們參觀了一間畫室和一家泥人店。我們在畫室觀賞了幾幅畫着船的油畫。這些油畫或運用英國手法、或運用中國手法繪制，我們還欣賞了幾幅極美的玻璃畫。”⑧
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外國人筆下廣州十三行及其附近商舖的真切景象。同時，對於我們研究當時中國美術發展歷程中重要的標誌之一——外銷畫和它的藝術特色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1794年1月8日，也就是使團離開廣州前，英使馬嘎爾尼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代理行內和廣州的清庭官員舉行了會唔，共進早餐。其中出席的除廣州府尹外，還包括兩廣總督長麟（約1745－1811）、巡撫郭世勛和海關監督蘇楞額（約1745－1828）。後來，英國東印度公司駐華首席大班邀請中英兩方代表共進晚餐，營造了兩廣總督第一次和英國人坐在同一桌上吃飯的局面。威廉·亞歷山大參與了該次宴會，他更以鉛筆水彩畫的形式繪下了留着白色長鬚、穿着官服的廣州府尹進食西餐的形象。
這張（20．9x16．4cm）作品中，府尹前面正中放置着盛滿食品的瓷碟及分別放在畫幅的左右兩方的叉與餐刀，長形的玻璃杯和面包分別置於左右兩邊，府尹的目光正煩厭地注視着桌面，兩手卷縮在袖筒之中。很不幸，這位府尹把他的刀與叉放錯了方位，這使畫作在西方人的眼中帶來一種令人莞爾的幽默感，如果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考察，也同樣間接地表現了中西文化差異中的一角。
1794年1月15日，使團在當時已就任了近一年的澳門總督邊度（D．Manuel Pinto）和首席法官菲雷拉（D．Lazaro da Silva Ferreira）的歡迎下登上澳門，馬嘎爾尼作爲英國東印度公司駐華首席大班多林文（James Drummond）的客人而下榻在白鴿巢公園裡的花園寓所之中（現爲東方基金會澳門代表處）。（9）
威廉·亞歷山大在1794年1月12日的日記中也談及這座花園寓所，此外也繪畫了賈梅士洞。威廉當然沒有放棄在澳門進行速寫的機會，他有關澳門的風貌的作品，還有發表於1800年10月19日的《廟內的犧性》。而英國馬田傑克利（Martyn Gregory）畫廊手上，藏有威廉一幅名爲《停泊於澳門的獅子號》作品。⑩這幅（25x40cm）的鉛筆水彩畫給我們帶回十八世紀末的澳門風貌，獅子號在畫幅的左部，與外港的其它外國商船一起點綴着位於遠景的濠鏡，南灣的“行”位於遠處的中部，聖保祿修院屹立於城裡。此外，我們也看到聳立在東望洋山上的聖法蘭西斯高敎堂。
威廉在其著作《中國人習俗》插圖的作品中，有不少是臨摹他人的，至少有兩幅筆下的“賈梅士洞”出現於英國，其中的一張在1974 年11月1日於香港舉行的蘇富比拍賣會出現，另一張則是臨摹巴利殊的作品。
目前，對於威廉·亞歷山大這幅注明臨摹巴利殊的作品尚存一定的爭論。一些專家根據威廉本身在畫幅下半部的記載，指出威廉並不曾到達“賈梅士洞”。然而，威廉於1794年1月12日的日記中說及“花園寓所”時指出：“公使閣下居住的花園很怡人，位於高處而美輪美奐，山崗有些部分由自然碩大的岩石堆組成……”。在那兒，可看到美麗內港景色和大部分城市的風光，遠處還可見到逶迤的島嶼屹立在海上。石堆之外還有一事是值得記載的，據說葡萄牙的旅遊者和詩人賈梅士（Luísde Camões 1524－1580）曾在石洞中居住，在這裡寫成《盧濟塔尼亞人》（Os Lusiadas）。（11）
從上述的文字和結合當時的地理環境來觀察，威廉·亞歷山大肯定到過“賈梅士洞”。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馬嘎爾尼使團一共在澳門逗留了兩個月，以澳門的面積來推論，威廉·亞歷山大不可能不履足“賈梅士洞”的。
威廉·亞歷山大隨使團返回英國後，曾積極參與倫敦藝術家的社交活動，而且更在大英博物館從事複制文物的工作，後任該館館長。他四十九歲生日後的第三個月，也就是1816年7月，逝於其出生地。
威廉逝世前與其叔托馬斯共居，今天，我們在英國倫敦大不列顚博物館中可找到的威廉·亞歷山大有關是次使團行程的手稿和自畫像，均來自托馬斯的孫子愛德華·夏吉斯（Edward Hughes 1823－1913）的收藏。另一方面，愛德華的堂弟哲洛特（Gerald Hughes 1879－1959）也專門收集威廉·亞歷山大的作品。他逝世後，這些作品按遺囑的規定被贈給美斯頓市博物館。
目前，威廉·亞歷山大作品分散於英國倫敦印度部圖書館（India Office Library共有870張），倫敦的維多利阿爾伯特博物館，美國耶魯中心英國藝術部以及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馬利諾候斯頓圖書館。此外，威廉亞歷山大的大部分精品，都在私人手中，特別是以中國風格爲題的作品，於國際性的拍賣會中一經展示，旋即售去。
然而，威廉·亞歷山大應有不少的速寫作品尚未曝光。儘管不少作品是臨摹同時代畫家的，憑藉他的藝術造詣，應有頗高的知名度，至少也應有與收藏量相稱的水平。這種差異，很大可能由於他的畫作正和他本身的性情一樣，平和淡逸，色彩變化細緻微妙。有些畫作因長期懸掛而受到光線的直接照射，因此削弱了畫作本身的藝術效果。另一方面，威廉·亞歷山大以中國爲題材的作品大多被用作書籍的插圖，影響其作品作爲單一藝術品形式而存在的價值，而長期經常接觸這些畫作的是圖書管理員，而不是那些藝術史學家，這也存在着一定的條件限制。雖然他也有一些油畫作品流傳，但這並不是他的強項。因此，十九世紀歐洲那個以油畫爲首，水彩爲次，素描淡彩爲第三級造詣來衡量畫家藝術能力的年代，威廉·亞歷山大不能在英國美術發展史上佔在應有的地位，很大程度源於其歷史條件的局限。
十九世紀初，大量的外國畫家開始出現在南中國沿海。可是，在1839到1841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前，足履中國內陸的外國畫家仍是寥若晨星。威廉·亞歷山大的作品，能較全面地向歐洲、特別是向英國人介紹了中國。現今，人們在研究中國該時期的社會風貌時，由於中國的畫家所作的中國山水風俗畫祇局限於文人畫的領域，“貿易畫”的表達能力尚未善美，威廉·亞歷山大以中國爲題材的速寫及素描，則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它們的價值，對於我們來說，已經超越了其藝術價值範疇，具有更多的歷史價值元素。
註釋：
①斯當東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記實》，第2頁，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
②Susan Legouix，“Image of China－William Alexander”，P．10，Jupiter Books Publishers，1980．
③同上，P．47。
④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中譯本），第152頁，三聯書店，1995。
⑤同上，第209頁。
⑥同上，第338頁。
⑦《錢納利與澳門》，第51頁，澳門基金會，1995。
⑧同上，第510頁。
⑨Cesar Guillen－Nu～nez，”Macau”，P．3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H．K．1984．
⑩Roger Quarmand Scott Wilcox，“Masters of theSea”，P．14，Phaidon Press Ltd．1987．
（11）同②，P．78－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