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與中外文化交流
引言
人們常説世界至今尚存的四大文明——中國，伊斯蘭，印度，基督——是分別產生，但都互相影響，互相交織，有的在和平與和睦相處中進行，有的則引起衝突和動盪。中國和印度的文明自八世紀以來通過佛教的傳播關係融洽，互相豐富，而基督和伊斯蘭之間，則不斷處於戰爭和侵略的衝突之中。
然而這四種文明在互相了解、互相吸收的歷史長河中是不可分割的。從公元四世紀初到十三世紀，通過絲綢之路將世界四大發明——火藥、造紙、印刷和指南針——從中國經中東傳到歐洲。
祇有海上絲綢之路開闢之後，文明的交流才能在更廣泛的範圍內進行。其先驅者是中國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從1405年到1433年他的船隊到了三十多個國家，遠至非洲東海岸和波斯灣，擴大了東西方之間的商品與文化交流。接着便是歐洲的航海家東征，其倡導者為葡萄牙王子亨利，葡人地亞士到達非洲南段，命名為“好望角”，發現了通往富饒東方的海上之路，導致其繼承人華斯哥·達·伽馬的船隊於一四九八年抵達印度的加爾各答。其後，葡人繼續由印度的果亞，經馬六甲向南中國海推進，直至一五一三年進人珠江口一帶，並於一五五七年在澳門定居，向明朝繳税，使澳門成為外國在中國的第一個“租界地”，第一個自由通商口岸。
葡人利用澳門為基地進行轉口貿易，北聯廣州(同中國貿易)、長崎(同日本貿易)，東聯菲律賓和拉丁美洲，南聯印尼馬鹿古羣島，並經馬六甲，果亞通向西方。當時葡萄牙的大帆船隊將歐洲的毛織品、玻璃精製品、鐘表、葡萄酒等載到遠東，又滿載絲織品、麝香、珍珠、象牙製品、漆器、瓷器、香料、等運回歐洲，以從中國、日本賺取的金、銀作為交換媒介。海上貿易興旺，澳門從1580年到1640年經歷了東西方貿易的黄金時代。但葡萄牙並不能長期獨佔東西方貿易。後起的航海國西班牙、荷蘭和英國，甚至以後的法國和德國，都要從東方貿易所獲取的大量財富中分一杯羹。東方貿易使西方國家迅速工業化，而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則繼續貧困落後，在十九世紀成為西方大國分割和統治的對象。
本文試圖從澳門盛衰歷史中分析澳門在東西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
澳門與東西文化交流
十六世紀海上貿易的興盛將耶穌會帶到了澳門，向中國、日本和東方其他國家傳教。在一五七六年在澳門建立了遠東的第一個教區，以卡內羅神父為主教。一五九四年耶穌會在澳門創立了東方第一所西方式大學，即聖保禄學院，首先向耶穌會士傳授中文，使他們精通中文，以便在中國進行傳教活動。學院的課程中，除神學外，還有社會科學(即人文科學)，哲學、數學、物理、天文、醫學、拉丁文、藝術、音樂、東方的禮儀習俗等，均根據當時中國社會的情況和需要而編排。數以百計的傳教士以此種方式訓練成為專家，不僅傳播宗教，而且也傳播文化。其效果不是單向，而是雙向的，使西方的文化傳到東方，又使東方的文化傳到西方。這種文化交流的規模和深度遠遠超過以前的交流，因為其中的傳播者都精通雙方的語言和文化，並且懂得什麽是對方所需要的，應當吸收的。這種交流可以説是在平等基礎上取長補短，而非強加於對方。當時的傳教士甚懂如何尊重中國人的禮儀習俗，懂得如何贏得對方的同情。
來澳門的歐洲各國耶穌會士成了首批最傑出的漢學家，他們不但把中國的經典著作翻譯成各種西方文字向西方介紹，而且他們又善於用中國人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語言文字介紹西方的科學和文化知識。他們之中的卓越者有利瑪寶(意大利)，金尼閣(法國)，湯若望(德國)，徐日昇(葡萄牙)，南懷仁(比利時)等等，他們同中國學者徐光啟，李之藻，梅文鼎，何國棟等合作，進行文化方面的雙向交流，這些中國學者努力學習外語，吸收外國的科學知識，並將之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創造了優異成績。
中國當時向西方吸納了數學(歐幾里得、畢達哥拉斯的幾何原理及近代數學)，天文學(改變了中國傳統的“天圓地方説”)，曆學(引進陽曆)，地理學和地圖學(使中國人了解地球的真面目並開始繪製本國的地圖)，西醫學和西藥學(在澳門及內地建立醫院，種牛痘，引進解剖學，並開創了中、西醫的結合)，物理學(望遠鏡和光學儀器，水利工程學)，建築學(建教堂，尤其是澳門的聖保禄教堂，結合了中西式的建築風格，還有著名的北京圓明園)，語言學和音韻學(第一部用羅馬字母拼音編寫的《葡華字典》)，哲學(亞里斯多德和古希臘哲學)，美術(油畫和西洋透視法)和音樂(引進西洋樂器、樂理及寫譜法)。中國人當時以極大的好奇心和好學精神對待西洋文化，吸收其中有益的成份，豐富自己的文化。
中國文化對當時來傳教的耶穌會士比馬可勃羅時代更有吸引力，他們崇拜儒家哲學的自然神觀，將大部份儒教經典譯成西方文字傳到西方。一七一五年德國古典哲學家萊勃尼兹在介紹中國的哲學思想時寫道：中國人比歐洲人“在倫理上更完善”，“立身處世更進步”，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大不如中國人”。他呼籲中國派人來歐洲“教導我們關於自然神學的目的與實踐”。萊勃尼兹吸取了儒家的哲學思想，創立了德國古典思辨哲學。後來由其學生沃爾夫將之進一步系統化，分為本體論、宇宙論、心理學、自然神學、倫理學、經濟學、政治學七個部份。沃爾夫思辨哲學中的合理部份又為其學生康德所接受，從而創立了德國古典哲學。以後黑格爾在萊勃尼兹辯證思想的影響下，又創立了德國古典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而黑格爾的辯證法又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重要組成部份，它百年後又反過來成為中國激進派的哲學基礎。法國“百科全書派”，如荷爾巴赫，波勿爾，魁斯奈等人，從耶穌會士所寫的報告所探計的中國哲學中吸收了無神論，唯物論和自然主義等思想，而這些思想後來又成為法國大革命哲學思想的基礎。人們常説，没有中國哲學思想的傳播，就没有歐洲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當時法國偉大的思想家伏爾泰，就在耶穌會辦的學校受教育，他崇拜中國和儒家哲學，強調道德秩序與自然秩序相調和，天道與人道相調和，以及理性至上。十九世紀歐洲所發展的民主思潮，其最早的淵源可追溯到耶穌會士所介紹的中國哲學中的民本、民為貴的思想。而歐洲的民主思想後來又為中國的激進派孫中山、蔡元培等所接受，以推進中國的民主革命。這就是人類思想發展從東到西，又從西到東的螺旋式循環進程。如果耶穌會士們早期在澳門不開始其研究和傳播工作，這種循環進程則不可能發生。
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另一個重要影響是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的重農思想。這是中國幾千年立國之本，但在西方則被忽視。法國經濟學家魁斯奈(一六九四至一七七四年)在研究孔子和老子的著作後在歐洲創立了重農學派，以自然規律作為其哲學之基礎。他崇拜中國的農業政策，並建議法國政府改變其輕視和束縛農業的政策，不要祇重視商業。他鼓勵法國國王路易十五世效法中國征收農業税，作為國家收入的重要來源。魁斯奈的思想為其學生杜爾哥所發展。杜任法國財政大臣，他相信農業勞動是一切財富的唯一源泉，以發展其他的勞動。他還委托在法國留學的中國籍耶穌會士回中國後，為他收集有關中國土地、勞動、地租、資本、税收、造紙、印刷、紡織等資料，作為法國進行財政改革的參考。他根據這些資料寫成了一本書，系統闡明重農主義學説，分析財富的來源和分配。耶穌會士繼續調查珠江三角洲一帶水稻、桑樹、茶葉等農作物的栽培情況並寄回法國。法國籍耶穌會士錢德明來澳門後在北京住了四十二年，將有關重農的資料寫成一本書，於一七七○年出版。法國重農學派的著作感動了英國偉大的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他當時到法國旅遊，認識了魁斯奈和杜爾哥，從他們那裏了解到中國的重農思想，並且將之進一步發展成為其代表作《國富論》，抨擊了歐洲流行的重商主義，對英國的經濟政策產生重大影響。亞當·史密斯的著作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來源之一，又是近代中國改革派吸取精神養料的源泉。
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和法國的思想家極讚美中國選拔文官的公開和獨立的考試制度。這種通過考試選拔優秀人材的制度創始於公元前一六五年的西漢。歐洲學者認為中國的考試制度在糾正官場裙帶等惡習方面，已走在歐洲的前面。英國著名的漢學家卡萊爾博士(一七九五至一八八一年)讚揚中國的公開和獨立的考試制度反對君主任人唯親，為每人提供平等的機會。這種考試制度在清末一度被廢除，但在孫中山的民國時期又恢復。趙紫陽在一九八七年曾經嘗試為選拔公務員創立類似的制度，但没有成功。
澳門的耶穌會士也熱心於翻譯中國的文學作品，包括詩歌，介紹到西方。元初的《趙氏孤兒大報仇》一書由法國啟蒙思想家、作家伏爾泰以及德國文豪歌德改編成劇本在歐洲上演。歌德成為中國文學的讚賞者。
耶穌會士做了極艱苦的努力將中國醫學以及中草藥的經典著作翻譯成德、法、英、俄語以及拉丁語，傳播到西方，對十九世紀英國偉大的科學家達爾文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在寫其關於生物的進化論《人類的由來》一書時，提到耶穌會士所翻譯的中國經典著作，如《本草綱目》，達一百多處。耶穌會士還在澳門及內地大量搜集動植物的標本，寄回歐洲，並將一些植物引進歐洲去種植。
十六、七世紀澳門貿易的興盛，將中國的工藝美術西傳，主要有瓷器、漆器、傢俬和建築，形成了獨特的“羅科科”風格。中國繪晝對西方的水彩晝亦產生巨大影響。中國飲茶的習俗在歐洲成了時髦。
關於東西文化交流的事項，還可以列出很長的目錄。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這二百年間，由耶穌會士翻譯或撰著的有關介紹中國的書籍有八十多種，相反介紹西方的書籍卻少得多。
澳門當時就是東西文化的交滙處，對這種交流所造成的社會後果十分清楚。
東西文化交流的社會後果
從十六到十八世紀經由澳門的東西文化交流，使東方幾千年的古老傳統第一次大規模地暴露於西方學術面前。遺憾的是，有相當一部份中國官員和學者陶醉於本國古老文明，夜郎自大，認為西方文明不屑一學。因此西方文化的傳播僅限於自然科學，為一些開通的中國學者和官員所羨慕，但祇停留於表面。作為文化交流結果的啟蒙運動，在中國比在歐洲遲來了數世紀。
耶穌會士所帶來的新科技知識並不足於改變中國統治者的思想，這些統治者把現代觀念看成是對自己的威脅而不是促進中國現代化的推動力。因此到了十八世紀，傳教運動被禁止。精神上的封鎖同對澳門外貿活動的限制幾乎同時發生。
其結果是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停滯和倒退。在十四世紀，中國在經濟上和技術上曾獲得巨大的躍進。那時就有水力推動的紡織機，這種機械在歐洲要等到十八世紀才使用。一七○○年中國鐵的產量達到十五萬噸，相當於當時整個歐洲產鐵總量，而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量，中國與歐洲是六與五之比。換句話説，歐洲當時比中國落後五個世紀。但這個差距很快就被歐洲的“工業革命”所填補，而中國在煉鐵和紡織技術方面則没有多大改進。
在農業方面亦然，儘管中國某些地區有人口過剩或饑荒發生，但中國的糧食狀況上千年來比歐洲要好，中國的農業技術比歐洲進步，當時中國已使用鐵犁，而歐洲仍使用木犁。但後來歐洲轉而使用鋼犁時，中國仍使用鐵犁。當歐洲進而使用拖拉機時，中國仍停留於傳統的牛拉犁。在航海方面，葡人來澳之前，中國是海上強國，但明、清時期曾數次禁止海上貿易，回到鎖國狀態，滿足於別國向朝廷納貢。
中國從基層農村，到省，到全國都是典型的、高度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很少發生橫向的商品經濟來往。這可能是中國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很難導致像西方那樣的工業革命。
在那時候，從澳門所觀察到的，一方面是西方在經濟、科技、政治、社會各方面的蓬勃發展，十四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所產生的動力從來没有消失過。美國和法國的革命為現代民主開闢道路，而歐洲的工業革命使技術發展進人新階級，產生了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對外擴張和帝國主義。另一方面，中國這條巨龍仍沉睡於光榮傳統的自我陶醉的幻夢之中，連那些耶穌會士都無法令其震醒。
在文化交流的初期階段，有一點是清楚的：中國統治者及其保守的儒家學者拒絕了人文科學，反對個性解放，反對以理性和科學擺脱神秘主義和蒙昧主義。他們害怕任何個性解放和人文科學會導致皇權及其極權體制瓦解。而在西方，個性解放、人文科學、人權思想、人道主義是文藝復興及一切啟蒙運動的推動力。
也許從這一點可以更好地解釋中國長期的思想停滯狀態，把自己置於人類思想進步的洪流之外。這也是清朝没落的重要原因。
清朝的保守官僚拼命要封住的大門終於被英國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用武力踼開，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在槍砲威脅下被迫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把沿海和內河港口開辟為通商口岸，允許外國軍艦橫衝直撞，剥奪中國海關的保護關税，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任憑西方列強和日本瓜分。
在澳們，葡人幾世紀以來雖未對中國使用武力而得以和平相處，但鴉片戰爭的影響也波及澳門，使葡人乘機向北部和兩個離島迅速擴張，造成了一些流血事件。殘酷的苦力貿易伴隨着鴉片貿易，這是中葡關係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搶奪能否避免？答案是否定的，除非中國早期能像西方和日本一樣，投入現代化的行列。不幸的是中國在內外交困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更不幸的是在鴉片戰爭後排外思想泛濫的情況下，祇有像魏源這樣極少數的中國學者還願意向西方學習科技，主張革新，要求變法。
中國的內部危機導致了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從靠近澳門的廣東開始，那裏傳教士的影響力最大。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吸取了基督教的教義，爭取平等權利，反對滿清的暴政。他們在全國十八個省中的十六個省創建了太平天國，並持續了十四年。這顯示了外來宗教思想對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力。當然，太平天國內部分歧和過火行動，以及外國帝國主義支持下的滿清政府所實行的圍剿和鎮壓，使太平天國運動最後失敗。
本世紀初的義和拳運動則是帶有強烈排外性的另一次農民起義。受儒教、道教、佛教長期燻陶的中國人絕不能容忍槍砲掩護下基督教的入侵。基督教在中國被視為“異教”，成為排外主義的引發點和焦點。當然，外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加深了國內的經濟危機和百姓的生活困苦，這是義和拳起義的主因。這次起義的失敗，使中國更要忍受外辱和內亂。
澳門處在內地社會和政治大動盪的邊緣。保持了自己內部佛教、道教和基督教之間，中、葡文化之間的和平共處，儘管在中國居民間亦有排外主義和種族優越感存在，葡國居民中亦有歧視中國人的殖民主義思想存在，這些錯誤思想和傾向均妨礙彼此間的進一步交往和融洽。
現代化的嘗試和爭諭
清政府在外國統治和侵略面前的節節敗退以及其內部的腐敗無能，迫使愛國的知識分子和官員尋求新的出路。
愛國學者魏源提出“帥夷長技以制夷”，這一主張成為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五自強運動的精神支柱。可惜這個運動受到官僚控制，他們祇主張造戰艦和火器來“制夷”(外國帝國主義)，認為除了軍備之外，中國仍比外國優越。他們的活動僅限於軍火、造船和機械工業、採礦、通訊和輕工業，由這些官僚監督下的商人來經營，多為官僚企業，而私營工業卻得不到發展。他們當時的主要目標是反對外國侵略，鎮壓國內叛亂，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他們從來未想過要使中國現代化。他們想的是維護現有的制度而非代替它。他們對發展經濟、推進工業革命，進行現代化的變革，毫無認識。他們對西方制度、哲學、文化藝術不感興趣。可見，要把現代資本主義和工業移植於儒教的農業社會中，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事實證明是不成功的。雖然當時中國的軍力加強了，但仍不能打敗十九世紀入侵的法國和日本的軍隊。而且，當時的自強運動缺乏廣泛的民衆支持，不像日本的明治維新，除了自上而下，還有自下而上的推動。另一個缺點是自強運動並不鼓勵私人經營，而官僚企業通常擺脱不了那種低效能、裙帶、腐化的弊病。
儘管有種種缺點，自強運動標誌着中國邁向工業化的第一步，它播下資本主義的種子，帶動了城市化，出現了新的工人階級以及在外國受過訓練的新企業管理階層。
中國留學生對於引進西方學問，包括自然科學、法學、經濟學以及教育學，起着重要作用。有的成為翻譯西方文獻的專家。在傳播西方知識方面，他們同傳教士介紹日本的明治維新、俄國彼德大帝的改革等經驗，無形中相互配合。這就大大開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眼界，使他們開始尊重西學，以便推動中國更深刻的改革。
由此便產生了一八九八年的改良運動。這個運動的保守派祇想在自強運動的基礎上加上某些“西方因素”，進行有限的行政改革。他們要求通過教育和工業，引進西方科技來達到儒教的復興。他們強調舊傳統禮教的優越性，西方的現代科技祇是補充其不足之處，而絕不能取而代之。他們的主張可概括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警句，至今仍被許多學者用來捍衛”國粹”而反對深化改革。其實在實踐中所謂的“體”(即本質，原則)在中學和西學中往往是互相衝突的，在應用西學的過程中往往會影響“體”的純潔性，使這種“中西雜交體”難於持久。爭論的中心是要不要改變持續了兩千年的中國封建專制這個“體”。
當時更為激進的一派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學者。他們都是來自廣東，離澳門不遠的地方，受留學生和傳教士們所傳播的知識影響而渴望進行西方式的政治改革，主張維新變法。他們走遍各省、市、聚徒講學，創建學社，議政辦報。他們視光緒帝為“開明君主”，勸其進行三項改革：(1)效法日本明治和俄國彼得大帝實行全國性的變法；(2)培養和選拔人材準備政治體制的改革；(3)允許各省在其權限範圍內實行體制改革。他們警告，若推遲改革會招致外國擴大侵蝕和朝廷的最後滅亡。康有為深受光緒帝器重，應召人朝廷任要職。光緒帝讀了康有為關於日、法、俄、德、英等國的變法報告後深信體制改革勢在必行。康曾勸光緒帝從無修養、狹隘、自私、祇善權術的慈禧太后手中奪回最高權力。康視慈禧為改革的主要阻力。他主張創建國會，立憲，實行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分立制。總之，他主張以君主立憲制代替幾千年來的“儒教帝國”。康、梁在光緒帝保護下在朝廷內成立工作小組，推動變法維新。在一百零三天內他們連續頒佈了五十項在教育、行政、工業、國際文化交流等領域內實行改革的法令。
但這些變革主張卻同慈禧所代表的保守勢力發生衝突，他們感到自己權威和地位受到威脅，指責康有為是“儒家之面，夷人之心”。牢牢掌握政治、軍事權力的慈禧便下令軟禁光緒帝，斷送一切改革，康、梁之著作被禁，有廿二名改革派人士被逮捕、監禁、罷官、通輯並被没收一切財產，“百日維新”宣告失財。這再次證明中國封建帝制的頑固勢力始終阻撓任何改革，而康、梁曾低估這種勢力。他們當時提出的各種改革主張似乎太超前。當時中國並没有像明治天皇那樣有勢力的君主，有能力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梁啟超逃亡日本期間更廣泛地接觸了西方的哲學和政治。他診斷當時中國的弱點在於儒家空談大道理而未強調中華民族的重要性；指出專制和暴政是中國軟弱腐敗的根源。他提倡民族主義作為自由、平等、主權等權利實施的前提。但是他認為中國實行真正民主代議制的條件尚未成熟，強調實行君主立憲作為近期目標，主張漸進的政治改良而反對暴力革命。
與梁的願望相反，也和日本明治維新的情況不同，以慈禧為首的滿清腐敗政權千方百計阻撓任何立憲，限制任何新思想的傳播。腐朽的制度又不能適應西方影響下通過深遠改革實現國家現代化的要求。現代資本主義和政治改革不能建立在腐朽的儒教基礎之上，中國已不可能在舊的基礎上重建，祇有革命才能令其復興。這就是孫中山及其同僚在反對梁啟超的君主立憲的辯論中得出的結論。他們力爭推翻清朝建立共和，開創新紀元。
和他的革命先驅者一樣，孫中山也是廣東人，他的故鄉距離澳門不遠，青少年時代常來澳門，讚賞太平天國的理想，並在此地接觸西方思想，尤其是他去檀香山和香港求學之後。孫及其同僚受到英、美、法、意、德等國革命和改革的啟示，對於民族主義和民族獨立，自由、平等、民主、人權和共和等思想甚為崇尚。他們認為中國的封建制度，雖然兩千年經過多次改朝換代，但政權的性質並未改變。中國歷史經歷了分化、動亂、統一、專制的多次循環。而每次動亂總是伴隨着為爭奪最高權力的殘酷鬥爭。孫及其同僚們認為，要打破這種循環，讓百姓有出頭之日，就必須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即現代化的、擺脱外國干涉和統治的聯邦共和。
孫中山提出三為一體的民衆革命綱領：(1)推翻滿清王朝和帝制的民族主義革命；(2)建立共和和民權的民主革命；(3)平均地權和防止資本主義弊病的社會革命。他還制訂了實現這些目標的具體程序。首先是在已被革命軍解放了的地區實行三年的軍法之治，由軍政府管治軍事和民事，並督率當地居民清除舊污，即包括裹腳、吸鴉片、貪污腐化等社會弊病。然後實行約法之治，為期不超過六年，軍政府授予人民以地方自治權，通過選舉產生地方議會和政府，以臨時憲法規定軍政府的權利和義務。在這一“訓政”結東之後，即進人最後階段，解散軍政府，以新憲法治理國事。總之，通過三個階段的變革使國家走向憲政。
孫中山在華南和西南所進行的十次起義遭到失敗，在艱苦歲月中得到了港澳外國朋友的掩護，得到海外華僑的大力支持而建立了包括各階層人士的跨地區政治組織——同盟會，這就是國民黨的前身。在同盟會領導下，武裝起義終於成功，並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宣告中華民國的誕生，結束了中國第廿五代的封建王朝。但是革命並未完成。在滿清被推翻之後，人們忘記了要繼續反對外國統治，忘記了要實行民主建國和照顧民生。這三大任務被孫中山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學説。他的三段建國綱領也被人們忽略。年輕的共和國不幸又陷入帝制復闢以及1916至1937年軍閥混戰的內亂之中。
共和國未能帶來和平、安定、統一和獨立的事實，使在西方受過教育的中國留學生和知識分子重新思索，使他們的哲學觀點和思想更加激進。從1903至1919年，有41。51%的中國留學生在日本讀書，有33.85%在美國讀書，24.64%在歐洲讀書，其中出類拔萃者有留法的陳獨秀和蔡元培，留日的郭沫若和魯迅和留美的胡適。他們不但精通本國的經典著作而且十分熟悉西方文明。他們在改造中國知識份子的面貌方面起了催化作用。他們主張對中國的文化遺產進行批判性的重新評估，並繼續引進西方思想。他們的號召激起了知識界的革命，形成了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三年的新文化運動，被誇大地形容為“中國文藝復興”。
陳獨秀提倡新文化，提出六條指導原則：(1)要獨立，不要屈從；(2)要進步,不要保守；(3)要進取,不要倒退；(4)要開放，不要鎖國；(5)要實際，不要空洞；(6)要科學,不要虚幻。他抨擊中國的保守復古是萬惡之源。他反對孔教，因為：(1)孔教太重禮，培飬温順屈從的個性，使中國人變得軟弱被動，無法在現代社會中競爭；孔教祇承認家庭而非個人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3)孔教維護個人之間的不平等；(4)孔教重孝，使人處於附屬與屈從的地位；(5)孔教重思想正統化，反對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陳獨秀雖然在青年中有很大影響，但似乎過多地否定儒教，在創立新文化方面無顯著成就。
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後，對大學進行了三大改革：(1)大學要成為研究機構，不但要介紹西方文明，而且要創立中國的新文化，不但要保存民族文化的精華，而且要用科學態度對之重新評估；(2)大學並非取代已被廢除的科舉制度，亦非提倡學生昇官發財；(3)應允許學術自由，祇要講道理，各種不同的理論觀點應允許自由發表。在他的領道下，北京大學成了非常活躍的學府，各種不同政見的教授——自由派、激進派、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保守派和反動派，都可在自由的氣氛下進行辯論，達到春秋戰國以來真正的“百家爭鳴”，爭論的目的不外為了尋求救國、建立新中國之道，既要現代化，但又要保持中國的特色。
胡適積極提倡科學思維，不可知論和實用主義成為他分析和評估傳統倫理和思想的尺度。實用主義者認為真理可以隨着實踐中的應用情況而改變，這是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的必然產物，同儒教所説的真理是永恆和不可改變的，背道而馳，因此胡適認為儒教同現代社會的現實完全脱節。他反對儒教，提倡自由化，個性解放，科學和民主；提倡細心研究社會而逐步改變之。他反對折衷主義的中西文化觀，而提倡“全盤西化”。
知識界這種深刻和廣泛的辯論引發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即“五·四”的全國性運動。導火綫是西方列強在凡爾賽和會上在山東半島問題上使中國喪權辱國的決議，激發了五千名學生，由北京大學學生帶頭，在北京天安門前示威遊行。民族情緒像烈火般燒遍全國，成為中國近代史上首次真正的羣衆運動。
然而“五·四”運動的目標——民族獨立、科學和民主，祇有經過數世紀的曲折鬥爭後才局部達到，尤其是後兩個目標經過七十年後的今天仍未達到。
一九一七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及對西方日益憎恨的情緒，使中國許多知識份子傾向於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導致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它比國民黨對國內一些重大問題更為激進。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這段歷史反映了兩黨之閒在解決中國命運問題的不同態度和鬥爭。
兩黨在一九二五年從廣東革命根據地向北進軍聲討軍閥時曾經合作過。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時亦結成統一戰綫。但他們從來没有放棄互相之間的鬥爭，導致了一九三五年的長征和一九四六至四九年的大規模內戰。國民黨在大陸敗北，原因是他們没有能夠挽救日益崩潰的經濟，忽視了日益嚴重的農民問題。農民佔人口八成，世世代代未翻過身。許多迫在眉睫的經濟社會改革一再被延誤。孫中山關於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這涉及民生的原則從未實現。國民黨日益腐敗，脱離了受苦的百姓。相反，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卻善於抓農民問題，動員和組織農民解決土地問題並改善農民的生活。他們成功地運用了其“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鬥爭策略。
這段時期最大的成績是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並於一九四九年將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殘餘勢力趕出大陸，最終實現了民族獨立。毛澤東和周恩來還在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布列日涅夫時代防止中國渝為蘇聯的衛星國，捍衛了中國的獨立。
但毛澤東和蔣介石一樣，没有能夠擺脱一人獨裁的老傳統。在中國大陸，毛的獨裁代替了蔣的獨裁。毛受的是傳統的儒家教育，没有在外國留過學，祇是通過二手翻譯了解和接受列寧與西方民主相對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説，以及斯大林的“階級鬥爭”理論，以紅色恐怖對付黨內黨外多元化的任何萌芽。“反右”時期成千上萬的知識份子受到迫害，文化大革命時期擴大至數億人受牽連，彭德懷在大災難的“大躍進”運動中遭殘酷整肅，接着是毛的“親密戰友”劉少奇、鄧小平、林彪、周恩來，個個難逃劫數，充份暴露了一人獨裁的殘酷性，使中國處於“階級鬥爭”的惡性循環中，民怨財盡。
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復出後，放棄了毛澤東“不斷革命”和“階級鬥爭”的錯誤理論，把經濟重建和現代化作為今後的主要任務。他抨擊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理解和對毛的神化，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鄧提倡“思想解放”和“百家爭鳴”。他在一九八○年對毛的政治迫害記憶猶新，企圖在政治制度上改弦易轍，改變舊傳統，包括反對個人崇拜(對領袖的神化)，家長制(尃制的根源)和終身制(老人治國的病源)，建立民主制和法治。
澳門提供和吸取的教訓
處在中國南部的澳門，四百年前通過傳教士的努力已開始進行中西文化交流，無形中已在緩漫地促進中國這條巨龍的轉變，在中國長期爭取現代化的過程中目睹其成功與失敗。這個過程看來要延續到下個世紀中期或末期。
在交流的過程中，對中國人來説，爭論的中心仍然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以西學改變或改善其體？這種交流是否要用官僚化與命令限制在某種領域內，而不是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自由進行？
澳門四百多年的歷史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不需要進行任何限制。澳門長期存在兩種或多種語言，兩種或多種教育制度，兩種或多種宗教信仰，兩種或多種建築風格，兩種或多種文化習俗，兩種或多種意識形態。它們自成體系，和平共處，互不干預，但卻互相影響，而形成某種混合體，例如土生葡人，就是兩個不同種族的混合，兩種文化的混合。在葡人管治下，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已開始在華人社會中生根。
1974年葡國革命推翻了薩拉沙獨裁政權後，澳門開始走向非殖民化，通過“澳門組織章程”的制訂部份實施了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制度。選舉制度在不斷修改，讓立法會有更多的代表性。葡國憲法保護澳門的言論和結社自由，澳門人在未來的基本法中也希望保留這些民主、自由和自治的權利。
從葡國引進的法律制度正在實行本地化，重新清理和修訂現行的法律，以適合於本地社會經濟發展，並將之譯成中文，使之與葡文本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使百姓更易理解和運用法律來保護自身合法的利益，逐步確立真正的法治，使人人在法律面前，不論種族、政治與宗教信仰、社會地位，都一律平等。
這就是澳門的特色，一種中、西混合體，要按中葡聯合聲明精神在1999年之後予以保留。要保留這些特色的關鍵是培養大量精通雙語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人材。
如果採取錯誤政策，限制甚至消除這些特色，破壞其固有的西方色彩，就會遺害無窮，有可能將澳門這個自由港變成死港，淪為珠海或香港的附屬物，使中國失去通向西方世界、尤其是拉丁世界的橋樑，這座橋樑對於引進資本、技術、信息、管理經驗等以促進國家的現代化，仍具有巨大的使用價值。
在香港和澳門，中國領土上這兩個資本主義的天地，如果没有政治的多元化保護人權、民主和自由、那麽經濟的多元化(即自由經濟，它為中國賺取了不少外滙)就很難生存。如果不把港澳看成“進行顛覆活動的反動基地”，而是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樑，那麽它們在促進中國現代化方面會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既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世界。
在走向二十一世紀時，特別是一九九二年，當葡國任歐共體主席時，澳門更需要歐洲方面更多的投資、技術和專業知識，促進澳門更快地成為名符其實的國際城市。隨着一九九五年國際機場及其他基礎設施的落成和完善，相信澳門將會吸取更多的外來投資，使它能夠保持作為東西方交滙點的光榮角色，並從廣度和深度方面繼續發揚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