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初探
鄭德華*
近年，隨着澳門回歸進程的推進，澳門問題的研究也逐漸成爲中外學者重視的研究課題，而有關澳門與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又是其中的熱點。
正如不少中外研究者指出，從中國文化發展史的角度看，澳門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戶。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方式和影響方面不盡相同，但自明朝萬曆年間以來，四百多年的交流一直沒有中斷。它幾乎跨越了自西方資本主義和殖民勢力興起以來，東西文明大接觸、大碰撞的整個時代。這一點無論從中國明、清，以至近現代史，或世界史的角度看，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所以，對澳門近幾百年來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實際旣包含了中國古代晚期、近代和現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同時也包括了西方從建立世界殖民體系到崩潰以至全面撤出殖民地整個歷史時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它不僅可以視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一個重要的個案，而且還可以視爲東西文化交流一個特殊的案例。因此，從廣義上看，有關這個課題的研究，是一個涵蓋面相當廣，時間跨度頗大的研究。它除了需要從歷史學的角度，而且還需要運用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民俗學等研究方法，才能較全面地勾晝出其發展過程和特色，並且還必須經過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不懈的努力，才會產生一些重大的研究成果和突破。
筆者十分欣喜近年有關澳門中西文化研究的成就，亦從中得到不少啓發，但如果從嚴肅的學術立場來說，目前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仍屬起步階段。我們絕不可以把中西文化的交流，簡單地看成中國文化加西方文化，繼而把一個地方或地區中西文化交流、融匯，看成旣有中式的東西存在，又有西式的東西存在，僅此而已。說實話，這衹能算是觀察的開始，而不能算是進行了認眞的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是人類文明史中的一種必然現象，是世界文化承傳的一種方式，是文化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從文化學角度研究澳門中西文化交流，首先要非常清晰地認識到，它與澳門的歷史發展密切相關，因爲文化是歷史因素的沉澱和積累；還要看到文化是一種集體的觀念，它是人際交流的形式，而利用所有可以傳遞的手段，如詞匯、圖晝和事物等進行交際，則是它固有的特色。所以，深入研究各種帶有具體觀念的文化現象，有助於我們對澳門文化特色和形成條件的瞭解。
一、影響澳門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因素
衹有我們對近四百多年來澳門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作一粗略的觀察，便可以發現，雖然中國傳統文化和以葡萄牙爲主要代表的西方文化，在這裡的交流和影響一直沒有中斷，但若從具體交流的方式、結果和影響來看，都明顯地隨着歷史時期的變遷而有所不同。而分析各個時期的時代特色，是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必要前提。
本文根據澳門歷史進程的特點，把近四百餘年劃分爲三個歷史時期，並以此作爲中西文化交流不同階段的分野和背景；同時就影響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歷史因素，作簡要的敘述，以求對該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條件和背景，有個較明確的認識。
第一時期：1553－1849年
部分研究者稱此爲葡萄牙人“入據”澳門時期。①從政治學的角度看，這已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槪念，但若從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仍需作許多具體的歷史分析，才能幫助人們瞭解這個時代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條件，從而認識它存在和發展的狀况。
首先是16世紀50年代，中國明朝仍然是一個強大的東方帝國，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傳統，但在對外交往和貿易方面，卻又是一個自我中心，偏向保守的國家。另外，從自然科學和敎育方面來看，在當時世界中強國中，她亦開始逐步落伍。而葡萄牙在當時卻是西方首先崛起的國家，具有資本主義早期文明的特點。尤其是它在天文、航海技術和海上貿易方面，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因此，在海外殖民和貿易的拓展上，亦執當時的牛耳，而以天主敎爲國敎，更使它有一股進軍海外的支持力。然而，葡萄牙強盛的日子很快過去。當18世紀來臨的時候，葡萄牙已淪爲第二、三等的西方國家。
所以，澳門作爲中西文化交流點的形成，是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的。而這種背景，正是影響澳門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若干因素。
其一是它是伴隨着西方早期開拓殖民、貿易的勢力東漸和宗敎傳播活動而開始的。因此，從事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西方人士主要是航海人員、貿易商人、傳敎士、軍人以及冒險家，而中方同樣是一些與航海、貿易有關的人士，不過還有小量的地方官員和農民、漁民等。②
其二是西方宗敎傳播，雖然受到當時中國的社會政治環境的限制而進展緩慢，但是，由於耶穌會士一般在的文化學術修養較高，可以說是相當一部分是西方文化的精英。他們以講道、出版書刊、辦學等文化的手段接近民衆，宣傳、發展宗敎，所以實際在推動西方自然科學技術和敎育的傳播方面，起了相當主要的作用。③
其三是社會體制。自葡萄牙人16世紀中租據到鴉片戰爭前的澳門，其社會體制，實在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案例。它的領土屬中國，葡萄牙人以年租五百兩白銀租住，但卻成立了帶有地方政府權力性質的市政廳(1583年)和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慈善機構仁慈堂(1569年)，還建有城牆，設有軍隊、炮台，接受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系統、葡萄牙國王的指令。④與此同時，中國在其活動的地區內，又設有自己的官方機構(稅所)，並對澳門有相當大的管理監督權。⑤
其四是在租據澳門之前，葡萄牙在南亞、東南亞、東亞已活動了一段時間。通過通往外國三條主要航線的建立，澳門與果阿、馬六甲、長崎、馬尼拉和南美洲等地區、城市以及有關國家的聯繫和交往大大加強。這種聯繫，使澳門的中西文化交往同時帶有西方文化與亞洲某些地方文化結合的因素滲入。⑥
其五是澳門在16世紀作爲貿易港而興起，吸引了鄰近及中國沿海地區的人入遷。主要有廣府語系、閩南語系人。⑦他們分別把自己固有的風俗習慣帶來，形成了澳門地區強勁的嶺南文化的特色。所以，澳門的中西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嶺南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流爲特色的。
第二時期：1849－1974年
這是葡萄牙人由租據到逐步佔領，在澳門實行殖民管治時期。
這個時期政治上最大特色的是葡萄牙在澳門擴張，澳門成爲葡萄牙人管治的地方。但是我們必需清楚地知道，作爲海外殖民國家，19世紀中期的葡萄牙已毫無開拓的能力，它之所以能在澳門擴張，完全是借助其他西方列強的勢力和清朝的積弱。在這種形勢下，澳門的中西文化交流與前一歷史時期有了一些不同的背景因素。
其一是澳門在政治上與中國政府有所疏離，但社會經濟的聯繫並沒有減弱。華人仍然是主要人口。粵(廣州)、港、澳的社會文化交往一直沒有停止。⑧
其二是香港的崛起，使澳門作爲國際商港的地位迅速滑落。在尋找社會經濟出路的時候，澳門曾經一度成爲販運鴉片和中國出國勞工重要基地。⑨小手工業也曾經興旺，但最後，旅遊、娛樂、博彩卻變成其經濟的支柱。⑩
其三是一個葡萄牙的土生階層逐步形成。他們屬澳門的中產階級，人數不多，但卻是具有獨特文化素質的一群。由於他們一般旣懂葡語，且能用中文與華人溝通，又在行政機構中佔大多數，故此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能起特別的作用。(11)
其四是澳門由於曾是中國勞工的輸出地，又與葡萄牙及其海外殖民地保留一定的聯繫，所以在這個時期澳門與海外華人的聚居仍然保留某種關係，形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另一種渠道。(12)
其五是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門的特殊社會政治環境，在某些歷史時期，成爲中國知識分子政治宣傳的基地或戰爭避難的地方，客觀上亦促進中西文化交流。(13)
第三時期：1974－1999年
這是葡萄牙在澳門的後管治時期。1974年，葡萄牙國內革命成功，宣告實行非殖民化政策，公開正式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1987年4月中葡兩國簽署了《中葡聯合聲明》，宣佈澳門將於1999 年12月20日正式歸還中國。澳門歸還中國後實行“一國兩制”。
這樣，澳門的中西文化交流又進入另一歷史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中，有些舊有的歷史條件逐漸消失，有些新的歷史因素開始出現。
其一是葡萄牙不再是航海和海上貿易的強國，澳門對外貿易港的地位亦大大下降，商業和航海也不再是促使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但中國的改革開放使澳門從新建立對外貿易和交往的機會。
其二是旅遊、娛樂和博彩的收入已成爲澳門的經濟支柱，手工業等行業淪入次要地位。(14)
其三是土生葡人人數沒有大量增加，但作爲一個族群，仍然有其特別的社會作用和影響。尤其是中國希望澳門回歸後，可以作爲中國通向拉丁美洲和歐盟的橋樑，爲土生葡人未來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機會。
其四是葡萄牙人在澳門回歸的過渡期，銳意保留他們在澳門的文化，關注澳門的文化活動，使中西文化交流在某種意義上重新活躍。(15)
二、澳門中西文化交流的特點
從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中西文化交流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一種必然而重要的文化現象。文化旣然的歷史的積累，它不可以脫離政治而存在。但是，文化與政治卻又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東西。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可以看到，從16世紀到19世紀，西方的文明是伴隨着殖民勢力東進，甚至往往與暴力相結合。因此，在那個時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並不是在平等、互相尊重的情况下，而常常是在強勢政治下被迫進行的。然而，我們卻不能因爲政治關係上的是非曲直，而對這個歷史階段的文化交往採取完全否認的態度。更何况，葡萄牙在澳門從租據管治到佔領管治時期的特殊歷史背景，使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地方文化在澳門始終佔重要地位。所以，我們在研究澳門中西文化交流時，必需注意避免用政治史的研究方式代替文化史的研究。
四百多年來，中西文化交流在澳門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爲甚麼在西方殖民時代會產生這種特殊的現象呢？原因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是葡萄牙並不是以政治和軍事的暴力的方式取得澳門，使之成爲殖民地，建立起一整套西方殖民統治方式，而是首先以租據的形式入住，並受中國政府長期監管。(16)明清兩朝的地方官始終沒有放棄對澳門的控制，當他們認爲葡萄牙人行爲越軌時，甚至進行懲罰性的行動。(17)這種情况使得澳門的葡萄牙人不敢對中國人大放肆，這種牽制性的關係，使中西人際交往，從一開始就不象世界其他西方殖民地那樣，打上明顯的種族或民族不平等的烙印，爲的文化交流營造了某種程度和平的條件。
第二是葡萄牙語一直是葡萄牙人管治澳門時期的官方用語，但澳葡政府並沒有用強硬的手段在澳門推行使用葡語。中文在政府以外的地方是普遍使用的語言，以至土生葡人，在社會日常交往中，也往往使用廣東話(中文方言的一種)交談。另外，自鴉片戰爭以後，英文亦成爲一種常用的語言。澳葡政府在澳門實施寬容的語言政策，使不同語言和種族的人可以澳門生存，對中西文化交流在客觀上起着促進的作用。
澳門中西文化交流的另一個特色是兩種文化長期並存，緩慢地互相影響和滲透。澳門社會的三大社群：華人、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代表着兩種文化，各以自己的同類爲主要活動圈子。澳門中西社團之間始終存在某種隔離狀態，所以雙方雖同在一起，但並非水乳交融，故影響往往在間接中進行，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種特殊的形式。若拿澳門與香港的中西文化交流方式比較，我們很容易發現，香港的華人與西方人的接觸，遠遠比澳門華人多。因此，香港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匯，應該說來得比澳門更直接。
澳門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三個特色是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在某些歷史時期，交流在層面上有一定的局限。如在西人東漸早期，葡萄牙人對西方敎育、科技、近現代出版業的傳入，曾起重要作用，但後來一段相當長的歷史階段，西方文化對澳門的影響，衹是集中在建築、藝術、飲食、宗敎等方面，而其他思想文化領域的交往較爲薄弱，以至今天，我們較少見到這方面影響明顯的社會效應。
澳門中西文化交流的第四個特點是交流是雙向的。過去，不少人對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作了研究。目前，亦已有人開始對中國文化如何通過澳門影響西方作研究，這是非常正確的路向。明清之際，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仍然是較顯著的。無論是物質和精神方面都是如此。歐洲掀起的“中國熱”的延續，也正是在這段歷史時期。作爲當時中外交往重要窗口的澳門，其影響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18)
澳門土生葡人的出現應視爲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特色和結果。土生葡人是今日澳門社會特殊的一群。他們雖然擁有葡萄牙人的身份，但澳門才是他們眞正的故鄉。他們自稱“大地之子”，喜歡吃咸蝦醬和馬介休，同時具有中葡文化的象徵。他們不僅有自己的生活習俗和愛好，而且還創造了土生文學和藝術。(19)從文化學的角度看，他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和見證，是澳門社會不可忽視的一群。土生葡人社團的形成，爲澳門中西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因素，使中介式的文化互動模式逐步形成。
三、考察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例：澳門街名初析
從澳門現有的街道名稱，可以考察中西文化交流的狀况和特點。
若從文化的大類看，澳門街道的名稱明顯地分爲與中式(東方文化)和西式(西方文化)兩大類型。我們可以按街名的涵義，將其列表如下：
我們選取澳門現有主要街道名稱共382個作爲分析的資料，結果計算出中式類型有237個，西式類型142個，還有3個屬於其他(涉及東亞南亞的地名)。(20)
根據以上資料，我們可以對澳門街道的名稱作出一些初步的分析。從街道命名這種文化現象看，中國文化仍佔主要地位。因爲無論從數量和名稱的類別看，中式都明顯佔多。尤其是中式類別的多元，說明了澳門在街名文化方面，包涵着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內涵。例如，在中式類型的街道名稱中，吉祥語佔的數量不少。如大興街、永安街、永樂街、如意廣場等，反映了澳門新移民和從事商業活動階層的心態。
如果我們從類別方面作一比較，便可發現中式的街名多與中國傳統文化和地方風俗、商業文化有關；而西式類別，則多與政治、軍事、宗敎有關。這個特點，完全與澳門近四百多年的歷史情况吻合：中國人一直是澳門人口的主體，中國人在澳門的人口中，與商業有關的人口在華人社會上佔有較重要的地位。而華人的普羅大衆，大都生活在社會的基層，他們以保留遷來前的中國文化爲特色。而西式類型，則反映了生活在澳門上層的葡萄牙人，對政治、軍事和宗敎方面，較華人重視。這種現象，亦從一個側面說明，歷史上來澳門的葡萄牙人，一般有明顯的社會背景。
還有一種情况，就是一條街道，同時有中式和西式兩種名字。如老人院前地又稱花王堂高園，新馬路又叫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等，充份表現了中西兩種文化並存的現實。
結語
歷史文化是澳門重要的社會財富。而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如何保留發展澳門現有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成爲一個十分値得研究的問題。從當前中國的社會發展的路向來看，澳門應在未來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中，繼續起窗口和橋樑的作用。所以，澳門的中西文化交流，亦應在未來的歲月中更加受到重視。
*澳門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
註釋：
①參看鄧開頌、謝后和：(澳門歷史與社會發展》，珠海出版社，1990年10月版，3頁。筆者認爲，稱這個歷史時期爲葡萄牙人“入據”時期更爲合適。
②參看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十月版；
The Canton Letters1839－1841 of William Henry Low(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d by James Duncan Phillips，reprinted from The 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Vol.LXXXIV，1948).
③參看曾德昭著，何高濟譯，李申校：《大中國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206－301頁；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寳中國札記》，中華書局版，1997年，127－650頁；章文欽：《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基金會，1995年2月版，78－138頁。
④參看註2《早期澳門史》，35－82頁。
⑤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紀略》，廣東高等敎育出版社，1988 年7月版，18－45頁。
⑥參看雅依梅·科爾特桑：《葡萄牙的發現》(第五卷)，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出版，1998年3月版，1167－1195頁。
⑦參看註5，《澳門紀略》2頁。另外，除廣府、閩南語系的人外，還有活躍在閩粵一帶的水上人，以及晚一點到來的客家人，都是澳門中國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⑧有關這個時期澳門經濟貿易和社會狀況，參看鄧開頌、黃啓臣編：《澳門港史資料匯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237－298頁。
⑨有關澳門成爲販運鴉片和中國出國勞工的基地，參看廣東地方史志編委會辦公室、廣州地方史志編委會辦公室編：《清實錄廣東史料》(五)，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5年8月版；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一輯)，中華書局，1985年2月版，249－291頁；徐藝圃：《清末澳門豬仔館評述》，載《文化雜誌》(1994年)，120－128頁。
⑩參看馮邦彥：《澳門槪論》，三聯書店(香港)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5月版，45－124頁；黃啓臣、鄭煒明：《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基金會，1994年6月版，141－172頁。
(11)參看賈淵、陸凌波；《起源問題：澳門土生的家庭與族群性》載《文化雜誌》(1993年)，19－34頁；方豪：《明清之際中西血統之混合》，載《文化雜誌》(1996年)，178－181頁。
(12)雖然，目前對澳門與海外華人關係的硏究，多集中在苦力貿易時代，而缺乏對近現代澳門與海外華人關係的整體研究，但從一些著述中，我們仍然可以感覺到這種影響的存在。例如魏美昌先生提出的澳門具有濃厚的拉丁文化的色彩(參看魏美昌：《澳門文化論稿兩題》，載《文化雜誌》，1996年，86－92頁)；又如有些學者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跨文化交往對澳門文化的影響(參看盛炎：《澳門的跨文化交往》，載《文化雜誌》，1993年，77－83 頁)。這些研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澳門長期與海外華人社會保持某種聯繫所帶來的影響。
(13)筆者認爲，晚清和抗日時期，澳門曾成爲中國知識分子政治宣傳的基地之一，在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中，是應給予適當的地位。
(14)參看馮邦彥：(澳門槪論》，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5月版，70－83頁。
(15)如澳門回歸前夕，澳蘭政府把重要的帶有葡萄牙歷史文化色彩的遺址修理、粉刷一新；有的道路則改舖成帶有葡萄牙風格的碎石圖案花紋等，都是明顯的例子。
(16)關於葡萄牙人在澳門取得管治權的歷史過程，學術界至今仍有不同的表述。如有認爲葡萄牙人先入據，後佔領(參看鄧開頌、謝后和：(澳門歷史與社會發展》，3、57頁)。亦有認爲是先租據，後佔領。筆者就是持後面這種觀點。
(17)參看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商務印書館，162－167頁。
(18)參看《澳門槪論》，318－319頁。
(19)參看汪春：《澳門之子——從土生土語話劇看土生文學的文化身份》，見程祥徽、鄭煒明主編：《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日報出版，1998年11月，19－34頁。
(20)參看黃就順等編《澳門地圖集》，澳門基金會，1997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