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嶼山”讀音說起
——兼與胡培周先生商榷
《語林》一五二期刊登了胡培周先生的一篇短文《也談“爭”和“嶼”的讀音》。文章末段寫道：
“又在他報中讀到丁山先生的文章，認為“大嶼山”不讀“大罪山”，而讀“大魚山”；因前者有不吉利之感。這當然是一種傳說。但普通話的“嶼”舊讀“叙”xù，而不讀“罪”zui；現在正音則讀作yǔ。這是因為人們犯了“有邊讀邊”的錯誤。不過，“習非勝是”反而成了正讀。我想，廣東話把“嶼”讀成“魚”，除了上述的傅說外，“有邊讀邊”也是一個主要原因。按“從今、從衆”和“與普通話語音相對應”等規則，我認為“嶼”在粵語中讀“魚”較佳。
這段文字頗有商榷之處，特撰此文就敎於胡培周先生。
一、大“魚”山的讀法應是沿稱古名
胡先生認爲大嶼山讀“大魚山”的“主要原因”是“有邊讀邊”。筆者不敢苟同。
先看看“嶼”字的“邊”。胡先生所說的“邊”當指“嶼”字右邊的“與”。“有邊讀邊”意指“嶼”字讀如“與”。“與”粵讀爲“雨”。按胡先生的邏輯，“大嶼山”應讀如“大雨山”。
然而港人卻不是讀“大雨山”，而是讀“大魚山”。“雨”與“魚”，音節相同，聲調不同。“雨”是第五聲，即低上聲；“魚”卻是第四聲，即低平聲。
顯見，港澳人將“大嶼山”讀如“大魚山”，並非是“有邊讀邊”之錯；若然，則應讀如“大雨山”。
那麼，“大魚山”的讀法因何而來？筆者爲了探個究竟，翻閱了二十多種有關書籍和報刊，發現了兩種不同的說法，但並無一種與“有邊讀邊”說相同。兹將兩種說法槪述如下：
一是“趨吉避凶”說。丘學強在《妙語方言》的“方言和地名、人名”一節中寫道：“大嶼(音罪)山讀作大余山……同様也是為了圖吉利。”①這與丁山在《大“罪”山與大“魚”山》②一文的觀點相同。
二是“沿稱古名”說。子羽在《香港掌故》中寫道：“大嶼山的‘嶼’，本來讀‘序’音，但大嶼山的嶼字卻讀作‘漁’音，……可能舊稱‘大漁山’，當是一向有許多漁民聚居而得名。”③
這兩種說法頗爲普遍，筆者也曾受其影響。然而，此二說畢竟還只是從“可能”的角度去推測，並未確證。
著名現代作家許地山，曾在香港大學擔任中文系主任。他於一九三九年末在“福建旅港同鄕會”上談過大嶼山的的讀音來由。據黃南翔的《香港風物趣談》所載，他在會上說道：“‘大嶼’的‘嶼’字，廣東地名上很少見，也許原是‘大漁’……”④可惜書中語焉不詳。
雖然許地山、子羽等人均未能提出確證，但筆者覺得“沿稱古名”說是衆說中最具合理性和可能性的。於是，循着這條思路，筆者展開了新的考證。
果然，筆者終於在古籍中找到了多個大嶼山的古名：大奚山、大漁山、大魚山、大嵛山等等，其中後三個古名均讀如“大魚山”。
地圖上有“大庾山”“大移山”另有“大姨山”，大嶼山的古名大奚山使用最多。《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的“大嶼山”詞條，注了“亦見大奚山”五字，意即以“大奚山”爲正條。再翻看“大奚山”條，注文十分明確：“大奚山，在廣東寶安縣南，一名大漁山，亦名大嶼山。”⑤
康熙年間出版的《新安縣誌》卷三《地理志》：“大奚山，在縣南一百餘里，一名大漁山。”⑥“新安縣”即寳安縣之舊稱。
《大淸一統志》卷一四四《廣東山川》：“大奚山，在新安縣南，一名大漁山。”⑦
道光年間，兩廣總督阮元巡視大嶼山，將其稱爲“大嵛山”⑧。“嵛”讀如“魚”音。
淸代三水學者范端昂在《粵中見聞》中將大嶼山稱爲“大魚山”，並記載了一段動人的“美人魚”傳說：
新安有人在大魚山海濱獲一海女，眉眼手足皆具，皮肉潔白。其下陰有五色細毛，長一二寸。捲之攜至家，與為夫婦。不能言語，惟笑而已。久之，能着衣，食五穀，與人無異。後新安人死，送此海女至大魚山，仍沒於水，此則人魚之無害於人者。今大魚山與南亭竹沒、老萬山常有之。⑨
綜上所述，大嶼山在古代確有多個讀如“大魚山”的古稱，而且還被有關的古籍、縣志和詞典收錄。足見“沿稱古名”說是“依之有據，言之成理”的。
另據古籍顯示，“大嶼山”一名始見於淸代康熙年間的《新安縣志》；但“大漁山”之名卻遠在淸代之前。儘管淸代出現了“大嶼山”一名，但當地及周圍的居民仍沿稱古名，代代相傳。後人不察，便以爲當地居民將“嶼”字誤讀爲“魚”字。其實，他們讀的只不過是大嶼山的古名——“大漁山”、“大魚山”或“大嵛山”罷了。當然，港澳識字之人不依“大嶼山”的正音讀如“大罪山”，而依傳統讀法讀如“大魚山”，這固然有從俗從衆的因素，但也未必沒有“避凶趨吉”的心態。至於其古名曾爲“大漁山”、“大魚山”或“大嵛山”，即使一般的識字之人，相信也知者寥寥矣。
二、“嶼”的“較佳”粵讀不應是“魚”音
胡先生在文章的末句，提出一個頗爲大膽的觀點：“我認為‘嶼’在粵語中讀‘魚’較佳。”
對此，筆者也不敢苟同。查“嶼”字的粵讀，向來都只有一個正讀——“序”(粵語“罪”、“序”同音)，黃錫淩的《粵音韻彙》、喬硯農的《中文字典》、周無忌和饒秉才的《廣州話標準音字彙)等都只注一個“序”音。
近年來，香港出版的粵音字典，爲尊重現實，便在“序”音外，另注一個“漁”音，並特別指明是“大嶼山”的“嶼”字讀音(其實，這正是前文所提到的“不察”而導致的誤注)。換言之，除“大嶼山”外，其餘的“嶼”均讀如“序”。黃港生的《商務新字典》、《商務新詞典》以及香港敎育署語文敎育學院中文系編著的《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即採用這種注法。
當然，香港也有個別粵音字典，如中華書局的《中華新字典》、李卓敏的《李氏中文字典》，把“序”音作爲“嶼”的正讀，把“魚”音作爲“又讀”或“語讀”，這是不妥當的。因爲它把只局限於“大嶼山”所讀的“魚”音擴大至所有的“島嶼”，這顯然是不符合目前港澳讀音的現狀。目前港澳對“嶼”的粵讀現狀是：僅將“大嶼山”讀如“大魚山”(正如上文所述，這其實是“大魚山”古稱的沿讀)；而稱福建“鼓浪嶼”時，仍按正音讀如“鼓浪序”。可見，在人們的心目中，“序”音始終是“嶼”的正讀。所以，後出的《商務新詞典》、《商務新字典》、《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等粵音辭書，均不採用這種不符合港澳粵語現狀的注法。
至於一九八三年出版的饒秉才主編的《廣州音字典》，也曾把“嶼”的“序”音作爲正讀，把“與”音作爲“又讀”——這個“又讀”是眞眞正正“有邊讀邊”的誤讀。然而，由於這種誤讀並不十分普遍，尙未達到“衆”的程度；所以，饒秉才後來與周無忌合編的、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出版的《廣州話標準音字彙》，便取消了這個“又讀”，只注一個“正讀”音——“序”。
由此可證，無論是港澳還是廣州，目前“嶼”的正讀均爲“序”音。而港澳的“魚”音則只局限於“大嶼山”的讀法上。廣州曾一度出現的“與”音亦已被新出的辭書取消。可見“嶼”的粵讀，應以其正讀“序”爲宜。儘管胡先生個人認爲“嶼”讀“魚”音較佳，但它畢竟未被社會視作“正讀”，亦未被當今流行的字典所公認，甚至連“又讀”的地位也“得而復失”；故在目前是不適宜將它讀如“魚”的。更何况，“魚”音也不是“嶼”字“有邊讀邊”的誤讀。
三、“與普通話語音相對應”規則的正確運用
胡先生爲甚麼會提出“‘嶼’在粵語中讀‘魚’較佳”的主張呢？其依據是“按‘從今、從衆’和‘與普通話語音相對應’等規則。”
“從今、從衆”的規則無疑是正確的。但正如上文所述：對“島嶼”的“嶼”讀成“魚”或“與”，在整個廣州話地區並未成爲多數人的“誤讀”；旣然如此，又何來“從今、從衆”呢？也許假以時日，在若干年之後果然成爲多數人的“誤讀”；自然水到渠成、積非成是，在粵音字典中佔一席位。然而，在今天尙未成“衆”的情况下，似乎不該強加於人。
至於普通話已將舊讀“序”正音爲今讀“與”，是否廣州話就一定要“與普通話語音相對應”，把“序”音改讀“與”音呢？筆者認爲，這需要作具體的分析，並不是任何一個字的粵音都必須“與普通話語音相對應”的。
例如，“帆船”的“帆”，普通話不讀“凡”音，而讀如“翻”，屬陰平調；“帆船”連讀，與“翻船”同音。廣州話的“帆”，並不讀“翻”音，而是和聲符“凡”字同音，屬陽平調。”“帆船”讀如“翻船”好呢還是讀如“凡船”好呢，相信讀者自有公論。難道這也要強迫廣州話“與普通話語音相對應”、將“帆船”的粵音也讀如“翻船”嗎？
可見，胡先生所提及的“與普通話語音相對應”的規則，是絕對不能隨便濫用的。其實這個規則的運用，是有條件限制的。它的條件是甚麼呢，穗港澳廣州話審音委員會發出的《廣州話審音方案》，在“注音原則”第三條的第四點中明確地寫道：
把向共同語靠攏作為又讀音規範的一項基本原則。凡共同語與廣州話都存在讀音分歧的，盡量考慮參照共同語的取捨情况來斟酌取捨。
這條規則明顯是針對“又讀音規範”的。即如果廣州話有兩個或以上的讀音，則可“盡量考慮參照”共同語的讀音來“斟酌取捨”；並不是要所有的粵音都一律“與普通話語音相對應”。現在“嶼”的廣州話與普通話相對應的“與”音，並未成爲衆人的“又讀”，那又何必匆匆地確定“魚”是“嶼”的“較佳”粵讀呢!
最後，筆者還想特別提出一點：在穗港澳廣州話審音委員會所主編的《廣州話正音字典》問世之前，粵音的正讀還需參照目前流行的粵音字典；絕不適宜只憑個人的好惡，脫離語言的實際環境而提出一些尙未被社會公認的所謂“較佳”讀音。
注釋：
①丘學強《妙語方言》，中華書局1989年11月初版，第2頁
②載《華僑報》1992年8月15日《華座版·丁家邨》專欄
③子羽《香港掌故》，香港上海書局1985年6月再版，第64頁
④黄南翔《香港風物趣談》，香港奔馬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51頁
⑤王雲五《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商務印書館1925年版，第69頁
⑥靳文謨《新安縣志》康熙版，轉引自“岫廬文庫093”之《香港前代史論集》，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初版，第126頁
⑦轉引自上書第18頁
⑧轉引自劉澤山《香江夜譚》，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4月初版，第84頁
⑨范端昂《粤中见聞》，廣東高等敎育出版社，第13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