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天主教
第一節 天主教東來澳門的時代背景
天主教東來澳門傳播，蘊含着深刻的時代内容。
歷史的車輪推進到了16世紀中葉(明朝中葉)，是世界歷史上的重大轉折時期。亞、歐大陸農耕世界東西兩端的封建國家之間的互相閉塞狀況，終於出現了有決定意義的突破。分散隔絶的世界逐漸聯繫成為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成為世界的歷史。在這個時期，地處南歐地中海沿岸國家的資本主義浪潮不僅席卷歐洲各國，而且以愈來愈強大的波濤向世界各個國家猛烈衝擊。而作為這一衝擊的潮頭，就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資本主義殖民國家的大帆船爭先恐後地駛向東方。當時經濟發達處於領先地位的中國，正是他們嚮往已久的目標。於是乎，《馬可波羅遊記》在歐洲風靡一時；鄂立克(Odoric)宣揚中國城市的富饒繁華，為歐洲人所陶醉，對西歐國家的上層分子更具有極大的誘惑力，激發着他門東來中國尋金的熱潮，決心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險，遠涉重洋，前來中國攫取財富。
在西歐國家的財迷們狂熱追求金錢而向東方探求航海新航綫的熱潮中，葡萄牙人一馬當先。國王約翰第二(JohnII)於1488年派遣迪亞士(Diaz)率領遠征隊來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1497年7月8日，貴族華士古·達·伽瑪(Vasco da Gama)又率領大帆船四艘，由170名奴隸組成一個遠征隊，帶着加農砲12門、弩箭若干副，於7月8日從退加斯港口出發，沿着迪亞士走過的航綫前往東方。11月22日駛過好望角，東航到印度洋，於1498年3月2日來到81年前中國偉大的航海家鄭和下西洋時業已到達的麻林地(今自尼亞東岸的馬林迪，Mahndi)，然後沿着鄭和航行過的路綫向東進發，於5月2日到達印度西部著名港口卡里庫特。至此，葡萄牙人以至歐洲人夢寐以求多年的直航東方的航綫終於開闢成功了。消息傳到葡萄牙，國王曼諾欣喜若狂。他即於1506—1521年間，不斷派遣船隊來到中國的廣東、福建沿海地區謀求通商和騷擾。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船隻遇風濤縫裂，被水浸商貨，請求借澳門地方上岸晾曬。並用賄賂明朝廣州海道副使汪柏的手段，得以登岸上澳門陸地晾曬貨物，搭棚居住。到了1573年，葡萄牙人得明朝政府允准，以每年500兩白銀為地租銀，租賃澳門居住。
從此之後，葡萄牙人即以澳門港為基地，大力開闢澳門—果阿—里斯本、澳門—長崎、澳門—馬尼拉—墨西哥三條國際貿易航綫，開展世界大循環的“大三角貿易”活動。當時，從澳門運往歐洲、日本和墨西哥等地的中國貨物有生絲、絲織品、瓷器、鐵鍋、火藥、黄銅、水銀、珠砂、硝、鉛、棉布、沙糖、麝香、茯苓、大黄、甘草、墨硯、寶石、床單、母牛、密餞、火腿、彈藥、橙、梨、花邊等二十六種。其中以生絲為最大宗。從歐洲、日本和墨西哥等國家運進澳門的商品有白銀、蘇木、象牙、檀香、蜂蠟等。其中以白銀為最大量。據著名經濟史專家梁方仲教授的統計，在1573－1644年的七十二年間，合計各國因購買中國貨物而輸入中國的白銀至少超一億元以上，其中絶大多數是從澳門運人。由此可見，澳門起着溝通亞、歐、美三大洲貿易的作用，成為當時一個東西方國家進行國際貿易的中轉港，和名符其實的國際貿易中心。而隨着對外貿易的發展，澳門也從一個小漁港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商業繁榮的海港城市，吸引中外商人來此經商和居住，城市人口與日俱增，到1640年，澳門人口已有40000人了。
貿易的航道同時是宗教傳播的通道。隨着澳門對外貿易的發展，歐洲國家的耶穌會士也隨着商船紛紛而來澳門進行傳播天主教的活動。
第二節 16世紀中葉耶穌會士東來澳門傳教
基督教是當今世界上流傳的三大宗教之一。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基督教和任何大的革命運動一樣，是群衆創造的”。公元前30年，屋大維建立的羅馬帝國，奴隸主殘酷地壓迫地中海沿岸的猶太民族，激起了奴隸起義和民族反抗鬥爭。但每次起義和鬥爭都失敗了。於是起義者中出現了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頹廢。有一部份人丟掉武器，而仰望蒼天，希望有一位彌賽爾(救世主)從天而降，拯救自己跳出苦海。從此，形象模糊的耶穌基督成為他們所企望的救世主。而這些盼望者也就成為早期的基督教徒。隨後，信仰者日益增多，於是便出現信仰耶穌基督的團體，且有了專職人員，有了戒律和經典。這個團體就是在二世紀出現的早期基督教社團。
此後，信仰耶穌基督的人越來越多，而且大多數是下層勞動群衆和奴隸。由於信徒們向救世主捐獻款項和禮物的增多，社團内便出現有文化的財務管理人員，和幫助總結傳播教義和戒律的有識之士，他們便是早期的基督教長老和主教。正是這種原因，基督教社團亦逐漸變為宗教上層人物漁利的工具。同時，有產階級分子也滲入教會之中，逐步取得長老和主教的繼承權。從而把本來是宣傳拯救脱離苦海、伸張正義的耶穌基督，變成了教導信徒忍受苦難的榜樣。基督教宗旨的這種變化，使當政者改變了態度，停止了對基督教進行迫害，並對基督徒採取了保護政策。到公元392年，羅馬帝國皇帝將基督教定為羅馬的國教。五世紀時，查理曼帝國統治時期規定，凡是被征服地區的居民，一律要信奉基督教。到了八世紀，歐洲各個國家都信奉基督教了。
基督教開始有比較統一的宗教組織，但隨着歷史的發展而出現了分裂。公元395年，由於羅馬帝國把京都從羅馬遷到君士坦丁堡，久而久之，帝國逐漸分裂成以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東西兩個羅馬帝國。充當帝國統治工具的基督教也隨之分裂成羅馬主教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但羅馬主教拒絶兩個城市的主教處於平等地位。560年，羅馬主教佩拉吉自稱為教皇。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則於998年宣佈基督教為國教。1053年，東羅馬帝國滅亡，羅馬教皇利奧九世派紅衣主教到君士坦丁堡宣佈開除君士坦丁堡大主教邁克爾·凱魯拉里的教籍；而邁克爾·敳魯拉里亦召開宗教會議，宣佈開除羅馬教皇的教籍，勢不兩立。從此，基督教的東西方教會正式決裂，歐洲西部稱為基督教，東部改稱為東方正統教(簡稱東正教)。這是基督教的第一次分裂。
基督教第二次分裂發生在16世紀。這是由基督教本身日益腐化所致。因為主教們利用手中的權力，侵吞教會公產，經商賺錢和放高利貸；神職人員與“屬靈姐妹”同居，甚至把殺人犯、娼妓、鴇母等類人也吸收入教。教堂竟然成為他們滿足淫慾的場所。這就引起人們的不滿和反抗，並延續到宗教改革。1517年，德國維登堡神甫馬丁·路德無意識地觸及“贖罪券的買賣”問題，點燃了歐洲宗教改革的烈火。各國的新教派如德國的路德派、再洗禮派，瑞士的慈温利派，加爾文派；英國的安立甘派等紛紛出現，與羅馬教會及教皇分庭抗禮。它們統稱為祇信耶和華——神的基督新教(即耶穌教、更正教)。而葡萄牙、意大利和法國等國家仍然堅持信仰原基督教的聖父、聖母、聖子三位一體的天主教義，稱為天主教，亦稱“羅馬公教”或“加特力教”。有時稱“舊教”，以區別於基督教(新教)。
基督教經過兩次大分裂遂一分為三：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和東正教。三大教派原來同出一宗，但在今天世界宗教活動中，三者則是水火不融。
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傳入中國的時間各不相同。在其尚未出現兩次大分裂之前，曾兩次傳入中國。第一次是635年(唐朝貞觀九年)，由基督教聶斯脱里派(Nestorians)主教、叙利亞人阿本(Olopen)傳入新疆，唐朝人稱為景教，至845年(武宗會昌五年)便消聲匿跡了。第二次是1294年(元朝至元三十一年)，由羅馬教廷方濟各會修士約翰·孟特·高維諾(John Mont Govi no)傳入中國，並在北京、泉州等地建立教堂。當時蒙古人稱之為“也里可温教”(Arcoum)，到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元亡而再次消失。第三次是16至19世紀，分裂後的基督教三大教派中的天主教於1552年(明朝嘉靖三十一年)、東正教於1689年(清朝康熙二十八年)和基督教(新教)於1807年(清朝嘉慶十二年)傳入中國。
16世紀中葉天主教傳入中國，是以耶穌會士為濫觴的。如上所述，基督教分裂為三派後，為了挽救羅馬教皇的危機，西班牙人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de Loyola)於1534年八月十五日，在法國與西班牙貴族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等七人，組織了一個旨在向新航路經過的國家和地區尋求新教區的傳教團體，名曰耶穌會。1540年9月27日，羅馬教皇保羅三世頒發命令：正式批准耶穌會成立。第二年的4月13日，任命羅耀拉為第一任總會長。他非常積極支持耶穌會傳教士到東方傳播天主教。時適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向教皇，申請委派傳教士與新任果阿總督同行，於是教皇將此事委托羅耀拉。羅氏即派沙勿略為“教廷遠東使節”隨總督同去果阿。他於1541年7月由里斯本出發，次年5月6日到達果阿。1542年，沙勿略由阿果去馬六甲，後又在日本逃犯安日禄(Anjiro)陪同下，於1549年8月15日到達日本沿海的鹿島兒商埠。但當他看到日本很多人信奉佛教時，他認為要在日本傳教的法子就是先去“感化”中國人，因為中國是日本文化和思想的策源地。他回到果阿後，向葡萄牙國王提出到中國傳教的計劃，獲得批准後，於1552年4月14日離開果阿前往中國。8月到廣東省台山縣的上川島，曾設法與中國商人聯繫，希望他們能夠帶他到廣州傳教，費了不少周折仍遭到拒絶。後來，他花了200 元錢雇傭了一隻小船，企圖秘密駛入廣州，也未能如願。到了12月2日晚上，他突然患瘧疾病，發高燒不退，終於12月3日躺在一塊大石上死去了。一個曾經到過果阿公學讀書的中國人叫安多尼的為他料理後事，將其屍體運往果阿埋葬。後來天主教傳教士稱他為“遠東開教之元勛”。
自從1553年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澳門之後，耶穌會士紛紛隨商船前來澳門傳播天主教。第一個來澳門傳教的耶穌會士是公匝勒斯(Gregorro Gonzales)。他和耶穌會伯萊篤(Melchior Nunez Barreto)於1555年7月20 日到達三年前沙勿略到過的上川島。8月到11月中旬，當伯萊篤兩次進人廣州，企圖去援救被廣東政府視為“奸隙”而抓起來耶穌會士布利道(Matthieu de Britto)等二人時，公匝勒斯自動從自上川島移居澳門進行傳教。1561－1563年，在日本養老的神父巴爾達·撒加高(Balthasar Zagago)、狄野高·貝勒拉(Diego Pereira)、方濟各·貝勒兹(François Perez)、代宰拉(Em－manuel Teixeira)和平托(F.Andre Pinto)等相繼來到澳門傳教。並徵得廣東地方政府的允准，在今聖安多尼教堂附近處用稻草蓋起一間名曰天主教之母堂的小教堂，作為傳播天主教的場所。至1563年，澳門至少有八名耶穌會士進行傳教，發展教友600多人。當時在澳們進教的中國人有兩種，一種是澳門的居民直接進教，一種是廣東各縣的人每年一次赴澳門進教。家居澳門的教友，有改穿洋服，改用葡名者。可見天主教在澳門影響至深。眼見天主教在澳門傳教業已開展了，教宗庇護五世於1566年任命卡内羅(Melchior Carneiro)為澳門主教，並於1568年5月扺達澳門。當時澳門還未建立教區，所以卡內不能在職街上稱為澳門教區的第一任主教，但實際上已執行第一位主教的職務了。因為卡内羅主教到澳門任職，公匝勒斯即被馬六甲主教召回馬刺加，被派到摩鹿哥群島去視察教務。所以，卡内羅應該說是公開以主教身份到澳門傳教的第一位主持人。
卡内羅到澳門任主教後，從1562年開始，陸續修建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ordia)、辣匝禄麻瘋院(Hospitalde Lazaro)，和拉法醫院(Hos－pital de Rafael，又稱白馬行醫院)，以收容棄嬰孤兒、替人治病為手段，號召和引誘澳門華人居民信奉天主教。同時於1569年在澳門建立第一個正式天主教堂聖望德堂(Igrejade São Lazaro)進行傳教活動。從此，澳門遂成為天主教在遠東的駐地。當卡內羅在澳門傳播天主教取得順利進展的情況下，教宗額爾略十三世(GregoriusXⅢ)即於1576年1月23日，承葡萄牙國王士巴斯梯亞斯的請求，頒佈召令：正式成立澳門教區，負責管理中國、日本和越南的天主教傳教事務，受印度果阿教宗管轄。到1588年，因日本單獨設立教區而脱離澳門地區，1618年，耶穌會總會會長委特爾斯奇(Vitelleschi)即將澳門教區隸屬羅馬耶穌會直接管轄。在設立澳門教區的同時，教宗正式任命遠居里斯本的費基拉(Diogo Nunes Figueira)神父為澳門教區的第一任主教。但因費神父堅決推辭任職，卡内羅即以署理主教身份繼續主持管理澳門教區的教務工作。由於建立了澳門教區，耶穌會士東來澳門傳教者更是絡繹不絶。其他教會的教士也接踵而來。方濟各會士於1579年來澳門；奥斯定會士於1586年來澳門，和多明我會士於1587年來澳門傳教，並不斷興建教堂作為傳教的活動場所。
聖望德堂，建於1569年。1576年建立澳門教區時立為第一主教堂。後沙利拿於1578年來澳門出任第二任主教後，嫌教堂過於遠離當時的商業中心區的龍嵩街，而另建教堂於大廟頂。望德堂便成為仁慈堂的產業，在平淡之中渡過了250多年。到1847年才恢復元氣(詳後)。
聖老楞佐堂，建於1558－1560年間，因位於古澳門港口的南灣山坡上，初期設有風訊旗桿，故華稱之為風訊堂，後來又以諾音訛稱為風順堂。此教堂初期建築簡陋。1618年加以重修，建築巍峨壯麗，比之聖望德堂有過之而無不及，1768年，再度重建。1898年曾遭雷擊倒塌，後再加修葺。1954年，高德華神父(Costa Vaz)再籌款裝修教堂內部，購置哈門電話一部。
聖方濟各堂，1579年，方濟各會士阿爾法羅(Petrusde Alfaro)；盧迦。洛黎洛(Luearelli de Pesaro)、巴埃扎(Sebastian de Baeza)和馬丁·羅約拉(Martinus Ignatius de Loyola)等人，自馬尼拉來到澳門，欲人中國内地傳教，但入廣州即被趕回澳門，遂在澳門建造修院及教堂，定名為聖方濟各堂。華人稱之為加斯蘭廟。1841年後，不知何故，聖方濟各堂改為兵營，即今天的加斯蘭兵營(Quartelde Sao Francisco)。
聖保禄堂，1582年耶穌會將1562年建成的天主之母小教堂遷至今址興建。但1595年初被火燒，後重建。1601年又被火燒。此時適逢日本禁止天主教，很多會士來澳門避難。於是，周秀和神父在1602年向日本教士捐資30000 兩重建聖保禄堂，俗稱大三巴教堂。其所謂大者，乃有別於三巴仔教堂(聖約瑟教堂)也。故現在碑坊的奠基石刻作1602年建造。整個建築宏偉巍峨，富麗堂皇，氣慨非凡。前壁有16根希臘式石柱並列而上，共分四層，上鐫有教會銅象，奉曰天母，名瑪利亞，貌如少女，抱一嬰兒，稱天主耶穌；衣自頂被體，皆彩色平畫，障以琉璃，看上去猶如塑象。旁站30多人，左手執渾天儀，右乂指，狀如論說。須眉竪者如發怒，揚者如喜歡，栩栩如生。屋為金字頂，中心為大圓形，是集中式及長堂式的建築。既有古典建築的傳說，又有新興的巴洛克式的建築風格。1835年1月26日，聖保禄堂再毀於大火，祇剩正面大理石牌坊和堂前石階70級。至今牌坊石壁仍巍然屹立，說明當時日本石匠工藝及建造手藝之高超，與歐洲的教堂建築毫不遜色，於今成為澳門的象徵，供游人參觀憑吊。教堂内本葬有死於澳門，中國内地及日本的耶穌會士屍體，但墳墓早已他遷，今日已無遺跡可尋了。
聖多明我堂，1587年4月，西班牙籍多明我會士教人自墨西哥抵達澳門，7月在澳門建立玫瑰聖母會院作為對中國傳教的總部。同時又用木板建一簡陋的教堂名曰多明我堂，因其是木結構，華人稱之為板障堂。其式樣為西班牙式建築，日後屢經重修，成為多明我會士在中國福建傳教的總部。
聖奧斯定堂，1586年，奧斯定會士奉命自馬尼拉抵澳門籌備成立奥斯定會總部，1589年建成此堂。因當時建築十分簡陋，經不起風雨侵襲，會士們便用葵葉覆蓋修補，鬚鬆如髯龍，雜亂無章，遠望猶如龍鬚直竪，華人稱之為“龍鬚廟”，後來諾音訛為龍嵩廟。1622年，奥斯定會士於西望洋山頂建一會所，附設教堂及修院。1837年重修，1849年改建，1938年再重修成為今日的主教府及主教府教堂。故西望洋山又稱為主教山，教堂亦稱大堂(Se Catedr－al)或大廟。
聖安多尼堂，1608年建成。但次年被大火燒毀。1610年重建，又被火燒。1638年重建，並立堂前大十字架。1809年又毀於火災，被燒一部份。1874年再受火災全部燒毀，僅留四壁。1875年重新修葺，再度啟用。1930年，蒙獲巴波沙總督資助，重建教堂門樓，飾以石米，使之成為澳門教堂外觀綫條最美麗者。1950年至1952年，陸萬威和潘日明神父先後改建堂中祭合和神父寓所。梵二大公會議後，郭達禮神父又改建正祭台。
聖嘉勒修院教堂，1633年11月，方濟各會6名修女自馬尼拉抵達澳門，居住在東望洋山。她們即向澳門市民募捐款項，1634年建築修院教堂(俗稱尼姑廟)。1824年修院教堂被大火燒燬。但其宏偉之石階，至今仍保存着。其遺址即今日之聖羅撒女子中學校址。
在這些教堂中，以聖德堂，聖老楞佐堂和聖安多尼堂最著名，至今稱為澳門三大古教堂。隨着教堂的興建和傳教活動的開展，澳門居民信仰天主教者與日俱增，至明朝的最後一年(1644年)，已有天主教徒四萬多人。這表明澳門已經成為天主教傳教卓有成效的基地，和天主教在遠東活動的中樞。
耶穌會士並不滿足於澳門傳教，而是以澳門為基地進人中國内地開展更廣泛的傳教活動。鑒於貝勒兹等耶穌會士因為不懂中國語言不能進人内地傳教的教訓，耶穌會決定派遣懂得中國語言的意大利會士範禮安(Alexa－ndre Valigna)為遠東教務視察員，帶領41位新會士(其中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西班牙人居多)於1578年7月到達澳門視察。他在澳門住了九個月之後，寫信給耶穌會總會長，說：要打通進入中國傳教的道路，必須改變目前在其他國家所採取的辦法。最重要的條件，是耶穌會士會讀、會寫、會講中國話，並盡量熟習中國的禮儀和民情。同時，他認為要進人中國内地傳教，不能寄希望於已在澳門的耶穌會士，必須另派一批新的有中文基礎的會士來中國傳教。他還寫信給駐果阿的耶穌會省長，積極推薦主張用中國語言文字在中國傳教的意大利會士羅明堅(Michel Ruggieri)來澳門和中國內地傳教。羅明堅即於1579年7月22日抵達澳門。當時他聽說到10多年前明朝守澳官拒絶貝勒兹人中國內地傳教的對話：
“你會說中國話麼？
不。
那麼，頂好你先去作學生，學習我們中國的話，以後你再作我們的
老師給我們講解你們的教理”。
羅氏從中悟出一個道理，要進人中國內地傳教，非掌握中國語言不可。於是，他在澳門請了一個中國畫家教他學習中國語文。經過二年又二個月的刻苦攻讀，他掌握了12000個中國單字。但他年紀已36歲，年事稍高，說中國話仍感困難。於是，他在1580－1583年間，跟隨葡萄牙商人四次進出廣州，參加在這裏舉行的春秋交易集會，從中實踐講中國話和接近廣東地方政府的官員。與此同時，羅卡內又教他學習中國的禮議：
“在你參見中國長官的時候，要下跪，要磕極深而又經過工夫很長的頭；在提起別人的時候，要用贊美的口吻；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卻要用很謙卑的詞句”。
由於他會說中國話和彬彬有禮，博得兩廣總督陳文峰的好感，於1582年承總督之請到肇慶(總督駐地)去居住。為了傳教，羅明堅又在澳門耶穌會修院旁邊建立一間很小的學校，名為“聖馬爾定經院”，一方面向澳門居民講授天主教經理，另一方面為新來澳門的耶穌會士提供學習中文的場所。1582年8月7日抵達澳門的意大利會士利瑪竇(Mathieu Ricci)，就是先在聖馬爾定經院“學華語，讀華書”，對中國話很快稍有成就，最後陪羅明堅到肇慶佈道，進而人韶關、南昌、南京、北京等內地傳教，成為在中國傳教最有成效的領導人和創始人。到1610年，中國內地的天主教徒已發展到2500人，其中包括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有學問的明朝高級官吏。
羅、利兩人利用中文人内地傳播天主教的成功，使耶穌總會會長充滿了信心。於是，責成1609年新任中國傳教區區長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根據羅、利的成功經驗，規定：凡人華傳教的耶穌會士，一律要先在澳門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和禮儀，並接受範禮安關於在澳門建立一間大學來專門培養進人中國内地以至日本傳教的耶穌會士的建議。結果耶穌會長魯德拉斯(Antoniusde Luadros)，即委托貝勒兹、代峷拉和平托三人，將原來祇有小學規格的聖保禄公學升為大學規格的聖保禄學院，於當年12月1日正式注册成立。是為澳門歷史上第一所高等學校。
聖保禄公學創辦於1565年。從1574年起，葡萄牙國王從馬六甲的税收中抽出1000克魯撒德斯(Cruzados)資助公學的辦學的經費；1578年起，葡商每年從獲自中國1600擔生絲中分出50擔給傳教士販運到日本所賺的幾千塊金幣作為辦學經費。1579年聖保禄公學已有150個兒童來上學；到1584年底增至200人。此外還有一些傳教士在這裏學習漢語和拉丁文。聖保禄公學升格為大學的聖保禄學院後，經費仍得到葡商的支持，直至1835年被焚毀時為止。學院擁有一個藏書4000多册的圖書館，設有一個印刷所、一個小診所和藥房以及天文觀象臺。
聖保學院的課程設計既借鑒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的規章制度，又要適應在澳門及中國内地傳教的需要，實質是培養傳教士的“神修課程”。以西方古典學術知識為主體、以神學為皇冠、以拉丁文為基礎作為指導思想，設置自然科學的教學、天文曆學、物理學、醫藥學；哲學的哲學、神學和人文科學的漢語、拉丁語、音樂、修辭學等10門課程。其中漢語是必修課，人人要學，學時最多。不僅學生要學，連在這裏執教的教授也要學，因為它是在東方傳教的必需的溝通工具。艾儒畧是學院的著名數學教授，但他的名字卻列在學院畢業生名單之中，就是這個道理。由於耶穌會士掌握了漢語有利於傳教，而中國官方亦感到耶穌會士懂得漢語後他們的自然科學知識可以為朝廷所利用。所以到了清朝康熙皇帝時，索性作出硬性規定；凡要求入華傳教的新來會士，不會中國話者“教他在澳門學中國話語”；乾隆時，耶穌會又作了規定；凡擬人華傳教者必須“剃髮易服，赴廣東澳門天主堂，居住二年餘，……習知中國言話”。這樣一來，聖保禄學院的漢語課，已經不僅僅是語言能力的培訓，而且是人華内地傳教的必需條件了。從此之後，凡耶穌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遣使會等的傳教士要人中國内地傳教者，必須在學院修讀漢語兩年。這無疑增強了聖保禄學院及漢語課程的權威性，使聖保禄學院成為一所名符其實的培訓人華傳教士的高等學府。
聖保禄學院仿照歐洲大學的考試制度，凡人學修滿課程經過考試合格者，頒發給學位證書。明清中國官方在任用該院頒發學位證書的教士時，亦承認其學歷，按學位授以適當的官職。
聖保禄學院招生對象大部份是歐洲的傳教士，和一部份中國、日本的修生。1600年左右，每年一般有學生50人，最多時有80人，最少時亦有25人。
聖保禄學院的首任院長是盂三德神父(Eduardode Sande)，任期為1594—1596年；第二任院長是李瑪諾(Manuel DiaZSeni0r)，任期為1596—1601年和1609—1615年兩次出任；第三任院長為陸安德(Andreas Lobe—lli)，任期為1671—1673年，此三人為院長最為著名者。曾在學院任教的教授約30人，其中有年代可考的著名教授是教數的艾儒略(教期為1601－1613 年)，畢方濟(教期為1610年)，鄔若望(教期為1616—1619)年；教神學的王豐肅(教期為1618—1623年)，陽瑪諾(教期為1616—1621年)，孟儒望(教期為1633—1637年)，李若望(教期1696年以後)；教哲學的盂儒望、安文思(教期1640—1641年)，和兼教文學的李若望，等等。
曾在聖保禄學院攻讀畢業而入華傳教的耶穌會士約200多人，佔明清時期人華傳教的472名會士中的50%左右，其中有年代可考者109人。現將他們的姓名、抵澳門的時間和人華傳教的地點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在這200多名畢業生中，幾乎包括了人華傳教的主要骨幹，其中不少是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溝通者。
聖保禄學院還招收一批在澳門人教或由内地來澳門人教的中國天主教信徒進院學習神學等課程，畢業後派回内地參與傳教。據不完全統計約有30 多人，現將其姓名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在澳門經過聖保禄學院培訓的中外耶穌會士紛紛進入内地傳教之後，使天主教的傳教活動在中國的南北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江南、浙江、江西、廣東、廣西等12個省區迅速發展起來，信教者與日俱增。據統計，由1585年的20人增至1617年的1.3萬人，1644年又增至15萬人。在這些百、千、萬的天主教徒中，不僅有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有明朝的宗室内臣、皇親眷屬和達官貴人。據1636年統計，信天主教的親王140人，皇族40多人，皇帝賜封的誥命夫人80多人；一品大官14人，進士10人，舉人11人，生員300多人。例如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南京工部都水局郎中李之藻、監察御史楊廷筠、司禮監總攬軍政大權的宰相、宦官龐天壽以及瞿太素、馮應京、李天經、張燾、孫元化、韓霖、段滾、金聲、瞿式耜、張庚等，均篤信天主教，並協助利瑪竇進行傳教，使内地建立教堂159處，教士處院42處。可見天主教在中國内地傳播之廣深了。
儘管天主教在中國内地廣為傳播，但它畢竟是西方的宗教思想和神學文化，從根本上與中國以寺廟為代表的泛神信仰的傳統文化相矛盾，使中國千百年來的傳統信仰與習慣受到衝擊和挑戰。而隨着這種衝擊和挑戰的擴大和激烈，不斷發生教案。據神父曾德昭統計，明代共發生教案54起，其中以1616年的南京教案為最大。這是以中國禮儀問題為契機的。所謂禮儀問題，主要如何對待中國人敬拜祖先和祭祀孔子的兩個問題。原來羅明堅、利瑪竇等人認為，中國人“敬拜祖先”祇是對祖先感恩的表示，“祭祀孔子”也不過是對孔子表示尊敬而已。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傳統禮節，均無迷信色彩，更無帶有宗教的含義，可以採取尊重和通融的態度，否則天主教就會被視為破壞中國家族觀念和傳統文化的基礎而站不住腳。所以，利瑪實傳教是盡量把天主教義儒學化、中國化，深得明朝政府和中國人的歡迎，使天主教勢力日益擴大。可是利瑪實一死，龍華民於1610年接任會長、執掌中國教務後，一反利瑪實的觀點和尊儒奉佛的傳教方法，認為“祭祖敬孔”均是一種迷信，與佛教、道教崇拜偶像没有什麼兩樣，是違背天主教教義的，天主教徒不應參加。龍華民為辨明這些問題，曾於1621年在澳門召開過會議進行討論，雙方發表不少文章，但並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以後其他天主教修會的傳教士東來澳門，更使這種爭論趨向尖銳化。這些人不懂中文，又不尊重中國文化習俗，公開反對利瑪竇的觀點，說他們出賣了天主教，向迷信妥協投降。在此情況下，龍華民則濫用其會長的權力，嚴行禁止中國天主教徒參加祭祖、祀孔的傳統儀式。這就激起了社會人士的強烈反感，特別是官吏、士子中間反教思潮的日益公開化。先是一群知識分子如黄貞、王朝式、鐘始聲、虞諄熙、林啟陸、許大愛、李生光、陳候光等人撰寫《不忍不言》、《破邪集》、《清闢天主教書》、《罪言》、《天學初徵再徵》、《利事斯天罔世》、《誅夷論略》、《聖朝佐闢》、《儒正教》和《辯學言芻》等書文，歷數天主教破壞中國論理網常、暗傷王化、陰謀不軌等罪狀，鼓動人們聯合起來，共同聲討天主教，以至驅逐出境。後是禮部侍郎署南京禮部尚書沈雨瀖於1610年的5月、8月和12月連續三次向萬曆皇帝報告，論述在中國禁止天主教的四大理由：第一，傳教士散處中國各地，時有偸竊中國情報之嫌；第二，天主教會勸人信奉天主，禁止祭祖祀孔，是為教人不孝父母，不事祖先；第三，教士私習歷法，創為邪說，混淆視聽；第四，教士勸人擦聖油、灑聖水，聚男女於一室禮拜，販壞風俗。他乞求萬曆皇帝下令追究和驅逐天主教傳教士。在未獲皇帝批准前，沈瀖迫不及待地採取先斬後奏的手段，於7月21日派巡城御史孫光裕率兵包圍南京教堂，逮捕傳教士王豐肅、謝務禄(Semedo)及華人教徒鐘鳴仁、曹秀、姚如望、游禄、蔡思命、王甫、張光、王文、劉二、周可斗、王玉明、三郎、仁兒、龍兒、本多、熊良等16人，和幼童5人；8月14日，又逮捕華人教徒鐘鳴禮、張寀、余成元、方政、湯洪、夏玉、周用和吳南等8人。然後一再上疏重申禁教的主張，要求皇帝立即驅逐天主教耶穌會士。1616年12月8日，萬曆皇帝頒佈了驅逐耶穌會士的命令。第二年，龐迪我、熊三拔、三豐肅、謝務禄等26名中外耶穌會士被押解送往澳門。龐、熊兩人到澳門後，於次年相繼去世。王豐肅在澳門居住七年，専心著書立說，兼教授神學課程。後改名高一志重新人内地傳教。謝務禄亦改名曾德昭重人中國内地傳教。龍華民、畢方濟(Francisco Sambiasi)因為没有被指名控告，得以隱居在徐光啟家裏。而在韶關、南雄、南昌的耶穌會傳教士未被累及。所以，南京案教並未能完全禁絶天主教。至1620年，神宗朱栩鈞去世，由其16歲的兒子熹宗繼位，宦官魏忠賢利用熹宗年幼的無知無能，把持朝政，宰相方從哲推薦其同鄉沈為禮部堂書兼東閣大學士，於是沈瀖又在南京發動對天主教徒的圍剿。直到後來對天主教有好感的葉向高當了宰相，聲稱不斥逐沈瀖，不足以平民憤，並於1621年罷了沈瀖的官，教案才算平息下來。
南京教案時被驅逐到澳門和剛從西歐來到澳門的耶穌會士，千方百計鞏固澳門這個傳播天主教的基地。他們一方面在澳門努力學習中國語言，一方面反對荷蘭軍隊東來侵襲澳門。例如，被龍華民召應而來的，年僅26歲的湯若望(Fean Adam Schallvon Bell)，於1619年7月到達澳門時正值南京教案之際，他就留在澳門學習三年華語，並改穿中國服裝，採用中國姓名。此時，又值荷蘭殖民者襲擊澳門，1621年荷蘭軍隊800人在澳門登陸，企圖奪佔澳門。於是，湯若望等會士積極參加反擊荷蘭軍隊登陸的戰鬥。湯若望還親自發射火砲，活捉荷蘭軍隊隊長，迫使荷軍被迫退出澳門。從而保持澳門作為向中國内地和遠東傳教基地的地位。
1644年，滿族人關建立清朝，向南方逃難的南明政權與耶穌會的關係重新密切起來。在南京稱帝的福王朱由崧，原來在開封就相識傳教士畢方濟。此時即派人去請畢來朝協助工作，並命他去澳門請求葡萄牙當局派兵援助。但畢氏從南京出發不久，南京即已失守，福王也已遇難。於是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立即召請畢方濟，希望他繼續前往澳門去完成使命。1646年，清軍大舉人閩，唐王被俘自縊。桂王朱由榔被擁立稱帝於肇慶，後逃至梧州和桂林。他更信奉和求助於天主教。其大臣瞿式耜和宦官龐天壽本身就是忠實天主教徒。其皇室人教者還有嫡母王太后，聖名烈納(Helen)、生母馬氏，聖名瑪利亞(Maria)、妃王氏，聖名亞納(Anna)、太子慈烜，聖名當定(Con－stantine)，桂王在桂林就位時，瞿式耜派龐天壽陪畢方濟繼續去澳門求援。1646年，澳門葡萄牙尚局發兵300人，帶大砲數門，並派德國籍神父瞿紗微(原名安德，Lndreas Xavier Koffler)隨軍前去助戰，使瞿式耜收復不少失地。瞿式耜被俘身亡後，龐天壽又把瞿紗微推薦人宮協助，被任命為欽天監事。畢方濟於1649年去世後，曾德昭、卜彌格(Michel Boym)又先後人宮協助。1648年10月，南明政權遭清軍圍攻，形勢緊急。皇太后赫烈納指使永曆帝派遣龐天壽前往澳門求援。龐天壽於10月17日扺澳門，澳督設宴招待，砲台鳴砲致敬。10月21日，由曾德照主持舉行彌撒，龐天壽獻上銀香爐一對，銀瓶兩對，雕花銀燭台兩對。澳門葡萄牙當局則以火槍百枝相贈，以資戰守。可見永歷皇朝與澳門關係之密切。但這對行將滅亡的永曆政權，實在已是微不足道了。於是王太后又決定派卜彌格神父，由一個19歲的中國教徒安德(Andrew)陪同前往羅馬請求教皇援助。1650年11月，卜彌格攜帶皇太后上羅馬教皇及致耶穌會總會長的書信，自肇慶赴澳門。11月23日，澳門主教檢閲王太后上教皇書，證實為正式文書。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亦於12月28日撰寫公函數件，證明卜彌格之身份，又附致耶穌會總會長密函一封，說明出使原因。於是，卜彌格於1651年1月1日離澳門赴羅馬。1652年12月抵威尼斯，次年抵羅馬。蒙教皇接見，呈上帶去的明太后函件。1655年12月18日，教皇亞力山大七世(AlexandreⅦ)頒發其拉丁文答王太后書及答龐天壽書。1656年3月30日，卜彌格離開羅馬，取道里斯本回澳門。1658年8月至暹邏，澳門葡萄牙當局此時害得罪清朝廷，派人通告卜彌格，不許進人澳門。卜彌格遂被迫步行人廣西，走了六天遇到清兵，祇好退回越南。行至中越邊界時，患了嚴重痢疾，於1659年8月22日去世。他為永歷皇朝出使羅馬請求教皇支援的使命，以失敗而告終。
第三節 17世紀到18世紀末澳門天主教的窘局
1616年南京教案後，被驅逐到澳門的耶穌會傳教士積極進行傳教活動：整頓、建立和健全教會的組織機構，不斷建立新的教堂和修院，使教務突飛猛進。1644年，全澳門的天主教友發展達到40000人之多。澳門仍不失為中國内地以至遠東傳教的基地。
為加強和振興教務，嘉撒主教(Joaode de Casal)於1700年在澳門成立紅衣會。成立紅衣會的原因，首先是從1633年起，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合併後，因分裂而連並互相交戰，從而影響到澳門教區的主教派不出，致使主教空缺達74年之久。直至1690年，嘉撒才被委任補缺。其次，1644年，羅馬耶穌會把中國劃分為華北、華中和澳門三個教區，前兩者屬中國教區，華南地區則屬澳門教區。1690年，教宗亞力山大八世，又改設為北京、南京、澳門三個教區，各自設立主教。故澳門教區只負責華南地區的教務。在此情況下，嘉撒主教於1692年帶着八位司鐸來澳門任職後，於1700年建立澳門紅衣會，以加強教區事務的管理。
紅衣會的正確名稱，在新教會法典生效之前叫“主教座堂參議會”；之後則稱“詠禱司鐸班”。在没有正式譯名時，一般人看到紅衣會司鐸的禮服均有紅色邊，而且腳穿紅色的襪子，故澳門天主教内外的華人俗稱為“紅衣會”、“紅衣神父”、“紅衣司鐸團”或“詠禱司鐸團”等。
主教座堂參議會(詠禱司鐸班)，是由教宗批准成立的一個神職人員團體，其最初的職責是：
第一，按照教會法規，以元老院或顧問團的形式協助主教工作；
第二，在主教出缺時，由全體成員協同負責管理教區事務；
第三，在主教座堂或副座堂推行更隆重的敬主禮儀。
根據主教頒行主教座堂參議會的組織規章規定，澳門主教座堂參議會設有高級參議員3人、參議員9人和贊禮員二人。
新教會法典的第502條，更明確規定了主教座堂參議會的具體組織制度、組織原則和具體職責。
第一，主教座堂參議會是一個由主教自由任命的組織，其名額不得少於6人，也不得超過12人，應全是教區司譯議會的成員，任期為五年，享有法律所規定的職務；但五年任期滿後，仍能繼續行使本有的職務，直至新的參議會成立為止。
第二，教區主教主持參議會會議，主教被阻或出缺時，由臨時代替主教者主持；如果臨時代替主教者尚未產生，由參議會中資深的司鐸主持。
第三，主教團可規定將參議會的職務，委托於主教座堂的詠禱司鐸班。葡國主教團運用這種權力，將參議會的職務委托給葡國内各教區的紅衣會，包括本澳在内，為期五年。
第四，在宗座代牧區與監牧區内，除非法律另有規定，依495條2項規定的傳教區諮議會執行參議會的職務。
第五，主教座堂或副座堂的詠禱司鐸班應有規章，此規章應由團體集會依法制定，並由教區主教批准；而且非有教區主教的核准，不得更改或廢止。詠禱司鐸班的規章，應規定詠禱司鐸班的組織和詠禱司鐸的名額，但必須遵守創立時所定的法規；應規定詠禱司鐸班以及每一詠禱司鐸對敬禮天主、善盡職守應做事項；應規定處理詠禱司鐸班事務的會議，以及有效和合法處理事務所需要的條件，而且還須遵守普通法的規定。二規規章上也必須規定固定的和自由行使職務而應得的報酬，並遵照聖座的規定，制定詠禱司鐸的標幟。
第六，詠禱司鐸中應有一負責管理司鐸班的主席，也應按照規章的規定以及地區現行的慣例，設置其他職掌。其他職務亦可委托給不屬於詠禱司鐸班的聖保人員，使之按照規章的規定，藉此職務協助詠禱司鐸。
第七，主教座堂與副座堂的詠禱專赦司鐸，因職務享有經常代行權，以在告解聖事中赦免未經宣告不受宗座保留的自科懲戒罰。這項權力得在教區内為本區人亦為區外人行使；也得在本教區外為教區所屬信徒行使，但不得委他人代替行使。如無詠禱司鐸班，教區主教應任命一位司鐸充任同樣的職務。
第八，教區主教，在徵詢詠禱司鐸班的意見後，有權在主教座堂及副座堂任命全部以及每一個詠禱司鐸職位，但教區署理卻無此權，一切相反的特恩都被撤銷；同樣主教也有權批凖詠禱司鐸班所選出的該班主席。教區主孜祇能將詠禱司鐸職位授與在道理及生活品德上傑出的司鐸，且過去盡職可嘉者。
與成立紅衣會的同時，耶穌會等又在澳門新建修院教堂，以適應傳教活動的需要。
唐人廟，1679年所建。先是耶穌會倡道，由澳門華人捐資建造，地點在三巴寺附近，專門為中國居民人教的教堂，故稱唐人廟，又稱進教寺。當時有一位姓林的耶穌會士住在廟内，以行醫為名，實為傳教。由於内地嚴禁天主教，所以，澳門附近的南海、番禺、惠陽、順德、新會、香山等縣以至浙江、湖北等内地人民於每年一次來唐人廟進教。他們進教禮拜之後，有的馬上返回内地，有的留在澳門住兩三天。到了1746年，清高宗宣佈禁教令後，次年封錮唐人廟，不准内地人民再來澳門進教，亦不准耶穌會士在廟内居住。故唐人廟僅有68年的歷史。
聖若瑟堂(IgrejadeSāoJose)，澳門人稱為小三巴，因其址在大三巴附近，故有此稱。據記載，先是耶穌會士於1728年創建聖若瑟修院，後於1746 年奠基，1748—1758年建成聖若瑟堂。這個教堂是為奉獻和朝拜耶穌會的三位智者美志愛(Melchior)，巴大撒(Baltazar)和賈斯巴(Gaspar)所建，俗稱聖若瑟堂。聖堂為希腊十字形，堂頂配上遠東罕見的漂亮的圓穹頂一個。堂中正祭台供有耶穌聖心聖象，左邊供有聖若瑟象，右邊供有美麗木雕無原罪聖母象，並有四座聖象分置左右祭台側邊，依次恭敬聖達尼老各斯嘉、聖類斯公撒各、聖安多尼和聖女瑪利亞辣谷。正祭台左右供有聖依納爵及聖方濟各·沙勿略聖象。祭台兩側是壯觀的撒滿式圓柆，柱身卷抱着金色樹葉，各柱墩上均塑有耶穌受難的各種刑具。聖堂左側設有橫廊，内有十字象木質祭台一座。堂後的經樓欄桿以樟木雕成，十分美麗，而四根木質支柱是方濟會院聖堂遺物，堪稱歷史之物和藝術傑作。堂壁上有墳石七塊，内藏耶穌會士名人骨骸。堂後藏有致命聖者骨骸三大箱。左右兩鐘樓上原有銅鐘十一個，後因移置各地新建教堂，僅存兩個。
聖若瑟修院創辦之初，可算是聖保禄學院的分院，亦是專門培訓進人中國内地傳教的耶穌會士的。但1762年耶穌會士被驅逐後，由於缺乏合格教授，修院日漸衰微。1774年祁主教(Alexandre da Silva Pedrosa Guima－raes)來澳門任職時，修院已經没有修生，而成為一座孤兒院。1783年，高維牙主教邀請遣使會司鐸數人來澳門重新開辦修院，並於1784年開學，招收修生8名，經過艱苦的工作，修生人數大增。但到了1833年，由於查主教(Franci－co de Nossa Senhorada LuzChacim)迫走遣使會會士，修院的教授又逐漸星散殆盡。修院已淪名存實亡的地步。直到1862年，由於葡萄牙政府批准了馬騰主教(Jer'onim0 Jos'e da Mata)關於准許耶穌會士重回修院擔任教職的請求，修院的修生即驟然增加，達到216人，至1870年又增至377人。1871 年後，由於澳督府派遣政府教師到修院任教，修院便變為一所市立中學。雖然如此，但修院自創辦以來，確實培訓了數百名天主教的神職人員，為在澳門以至中國内地繼續開展傳教事務作出了項獻。
清朝初年，一方面是澳門的傳教經過重整其鼓而獲得鞏固和發展；另一方面，在國内由於清政府對天主教採取寬容的政策，耶穌會又紛紛進人内地進行傳教活動，使教務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教徒與日俱增。據統計，1654年，中國内地的教徒為180000人，1664年增至250000人，1667年增至256880人，1735年又增至300000人，其中上海42000人，西安20000人，漢中40000人，常熟10900人。耶穌會在各地建立教堂有206所，住院70所；方濟各會教堂22所，住院24所，多明我會教堂6所，住院8所；奧斯定會教堂4所，住院7所。這一期間，在各省區傳教的耶穌會士達到82人，方濟各會士25人，多明我會士8人，奧斯定會士6人。耶穌會士為傳教士需要共印行了天主教書籍131種，算書100種，學術、理論、物理書55種。同時不少教士受到清政府的重視和禮遇，並入朝做官。1644年順治皇帝任命湯若望為清政府的監天監正，1651年封湯若望為通議大夫，官銜是太常待卿，1653年賜湯若望號為“通微教師”。湯若望與順治皇帝關係密切，僅1656－1657兩年，顺治皇帝親自到過湯若望的住處24次之多，並與他一起喝茶、喫飯、親切可見一斑。康熙皇帝執政之後，於1669年4月17日下令逮捕迫害湯若望的輔政大臣鰲拜，撤消楊光先的欽天監監正的職務，任命南懷仁(Ferdinandu Verbiest)為欽天監监正，恢復湯若望“通微教師”的封號，為湯若望完徹底反，並親自為湯若望撰寫祭文，表示悼念。1692年3月22日頒佈准許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敕令。
正當耶穌會士湯若望得到昭雪順利進行傳教的時候，“禮儀之爭”又復泛起。天主教的西班牙多明我會、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與耶穌會、方濟各會、奧斯定會的神學思想的矛盾、衝突和爭辯重又激烈起來。多明我會、外方傳教會對耶穌會等容忍中國天主教徒祭祖祀孔極之反感，認為教徒祭祖祀孔完全是與佛教、道教拜偶象的迷信一樣性質，是違背天主教教義的，教徒不應該參加。多明我會士黎玉範(Juan Baptistade Morales)先向菲律賓天主教控訴耶穌會，1643年又專程赴馬向宣教部提問問題17條，控告耶穌會士，在教廷引起一場辯論。1645年9月12日，教皇英諾森七世(InnocentⅦ)發出禁止教士祭祖祀孔的命令。澳門的耶穌會士當然不滿，特派出正在布魯塞爾的衛匡國(Martinus Martini)於1654年到羅馬向教皇闡明禮儀問題，說明中國祭祖是中國民間的傳統儀式，以表示子孫對前輩祖先的孝順，敬死如生，以示紀念，並不是視死者為神靈，因此不是崇拜偶象的迷信活動。而尊孔祀孔是知識分子的一種尊師禮節，表示對老師培養自己的一種尊敬心意，更不是什麼迷信之事。雙方在羅馬經過五個多月的辯論，最終是耶穌會獲勝。1656年3月23日，由教皇亞歷山大七世頒佈了“按所叙實況，教徒不妨害根本信仰的情況下，可以自由參加中國禮儀”的命令。
多明我會當然堅決反對這一決定。接替黎玉範職務的鮑郎高(Jean Palanco)質問聖職部：1645年的禁令是否取消了？教皇克萊孟特九世於1669年11月20日宣稱：1645年和1656年的二次通令，按雙方所叙實環境，均有效力。這樣，雙方都振振有辭，互不退讓。於是又集中在廣州，辯論了四十天。1668年1月26日作出了“各遵1656年法令”的42款決議，參加雙方均簽押認可。但廣州的多明我會長納瓦來特(Fernandez Navarette)背地裏從澳門返回歐洲，在1676年出版的《中華教會誌》上發表文章，大肆攻擊耶穌會。巴黎外方傳教會在福建的主教閻當(Charles Maigrot)亦乘機發佈命令，認為1656年教皇發佈的容忍中國禮儀的通令，在良心不必遵守，並立即開除二個耶穌會士以示反對。同時派遣魁末納(Guemener)和查爾馬(Charmot)到羅馬，請教廷重新審議1656年的通令。1697年，教皇英諾森十二將該案交給“異教徒裁判所”審處。而耶穌會士則向康熙皇帝提出“祭祖和尊孔是否具有宗教性質”的問題。康熙帝於1700年11月30日正式宣稱：中國祭祖祀孔的禮節，不過是一種崇敬禮節，並無宗教性質。多明我會、巴黎外方傳教會卻抓耶穌會對天主教的事不請示羅馬教廷，反而請示和依靠中國皇帝裁奪，此乃離經叛導，以此來挑動教皇的反感。於是教皇克萊孟特＋一(ClementusⅪ)在1704年11月20日命令聖職部發佈禁止教徒祭祖祀孔的命令，並派多羅主教(Charles Thomas Mailard de Tournon)將禁令帶到中國。多羅於1707年1月25日在南京宣佈教皇關於禁止天主教徒祭祖祀孔的禁令，要求教士一體遵行，不得有違。
多羅宣佈禁令後，在華傳教士分成兩派。一派以耶稣會士，北京方濟各會主教、江西奧斯定會主教反對禁令，並上訴教廷，陳述理由；另一派如閻當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士和大多數明我會士和少數方濟各會士，則遵守教皇禁令。在此情況下，康熙皇帝派耶穌會士再前往羅馬要求教皇收回禁教成命，但遭到拒絶。1709年3月，克萊孟十一再次重申禁令，必須嚴格遵守。並於1715年3月19日頒令禁止今後教士不得再對禮儀問題進行申訴和辯論。此事激怒了康熙皇帝，使他一改當初對天主教的寬容政策為禁教政策，於1720年對教廷的禁令批示：“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723年又宣佈，禁止傳教士在内地居住，僅許到澳門居留的命令。從此之後，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各朝皇帝都執行禁止天主教傳教的政策，並且不斷補充，採取愈來愈嚴格限制天主教的傳播的措施延續130多年。同時，不斷發生反對和驅逐天主教士和教徒的教案。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不斷被驅逐到澳門。頓時，澳門又重新成為耶穌會士退身避難之所。例如1724年1月11日，雍正皇帝下令各省傳教士在半年之内離開中國内地出境。於是各省教士50 多人(其中僅耶穌會士達37人)和五位主教全部被驅逐出境，於1732年集中到廣州，然後由兩廣總督驅逐至澳門居留。
與此同時，歐洲各國政府也紛紛下令驅逐耶穌會士。而首先發難者是葡萄牙政府。1758年9月3日晚上，葡萄牙國王約瑟一世被刺受傷，有人指控此事與耶穌會士有關，於是首相朋巴爾立即下令將全國耶穌會士盡行逮捕，押進地牢監禁。1762年7月5日，朋巴爾的命令到達澳門，澳督政府陸軍奉命包圍聖保禄學院和聖約瑟堂，將兩處的耶穌會士全部逮捕入獄。11月5日，耶穌會士24人，被澳督府軍隊押上開往里斯本的船舶，送回葡萄牙，並囚禁在聖猶酋里安塔内。此後，聖保禄學院和聖約瑟堂被封閉，摒棄不用。1764年，法國政府解散國内的耶穌會。西班牙政府也於1767年將6000名耶穌會士驅逐出境。同時，葡、法、西三國政府還聯合要求教皇統統解散耶穌會。在此情況下，教皇克萊盂特十四世為形勢所迫，於1773年7月21日，頒佈了《我們的上帝和救主》的命令，正式解散耶穌會。此命令於1775年傳至澳門，澳門耶穌會即於同年解散了。這樣，對澳門的天主教傳教打擊甚大，教務衰落，教徒減少。據計，1700年，全澳門的天主教徒僅有19000人，1818年減至5000人，1834 年又減至3000人了。並且從1834年起，澳門13年空缺主教。與此同時，從1791 年開始，羅馬宣教部根據法王提議，陸續派出譴使會士福文高(Dominicus Ferreira)、李拱辰(Jose Ribeiro)、畢學源(Cajetanus Pires)、高守謙(Verissimo—Manteiro Serra)、南彌德(Ludovicus—FranoisousLam—iot)等人抵達澳門接替耶穌會的傳教。至此，曾在澳門傳播天主教，並以澳門為基地而進人中國内地傳教二百年之久的耶穌會士退出了澳門的歷史舞台。
第四節 19世紀以來澳門天主教的復甦
鴉片戰爭開始後，隨着耶穌會在歐洲的逐步恢復，耶穌會士又重新東來澳門以至中國内地傳教。澳門也重新出現耶穌會，並恢復澳門教區。首先是法國皇后瑪利亞·阿梅利根據傳信部駐澳門的帳房若澤的一再要求，指派南格禄、艾方濟、李秀芳三位神父前來澳門準備重操16、17世紀的傳教事業。1841年4月28日，南格禄等3位神父乘坐法國二等艦“埃里戈納號”起程，經里約熱内盧、新加坡、馬尼拉，換乘漢堡人的“天堂”號商船，於10月21日到達澳門。三位神父一到澳門，就去拜見澳門的署理主教德博爾吉亞主教，署理主教即把聖方濟各·沙勿略手臂上的一塊較大的聖骨作為禮物贈送給他們。在澳門的法國遣使會帳房和巴黎外方傳教會帳房也熱情地接待了三位神父的到來。
可是，當傳信部帳房若澤去向澳門總督匯報，當總督得知南格禄是借居澳門然後去中國江南傳教時，他馬上命令要他們立即出境。南格禄同若澤神父一起去見總督，費了許多脣舌好說歹說，才被允准延期到復活節離澳。在此期間，南格禄等三人加緊學習中國語言和了解中國情況。1842年3月12日，南格禄等三人離開澳門到舟山群島的定海去傳教。
1845年，馬他主教(J.J.deMata)來澳門主持教務。在百廢待舉的情況下，他努力重新修建大堂，建立地方教會，並設立華人獨立傳教區，又決定以望德堂為華人傳教區的教堂。此後，澳門的傳教事業又逐步發展起來，僅望德堂短期内就發展教徒2500人。1883年，明德禄主教(A.Je.de Medeiros)上任後，又重修望德堂，並派華籍司鐸主持華人教務，從而鞏固了地方教會的基礎。然後又成立台山花地瑪華人堂區，設立天主教學校及社會福利服務機構。1890年，耶穌會士獲准回澳門主持修院院務。1926年，葡萄牙由薩拉沙執政，他重新允准耶穌會自由傳教。於是澳門天主教又得以合法傳教，教務日振，教徒日增。據統計，現在全澳門的天主教徒達到23365人，佔澳門總人口的5.4%，其中葡萄牙籍教徒佔40%，中國籍教徒佔60%。另有二萬名澳門天主教徒移民外國。現在每年約有600人領洗入教，其50%為少年兒童。
現在澳門教區有8個堂區。8個堂區有5個在澳門半島，三個在離島。堂區分為南區、葡語區、北區及離島。堂區下有10多個聖堂及小堂。各堂區均獨立管理自己的行政和財政事務。現將這些堂區的名稱、地點及司鐸姓名列出如下，以見一斑。
一、本堂區六個
1.主教座堂(聖母聖誕堂) 地點：大堂前地
(1576年建，1623年及1850年重建)
主任司鐸： 林家駿主教
本堂神父： 黎鴻昇神父
范明德神父
助理司鐸： 蘇甘霖神父
袁偉明神父
2.望德聖母堂(聖拉匝禄堂)地點：聖母堂前地
(1568年建，1885年重建)
主任司鐸： 劉炎新神父
助理司鐸： 葉祿標神父
潘保庭神父
謝明浩神父
3.聖老楞佐堂 地點：風順堂街
(1558年建，1618年、1768年、1846年、1898年重建)
主任司鐸： 丁守仁神父
助理司鐸： 鄧思恩神父
烏班諾神父
張志堅神父
4.聖安多尼堂 地點：花王堂前街。
(1565年建，1610年、1809年、1875年、1930年重建)
主任司鐸： 羅啟瑞神父
助理司鐸： 莫慶恩神父
劉志超神父
符 泉神父
助理： 羅啟豐神父
輔理修女： 蘇少嫻修女
范桂芳修女
5.花地瑪聖母堂 地點：台山巴沙大馬路李寶椿街23號
(1929年建、1967年重建)
主任司鐸： 鐘志堅神父
助理司鐸： 萬勵文神父
馬嘉道神父
6.氹仔嘉模聖母堂 地點：氹仔嘉路士米耶馬路
(1825年建、1989年重建)
主任司鐸： Pe Juam Montes Zunlga，MM
7.路環聖方濟各小堂 地點：路環計且雙街
(1928年建)
專任司鐸： 施彌德神父
8.九澳七若聖母小堂 地點：路環九澳聖母村
(1966年建)
專任司鐸： 胡子義神父
二、聖堂及小堂
1.望廈聖方濟各小堂 地點：望廈俾利喇街
(1907年建、1938年重建)
專職司鐸： 劉志超神父
2.聖奥斯定堂 地點：崗頂前地二號
(1588年建、1825年重建)
專職司鐸： 丁守仁神父
助理： 戴雨谷神父
3.玫瑰聖母堂 地點：板障堂前地
(1587年建、1721年重修)
專職司鐸： 丁守仁神父
4.聖若瑟修院聖堂 地點：風順堂上街
(1746年建)
專職司鐸： 李顺宗神父
5.聖嘉辣堂 地點：嘉辣堂街2號
(1634年建、1827年、1936年重建)
司鐸： 文德泉蒙席
6.路環聖母聖心小堂 地點：路環羅渣花園
(1952年建)
專職司鐸： 施彌德神父
7.聖若望鮑思高小堂 地點：亞瑪喇馬路6號
(1951年建，1992年重建)
專職司鐸： 羅軾道神父
8.無原罪聖母小堂 地點：高樓下巷
(1910年建，1934年重建)
專職司鐸： 孔智剛神父
9.聖彌額爾小堂 地點：西墳馬路
(1875年建，1898年重修)
10.慈悲者聖母小堂 地點：望廈墳場
(1959年建)
11.海崖聖母小堂 地點：西望洋山頂
(1622年建、1837年、1935年重建)
12.聖母雪地殿小堂(又名松山小堂)地點：東望洋山頂
(1622年建)
澳門教區還有8個修會會院及30個修女團體。現將修會會院的名稱、
地點、神父、修女姓名詳細列出如下，以見一斑。
一、修會會院
1.耶穌會神父會院 地點：崗頂前地4號
神父： 呂碩基(院長)、周國祥、剛毅德、郭春慶、明勵志、陸毅、
譚志清、戴雨穀、潘日明
修士： 馬仲方、雷清平。
2.無原罪聖母會院 地點：風順堂街16號
神父： 孔智剛(院長)、胡德鎏、鄺良、施彌德、余子樵、胡子義、
馬耀漢、江志釗。
修士： 賈國泰、陳廷仕、譚澤琦、李文德、潘厚均、何炳森、侯保
祿。
3.聖鮑思高會院 地點：亞瑪喇馬路6號
神父： 羅軾道(院長)、余佩麒、Pe.CristianoRodrigues、
Pe.Stanislao Kostka Paulin、Pe.Manuel Joa－
quim do Santos
修士：谷振聲
4.聖類斯會院 地點：得勝馬路18號
神父：華近禮(院長)、田永民、林文瑞、梁熾才、吳永照、魯炳
兼、劉哲元、梁幹潮。
執士：葉廣華。
5.九澳神父寓所 地點：路環九澳聖母村
6.聖保禄會士寓所 地點：美麗街28號3樓
神父：歐秉諾、潘保庭、萬勵文。
7.贖世主會士寓所 地點：青洲大馬路福德新村康德樓3樓
A座
神父： 陳民安。
8.金邦尼傳教會士寓所 地點：青洲福德新邨貴德樓3樓C、D座
神父：謝明浩、馬嘉道。
二、修女團體
1.嘉諾撒會院 地點：白鴿巢前地4號
修女：高志慈(院長)、蘇少嫻、Ir.Bvelyn Mahomed、黄佩蘭。
2.聖心會院地點：高士德馬路46號利嘉閣24樓B座
修女：葉慧明(院長)、羅翠群、白倩儀、楊婉芬、蘇映璇。
3.望廈聖方濟各院地點：俾利喇街116號
修女： 白德賢(院長)、李慕蓮、郭瑪利、李嘉玲、俞桂芝、麥裕
良、郭耀貞、畢卓儀。
4.路環聖母聖心會院 地點：路環羅渣花園
修女： 康鳳貞(院長)、Ir.MargheritaPante、歐潔文、黎潔
儀、李玉瓊、陳靄慈、侯肖霞、王月娥。
5.聖嘉辣會院 地點：嘉辣堂街4號
修女：Ir.Natividad(Mecolade)Mugarza(院長)、Ir.
Gertrudes do Nascimento、畢維德、Ir.Serafina
Rodrigues、Ir.Halina Trzeciak、吳玉珍、黄麗金、
Ir.Carolina Vilas BoasLoureiro、Ir. Ros
Bata、梁心如、Ir.Anna Demme、严艷嫻、Ir.Maria
del Carmen(Eior)Priegue、程文蘊、Ir.Juliana
Weber、Ir.Czeslawa Wasilewska、周娟、Ir.Be－
rthe Rasin、李慕賢。
6.曉明會院 地點：羅理基博士大馬路367號
修女：范桂芳(院長)、Ir.MaryPhilomenaKeely、文德輝、
王美寳、宋秀琴、馮端儀、梁方濟、曾雪清。
7.聖雅妮團體 地點：嘉辣堂街4號
修女：何鑾儀(院長)、周慕德、黎少翩、李惠賢、鄧桂玲。
8.主顯友愛團體 地點：主教斜巷9號永英大廈5樓B座
修女：Ir Emily Marie Lawson(院長)、陳君麗、劉美貞、李
碧沂、劉淑珍。
9.聖嘉俾厄爾會院 地點：學院斜巷5號A
修女：鄭健怡(院長)、Ir Bronislawa Przygodzinska、李光
、呂淑賢、Ir Blisa Ubierna Laredo、陳芝琴、張惠
貞、文秀娣、康青雲、胡秀娟、林志忠。
10.母佑會院 地點：得勝馬路28號
修女：龍麗珍(院長)、鄭少微、張涌秀，劉鳳顏、馬惠嫦、陸琴
莉、郭耀芬、麥燕寬。
11.九澳聖若瑟會院 地點：九澳村聖若瑟學校内
修女：楊白燕(院長)、梁蓮笑、郭耀芬、王素文。
12.聖瑪沙利羅會院 地點：下環街103號
修女：羅國香(院長)、張麗安、麥卉貞、杜少卿、麥佩玉。
13.花地瑪聖母會院 地點：台山第3街61號
修女：倪加大利納(院長)、范嬰德、蘇潔智、吳寳珠、黄湘馨。
14.永援聖母會院 地點：安仿西街托兒所巷7號2樓D、B座
修女：Ir Beatriz Noguez Lugo(院長)、关麗兒、劉家文、Ir.
Rosa Maria Pichardo Castro、Ir.Josephine Flo－
res、Ir.Jenie Dollete Amsua、Sra.Josephine
Fun Poh Leng(助理)。
15.聖家會院 地點：羅白沙街15號
修女：林淑華(院長)、Ir.MariaManuelaZabalza.Bliza-
ri、Ir.Bulogia Lopez Francisco(Maria Assun－
ta)、李秀明。
16.梁文燕會院 地點：西灣公園街
修女：羅瑪利(院長)、弘淑儀、黄玉英。
17.寶血修女寓所 地點：清安醫所－聖母堂前街
修女：譚惠文(院長)、區美玲、桂惠芬、鐘潔芳、梁潔芬。
18.聖德蘭學校 地點：青洲大馬路66號
修女：楊月媚(院長)、胡意清、謝桂英。
19.聖保禄會院地點：南灣街113號2樓
修女：Ir.Mirian Therezinha Rotta(院長)、Ir.Modestae.
Roallos、李月英。
20.耶穌小姐妹友愛會院 地點：青洲第6街15－17號
小姐妹：耶穌莫尼加、耶穌多明尼加。
21.善牧會會院 地點：得勝馬路30號
修女：狄素珊(院長)、韋雅樂、沈瑪利、馮麗紅。
22.瑪利諾會院 地點：黑沙環祐漢新村祐添大廈5樓L
座
修女：Ir.Mary Diggins(院長)、Ir.Mary AnnJunas、Ir.
Anne Marie Emdin、Ir.Doretta Anne Therese
Leonard.
23.仁愛傳教修女會院 地點：青洲大馬路58號
修女：Ir.Rafaela M.de Castro(院長)、Ir.Caridad An
Jung Nam、Ir Adora Choi NamHoi、Ir Mary
Stephanos Roberta T.Bacon、Ir.Jessy Joseph、
Ir.Rufina Hee Nam Jang、Ir.Catherine Tan
Siang Hee、Ir.SuIekha Kerobim Toppo.
24.普世博愛運動之家 地點：俾利喇街112號
越秀花園20樓C座
修女：Rita Debono(Gemma)、羅雅莉小姐、Ana Victoria
Hilado、周佩貞小姐。
25.聖安妮會院 地點：伯大尼安老院用青洲大馬路
修女：方修女、Ir.Mercy Peter Kannampuzha、Ir.Eliza
beth.Joseph Palamattatil、Ir.Lee lamma Mani
kkathuJerome.
26.聖母安老院 地點：水坑尾斜巷2－4號
修女：白修女、IrAnnamma A.Kurian Kakkanattu、Ir.
Lissy Parecatt、Ir Ana Mary Chinappa、Ir.
Mary Marcella Sathianesan.
27.聖類斯公撒格之家 地點：氹仔卓家村
修女：馬修女、Ir.Alice Lonappan Chakalakal、Ir.Chri－
sty Blizbeth.Keshavbka、Ir.MaryIsabellaR ant
(John).
28.聖路濟中心 地點：九澳聖路濟亞中心
修女：馬修女、Ir.Inigo Mercy Irudayadason、Ir.Mercy
Cyriac Kunappally.
29.瑪利亞小姐妹之家 地點：大堂前地主教公署3樓
修女：Ir Maria.Magdalena Martinez Maldonado、Ir
Candelaria Hernandez Ramirez、Ir.Ana May－
ela Marin Chacon.
30.鮑斯高志願傳教會(女)。
澳門教區組織架構，有澳門主教公署，公署設主教管理全教區的教務，是高級的神職人員。澳門教區自1566年卡内羅抵澳門首任主教以來，到現在共有23任主教。現將澳門教區歷任主教姓名及任期等情況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在這23任主教中，有22位主教均是葡萄牙人擔任的。祇有現在這一任主教林家駿神父是華人。林家駿，字少彬，廣東新會人，1928年在香港出生。他自幼定居澳門，1958年完成神學院課程後晉升司鐸，後相繼在小修院和聖約瑟中學任教。1955年任《院聲月刊》(後改名《晨曦月刊》)主編。1959年受高德華主教派委為氹仔嘉模聖母堂主任司鐸。1962年初調任新加坡聖若瑟助理主任，當年底任英文《團結》月刊社長兼主編。在新加坡傳教12年之後，於1973年底返回澳門，次年3月被委任為署理主教的行政秘書，年底兼任聖若瑟修院院長。1976年晉升為副主教。1987年6月27日被教廷委任為澳門教區助理主教，成為教區主教的當然繼任者。1988年10月6日被委任為澳門主教。
現任副主教羅啟瑞神父，廣東番禺市人，1933年出生。1961年澳門聖若瑟修院神學畢業，當年晉升司鐸。1962—1965年在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教會史系畢業，獲碩士學位。1965年7月在澳門聖若瑟修院任教，1966年任副院長。1973年—1980年在堂區及學校工作。1980年調任主教府《晨曦》周刊主編。1989年升任聖安多尼堂主任。1990年升任澳門教區副主教，撰寫有《萊勃尼玆與中國教會》等論文。
曾任副主教羅玉成神父，廣東肇慶人，1935年出生。1947年進聖若瑟修院，1960年9月26日從主教高德華主教手中領受鐸品，被委任為小修院訓導主任。1962年至1965年在羅馬深造，在宗座額我略大學考取教義學碩士學位，並在聖雅風學院專攻倫理神學。回澳門後，先後擔任修院總訓導主任、神學院論理神學教授、聖母軍團神師、教理委員會及書刊審閲委員會成員。1970年調任馬六甲聖伯多禄，從事牧人工作。1974年5月返回澳門，出掌聖中。1979年，被委任為紅衣司鐸；同年被委任為聖若瑟教區中學校長。1988年10月18日正式被任命為副主教。
主教下設的機構有：
主教公署下設公署辦事處，設公署主任、秘書長，現由羅啟瑞副主教兼任，總務長由羅啟豐神父擔任；教務行政處和教區事務統籌秘書處，主任由李冠章神父擔任。
主教座堂詠禱司鐸班(主教座堂參議會[紅衣會]及教區參議會)，内設榮譽團員1人，由阮振華神父擔任，團員9人，由何志仁、高天予、羅玉成、羅啟瑞、李順宗、羅啟豐、丁守仁、劉炎新、黎鴻昇等神父擔任。
澳門教區司鐸諮議會，内設主席1人，由林家駿主教擔任，當然委員2人，由羅啟瑞、李順宗神父擔任；膺選委員3人，由丁守仁、高天矛、杜家銘擔任，候補委員2人，由劉炎新、符泉神父擔任；修會鷹選委員2人，由孔智剛、譚志清神父擔任；紅衣會代表1人，由何志仁神父擔任；主教委任委員2人，由鐘志堅、呂碩基神父擔任；秘書處幹事3人，由李順宗、鐘志堅、呂碩基神父擔任。
以上澳門教區的神職人員(包括主教、神父、牧師、修女等)共360多人。其中主教1人，副主教1人，司鐸68人，修會士35人，教區修士1人，修會修士14 人，修女178人。
澳門教區的教會主辦不少中小學校，現將天主教會所辦的學校開列如下，以見一斑。
1.教區所主辦的學校有：聖若瑟教區中學、庇護十世音樂學院、聖玫
瑰學校、氹仔聖善小學。
2.耶穌會士所主辦的學校有：取潔中學、海星中學、利瑪寳中學。
3.慈幼會士所主辦的學校有：葡光中學、聖保禄學校、慈幼中學、粵
華中學、粵華小學。
4.嘉諾撒會修女所主辦的學校有：聖心書院(英文部)、聖心女子中
學(中文部)、嘉諾撒培貞學校、筷子基嘉諾撒學校、路環聖母聖心
學校、社工學院。
5.方濟各會修女所主辦的學校有：聖羅撒女子中學(葡文部)、聖羅
撒女子中學(中文部)、聖羅撒英文小學部、聖羅撒女子中學(英文
中學部)。
6.母佑會修女所主辦的學校有：永援中學、粵華小學、聖瑪沙利羅學
校、九澳聖若瑟學校。
7.天神母后會修女所主辦的學校有：花地瑪女子中學。
8.寶血會修女所主辦的學校有：聖德蘭學校。
9.多明我會修女所主辦的學校有：聖家學校、九澳雷鳴道紀念學校、
明愛庇道職業先修學校。
以上天主教會主辦的30多所中小學校，成為澳門教育的重要角色。其學校數佔澳門學校總數的47%，其學生數佔澳門中小學生總數的52%，並擁有1000人左右的教師隊伍，是澳門中小學教師中的一支骨幹力量。
澳門天主教會還舉辦各種社會福利事業，包括托兒所、孤兒院、安老院、醫療所、青年中心、傷殘療養院等46個福利機構，為3000多名有關人員提供服務。現將這些社會福利機構開列如下，以見一斑。
1.社會福利服務機構：
①利瑪寳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主任：陸毅神父
②氹仔明愛中心 主任：陸毅神父
③青洲明愛中心 主任：岐昧多修女
④路環明愛中心 主任：康鳳貞修女
⑤明愛生命綫輔導中心 主任：李舜華女士
李志光先生
2.托兒所及培幼院：
①梁文燕培幼院 院長：羅瑪利修女
助理：弘淑儀修女
黄玉英修女
②教宗若望托兒所 院長：Ir.Beatriz Noguez Lugo
助理：关麗兒修女
劉家文修女
③氹仔嘉模托兒所 院長：羅啟豐神父
④聖羅撒托兒所 院長：畢維德修女
⑤聖保禄托兒所 院長：Ir.Mary Stephanos Roberta
T.Bacon.
助理：Ir.Caridad AnJung Nam
⑥庇護十二世托兒所 院長：鄺健怡修女
康青雲修女
胡秀娟修女
⑦明愛中心托兒所 院長：Ir.LilianeCayer.
代院長：陸毅神父
助理：劉國美女士
⑧慈惠托兒所 院長：杜少卿修女
⑨栢姬達托兒所 院長：康鳳貞修女
3.安老院及傷殘療養院：
①望廈聖方濟各院(明愛) 院長：李嘉玲修女
②聖瑪嘉烈中心(明愛) 院長：郭耀貞修女
③瑪大助納安老院 院長：Ir.Alma Allieri
④主教山兒中心 院長：胡子義神父
主任：張若瑟芬女士
⑤聖路濟亞中心(明愛) 院長：IrMaryVargheseThottappilly
⑥伯大尼安老院(明愛) 院長：Ir Alphonsa Joseph Kundu－
pambil
⑦聖母安老院(明愛) 院長：白修女
⑧聖類斯公撒格之家(明愛)院長：馬修女
⑨嘉橫聖母安老院(明愛) 院長：陸毅神父
主任：袁克儀女士
⑩醫所(望德聖母堂) 院長：譚惠文修女
護士：區美玲修女
杜惠芬修女
(11)無原罪聖母診所 護士：馬仲仿修士
(12)取潔診所 主任：潘日明神父
(13)望廈聖方濟各療養醫院
(14)庇護十二世社會服務中心
(15)傷殘人士社會服務中心暨庇護工場
5.教區牧靈服務：
①教區青年牧民中心 主任：張志堅神父
②望廈牧民中心 主任：高志慈修女
③黑沙環天主教牧民中心 主任：IrMaryDiggins
④教宗若望牧民中心 主任：Ir.BeatrizNoguezLugo
⑤望德青年中心 主任：劉炎新神父
⑥聖安多尼中心 主任：羅啟瑞神父
⑦澳門美滿家庭協進會 秘書長：狄素珊修女
醫學顧問：飛亞路女醫生
顧問：Ir Mary Ann Junas
馮麗紅修女
助理：林舜華小姐
李錦雯女士
⑧普世博愛運動 Rita Debono(Gemma)
羅雅莉小姐
Ana Victoria Hilado
⑨基督活力運動(葡文組)
6.牧靈服務設備：
①青洲避靜院 負責人：永援修女
②方濟各修女靜修院
③聖若瑟別墅(修院) 負責人：李順宗神父
④鮑思高夏令營 負責人：羅軾道神父
⑤利瑪寳别墅 負責人：明勵志神父
⑥天主教殯儀館 負責人：鐘志堅神父
澳門教區還舉辦社會傳播中心，為社會文化事業的發展提供服務。現將這些機構開列於下，以見一斑。
1.教區出版事業：
①教區月刊 社長兼總編輯：林家銘神父
②《號角》周刊 社長兼總編輯：歐秉諾神父
③《晨曦》周報 社長兼總編輯：李冠章神父
④教區青年牧民中心通訊 社長兼總編輯：張志堅神父
⑤堂區通訊(葡文) 社長兼總編輯：丁守仁神父
2.教區社會傳播中心：
署理主任： 羅玉成神父
副主任： 林家銘神父
執行秘書： 康輔理女士
下設：
教區廣播中心、電影小組、傳理中心小組、電視製作部、文化藝術促進小組和宣傳組。
3.高德華主教紀念圖書館
4.聖保禄書局
5.澳門大會堂
6.《沙龍》電視中心
7.文化促進小組
澳門天主教會不僅舉辦上述的各種社會福利事業，而且還經常組織和舉行宗教活動，以敬禮聖母為中心而展開。首先是每年5月13日(或10月13 日)教區舉辦的花地瑪聖母像出遊的活動，每次參加者非常踴躍，多至3000 餘人。隊伍從聖玫瑰堂出發，沿着南灣海邊走向主教山聖堂，一邊走一邊背誦聖經和高唱聖歌，十分熱鬧，浩浩蕩蕩，蔚為壯觀。
其次是每年4旬期第一主日，舉行耶穌聖象出遊活動，由星期六傍晚開至星期天黄昏結束。由主教、神父和教友一起前往崗頂聖奧斯定堂榮迎耶穌聖象(由幾位穿着傳統服飾的成年男教徒手抬着)，教徒沿途表演耶穌殉難的情景，聖象抬抵主教大堂後，第二天再抬回聖奧斯定堂安放，聖象出遊才算結束。
再次是每年聖周的星期四，舉行紀念耶穌在最後晚餐中的聖事活動。天主教友和教衆前往各個聖堂朝拜聖體，從一個教堂走向另一個教堂，徹夜不睡覺，通宵達旦進行朝拜，以求洗刷自己心靈上的一切污穢，以便得到内心的平安和寧靜，表示自己是全心全意的教徒。
第五節 耶穌會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文化交流的形式多種多樣，宗教的傳播也是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16世紀中葉以來，耶穌會士東來澳門並以澳為基進入内地傳教，客觀上為中西文化交流起過重要媒介作用。耶穌會士為了傳播天主教，需要通曉中國的語言文字，和中國人民的傳統文化、信仰以至風俗，因而不得不加強對中國文化的學習和對儒家經籍的翻譯、註釋和研究。於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得以在歐洲各國廣為傳播和流行，傳誦一時，對歐洲國家的文化產生強烈而深遠的影響。與此同時，“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等，以傳播科學知識為佈道手段，他們帶來的科學知識不僅為中國所無，而且在西方也還是很新穎的”。這麽一來，一個不以耶穌會士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效應和社會功能得以實現。這就是：耶穌會士努力了解、熟悉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並向他們自己的祖國介紹和傳播，誘發着歐洲國家近代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開展，為歐洲國家的近代文化提供了養料；而中國的有識之士，又通過耶穌會士學習和吸取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文化知識，促進中國略具近代意義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兩者互相影響，互相吸收，互相補充，共同提高，不斷進步。
第一，中國傳統文化在歐洲各國廣為傳播和產生深刻的影響。16世紀中葉後，由於中國文化的西傳歐洲，歐洲國家掀起了研究漢學(Sinology)的熱潮，使中國傳統文化走向世界。1593年，利瑪竇率先將“四書”翻譯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出版發行，使中國儒家經籍第一次傳至歐洲，以後與日俱增。1772年，法國會士傳聖澤經澳門帶回中國經籍3980種，全部捐獻給法國王家圖書館。這些中國經籍西傳歐洲國家，以豐富的養料催促着近代歐洲文明的誕生和成長。1681年，比利時會士柏應理(Phillppus Couplet)著《中國之哲學家孔子》一書，向歐洲國家介紹了儒家的哲學思想。接着，比利時會士衛方濟(Franciscus Noel)著《中國哲學》和翻譯《孝經》、《幼學》等書，向法國介紹他研究儒家哲學的心得和體會。德國古典哲學家(也是同牛頓並稱為微積分的創始人)萊勃尼兹於1687－1690年間，在羅馬邂逅結識意大利會士閔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等一批從中國傳教回歐洲的耶穌會士，並從他們手中得到不少中國儒家的經籍資料。他從此發奮誦讀孔子、老子等人的著作，接受中國儒、釋、道教的思想，於1697年編著成《中國近事》(《Novissima Sinica》)一書，通俗而全面地向德國和歐洲各國介紹中國儒家自然神學的思想和文化，高度贊揚中國哲文化的偉大，說：
“我們從前誰也不相信在這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
他在書中還着重指出，中國儒家哲學是超越於歐洲哲學的，說：
“歐洲文化的特長在於數學的、思辨的科學，就是在軍事方面，
中國也不如歐洲；但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就不大如中國人了。”於是乎，他向歐洲國家的有識之士呼吁：
“我甚至認爲，必須請中國派出人員，前來教導我們關於自然神學的目的與實踐。”
萊勃尼兹極力吸收中國儒家哲學思想，特别是他的單子學說(Mo—nden—Lehre)更是直接吸收了儒家思想的精華，開創了德國古典思辨哲學。後來又傳授給他的學生克里斯提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沃爾夫進一步從事研究中國儒家哲學，於1722年在哈勒大學發表題為《論中國的實踐哲學》的演說，把孔子的倫理學問同基督教的倫理學相提並論。他還把思辨哲學進一步系統化、理論化，首次將哲學分為本體論、宇宙論、心理學、自然神學、倫理學、經濟學、政治學七部份，認為哲學的一切原理均可用數學或演繹的方法建立起來。沃爾夫的思辨哲學又為他的學生康德所接受，進而創立了德國古典哲學。以後，菲希特、謝林和黑格爾等人，在萊勃尼兹思辨哲學影響下，創立了德國古典哲學的辨証法思想。這就說明，德國古典哲學是受到中國儒家哲學思想深刻影響的。
與此同時，中國的重農思想傳到歐洲後，為馬克思所說的“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正鼻祖”的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重農學派(Physiocartis)的形成提供了條件。當時被譽為“歐洲的孔子”的重農學派創始人魁斯奈(Francois Quesnay)，從傳至歐洲的中國古典經籍中研究伏義氏、堯、舜和孔子的思想，於1758年著《經濟表》和1767年出版《中國的専制制度》一書，以七章的篇幅系統地介紹中國文化。在第一章導言中，介紹了中國的起源、疆域、繁榮、社會等級、軍事力量；其他各章分别介紹中國的基本法、實在法、積税、行政管理等；第八章又列舉24條道理呼吁歐洲國家向中國學習按自然法則建立國家的重農制度，提倡以農為本。他高度贊賞中國歷代君主的重農政策，請求法國政府重視農業，倡導“中國化”。他利用自己充任路易十五情婦龐巴杜候爵夫人御醫的方便，極力鼓動法王路易十五於1750仿效中國皇帝舉行春耕“藉田大禮”的儀式。他深受《周禮》一書的均田貢賦法的啟迪，主張法國應象中國一樣向土地所有者徵收田賦，以提供國家所必須的賦税。重農學派的改革家、法國財政部長安·羅伯特·雅克·杜爾哥繼承和發展了魁斯奈的思想，認為農業勞動是一切財富的唯一源泉，是一切勞動得以獨立存在的自然基礎和前提。為了更充分地了解中國重農思想，他委托在法國留學的兩名中國學生(也是耶穌會士)楊德望、高類思回中國後，為他收集中國的土地、勞動、資本、地租、賦税等農業經濟資料30條，以便他在法國進行財政改革作參考。杜氏最後寫成了《關於財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專著，系統地全面地闡明重農主義學說，第一次在農業勞動領域内正確地回答了剩餘價值問題，把地租看成乘餘價值的唯一形式。其時，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於1764－1766年到法國旅遊，認識了魁斯奈和杜爾哥，從魁、杜兩氏那裏獲悉和得到了中國重農主義經濟思想的有關資料，吸收了孔子“天然自由”和司馬遷的“自由經濟”的思想，於1776年寫成和出版其著名的代表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再一次抨擊當時流行於歐洲國家的重商主義理論和政策，對英國經濟政策的改革起過重大的作用。可見，法英古典經濟學受中國重農思想影響是深的。所以德國歷史學家利奇温說，英、法重農學派“主要根據中國古代情形，構成他們關於國家經濟基礎的學說”。確實如此，我們細讀《國富論》，可知其内容涉及到中國資料者達到30次之多。此外，中國的語言文字、古典文學、中醫學、工藝美術、建築術、數學和風俗等優秀傳統文化，也因耶穌會士的溝通而在歐洲各國傳播開來，影響和推進歐洲文明的發展。
第二、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文化也經耶穌會士傳到澳門以及中國内地，補充中國傳統文化的不足。1620年，金尼閣來澳門時，將“有裝潢(璜)圖書七千餘部”運經澳門進人中國内地，至今仍有500多部留存在北京圖書館。這七千部圖書的内容，“有水法之書，……有算法之書，……有萬國圖志之書，能載各國風俗山川，險夷遠近。有醫理之書，能論人身體血脈之故，與其醫治之方。有樂器之書，凡各種琴笙管弦，皆别有一種機巧。有格物窮理之書，備能物理事理，用以開導初學。有幾何原本之書專究方圓平直，以為製作工器本領。以上諸書，非吾國書傳所有”。即包括了近代的天文、歷法、水利、地理、物理、幾何、醫學、數學、音樂等科學文化知識，而“得以在中國立足唯一所謂依持的是數學”。1605年，利瑪竇為了用數學來籠絡中國人心，以利宣教，輯著了《乾坤體義》二卷，下卷專論數學，以邊、綫、面積、平圜、楕園互相容較，詞簡義賅，是為近代西方數學傳人中國之始。1606年，由他口授，徐光啟筆譯歐幾里得(Eucild)所著《幾何原本》六卷，“卷一論三角形，卷二論綫、卷三論園、卷四作園内外形、卷五、卷六俱論比例”。1613年，又由利氏口授，李之藻筆錄《同文算指》一書，論述比例、級數、開方等。這是近代西方算術傳人中國之始。繼利氏之後，艾儒略所著《幾何要法》、鄧玉涵的《大測》、《割圜八綫表》、羅雅谷的《測量全義》、《籌算》、穆尼閣的《比例對數》等書，對推動中國近代數學的發展均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到了清朝，出現了一批“會通”中西數學的數學家112人，寫出不少中西結合的數學專著，成為中國近代數學的啟蒙之作。利瑪竇第一個又把1582年3月1日由教皇格里高里十三世頒佈的依據“儒歷”修訂而成的現行公曆傳人中國，他在肇慶傳教時，繪製地圖，製作渾天儀、地球儀、考時晷、報時器等，向中國介紹天文歷法的科學知識。這是近代西方天文學傳人中國之始。據不完全統計，自16世紀中葉後的200中年，由耶穌會士所著的天文學著作達50多種，製作天文歷法儀器34件，說明西方近代天文歷法在中國傳播影響之廣深。而利瑪竇到澳門及肇慶時，以《萬國輿圖》為藍本重新摹繪並附有中文說明的《山海輿地全圖》，此為西方地理學和地圖學傳人中國之始。1602年，利氏為迎奉神宗之請，測量南京、北京、杭州和西安等地的經緯度，特别繪製一幅符合神宗心理的《坤興萬國全圖》，把中國畫在地圖的中央，此為中國有世界地圖之始。《坤興萬國全圖》，有關世界五大洲(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非洲】、南北、墨利加【南北美洲】、墨瓦蠟尼加[南極])和五帶(熱帶、南北温帶、南北寒帶)的科學知識介紹給中國，使中國人周世界大勢，擴展世界眼光。其他如西醫學、西藥學、物理學、建築學、語言學、音韵學、美術、音樂等西方國家的文化知識，也於明朝末年經由耶穌會士傳人中國和發生影響。這猶如一塊石頭扔進一池古老的深潭，激起了初步的然而是真正的反響，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的濫觴。這對於中國科學文化的近代化無疑是起着催化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