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作品及流向
一、流向
錢納利的友人在回歸祖國時都攜走他的作品以作紀念。1830 年到1846年間，一共有十四張錢納利的作品，由中國寄到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參加展覽。當然，這批畫作就留在英國。在香港和澳門，錢納利的畫作在這位藝術家逝世後，轉手次數漸漸增加。初期，屈臣醫生就成爲一位非正式的代理人。
1852年7月28日，澳門政府拍賣錢納利的作品。很可能，此拍賣活動中最大的買家是屈臣。在此之前的六月，他寫信給喬治馬禮遜（George Morrison）說：“我知道您的手上的一本速寫冊是屬於錢納利先生的，應本地法官指定的債權人所求，謹此請求您在您方便時盡快地寄回給我”。(1)可見他已着手查察錢納利作品的下落。
1856年，屈臣將其醫務所的產業一部分售予威廉堅納（William Kane），故此也成爲香港一家醫務所的合伙人，往返港澳兩地。當美國遊客到澳門旅遊且知道屈臣醫生手上有大量錢納利的繪畫作品時，通過堅納介紹到香港和屈臣見面，向其洽購錢納利的作品。此外，屈臣也從事郵購工作。他曾收到加爾各答約翰美狄頓的來信：
“保羅顛地（Paul Dent）的收藏品中有一至兩張錢納利的作品，他擁有的多是精美的東西，據聞它們將被轉手。正如您所說的一樣，可惜今天錢納利的作品並不像過去那樣便宜。若您可能的話給我弄一些來，但我不要那些普通的或尚未完成的畫作，希望得到一兩張其早期的、精美的和完整的作品”。(2)1858年，屈臣患上當時香港甚爲流行的“黑死病”。到1859年，他離開香港返回英國蘇格蘭，幾個月後就逝於當地。裝滿錢納利畫作的箱子是他離開香港後才被寄回英國的。然而，香港愛好美術的人士卻對錢納利的作品難以忘懷。
1876年，香港舉辦了一次以籌集作品方式的美術展覽，可能那是香港島上首個大型的，公開性的美展。此展覽的籌委會，由當地十四位最著名的社會賢達組成。共籌得作品二百五十張，全爲當時大師級畫家的原作，7月18日由總督在大會堂正式揭幕。儘管兩天後才開放給當地的歐洲人參觀，四天之後才輪到中國人，但仍震撼當地社群。
展品是由當地和中國口岸的風景畫以及一些從英國進口的當代繪晝組成。大會堂後部更展示了過往於廣州英國商館曾懸掛的大型的英王喬治四世肖像，此外還有維多利亞皇后像等。當時，籌委會希望展品中也包括錢納利的畫作，可是失敗了。根據每日消息報（Daily Press）的報道，大量的錢納利畫作已被運離香港。
大多數擁有這些畫作的人，在錢納利逝世二十五年之後已返回他們的祖國，他們都帶走了那些記錄着錢納利才華的作品，留下的不多，而且這些畫比較一般化，不能表現這位藝術家精湛的藝術造詣。
期後，錢納利的名聲似乎沉寂了一段不短的時期。祇是最近九十年，一些專家及歷史學家才將他們的目光集中在錢納利身上。儘管如此，到今天仍有不少的“迷”尚待揭開。綜觀我們能見到的有關錢納利生平及藝術的書籍和文章，大多是英、葡文，而中文祇是在近二十年的有關澳門歷史的書本中有所提及。
在英國藝術發展歷程裡，法國人亞歷山大在一篇藝術評論文章中第一次喚醒人們注意研究錢納利，時爲1911年。當時在倫敦的一個展覽中出現兩張錢納利的肖像畫。
英國收藏錢納利作品最多的是卡斯域（Keswick）家族和渣甸馬大臣有限公司。這些畫作大多放置在卡斯域家族在蘇格蘭的老家及渣甸馬大臣有限公司的辦事處中，其中包括錢納利繪於“鴉片戰爭”時期的著名畫作“顛地的陽台”，“查理斯德奥利士肖像”。除渣甸馬大臣著名的“雷特路化”飛剪船船長奇里夫頓（Cliffton）的肖像，以及錢納利繪於廣州的柏西商人詹士孜爵士肖像外，還有一批重要的水彩及素描作品。
一些肖像畫及風景畫懸掛在香港干諾中心四十八摟怡和集團（渣甸馬大臣佔大股份）的走廊上，一部分速寫則放置於該中心的頂樓。
威廉渣甸和占士馬大臣曾是擁有最多錢納利畫作的人，且大部分攜回英國。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馬大臣家族的藏品流失甚多。1974年，渣甸家族手上就有七十張錢納利的作品。
卡斯域早在其成爲渣甸馬大臣公司的大班時就已開始收集錢納利的繪畫。原藏於該家族的一本錢納利的速寫冊，現藏於渣甸馬大臣（怡和）在香港的辦事處內。
同時，英國的公共機構手上有關錢納利的繪晝作品也甚爲可觀，國家肖像畫廊有一張錢納利1840年繪於澳門的自畫像。倫敦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擁有一批在占士奧蘭治（James Orange）幫助搜集的素描及速寫作品。這批藏品共有七本冊頁，數目達一千一百九十五幅。經點算，裡面共繪人物，風景達一萬左右。大英博物館也有一些藏品。
英國人萊士利懷特（J．Leslie Wright）是一位專門收集英國早期水彩畫家作品的收藏家。他手上的錢納利畫作在質量上是勝人一籌的。1928年到1953年間，他被譽爲最富有的英國水彩畫收藏家之一。作爲一位成功的工業家，儘管他收藏最多的是庚斯博羅和勞蘭遜的作品，但也大力搜購錢納利的作品。1952年逝世後，其家人就將其四百張藏畫捐給伯明翰城市藝術博物館，其中包括十張錢納利有關印度的風景水彩畫以及三十三張有關澳門的墨水畫和鉛筆速寫。
這批錢氏作品是懷特從阿歷山大安德遜醫生的後裔手上購來，而後者是從屈臣醫生於1845年寄回英國的錢納利畫作中選購的。
在愛爾蘭，私人手上的錢納利畫作大多數是其早期作品，他在那裡曾作過短暫停留。據聞，都柏林一位收藏家手上除擁有一批錢納利的家信外，還有近五百張素描及速寫作品。
丹麥土倫斯市的史佛斯博物館（Sofarts Museet of Troense），有幾張速寫和錢納利於1835年爲當時端典駐中國領事龍斯泰所繪的肖像。此像從構圖及用筆的效果上，都比藏於美國麻省特彼波時博物館的龍氏肖像有過之而無不及。
葡萄牙里斯本地理學會，也擁有三百張左右錢納利的速寫和素描作品。這些作品中祇有三幅繪於印度，其餘是畫家在廣州及澳門二十七年間的作品。有材料表明，這批畫作於1902年被澳門的歷史學家傑蘇斯登記入冊。(3)據悉，這批作品在此前不久由里斯本的地理學會購去。正如傑蘇斯所說：“幾年前，里斯本地理學會對錢納利的繪畫產生興趣，因爲他們那裡沒有多少資料，故此要求筆者爲他們撰寫有關這批作品的簡介。”這篇有關錢納利的生平一共有七大張紙，署於1914年8月，而打印日期卻註明1915年8月，現藏於上述機構。
這批畫作包括在兩個集冊中（12×9cm，7．2×6．2cm）。題材廣泛，大多爲中國漁民和農民，有成幫成伙的，還有單獨的，也有一部分表現那些穿上“多”服裝的澳門土生女性。這些晝總的來說長度不超過八厘米，但這些小型的風俗畫無論在自身藝術方面還是和其它藝術作品比較，都給予人們極深的印象，反映了當時廣州和澳門附近的景色。
在美國，大量錢納利澳門時期的水彩畫及油畫，主要集中於東岸各大城市，其中加里福尼亞一位私人收藏家就有爲數不少優美的錢納利風景畫。麻省薩林美彼波特博物館所藏的尤爲著名，那些速寫、素描及水彩作品都從著名收藏家奧古斯汀哈特（Augustine Hard）手上購進，博物館也保留一份有關錢納利流存在世的幾乎所有作品的參考圖錄。舊金山美術學院也有一張錢氏的油畫，耶魯大學、紐約等地亦有錢納利的作品。
印度西部孟買市的威爾斯親王博物館，除藏有錢納利爲詹士孜爵士繪畫的肖像原始版本外，還有錢氏印度時期的一批精品，如原藏於孟加拉西部薩林普學院的馬士文肖像，此畫作於1833年錢納利在那裡旅遊的期間。
在加爾各答，至少有兩幅錢納利在印度時期的傑作幸存，分別是亨利羅素爵士肖像（274cm×188cm）和法蘭西斯麥拿坦爵士（Sir Francis Macnaghten）肖像（224cm×152cm），懸掛在他們過去工作過的高等法院內。
在日本，距東京市區半小時車程的本駒込（Han Komagome）的“東洋文庫”（Tokyo Bunko），藏有大量的錢納利的水彩畫、素描及速寫作品。這些藏品，以前屬前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喬治馬禮遜（George Morrison 1862－1920），他曾是澳大利亞一位醫生，也曾在中華民國總統辦公室做顧問。他將手上有關於錢氏的作品售給日本的井鷲久家子爵（Hisaya Iwaski）。後者於1917年以這些作爲基礎，成立了“東洋文庫”，到1928年，井鷲久家子爵手上就有四十張左右錢納利的水彩畫。
現今，“東洋文庫”擁有三百九十幅錢納利的作品，分兩集冊。第一集冊稱爲“紅冊”，包括他在1827年後（即他到達澳門二年後）到1848年（也就是他逝世前四年）共二百零六幅素描作品。第二集冊稱爲“黑冊”，包括油畫、水彩及素描，於1835年到1837年所作。其中水彩有三十九張，速寫八十四張，此間的水彩保存得最好，歷久常新，速寫則在同一畫紙上繪上幾個相關或相異的習作。
這兩本集冊中，儘管有些墨水作品是反映印度、中國內地及香港的風光，但大部分是有關澳門的。它成為著名的‘‘東洋文庫”有關中國和西方書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香港，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擁有不可勝數的錢納利的油畫作品和四本素描冊，是世界上收藏錢納利作品最多的私營機構之一。在它香港總部新大樓內，懸掛着大部分油晝作品，其中包括錢納利廣州著名的行商伍浩官的肖像，以及被譽為印度時期中最好的兩幅油畫——葛克柏切克肖像與其兒女肖像，還有澳門時期幾張油畫和自畫像。目前，某些藏品曾以小冊子的形式印行。
1920年到1924年間，從當時匯豐銀行的總裁史提芬（A．G．Stephen）買下八張（包括盧茂官、伍浩官肖像）始，其他繼任的總裁們在瓊斯的指導下，於倫敦、愛爾蘭和美國大力搜購錢納利的作品。在此前，匯豐銀行也委托占士奧蘭治大力收購錢氏的作品，故此形成今天如此豐富的收藏，這批作品都是在錢納利的作品尚未成爲人們競相購藏的對象前買下的。在1986年，米高辛伯爵士（Sir Michael Sandberg）也將其私人藏品注入其中，導致匯豐的藏品增色不少。
香港政府也擁有兩張錢納利的油畫，其中一幅是“南灣風光”，另一是“啤利喇女士一家”。藝術畫廊有關中國外銷畫那批藏品中，也擁有幾張錢氏的速寫，這些都由何東爵士、保羅渣打爵士（PaulChater）、雲咸羅維先生（WyndhamLaw）和西亞先生（G．R．Siay）所贈。
渣打精品（Chater Collection）也擁有不少錢納利的畫作。遺憾是1942年到1945年日本佔據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中，遺失了好幾幅作品。雖然他們曾花去不少的時光去尋找那些畫作，可是至今仍是芳蹤杳然。現在，若想窺見“渣打精品”所藏錢氏作品全貌的話，祇有在由占士奧蘭治於1924年所編的冊子裡才可看到。文華酒店錢納利吧內，懸掛着一批錢納利精湛的地誌畫，這批畫譽爲港公衆地方所展示的錢納利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
1976年11月23日，蘇富比（香港）拍賣行於香港文華酒店拍賣了一些錢納利的畫作，他的“瑪舒賓斯小姐”（Miss Marchbanks of Bushey）肖像以四萬六千港幣的成交價賣出，成爲拍賣會中的最高價作品。
香港藝術館也於此次拍賣會中，購入錢納利的素描作品“南灣”，作價三千五百港元，水彩作品“阿嫦”（12．5×9．5cm），作價一萬二千港元，另一張質量較差的同題的水彩作品（11×8cm），也被藝術館用六千八百港元購去。
錢納利有關澳門景物的素描作品都以較低價賣出。其中，“南灣”祇需一千八百港元，低於估價（二千五百三千五百港元）。“嘉思欄廟”以一千二百港元賣出，同樣低於估價（一千七百二千五百港元）。另一張以“澳門房屋”爲的祇售得三千元港幣。
相反，錢納利有關澳門的水彩作品的價錢較高，其“船屋”（16 ×25cm）成交價達一萬二千元港幣，“澳門的歐洲房屋”（21．5×14．5）值一萬零五百元，俱高於估價。錢納利那些有關印度風物的作品，問津者少，成交低於估價。
在澳門，政府及私人手上的錢納利畫作，在數量上是旗鼓相當的。賈梅士博物院至少有七張錢納利的素描及油畫。羅拔度（Dr．Pedro Nalasco de Guimar～ae Lobato）有一些外，馬祿（A．Ade Melo）也擁有三張由錢納利爲家族先人所繪的肖像畫，他們分別是子爵、子爵夫人和斯卡爾子爵（Bar～ao Cercal）。目前，工業家楊俊文博士有兩張錢納利有關南灣風光的油畫，安文娜律師也有一張同類作品。黃如楷先生藏有另一張錢納利有關南灣的水彩畫外，還有二張素描，全爲築物；其中一張是聖玫瑰堂。林金城先生也先後藏有三幅錢納利的水彩畫。大律師戴名揚、華年達先生也擁有幾張錢氏的作品，據不完全統計，藏於澳門私人手上的錢納利畫作不於四十張。
事實上，很多錢納利的畫作是由澳門流出去的。這並不表示澳門沒有人注意對錢納利繪畫作品的收藏，祇是財力不足而已。占士奧蘭治就曾因搜購錢納利的畫作而接觸澳門的歷史學家施利華文第士（Silva Mendes），共同探討錢氏畫的眞僞問題和對這位藝術家的研究意見。
文第士先生於1919年說：“三年前，我們接待了占士奧蘭治，他是《日本漆器》的作者以及錢納利的欣賞者，他希望見到其所鍾情的畫家的作品。據他說‘我們曾擁有這位藝術家的作品’。這次會晤是令人愜意的，尤其是我們不能確定我們手上擁有的三件作品的作者身份，我們聽了這位專家的意見。”(4)
那是三張大型油畫，根據文第士先生說，分別爲國賣辦、中國穿清裝的婦人和一位美麗的小妾，“後者很可能是一位歐洲人穿上清代貴族的服飾”。占士奧蘭治認爲出自錢納利之手。而文第士先生卻對作者的身份產生疑惑(5)
他的疑惑來自於缺乏資料。1918年，文第士先生爲研究錢納利，曾在澳門法院的檔案館裡着力尋找有關錢納利的官方文件。很可惜，他空手而回。文第士先生指出“在錢納利逝世六十六年後，大家連他的名字都不清楚。在澳門，沒有任何政府官方文件述及他，祇除了在英國人的墳場中有一個細小及簡單的紀念性建築中註上他的名字，還有有關他的繪畫和欠債的文件存於司法法院。錢納利沒留下其他物件，也沒留下承繼人。政府有關機構就爲而公開拍賣他大量的畫作。英國人買下很多，也許曾公開地展出過那些拍賣品。但我們對此缺乏資料，因爲們在這零亂的檔案中不可能尋到上述有關文件，藉此去了解這個拍賣的具體情况”。文第士先生也提出一個問題：“這位藝術家的作品流落何處?我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6)
當然，要回答這個問題，在文第士先生那個年代是非常困難的。今天，我們也不可能完全了解，祇可以在一些外國文獻中略窺最近二十多年，澳門的普羅大衆才開始重視錢納利的存在。1974年6月，爲念錢納利誕生二百周年，政府在其故居前舉行紀念活動。當年，澳門郵電司發行了一套一枚“英國畫家錢納利誕生二百周年”紀念郵票，面值三毫。郵票採用了錢納利1830年繪於澳門畫室的自畫像，時年五十六歲。畫家坐在工作室的畫架前，架上放置着一幅以印度風光爲材的油畫，畫室牆上，懸掛着“澳門南灣風光”油晝作品。這裡，錢納利似乎應將牆上和畫架上的畫作相調換才能切合當時的情景，也許畫家在澳門創作時仍愐懷其過往的時光，也許藝術家希望在這幅自畫像裡表達其生命的歷程和歷久常存的幽默情懷。
據聞此畫是在多塊鏡片的反射輔助下畫成。
在澳門賈梅士博物院未停展之前，錢納利的一些畫作長期陳列在那兒供遊人欣賞。1985年9月，市政廳舉辦的“錢納利畫展”規模宏大，有近四百幅展品，其中速寫及素描較多。全部展品借自日本“東洋文庫”和葡萄牙里斯本地理學會，分別在市政廳畫廊和賈梅士博物院舉行。
1994年，澳門郵電司發行了一套名爲錢納利筆下的澳門”的郵票，一套四枚，分別以南灣、聖地牙哥炮台、嘉思欄及漁民為題材。這批畫作曾收錄於1985年市政廳出版的有關錢納利的作品裡。原件分藏於日本及葡萄牙，全爲彩作品。這套彩色印製的郵票，每枚面值均是三元五角，另印小全張十五萬份。其時，不少人並未察覺那年是錢納利誕生二百二十周年，到十月二十八日，澳門政府敎育曁青年司延續教育處成人教育中心和澳門歷史學會聯合舉辦“錢納利畫中的澳門——紀念錢納利誕生二百二十周年”圖片展覽，向公衆介紹這位曾於澳門居住二十七年的畫家，並紀念他的誕辰。
二、評價
很多人認爲錢納利的畫藝在當時的英國排位屬第三流畫家，而在中國口岸卻是第一流的。
美國商人吉狄安尼爾十九世紀初活躍於廣東和澳門。他與錢納利相識於澳門。他對錢納利的評議是：“他有着被稱之爲誠的天才的氣質，正因爲有才華，在工作中大大地利用其豐富的想像力，有時更達怪誕的境地。他有一支嚴謹和揮灑自如的晝筆。這是其天性使然，沒有甚麼比忠實地表現自然更令人欣賞的。在用色方面很誇張，而且頻密地使用出來。這是藝術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他豐富的想像力是超越現實的，可是有時又會利用‘溫醇’來將其替代。”(7)
亞倫卡勒（AllanCarr）也與錢納利非常要好，他說“若他不可再創高峰，但仍可以成爲流肖像畫家和風景畫群中的首要人物。多樣化和富生氣和藝術，富智慧、有動人色彩的作品，使其在英國美術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8)
1920年，文第士先生寫信給占士奧蘭治說：“慶幸的是我們的記憶中有位叫錢納利的畫家，在廣州的外銷畫家中非常著名。我經過一家大型的照相館，走進去看一下裡面一幅錢納利的畫作，那位店員看着我，說那幅畫不是賣的，是油畫家學習的範本，他是‘Chinnalee’!”
這一點上，錢納利確實對上世紀初至中葉廣東的西洋畫畫家有着莫大的影響力。此外，在國外的影響力也不低。
1957年，約翰伯尼爾（JohnParnell）於蘇格蘭發表一篇有關錢納利作品展覽會的美術評論說：“他的畫輕快和多樣化，他沉醉於顏色所帶來的歡欣，長期停留中國使他容易地創作出有地方特色的作品，若直接稱他如勞倫斯，他卻沒有勞氏的高雅，稱他為奧派，(9)卻沒有其抒情的元素，若稱他如夏洛（Harlow），也沒有他的品味”。
似乎在約翰伯尼爾的筆下，錢納利祇是一位忠實地再現自然的晝家而已。然而，在森美珍年士（SoameJenyns）的筆下，對這位畫家的藝術造諧評價較中肯：
“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多面手，善於利用各種繪畫方式的人，他畫油晝、水彩以及積水法，所使用的材料包括粉彩、毛筆和烏賊液。他最先是繪製肖像畫。象牙細密畫和細緻的粉彩在其存世作品中佔着些許的比例。作爲位細密畫家，這是他的根本角色，直到1820年印度時期，尤其是其兩位私生子受洗時，他仍認爲己是一位細密畫。
這樣導致出現一個很奇異的現象，一小部分他的細密畫尚未能被證實是其手筆。倫敦的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藏有七張他的細密畫。俱爲整的畫作，風格清新、色彩豐富，表現形式也多樣化，遺憾的是較俗氣。
威林遜（Williamson）曾述及其以粉彩爲體的肖像畫，指出他吸收了錢納利用於素描和細密畫的表現方法，手法精緻，畫幅較小，背景顏色較深沉。可是人們所認爲批畫作有可能僞造或不是他的作品。錢納利能創造出一種醇和的、羅曼蒂克的氣氛，然而他的習慣是在人物肖像畫的臉上、鼻窩以及眼眶內敷上大紅，形成一個令人欣喜的效果。
在中國時期裡，錢納利在內心深處已忘卻了細密畫，正如亞倫卡勒所觀察的一樣，一些繪在紙張上的鉛筆肖像畫中，人物的頭部及主要地方均用水彩，其餘一律保持原狀，在使用鉛筆方面非常平隱，揮灑自如。他採用羅姆尼（Romney）的表現手法，以輕快的筆觸去彌合大面積的空間”。
其實，占士奧蘭治先生手上就有些錢納利在速寫上寫上“Romney”字樣的速寫，儘管我們不清楚這裡所提及的是彼德羅姆尼（Peter Romney）或是喬治羅姆尼（George Romney 1734－1802），但我們可以了解到錢納利此時期的繪畫方式。
“其中國時期的素描是比較集中在細緻化方面，而且充滿活力。若將他的畫和他的“老師”雷諾玆的放在一起相比時，他的卻顯得毫無生氣了。
在英國國家肖像畫內的錢納利自畫像，是非常精妙的作品，可被譬爲最好的作品之一。此畫繪於其生命的盡頭。逝世了的杜克（L．C．Duke）——一位偉大的繪畫收藏家對我說：“在英國那時期的畫家作品中，很難遇到比這幅畫作更好的作品。
可是，他的聲譽日隆時，作品的數量大，再加上其異於旁人的品味，給我們留下不少的難題去識別其作品。很多畫沒有簽名。很明顯，全是別人的代筆，但素質還是非常高的。坦白說，基本上錢納利祇是一個小有名氣的藝術家。到今天，人們似乎誇張了他的才華。他的摯友威廉肯特說錢納利可被譽爲方的勞倫斯，更有甚者認爲他長期留在倫敦的話，可和康斯坦堡、透納並列，這些假設似乎過譽了”。(10)
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初，歐洲的文藝思潮是復興希腊、羅馬時代古典風格的新古典主義。與此同時，浪漫主義也在德國興起，它以尊重直接感情爲歸。1802年前，錢納利在倫敦和愛爾蘭都沐浴在此思想中，雷諾玆、勞倫斯影響英國晝壇達到幾乎無比廣泛的領域。自然，錢納利也被捲入了他們的流派。
二十八歲的錢納利來到東方，初期，他不折不扣地承襲了英國傳統的藝術觀念，後期的作品中才眞正表現其固有的眞實個性，前期的風格大致上承襲了雷諾玆的理念。
印度時候的肖像畫較多、風景畫少。這是畫家本身需要以繪製肖像畫維生。然而，此時期錢納利的繪畫技法尚未形成其個人風格，技巧尚未成熟，畫作中予人學院式的習作之感，類似荷蘭晝家的表現模式。尤其是替當地人所畫的肖像裡，從構圖及用筆方面，相似之處甚多。其水彩畫的表現方式仍遵循雷諾玆所提出的“暖色”概念，用筆較拘謹、瑣碎。很明顯，直到離開加爾答遠走澳門時，錢納利的繪畫藝術還處於不穩定的探索階段。
錢納利五十一歲時到達澳門，在來往廣州和澳門之間，實際地接觸中國的風土人情，故此對中國的認識比他在薩林普所聽到的更爲盡。他的思想經歷了一段革命時期。中國行商以及從事鴉片走私商人的財力比在印度的英商更具勢力，他也因繪畫肖像畫而賺取穩定的收入，更有機會暫時逃脫印度債主的苦苦相逼和來自家庭方面的壓力。這爲納利全心全意地投入藝術創作營造了良好的條件。他筆下的人物，已經不是對“固有形象”的描繪，而是進入了對“應有形象”的階段。在構圖和色彩處理上，明顯地異於其印度時期，他追求畫作中所能傳達的思想達到深刻的境界，着重描繪人物的內心世界。
錢納利的筆下也有中、下層華人的形象，從質量和數量方面，都比他在印度時期的有所提高。華人少女背負弟弟、盤地而坐；手抱嬰孩的漁婦、牙牙學語的孩童……錢納利的鉛筆蘊藏着強烈的憐憫之情，藝術家已經可以透過其人物速寫像傳釋一定的文學氣息。
如果我們從錢納利的畫作去探求其歷史價值的話，那麼他的速寫比其油畫更眞實地再現中國口岸的風土人情，更具歷史價值。
錢納利一生中，作畫逾萬，數量最多的是素描和速寫，同時也記錄了其人生的活動歷程。他用扼要的線條，把握了物體的形象和結構、動態和明暗關係，藉此收集創作的素材和記錄形象。這些素描、速寫，不僅再現珠江三角洲和印度的景物，而且為後人研究錢納利的創作方法和步驟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他的線條活潑生動、言簡意賅，本身已有獨立的欣賞價值，也顯示了錢納利對其所生活過的地方的社會階層的透徹了解。他對澳門的人和風景產生了強烈的感情。
錢納利澳門時期的水彩畫南灣”、“媽閣廟”、“玫瑰堂”、“中國帆船”等一系列作品中，眞正地表現了他超卓的才華。他非常巧妙地利用色彩、水斑去表現風光以及發霉了的磚牆的手法，標誌着他的水彩畫技法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並較好地掌握了造型和陰影因素在水彩畫中的關係，營造動人的地方風味和氣氛。毫無疑問，錢納利澳門時期的水彩畫是其所有風景畫中最具收藏價值的作品。這是因爲納利在水彩畫的才華，在描繪澳門迷人的景色的過程中得到發揮。“他利用明麗的顏色，輕巧的筆觸去描畫珠江三角洲和伶仃洋轉瞬即逝的陽光和薄霧中的帆影。他筆下的澳門、珠江沿岸充滿清新的空氣，出色地再現嫻雅、樸素的中國情調，又融和了自己的感情。他描繪珠江沿岸落日景色時，富有音樂韻味，散發滲人的魅力。除了錢納利，迄今爲有第二個西方畫家能夠準確地描畫澳門的神韻，畫澳門夏季暴風雨之後清涼的海風、滋潤的空氣和瞬息萬變的雲彩。”(^11)難怪當國際性的拍賣會出現錢納利有關澳門的水彩畫時，都會立即成爲們爭相搶購的對象。
與錢納利的水彩畫相比，錢納利的風景油畫就顯得比較遜色，色彩較爲悶，流露出歐洲舊式風景畫的模式，但也有精品，其中以“南灣”較爲名。
儘管有人斷言錢納利離開歐洲到印度，在那裡居住了二十五年，又在澳門居住了二十七年，他於澳門繪成的作品，帶有過時的繪畫風格。這種“過時”似乎由於他將本身和外界隔絕，遠離了英國畫壇的變革。事實上，他的繪畫卻是百分之百紮根傳統的技法上，吸收了一定的東方色彩而形成獨特的風格。這來自於他對澳門深入的觀察和體驗。
鑒於這位畫家所處的年代和個人條件，他仍是遠東最具影響力的歐洲畫家，這一點可以在他同1838年8月到1839年6月逗留在澳門的法國畫家波塞爾的友誼中得到證明。雖然我們很難弄清當時年輕的波塞爾（三十歲）是否到納利的畫室跟隨錢氏畫畫。但人們知道，他們相互之間曾交換過各自的作品，而波塞爾一些有關澳門的繪畫與錢納利的十分相似，乃至有時須要細心才可將它們區別出來。據此，我們可以推測，波塞爾學習過錢納利的作畫方式，特別是向他學習鉛筆速寫和素描技法，深受錢納利的影響。此外，在來澳門之前，波塞爾的人物畫素描，十分注重刻晝人的臉部，而在澳門逗留期間以及離開之後，他學會了簡潔明快的晝風。因爲錢納利的人物速寫，其風格大多是漫畫式的，簡單的幾筆勾勒就使那些形象栩栩如生地躍然紙上。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錢納利在靈感方面可以和那個年代的歐洲畫家相互輝映。
錢納利無疑是澳門歷史上最爲要的畫家，其重要性在於他保留和再現了澳門在十九世紀上半葉那一特定時期的風貌。當然，其畫中滲入了一定的藝術化因素。他的畫风，仍在一定程度下影響到今天澳門畫壇的藝術取向，有持久的生命力。
註
(1)Martyn Gregory Cataloque 40,P.69,London,1985.
(2)1857年4月24日美狄頓臻屈臣信。
(3)george Chinnery-china Jounal Ⅶ No.6 June 1928.
(4)Manuel Silva Mendes,Nova colect^anea dos Artigos do.VoL.5 P.73-74.
(5)同（4），頁77.
(6)同（4），頁294-297.
(7)gidon Nye,The Morning of My Life in China.P.31,Canton,1873.
(8)Notes of Robin Hatehson.
(9)John Opie (1761-1807).
(10)Soame Jenyns,Conference in H.K.university, 13/04/1974.
(11)徐新，《錢納利繪畫藝術初探》，載1994年10月30日《澳門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