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最後歲月
一、鴉片危機
鴉片從唐代以來曾於中國作藥物使用，可是後來濫用而成爲毒品。1729年，雖然清政府禁止輸入鴉片，但葡萄牙人仍從印度港口如達曼和果亞，將這種麻醉劑小量地輸入中國。到1773年，東印度公司更在印度建立自己的鴉片壟斷組織，向當地農民提供貸款，種植比葡萄牙人從西印度運來的白皮土（麻爾洼）質量更高的公班土（巴特那）。
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鴉片成爲中國從西方進口的主要貨品。儘管中國政府宣稱如此的鴉片貿易已經危害到其國際收支，影響經濟的正常運作，可是清政府海關官員卻暗中收受賄賂，放任鴉片繼續輸入。1796年，中國人被此狀况弄得非常苦惱，導致實行一系列禁制措施，故此英國東印度公司不得不停止向中國輸出鴉片，以免危及它的茶葉經營，寧願將鴉片於加爾各答拍賣給散商。
其實，在中國的外商也偶爾吸食鴉片，祇是甚少人以此爲“癮”。1830年，失明的旅行家占士荷路文（James Holman）因頭痛就在渣甸廣州的商館裡吸食鴉片，但數量以兩煙斗爲限。他們清楚鴉片裡含有的鴉片酊元素，在西方作醫療用途。主要的鴉片商，並不是鴉片的癮君子。
人們提及錢納利是一位吸食鴉片的人，因爲他在與哈里埃特的談話中也述及服用適量的鴉片酊和鹽所產生的效用是好的，可是大量服用則非常危險以及極端令人不安。此外，人們也引經據典地指出，美國商人羅拔賓納科拔士未刊行的散文集裡，就記叙了錢納利在加爾各答時他妻子認爲他有小過失而成爲癮君子。
然而，我們很難找出相應的證據去證明錢納利在加爾各答吸食可卡因的同時也吸食鴉片。
另一方面，十九世紀華人吸食鴉片的惡習仍在繼續。1800年到1818年，洋人對中國的鴉片貿易是通過澳門進行的，數額每年不超過四千箱（每箱約有一百四十磅）。(1)大量鴉片輸入，導致中國的白銀外流，同時嚴重地削弱人民的身體及精神素質。1821年，當時的清政府也希望在澳門實施禁煙法令，洋人於是將其載有鴉片的躉船移往虎門以外的伶仃洋。從1822年到1830年，鴉片的貿易額每年高達一萬八千七百六十箱，導致澳門經濟因此而失卻一部分的繁華。如此的鴉片貿易活動影響到澳門每一個人，錢納利也不例外。
1830年，道光皇帝得知江南的銀價正在上漲。其實，他早在1820年登位時已清楚地知道，中國的鴉片煙沒有得到有效的禁止。故此，1838年12月31日，道光皇帝委任林則徐爲欽差大臣，南下禁煙。他未到廣州就下令逮捕了十七名廣州的煙犯和捲入鴉片販運的衙門官員。到1839年3月18日，林則徐通過行商，讓他們說服外商向中國政府繳交鴉片存貨，當時就收繳了一千零五十六箱(2)。此時，大鴉片販子威廉渣甸早在同年一月回到倫敦。
林則徐在虎門銷煙後，6月頒佈了一系列規章，規定若外商觸犯禁煙條例，則和中國的犯人一樣，一律判處死刑。
1836年6月15日被委任爲英國駐華商務總督的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面對清政府的禁煙決心，認爲祇有利用澳門才可以繼續進行其鴉片走私活動。另一方面，林則徐面對查理義律拒絕交出在九龍打死當地居民林維喜的兇手同時，也意識到若英國人再據澳門，勢必有礙其禁煙工作，更甚的是當時在澳門的葡人也大耍兩面派手法。於是，在1839年8月15日切斷了對澳門的農產品供應，逼使葡萄牙人命令在澳門的英國人撤離。
8月24日，義律和他的同胞登上船隻渡過珠江口，在香港附近的海面拋錨。很可能，他的同胞中也包括錢納利在內，而且他們有一部分也於短期後重返澳門。
9月3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巡視澳門。同年9月25日和10 月15日，在澳門舉行的兩次中英談判破裂後，中英之戰已逼在眉睫了，故此林則徐調兵遣將積極備戰。他在12月14日奏請朝廷，讓新授的廣東高廉道易中孚暫駐澳門、督促防務。
1840年2月1日，也就是易中孚“暫行駐紮澳門，督同澳門同知等查辦夷務”的第二天，在澳門張貼告示，此告示被馬禮遜譯成英文，現藏於英國國家檔案館中關於中國事務的來往函件之中：
兼理軍務廣東省高廉道員易爲明白曉諭事：
欽差和總督已奏報皇上，停止對英國人的貿易往來，並自12 月6日起，此後不許該國任何一個人在澳門居住，此事已記錄在案。本道已奉大憲多次命令，將該國人驅逐出境。
但是，義律先帶領馬禮遜一同前往澳門，居住在水坑尾附近的洋館內；當再度遭到澳門的民政和軍事官員驅逐時，該義律竟完全無視這些命令，彷彿未曾聽說一樣，舉動極爲倔強，此地的民政和軍事官員現又向本道稟報說：1月24日，英夷約翰斯通、湯姆、郭士立、安迪遜、錢納利等五人偕同夷婦進入澳門，在幾家洋館內居住。這種蓄意不服從和違抗行爲眞是罪該萬死。
本道台現奉大憲之命接管一隊士兵，將率領他們前往澳門，包圍並逮捕義律和其他幾名夷人，而且立即行動，擔心澳門華民和各國夷人受到驚恐並產生畏懼情緒，不法之徒乘機折磨和騷擾他們。
因此，本道發佈此告示，俾明白知曉。爲此目的，將此告示通知澳門的所有居民、店主和其他人以及葡萄牙夷人和其他各國夷人，以便他們充分了解此項指示。本道台此次前來專爲包圍和逮捕英夷。爾等絲毫不受牽連，必須一律保持平靜和安寧，不得驚恐與懼怕。若有不法之徒乘機製造麻煩和進行騷擾，爾等可以指出其姓名，以便對他們進行追究；本道將帶兵趕到嚴加捕獲，並在澳門就地依法懲辦。華民和夷人等務必保持平靜，各自凜遵，不得違抗。特此告示!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40年1月30日）
譯文正確無誤
漢文秘書兼譯員 馬禮遜
告示宣佈中國軍隊將入城逮捕義律及其他五名英國人。他們都有攜外國婦女和已經在城裡住下來(3)。
錢納利包括在上文所述的“五名英國人”之中。占士馬大臣1840年2月2日給馬六甲的安德魯渣甸（Andrew Jardine）的信中說：
“兩天前，人稱‘道台’的靼韃滿大人在禮炮下進入澳門，他發出佈告命令義律及其隨員離開澳門，湯姆（義律的秘書和翻譯）以及（使人驚異的）年老和貧窮的錢納利，他實實在在地處於苦難之中，他談到要乘下一趟船前往印度，慶幸的是我並不名列其中……”
可見，錢納利在1840年2月之前已返回澳門。但也有可能他一直沒有離開過澳門，直到林則徐巡視澳門時也在澳門，而具體的情况目前人們仍未能弄清。
當然，錢納利是因爲感到危險而要求友人讓其返回印度的。幾星期前，渣甸名下的一位船長亨利格里布被捕，被押回廣州審問，後來因英國要以武力相威脅才被釋放。
爲安全着想，義律也將其妻子、兒子送到新加坡。可是，錢納利並沒有如此的選擇。1840年2月，英國首相委任義律的堂兄懿律（Elliot）領導的遠征軍已於印度做好準備，藉此支持在廣東的英國商人。儘管義律嚴密封鎖此消息，但錢納利從其它渠道知道了，他同時想到由印度到澳門尚有四個月的航期，正所謂遠水難救近火，於是在1840年2月23日再次致信給占士馬大臣：
“我衷心感謝，我將令我的僕人火速地去取回R先生的信件。實際上，這封信十分長，我需集中精神（極大的精神）去看，您能否今天在您感到方便的時候來看我?我相信見到您時會感到很高興，我已一大把年紀，肯定地告訴您，這些日子以來我一直生活在驚惶之中，逃離是我希望的一切，而我亦希望繪畫幾張好畫（至少嘗試去畫），在我被劍穿入身體前。我所冀望的是沒有一系列令人可怕的東西接踵而來。我清楚地意識到我的內心迸發出焦慮，我承認，若我膽敢走出街外會是有說不出的高興，可是我不敢。上星期我在萊士利先生（Mr．Leslie）家食完早餐，當回家時搭訕的人說：錢納利先生，您的膽子真大，竟敢出街。對於查理義律，他全都好，他是七個地方的總指揮……。
祈望您來探我，若有船遠航孟買，今天我就鎖好家門，立刻遠走。我渡過了一個恐怖和有不可名狀預感的夜晚，在震抖下跑到安迪遜醫生（Dr．AlexanderAnderson）那裡去了，在未渡過海港前我都不出門了。”
星期日
1840年2月23日(4)
無論如何，錢納利仍在鴉片危機中留下來。到同年6月21 日，十八艘英國戰艦、四艘武裝汽艇和二十八艘載有四千英軍的運輸艦已集結在澳門對開海域。錢納利用速記的方式在其速寫中寫道：“1840年6月16日，第一艘蒸汽船到達前半小時!是英國人在中國的歷史中最重要的一天”(5)這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序幕。
1840年6月到1841年1月的鴉片戰爭期間，錢納利似乎對戰爭不感到任何的熱切之情，他依舊徘徊在澳門的大街小巷繪畫速寫、在家中繪製油畫。
錢納利沒有描繪過有關鴉片戰爭題材的油畫作品。然而，此時期創作的“顛地的陽台”則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此畫予人的第一印象，是描繪在商業季節結束後外商休憩的醉人風光——對“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和其他貿易商人在澳門渡過六個月、在廣州渡過六個月，無所事事，甚麼也做不成的寫照”。(6)
陽台的遠處可看到澳門聖方濟各炮台上飄揚着葡萄牙的旗幟，它座落在南灣的東北部。畫幅裡的牆上懸掛着一張大型的地圖、氣壓計及望遠鏡，藉此從側面上反映畫中三位人物的職業和興趣。竹簾半捲，陽光從空隙中自右至左滲進陽台，照耀着牆壁地圖上標上的“中國”字樣。畫幅左方微細的薰煙盎上裊裊而升的白煙更顯清晰，中央蹲着一隻狗，前腳向上，昂首展望，它那滑稽的動作卻未能吸引這三位紳士的注意。這也許是錢納利在繪畫過程中所使用的非正規性強調手法的具體表現。
這幅繪畫，它所傳達的訊息是“畫”多於其現實上的一瞥。畫中三位人物都不是東印度公司的職員，他們是法國商人杜倫（J．A．Durran）、美國商人威廉肯特以及英國海軍軍官威廉荷爾（William Hall）。在1839年到1842年這段東西方對壘時期中，他們的相遇循着不同的方式。此畫繪於鴉片戰爭的末期。從某一角度下看，經過近三年多的多事之秋，東西方的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畫裡的陽台是顛地公司位於澳門南灣聖彼得炮台附近商館的一部分。1838年威廉渣甸離開澳門後，顛地公司的主人顛地接任西方商人與中國交涉的代言人。此位置加深了已經深化了的“鴉片危機”。儘管如此，顛地仍和錢納利保持他們之間深厚的友誼，聘其爲自己繪畫肖像以及讓其在公司裡支取金錢以應不時之需。當顛地於1845年返回英國時，也隨身帶走錢納利的自畫像，而錢納利也曾致信給他表示“對您的敬意達到無可懷疑的境地”。(7)
畫中的杜倫，曾經作爲港腳船——一種航行於沿海或短程商船的船長，以孟買爲基地，定期行走於印度和澳門之間，運載棉花和鴉片。1832年1月，他和中國海關官員在南灣發生衝突受傷，期後攜妻子離開澳門。他受傷幾個月後，錢納利爲其繪晝了一張頭像素描，落款日期是1838年8月5日。這位船長的妻子很可能是依菲美亞杜倫（Mrs．Euphemia Durran），她逝於1834年7月13日，葬於澳門白鴿巢新教徒墓地。
關於杜倫出現在顛地南灣商館的陽台上的文字記載，出於1836到1837年間，法國船“布尼達”（Bonite）號進行環球航行的航海日誌裡。1837年1月，法國旅行家在廣州的顛地公司合伙人羅拔英格里斯的聯歡會裡，見到他們的同胞杜倫，“他從加爾各答來，從事鴉片生意”。他們也知道杜倫一艘裝着貨物的船在加爾各答修理。這樣，當船駛到廣州時已錯過了商季，若即時出售就會蒙受巨大的損失，顛地得知後資助了杜倫一大筆款項，讓其周轉，以待行情改善後再出售他的貨物。至此，杜倫依附上顛地，也因此而習慣在非商業季節時停居在顛地的南灣商館中。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杜倫繼續從事其生意，而且爲澳門的市民帶來了一些娛興節目。1845年7月4日，他利用他早期航行最快的飛剪船闢爲舞台，在南灣海面上演劇作。翌年，他打開船上的冷藏庫，取出珍藏已久的冰爲賓客製造冰淇淋。
畫裡坐在杜倫旁邊的是威廉肯特，美國肯塔基洲人，1825年到達中國，1829年由森美羅素（Samuel Russell，後來旗昌洋行的老板）聘用，也是一位大鴉片商人。肯特是於1837年入股柏京斯公司的（Perkins & Co．），他是一位非常能幹的商人和社會活動家，將他的經驗以及在中國的見聞出版了《舊中國雜記》和《廣州番鬼錄》；他也是一位業餘航行員，還是使用於廣東貿易的第一艘美國蒸汽船“美達”（Midas）號的股東。
肯特具有特殊的才華，他是早期於廣州從事貿易的外國人中三位能聽、寫中文的人之一。另外二位即是他在新加坡英華書院就讀後考察其中文成績的傳教士羅拔馬禮遜，以及外交家、後來的第二任香港總督約翰法蘭斯德庇士。1834年，肯特祇有三十歲左右，他放棄了在旗昌行的工作、也就是在“顛地的陽台”裡時，以玩樂的方式去打發他回歸美國之前的幾個月時光。1844年2月，他永久地別離了中國。
第三位，身倚圓柱的男士是威廉荷爾，他是一位活力十足的人，又是工程師和發明家。對於英國人來說，他同時是一位蹺勇善戰的戰爭英雄。1840年11月25日，他所指揮的戰艦“納米西斯”（Nemesis）號到達澳門，那是中國領海內可見到的第一艘鐵製的艦隻，荷爾由於戰績彪炳而被允許出席中英“南京條約”的簽字儀式。1842年12月23日，“納米西斯”號離開澳門。
錢納利並沒有在當時完成這幅畫作，這從畫中氣壓計附近署上的“1843年12月2日”可以肯定。然而，在畫幅裡出現荷爾的形象是錢納利後來最後定稿時的決定。事實上，1842年10月29 日，錢納利爲繪畫此畫而作的草圖裡並沒有包括荷爾的形象，而此期間荷爾身在離舟山群島不遠的海上，“納米西斯”號也正在修理之中。草圖裡，杜倫和肯特面對着微躺在椅上。錢納利在草圖上寫着：“兩柱部分在末端外，需重晝，杜倫先生穿白褲，南京粗布衣服、肯特先生穿深灰色……和白色褲，正確、42年10月29日”。此外，錢納利在草圖紙的下方重畫了竹椅，寫道：“折了?……全白”；在“正確”速記字體下寫上“杜倫和肯特、竹椅”。
錢納利爲杜倫畫了幾張素描頭像，其中一張繪於1842年10 月13日，也就是繪畫“顛地的陽台”草稿的兩星期前。杜倫睡在沙發上。當然，如此的姿勢並不可以憑此而成爲一張有紀念價值的油畫。其它素描中，枯燥卷曲的頭髮被各類華麗的帽子所保護。杜倫也是一位業餘的藝術家，錢納利就於1843年5月26日當杜倫在油畫架前繪畫時爲他畫了一張叨着香煙、頭戴高筒帽子的肖像，錢納利用速記的方式所留下的字句“杜倫先生在描繪T－st先生”。很可能，這裡的T－st先生就是英國畫家查理蒂維斯（Charles Twist）。八個月後，杜倫描繪了錢納利正在食晚餐的景象。杜倫的畫被夾雜在錢納利的畫中，於1847年被發現，由托馬斯屈臣（Thomas Boswell Watson 1815－1860）推介出來，可是於1848年2月25日，有人說那是由錢納利代筆的。(8)
肯特和杜倫可以說是錢納利生命後期的最好的朋友。而肯特在錢納利臨終前也守護在其身傍，杜倫則是錢納利一些不動產的代理人。
“顛地的陽台”，是錢納利以此獻給他們之間所存在的眞正情誼。可是荷爾的出現，有些許和兩位商人在本質上產生一種距離，同時給人們帶來一種燥動的內在因素，他在畫面中佔據大量的空間。錢納利似乎想表達出那激烈的戰爭，危及外國商人的生命和整體的中國貿易。畫中包括荷爾的形象後，畫作的表達方式也具有一定的象徵意味，使感恩性的意味出現在此幅繪畫裡，好像西方商人能在中國相聚、優悠地生活、能長久地和中國進行貿易工作有賴軍方長期的保護和支持，這種感覺因畫中的另一位人物而有所加強。
他們三人在現實上並沒有在顛地的陽台裡相會過，畫幅裡出現荷爾，純粹是一種象徵意義，就是大量的中國貿易，就如罌粟花一樣，在顛地的陽台裡盛放。
我們不可能眞正地、準確地指出，錢納利作此畫時複雜的思想狀態，面對變幻的時局，老病的身軀，多少反映了其本身的安全感覺被削弱，存在渴望保護之情。
二、香港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西方人眼中的香港祇不過是用於停泊船隻的小漁邨，更大一點的意義來說，是用作避風的港灣。它距離廣州約八十海浬，爲鴉片躉船以及鴉片走私提供一個安全之所。“穿鼻草約”的條款中，香港是由中國割讓給英國的，可是中英兩國都沒有批准這個條約。
“穿鼻草約”簽訂後第五天，也就是1841年1月26日，英國的艦隻進駐香港。此期間，英國首相亨利帕默斯頓在倫敦接到“穿鼻草約”的副本時，認爲義律向中國的要求太低而大發雷霆，導致五十二歲的亨利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rotinger 1789－1856）代替了義律的位置，中英再次爆發衝突，生靈再次塗炭。到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條約”簽訂。自那時起，香港才向小規模城市化發展，集中於島北地區，命名爲維多利亞。
那裡的私人平房和商業大廈相繼出現，有和海岸相平行、長一四英里的道路英皇道和一座監獄。初期，其工商業並不那麼發達，連建築材料也由澳門輸到那兒。儘管1842年3月17日創刊於香港的“中國之友”報指出，香港將明顯地成為中國貿易中心，卻也打動不了錢納利放棄澳門移居到香港之心。
香港的大廈在建築中，數目也一間間地增加，這裡的外國人數目急劇上升，可是中國人的數目比它增長更快。這緣於附近鄉市的人預料香港有新的就業職位正在期待着他們。1843年5月到11月間，香港瘟疫流行，駐防的英軍一千五百二十六人中，染病身死的達百分之二十四。四百多位的外國人中，死亡者佔百分之十(^9)。再加上海盜猖獗，大部分英商同時因廣州、寧波、上海、廈門和福州五口通商開放而抽調資本投資去了，導致香港經濟一度萎縮。
到1844年，在中國貿易中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外商，紛紛將其貿易總部從澳門搬到香港，而中國解除了祇允許外商家眷居住在澳門的法令。據一位旅行家於同年11月在澳門寫下的日記說，差不多所有在澳門的英國及美國居民都搬離，祇剩下幾家美國人仍住在澳門。
這肯定有誇張成分，但錢納利大部分的朋友都先後一一離開了，他的顧客也一樣。1845年，顛地走了，他肯定也希望錢納利離開。
根據1845年的一項統計，香港已有“歐洲人”六百名，近四百的印度人以及包括“蜑家”在內的二萬二千位華人；中國商人從內地運來洋商所需的茶葉、絲綢之類的貨物，再從香港的洋商手上購入鴉片、棉布、胡椒等商品運回大陸，香港的經濟好轉過來。
1845年冬天，錢納利也乘蒸汽船離開澳門，到達四十浬外的香港。假若他就此不回返的話，澳門定會流失一筆珍貴的文化財富。
在此之前十年，錢納利甚小離開澳門。他1837年5月6日繪畫過伶仃島，證明了他曾經探訪過離澳門二十海浬的“鴉片倉庫”。可是，錢納利1846年的香港之旅祇是維持了半年，之後他重回濠江。
也許錢納利於1839年時因逃難而到過香港附近的水域，但這次是他首次踏足香港的土地。1846年2月18日，一位名爲愛德華基爾（Edward Cree）的航海外科醫生，曾短暫地停留過香港，並曾經“榮幸地在約翰和維堅遜顛地（Wilkinson Dent）的平房裡遇到老藝術家錢納利，他們似乎向他提供住宿”。(10)然而，錢納利不能較好地利用他具有的便利，“我祇在那裡六個月，那段日子裡，我差不多可說是生病了，祇是周身乏力，甚至沒有力量去做一些細微的東西”(11)他是這樣寫信給亞基勒（D．Aguilar）船長的。
亞基勒船長是亞基勒將軍的兒子，他向錢納利購買一些有關香港的畫作，錢納利答應他“複製任何擁有的有關維多利亞城的風光，我擁有十五張風景，將目錄寄給您。它們都是大張的，非常細膩”。(12)亞基勒希望將錢納利所有關於香港的繪畫透過維堅遜顛地寄給他，可是錢納利卻爲他寄了張廣州和澳門的風景畫。可見，此時這位藝術家可能病得很利害。
錢納利筆下的建築物的實用性多於其裝飾性。令人難忘的是一排排由渣甸和馬大臣在港島東西部所建立的房屋，而其它地方的建築物是長方形的以及一些臨時搭建的房子、兵營、監獄、軍方醫院和一些高級軍官的住宅。當時，很多建造房屋的原料都是就地取材，利用島上的花崗岩石做建築材料。錢納利訪問香港時，那裡並不存在有尖頂的教堂以及宏偉的中國廟宇，去點綴香港的天空。儘管那裡有一間羅馬教堂和西部有一家寺廟，可是祇有一家由聖公會主持的宗教建築物在錢納利的畫中出現。
錢納利筆下的香港是建設中的香港。他的畫裡，可以見到那裡的街道仍在鋪設之中。華人在街道兩旁用錘子和鑿將鋪路面的花崗岩石打平。那時，一位旅遊者的遊記說：“您的耳朵會充滿鐵錘撞擊鑿子的聲音，您的眼睛在任何角落裡會因他們工作時石塊裡發出閃光、因碎石飛濺而使眼睛受到損害。”
今天，錢納利筆下的教堂幾度滄桑，早已煙沒無聞。那裡已成爲了希爾頓酒店，而該酒店也於1995年年中被拆了。這是近百年人類進步的結果，但他爲我們留下了因時代步伐所造成的、永久失去的景觀。
三、最後歲月
錢納利的最後歲月裡，仍保持其活躍於社交場合的習慣。他可以和托馬斯屈臣醫生和依莉莎伯伉儷，細心地分辨他們夫婦所收藏的報紙。屈臣1815年8月30日生於英國蘇格蘭夏迪頓，他是稅收員占士屈臣（James Watson）的第三子。從1830年起的三年間，跟隨當地的外科醫生托馬斯侯頓（Thomas Howden）學習。1823年，進入愛丁堡大學修讀藥物學。後在馬爾羅斯（Malrose），實習四年。期後從這個小鎭轉往利斯（Leith）從事醫療工作。
面對激烈的競爭，屈臣在一位曾到東方旅遊的學院同學的建議下，於1845年揚帆東渡，時年三十歲。翌年，其妻依莉莎伯也來澳門和他相聚。
十五世紀中葉，歐亞之間的距離並不如今天那樣可憑高科技人爲地縮短，以當時最快的蒸汽船也要四到五個月航程。東西方在文化上的差異巨大，若不是遠東色彩繽紛的生活以及其潛在財富的吸引，很難想像一位專業的英國人可在這裡長時間地逗留。托馬斯屈臣就是當時廣東著名的醫生、業餘畫家，是其病人——喬治錢納利的學生。屈臣在遠東居住了十四年。
早在1842年，屈臣在蘇格蘭已能繪畫出視野廣闊的水彩風景畫。同年12月7日和15日，他在一星期內就能作出兩張高水平的作品。由此可見，他是一個非常勤奮和迷戀繪爲的年青人。他的畫作，主要承襲了十八世紀在英國十分流行的“地誌畫”的藝術概念，鍾愛描畫海灣景觀。他在中國的生活經歷，很多時都以書信的形式記錄下來。
大部分屈臣寄自中國的家信目前仍藏在其家族手上，可是，1845年到1847年間的信件祇有兩封留傳下來，故此無法清楚他在東方首十八個月的情况。但我們知道，他在1845年到1852年間，是他對藝術的熱情特別高漲的時期，他成爲錢納利晚年的密友之一。
錢納利和約翰美狄頓（John Middletons）、柏切克史超域（Patrick Stewart）經常到屈臣的家中作客。1847年11月3日，屈臣在史超城家中食飯，在那裡遇到錢納利，他說：“錢納利講話的字詞充滿感情，飯後他唱了兩首歌”。此時，居澳門的西方社群規模很小，故此他們的聯繫更密切。1848年1月5日，屈臣更專程探訪錢納利，爲其慶祝七十四歲生辰。在此之前，他爲美國曼徹斯特的貿易商人羅拔賓納科拔士太太繪畫過肖像。她也向錢納利、史超域和屈臣夫婦送去用海龜煮成的“海龜湯”。錢納利當時的朋友還有法國人保羅杜倫、澳門總督葡萄牙人亞馬留（Amaral，1849年8月22日被望廈村民沈志亮所殺）、擺華先生與太太（葡國人），以及柏西人魯斯托姆吉。
屈臣向錢納利提供醫療服務，可能是需收取費用的，而這些費用很多時是以錢納利的繪畫作品或教授繪畫技法來代替。屈臣在其署於1850年11月25日的家信中說：“他（錢納利）正在繪畫他的自畫像給我，他答應我會畫得酷肖的。”(13)但也有例外，1848年9月11日的報紙上刊載了屈臣“向錢納利購買一本畫冊”。七個星期後，這本畫冊才到達屈臣的手中。翌年，屈臣的長子占美也讓錢納刊爲繪畫肖像。有一次，屈臣在錢納利家中欣賞他的舊作，“我請求他爲我重畫一張（離廣州不遠的舊橋樑）畫，可是我收到的是其它東西”。(14)此畫很可能是廣州河南水道上的拱橋，它是由商館到河南的通道之一。目前，至少有兩幅錢納利以此爲題材的畫作幸存下來，其中一幅的落款日期是1832年7月13日、星期一早上，現藏於英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馬斯安諾畢士達（Marciano Baptista 1826－1896）也曾繪畫過同樣景物的作品，但也許是臨摹錢納利的習作。由於我們無法見到原作，故此難以作出結論。
此速寫上有打上方格的痕跡，似乎是錢納利將其過落油晝布的前期步驟之一。很可能，這幅油畫的首位收藏家是屈臣醫生。
從錢納利在畫作上的落款日期看，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仍不倦地作畫，由於健康的關係，他似乎力不從心了。他給友人的信件裡說：“頭腦整天昏轉、混亂，這使我十分懊喪，我的視力有些微好轉”。他去世前寫道：“我今早準備好我的調色板，可是我卻不能使用它。無論怎麼樣，我卻沒有放棄的念頭。我相信，當天氣改變之後，我會康復的，祇有上帝才知道一位已年近八十歲的我在近三個月以來所受到的煎熬，連我日常所需的麵包也無處可尋。也許其他人知道天意如何，可是我心中祇相信——若我康復的話，我將恐懼着我會是一無所有。我做足了工作，甚至超額了。若我的力氣能恢復過來，感謝上帝!所有都會好起來，這可能嗎”?(15)
這是一位暮年老者的希冀心息。然而，上帝很快召見他。1852年5月30日，錢納利離開人世。
威廉肯特在其《舊中國雜記》中用傷感的筆調記述了錢納利逝世前後的片斷：“過了很多年，在伍德離去的十八年後，我們的老朋友病重，看來已不久於人世，由孟買來澳門定居了二十多年的老僑民柏切克史超域和一位在廣州居住了多年的柏西商人魯斯托姆吉，兩位都是錢納利的老朋友，加上我，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在1852年5月30日早上四時半溘然長逝。
“我們把他的遺物放在他的畫室裡，鎖上門。留下他的僕人奧古斯汀（Augustine）和幾個中國人料理，我在早上五時回家就寢”。(16)
早上十時，肯特和史超域重回錢納利的家中，肯特說：“我們洋行在澳門的醫生屈臣，錢納利病重時是由他診治的，他在當天早上十時左右作了屍體解剖，我和史超域在一旁觀看。一檢查腦部，就看出他是因嚴重的中風而死的”。(17)
錢納利的壽命高達七十八歲，一直以來使屈臣充滿好奇，由於他的食量驚人，人人都猜想他的胃一定是處於狂亂狀態。可是經過屈臣的解剖，他的胃部卻是出奇地健康。肯特還記述了後來的情况：
“在他去世後幾天，澳門的司法長官賈華利奧（Carvalho）法官要求我和屈臣醫生檢查一下他的書籍、文件、箱子等等，看看他有沒有留下一份遺囑；但是我們沒有找到這樣的東西。然而卻找到了好幾個裝滿速寫、素描和精選油畫的樟木箱。其中有一張油畫繪得非常用心，而我們以前誰也沒有見過。那幅畫畫着加爾各答的河濱，左邊有艦隻和小艇，艇上的印度水手划着槳，正準備向河上的一艘大船邊上靠過去。大船的船桅懸掛着開船旗，前桅帆解開着。右部是宮殿之城，綠叢裡是河濱大道的盡頭。畫面的中央位置畫着一個歐洲人，脊樑彎彎低低的，一隻手臂下夾着一個公事包，一隻手拿着一頂大陽帽，向着城市的方面鞠躬。畫上頂端有一個橫卷，裡邊寫着‘溫度二百度’，很顯然是‘對我來說是大熱了’的意思”(18)。
這是錢納利利用其離開加爾各答時最後一刻繪畫的速寫藍本而作的素描。根據肯特的記載，此畫被廣州和香港的老字號寶順洋行當時的主任約翰顛地購去，“可是最後不知流落何方”。(19)
錢納利葬於白鴿巢公園旁的新教徒墳場，墓地入口寫着：
新教教堂和舊墳場
東印度公司 1841年
此墓地由1821年開始啓用，直到1857年12月爲止，(20)至少葬下了一百六十二位不同國籍的外國人士，錢納利就是其一。
錢納利的墓碑上，嵌着一塊大型的橢圓形石板，上面寫着：“佐治錢納利”，佐治，是喬治的廣東話譯音。
錢納利的朋友努力捐輸，希望爲他建造一個有紀念性的建築物，全部材料俱由倫敦運來，而橢圓形石塊是用來刻字的。可是當材料到達後，他們有的不是對此事沒有興趣就是早已離開了澳門，故此祇餘一塊石鑲在牆上。(21)
到1974年5月30日，澳門政府在錢納利誕辰二百周年之際，重修他的墓地，墓誌銘分別用中、英、葡三種文字註述錢納利的生平，有趣的是三種文字所傳達的信息不盡相同。
中文：
英國畫家佐治錢納利，生於1774年1月5日、倫敦，卒於1852年5月30日，澳門。
葡文：
佐治錢納利，1774－1852，自1825年始在澳門生活和工作到逝世的英國畫家，二百周年誕辰，城市級的紀念。
英文：
紀念錢納利，威廉和伊莉莎伯錢納利的兒子，生於1774年1月5日，於倫敦高富廣場弗烈街四號，1852年5月30日卒於澳門鵝眉街八號。
依君主的力量，我走我的路。
此外，墓園圍欄內，橫亘的大理石上分別用中、英、葡三種文字刻着澳門當時的總督嘉樂庇將軍（GeneralJos＇e Manuel Nobre de Carvalho）的記述：
總督嘉樂庇謹代表澳門省政府及其居民將此碑交給墳場的管理人，以便刻於佐治錢納利的紀念碑上：今天是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日——纪念他的誕生二百周年——我們來這裡向一個表達敬意和仰慕，他從遙遠的出生地而來，發覺這裡是一個足以逃避其青年時代所遭受的憂患與煩惱的溫暖的庇蔭所，也深受這個社會的愛戴，直至離開塵世爲止，他畢生以其聲音和彩筆來頌揚基督第一的福音——“融和共處”。
1974年6月，錢納利在澳門人的心中才眞正佔據着一席位，政府把錢納利故居附近的巷命名爲“千年利街”。到1986年，政府旅遊司曾在錢納利故居牆上嵌鑲一塊紀念碑，供遊人欣賞。遺憾的是此房子不久拆去，紀念碑也不翼而飛。
然而，似乎外國人先知先覺錢納利的重要性。1852年6月1日，香港紀事報（Hong Kong Register）發表了一篇簡短的消息，報道錢納利於兩日前逝世於澳門，可是將他來澳門的日期誤寫爲1813年。但也提及錢納利的生平：
“他是一位不俗的著名畫家，年青時，其造詣並不低於托馬斯勞倫斯爵士，他那有關中國的明麗速寫和素描是令人欣賞的，有一家現代的美術學校，從中國引入了他們的門生啉呱，他是一個身價一點也不低的藝術家，他不少的趣事和逸聞都會在閑談時傳釋出來。他是人們的良友，很少人在廣東旅遊時會錯過參觀啉呱畫室的機會”。
1852年7月13日第二十八號的香港紀事報出現如下的廣告：
“錢納利的素描和油畫遺作將於本月28日，星期二公開拍賣。翌日出售，於每天早上十時進行。1852年7月9日，澳門”。
此份廣告於7月20日在該報的第十一頁重新出現。7月24 日第二冊十三號澳門政府憲報和一份香港報紙也發表了有關拍賣錢納利繪畫原作的消息。到7月27日拍賣前一天，香港紀事報說：“出售錢納利的畫作，使香港的社會在本周沸騰起來，人們的表現是憂愁、羞愧和百感交集，此活動不在澳門舉行是人們無知的表現”。
事實上，錢納利的逝世對印度的影響也是頗大的。1852年7月3日，印度的孟加拉信使報發表了有關錢納利的消息。不久，香港紀事報也轉載了：
錢納利是從1802年在東方從事其藝術生涯的。首先在馬德拉斯，1807年在加爾各答，在那裡留了二十八年，期後於1825年開始居於澳門。
當錢納利居於加爾各答時，盧比樹並不那麼小說化。假若他是一個謹愼和穩重的人，他也許在那個城市可堆積一個不錯的將來。
他的天才是人所敬重的，但在工作上不僅懶墮，而且喜歡誇誇其談。正因爲他在談話中使用雙關語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故此他觀察人們的生活方式是非常聰敏的、精明的，辛辣和原始的。他的說話，使人如沐春風，無時無刻都可感到其那熱熾的天才和本色。
“這班窮鬼將來會做甚麼”?他常問這個問題，“他們中有好些人希望有一天賺到數以百萬計的盧比。可是今天，若利用他們的努力去賺取足夠的錢去償還我那無底深潭般的負債也是非常困難的。可是對於我，永遠不能成爲貧窮的人，我的藝術將永遠扶持着我的生活和名聲”。
對於錢納利的肖像畫，我們並不驚訝，他的特色是辛辣和嚴肅的，他放遠俯拾拜倫所主張的“思維一音樂”，這都可從他的作品裡體現出來。他在印度時，風景畫的技巧是高超的，同時被英國的同行所欣賞。如威廉夏維爾和普魯特（Samuel Prout 1783－1852），他們都感到印象難忘。
錢納利從中國寄了一些動物速寫給依荻（Edith）小姐。我們仍記得這些曾在加爾各答總督府裡展覽過的作品。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天才和眞正的藝術權威。讚美如錢納利那樣的人，我們感到自豪，很少去澳門的歐洲人不去探訪錢納利的，但我們不清楚他逝世時是貧窮還是富有。
註
(1)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頁186，中國科學出版社，1993年。
(2)同(1)。
(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910－1918，卷一，頁258。
(4)Robin Hutcheon， Chinnery：The Man & The Legend，P．118．Hong Kong，1975．
(5)此畫現藏葡萄牙里斯本地理學會No．159．
(6)Cunynghame，Capt．Arthur，An Aide de Camps Recollections of Service in China，Vol．I，P．238，Saunders andOtley，London，1844．
(7)1845年8月29日錢納利致顛地信、英國國家肖像畫廊檔案館。
(8)同(4)，頁161－162．
(9)香港法例彙編第一卷乙，頁7．
(10)Loines，Elma（ed．），The China Trade Post-Bag of theSeth Low Family，
P．178，Manchester， Maine，1953．
(11)同(4)，P．162．
(12)同(4)，頁152．
(13)Martyn Gregory Cataloque 40，P．9，London，1985．
(14)屈臣家族所藏報紙11－9－1848—28－10－1848， 17－10－1849——6－11－1850．
(15)1852年6月2日中國之友和香港憲報所載的信件。
(16)威廉肯特，《舊中國雜記》，頁287，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
(17)同(16)。
(18)同(16)。
(19)同(16)，頁288．
(20)Sr．Lindsay，The Old Protestant Cemetery in Macau．P．6，7－5／1961．
(21)Gideon Nye，The Morning of My Life in China P．32，Canton，18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