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國貿易商人
一、怡和大班
廣州的外國人社群規模細小，1826年的統計數字表明，祇有三百零七位男性，其中柏西人佔六十二人。這三百零七人中，祇有二十三人有妻子或家人在澳門居住。如此細小的社群，儘管再加上“行商”都很難令一位職業畫家從容地過着舒適的日子。故此，錢納利能生存在廣東的澳門二十七年，很需要有商人的資助。錢納利的生活，很大程度依賴了威廉渣甸和占士馬大臣。
威廉渣甸1784年出生於蘇格蘭頓弗里郡，1802年就遠遊印度。是次東遊時，他是英國東印度的公司的助理外科醫生，隨公司的船到達廣東，由於其特殊身份可享有“特等艙位”，使之可以攜帶較多的貨物回英國，當時他已想出“有一些比藥物更賺錢的生意”，那就是鴉片。事實上，181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允許鴉片自由貿易，給英國私販們的商業以新的、強大的推動力。到1817年，威廉渣甸離開東印度公司，與友人合股購入一艘貿易商船，1820年於孟買與柏西的商人卡倫華士玆（Framjee Corvasjee）合組公司經營鴉片。在期後的十五年裡，他以廣州、澳門、孟買爲基地，從鴉片貿易活動中贏取大量高額利潤。
占士馬大臣是蘇格蘭男爵的兒子，畢業於愛丁堡大學，二十歲進入加爾各答的麥堅杜斯（Markintosh）公司工作，1819年在廣州經營貿易時和威廉渣甸相識，二十五歲成爲一家西班牙公司的股東和丹麥駐中國領事，這表明他是丹麥商船的代理人和有權在船上懸掛丹麥國旗，因此他可以不遵守英國東印度公司有關貿易上的規限，以及在某些商業糾紛中有司法豁免權，是他發現了可以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走私鴉片的業務。
渣甸曾在馬尼亞克（Magniac & Co．）公司任職，後和馬大臣合組Jardine Matheson & Co．公司，於1832年7月1日正式營業。經營鴉片、茶葉及其他貨品，與其競爭對手顛地公司（Dent & Co．）壟斷大部分的中國貿易業務。1834年，渣甸和馬大臣租下伍浩官的怡和洋行，同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喪失其壟斷中國和英國的貿易執照後，他們則租借東印度公司的船隻拓展其業務，藉此穩定公司的地位。該年（道光十四年），鴉片輸入中國的總額是二萬一千七百八十五箱，(1)其中怡和就佔了大部分份額。幾年後，他們的公司購入第一艘蒸汽船，這在當時是一種大膽的嘗試。至1830年後，中英兩國在有關鴉片問題的角力中，渣甸和馬大臣的地位已經可以影響到英國政府甚至是中國政府的決定。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鴉片走私從黃埔延到伶仃，是沿海鴉片走私迅速擴展的時期，渣甸和馬大臣的財富因此而膨脹，渣甸在走私鴉片中所獲利潤達一百萬英鎊。據記載，渣甸“盤踞粵省夷館，歷二十年之久”。
渣甸比錢納利小十歲，而馬大臣則比錢納利小十二歲。我們不清楚他們經何人介紹而相識，可是渣甸和馬大臣公司的檔案中，可以清楚地了解這兩個英國人，對這位年長的畫家曾作出巨大的資助，以多樣的方式對他作出支持，甚至曾充當錢納利繪畫作品的代理人。
1832年，馬大臣在給倫敦出版商史密夫依達（Smith Elder Acoof Cornhill）公司的信說：“趁着公司的船約在十月或十一月啓航時，我定會給您寄去一、兩張錢納利先生的速寫，或許在您的年鑒裡可以用上”。(2)根據錢納利的研究專家柏切克康納（Patrick Corner）的推斷，上文所說的年鑒很可能是《友誼的付出》（Friendship’s Offering）。(3)雖然有馬大臣的鼎力相助，可是這本年鑒並沒有出現錢納利的速寫，也許是郵遞的延誤而使錢納利錯失了機會。
很多時，這兩位年青商人因喜愛錢納利而替其文過飾非的。渣甸旗下的一位船長喬治柏堅斯（George Pakyns）向錢納利訂製肖像畫時，渣甸就爲那位船長準備艙位讓其將畫安全地運回英國，並代其支付所有運費。一次，馬大臣將其侄女哈里埃特萊嘎（Hariet Lyall）和丈夫查理斯（Charles）及孩子的肖像運回英國時，儘管發現錢納利這幅作品在整體效果中令人失望，可是查理斯的形象則非常逼眞，馬大臣並沒有不高興，反而笑着說查理斯看到定會很高興。
馬大臣是一個懂得生活的人，他的家庭成員居住在澳門，那裡還飼養着兩匹阿拉伯駿馬。他愛吹笛子，在廣州外國人社群中擁有唯一的鋼琴。
爲數不少威廉渣甸的肖像流傳至今，其中至少有兩張出自錢納利的手筆，其它大都是那些模仿者作品。在錢納利數目衆多的素描中，若要分辨那一張是描繪馬大臣的話，必需花費不少的精力。有一張專門描繪馬大臣搭在椅上的手部素描，錢納利用速記的方式寫道：“馬大臣家中”的字句。然而，馬大臣曾在錢納利的畫室中出現過。普林斯普於1832年造訪澳門，11月13日去錢納利的畫室，他看到“馬大臣先生端坐着，正讓錢納利爲其繪畫肖像”(4)。這說明馬大臣也是錢納利畫技的欣賞者，而錢納利也視他爲親密友人。普林斯普造訪他兩星期後，錢納利寫信給馬大臣，言辭謙遜，頗有下級向上司進言之風。
星期六，1838年12月1日。
我親愛的馬大臣先生：
榮幸地知道您希望擁有一本我的速寫冊。不用說，昨天剛回家，我就在衆多的速寫中選用您希望擁有的一冊，我多麽希望我選的就是合您心意的那一冊，希望您喜歡它。
可是，正如您清楚的一樣，我的速寫本都是滿滿的。每一冊俱是素描草稿，大多是由鋼筆和烏賊液畫成的完整畫幅。
被選中的是我滿意的冊子之一，讓我告訴您，裡面很多是完美的，我得將未繪完的繪好給您。此外，我想說的是這本速寫冊出自於一位已迷戀了藝術達五十年的畫家之手，儘管錢納利清楚地看到有一些未完成的部分，我的畫友也很容易看得出來。
今天或明天來探我吧!我將很高興見到您和讓我向您解釋畫作，我已在冊子裡寫上您的名字。星期一，我將在早上八時半給您說解。無論如何，明天我有機會探您。
我在您的派對中一直呆到早上一時三十分，可是我早上七時已起床了，繪下一些好的速寫和素描。可是，恐怕今天沒有生意臨門了。
祝您健康
忠誠的
錢納利(5)
由此可見，錢納利並不在現場將速寫畫完，有時他需要在家裡對其進行修改。儘管他積極參與社交活動，但還有莫大的財政上的隱憂，他沒有忘卻，印度的債主們似在無時無刻地催他還債。1829年4月，渣甸打開了一封別人寄給馬大臣的信後說：“這是錢納利爲此感到不安的事!”(6)
此信的詳細內容不得可知，但很可能這“事”與錢納利的欠債有關。印度的債權人取得法院的文件，要求錢納利還款給一位指定的財產托管人，用“自1836年起五年總收入的一半”來償還債務。最終，五年過去了，錢納利仍沒有能力還債。那時，渣甸已回英國，作為公司最高權力的股東，馬大臣寫信給他在加爾各答的代表喬治占士哥頓（George James Gordon）說：
“我及時地接到您兩封有關錢納利先生在外事務的信，那件意外和令人沮喪的事使我不得不大膽地告訴給他，同時也不讓他清楚您給布朗太太（錢納利之女）的留言。對他來說，那是一個要命的數目，我深信您將爲我們肩負起這個困難，幫助我們去償還此筆債務。爲此，我們將致信給萊嘎公司（Lyall Mathason & Co，馬大臣的侄女婿在印度的公司），再向他們貸款一萬六千盧比讓其還給指定的收款人……”(7)
馬大臣明白，錢納利不可能在五年間還清其所有在印度的欠債，因爲就算錢納利如何勤奮，限於市場容量，他的全部收入也不能償還此數目的。馬大臣所指的一萬六千盧比似乎並不是錢納利欠債總額，因爲除了一些由債主指定收款人外，且更有一批已離開印度而沒有留下指定收款人的債權人。但無論如何，這筆款項已於1841年3月在加爾各答支付給某些債權人指定的收款人。
因此，錢納利大部分的債項由“渣甸和馬大臣（怡和）公司”代其清還。很可能，他從來沒有將這筆錢還給他們，也沒有跡象表明他想償還這筆錢。錢納利繼續向怡和公司及其職員提供畫作，同時對他們的付款也照收不誤。
根據馬大臣個人收支賬目冊的記載，1840年到1842年間曾三次付款給錢納利：1840年10月31日，一百五十元；1841年1月31日，二百五十元；1842年3月31日，一百元。在最後一次付款中也同時支付給啉呱十八元五角，還多付二十元作爲“尋找小狗”的費用。
柏切克康納認爲這些費用是有內在聯繫的，也許是暗喻錢納利和啉呱的關係，也許是在一幅已繪好的畫上加畫一隻小狗，也許眞是爲尋找其走失了的一條狗。
好幾位怡和洋行的船長都讓錢納利給他們繪畫肖像。亨利格里布（Henry Gabble）就是其中一位，他在鴉片危機之中曾被中國政府扣留，後被釋放。他在林則徐的眼中是英國人的“好榜樣”，期後更成爲英國駐廈門的領事。另一位是約翰海恩（John Hine），他曾隸屬於東印度人巴卡列斯伯爵（Earlof Balcarres）的公司，後來成爲威廉渣甸的密友，而且是1840年渣甸在倫敦公開大宴會中的組織者。他這幅由錢納利所繪畫的肖像，於1831年在英國皇家學院公開展出。四年之後，錢納利所繪畫的另一位怡和股東阿歷山大格倫（Alexander Grant）的肖像也在同一地點展出。渣甸於英國謁見亨利帕默斯頓（Henry J．T． Palmerston 1784-1865，英國政治家，曾兩度任首相），要求政府支持對中國貿易時，格倫就陪伴在他的身旁。
亨利格里布的肖像現藏於香港藝術館。錢納利於1837年2月1日爲阿歷山大格倫及其家人繪製肖像，此畫在1976年11月23日在香港蘇富比（Sotheby）拍賣行的拍賣中出現過。
他們那群人中還有亨利懷脫（Henry Wright）。人們爲容易分辨他和他兒子的名字，稱他爲“老懷脫”。他在1826年前加入馬尼亞克公司指揮“亨達利堡壘”（Castle Huntly）號，1835年後成爲怡和的股東，到1841年才退股。錢納利爲其所繪的肖像曾被複製出多個版本，從他坐在有扶手的椅子那幅畫上，他的手和頭髮的生長狀况，使人感到他似乎長期生活在船艙內多於參與管理怡和這個貿易帝國。
錢納利也繪畫過“小懷脫”，他被譽爲是足智多謀的人，擔任“奇里夫頓”（Cliftan）號船長。1830年，這艘船曾爲怡和帶來大量的財富。
渣甸和馬大臣貿易活動的最大支柱，是源於著名的柏西商人詹士孜（Sir Jamsetjee Jeejeebhoy）的領導。1830年，詹士孜的年收入已有一百萬英鎊。他的第一位僱主是孟買的一位空樽商人。由此，他建立了強大的貿易帝國，主要經營棉花和鴉片，也成爲大慈善家。孟買第一家給予窮人的醫院、藝術學院以及衆多的公共機構也由他一手捐獻創立，他是第一位接受英國騎士勳章（1842）和第一位被封、爲男爵的印度人（1857）。
詹士孜的成就，一定程度上影響着印度柏西商人從事中印之間的海上貿易。他們在澳門就組織了自己的群體。雷碧嘉基士雯（Rebecca Kinsmen）對他們有如下的描述：“他們的衣飾很特別也很醒目——大部分很光鮮，看起來很勤勞。他們來自孟買，因本身固有宗教的關係，不可攜帶妻子來到澳門，故此他們在這裡並沒有家室。”(8)他們在夏天穿着白色，冬天是土褐色或褐色長外套、無袖，可是那醜陋的帽卻長年盤踞在頭上。錢納利在中國口岸繪過一張描繪一位柏西商人與一位中國隨從的晝作。由於印度商人都有捐獻的習慣，很可能郭雷樞醫生（Dr．Colledge）曾接受他們的捐獻。他們也從事高利貸活動，他們的兩耳俱有圓大的耳環，耳洞奇大，而令廣東人稱高利貸者爲“大耳窿”則源由於此。
錢納利受到他們的仰慕，不僅是錢納利擁有高超的繪畫技術，而且有在印度生活的經驗。這使他和柏西商人之交往中更添親切。這批商人中，有一位叫魯斯托姆吉（Hurjeebhoy Rustornjee），錢納利將其引以爲摯友，他陪伴着錢納利渡過生命中的最後一夜。
錢納利於1840年10月12日描繪過一幅柏西商人的肖像，筆劃流暢自然，形神兼備。畫中的速記寫着：“從未畫得如此充滿樂趣”。可是，目前流存的有關柏西商人形象的畫作並沒有多少出自錢納利的手筆，大多數是由廣東外銷晝畫家繪製。但從技法和色彩方面卻受到錢納利深刻的影響。孟買的威爾斯親王博物館裡，有一幅柏杜克（Patuck）的家庭肖像，很多人都說出自錢納利之手，約1833年到1836年繪製於中國口岸。然而，沒有任何文件可以證明錢納利在此時期居住於廣州。若“中國口岸”祇指澳門以外的沿海城市的話，那麼此畫有可能出於廣東外銷畫畫家之手，若包括澳門在內的話，那就另當別論了。
實際上，錢納利所繪畫的那些有名望人物的肖像，人們今天都可以尋到畫作的文字記載。對於沒有文字記載的，往往以畫作的筆觸及構圖、材料和繪畫風格，作研究鑒定的基礎。中國外銷畫畫家由於以繪畫作唯一的謀生方式，對鼎鼎大名的錢納利的繪畫刻意模仿，給今天研究錢納利繪畫技法的人帶來無奈與困難。
二、郭雷樞和維高克斯
美國人哈里埃特羅維（Hariet Low）認爲，在中國口岸所有的外商裡，給她留下最好印象的是郭雷樞醫生，他是哈里埃特平生所見的最好的人之一。整個西方商人社群，都對這位單身漢稱頌異常。
當時，除哈里埃特外，外國人社群裡唯一一位雲英未嫁的少女是卡露蓮舒拉彼亞（Carolinine Shillaber）。1833年2月6日，郭雷樞醫生和卡露蓮訂婚，而婚禮則選在六星期後。錢納利在他們婚後應邀爲這對新婚夫婦繪製了肖像。
托馬斯郭雷樞（T．R．Colledge，1796－1879）曾在洛拜（Rug by）接受教育，隨著名的外科醫生阿斯蒂利庫珀爵士（Sir．Astley Copper）在倫敦聯合醫院工作。1826年成爲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外科醫生。1827年，他在澳門租了兩間房子，創立了一家對公衆開放的藥房兼診所，六年之內他一共診治了四千位中國人。第一位研究澳門歷史的西方人龍斯泰爵士（Sir Andres Ljungstedt）說：“他的工作彌補了中國人一貫以來對外國人的仇恨感覺”(9)。他在廣州及澳門的中外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地位，而資助他進行醫療活動的是教會和洋商、行商，他們包括伍浩官（每年資助五百元）、盧茂官和另外三位行商，柏西商人、怡和、科拔士及顛地公司都對其進行資助。
郭雷樞醫生的藥房，在澳門土生作家高美士（Luis Gonzega Gomes）眼中是一家眼科診所。實際上，郭雷樞致力醫治中國人的眼疾。當時，中國本地的醫生對於嚴重的眼疾是感到束手無策的，郭雷樞高超的眼科醫術恰好塡補了這項空白。錢納利曾爲此非常感動。
根據龍斯泰爵士的記述，錢納利主動要求描繪一張“郭雷樞醫生與病人”的油畫肖像，目的在於“爲了表現郭雷樞的人道主義行爲……希望這幅肖像晝同時展現出一段歷史”。(10)此畫成於1833年3月30日。幾年後，哈里埃特、卡露蓮及一大班朋友到錢納利家去看此畫，哈里埃特說：“那是多麼有趣的東西啊!一共有五個人物聚集在一起。首先，在逼眞方面，很遺憾，比不上錢納利一貫以來的作品，也許因爲描繪側面時比較困難的關係而失眞。所有的人物均是全身像，描畫畫得甚完美，郭雷樞醫生一隻手放在一位中國婦女的頭上，她幾乎因眼疾而看不到東西，他提起她的眼鏡而轉頭看着阿芬——他的中國藉助手，告訴阿芬如何向那位中國婦人解釋使用眼鏡的方法。阿芬的形象很逼眞，婦人的兒子在她膝旁，在郭雷樞醫生的前方，奉上謝柬（是一種表示感謝的卡，通常用紅色）來多謝他的厚意。第五個人物是蹲在牆角落裡的貧窮老人，他的眼睛用布包裹着，正在等待診斷。這是一幅富內涵和觸覺的圖畫，我希望能將這幅畫的銅版複製品帶回家鄉”。(11)
這幅畫是對郭雷樞醫生日常工作的具體描述，後來，此畫在倫敦展出，刻製版畫後因而募集了不少醫療經費。
龍斯泰爵士也作出了相近於哈里埃特的叙述，同時附上了一些有關“阿芬”的事，他是郭雷樞醫生的助手和翻譯，和哈里埃特稔熟。哈里埃特曾問錢納利是否阿芬在他繪製此畫時自始自終地保持着與畫面相同的姿勢，錢納利答：“直布羅陀的嚴石夾住了他的腳!”1834年，這幅傑作在倫敦威廉丹尼爾（William Daniel）的工作室裡，以作進行縷刻版畫工作的參照。哈里埃特在那兒見到它和“郭雷樞與卡露蓮”的肖像畫，當時阿芬的兒子阿玉和羅維家族的人在一起，見到其父親站在郭雷樞醫生後面的形象時發出歇斯底里般的大笑。這兩幅畫未能趕及參加當年皇家美術學院的展覽，但於1835年公開展出。
1832年郭雷樞醫生退休，不得不關閉診所。在他離開澳門時，倡議另開設一家新的醫院。錢納利也繪畫過此醫院的外觀。它設在海傍，有渡口出入，醫院外設有圍牆，整家醫院以磚石為原料。這幅畫作現藏於美國耶魯大學顧盛——域尼醫學圖書館。
這家醫院於1838年7月開張，由新成立的“醫療傳道會”管理，該會的首任主席及贊助人就是威廉渣甸，他更偶然參與外科手術。院長就是郭雷樞的後繼者、與錢納利過往甚密的美國醫療傳教士彼得伯駕（Peter Paker）。
錢納利的另一位友人是歷史學家龍斯泰爵士，他也是郭雷樞診所的贊助人之一，錢納利先後爲其繪製了兩張肖像。
龍斯泰是瑞典人，在其祖國完成學業後曾到蘇聯擔任講師。早在1731年，瑞典成立了一家東印度公司，並於翌年派船遠航到廣東從事貿易業務。1797年，龍斯泰被任命爲瑞典東印度公司廣州分公司的總督。1815年公司解散後，他隨即成立了一家屬於自己的公司，業績非凡。到1846年，他被委任爲瑞典駐中國領事，領事館就設在廣州的洋行裡。當他結束其在廣州的生意後，將領事館搬到澳門。
在澳門，他助養了一名叫奧古斯汀的土生少年，同時資助其往聖若瑟修院（Semin＇ario S．Jos＇e）讀書。1824年12月15日從澳門乘船前往美國。其後將一部分資產捐贈給瑞典的一家技術學校，此校目前仍存。
錢納利爲龍斯泰爵士所畫的肖像畫中，其中一張現存於美國麻省薩林美彼波第博物館（豆身博物館Peabody Museum）。
1834年，龍斯泰爵士在澳門出版了一本有關澳門歷史的書後，擬在美國波士頓（1836年）修訂再版，以“葡國在中國的據點歷史素描”爲名。可惜他不能看到此書的再版，於1835年11月11 日逝於澳門，入葬於白鴿巢旁邊的新教徒墳場。其墓碑用英文和瑞典文寫道：“這裡長眠着龍斯泰、華沙騎士、學者、博愛主義者，他1759年3月23日出生於蓮克奧萍（Linkoeping），1835年11月10 日逝於澳門。此墓由思念他的友人立”。這時已是龍斯泰爵士到達中國的六十年之後了。
隨着中國茶葉從廣州經澳門出口販運至歐洲各國，中國飲茶的風俗也傳至歐洲。1610年，荷蘭首先興起飲茶的風氣。1636年普及至法國巴黎。1650年，在英國倫敦，飲茶已成為人們習慣。1659年傳到莫斯科。1685年，海牙有一位醫生編寫了一本《奇妙的草藥——茶葉》專書，向歐洲國家介紹飲茶的方法和好處。1700 年，桂冠詩人納厄姆泰特（Nahum Tate）又發表了《飲茶頌》，宣揚中國飲茶的好處說：“人們有了煩惱，總是去找酒神，哪知道多喝了幾杯，煩惱未去而神志不清了。飲茶則不同，飲茶可以忘憂，而頭腦仍然清醒，……”。女王安恩（Queen Anne）也愛飲茶。詩人蒲伯說，女王陛下經常在肯辛頓宮園閑坐飲茶。蒙格果夫人（Mrs Montagu）是女名士中的首要人物，也說，因爲飲茶，社交活動更有生氣了；年老的變得年輕，年輕的更年輕了。於是中國的茶葉源源不斷地大量運入英國。
十九世紀，中英的茶葉貿易興盛，茶葉更成爲中國當時對外貿易的重要出口產品。爲了檢查茶葉的質量，英國公司向中國派出茶葉品質鑒定員，約翰烈費士（John Reeves）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同樣，他也是錢納利的朋友。
烈費士1812年從英國來到廣州，時年三十八歲，這樣的年華能在中國口岸工作被認爲是非常難得的，他剛失去了妻子，到廣州除從事茶葉買賣外更兼任東印度公司的監督。1829年，他的年薪高達二千英鎊，幾乎是郭雷樞醫生和作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翻譯的傳教士羅拔馬禮遜年薪的總和，連哈里埃特也稱他是一個“職位很高的年輕人”。毫無疑問，辨別茶葉是否符合要求，除了需要特別的味覺外，還需要有一個強壯的胃。1848年，這位“品茶”先生抱怨道：“我一直品茗和比較茶葉的好壞幾乎使我生病。(12)
錢納利爲約翰烈費士所繪的肖像畫於1826年到1831年間，也就是在那位“品茶先生”最後一次因公務停留中國的那段時光。烈費士非常迷戀中國風物，1831年回國時，就攜帶了大量不同種類的分別在廣州和澳門搜集的魚類標本。他通過船運方式從澳門運走不少谷物種子和花卉種子，其中包括山茶花、菊花、牡丹、玫瑰和杜鵑花等。他僱請廣東外銷畫家繪製一些廣東地區有代表性的動植物、昆蟲、魚類、鳥類、蝸牛及哺乳類動物，尤其是爬蟲類動物圖譜。這批水彩畫圖譜大都有中文名稱，而且由馬禮遜翻譯成英文，現存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蓮特利圖書館和動物學會。而他的肖像畫也被帶回英國，現存於劍橋弗次威廉博物館（Fitzwillian Museum）。
早在錢納利到達廣州前，北美洲東岸的商人已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形成了舉足輕重的力量。他們中有錢納利繪晝作品的第一批欣賞者——費城商人維高克斯（Benjamin Chew Wilcocks），他是首位將土耳其的鴉片輸入中國的商人，同時是第一位將印度生產的鴉片輸入中國的美國商人。他在商業上的成就使其在1813 到1822年間擔任美國駐中國領事。
維高克斯於1827年返美國，他曾出巨資聘錢納利描繪他商業上的拍檔伍浩官和自己的肖像。兩幅畫的尺寸一樣，祇是伍氏的肖像是坐像，他爲顯示自己的身份與衆不同而採用站立形式。
維高克斯和錢利納非常老友，大家都喜穿硬領外套和外罩圍巾。從錢納利爲所繪的肖像來看，維高克斯一如旣往，衣飾中有高領的圍巾纏繞頸部，此外也表現了錢納利對紅色有強烈的偏愛，除用其描繪紅潤的面龐外，還用在衣紋、錶帶和綑紙的絲帶中。在這幅肖像畫裡，錢納利註明1828年及簽名，這在錢氏其他肖像畫作品裡以及後期作品中是甚爲罕見的。1828年的字樣，表明維高克斯離開澳門前，該畫尚未繪完。人們在他走後才將此畫郵寄給他。
和維高克斯一樣，彌敦杜尼也是來自美國費城的鴉片商人。錢納利在澳門爲他畫過一張肖像，哈里埃特就曾親眼在錢納利的畫室裡見過這幅畫。他居留中國十二年後返回美國，走時帶走大量在廣州搜購或由友人贈送的工藝品。1832年12月，也就是他離開中國一年零十一個月後，他於剛落成的費城博物館裡開闢“中國博物館”，讓美國人觀賞其由中國攜回的精美工藝品。
三、馬禮遜和郭士立
錢納利受到英國在廣東經營貿易的商人們歡迎，那是毫無疑問的。在英國社群裡，他最著名的欣賞者莫過於羅拔馬禮遜。
羅拔馬禮遜是在中國的第一位新教傳教士。作爲一個人，錢納利和他在肉體上是無甚麼差異的，可是在品性方面卻截然不同。馬禮遜是一個以奉獻爲己任的人，將自己奉獻到一個幾乎不可行的計劃裡——在廣東以至中國傳播基督教新教教義。
馬禮遜1782年1月5日生於英國的諾森伯蘭，是德英混血兒。少時從父學習做鞋匠，就學於霍克斯頓和戈斯波特傳教士學院，後往倫敦學習天文、醫學和中文。1807年1月8日受英國倫敦會按立爲牧師，同月21日乘船來中國。
他與錢納利一樣，隨英國商人往來於澳門和廣州之間。1809 年，由於他中文流利，開始擔任英國東印度廣州分公司的中文翻譯兼秘書，任職達二十五年之久，年薪五百英鎊。1814年，馬禮遜完成聖經新約的譯本，同時在米憐的協助下翻譯舊約。到1825年已編成中英字典，由東印度公司出資一點五萬鎊，從1815年到1823 年間陸續刊行，共六大冊、四千五百九十五頁。
錢納利筆下的馬禮遜畢直地坐着，穿着白袖的衣服。他在處理領部的形象時，仍是沿襲印度馬德拉斯時期描繪西方男性的固定程式。藝術家依照他給布朗太太的提議：“不要放低領子，讓它升高，這樣看起來會有瀟灑得令人驚訝的效果”(13)。鈕扣是銀色的，身處畫幅的右部。晝面中央是一個中國青年，看着右方正在寫字的中國籍老人。很明顯，錢納利重現了馬禮遜翻譯聖經的情景。
1830年，此畫被寄到倫敦皇家美術學院參加展覽，它是錢納利二十五年來第一幅在那裡展出的作品。
馬禮遜對這幅肖像喜愛異常，他給其友人的信裡說：“錢納利，他是這裡的藝術家，他爲我和我的兩個助手繪畫了肖像，我們圍成一組，畫裡述及我的字典和翻譯文稿、聖經和學習。我非常欣賞，貿易行的紳士們將它寄回祖國，以作版畫印在公司的紀念冊裡，我非常感謝他，引以爲老朋友”。(14)
在馬禮遜給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秘書約翰積臣（John Jackson）的信中，也流露對錢納利的讚賞之情：
“錢納利先生以高超的手法繪製了這幅畫，這樣的畫作我深信是您一直以來所寄回祖家的所有晝作中最令人滿意的……。”(15)
錢納利也爲馬禮遜的第二位妻子伊莉莎阿姆斯壯（Eliza Armstrong）繪畫肖像。她和馬禮遜是在英國結婚的，期後雙雙到澳門生活而且育下幾名子女。畫中，她穿着一套藍色、闊袖、式樣流行的長裙，有強光射進衣帶上。這樣裝扮使人們意想不到其是一位傳教士的妻子，使哈里埃特於1830年8月見到眞人時也大爲好奇。
錢納利富個人風格的紅色和陰影，放置在畫像主人翁鼻子底部和手部的外圍。此畫繪製的明確日期尚未清楚，但可以肯定是繪於1833年12月前，當時馬禮遜染病，伊莉莎正攜着她的孩子以及馬禮遜與前妻所育的兒女回歸英國。
馬禮遜1834年8月1日逝於廣州，遺體由其子約翰馬禮遜以及喬治羅賓遜勛爵（Lord George Robinson）運回澳門，下葬於白鴿巢公園旁邊的新教徒墳場，墓旁是其前妻和早夭的兒子長眠的地方。錢納利曾爲其墳墓繪畫了一張水彩畫，當時已是1838年4月23日。錢納利逝世後，他的墳墓落在與馬禮遜墓相反方向的盡頭。
十九世紀上葉，和馬禮遜一樣獻身於宗教事業的傳教士人數衆多，其中郭士立就是一位後起之秀。
郭士立（Karl Fe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生於美拉尼亞。1821年入柏林耶尼克傳教士學校，1823年在鹿特丹加入尼德蘭傳教會，曾在巴塔維亞佈道，1828年由新加坡到泰國，不久辭去了尼德蘭傳教會的職務成為獨立傳教士。這位普魯士傳教士於1831年乘沿海岸航行的帆船到達澳門。他是當時中國所有傳教士中最富語言才華的人。他離開出生地後，竟然學會了馬拉文、土耳其和阿拉伯文。1829年到1831年在泰國，就用暹羅文翻譯了《路加福音》、《約翰福音》，並出版《交趾支那字典》，到廣東後迅速掌握普通話、廣州話及福建話。爲了將福音帶向中國沿海，他曾七次航行中國口岸，在上海等地販賣鴉片，並在“阿美士德”間諜船上活動。如馬禮遜一樣，郭士立在傳教中喜歡穿着中國人的衣飾。
傳教士的肖像一般是爲製成銅版畫而作。錢納利爲馬禮遜及其助手所作的肖像畫同樣有此目的，故此同一張油畫肖像有多幅臨本是正常的。錢納利爲郭士立所繪的肖像畫，層次很高。郭士立右手叉腰站立在海岸上，身穿福建水手服裝。該畫的油畫版本於1835年展出於英國皇家學院。今天，油畫原作不知那裡去了，可是以其爲藍本的石版畫稍後在倫敦製成。
此幅石版畫，上面用速記的方式寫上“郭士立先生穿上福建水手裝，給蓮達西先生，1832年9月27日”。荷格蓮達西（Hugh Lindsay）是鴉片商人，郭士立於1832年就在其鴉片船上工作，很可能郭士立的油畫潤筆費是由他支付的。
郭士立於1835年繼馬禮遜之後成爲英國貿易總督的首席翻譯，鴉片爭期間曾一度出任英軍佔領下的“定海縣”知縣，1842年8月參與簽訂“南京修約”。1843年到1851年間任香港政府的漢文秘書，同時從事傳教活動，是德國教會傳入華南的開創人，1851年死於香港。
註
(1)范文瀾，《中國近代史》，頁6，人民出版社，1942年。
(2)Letter From Canton, 26 April 1832,Jardine and Matheson Archive.
(3)Patrick Corner,George Chinnery, P.213,Antique Collector Chub,London,1993.
(4)Masinice Collis,Foreign Mud,P.79-80.
(5)Copy Letter of 1/12/1838,see Ormand,P.245,1970.
(6)Letter Form William Jardine in Macau no.257,Jardine and Matheson Archive
(7)同⑥，第七册。
(8)Memory,Rebecca Kinsman,“Letters of Rebecca Chase Kinsman to her Family in Salem”,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Vols.8,P.22,Salem,Massachusetts,1950-1.
（9）Andrew Ljungstedt,An Historical Ske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P.25,Boston,U.S.A.1836.
(10)同⑨
(11)Loines Elma(ed.),The Chian Trade Post-Bag of the seth Low Family,P.180,31/03/1833,Manchester,Maine,1953.
(12)Morse Hosea B.,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P.346,Oxford,1926-9.
(13)Ormond Richard,George Chinnery and his pupil,Mrs.Browne,letter to Maria Browne2/12/1816,P.153,The Walpole Society,1974.
(14)Morrison,Mrs.Eliza(e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hbours of Robert Morrison,D.D.,compiled by his widow,vol.2,P.406,1839.
(15)同14,P.3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