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從馬德拉斯到達卡
一、在印度的英國畫家
對於英國的藝術家來說，印度是一處向人提供財富的地方，它比都柏林所能提供的還要多，甚至連倫敦也自慚形穢。然而，印度所提供的危險也是多的，疾病是那裡所有歐洲人最大的敵人。普林斯普（Princep’s）家族（錢納利在很多方面都與其扯上關係）的經歷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普林斯普兄弟七人在印度工作，其中四人因疾病而英年早逝，祇有排行第四的可以重返故園。同時，德卡利（Thackeray）兄弟從英國到達印度，全都因疾病客死異鄉，平均年齡祇有三十一歲。
在東方，錢納利一直承受飢餓和貧困的煎熬，很多人竟意想不到他可以在那裡生活五十年。
泰利吉圖（Tilliy Kettle）於1769年到1776年間在印度從事繪畫工作，喬治威廉遜（George Willison）也於1774年到1778年在那兒從事同樣的工作。他們確是帶着一大筆財富回歸祖國。
可是也有人鬱鬱不得志。儘管托馬斯赫基在那裡居住了一段不短的日子，他與奧斯亞堪富利（Ozia Humphry），阿瑟威廉戴維斯（Arthur William Davis）一樣慘淡經營，後者甚至重回英國時除攜帶新婚太大外，兩手空空。
更有甚者，約翰阿里芬達（John Alefounder）於1785年到達印度，因技藝平庸、貧困交加及無人引薦加入社交場合，最後於1794 年在加爾各答用小刀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錢納利有些例外，他申請去印度時曾遇到一定的麻煩。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擁有控制英國人進入印度的權限，也就是任何英國人想進入印度就必須持有東印度公司發出的許可證。此許可證可被吊銷，而且並不是申請人首次申請時就可得到的。祇有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從事民政或軍事的人員，才可以較容易地來往於英印之間。
如欲以“自由商人”或“畫家”身份申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總裁會對其發出特別許可證。
當然，東印度公司董事會十分清楚印度究竟要多少位畫家。1784年9月，約翰史默（John Smart）和奥斯亞堪富利獲批准以畫家身份前往印度。1820年錢納利申請赴印許可證時，應是佔盡天時地利的，因為兩位天才橫溢的英國畫家祖安薩芬尼（Johann Zoffany）和阿瑟威廉戴維斯在印度從事多年的美術工作後已回返祖國。雖然薩芬尼被保證於1798年3月2日可重返印度，後來卻被勸告留在英國安享晚年。細密畫畫家約翰史默也於1795年離印回國。
1802年5月12日，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答應了錢納利“去馬德拉斯繼續從事以繪畫肖像畫的職業”。在等候總裁簽字時，他的申請被拒絕了。
沒有指明拒絕的理由。一個星期後，董事會收到錢納利要求重新考慮其申請的信，指出他想在馬德拉斯從事繪畫肖像的工作，而且盡力使董事會相信那是完全出於個人的願望。最後，董事會重新考慮了他的申請，批准他以“畫家”的身份前往印度。很可能，在此之前董事會猜想他是以從事繪畫爲名，參與其兄約翰錢納利在印度的貿易生意。
引發錢納利遠赴印度的因素之一，是細密畫家愛德華那殊（Edward Nash）於1801年1月9日離開普利茅斯前往孟買（Bombay）的舉動，這使錢納利認定那裡是一個可以創業的地方。事實上，若要指出錢納利到達印度後需要面對的競爭對手的話，祇有居於馬德拉斯的托馬斯赫基以及居於加爾各答的羅拔荷馬（Robert Home），可是他們兩人都垂垂老矣。
錢納利在申請許可證時沒有提及他的妻子。此事對於研究錢納利的學者們帶來一個難以解釋的疑團，他遠走的主要原因是甚麼?爲甚麼不帶妻子同行?
最大的原因疑是經濟問題。錢納利以二十六、七歲的年齡，負擔着一家四口的全部生活費用，是一個沉重的負擔，雖然他在都柏林聲譽日隆，可是實際的收入卻不多。此時兒女尚少，攜帶妻兒會對在印度的生活和工作產生極大的不便，而且更要擔心他們是否可以適應那裡的氣候。
另一方面，當發現在愛爾蘭繼續呆下去的話並不會比目前強多少時，在印度闖天下的畫家的收益吸引了他。其時，對於新進的職業水彩畫家來說，周遊列國是其重要的“職業培訓”。東方藝術對西方藝術家有着一種獨特的吸引力，這種神秘氣息使遍遊英國、甚至整個歐洲的人都說印度是一個浪漫、美麗而又未完全開發的地方，這些因素促使了錢納利決定東渡。
原因是多方面的，二百多年來，專家們都試圖解釋錢納利東渡的決定性因素。
瓊斯（J．R．Jones）對其遠走亞洲有如下的叙述：“很可能，他正在尋找可以逃避的地方，逃避其妻子和他所欠下的巨額負債，但也有可能兩者都不是，他正如其他英國畫家一樣，迷戀於東方藝術。另外，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獲取的高額利潤亦吸引着他們。”
有些作家卻說他的遠行源於和愛德華佛哲洛特勛爵（Lord Edward Gerald）的約定，後者承諾給予晝家在印度或中國的居留許可。可是，假若上述的資料是眞的話，那麼錢納利會輕而易舉地獲得許可證了。
另一部著名的有關錢納利的巨著裡認爲，錢納利去印度的目的是爲了逃避他的妻子，而且希望從那裡到達中國。可是這種假設並不那麼眞實。
瓊斯較爲同意寶維（E．W．Bovill）的說法，認爲錢納利的東行祇不過是對家庭事務的逃避，似乎印度成了他所迷戀的地方，那裡提供了一個令人愜意的環境。(1)逃避妻子已經成爲了一個字幕，也成爲人們津津樂道的逸事。那時，沒有任何一位畫家可以攜帶妻子到印度，因爲英國東印度公司並不接納女性，但有彈性。毫無疑問，錢納利遠赴印度是爲那裡的財富而來，希望遠方可爲他帶來幸福。
事實上，托馬斯赫基在1798年去印度時就攜其兩名女兒同行。當時大部分去印度的英國青年都是未婚的，而那些已婚的，他們的妻兒都在幾年後來與他們相聚。祇有錢納利的夫人瑪莉安妮域尼等了十六年。
錢納利從倫敦到印度的海上之旅是漫長的，可能也非常沉悶。容量爲四百噸、十七個桅帆的蒸汽船“吉維爾”號，似乎不能負荷那漫長的旅程。此船於1800年進於印度，是羅孚公司（Law &Co．）的財產。1802年6月11日在施恩船長（Captain Sheen）的指揮下離開英國，取道大西洋，停泊過葡萄牙的馬德拉群島（Madeira），再繞過好望角經印度洋的東北直駛馬德拉斯，終於在1802年12月21日才駛到港口，前後用去六個半月的時光，這比正常的航行時間遲了一個多月。
伴隨錢納利一起渡過這半年時光的有另外兩位乘客，他們是史葛摩爾（Scot Moore）以及威廉荷爾（William Hall）兩位商人。
二、馬德拉斯
馬德拉斯位於印度的東南部，頻臨印度洋的孟加拉灣，是南印度最爲重要的交通樞紐。此城建於十六世紀初。1628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在這地區興辦工廠，開辦貿易中心。城中的聖佐治（St．Jorge）城堡，建於1645年。馬德拉斯當時還祇是一個貿易中心，後來卻演變爲南印度的政治中心。
聖佐治城堡以北是商業區，人口稠密，街道繁華，商店、銀行、海關及高等法院都盡匯此地，那裡同時住着大量的英國人和葡萄牙人，本地人則住在城堡的南部。
馬德拉斯缺乏深水港，錢納利他們要利用小艇才可以登陸，再坐上杠椅或騎在船夫的背上才可踏上陸地。
那些小艇稱作“穆蘇臘”，由幾條芒果樹組成，再用堅韌的樹皮揉成的繩子捆紮。錢納利當然不放過描繪那些獨特小艇的機會，其中一張現藏於印度政府圖書館，另一張同樣題材的畫現於私人手中。這類小艇，外觀上是原始海上運輸器具，祇有具高超駕馭技術的船家才可以運用自如，他們運送小件貨物時祇用兩根左右的芒果樹綑成小艇，大量時又可以和其它的“穆蘇臘”互捆一起來使用。
喬治錢納利的住所會是舒適的，因他的兄長約翰錢納利在那兒社會頗有地位。
比喬治錢納利大四歲的約翰，於1792年8月1日加入英國東印度公司時年僅二十二歲。他和他有強大勢力的兄長威廉有密切的來往，故此在公司的地位非常顯要。他最初被任命爲“政治和軍事部機要秘書”的助理，1793年在哥達洛爾任居民事務專員助理，到1796年成爲居民事務專員。1800年以“哥倫布收藏員”的身份出現於馬德拉斯，被任命爲雅萊（Arot）北部居民商務處專員。
錢納利兄弟相聚時，東印度公司的記錄裡表明約翰是“失業”群中的一員。這並不意味着他祇可以收取公司微薄的津貼過日子。相反，他可以有充足的時間從事自己的生意。1803年“東印度紀事”裡，約翰錢納利是馬德拉斯銀行總裁以及“查思、錢納利和麥杜維代理行的股東之一。”
約翰錢納利也擔任“男性收容所”的司庫，此職位的社會色彩似乎高於其財政意味。他的妻子是“女性收容所”的主席。這兩家機構的學生，大都是英印混血兒，那些畢業於女性收容所的女士，很多成爲英國軍官、兵士和民事人員的妻子，婚後也留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服務。
約翰錢納利一位生意上的拍檔托馬斯查斯從政府職位賺取五百五十鎊年薪，作爲商人及銀行家，每年總收入高達四千鎊，同時是一位航運界人士，擁有“托馬斯公司”大部分股權，約翰錢納利也同時參與這方面的投資。
1805年，英國東印度第一次輯錄的馬德拉斯商人名錄中，“托馬斯公司”一共擁有四艘蒸汽輪，其中兩艘分別名爲“Matilda”和“Gilwell”，前者同時也是約翰錢納利大女兒的名字，後者是錢納利的兄長威廉一間鄉間別墅的名稱。威廉也參與航運業，而約翰則對喬治的印度之行提供了大量的財政上的幫助。
無可否認，約翰錢納利肯定利用他在馬德拉斯的地位將錢納利推薦給該城的潛在顧客。1803年馬德拉斯有關歐洲居民的非官方年刊裡第一次將錢納利冠以“喬治錢納利，肖像畫家”的稱謂。同時，“東印度紀事”的記載裡也標明“錢納利處於失業狀態裡”。另一方面，錢納利正努力地爲其兄長的同僚及他們的妻子繪畫肖像，而且收取大量的報酬。
他過着富裕的生活，據說還是一位運動能手，最愛獵虎。後來在廣州和澳門時還津津樂道其在馬德拉斯的經歷。威廉肯特（William C．Hunt 1812-1891）說：
“有一天晚上，他跟一些朋友一起在一所平房寬闊的大廳裡吃晚飯，他坐在餐桌末端、主人對面的一張椅上。頭頂上是布風扇，搖扇的傭人在隔鄰的房裡用線拉動着扇。屋角放着太陽帽和手杖。宴會快結束的時候，僕人們都走了，祇有主人身後有一僕人。這時，錢納利說，他發覺‘一條蛇來跟他的腳踝交朋友，被纏住了’。那蛇是從他背後的遊廊裡無聲無息地爬進來的，遊廊上常常可以看到那些爬行動物。他做手勢讓大家安靜，用比呼吸大一點的聲音，叫那僕人給他拿一碗牛奶和一根手杖來。他的舉動和眼色使大家保持安靜，他不慌不忙地把那碗牛奶放在離他椅子不遠的地板上，輕輕地把手杖放下到緊挨着碗的地方，仍然握着手杖的柄。牛奶的氣味吸引着那條蛇，它立即從他的腳踝鬆開，去纏住那條手杖。接着，當它正在享用不找自來的食物時，錢納利從椅子上一躍而起，跳到那碗和那不速之客的頭上，將它和它的晚餐都一舉消滅了。(2)這祇是有關錢納利的一個傳聞，但他毫疑問地成爲那個社會的舞會和宴會中一位受歡迎的客人。他一點也不魁梧、英俊。從他在印度期間自畫像來看，他是好學的，鼻樑上架着近視眼鏡，一頭蓬鬆的頭髮，厚厚的嘴唇，臉孔裡流露着智慧和幽默感，一點也沒有運動能手應有的活力和強健的體魄。
錢納利早年對印度的郊野特別喜愛，常常乘坐原始的小艇在河中游戈，描繪兩岸的景色，但仍以繪畫人像來謀生。
錢納利此期的繪畫代表作是“夏遜（Sherson）夫人肖像”，此畫利用鉛筆、水彩晝於象牙片上，以細密肖像畫的表現形式，背景抹上灰影，致力營造些許現今我們稱之爲“抽象”的雲彩。高士威那一派的表現手法，錢納利大量運用在他那年的細密肖像畫裡。
這些細密肖像畫，從尺寸上來說跟今天我們的照片很相近，是那個年代易於攜帶的“照片”，人們對細密肖像畫的需求有着一定的歷史原因，那時身處印度的英國人，大都延請肖像畫家繪畫細密肖像寄回英國，以慰親人的思念。它除了尺寸細少、易包裝外，更可享有減免關稅的優惠，故此頗受歡迎。早在愛爾蘭時，錢納利的細密晝已有高超的造詣。在印度，他因市場的需要而大量爲之。
另一方面，錢納利也發展了其繪製油畫的才華。最初到達馬德拉斯時，他並不從事油畫。目前仍存世的油畫“荷格洛特（Hugh Lord）先生肖像”至少繪於1802年後，技法上仍採用較爲傳統的方式，以暗色爲背景，畫中人物的面龐賦以明亮的光。在“露西洛特（Luay Lord）女士肖像”中，描繪女主人的眼睛時加重了陰影部分，使其用一種戲劇性的目光注視着任何一位觀賞者。這種手法和亨利富雪莉（Henry Fuseli 1741-1825）和萊尼（Romney）所表現女英雄人物的方式很相似。此畫的特別之處，是明顯地呈現了錢納利所受到的托馬斯勞倫斯於1790到1800年間作品的影響。那時勞倫斯的女性肖像是以大眼、櫻桃小嘴和以挑戰性的目光注視着觀賞者作爲標誌，錢納利在露西洛特女士像中就完全地承襲了這一點。
錢納利也曾利用鉛筆繪畫過查理斯美亞盧盛頓（Charles May Lushington）肖像，此畫和其在馬德拉斯早期鉛筆畫一樣，採用了倫敦畫家亨利愛德烈治（Henry Edridge）所創的表現方式。在他的晝中，人物的面部用水彩繪畫，有時面部和手俱用水彩描畫，餘下則用鉛筆勾畫其外型，再加上些許陰影。這種表現手法，俄國的畫家在二十世紀初也曾採用。其好處是令畫面醒目，色彩溫暖的面部或手部成爲畫中的焦點所在，故此頗受大衆欣賞。
馬德拉斯作為英商的聚居地，駐紮着英印軍隊。自然，錢納利的肖像畫中有那些軍官的影子，他於1803年繪畫過“阿姆斯壯（Armstrong）上校肖像”（細密畫）。目前，人們尚可在英國格林威治國家海事博物館看到錢納利“威廉奧斯拜海軍上尉”（Lieutenant William Ormsby）的水彩畫。
錢納利在印度所渡過的頭一個聖誕及新年，對這位年輕藝術家來講是十分重要的。他認識了市上很多社會賢達，特別是法官、將軍及政府的主要官員，爲他們畫下不少官方所規定尺寸的肖像晝，它們大都懸掛在政府建築物內的顯要位置。這批畫中，最為感人的畫作是爲占士亞塞勒葛克栢切克（James Achilles Krikpatrick）的孩子們所繪的肖像。驟見此畫，畫面所描繪的是穿上印度服裝的英國小孩肖像，祇是小孩貪玩在做遊戲罷了。實際上，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兩位英印混血兒除穿着印度傳統服飾外，還佩帶那裡流行的大耳環，畫裡已滲出了一種文化的融合現象。這是印度英印社群中的一個小角落，但人們卻可看到無窮的深遠意義。
畫中的男孩名爲威廉、女孩是卡達蓮娜亞露娜（Katarina Aurara），他們是占士亞塞勒葛克柏切克和其帕西妻子所生的一對兒女。卡達蓮娜的昵稱是“Kitty”，出生於1802年。按畫上的形象來推斷，此畫可能繪於1805年，因爲他們在當年9月10日離開印度前往英國，和其他英國人在印度的後裔一樣回祖家接受教育。此後，這兩位孩子再也見不到他們的父親，因為葛克栢切克在他們走後不久便與世長辭。“Kitty”在英國長大，後下嫁占士華斯洛菲臘船長（James Winsloe Phillip）。
此幅肖像畫在占士亞塞勒葛克栢切克逝世後，由他的前任秘書亨利羅素（Henry Russell）攜回英國。在某種意義下，此畫成了亨利的財產，懸掛在史華洛菲特（SwallOwfield）他那退休後隱居的屋內。1846年，菲臘太太（Kitty Phillip）造訪他時，在他家的牆上看到這幅肖像。當她確認出畫中的女孩是她自己，而男孩是其已於1838年逝世了的兄長時，激動得熱淚盈眶。儘管老亨利面對着家人的反對，他還是將此畫給了菲臘太大。此畫由菲臘家族流傳下來，在1950年再次東渡，現藏於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當菲臘太大在史華洛菲特見到此畫時，仍可清晰地辨認出畫中的樓梯是她印度家居的入口。假如她的記憶是確切和戈斯坦絲羅素（Constance Russell）太太的叙述(3)是眞實的話，那麼錢納利肯定參觀過占士亞塞勒葛克栢切克的家居。錢納利是在孩子們離開前幾個星期先為他們畫肖像，背景是後來才加上去的。
今天，從透視學的角度看，畫中的女孩頭部有些許大，不合比例。夏德新先生指出，根據香港的醫生說，畫中的小孩似乎患上了嬰兒軟骨病（佝瘻病），致使頭部較正常的小孩爲大。這是源於缺乏維生素D所引起的，那時印度的小孩大都如此。(4)錢納利在馬德拉斯繪畫此畫時是三十歲，據聞也因此得到豐厚的報酬。在藝術上，此畫是其早期佳作之一，有助他建立名譽。此畫之後，人們已經越來越發覺很難將其作品按時間依次序排列。不少的歷史學家經過深入觀察後覺得，錢納利的畫並不如先前所說的那麼好，同時他因疏忽或不願在畫上署名及註明日期，故此很難統計他每一時期的繪畫量。此外，很多原來有記錄的畫作日後也不知所蹤。
瓊斯指出，錢納利在馬德拉斯最爲重要的成果是五幅細密畫，他已經在那兒被譽爲著名的肖像畫家，而最好的肖像畫，是上文所述的小孩像。
錢納利並不是祇畫肖像畫，他筆下的聖佐治城堡，至今仍聳立在馬德拉斯，他還繪畫了大量以漁民和政府公共建築物爲題材的速寫。
英國畫家威廉荷加斯在1789年到達馬德拉斯時，認爲它是“亞歷山大年代的希臘式”城池，引起其所產生如此感慨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和當地政府所建的建築物。可以肯定，錢納利見過那些早於1802年已建成的巨型建築。1806年10月21日，錢納利的速寫冊中留下了馬德拉斯仿希臘巴特羅神殿式樣的宴會殿。有些專家指出，此時期錢納利的速寫作品裡都帶有希臘味，印度漁民的身軀被描繪得非常強壯，他們的動作以及外型都接近英國皇家美術學院裡的希臘雕塑人物，這樣表現方式在當時印度境內較爲罕見。
他傾注極大的心血繪畫了聖瑪莉教堂，此教堂是英國聖公會（Anglican）教派在東方最早的宗教建築，建於1680年。初期，此教堂主要予英國軍人使用，外型近似目前聳立在倫敦東部的一所教堂，有高聳三十尺的銅製尖頂。
其實，錢納利馬德拉斯時期的作品使人感到這位藝術家的個人風格仍未形成。他的街景速寫，大都使用“縮寫”形式，將所見的景物濃縮起來。慶幸的是這種方式很快被錢納利拋棄了。此外，他大量地運用墨點和水彩點來表現建築物以及遠景中聳動的頭顱。然而，這種手法並不時時具有表現景物的功能，錢納利的速寫裡，有的人物的面部繪得非常細小，用白色來表現歐洲人的形象，用深褐色來表現印度人，這種旣定的“符號”明顯地表明這位藝術家尚未挖掘出這兩個民族的相異甚大的精神面貌，同時予人一種潦草的感覺。
很多時，錢納利在印度及中國也曾經嘗試用新的方法來演繹對象，1805年9月5日所繪的“六人大轎轎夫像”就說明這一點。
那時，印度的轎夫是以挑歐洲人爲生的。錢納利利用有力的線條、尤其是大膽地利用弧線去表現他們的背部和腿部。1806年所畫的轎夫像，則利用水彩那有力、沉重的筆觸和陰影去詮釋對象。錢納利在這裡表達的並不是他們中間的某一群體，而是謳歌一群充滿力量的民族。
錢納利在馬德拉斯那四年半生活裡缺乏安全和富足，他祇能爲兄長的朋友繪畫肖像。印度皇子、英國在印度的總督以及高級軍官的肖像訂件卻不奔向他，而是跑到他的對手托馬斯赫基和羅拔荷馬手上。向英國的妻兒匯去家用後，所餘無幾，這使他十分沮喪。但他卻不是無助的，1807年，商人托馬斯巴利（Thomas Parry）和他的朋友就聚集了一百鎊寄給她的妻子瑪莉安妮域尼。
1807年馬德拉斯出現飢荒，致使不少的代理公司也因此紛紛倒閉。自然也直接地影響約翰錢納利，錢納利本身也應受間接的影響。幸好他正爲托馬斯巴利繪畫肖像，同時租住他的屋子，月租祇是五十盧比。托馬斯巴利也一直對錢納利關懷備至，1808年，向錢納利的妻子匯去五十六鎊。
錢納利最爲重要的機會出現於1807年。也許他感到儘管在馬德拉斯的社會場合中十分活躍，但訂件卻在慢慢地遞減，因此萌發向外闖的衝動。
三、加爾各答
加爾各答確是一個大都會，規模大於其它印度城市。錢納利身在馬德拉斯時已是數一數二的名畫家，然而他在加爾各答那個充滿競爭、時髦的城市裡，也成爲了一位傑出的畫家。
1807年6月20日，錢納利乘“倫敦城”號輪船離開馬德拉斯去加爾各答，應召到那兒爲孟加拉的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亨利羅素爵士（Sir Henry Russell）繪畫肖像。此畫是應當地數位有名望的人士要求而畫。
亨利羅素爵士爲錢納利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條件。讓他佔用兩所面積很大的房子，又讓他和自己的家人一起用膳。由於錢納利在七月到達加爾各答時正值法庭休庭時期，故此便在法庭中的一個房子繪畫這幅巨構。威廉赫基（William Hickey）以書記員的身份與他作伴，他是亨利羅素爵士的發言人，在他自己的傳記裡詳細地叙述了此畫的繪製過程，他“通常每天花兩至三個小時察視錢納利工作進展”。
這幅112×74吋篇幅的畫作，無疑對一位長期繪細密畫的畫家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正如威廉赫基說，錢納利每天由晨早工作到傍晚，整整花去三個月的光陰才完成。正因爲威廉赫基對這份工作充滿興趣和熱情，錢納利也爲他畫了一張肖像用以送贈亨利羅素爵士。可惜。這幅原掛在法院內亨利羅素爵士飯廳裡的肖像畫現已不知所蹤。
1808年2月6日，亨利羅素爵士的肖像掛在高等法院的大廳裡公開展出。威廉赫基在其回憶錄裡說：“這幅畫給錢納利帶來無比的榮譽，證實了他的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藝術家，使其在將來的藝術殿堂裡佔有一席之地，錢納利先生如其他才華橫溢的人一樣，行爲不落俗套和古怪。他的腦可能損壞了。實際上，他的健康一直很差，有嚴重的臆想病，致使言行放縱和可笑。儘管他生理和心理上虛弱，他的驕傲也從多方面顯現。當他的情緒不受精神萎縮影響時，他是一位令人開懷的好伙伴。相反則變得極度憂愁和內心極度壓抑。錢納利有時向我述及他一些私事和一部分生活經歷，對我阿諛奉承。”
1807年11月5日，這天會是錢納利生命的轉折點。當天，加爾各答政府憲報的廣告欄說準備雕刻亨利羅素爵士肖像，印刷發行。從11月1日起在錢納利所居的登克（Tank）廣場公開懸掛，在印度斯坦（Hindoostan）銀行裡接受登記認購。
威廉赫基負責處理認購事務，每一認購者需支付五英鎊以作費用，他本人就爲一百零七人登記認購。
當時印度的工藝技術尚未追上英國的縷刻技術，錢納利需爲此另繪一張小型肖像，讓赫基攜往倫敦以便進行雕縷工作。可是這張小畫卻延誤一段長時間，錢納利眼睛因發炎而被逼停頓下來。威廉赫基形容錢納利的心情十分沮喪，整天獨自一人關在自己的卧室裡。盡量不接觸陽光，連羅亨利素爵士和其他友人也不願接見。
此畫在法庭公開展出後，外界好評如潮，錢納利取得極大的成功，致使有人認爲他是“普桑畫派的使者”。此話出於亨利羅素爵士的一位友人。當時錢納利和威廉赫基伴在亨利羅素爵士身旁，威廉赫基說錢納利在某方面存在着一種“學院派的普桑味”。
最後，此畫由倫敦的縷刻大師森梅爾雷諾玆（Samuel Reynolds）完成刻版工作，威廉赫基一套四冊的回憶錄就用其作封面出版。
錢納利在描繪這幅肖像時，採用了薩芬尼爲孟加拉裁判界前輩繪畫肖像的傳統方式。畫中的亨利羅素爵士端坐於椅上，左手持着法典，旁邊放置大英帝國的印鑒。畫幅的左下角放着權仗和利劍，右上角遠處的牆上安置了一尊矇眼持劍女神塑像。女神腳下有兩位天眞的孩子纏繞膝間。整幅畫傳遞一種威嚴的感染力和法律無上的意念。結白的雕塑象徵法律女神庇護清白民衆和不畏強暴的本質。這些背景使亨利羅素爵士公正的形象徹底地表現出來。
四、達卡
1808年，錢納利移居離加爾各答一百八十公里的達卡。他的舉動很難說是源於經濟因素，好像他到加爾各答的一樣，亨利羅素爵士爲其提供一個成名的機會。但也可能是爲恢復其健康而去。達卡的氣候是印度境內最溫和的，更大的原因是他到那兒便可和剛被委任爲該城的稅收員查理斯德奧利士（Charles D’Oyly）一起工作。
查理斯德奧利士比錢納利小七歲，出生於加爾各答，在英國接受教育，早年已是孟加拉一位業餘的平面藝術愛好者。十五歲時由英國返回印度爲英國東印度公司工作，後迎娶他的表妹瑪莉安吉爾（Marian Greer）。早在愛爾蘭時，錢納利也許聽聞他父親約翰赫利德奧利士（John Hadley D’Oylys）的名字，因爲來達卡前曾爲他的表妹，也是其大姨賽洛達高尼嘉堪（Chailotte Conyngham）繪畫過肖像。
早期的英國藝術家爲達卡引進了西方的建築式樣和技術，很多巨型的西方建築於十七世紀早已聳立在這裡。這個城市，由扎哈哲（Jahangir）國王經營成孟加拉的首府，曾一度繁華，成爲英國人從事棉花和紡織品貿易的中心。儘管錢納利到達時那裡的英國人的工廠仍在，但已不復往日的光景了!原因是受到激烈的競爭。由早期商人所興建的歐洲式樣樓宇，祇是以較低廉的租金租予當地人使用。當時，歐洲人社群非常細小，除了一些軍人以及爲東印度公司服務的人員外，祇有十二位歐洲人住在那裡。他們之中有三名英國人，一名法國人和一名丹麥人從事商業活動，一位愛爾蘭店東，一位漢諾威的鐘錶匠等。
1808年7月，錢納利住在查理斯夫婦的家中，他們膝下無兒，從查理斯德奥利士給他家的好朋友華倫侯斯汀（Warren Hastings）的信中可見，他們的孩子早夭後，自此寄情於繪畫。邀請錢納利來達卡，使他擁有一個良師益友。錢納利也指導他繪畫素描。1813年8月30日給華倫候斯汀的信中也指出了這一點：
“對我的繪畫，我很滿意……若你見到我的畫、你將感到我在錢納利先生的指導下獲得了很大的進步。”
目前，有一些查理斯德奥利士的素描和水彩作品被認爲是臨摹或是由錢納利代筆的，但他本人的畫作明顯帶有錢納利的色彩，他可以利用多種媒體描畫作品，不但繪畫細描鉛筆畫，還有小型的油畫地誌畫，銅版畫等。在有關孟加拉風光的作品裡、佈局嚴密、具有高度的完整性，畫面中重要部分的描繪非常精細。
錢納利在有關其孟加拉（達卡）的作品中，表現出這位藝術家對印度的郊區特別喜愛，他常常乘坐原始的小船，繪畫河邊的風景。在一本本的速寫簿裡，畫滿了達卡草蓋的泥屋，長滿花草、佈滿碎片的小徑和村莊景觀，河邊吃草的牛群和地上亂蹦的小雞，還有那些頭上安置着水壺但臉帶尊嚴的村民。
錢納利也有機會在達卡繪畫肖像，錢氏所繪的查理斯德奥利士少年像以及其前妻瑪莉安妮的肖像似乎繪於這段時期。他繪畫了達卡城的法官佐治舒曼伯特（Jorge Shearman Bird），占士羅夫芬埃芬斯頓（James Ruthven Elphinston）——達卡省級法院的第三位法官和查理斯羅拔蓮特西（Charles Robert Lindsay）——1810～1811任迪達居民、商務助理。最後的兩位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總裁的侄，正由於他們有強大的影響力，致使錢納利爲他們繪畫肖像時不收取潤筆費。他們的叔父荷格咸美頓蓮特西（Hugh Hamilton Lindsay）是東印度公司的委員會委員，而此委員會批准了錢納利的女兒瑪蒂達可以來印度和其父親團聚。
除了歐洲人像，似乎印度的官員們也成了錢納利的油畫中人。錢納利繪畫納華達（Nawad）和他的弟弟。
起初，印度人不大願意坐下來讓錢納利畫像，因爲他們迷信這會帶來過早的死亡。然而，一些訪客在納華達家見到他兄弟兩人的肖像時，錢氏的畫名便不逕而走，給他帶來不少的生意。
錢納利在達卡的三年裡，曾遊覽過附近的小鎭，有一幅卡美拉（Camillah）的細密畫就畫於1809年，這個城市離達卡五十英里。
1812年5月1日，查理斯就任加爾各答市稅務官員。那時，錢納利自然重回加爾各答。也在同一年，查理斯前妻瑪莉安吉爾逝世三年後，重娶伊莉莎白珍勞絲（Elizabeth Jane Ross）。她和她的丈夫一樣嗜愛繪畫，而錢納利至少爲她夫婦倆畫了兩張肖像。到1818年，查理斯德奥利士在加爾各答的家就成爲英國社群中業餘畫家的聚腳地，他們之中就有威廉普林斯普（William Princep 1794－1874），錢納利自然成爲他們最喜愛的客人。
錢納利在寫給布朗太太的信中，認爲查理斯德奥利士是他很密切的朋友。1821年，他們二人一起去了薩林普，後來查理斯德奥利士去了巴特那（Patna），到1826年與家人居於巴特那的市區，他曾出版一本有關孟加拉的地誌畫，畫作中有很多張畫是臨摹錢納利的。
註
（1）J.R.Jones,Conference in H.K.University1974.
（2）威廉肯特，《舊中國雑誌》，頁278，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
（3）Lady Constance Russell,The Rose Godness 1910.
（4）Robin Hutcheon,Chinnery:The man & The Legend,P.105,Hong Kong 1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