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英格蘭和愛爾蘭

一、家世


  儘管喬治錢納利的祖父不是一位藝術家,他卻擁有一雙靈巧的手。1723年,他是倫敦主教道(Bishopsgate)聖波杜夫(St.Botolph)堂區的皮鞋商人。早在1679年,他也在同一教堂裡受洗。錢納利家族來自東英格蘭(East Anglia)(1)而“Chinnery”姓氏,源於目前仍在那里聚居的兩大家族-Gennery和Jenoyre,他們早在十四世紀時已經出現了。
  威廉錢納利(William Chinnery 1708-1791)十五歲時隨文具商李察福特(Richard Ford)做學徒,後隨一位名為賓納連托(Bernard Lintot)的圖書商人居於弗烈(Fleet)街。此時期,他寫得一手好字,更成為倫敦著名的速記大師。1762年,另一位當時的書寫藝術家肯定地說:“錢納利先生作為家庭教師長期在外應聘,他也同時在所居住的高拔區千石里巷(Chancery-Lane)的寓所內教授年輕的紳士們”。
  目前,從錢納利家族所藏有的有關這位速記名家的作品來看,他確實是一位才華出衆的人。喬治錢納利祖父在速記方面的卓越成就是值得注意的。今天,我們研究喬治錢納利的速寫及其素描作品時,很大程度依據他在畫面上用速記的形式所記下的作畫動機和歷程。喬治錢納利的速記會是學自他的祖父。
  現今,人們仍可以看到威廉錢納利介紹如何書寫字母、交易票據、稟帖的作品,這些都屬於尺牘的範疇。早在1738年9月,也就是他三十歲的時候,他的著作就可以在倫敦的書店買到。
  他活到1791年12月22日。當然,他知道他的孫子喬治錢納利。他有據可查的兒子是威廉錢納利一世(William Chinnery I1740.11-1803),也就是喬治錢納利的父親。
  威廉錢納利一世承繼了他父親在速記和寫作方面的技巧。在英國,至少有兩份獨立出版的報張稱他是一位書寫大師。1767年,湯瑪斯葛尼(Thomas Gurney’s)出版公司在以“簡潔寫作”(Brachygraphy)為名的速記手冊中,用很多示範性的作品去證明了速記的速度和實用性,書中的目錄裡註上“威廉錢納利,寫作大師,居於高富廣場,他以獨特的風格書寫了聖詩和新契約的書”。
  此期,威廉錢納一世利開始繪畫肖像。他為其父親繪畫的肖像,現藏於喬治錢納利的姐姐范西斯杜肯(Frances Duncan)的後裔手上。這幅畫可能就是威廉錢納利於1764年參加“英國藝術家自由協會”展覽中所展出的“紳士肖像”。1767年,也就是英國皇家美術學院成立後四年,他展出一張粉彩肖像外,此後再沒有關於喬治錢納利父親在藝術方面的記載了。
  放棄其在藝術方面的興趣,可能源於他已成為了印度馬德拉斯(Madras)市哥達洛爾(Guddalare)的貿易商人。但是這種說法的可信性不高,因為在印度沒有任何關於威廉錢納利一世的記錄被發現。此外,這位早婚的年輕人肯定在1764年到1777年間留在倫敦,源於其妻子依莉莎伯在此時期內連續產下一群兒女。若他是在1777年離開英國的話,肯定在1791年前重返,因為那時他們家所居住的高富廣場四號的房租,是由“威廉錢納利”的人來支付的。另一方面,他的父親也在1791年去世,當然不可缺少他的蹤影。更重要的是1777年到1791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記錄里並沒有威廉錢納利的名字。
  也許威廉錢納利在印度開設一家獨立的貿易公司。可是,早期對這樣一個歐洲人的記錄卻不多見。
  有關“哥達洛爾錢納利商館”之說,這裡的錢納利並不是威廉,而是他的兒子約翰爹利錢納利(John Terry Chinnery)。其實,約翰爹利錢納利於1793年到1799年間出現在印度馬德拉斯的哥達洛爾,幾乎可以肯定他在那兒開展過製造業和貿易業務,因為英國東印度公司1803到1805年的檔案裡記載着有一家名爲“Chase.Chinnery & Macdowell”的代理行。這裡的錢納利,是威廉的兒子。湯瑪斯查思(Thomas Chase)、約翰麥杜維(John Macdowell)及約翰爹利錢納利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僱員,後兩人同於1792 年8月1日入職。
  威廉錢納利一世似乎沒有離開英國,祇是人們將其父子混淆了。聖波杜夫教堂的記載中指出,威廉錢納利一世和依莉莎伯的第六子喬治出生於1774年1月5日,另外兩個孩子似乎早殀,喬治有兄長威廉巴薩提(William Bassett Chinnery 1766-1839)和約翰。
  威廉錢納利一世的學生中有一位是杜羅勛爵(Lord Thurlow)的女兒。故此,他向公爵推薦其兒子巴薩提作為勛爵的繕寫員。到1783年,開始在英國財政部秘書威廉必達(William Pitt)的朋友喬治羅斯(George Rose)手下工作,此職位使巴薩提獲利頗豐。
  英國當時著名的小提琴家維奥提(Giambamttista Viotti)是錢納利家的老朋友,他作爲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難民,在錢納利家中得到不少財政上資助。投桃報李,他教授威廉的子女音樂。
  威廉錢納利一世和十八世紀下半葉英國資產階級一樣酷愛藝術,他和英國皇家美術學院有交往,曾協助威廉賀哲斯(William Hodges)的遺孀及兒子尋找工作。
  喬治錢納利就成長在這樣的家庭裡,家庭和官場及社會各方面的聯繫,成爲了喬治錢納利未來生活、特别是藝術生活的強大後盾。

二、倫敦及皇家美術學院


  有關喬治錢納利的文獻很少。他出生於1774年1月5日,2月4日受洗於聖拜特(St.Bride)教堂,此教堂是全倫敦最高的教堂,由華倫(Wren)於十七世紀時建造,從教堂跨過一條街就是錢納利所居的高富廣場,作家森梅爾莊遜(Samuel Johnson)於1748 到1759年卜居那裡。在他的書中也提及“威廉錢納利一世”,無論喬治的父親或祖父,都對其幼年的成長影響至深。
  1791年,威廉錢納利與世長辭。對於他,應該是無憾的。他親眼見到他的孫子以一位畫壇新秀的角色進入公衆的腦海。當年五月,年僅十七歲的喬治錢納利於皇家美術學院的森瑪斯蒂宮(Somerset House)周年展覽中第一次展出一張肖像畫。該展覽的場刊將其列入“細密畫”範疇,置於二樓的展廳。當然,他仍被視為無名之輩,故此在展覽場刊的封底裡有關參展藝術家的姓名及地址名單中,沒有喬治錢納利的名字。
  翌年,他有三張細密肖像參加同樣的年展。那時已註明“高富廣場四號,喬治錢納利”的字樣。這三幅畫分別描繪“約翰穆爾”(J.Moore)牧師、“紳士”(其兄長約翰)和“藝術家”(安哲占士奥利花Ancher James Oliver)。也許這三幅畫遇到良好的回應,1792 年7月6日,錢納利被吸納為皇家美術學院的學生。
  雖然,皇家美術學院在1792年已有一些長達七年的課程,但仍不是我們今天所定義的正規教育機構。它是公開招生的,若申請人達到學院委員會的要求即可入讀。
  學生們有機會被安排臨摹其豐富的藏品,聽教授講課以及出席一些形式較自由的課程。學院的規章註明“除非已婚,否則二十歲以下的學生不得出席女性人體寫生課”。
  喬治錢納利的名字出現在一些短期課程的學生名單里,他在註冊時卻在年齡那檔裡寫上十九歲,加大了一歲。很可能,他是希望早一點接受全面的美術教育才這樣做的。
  當時,該院的前輩陣容已經非常強勁。有威廉布勒克(William Blake 1757.11-1827.8)、托馬斯丹尼爾(Thomas Daniel)、托馬斯羅蘭遜(Thomas Rowlandson 1756-1827)、托馬斯勞倫斯和透納,後者比錢納利小一歲,祇在1789到1793年10 月於此校出現。
  喬治錢納利學生時代最好的朋友之一安哲占士奥利花在1790年就進入學校,他一直從事英國流行形式的肖像繪畫,逝於1820年。1792年喬治錢納利展出了其為奥利花所畫的肖像。兩年之後,奧利花也展出了其爲喬治錢納利畫的肖像,可是他在畫上註明“威廉錢納利”。正因爲年代久遠,無法可觀此畫的眞貌,但人們都認爲,奧利花晝中的錢納利,是喬治的父親,而不是喬治本人。
  喬治錢納利經常對人說他是雷諾玆的學生。實際上,早在喬治進入學院前五個月,這位畫壇泰斗經歷了幾年的視力衰退後與世長辭了。雷諾玆曾經僱請了大量的學生充當其助手,特別在1770年,他們主要繪畫畫面一些次要的點綴部位和臨摹這位大師的作品。可是沒有任何跡象可以證明年少的喬治錢納利是他們中的一員。而在雷諾玆的學生中,也祇有肖像畫家占士諾夫葛(James Northcote)自視爲是一位出自於其流派的獨立藝術家。
  儘管喬治錢納利會清楚雷諾玆晚年收集1769年到1790年間的十五篇演講稿而出版的“藝術講演錄”的內容,卻可能沒有聽過雷諾玆講課。喬治錢納利在印度的加爾各答(Calcutta)就對其學生瑪莉亞布朗(Maria Brown)說:“雷諾玆是我所欣賞的,但沒有機會聽他的課”。(2)此後,他對瑪莉亞布朗多次談及雷諾玆的“藝術講演錄”。由此可見,他對雷諾玆的繪畫理論的研究頗有心得。
  如果錢納利在有生之年曾聽過講課的話,那麼占士巴利(James Barry)有可能是他的導師。占士出生於愛爾蘭,是一位酷愛繪晝歷史題材的藝術家,也是那時期學院裡的教授。有關他的記錄說:“作為一位講師,其態度是難於對付的、冷漠和難以令人信服,不過他的作品有趣和富於深度”。對於雷諾茲,更懷有深刻的妒恨,一開始就將他的課與雷氏的理論相異。當他的競爭對手逝世後,才停止了爭論。實際上,在傳統的科目如設計、構圖、明暗對比和着色方面,錢納利受占士巴利的影響極微,因爲在他之前,錢納利已深深地被雷諾玆和其它歐洲的藝術理論影響了。
  錢納利若受占士巴利的影響去從事巨大題材的歷史畫創作,他肯定會被誤導。那時,就算占士巴利擁有多麼卓越的才華和擅長歷史題材繪畫都不能因此而接到訂件,有誰會喜歡錢納利那位年青的畫家去從事歷史題材的繪畫呢?又甚至是專攻風景畫,這樣會連生存的起碼要求也不能滿足。祇有繪畫肖像畫才可以提供其穩定的收入。
  1793年的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年展的目錄裡,錢納利所報的地址是薩維里(Sackville)街一號,位於皮卡迪利區。他在那兒一直住至1795年。
  當年所參展的展品是三幅肖像畫,分別是占士奧利花先生和珍妮波特(Jane Porter),她是名畫家羅拔卡波特爵士(Sir.Robert Ker Porter)的姐姐——著名的浪漫主義小說家。第三張則是他自己的自畫像。
  現今,英國的維多利亞阿爾伯特(Victoria and Albert)博物館仍藏有一張喬治錢納利於1793年1月1日所作的“年長的女士”肖像。其時他祇有十九歲。
  1794年可以是上帝給這位年青人注入自信的一年,這不僅僅是他已年屆二十歲,可以名正言順他進入人體寫生課室,更重要的是他於該年學院的年展中一次過展出了十二張作品,而且不再是細密肖像畫,而是百分之一百的肖像畫。作品懸在古董學院一樓的展覽廳裡。傳播媒界對他的才華和秉賦極事褒獎,約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在一篇名為“皇家美術學院是次展覽的自由評論”的文章中,對錢納利的作品有如下的評價:“錢納利先生有一些肖像,他的作品強烈地感染着我,在一大堆崛起的畫家中,他的才華是非常高的,進步可堪稱楷模,他汲取了流行的繪畫技法而且近乎高士威(Richard Cosway 1740-1821)的神韻”。
  約翰威廉斯所欣賞的可能是一些幅度不大的肖像畫,那是高士威剛創立的風格,其特色是在畫中人的面上塗上水彩。這樣的方法,錢納利在印度時也多次使用。此時期錢納利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伊莉莎伯史丹利(Elizabeth Stanley)女士肖像。
  錢伯利在1795年的主要作品是一組女性肖像畫,這批全身肖像,畫中女性嬌美動人、或坐或倚,面部表情表現得非常細膩、精緻感人,眼睛烏黑,小嘴微張,帶着天眞的微笑。此外,畫中的次要部分襯着怡人的風景。
  面部的表現方式和錢納利同期的細密畫是一樣的。總的來說,繪畫面部時以輕快的筆法,利用單獨的線條,似乎是爲了追求與眼線形成一種呼應,在描繪頭髮時因要表現其卷曲狀態的關係而留下一定的筆獨。
  當年他又展出了另外兩張男性肖像。其中一張是亞斯布頓勛爵(Lord Ashburton)。可是,已是這三年以來在美術學院最後一次展出作品了。喬治錢納利第一次橫渡了一個細小的海洋遠走愛爾蘭。這時,他已經是一位能幹的可繪製小規模幅度作品的畫家,也是其藝術接受批評的時期。

三、愛爾蘭


  錢納利移居愛爾蘭使不少英國的同行感到不解,人們認爲他在倫敦的發展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事實上,愛爾蘭在英格蘭畫家心目中的地位並不高。相反,愛爾蘭的畫家以在英格蘭工作為榮。占士巴利、尼丹爾浩尼(Nathaniel Hone)、托馬斯赫基(Thomas Hickey)和一些中級的畫家都是這樣做。倫敦除了向他們提供一定藝術的空氣外,還有公開展示作品的機會。從1780年始,都柏林已經沒有一家可以讓那些藝術家公開展覽其作品的機構。很多跡象表明,錢納利到達後,經過了他的努力才使都柏林重新出現一系列公開展覽的活動。
  錢納利知道不少的英格蘭畫家曾在愛爾蘭眞正地創造了一大筆財富。特別是約翰阿斯德利(John Astley),他1750年左右在都柏林工作,三年之內就賺了三千英鎊。但是他卻是一位花錢豪爽的人,淪落到要利用他第二位妻子的嫁妝來替其把債務還清。
  當然,英格蘭不少的藝術家是因爲負債才逃到愛爾蘭的。1779年,法蘭西斯域利(Francis Wheatley)就是其一。1787年,北美洲的畫家吉拔史杜華特(Gibert Stuart)也因負債纍纍而逃到愛爾蘭,儘管他在那里聲名鵲起,但是也因隨之而來的負債而需在那裡多呆四年。而錢納利的境况也和他們不遑兩樣。
  1796年,錢納利到達都柏林。早在1620年,錢納利家族中就有人在那裡居住,及後因經濟問題而重返英格蘭,祇留下長子在那兒服兵役。當錢納利到達時,錢納利家族在都柏林那一支系的代表人物是布達列克錢納利(Brodrick Chinnery),居於蒙祖(Mountjoy)廣場。可是錢納利卻不住在那兒,而是寄居在一位名為占士域尼(James Vigne)的珠寶商家中,此宅位於綠學院路(College Green)二十七號。域尼家也有一旁系住於英格蘭,同爲珠寶商人,與錢納利家族有來往。都柏林的占士域尼有一名也叫占士的表弟住在倫敦的史杜倫(Strand)區,後者最小的兒子亨利喬治域尼(Henry George Vigne)在1782年進入皇家美術學院學習,1785、1787年展出了兩張細密畫,逝於1787年,時年二十二歲。
  都柏林的占士域尼有三個兒子及兩個女兒。1799年4月19 日,其排行第二的女兒瑪莉安妮域尼(Marianne Vigne)下嫁她家的房客。很快,這對新婚夫婦就擁有兩個兒女——瑪蒂達(Matilda Chinnery)出生於1800年10月,約翰依斯達斯(John Eustace Chinnery)出生於1801年9月。
  錢納利在都柏林很快穩了腳根。在都柏林的皇家社群也有一所性質和倫敦皇家美術學院相近的繪畫學校,當時運作於波拔(Poolbeg)大街。很多時候,一些在都柏林工作的藝術家都會被邀去競選該校的“指導委員會”委員席位,而這九位委員則需定期給學生授課四周。
  錢納利很快被選爲“指導委員會”的成員。其他八位成員中包括有畫家威廉亞斯福特(William Ashford)和肖像畫家威廉顧明(William Cuming)。
  1800年,錢納利被任命爲剛成立的都柏林藝術家協會的秘書。此團體爲都柏林市帶來每年一度的美術展覽,使其成為當地社會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都柏林皇家協會爲了鼓勵畫家努力創作,設立了一個獎金制度,目的在於獎勵一些在各類畫種中有傑出成就的畫家。對此,錢納利認為此種方式有需要改變。他寫信給協會,提出可以利用這些獎金每年在年展之中挑選突出的畫作,由協會購入收藏,這會對一些新進的青年藝術家是一個比獎金更爲實際的方式。他的建議被採納了。無獨有偶,錢納利第一次參加年展時,所繪的肖像畫“專注”被協會收藏。
  若希望清楚錢納利在愛爾蘭的成就,我們看一下他筆下的被繪晝者的名單就可以了解到他是一位多麼勤奮的藝術家。
  錢納利晝作中的主人翁大都是愛爾蘭歷史上的重要人物。當然,這不能說錢納利有通天的本領,在短短的日子裡可以結交這批左右愛爾蘭歷史的重要人物。其中有不少肖像是應客人的要求,根據一些用其它形式畫成的肖像重新用油彩繪畫或複製而來的。
  愛爾蘭藝術家協會主辦的第一屆年展於1800年6日舉行。都柏林迪美街三十二號阿倫士宮的展場中,懸掛了錢納利十二張作品。其中有一幅規模宏大的作品,以“撒旦於禁光中到達”爲題。晝幅內的景觀採用了《聖經》中“失落的天堂”作主題,這是錢納利公開展出的唯一一張專題創作的作品,可惜此畫目前已不知所蹤。
  當時都柏林的“評論週刊”(Critical Review)對此幅畫非常讚賞,認爲這幅畫是“大膽和腦筋活躍的結晶”。顯然,這本周刊從側面確認了錢納利的超然地位。
  另外的十一張參展作品中,有八張油畫、一張粉彩,大都是肖像畫。包括“佩絲(Miss Price)小姐”,“迪美街的史丹福先生”和錢納利的岳母。
  目前,這批畫作中至少有兩張幸存於世,其中“華倫士將軍”(General Vallancey)像現藏於愛爾蘭皇家學院。當這幅肖像晝掛起來時,這位將軍已經是八十歲了,但仍活躍於愛爾蘭的社交場合,佔有舉足輕重的社會地位。作爲一位工程師,他設計了橫跨利弗河(Liffey)的大橋,一生經歷三次婚姻,出版過有關語言方面的著作。畫中的華倫士將軍,那精力充沛、才智過人的紳士風貌躍然在油畫布上,左手倚着書本,身穿將軍服裝。這位儒將的風采,被錢納利表達得淋漓盡致。
  另一張是瑪莉安妮域尼的肖像,現藏於愛爾蘭國家肖像畫廊。畫中人是新婚不久的錢納利太太,戴着結婚介指的左手被放置在畫面的中央,她的衣裙和手佔據着畫面的一半位置,手持紅色封皮的書本和女主人翁殷紅的小嘴產生一種戲劇性的呼應,而混合了的紅色也同樣出現在鼻子部位下面和耳朵旁邊。這種帶有風格性的繪畫方法在錢納利後期的肖像畫也多次使用,而且次數非常頻繁。
  從畫幅可見,這對新婚夫婦曾擁有一段婍妮的快樂時光。此畫的光線非常集中,光源從右側傾瀉而下,投射在域尼小姐的衣裙之中,顯然她正在依窗而讀。晝面的反差較大,使女主人的頭髮遮蓋了她的眼睛,整幅畫的意境融和酣靜。從形象來看,瑪莉安妮域尼是一位吸引人的文靜女性,溫婉賢淑,很難令人相信她竟是使錢納利遠走印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錢納利也於1800年繪畫過其夫人的鉛筆肖像。若我們將此畫與油畫作一個比較的話,人們可以感到錢納利有着兩種截然不同的肖像表現方法。鉛筆肖像畫中的瑪莉安妮域尼的“甫士”比較傳統,以溫柔的目光注視着觀畫者。這是英國傳統肖像畫的表現形式,在精細刻畫的臉部敷上水彩,使畫中人充滿生氣。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錢納利將傳統的細密畫技法引進到他的油畫肖像之中。
  錢納利爲他夫人的祖母“依斯達思太太”(Mrs.Eustace)所晝的肖像也繪於這個時期。此畫和“瑪莉安妮域尼”肖像一樣,帶有一種組合現象,老太太的面部輪廓用線來表達。從效果來看,這種表現手法很適合表現年紀老邁的人。可是錢納利也同樣施用於他妻子的肖像裡,這樣就有點錯誤了。另一方面,依斯塔思太大頭上所戴的帽子,我們在雷諾玆的少女肖像中,很容易找到相似的形象。在表現老大大手襪這部分裡,似乎畫得較爲草率一點。很明顯,他失去了畫家應有的耐性。
  錢納利在愛爾蘭時,的的確確地在油畫技法方面獲得了一定的進步,拓展了他的繪畫範圍,也就是可以游刃有餘地利用不同的媒體作畫。他成爲那裡的傑出畫家,接受了一定數目的訂件。那裡的藝術批評家們已經注意到他的天才,在往後的日子裡錢納利時常得到他們慷慨的評語,如“這位畫家的畫風具有一種特質,使任何人都容易區別他的作品。這是天才的表現手法,美中不是的是其很多作品在尚末完成時便草草了事”。從另一角度看,錢納利似乎以特別的方式表現物體的形象,也就是嚴謹與草率相對應。事實上,錢納利早已掌握了雷諾玆嚴謹細膩的畫風,他希望在此基礎上發展自己的風格。他明白祇有特殊的表達方式,才可以憑己之長屹立在愛爾蘭的畫家面前。當然,假如錢納利祇是亦步亦趨地依雷諾玆的方式繼續畫下去的話,那麼他會是爲自己的藝術挖掘墳墓。若祇使用平常的方式去完成其作品,肯定不會惹起批評家的注意,同時也會減慢其藝術創新速度。
  錢納利愛爾蘭時期的作品,人們會發現他非常細膩地刻劃人物的面部表情,次要部分祇畫輪廓或用陰影修飾。由此,他可以達到了突出人物肖像畫中以“人”爲主的因素,回應了雷諾玆“人應該的樣貌”的藝術主張。他已經清楚肖像畫的特點,開闢了自己的風格。
  1801年,藝術家協會的年展於國會大廈舉行,錢納利爲此提供了十一張作品。雖然人們不可能全都清楚畫作的內容,可以肯是有一幅肖像畫和五幅風景畫。有關是次展覽的文字記載,藏於愛爾蘭皇家學院。
  那是一份日記,人們至今尚未清楚作者的名字,作者參觀是次展覽的三個星期後,在7日6日的日記裡寫到:
  “喬治錢納利,十一張,非常完美。我想這些畫是去年畫成的,那些畫完全有可能畫得更加完美。這位畫家的技法獨特,使人在任何場合下當看到其晝時都可以容易地分辨出來。藝術家固有的才華使其擁有強烈的表現能力,筆觸大膽而且在畫上留下尚未繪完的痕跡,這表現出畫家在造型藝術裡行使着一種異於時下的通俗的方式。當然也因此吸引人們的注意力,這比任何完整的畫來的直接。”(3)錢納利另一張名為“專注”的參展作品被藝術協會收藏,畫中人是另一位域尼小姐——錢納利的小姨。她右手倚在沙發枕上,左手持着厚厚的書本,專心致志,陶醉在她的書中世界裡。畫中的背景以及道具洋溢一種東方神秘氣息。
  三個月後,也就是1801年10月10日,上文所述的日記執筆人前往參加一個舞會,遇到了“綠學院路珠寶商的女兒域尼小姐”——錢納利的肖像畫“專注”的主角。他記述如下:
  “域尼小姐,也就是錢納利先生的‘專注’肖像畫的畫中人,有一張明艷的面孔和一對明亮的眼睛。她並不顯得十分有教養,但她的友情卻不是傲慢的……”。
  在這本日記裡,沒有關於錢納利妻子的記述。毫無疑問,她留在家中照顧其祇有一歲左右的女兒瑪蒂達和僅有一個月大的兒子約翰依斯達斯。同樣,也沒有記述錢納利的情况,也許他早已離開了愛爾蘭。錢納利爲推動愛爾蘭藝術活動所作的貢獻並沒有被人們忽略。1801年的年展過後,他獲贈一隻銀碟,上面銘刻着“見證他在愛爾蘭推動美術活動,獻給愛爾蘭的藝術家喬治錢納利先生,1801年7月27日”。此碟現今尚存。
  似乎愛爾蘭的同行們早知道錢納利將要離開。實際上,在愛爾蘭的美術發展史裡,其本土的畫家也很難取得如此崇高的讚譽。錢納利出生於倫敦,獲如此的榮耀更具深刻意義。
  1801年,愛爾蘭的“自由人報”評論錢納利的繪畫時指出:“畫家擁有表現其目下景物的獨特方式,似乎畫家希望利用與別人截然不同的方式作畫。很自然,這很富吸引力。假若不是如此,這些畫將完全變爲一般化的繪畫作品了”。
  這種畫法影響了愛爾蘭的美術界。威廉顧明的繪畫風格就非常靠近錢納利,連約翰金瑪福特(John Comerford)也是一樣。據說從錢納利旅遊南愛爾蘭時,就開始了他們之間的交往,而且是錢氏鼓勵他來都柏林工作的。
  二十八歲的錢納利已經成功地自由運用多種媒體進行繪畫,不僅能用鋼筆繪製細密畫,而且可以在象牙或硬紙板上畫水彩畫,更開始進行地誌晝創作,可是目前存世的作品不多。
  他曾應邀繪畫了一系列水粉肖像畫,這批畫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於市場上出現。
  和很多現代畫家一樣,錢納利也曾嘗試繪畫插圖。他爲亨利費登(Henry Fielding)的《阿美莉亞》(Amelia)所作的插圖完成於1802年,也就是他離開英國前往印度之前。很可惜,此書從未出版過,連帶錢納利的插圖也不可能以石版或銅版畫的形式印刷面世。所以,他在這方面的才華被人們忽略了。
  這位二十多歲的年青人除有健康優勢外,還有旺盛的工作能力,他的作品和他的題材一樣廣泛,不論油畫、水彩畫、鉛筆、墨水畫、細密畫和粉彩畫都令人們嘖嘖稱奇。因此,有人認爲他的繪畫可以和雷諾玆、魯本斯和亨利浩拿(Henry Hoppner)等大師混淆。
  在愛爾蘭的日子一久,錢納利的生活變得繁忙,有些批評家認爲他更有錢債糾紛,因爲錢納利在這些日子裡染上了浪費和奢侈的惡習,可是人們卻找不到可以支持此種說法的證據。另一方面,一些研究錢納利的專家們認爲他揮霍的習慣緣於其不平坦的婚姻生活,有的更言之鑿鑿地指出錢納利對於任何女性來說都是個難於控制的男人。也許,錢納利天生是一位情緒薄弱和放縱的人。
  1802年,錢納利將妻兒留在愛爾蘭,隻身前往倫敦。他向英國東印度公司申請去印度的準許證。可是,其首次申請卻被拒絕了。
  在等待期間,錢納利於高雲廣場的浩華布洛克街二十號的平房裡開設了一家工作室,其後於皇家美術學院展出了爲其兄長的兒子所繪畫的肖像晝。孩子的父親是巴薩提——一位在公共機構裡冒升得很快的年青才俊,可是隨後卻因浪費公帑、破產而遠逃丹麥。
  後來,錢納利最終取得支印度的準許證。在此之前的1802年6月,曾作爲藝術家亨利浩拿助手的畫家亨利沙特(Henry Salt)也離開倫敦,前往印度,他是以華倫蒂亞勛爵(Lord Valentia)的繪圖員身份而去的。相比之下,錢納利的環境比他差。
  10月11日,錢納利踏上吉維爾(Gilwell)號,就此永遠地別離倫敦,別離了他的祖國。

  註
  (1)Angles盎格魯族人是五世紀Schleswig(今德國北部)移住英國的條頓族的一支,其居住地即稱Anglelend後轉爲今名England。
  (2)JornaloftheWalpoleSociety1974,錢納利給瑪莉亞布朗的信。原件藏於大英博物館MS 49355 ff.49-51.
  (3)Royal Irish Academy Museum,MS24,K.14,P.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