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itão－mor釋義與加必丹末釋疑

　　鄭舜功《日本一鑒》中有一則値得注意的史料：“今年，佛郎機夷號稱海王者，官市廣東龍崖門，得聞三洲有船私市，謂減已利，而乃牽入龍崖，與之伢市而去。稱海王者，蓋屋居止龍崖門。民厭其禍，官懷隱憂，遣使驅逐，恬然不懼。此患積至十年矣。”耶穌會士艾儒略在其所著《職方外紀》中稱：“有舶總管一人，是西國貴官，國王所命，以掌一舶之事，有賞罰生殺之權。”考“海王”，“舶總管”爲葡萄牙語“capitão”的意譯，即首領、船長。亦音譯作“加比旦”，“加必旦”或“甲必丹”^①。但實際上“capitão”爲“capitão－mor”的縮略形式。我國早期載籍如《獻徵錄》及《殊域周咨錄》中均作“必加丹末”，還有《明通鑑》中的“加必丹永”均爲“capitão－mor”的不準確音譯。《明史》則糾正了這一錯誤。“佛郎機，近滿剌加。正德中，據滿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請封，始知其名。”^②“capitão－mor”有時簡稱“capitão”，故《籌海圖編》稱“……稱係佛郎機國進貢，其船主名加必丹。”^③
　　從葡萄牙語的詞源角度分析，“capitão”源於中古拉丁語capitanus [頭的，頭領的]，其詞根爲caput[頭]。－mor爲一後綴，表示“較大的；更大的”。常用於職稱之後，表示同職中資歷最高者，相當於漢語中“總……”、“……長”的槪念。“海王”一詞可謂妙語聯珠，尤其一個“王”字準確地傳達了－mor的韻味。
　　據知，我國學人最早考證該詞者爲張天澤^④。他比較中西文獻，澄淸了加必丹末係一職務，而非葡使大使姓名。張維華從張天澤說^⑤。戴裔煊則稱“按佛郎機加必丹末等貢方物，加必丹末是葡文Capitão mor譯音，意思是“較大的艦長”，或譯作“船長。”^⑥此詞儘從字面上來分析，頗難漢譯。近期出版的《簡明葡漢詞典》將其莫名其妙地譯作“軍區司令”^⑦。澳門出版的近兩千頁的《葡中字典》乾脆未予以收錄。
　　16世紀以前，“capitão－mor”用來指王家船隊司令(comandantedas naus da armada real)，亦稱“capitão－mor－do－mar”。有時簡稱“capitão”。16世紀中，在加強領土管制時，出於軍事目的，在葡萄牙本土曾廣泛設立此職，專司徵兵普查事宜。1570年頒佈了士兵(8)連隊章程(亦稱《Capit~æs－Mores章程》)，從此，該職務開始成爲一陸地軍事職務。“capitão－mor”主掌一區(concelho)的治安、防務並在戰爭的情況下負責徵兵。主要軍事基地的軍官及市鎭的行政長官改稱“capitão －mor”。後又以此稱一隻艦隊的司令。作爲艦隊司令的“capitão－mor”不僅對他手下的船隻有指揮權，而且代表國王對所有在他命名範圍內的船隻擁有管轄權，其職權類同一“海上巡撫”，統制所到之處的文武衆官，故爲“西國貴官”，甚至有“海王”之稱。
　　自30年代起，加必丹末係一職務，而非葡使大使姓名已經得到澄淸，但在漢籍中爲何會出現這一錯誤尙未引起學界的應有重視。譚志強對此問題做了解決的嘗試。他認爲“(使臣加必丹末)這應該是葡文Capitão moor(大船長，即艦隊司令)的對音，很可能是葡萄牙使團的譯員在介紹皮雷斯與費爾南時說：embaixador，Capitão moor(一位使臣與一位大船長)，懷遠驛的中國官員以爲這便是皮雷斯的名字，遂把這一串名字誤譯成「使臣·加必丹·末」。”^⑨後來成爲“廣州葡囚”的皮雷斯使團兩位成員的“獄中來信”對此問題始末的叙述翔實入細。“1520年1月23日^⑩我們啓程前往覲見中國國王⁽¹¹⁾。5月，我們在南京與國王相處。國王在南京命令我們先行去北京，他將在那裡處理使團事宜。8月7日曾致信⁽¹²⁾在廣州的葡萄牙人，將與國王相處的情況向他們作了通報，將信件送達在那個島上進行貿易的若爾熱·博特略(Jorge　Botelho)及迪奧戈·卡爾沃(Diogo Calvo)，所以不再贅述，以便節約閱讀時間。國王2月⁽¹³⁾入京，身體一直欠安，3個月後駕崩⁽¹⁴⁾。國王物故的第二天，要我們攜禮物回廣州⁽¹⁵⁾。新王⁽¹⁶⁾從另一城市降旨令我們返回廣州。我們於5月22日離開北京，9月22日抵達廣州，因爲嚮導存心慢慢趕路。這便是不接受禮品的原因⁽¹⁷⁾。
　　當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抵達中國港口⁽¹⁸⁾時，曾要翻譯寫信。因爲甲必丹末前來並護送出使中國國王的使臣到來，翻譯按照中國的習俗寫了如下內容的信件⁽¹⁹⁾：受佛郎機國王之命，甲必丹末及大使來到中國，按中國風俗習慣，呈禮請印，愿爲順臣。根據當地的習俗，有了此信我們便被允許登岸。這是信的大意，但未將此告訴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他也從未得知這些內容。據翻譯們聲稱，信的行文符合中國的習慣，但未透露信的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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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團花名冊：甲必丹末托梅·皮雷斯。當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抵華時，聲稱有使臣甲必丹末到來，華人以爲這是一個名字，於是登錄甲必丹末，反而將大使的名字略去⁽²⁰⁾。這便是後來說他的使團係僞冒的緣由。現在我們已證實使團是眞實的，可官員們仍說以前我們做得不對，堅持不釋放我們。最後仍然認爲他的名字叫甲必丹末。管我叫特里斯堂·德·皮那(Tristão de Pina)，因爲特里斯堂·德·皮那留在了這裡。書役劃去了他，我接替他，因爲他的名字已被官員登記造冊，於是人們開始這樣稱呼我。他們管瓦斯科·卡爾沃叫“西洋人⁽²¹⁾”，他的僕人貢薩羅(Gonçalo)的名字爲“阿貢”，稱“科里斯托萬(Cristóvão)”爲“科里斯托萬”，“安東尼奧(António)”爲“安東尼奧”。我不再寫已去世者的名字，因爲所有的姓名早已面目皆非。用漢語無法拼寫我們的姓名，根本沒有這些字。漢語是一奇怪的語言。而且已無法糾正，因爲通過各種信件這已傳遍千家萬戶，他們以爲就是這樣。留在本城的翻譯們的妻子及托梅·皮雷斯的幾個女人被當作逆賊的財產拍賣了，所以分散在廣州各處。”⁽²²⁾
　　應該注意的是“當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抵華時，聲稱有使臣甲必丹末到來，華人以爲這是一個名字，於是登錄甲必丹末，反而將大使的名字略去。”這句。內有隱史一段。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出任華航甲必丹末，離開里斯本時國王曾指示他出使中國，但到達葡印後，當時的總督違背國王的成命，卻遣皮雷斯出使中國。“大使名叫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儘管他不是最佳人選，羅博·蘇亞雷斯(Lobo Soares)在印度選他出任此次使命。他不過是一藥劑師，在印度挑選運往本王國的藥材。在這行業中，他無疑是把手，因爲除其文學天賦外，他還精通買賣。他好學善問，對一切充滿好奇心⁽²³⁾。”⁽²⁴⁾此舉令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大爲不悅。“從柯枝派遣一艘三桅帆船前往莫桑比克，帶去口信告訴所有第二年去那裡的葡萄牙大帆船船長說，要他們到吉達與他會合。他準備去那裡尋找盧梅斯人(rumes)的船要幫助他，必需準備作戰，因爲他手下的人不多。此三桅帆船啓航後，總督派遣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前往孟加拉及中國。這在他們中間造成了老大不快，因爲未任命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爲葡萄牙大使，而是任命一名叫托梅·皮雷斯的人。此君曾任唐·阿豐索(D.Afonso)親王的藥劑師。總督將此職務授予他的原因是，他是一言行謹愼、善於觀察的人。派他去可以瞭解中國所擁有的豐富貨物。”⁽²⁵⁾所以官場失意的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才有“……，聲稱有使臣甲必丹末到來，……”一語。言外之意：身爲甲必丹末的他才是國王初遣之使節。
　　註釋：
　　　①參見《漢語外來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第152及156－157頁。
　　　②參見《明史》，第8430頁。
　　　③參見《籌海圖編》，卷13，經略3，第31頁。
　　　④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錢江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8年，第41－54頁。
　　　⑤《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6頁。
　　　⑥《明史佛郎機傳箋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3頁。另見第6頁。
　　　⑦《簡明葡漢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162頁。
　　　⑧此種士兵相當於我國歷史上的“鄕兵”、“團練”之類武裝。
　　　⑨《澳門主權問題始末》，臺北永業出版社，1994年，第44頁，註42。
　　　⑩使團離開廣州的日期。作者爲使團成員，應無誤。關於使團在廣州之滯留，可參見周景濂《中葡外交史》，1936年商務版，第7－19頁。
　　　(11)武宗。
　　　(12)此信至今未有發現。其中可能包括使團在京的詳細情況。據葡國當時編年史家稱，托梅·皮雷斯有一出使日記，惜未能傳世。
　　　(13)“甲午(一五二一年一月十八日)，還京師，告捷於郊廟社稷”，參見《明史》，第212 頁。
　　　(14)《明史》謂：“明年正月，帝郊祀，嘔血與疾歸，逾月益篤。”第5034頁。
　　　(15)武宗駕崩後，爲安定局勢，楊廷和採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哈密、土魯番、佛郎機諸貢使皆給賞遣還國”。楊廷和爲遺詔的起草人與執行人。參見《明史》，第5034頁。
　　　(16)世宗並未立刻即位。“廷和總朝政幾四十日，興世子始入京師即帝位。”參見《明史》，第5035頁。
　　　(17)作者以爲未見新王是禮品被退回的原因，實則不然。葡人在廣東的行爲，火者亞三與朝官的衝突，滿剌加使節的控告，舊帝大行、新帝臨位時期的安全措施均爲應考慮的因素。
　　　(18)屯門澳。
　　　(19)表文或金葉表文。
　　　(20)這便是葡萄牙第一任來華使節在漢籍中未留下姓名的原因。
　　　(21)原文爲Cellamë。疑即“西洋人”之訛音。
　　　(22)參見拉法爾·廷迪諾(Raffaella D’Intino)《中國風物志－十六世紀文獻集(Enformações das Cousas da China Textos do Século XVI)》，里斯本，官印局－鑄幣局，1989年，第7－9、20－21頁。
　　　(23)由於這些品德，他在滿剌加期間便廣泛收集材料，寫成《東方簡志》一書，博得一致讚揚並因此出任第一位遣華使節。
　　　(24)若昂·德·巴羅斯(Joáo de Barros)《亞洲旬年史之三(Ásia de João de Barros　Terceira Década)》，里斯本，1563年第1版，第2卷，第8章，第51頁。
　　　(25)費爾南·羅佩斯·德·卡斯達聶達(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葡萄牙人發現征服印度史(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1928年，卷2，第4篇，第4章，第3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