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 Pinhal與El Pinal考
O Pinhal與El Pinal之史地考仍爲澳門早期史上疑難點之一。自19世紀始，儘管中外學者頗費筆墨加以考據，尙無一具有共識的結論。本文試圖從中外文字記載及輿圖標示的角度出發，對此學術爭論進行一新探討。首先我們應回顧一下此問題目前硏究的現狀。
一、西方史學
據知，最早對O Pinhal進行考證的是瑞典人龍思泰。他認爲OPinhal漢語對音爲Ping－hae。“平海聽起來很像外國發音中的一個海灣，歐洲人實際上將這個海灣稱爲下寮灣(Haerlembay)，在漢語中稱爲平海(Ping－hae)，在廣州以東不遠的一個海岸南面。－見馬汝翰《1832年英中文對照曆書》(J·R·Morrison，Companion to the Anglo Chinese Calendar for 1832)。”①近一個世紀後，我國學者張天澤對此亦有過一番考證，他不同意龍思泰的上述意見，但未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他坦率地承認：“我無法令人滿意地考訂出這個地方，它不可能是香山縣內的平嵐。A·揚斯泰德②猜測是Pinhae(《歷史槪述》③，第22 頁)，然對音不合。”④著名漢學家伯希和對張天澤的意見提出了如下看法：
“1598年，西班牙人在距廣州12里格的PINAL⑤定居；張先生的張本爲，龍思泰，第22頁。其寫法爲“PINHAL”。龍思泰建議將其還原爲“Ping－hae”(=平海P’ing－hai)。這是Harlem Bay的漢名。張先生認爲此考證從語音上來看無法接受，他提出香山縣境內的“Ping－Nan(平嵐)”。平海之考不太令人信服。“Ping－Nan”，實際上在官話中發作“P’ing－lan”，在廣東話中拼作“P’ing－lam”，但這一考證也不令人十分滿意。卡巴通(Cabaton)先生在《柬埔寨記實簡編(Brève et véridique relation des événements du Cambodge)》，第92頁及第105 頁上無法令人信服地提出“香港說”。就實而言，尙無可以得出結論的資料。我不知張先生從何找到PINAL與廣州之間距離爲12里格的依據；科林及帕斯特爾在《傳敎事業》，第1卷，第197頁上轉載的1599 年官方文件及布萊爾及羅伯遜(Blair et Robertson)在《菲律賓島》中的譯文均爲8里格。請參見布萊爾及羅伯遜(Blair et Robertson)著書的索引，LV，第732頁。西班牙人有PINAL，ELPINAL，PINAR及EL PINAR諸形式，或許它就是那個普通的詞匯‘松林’？”⑥
本世紀四十年代，阿爾貝托·卡馬爾(Albert Kammerer)在伯希和的協助下在對此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探索，已將範圍縮小至崖門/虎跳門。
“《航海圖》稱：‘在江門入口處又一名叫Pinal的港口，有一洲爲屛’。”⑦
因爲阿爾貝托·卡馬爾當時未見金志所載及耶穌會會士的信件，故未能準確地考證Pinal的漢名，所以認“今天的Pinal已成爲陸地，……”⑧
O Pinhal的考證爲澳門史所有大家無法回避的問題。特瑞修(Montalto de Jesus)在《歷史上的澳門》中曾涉及此問題，但未作深究⑨。英國博克塞則認爲“唐·保羅·德·葡萄牙(D.Paulo de Portugal)於1589年10月抵達澳門。他抵澳後15天，一艘菲律賓的西班牙三桅帆船在唐·胡安·薩姆迪奧(D.Juan de Zamudio)的指揮下，來到澳門附近一名爲Pinhal的舶口停靠。硏究者對此地點的位置多有討論。最近對此著書立說者爲法國外交官阿爾貝托·卡馬爾(Albert Kammerer)。他聲稱，此地當在澳門西北方向西江一側。然而，他所不知的是，Pinhal爲一伊比利亞語言中指松林的詞匯。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常常將其用來命名地名，有時則用他來翻譯當地的地名。(佛羅伊斯(Fróis)曾對一“七棵松”有所叙述。“七棵松”爲日語“schchi－hon－matsu”的直譯)。白樂嘉提出了一較爲可信的考證。他將此地考爲香山島東側，位於金星門的唐家灣。在虎門與澳門之間，這是唯一一個幾個世紀以來生長有松林的地方⑩。19世紀初，英、美“飛剪船”將其作爲舶口。”(11)
澳門本地學者高美士認爲Pinhal爲一“西班牙人的短暫居留地”。他指出：“於是馬尼拉總督在華人的攛掇下，在1598年排遣唐·胡安·薩姆迪奧(D.Juan de Zamudio)來粵，企圖談判獲得一類似澳門的租界。
面對險惡敵手的威脅，葡萄牙人千方百計破壞西班牙人的這一企圖。他們在中國當局面前，將西班牙人說成是海盜及十惡不赦的歹徒，但未達目的。華人竟然給了他們一塊地方。西班牙史料稱其爲Pinal 或Pinhal。此地尙未考出其址，但可以推測它位於西方兩個出海口及西江的主要出海口(磨刀門(Broadway)(12)之間，因此極近澳門，所以對葡萄牙人的居留地而言，不啻一巨大的威脅。(13)”(14)
潘日明神甫則謂：“在1586年或博克塞主張的那樣在1599年左右，撰寫過4份有關Pinhal島的文獻。現藏里斯本國家檔案館。我們的朋友白樂嘉爲我們提供了一份抄件。在此不抄錄全文，僅將其大意撮述如下：菲律賓的西班牙人於1586年(或1599年)左右，因爲已允許暹羅人及葡萄牙人，他們企圖利用Pinhal港展開對華貿易。爲此，他們向名叫海道的主管海防與市舶的官員提出了請求。海道將此事稟告廣州府。二人批准“呂宋人”在交付比葡萄牙人在澳門繳納的更加沉重的稅收並同意不再來此港口貿易的明令後，登岸出售貨物。這兩位官員的批准得到了都堂及察院的核准。西班牙船的船長爲唐·胡安·薩姆迪奧(D.Juan de Zamudio)。
誠然，澳門的葡萄牙人竭盡全力在海道處展開工作，促使西班牙船生意無成，返回菲律賓。此次，葡萄牙人未達目的，但如前所述，後來如願以償。
尙存一問題：Pinhal係何島？在當時的“沿海圖”中肯定不見此名。
阿爾貝托·卡馬爾(Albert Kammerer)在《通報》雜志上以1586年前出版的林旭登(Linschoten)的《航海記》爲依據，考證Pinhal位於澳門上面的名叫磨刀門(Broadway)的三角洲的河口。
安德雷·平托(André Pinto)的信(在此第一部份是巴爾塔扎爾·達·科斯達(Baltasar da Costa)神甫的信件)說，此島距澳門10或12海浬並叙述了一從這一港口到“位於Pinhal中央”的廟的漫遊。因此Pinhal爲一地區和“島嶼”而非一村落。它距澳門的距離遠遠超過到磨刀門(Broadway)的里程。阿爾貝托·卡馬爾(Albert Kammerer)不知有安德雷·平托(André Pinto)一信。
依我們之見，Pinhal爲今英屬Lantao(15)或稱大嶼山。其港則爲編年史上所稱的“Hu Cham(16)”。據一古圖(17)，其地當爲今“東涌(Tung－Chung)”。國家檔案館庋藏的那份文獻稱那條西班牙船曾沿大嶼山航行。的確，暹羅人是在“Hu Cham”與中國交易。聖方濟各沙勿略曾於1551年年底途經該島(阿儒達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手稿49－VI－9，第15頁。
距“Hu Cham”不遠的大澳至今猶存一大廟(18)。或許就是特謝拉及科斯達神甫於1564年2月初參觀過的那所廟宇。我從未仔細硏究過這一文獻，希望一有機會能如願以償，因爲在香港與大澳之間有一渡船。我認爲其地爲“東涌(Tung－Chung)”對面的靑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是新界不像上述文獻對Pinhal的描繪那樣爲一島嶼。靑山半山腰處亦有一名剎(19)。”(20)
稍後，在一篇關於16至19世紀澳門與馬尼拉貿易關係的專論中，他又對此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探討。“……無法苟同阿爾貝托·卡馬爾(Albert Kammerer)對Pinhal的考證。另見《復興雜志》，澳門，1943 年，卷1，第274－275頁。儘管引用了白樂嘉的一意見，但白樂嘉不知有我們在《澳門敎區月刊》上發表的當時耶穌會會士的信函。高美士在其刊登於《賈梅士學院院刊》，澳門，1970年，第325－339頁上的論文中不知我們曾發表過一篇有關文章，亦不知國家檔案館所庋藏的那三份文獻，衹是接受了由特瑞修所發揚光大的德·洛斯·里奧斯(delos Rios)和莫爾卡(Morga)博士的觀點。我們文章已論證，在“Pinhal港與島”上不曾有過“西班牙人居留地”，遑論“短暫”。暹羅人亦光顧此港，儘管如此，從未獲准定居。”(21)
80年代，德國漢學家普塔克(Roderich Ptak)亦曾論及此問題。“更令人驚訝的是，1598年左右，中國人竟正式同意西班牙人在珠江三角洲離澳門不遠的地方開闢一個貿易場所。西班牙人稱這個地方爲Pinhal。西班牙人到平海的機會有多少，而且持續了多長時間，同樣也是個密。也許，衹有很少的西班牙人到過平海。中國的地方志對平海的存在隻字不提。”(22)澳門史泰斗文德泉神甫曾評論說：“1598至1599 年間，菲律賓的西班牙人曾企圖利用Pinhal島。(23)”(24)
90年代，葡國年輕學者亦對此問題進行過探討。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基本上採用潘日明神甫的大嶼山說。“Pinhal：澳門北端數海浬之外的Lantao(或稱大嶼山)。”(25)近期羅利德(Rui d’Avi1a Lourido)在其論述澳門－馬尼拉之間貿易關係的碩士論文中亦對此問題有所涉及。“Pinhal港這一地名的考證在漢學家及東方學家中仍有爭議。阿爾貝托·卡馬爾(Albert Kammerer)不同意龍思泰及張天澤將其位於珠江口東部的考證，他提議將其考爲位於珠江口西部8里格處、入海口一地。因淤積及海岸線的不斷變遷，它現在已位於距海岸數公里的陸地上。博克塞提議將其考爲‘位於廣州與澳門之間的唐家灣。’”(26)
綜上所述，計有下列考證：
1.平海說；
2.平嵐說；
3.香港說；
4.崖門/虎跳門說；
5.香山金星門唐家灣說；
6.大嶼山說；
我們將看到，其中崖門/虎跳門說最接近史實。應該指出的是香山金星門唐家灣說爲臆說，實無任何文獻支持，但經博克塞首肯後竟然成爲主流學說，影響了整整幾代中外學者。
二、東方史學
1918年
日本學者矢野仁一曾探討此問題，但承襲龍思泰說(27)。
1941年
郭廷以在其《近代中國史》中引用金光祖《廣東通志》“萬曆二十六年八月初五，呂宋徑抵濠鏡澳住舶，索請開貢。督撫司道謂其越境違例，議逐之。澳彝亦謹守澳門，不得入。九月，移舶虎跳門，言侯丈量。十月，又使人言已至甲子門。舟破趨還，遂就虎跳門結屋，群居不去。海道副使章邦翰飭兵焚其聚落。次年九月，始還東洋。或曰，此閩廣商誘之使來也。”僅在“九月，移舶虎跳門，言侯丈量。”一句中虎跳門之後標上(Pinhal？)，但未作進一步的考證。
1972年
香港學者全漢昇將其考爲“唐家環”。(28)
1984年
嚴中平將其EL Pinal意譯爲“松林港”。(29)
1986年
鄧開頌、黃啓臣引博克塞說，將其譯爲“唐家灣”。(30)
1987年
黃鴻釗認爲是“虎跳門(西班牙稱此地爲皮納爾)”。(31)
1988年
姚楠、錢江在譯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採用了音譯的辦法，將其譯爲“皮納爾”(32)
1990年
黃鴻釗認爲是“虎門(西班牙稱此地爲皮納爾)”。(33)
1995年
黃啓臣再次將其考爲“唐家環(El Pinal)”。(34)
耿昇譯榮振華著《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中有如下一段譯文：“1564年1月末，埃曼努而·特謝拉和巴而塔薩而·達科斯塔諸神父前往澳門以北10或12海里的皮納而島(Lha Pinhal，即相當於Lanto，也就是太玉山，古代的虎山，見214/1964/694)……”(35)將Pinhal音譯無可厚非，但Lha應作Ilha；太玉山實爲大嶼山；虎山的原文爲Hu Cham。
1997年
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的譯、校者基本採取作者的顴點。(36)
1997年
陳用儀在《澳門尋根》中，於正文部份保留了Pinhal這一原文形式，但將註釋譯爲：“Pinhal：即南頭島(或大嶼山)，在澳門以北幾海里處。”(37)南頭島的原文爲Lantao，係大嶼山的西文稱謂。
1998－1999年
吳志良首次提出了“崖山說”。(38)
綜上所述，計有下列考證：
1.平海說；
2.虎跳門說；
3.唐家環(灣)說；
4.松林港說；
5.皮那爾(而)說；
6.南頭島(大嶼山說
7.崖山說；
分析上述各說，早期的龍思泰平海說基本已遭否定，這是無文獻支持的對音考證；郭廷以據漢籍假設的虎跳門說較接近史實，白樂嘉的唐家灣說實屬臆測。較之上述對音、任意及意譯法，在無定考的情況下，音譯不失爲一可接受的解決方式。崖山說是基於中外文獻及輿圖的考證。
三、關於崖山說的中外資料
(一)外籍
1564年，數位耶穌會會士曾訪問Pinhal，並有如下信函留世：
“我們離開了亞馬港，兩天後來到了Pinhal島與港口。因爲我們乘坐的那條‘板空’(39)在逆風的情況下無法入港，與我們同行的兩名葡萄牙人登岸，沿陸地去尋找在那裡的其他葡萄牙人，向他們報告我們前來的消息。那天陰雨連綿，寒冷襲人。由於港內的人得知我們已至港口，馬上乘坐一小船來迎接，連夜將我們帶入港內。在港內，我們遇到兩條葡萄牙人的平底帆船及四條暹羅人的平底帆船。
葡萄牙人十分親切、高興地接待了我們，將我們安頓在一條平底帆船上，爲我們燃起了一巨大的篝火取暖。這對當時的氣候及寒冷而言，令人感到溫暖如春。因爲翌日是禮拜天，我們對他們說，我們帶來了做彌撒所需的一切用具。於是馬上有幾個葡萄牙人登陸，用那後半夜在海灘上搭起了一座敎堂。他們拼命幹，天明時出現了一座敎堂，上面裝飾着綠葉，彩旗飄颺。甚至還在祭壇後搭起了供奉神靈的高架，因無神像，所以挂起了一聖米迦勒的畫像。這樣聖米迦勒敎堂便在Pinhal落成了，我們與在港內的葡萄牙人及基督徒一同入堂。特謝拉(Teixeira)神甫(40)立即爲他們做了彌撒。我以爲，這是我主創世以來，在該島上所進行的第一次彌撒。衆人寬慰地看到，在該島上讚美它所不熟悉的我主。然後，我又爲他們施了一次彌撒，特謝拉(Teixeira)神甫爲他們做了佈道詞，向他們宣佈了我們帶來的敎皇的聖年大赦(41)，爲此他們歡欣鼓舞。特謝拉(Teixeira)神甫囑咐他們要盡力獲此聖年大赦。他們馬上開始身體力行，我們盡力幫助他們。
我們每天爲他們做彌撒，由我和特謝拉(Teixeira)神甫輪流爲他們做準備、懺悔。在彌撒中，我們爲他們解釋了罪孽的嚴重性，它將給人們帶來的痛悔和痛苦，我主將施行的懲罰，以及懺悔的方式。據他們後來講，這對他們是一個很大的幫助。經驗亦證明瞭此點。特謝拉(Teixeira)神甫每天下午亦爲在各船上的兒童及奴隸宣講敎義。來聆聽者達70人。在聖年大赦的8天中，我們一直做這些工作，爲所有的葡萄牙人及基督徒做了準備及懺悔。亦曾爲衆人懺悔。有些懺悔是十分必要的。我以爲，我主爲此感到欣慰。那些獲得聖年大赦的人，未按照上帝的要求進行列游或拜訪敎堂，而是乘船前來參拜聖米迦勒敎堂。有時冒着寒冷雨水，我想，我主一定會考慮到這是一多麼漫長的列游。
在這8天中，所有人作了準備並進行了懺悔，星期六下午與我們重歸聖敎。有間隙者握手言歡。禮拜天又爲他們做了彌撒。在爲他們領聖體之前，爲他們宣講了一浪子及他在父母家得收容的故事(42)。他們滿含熱淚，虔誠地聆聽講解。他們的虔誠令我們十分感動。讚美我主，因爲在中國各島(43)人們如此虔誠，滿含熱淚地接受在其它基督徒的地方爲人所不齒的敎誨。這個禮拜天下午，葡萄牙人再次來感謝我們的來訪及爲上帝替他們帶來的恩澤。爲對我們表示感謝，帶來了十或十二個少男少女讓我們爲他們施洗。爲少年們施洗後，他們想帶我們去參觀位於這Pinhal中央的一所巨大的廟宇或偶像寺廟。我們隨他們去。在半路上，我們遇到一在此島上休息的官員。他來拜見，歡迎我們。在招待我們後，他對我們的到來及所做的懺悔向葡萄牙人表示了祝賀，他對他們說，現在他們心滿意足了，因爲他們的心靈已潔淨。耳聽此言，見到他對此十分明瞭，我們的喜悅並不亞於葡萄牙人。
而後，他知道葡萄牙人帶我們來參觀廟宇，於是便拉着我們二人的手，帶我們入廟參觀。他帶我們看了廟中所有的庭院、大殿、祭壇及神像。一切無不宏偉莊觀，但深知這一切未派到正當用途的人心裡十分難過。在一所大殿中，他帶我們看了三尊供奉在祭臺上的神像。每尊有二人之高，一付大官模樣。然後，帶我們參觀主殿。此殿內無神像。在一祭臺上的神位上寫着幾個溜金大字。我們問他那些字是甚麼意思，他回答說‘國王或少神與其母’。我們對他說，讓他給我們解釋解釋，於是他將我們帶至另一大殿。殿內豎立着幾塊一人高大的石碑，上面銘刻着本廟的修建及其原因。據說，以前有一中國國王在此逝世。當時他還是個孩子，他的母親與他一同離開人間。那三個官員是他的大臣，一同陪他去世。在此我們看到的是，華人所崇拜的偶像及神靈是他們過去的國王及領主。”(44)
文中所言“他們想帶我們去參觀位於這Pinhal中央的一所巨大的廟宇或偶像寺廟。”爲位於宋行宮後的慈元殿。
“宋行宮在崖山。祥興初，帝昺南遷時，建凡三十間，環以軍屋千餘。又有行朝草市。祥興二年，丞相陸秀夫負帝沉海死之。其地遂廢。”(45)
“宋慈元殿在行宮之後。帝昺建以奉太後楊氏。遺址今爲。”(46)
“全節廟在崖山。明宏治四年，右布政使劉大夏刱建，以祀宋揚太后。名慈元廟。”(47)
“在一所大殿中，他帶我們看了三尊供奉在祭臺上的神像。”此語亦可在漢籍中找到相應的記載。
“大殿”即“忠義祠”。
“大忠祠在崖山。明成化十二年，僉事陶魯刱建，以祀宋信國公文天祥，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初忠義祠。”(48)
三尊神像爲文、陸、張三忠。
“我們問他那些字是甚麼意思，他回答說‘國王或少神與其母’”
“國王或少神”即帝昺(49)。“其母”爲兪修容。(50)
“那三位官員是他的大臣，……”
所祀“三位官員”爲“宋信國公文天祥，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
通過中外文獻的比證，可以斷定葡語中的Pinhal爲崖山。崖山亦稱崖門或崖門山。漢籍中有關的記載汗牛充棟。
《趙氏族譜》中《崖山總圖》稱“崖山在廣東新會邑南八十餘里，與奇石山對峙如門且前有石橫亘如門限(51)，故又曰崖門。”(52)
阮通志稱“崖山在新會南山。有兩崖對峙，海潮出入。宋紹興間常置戍衛。”(53)
屈大均稱“崖門在新會南。與湯瓶山對峙若天闕。故曰崖門。自廣州視之。崖門西而虎門東。西爲西江之所出。”(54)
地理特徵：“新會繁，疲，難。府西南二百三十里。……東南：崖山，與西南湯瓶嘴山對峙，熊海出其中，曰崖門。”(55)
崖門外水面稱“崖門海”。“崖門海在城南百里。外連香山、新寧海面達烏豬大洋。”(56)
崖山爲一戰略要地。“圭峰作鎭崖山，爲鳥豬大洋之鎖錀。”(57)
四、葡西在Pinhal的衝突
(一)漢籍記載
“萬曆二十六年八月初五，(58)呂宋徑抵濠鏡澳住舶，索請開貢。督撫司道謂其越境違例，議逐之。澳彝亦謹守澳門，不得入。九月，移舶虎跳門，言侯丈量。十月，又使人言已至甲子門。舟破趨還，遂就虎跳門結屋，群居不去。海道副使章邦翰飭兵焚其聚落。次年九月，始還東洋。或曰，此閩廣商誘之使來也。”(59)
屈大均曰：“南海之門最多。從廣州而出者曰虎跳門。最大。小者曰虎跳門。……從新會而出者曰崖門。曰松柏。”(60)方志所載更詳。“廣郡屬縣十有四，而濱海者南海、番禺、順德、東莞、香山、新會、新寧也。曰屯門、曰雞踏、曰雞啼、曰冷水角、曰老萬山、曰三門、曰東洲、曰南亭、曰廣海、曰沙灣、曰黃圃、曰急水門、曰松柏。皆廣郡衝險。而虎跳門、澳門、南頭、崖門爲要。此海防之中路也。”(61)“從新會而出者曰崖門。曰松柏(阮通志作沿柏)。”(62)
這一地區自古以來爲交通要衝。“寇由十字門潛入香山。由松柏潛入新會。”(63)“虎跳門，東香山，西新會一水爲之界。北距鱘鰉瀝八十里。門外右折入崖門。亦北行八十里爲鱘鰉瀝。分流處海道視崖較直，水勢視崖較緩。商舶出入多由此。”(64)
此外葡萄牙國立檔案館中藏有關於此問題的中文公函葡譯四篇(65)
(二)葡籍記載
“庫托(Couto)亞洲旬年史之十二，第十一章
馬尼拉一艘西班牙三桅帆船來華與華人議和，在一中國港口建立商站，唐·保羅·德·葡萄牙(D.Paulo de Portugal)所採取的行動。
在第1篇第16章中，我們已叙述過唐·保羅·德·葡萄牙(D.Paulo de Portugal)如何啓程前往中國，現我們繼續講述他的事情。這位船長於去年10月抵達澳門港。15天後，有一馬尼拉的三桅帆船停靠廣州城。它的船長是唐·胡安·薩姆迪奧(D.João de Samudeo)。與其同行的有兩位聖方濟各會會士。他立即派遣上述敎士攜帶兩封信來見澳城的總督。一封是馬尼拉總督唐·佛朗西斯科·特羅(D.Francisco Tello)的信函，另一封是他的信。總督在其信中說，他派遣此船爲唐.菲利帕國王在菲律賓一帶的艦隊採購鉛，鐵及彈藥；他請求澳門總督下令允許他們採購上述物品並爲前來採購的船長提供方便，因爲大家共事一主。還有許多溢美之詞，在這方面西班牙人從不吝惜。唐·若昂·薩姆迪奧(D.João de Samudeo)的信大同小異，他請求澳門總督允許他進行派他而來的貿易並按照常理爲其提供方便，最後仍熱烈了一番。
唐·保羅·德·葡萄牙(D.Paulo de Portugal)讀完此信後，發覺此三桅帆船並未來舶澳城，知此是計。於是他回答唐·若昂·薩姆迪奧(D.João de Samudeo)說若他持有葡萄牙國王的敕令，澳港便是他的家，可隨意徵用錢財，澳城一切爲其服務；若他手無此命令，他應該明白不會同意他的任何要求，相反將千方百計爲其設置重重困難，因爲國王對他說過，菲律賓的西班牙人不得騷擾此地，不得影響葡萄牙人在此的貿易。他又親口對送信來的神甫們重復了回信的內容並打發他們返回。本澳居民立刻意識到此三桅帆船之來乃爲在一新的中國港口進行貿易，這他們在許多前天前業已宣佈。同時還意識到他們欲借金錢的力量達到他們的目的，因爲這個西班牙人已開始同中國官員打交道，漫天承諾，出手闊綽，爲達到向他們提供一港口的目的。爲此，他向官員贈送了許多早已準備好的華麗名貴的布料。這是在世界任何地方敲開大門的萬能鑰匙。
唐·保羅·德·葡萄牙(D.Paulo de Portugal)立刻得知了這一交易。他認爲這將給國王，給本澳的居民生計，乃至整個印度商人的利益帶來損害，於是他派遣一書役攜帶一他的抗議信及通諜去見唐·若昂·薩姆迪奧(D.João de Samudeo)。他對西班牙人說，若他持有葡萄牙國王的敕令，可前來澳門港，否則請勿前來，因爲嚴格禁止他這樣做。派人向其出示禁令，便於他抄錄。若一意孤行的話，他應該知道他將受到阻止。他將此內容寫成了一封口氣十分客氣的信函並下令在抗議信提交前首先出示此信；若他一意孤行，那麼聽其自便。總督在信中以國王和他本人的名義，請求唐·若昂·薩姆迪奧(D.João de Samudeo)不要干擾這裡的貿易，不要騷擾此地並向他指出了印度海關將受到的一切麻煩、損失和破壞以及兩個王室的主人唐菲利帕國王的子民的貿易將受到的損失。爲此，他還派遣了馬蒂亞斯·皮內拉(Mathias Pinella)(66)。此人年事已高，久居本澳，與官員相熟。要他勸說官員將那條西班牙船交給他們處理或允許他們去解決這條船，要他多說好話並許諾重禮。當馬蒂亞斯·皮內拉(Mathias Pinella)抵達時，西班牙人已做成了他們的交易並以重金獲得了許可，因爲唐·若昂·薩姆迪奧(D.João de Samudeo)派了兩個西班牙人到廣州去向海道請求。海道一職如同該省的省長。信中說他係偶至其地，請求批准在距澳門(67)里格的Pinhal港口設立一商站並向中國國王繳納貨稅。馬蒂亞斯·皮內拉(Mathias Pinella)將此情況通知了唐·保羅·德·葡萄牙(D.Paulo de Portugal)。他馬上召集所有居民集議，請大家對此問題提出看法。衆人一致認爲，華人不可能爲西班牙人提供港口，因爲這有違他們的法律。華人最遵紀守法，但若有外因，也會違法。此事已有先例。在唐·佛朗西斯科·德·埃薩(D.Francisco d Eça)任日航司令時，當時有一艘馬尼拉的船抵達廣州，於是派遣了兩個人攜帶證書及金錢前往廣州要求總督下令將西班牙人交給他們或將西班牙人驅逐出廣州港。爲此使命選派了多明戈斯·卡爾瓦略(Domingos Carvalho)和安東尼奧·卡爾瓦略·德·阿拉烏熱(Ant(nio Carvalho de Araújo)。他們發現廣州已被西班牙人搞得一塌糊涂，官員根本不理睬他們，因爲西班牙人已佔據Pinhal。由此可見，貪婪、利益使這些忠守法律的人在西班牙人許諾的引誘下如此輕易違法。
唐·保羅·德·葡萄牙(D.Paulo de Portugal)對此堅信不移，因此他決定前往那港口去找西班牙人，將他們帶至澳門，然後押送印度，讓印度總督準備好罪狀及起初發給他們的抗議書將他們遣送回國。若不如此行事的話，那裡的貿易將消失殆盡，葡萄牙人無法再在澳城居留，印度的商人也無法再前往澳門城經商。於是開始做準備。商議征用在那裡的大船的交通艇。
廣州立即得知了這一情況。中國官員馬上向唐·保羅·德·葡萄牙(D.Paulo de Portugal)提出了抗議，他們要求他不要找在中國國王的港口，向中國國王納稅的外國人的麻煩。此種要求伴有巨大的威脅，不久威脅的陰影便籠罩了澳門，因爲當地的給養及通常有的東西出現了緊缺，所以當地居民紛紛向唐·保羅·德·葡萄牙(D.Paulo de Portugal)提出請求，要他放棄此念。若不這樣做的話，將有大禍臨頭，因爲此地無防，華人欲佔領之易如反掌。對此根本無法抗爭。此外，華人十分討厭對他們放肆，違反他們的王法。若前往他們的港口同在那裡的外國人作戰，除了違法之外，還將遇到一個更大的危險：他們有可能反助西班牙人攻打葡萄牙人，這才是最嚴重的情況。在本澳葡萄牙居民的勸說下，唐·保羅·德·葡萄牙(D.Paulo de Portugal)打消了原來的念頭，不再準備攻擊西班牙人。於是西班牙人任意購買。由於他們攜帶了大量的雷阿爾(real)銀圓(68)，大手大腳，大量購買絲綢、各種布料、耳環及其它貨物。一時物價哄抬，以致印度的商人不敢下本購買。於是那個季風季節後，大船空空返回印度，未載運通常的貨物。
通過這些於四月底抵達的大船，唐·保羅·德·葡萄牙(D.Paulo de Portugal)將一切稟告了印度總督。公爵將唐·保羅·德·葡萄牙(D.Paulo de Portugal)關於西班牙人的報告提交議政會討論。議政會一致決定給唐·保羅·德·葡萄牙(D.Paulo de Portugal)回信。根據國王陛下禁止西班牙人前往中國的命令，若西班牙人仍滯留中國的話，禁止他們的活動並將他們驅逐出去。得此命令後，唐·保羅·德·葡萄牙(D.Paulo de Portugal)於第二年將在Pinhal港的西班牙人武力驅逐。從此西班牙人銷聲匿跡。”(69)
(三)其他西籍記載
“此時，總督唐·佛朗西斯科·特羅(Don.Francisco Tello)派遣唐·胡安·薩姆迪奧(D.Ioan de Camudio)率領一中型船前往偉大的中國，企圖與廣東總督取得聯絡，讓西班牙人在該省進行貿易，爲馬尼拉王室倉庫購買當時緊缺的硝石及金屬。他的航行一路順風。一進入廣州海岸，他派了幾個他的隨行人員入城去給都堂，亦即總督送信。總督得知了他的到來並聽取了來因，對他進行了熱情款待。住在距廣州不遠的媽港(Macan)的葡萄牙人在總督、廣州府及其他官員處做了不少手腳，阻止他們接納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來華，居然說他們是海盜、壞人，他們所到之處的王國、省份無不爲他們所佔領。他們竭盡能事，若不是總督及其他官員公正地對待西班牙人來華一事，西班牙人就要倒霉了。總督及其他官員看出了葡萄牙人的仇恨及公開的敵視，知道他們出於自身的利益，目的是不希望西班牙人在華進行貿易。事情發展到打官司的地步，要媽港(Macan)的葡萄牙人不要再吵鬧並判以不輕的體罰。在同一海岸爲西班牙人指定了一港口。它叫Pinal，距廣州城12里格。西班牙人可隨時來此避風、居留，爲此下達了文件與規定(70)。有了這些文件與規定後，唐·胡安·薩姆迪奧(D.Ioan de Camudio)率領他的船進入Pinal。華人以適中的價格提供一切所需。西班牙人乘樓船及三板沿河(71)來往廣州做生意。在他們在上述港口逗留期間，在廣州城受到了款待，住在城內，可佩帶武器在街上自由行走。這是華人對待外人的特大新聞。葡萄牙人也未得到這一待遇。他們吃驚不淺、妒火中燒，竭盡全力阻止此事。甚至乘着夜色駕船從媽港(Macan)來Pinal燒西班牙人的船。此事未得逞，因爲西班牙人早有預感並對葡萄牙人進行了必要的反擊。他們時刻警戒大船，直到做完買賣，離開那里爲止。華人皆大歡喜、他們獲得了允許他們今後來此的文件及規定。1599年年初，他抵達馬尼拉。(盧伊斯·達斯馬利尼亞斯(Luís Dasmariñas)前往柬埔寨貿易)……氣候一直如此惡劣，無法改善航行條件。在驚濤巨浪中，他來到了中國海岸，駛抵澳門下面的一片小荒島，(72)……唐盧伊斯(Don Luís)及其手下來到媽港(Macan)面前時，派兩名隨行士兵乘華人的船入葡萄牙人的城市(73)及村落，通知他們的到來及處境，向葡萄牙人求援。此外，派了二人前往廣州向總督或稱都堂請求援助與幫忙，以便可以離開中國，繼續航行。媽港(Macan)人及其艦隊司令保羅·德·葡萄牙(Pablo de Portugal)對西班牙人的代表怒目相視，竟然將他們下獄，不讓他們回見唐盧伊斯(DonLuís)並派人通知他立即離開那一帶海岸，否則對他們的接待不亞於此。他們已得知，船長埃爾南多·德·洛斯·里奧斯(Hernando de los Rios)及另外一人前往廣州辦理此事，立即派了市議會的兩名葡萄牙人去阻止他們入華，說他們是強盜、海盜、壞人，如同在唐·胡安·薩姆迪奧(D.Ioan de Camudio)的情況下實使用的手法一模一樣。如前所述，那個季節，他率領他的大船停泊Pinal 港。埃爾南多·德·洛斯·里奧斯(Hernando de los Rios)船長及其同伴在廣州遇到了海軍中尉多明哥.德.阿爾塔肖(Domingo de Artacho)及唐·胡安·薩姆迪奧(D.Ioan de Camudio)船上的其他人。講述了唐盧伊斯(Don Luís)船隊的不幸。因爲他就在附近迷航，衆人駁斥了葡萄牙人的誹謗，挫敗了他們的企圖。所以其他事情均得到了解決，在唐·胡安·薩姆迪奧(D.Ioan de Camudio)這一具體問題上，總督及其他官員得知他們都是馬尼拉來的，直到盧伊斯·達斯馬利尼亞斯(Luís Dasmariñas)是誰及他的船隊前往柬埔寨，所以以接待唐·胡安·薩姆迪奧(D.Ioan de Camudio)的熱情接待了盧伊斯·達斯馬利尼亞斯(Luís Dasmariñas)，要他與唐·胡安·薩姆迪奧(D.Ioan de Camudio)一道入泊Pinal港。……唐·胡安·薩姆迪奧(D.Ioan de Camudio)於1599年年初離開了Pinal，告別留在該港的盧伊斯·達斯馬利尼亞斯(Luís Dasmariñas)及其手下。12天後駛抵馬尼拉。”(74)
葡語中的Pinhal尤指崖山，而西語中的Pinal則指虎跳門。因爲在西班牙人來虎跳門之前，葡萄牙人已在此經商(75)，所以西班牙人不可能涉足崖山。
五、詞源小探
葡語中的Pinhal及西語中的Pinal均爲普通名詞。它們如何成爲了兩個指意不盡相同的專有名詞？伊比利亞航海先鋒每到一地常以其自然景觀，如地形、植物或動物爲其重新命名。若無明顯的特徵，便以其家鄕名稱爲詞根，前綴一“新”字加以名。較著名的有“新西班牙(今墨西哥)”，“新塞哥維亞”，“新比斯開”，“新科英布拉”，“新拉梅戈”，“新里斯本”。紐約實際上是“新約克”。葡萄牙人以植物命名的地方最知名者爲“巴西”。“巴西”在葡語中意爲紅木。大槪葡人初抵崖山時曾見松林密佈，故以Pinhal，即松林相稱。翁山曾至崖山尋拜永福陵，“……嘗訪其跡吊之曰。一路松林接海天。荒陵不見見寒煙。年年寒食無尋處。空向春山拜杜鵑。”此詩可爲足證。
註釋：
①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章文欽校注《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30 頁及注4。1992年香港版，第18頁。
②即龍思泰。
③即《早期澳門史》。
④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第150頁，注2。
⑤西班牙語，葡語Pinhal的對等詞。
⑥伯希和《一部關於澳門早期歷史的著作》，《通報》，第31期，1935年，第83頁。
⑦參見阿爾貝托·卡馬爾(Albert Kammerer)《16世紀葡萄牙人發現中國及其沿海圖》，《通報》第39期增刊，萊頓，1944年，第147頁。此記載與趙錫年修《趙氏族譜》，香港趙揚名閣石印局藏版，卷1上《崖山總圖》吻合。林旭登所記載的“一洲”爲“門限石”。漢籍中關於崖門/虎跳門的圖籍繁多，尤其値得注意的是《澳門記略》上《海防屬總圖》中虎跳門砲臺前方有一船隻並配有“番船”的說明。
⑧參見阿爾貝托·卡馬爾，前引書，第148頁。
⑨參見《歷史上的澳門》，東方文萃出版社，1990年，第60－61頁。
⑩如何解釋澳門的“松山”？
(11)博克塞《遠東的貴族》，葡語版，東方基金會，澳門海事博物館，1990年，第59頁。
(12)參見阿爾貝托·卡馬爾前引書，第123及147－148頁。
(13)博克塞同意白樂嘉的唐家灣考證。參見《復興雜誌》，澳門，1943年，卷1，第275 頁。
(14)高美士《16世紀在澳門附近的西班牙人短暫居留地》，載《賈梅士學院院刊》，第4卷，1970年，第335頁。
(15)關於Lantao的詞源，參見林天蔚《香港前代史論集》，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35－152頁。
(16)耿昇將其譯爲“……，古代的虎山，”似不妥，待考。疑爲“蠔涌”的對音。
(17)大槪是指海外歷史檔案館所藏《與海盜張保仔作戰圖》，收藏號765。
(18)參見林天蔚，前引書，第255頁，註25及第307－313頁。
(19)靑山寺。
(20)潘日明《澳門開埠四百年歷史上的三位英雄》，載《澳門敎區月報》，1964年，10 月－11月合刊，第693－694頁。
(21)參見《16至19世紀澳門－馬尼拉之間貿易航行》，澳門海事博物館，1994年，第106頁，註23。
(22)黄啓臣，鄧開頌《中外學者論澳門歷史》，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27頁。
(23)白樂嘉將Pinhal考爲位於香山島東側金星門的唐家灣；潘日明神甫則認爲是大嶼山暹羅人及葡萄牙人停泊的東涌港(參見《澳門敎區月刊》，1964年10月－11 月號，第693－694頁)。
(24)參見《16世紀澳門》，澳門，敎育文化司署，1981年，第74頁。
(25)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著《澳門源考(Em Busca das Origens de Macau)》，敎育部葡萄牙海外發現紀念工作小組，里斯本，1996年，第127頁，註6。
(26)《海上絲綢及白銀之路：澳門－馬尼拉，起源至1640年》，里斯本新大學碩士論文(未刊)，1995年，第33頁。
(27)參見黃啓臣、鄧開頌，前引書，第145頁。
(28)同上，第151頁。
(29)(老殖民主義史話》，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329頁。
(30)黄啓臣、鄧開頌《十六至十九世紀西歐各國在澳門的貿易競爭》，載《濠鏡》，1986 年9月，第1期，第43頁。
(31)《澳門史》，香港，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153頁。
(32)姚楠、錢江，前引書，第133頁。
(33)《澳門史綱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7頁。
(34)《澳門歷史自遠古－1840年》，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第225頁。
(35)耿昇譯、榮振華著《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下，第666頁。
(36)《早期澳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30－31頁，註4。
(37)《澳門尋根》，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年，第92－93頁及第95頁上註6。
(38)《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敎育學會，1998，第66 頁，註8，《澳門政治發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9年，第60頁，註1及《生存之道澳門政治史》，澳門，澳門成人敎育學會，1999年葡語版，第85頁，註80。
(39)原文作bancão。源自馬來語vankan。一種小槳船。
(40)榮振華，前引書，下，第665－667頁。
(41)即猶大五十年節。
(42)參見《路加福音》第15章上《蕩子的比喩》，《聖經》(袖珍版)，香港，思高聖經學會譯釋，1968年，第1620頁。
(43)原文爲ilhas da China。葡語文獻亦稱“ilhas de Cantão”，即“廣東諸島”。廣義的“中國諸島”指從上川至珠江口的所有島嶼，狹意的“廣東諸島”則指上川至西江口的所有島嶼，猶指浪白滘地區。
(44)選譯自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澳門源考(Em Buscadas Origensde Macau)》，敎育部葡萄牙海外發現紀念工作小組，里斯本，1996年，第118－119 頁。《澳門尋根》，澳門海事博物館，1999年，第88－89頁上有此段的漢譯，但考證欠詳。
(45)阮元《廣東通志》，卷3，第3884頁下－3885上。
(46)阮元《廣東通志》，卷3，第3885頁上。
(47)阮元《廣東通志》，卷2，第2722頁上。
(48)阮元《廣東通志》，卷2，第2723頁上。
(49)“……改元祥興，……年方八歲，……祥興二年(已卯)二月初六日酉時崩於崖山奇石之下，聖壽九歲。”參見趙錫年，前引書，卷1，第74頁反面－75頁正面。
(50)參見趙錫年，前引書，卷1，第73頁正面。
(51)《崖山總圖》中作“門限石”。林旭登稱“港口有一洲橫亘。”
(52)參見趙錫年，前引書，，卷1，第80頁反面。
(53)阮元《廣東通志》第2382頁下。
(54)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第35頁。
(55)參見趙爾巽《淸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2272頁。
(56)阮元《廣東通志》，卷1，第1958頁上。
(57)阮元《廣東通志》，卷2，第2298頁下。
(58)1598年9月5日。
(59)金光祖《廣東通志》，卷28，番彝，第43頁；又郝玉麟《廣東通志》，卷58，外番，第33頁及《中山文獻》，卷6，第1814－1815頁。
(60)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第33頁。
(61)《中山文獻》，卷5，第481頁。
(62)同上，第482頁。
(63)同上，第483頁。
(64)同上，第503頁。
(65)葡萄牙國立檔案館Convento da Graça Caixa 16D Tomo VI fls 133－134。作者即將發表的一篇叙述葡西全球爭奪的文章中予以全文發表。西班牙人千方百計在試圖在華獲得一居留地最主要的目的是征服中國，而不是經商。
(66)此人爲議事亭理事官。
(67)原文缺數字。
(68)漢籍作“鷹洋”。
(69)《庫托(Couto)亞洲旬年史之十二》載巴羅斯《亞洲旬年史》，里斯本，聖卡洛斯書店，1973年－1975年，第243－250頁。
(70)這些規定的葡語譯文仍存葡萄牙國家檔案館。參見註(65)。
(71)西江。
(72)崖門外浪白水域。
(73)此語可證實從1568年擊退曾一本襲擊時澳門已有城。
(74)安東尼奧·德·莫爾卡(Antonio de Morga)《菲律賓群島逸事》，墨西哥，1609年，第52－54頁。
(75)鄭舜功《日本一鑒》中有一則値得注意的史料：“今年，佛郎機夷號稱海王者，官市廣東龍崖門，得聞三洲有船私市，謂減已利，而乃牽入龍崖，與之伢市而去。稱海王者，蓋屋居止龍崖門。民厭其禍，官懷隱憂，遣使驅逐，恬然不懼。此患積至十年矣。”此書作於1564年。從“今年”推溯“10年”當爲1555年。浪白北方有一島稱崖山，其週圍水域稱崖門。也就是說，葡人於1555年已至該島地區貿易。這一資料告訴我們兩件史實。其一，1555年葡人已從上川進入浪白海域；其二，葡語中的Lampacau不特指浪白島。其範圍包括浪白島，該島與龍崖門或龍崖之間的水域，即浪白澳或浪白滘。湯開建力主龍崖門爲澳門別稱(詳氏新作《明淸士大夫與澳門》，第48－51頁)。對此，黃德鴻曾提出“澳門曾名龍崖門？”的質疑(詳氏《澳門新語》，澳門成人敎育學會，1996年，第17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