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雜考

　　本人與澳門《文化雜志》有很深的淵緣，曾爲其創刊號的主要翻譯之一。十幾年來，這本三語雜志文圖並茂，辦得有聲有色，海內外讀者好評如雲。葡、中、英“各文版，根據不同語言讀者的實際情況，在內容上略有增刪。”漢語版脫離了早期以翻譯爲主的框架，刊登了相當一批近年較活躍的中、靑年華人學者的著書立說，開闢了一重要的澳門文史硏究園地。
　　1997年夏季第31期題爲《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文獻集》。它彙萃了葡、西兩種語言中關於中國、澳門的主要早期史料。經過譯林高手、新秀的辛勤勞動，爲中國澳史學者提供了一十分豐富的新資料來源，使得中國學者得以將我國載籍同伊比利亞兩國文獻作一比較硏究，爲澳門史的科學硏究做出了貢獻。
　　此期《文化雜志》翻譯家中有我熟悉的北京葡、西界前輩，老友，還有許多新人。尤其看到葡語界後繼有人，十分欣喜。國內同事在參考資料較缺乏的情況下，能拿出如此優異的譯文奉獻廣大學者及一般讀者已屬難能可貴。
　　一年多來，拉雜寫了些讀史札記。在此不揣簡陋，提出一些問題，與各位同事共求學術進展。草成此篇，大多管見。罅漏之處在所難免，誠待博雅不吝賜敎。
　　第15頁
　　關於托梅·皮雷斯使團離京的情況，參見《明史》中《楊廷和傳》。關於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生平及其出使中國的始末，中文書籍可見張維華《葡萄牙第一次來華使臣事跡考》，載《史學年報》，1933年，第1卷，第5期，周景濂《中葡外交史》，1936年商務版，第10－24頁，郭廷以《近代中國史》，1979年臺5版，第1冊，第152－153頁：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第3－9頁，阿爾曼多·科爾特藏(Armando　Cortesão)《歐洲第一個赴華使節》，澳門文化司署，葡中雙語版，1990 年，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155－157頁；葡語方面可參考阿爾曼多·科爾特藏(Armando Cortesão)《托梅·皮雷斯<東方簡志>及<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書>》，科英布拉，1978年，第34－43頁，埃杜爾多·布拉藏(Eduar do Brazão)《葡中外交關係史札記》，第15－66頁，薩安東《葡中關係硏究》，第39－40頁。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托梅·皮雷斯<東方簡志>的里斯本手稿》，東方葡萄牙學院，1996年，第13－43頁。値得一提的是，著名漢學家伯希和曾於1949年在《明史上的火者及寫亦虎仙(Sayiid Husain)》一文中，對《明史·佛郎機傳》以中外史料爲基礎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參見《通報》，第39期，第81－292頁。此文外文題目偏疏，向爲學者所忽視。但其學術價値不在我國張維華《明史佛郎機、呂宋、荷蘭、意大利亞四傳注釋》之下，堪稱中西姐妹篇。伯氏文在記述托梅·皮雷斯使團時，對“火者亞三”問題有深入、翔實的考據^①。張天澤除著有學人較爲熟悉的《中葡早期通商史》^②外，於60年代初尙撰寫一題爲《麻剌加與葡萄牙首次赴京使團之敗因》^③關於此問題的短文。
　　第16頁
　　葡語中東方的槪念
　　原文作Levante。舊時，葡萄牙人以此稱今馬六甲以東地區。Oriente則指好望角以東地區。
　　第17頁
　　坎巴拉應譯爲汗八里。
　　帕森應譯爲巴西。此處爲《明史·佛郎機傳》中的巴西，即葡萄牙語“Pacem”之對音。故地在今蘇門答臘島東北岸之波奢(Passier)。詳見《古代南海地名彙釋》，中華書局，1986年，第1015頁。
　　極樂鳥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Armando Cortesão)原注有誤。“滿剌加所云瑣袱，鳥毳爲之。紋如紈綺者也。”參見趙春晨，《澳門記略》，第74頁。亦參見屈大均《廣東新語》，中華書局版，北京，1985年，卷下，第427 頁，《鳥服》條。
　　毛毯應應譯爲羽紗。“羽紗春秋服之，備諸色，可以卻雨。”參見趙春晨，前引書，第73頁。
　　漳州
　　原文爲Chamcheu。葡文亦作Chincheo。在葡早期有關中國的文獻中，其意有四：漳州；廈門灣內外葡萄牙人通商島嶼；福建省；福建人。
　　“在那些島嶼有各國的港口”宜譯爲“靠近南頭陸地處有些爲各國規定的澳口，如屯門島等。”我國載籍稱：“夷船停泊皆擇海濱地之灣環者爲澳。先年率無定居，若新寧則廣海，望峒，香山則浪白，濠鏡澳，十字門，若東筦則虎頭門，屯門，雞栖。”參見郭棐《廣東通志》，卷69，番夷，第72頁。
　　第18頁
　　伶仃島
　　此係白樂嘉提出的考證，但待商榷。這是葡語文獻中對Tumon　的最早涉及。其書寫形式爲Pulo Tumon。Pulo爲馬來語，意即島。Tumon爲屯門的對音，但問題是漢語文獻與圖籍中不見“屯門島”。
　　Tumon史地考證諸說繁多，計有爲龍思泰首倡的“上川說”，特瑞修提出的“下川說”，日本、中國學者各考，但迄今爲止尙無定論。葡國早期航海先鋒繪制有十分詳細的中國沿海圖，尤其是珠江口圖。在庋藏里斯本國立圖書館的一繪制於1574年以前的航海圖(D90R)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今香港屯門一帶標示着“lantao”，其下方相當於今大嶼山的島嶼被注爲“ilha tataruga”，意爲龜島。不見漢籍與圖有此稱，但其周圍有“獨龜洋”，“鳌灣”。葡語可能由此借名。“ilha tataruga”四週標有一圈表示沙灘舶口的小十字。這一標示爲中國方志所證實。例如郭棐《粵大記》海防圖中在屯門灣內，今大嶼山北端“大澳”、“沙螺灣”及“上磨刀(亦稱‘大磨刀’)”、“下磨刀(亦稱‘小磨刀’)”之間標有一洋船。稍東在“屯門”及“大蠔山”、“東西涌”之間又見一同樣形狀的洋船。在淸王崇熙《新安志》與圖中，“大奚山”與“長洲”間標示一洋船。
　　“南頭的鎭長”宜譯爲“南頭的老爺”，即南頭備倭都指揮。
　　“廣州的將軍是海堂”宜譯爲“本城首領稱海道”。中國職官無海堂。
　　“但從那裡到這裡要15年”似應譯爲“這不過是15年以來的事情。”
　　“紅念珠”似應譯爲“坎貝的光玉髓”。一種寶石，具有止血功能。
　　Hucham
　　“上述滿剌加平底帆船泊於Tumon島。如前所述，該島距廣州20 里格。這些島嶼至南頭陸地的海面距離爲一里格。在那裡，滿剌加平底帆船泊於Tumon澳，暹羅的平底帆船則下碇HuCham港^④。較之暹羅人的港口，我們的港口距中國更近3里格。貨物先到暹羅人的港口，然後再至我們的港口^⑤。”
　　既稱“這些島嶼”則證明當時的貿易島不衹一個。
　　對於此港的漢語名稱及位置，葡萄牙學者至今無確切考證。從這段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暹羅人的港口與“我們的港口”非一港。既然作者稱“我們的港口”，也就是說葡萄牙人已到達此港。本書成於1512 年－1515年間。鑒於歐維士於1513年已航行至Tumon，托梅·皮雷斯所言之港應爲Tumon澳。從行文來看，似乎葡萄牙人的港口爲Tumon及Hucham以外的另一島嶼。可能爲大門島。但據里斯本似應譯爲圖書館藏第D90R圖(其繪制日期應在1574年之前。而同一圖書館藏第D89R圖，即《澳門：從地圖繪制看東西方交匯》中第136頁上《澳門地圖》則作於1574年之後，因爲上面明確地標出了關閘的門樓及在其兩側橫貫蓮花莖的一堵圍牆。)所示，今香港大嶼上四週均爲泊口，故葡語文獻中的Tumon有待確定。
　　第19頁
　　“中國的大小重量”似應譯爲“大秤與小秤”。
　　巴爾
　　中國學者常常引用的《權度書》的葡語原名爲《葡印度量衡及貨幣換算書(Lyvro dos pesos da Ymdia，e Assy medidas e Mohedas，escripto em 1554 por Antonio Nunez)》。其作者安東尼奧·努內斯(António Nunez)爲葡萄牙王室在葡印政府派駐的財務審核員。本書爲當時在葡印總督的命令下頒布的正式的度量衡換算書。書成於1554年12月12日。
　　現將有關中國及澳門部份文字摘譯如下，以饗學人：
　　第9頁：“中國樟腦用的婆蘭與象牙及檀香的重量單位用的婆蘭完全相同：但價格有所不同。”
　　第39頁：“Macao^⑥的1婆蘭爲120比薩(biças)，148，71600公克：1比薩(biças)爲43又5分之1盎司；1比薩(biçaas)爲100提卡埃斯(ticaes)：1婆蘭爲2公擔又4阿拉特爾(arrateis)”
　　第48頁：“Macao的1婆蘭爲120比薩(biças)，……”
　　對此重量單位漢籍早有記載：顧炎武稱“凡舟之來，最大者爲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胡人謂三百斤爲一婆蘭。” ^⑦屈大均曰“洋舶之大者。曰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一婆蘭三百斤。番語也。”^⑧《澳門記略》作者亦採其言：“其舟最大者爲獨檣舟，能載一千婆蘭。婆蘭華言三百斤也”^⑨
　　上引漢籍可證“婆蘭”在廣東、澳門爲華人所知，且有葡語文獻佐證：1556年冬曾訪問廣州的加思帕爾·達·克盧思(Gaspar da Cruz)神甫對此重量單位有準確記述：“幾個華商說，廣東每年爲皇帝上繳3千擔白銀。每3擔爲1婆蘭，……”^⑩加爾西亞·達·奧爾塔稱“……因爲婆羅洲樟腦⁽¹¹⁾按市斤出售而中國樟腦則按婆蘭出售。每市斤爲20盎司，每婆蘭約爲600阿拉特爾(arrateis)”⁽¹²⁾。
　　“粉狀囊狀的麝香……”似應譯爲“麝香以粉末或囊計算”。
　　“阿巴魯特”原文作Abarute，疑爲abartamem，鉛。該詞係煉金術用古葡語語彙。參見安東尼奧·德·莫拉伊斯·席爾瓦(António de　Morais Silva)《葡萄牙語大字典》，里斯本，1949年，卷2，第77頁。
　　“西安的城市”似應譯爲“西安府”原文作Xannbu，爲Xi’anfu之疏漏。
　　“Anquem”似應譯爲“安慶”。阿爾曼多·科爾特藏失考。此釋疑爲白樂嘉的貢獻，詳見氏著《一五一五年之澳門》一文，阿爾曼多·科爾特藏(Armando Cortesão)，前引文，附錄之四，第477頁。
　　第20頁
　　“oquem”
　　托梅·皮雷斯稱：“除廣州港外，尙有一港名‘oquem’。陸程3天，水路晝夜可至⁽¹³⁾。此爲琉球人及其它國家使用的港口。此外，尙有多處港口，需長篇鉅幅方可完述，故不擬在此贅言。本文範圍僅至廣州⁽¹⁴⁾，因爲它是打開中華王國的鑰匙。”⁽¹⁵⁾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在著名漢學家慕阿德(Arthur Christopher　Moule)⁽¹⁶⁾的協助下將“oquem”還原爲福建⁽¹⁷⁾。從語音上來分析，考證無誤。但從史學的角度而言，需作進一步補充。下句爲“此爲琉球人及其它民族使用的港口”一語，由此可知係琉球貢使入華之口。《澳門記略》“琉球”曰：“今貢道由福建，亦無來粵市者。⁽¹⁸⁾《明史》，《外國四·琉球》記述：“正統元年，其使者言：‘初入閩時，止具貢物報聞。’”⁽¹⁹⁾“弘治元年七月，其貢使自浙江來。禮官言貢道向由福建，……”⁽²⁰⁾考當時負責接待琉球貢使的市舶司位於泉州。《明史》，《食貨五》稱：“泉州通琉球”⁽²¹⁾，則文中“oquem”港當指泉州。托梅·皮雷斯的寫作素材來自口頭傳說，將“福建”一音移植“泉州”不當爲奇。白樂嘉標新立異將其釋爲“濠鏡”並頗費篇幅加以考證、闡述⁽²²⁾。此說後在中外學者中產生巨大影響。我國學者循此說者，當數戴裔煊爲第一人⁽²³⁾。反觀我國史料，若澳門於1535年始闢爲澳口之說⁽²⁴⁾得以成立，殊難想像早在20多年前，在東南亞便有了關於澳門的信息。
　　我國文獻中關於琉球人於正統十年至“香山港”的記載行文如下：“……時流求使臣蔡璇等率數人以方物買賣鄰國，風漂至香山港，……”⁽²⁵⁾。有學者認爲香山港即香山澳。對此，梁嘉彬先生於30年代則稱：“殊域周咨錄卷四琉球云：‘正統十年琉球陪臣蔡璇等數人以方物貿遷鄰國，漂至廣東香山港。’案：正統間澳門尙未爲人知，所謂香山港當即浪白耳!”⁽²⁶⁾作者不擬在此對香山港作進一步的考證，但我們應對這段史料作一細讀。黃佐、嚴從簡均稱到周圍國家做買賣，遇到風暴漂至香山港。顧炎武有言甚明：“……有當由福建而被風漂舟至者如渤泥……流求……每加收卹，他若喃勃利新附諸國，亦有隨舶至廣州者。正統十年，按察副使章格⁽²⁷⁾巡視海道，時琉球使臣蔡璇等率數人以方物買賣鄰國，風漂至香山港，守備以海冠⁽²⁸⁾，欲戮之以爲功。格不可，爲之辯奏，還其貲而遣之，番夷頌德。近年琉求客商有漂至瓊州者，送之廣州僉事，經彥寀⁽²⁹⁾加意存卹，遠人感之。”⁽³⁰⁾正因爲這不是對他們開放的舶口，所以“守備以海冠，欲戮之以爲功。”而托梅·皮雷斯則十分明確地說“此爲琉球人及其它民族使用的港口”。
　　這一爭論解決者還是托梅·皮雷斯本人。他在記叙琉球時寫道：“琉球人亦稱‘古螺⁽³¹⁾’。兩名均可，但琉球使用較多。其國王爲異敎徒。所有人爲華人國王的貢臣。其島鉅大，人口衆多。有類似中國平底帆船的小船。經常不斷地有3、4條在中國採買東西⁽³²⁾。此外，在中國及滿刺加無其它貿易。有時隨同華人，有時單獨去福建港⁽³³⁾進行貿易。它位於中國大地，近廣東⁽³⁴⁾。之間的航距爲一晝夜。”⁽³⁵⁾
　　應該特別注意的是“……之間的航距爲一晝夜。”與“……水路晝夜可至。”完全吻合。可以說“oquem”實際上爲“foquem””的訛略形式。
　　“塔塔耳”似應譯爲“韃子”。
　　“戈兒人”原文作guores。此處似指高麗人。但通常指琉球人。guores源自阿拉伯語Al－Ghur。漢語古籍作“古螺”。此係琉球的阿拉伯名稱。
　　注29
　　“羅曼山島”應譯爲“老萬山”。
　　第23頁
　　“他們回去……返回故鄕。”似應譯爲“返回時裝載蘇門答臘或馬拉巴爾出產的胡椒，以及許多來自坎貝的雜貨，例如我們稱之爲鴉片的阿芙蓉、熏香、藏紅花、珊瑚、坎貝及帕雷阿卡特⁽³⁶⁾布。然後返航。”
　　第24頁
　　“擔”原文爲quintal。應譯爲公擔。
　　“克魯扎多”原文爲Cruazdo。有金、銀質多種。漢籍稱十字錢。
　　第31頁
　　“韃扎人”似應譯爲“韃子”。
　　“膠京海灣”似應譯爲“交趾灣”，即北部灣。
　　“‘苗嶺’(Miulem)或‘摩嶺’(Mulem)。”爲同名異音。
　　第32頁
　　“坦滘”原文爲Tancão。似爲東莞的對音。
　　“Chenos”爲“州”的訛音。“……後者是一些大商城，不過我們不知道它們叫甚麼名字，……”似應譯爲“……這是些大城，但不以城稱之：”
　　第33頁
　　注5
　　“指的是梅嶺”應爲“指的是苗嶺”。
　　第37頁
　　“尙帕”原文爲Chappa。應譯爲占城。據中國史籍所載，占城國又作林邑國，環王國，占婆國，或簡稱爲占國，佔國，在今越南中南部。該國爲占人所建的國家，其碑銘作Champa。9世紀末期，其領土約自今平治天省北部的橫山(Hoauh Son)至順海(Thuan Hai)省的藩朗(Phan　Rang)一帶。後來安南國擴張南侵，其國土逐步縮小，約17世紀末、18 世紀初爲安南國所滅。占城一名有時也專指占城國的首都，故它在不同時期語意有所不同。一般來說，10世紀末以前其都城在今廣南一峴港省維川縣南的茶蕎(Tra Kieu)，即碑銘中的lndrapura。後來遷至今義平省安仁北的闍盤(Cha Ban)，其碑銘作Viaya。15世紀末以後，又徒至藩朗一帶。
　　“梅阿廓”原文爲Meaquo。京都郡，即今京都。
　　“寧波”原文爲Liampó。在16世紀的葡萄牙語文獻中，該詞同時指今寧波地區，寧波市，舟山群島及海面和雙嶼港。
　　第39頁
　　注16
　　雙嶼港被毀發生於1548年。關於此役，詳見金國平、張正春《Liampó新考》，《葡中關係硏究一十六世紀一十九世紀》，澳門，東方葡萄牙學院，1996年，第85－135頁。尤見《明經世文編》，卷205，《朱中丞甓餘集一》第2164－2165頁所載《雙嶼塡港工完事一塡塞雙港》。
　　第47頁
　　“他們……。一位叫天后阿馬，……捍衛者。”似應譯爲“崇拜兩位婦女的形象，將其視爲聖人。其中一個名叫娘媽。海上人將其尊爲保護神。他們對此神十分虔誠，常常爲其進行祭祀⁽³⁷⁾。”查葡語原文作“Náma”，顯然係娘媽的訛音。
　　第48頁
　　“Veniaga島”應譯爲“貿易島”。
　　“還有……大小”似應譯爲“另外一些官員如，都堂，中官⁽³⁸⁾，總兵。此三人稱議事會，執掌城市。三官之首爲都堂。出任此職者需知書達禮、年邁、人善。總兵位居第二。這是武官，不必文人出身。中官⁽³⁹⁾爲第三把交椅。負責財政事宜。爲議事會中職位最低者。此外，還有一人稱巡按御史⁽⁴⁰⁾的官員。擔任此職者需爲文人，品德優秀。他與都堂一道處理司法事物。他的職權爲進行調查、立案上報國王。此官權傾一方，其任期不得超過一年。其它官員可連任數年。此外還有些下級官員如，布政使、按察使、都司、海道、備倭等。備倭如同海軍上將一職。提舉不知係何職。”
　　第49頁
　　注2
　　葡語中~^ambar amarelo的漢譯爲琥珀，~^ambar cizento或ambergris 的對譯詞爲龍涎香。若僅出現~^ambar，需視上下文加以確定。此處係指琥珀，因爲中國不出產龍涎香。詳見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章文欽校注《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北京，1997年，第328－329頁。
　　注7
　　天后不是佛敎系的保護神。參見李獻璋《媽祖信仰硏究》，澳門海事博物館，1995年，章文欽《澳門與中國歷史文化》，澳門基金會，1995 年，第242－273及徐曉望、陳衍德《澳門媽祖文化硏究》，澳門基金會，1998年。
　　第52頁
　　“老爺們”原文爲lauteas。爲閩浙江方言“老爹”的對音。
　　“太守”原文爲tarfu。疑爲“大府”或“臺府”的對音。
　　“巡察院”原文爲Chaem。爲按察院的訛略。此處指巡按御史。
　　第55頁
　　“捕快”原文爲portoãos。應爲“捕廳”的訛略。
　　第60頁
　　“Ichão”似乎爲“一更”的對音。
　　“cheu”似爲抄寫之誤。作n，則更接近漢語發音。
　　“Concão”應譯爲“中官”。
　　第63頁
　　注16
　　此處的cheu爲鎭的對音。編者所註“墟”有誤。
　　第66頁
　　“一位朝廷大員”此處指兪大猷。
　　第67頁
　　“talicos”原注者從上下文推測爲“鼓”。確切詞源待考。
　　“金冊”原文爲chapa。此處作公函解。詳見金國平《從Chapa de　Prata到Chapa de Ouro》，《澳門硏究》，第10期，第95－116頁。
　　“捕快”原文爲Upos。漢語“武捕”的對音。
　　第70頁
　　注17
　　關於冠服式樣及等級，參見《明史》，第1633－1656頁。
　　注18
　　“與原布拉干薩副國王唐·君士坦丁”似應譯爲“與原總督唐·君士坦丁·德·布拉干薩”。
　　第74頁
　　“fancui”爲“蕃鬼”的對音。
　　“廣州諸島”原文作Ilhas de Cantão。宜譯爲“廣東諸島”。葡語文獻亦稱“ilhas da China”，即“中國諸島”。廣義的“廣東諸島”指從上川至珠江口的所有島嶼，狹意的“廣東諸島”則指上川至西江口的所有島嶼，猶指浪白滘地區。詳見韓振華《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記載上有關西沙群島歸屬中國的幾條資料考訂－附：幹荳考》，載《南海諸島史地考證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61－172頁。
　　“寧波諸島”似應譯爲“雙嶼諸島”。詳見《鄭和航海圖》，中華書局，北京，1982年，第30頁。
　　第76頁
　　“litici”爲盧都司的對音。指盧鏜。
　　“aitão”爲海道的對音。
　　“陸都司”應爲“盧都司”。
　　第79頁
　　poutós(捕頭)。參見第82頁注37。
　　“科瓦多(cóovado)”。葡語文獻中以此詞譯漢語“尺”。
　　“Chaipu Huchim Tutão”據何高濟考，爲“巡撫福建都堂”的對音。⁽⁴¹⁾
　　“Quinsi tuão”可能爲“欽使杜”的訛略。御使杜汝禎。
　　“Athalissi Chuquim”(大理寺主僉)爲“大理寺諸卿”的對音。
　　第80頁
　　“Senfuu”可能爲“巡撫”的訛略。明史稱“紈用便宜斬之，怨紈者御史陳九德遂劾其専擅，……”⁽⁴²⁾
　　“Qunchiu”可能爲“陳九”的訛略
　　“Chanchifu”(漳州府)疑爲“三知府”的訛音。即通判翁燦。
　　“Lupu”漳州知府盧壁。
　　“Sanchi”疑爲“三司或三法司”的訛音
　　“Cansi”廣西。
　　“Antexeu”參將汪大受。
　　“Assão”可能是“翁燦”的對音。
　　第81頁
　　“Chaqueam”應爲浙江的對音。
　　“Chinque”可能是“千總”的對音。即“僞千總李光頭”。
　　“Cuichim”可能是“朱卿”的對音。即朱紈。
　　“Chibee”可能是“指揮”的訛略。即指揮僉事汪有臨。
　　“Famichim”指“福建都司都指揮盧鏜”。
　　“Toumicher”指“海道副史柯喬”。
　　“衹是每月一fom的大米”從博克塞起，西方學者將fom考爲“分”。實際上fom爲“俸”的對音。“衹是每月一fom的大米”應理解作“每月有俸米”。
　　第82頁
　　注17
　　葡人於1548年在雙嶼被逐。
　　注19
　　平托記述了雙嶼被毀的原因：“第二天早晨，我們自上川島出發。大陽落山時抵達往北6里格處的另一島嶼。該島名爲浪白滘。其時葡人與華人在島上交易，直至1557年廣東官員在當地商人的要求下，將澳門港劃⁽⁴³⁾給了我們做生意。以前那裡是個荒島，我們的人把它建成了一個大村落。裡面有價値3、4千克魯扎多的房屋，有大堂，代理主敎，有受俸敎士，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司法官員。衆人在那裡感到非常的安全，如同在自己的家園一樣，如同該島在葡萄牙最安全的一個地方。
　　我主大慈大悲、大恩大德，保佑這個地方比雙嶼還要安全，存在的時間更長。雙嶼，我在前有詳述，它是距此向北200多里格遠的一個葡萄牙的村落。因一葡萄牙人⁽⁴⁴⁾的胡作非爲，雙嶼在片刻之內被摧毀、夷爲平地⁽⁴⁵⁾。我親身經歷了這場災難。當時我們的人力及財產損失無法估計。因爲當時那裡還有3000多人，其中1200爲葡萄牙人，餘爲其它各國人。據知情者講，葡萄牙的買賣超過300萬金，其中大部份爲日銀。日本是兩年前發現的，凡是運到那裡的貨物都可以獲得3、4倍的錢。
　　這村落中除了來來往往的船上人員外，有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法官，市政議員，死者及孤兒總管，度量衡及市場物價監察官，書記官，巡夜官，收稅官及我們國中有的各種各樣的手藝人，4個公證官和6個法官。每個這樣德職務需要花300克魯札多購買，有些價格更高。這裡有300人同葡萄牙婦女或混血女人結婚。有兩所醫院，一座仁慈堂。它們每年的費用高達30000克魯扎多。市政府的歲入爲6000克魯扎多。一般通行的說法是，雙嶼比印度任何一個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壯觀富裕。在整個亞洲其規模也是最大的。當書記官們向滿刺加提交申請書和公證官簽署某些契約時都要說“在此忠誠的偉城雙嶼，爲我國王陛下效勞”現在旣然說到這些了，我來講講如何及爲甚麼這個著名、富有的村落會消失。事情是這樣的。
　　那裡有一個出身高貴、正直的人，利馬橋人氏蘭薩羅特·佩雷拉⁽⁴⁶⁾。據說，此人賒給了幾個不講信用的華人價値一萬克魯扎多的次貨。他們提走了貨物，但未付錢，再也沒有露面。所以他想從那些沒有欠他錢的人身上挽回這筆損失，於是糾集了15、20個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葡萄牙人，甚至更差的人，於一天晚上襲擊了距那裡兩里格遠的一個名叫西帕通⁽⁴⁷⁾的村子。在那裡搶劫了住在那裡的十幾家農戶，搶了他們的妻子，毫無理由地殺死了13個人。這件惡事第二天很快就在當地傳開了，居民到主管法律的總兵那裡去告狀。爲此立了專案，將民訴寫了狀子(當地話叫macalixau)遞呈到政府巡按御史⁽⁴⁸⁾。這一官職如同總督。他立即派了一位如同我們中海軍上將的海道⁽⁴⁹⁾，率領一支由300艘中國大帆船及80艘雙桅帆船，60萬大軍、在17天內做好備戰工作。一天淸晨，這一艘隊向葡萄牙人的村落發動了攻擊。說實話，我才疏學淺，無能全面叙述事情的經過，聽由人們去想像吧。我親眼目睹了這一切。在這不到五個鐘頭的上帝對我們的嚴厲懲罰中，上帝以其萬鈞之力摧毀了一切，一切被付之一炬，夷爲了平地。基督徒死亡人數達12000人，其中800名葡萄牙人。這些人分別在35艘大船和42艘中國帆船上被活活燒死。據說，僅在白銀、胡椒、檀香，荳蔻花，核桃及其它貨物上就失了15萬金。這一切不幸都是由一個貪婪的葡萄牙人的不軌行爲引起的。此外還有一件更壞的事情。從此，我們在當地名譽掃地，根本無人願意同我們打交道，說我們是披着人皮的魔鬼，是上帝在懲罰罪人時造出的怪物。
　　此事發生於1542年⁽⁵⁰⁾。當時的印度總督爲馬爾廷·阿豐索·德·索扎，滿刺加的城防司令爲魯伊·瓦斯·佩雷拉·馬拉馬克。”
　　漢籍可見《明世宗實錄》，卷350，第1－2頁，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壬申條。
　　注37
　　“Poutó一詞在葡語－亞洲詞彙對照中查不到，但大槪來自中文的pu－tu(“布頭”)，即“戴頭巾者”。譯者按，可能是中文的‘捕頭’”。這是博克塞的傳統考證，羅瑞羅襲其誤說。何高濟將其譯爲“幞頭”⁽⁵¹⁾。當時閩浙沿海設置的此職稱“捕盜”⁽⁵²⁾
　　第83頁
　　注49
　　“漳州府衙門”應爲“廣州府”。
　　第87頁
　　Tuão Nacem Mudaliar。《明史》所載滿刺加的使臣名叫“爲昔英”⁽⁵³⁾
　　第91頁
　　Ochioi疑爲“河西務”之訛略。
　　第99頁
　　“……一個名叫Lantao的島嶼，……”Lantao爲今香港大嶼山。⁽⁵⁴⁾
　　第100頁
　　“帕塔尼”原文爲Patane。應譯爲北大年。中國史籍多有記載。其地在馬來半島東岸宋卡與吉丹蘭之間，即今泰國南部之北大年(Pattani)一帶。
　　第105頁
　　“在西班牙的意大利”應爲“在西班牙和意大利”。
　　第106頁
　　“……各港口的高度”似應譯爲“……各港口的緯度”。
　　第113頁
　　“canga”可能源於吳方言gang，即“江”。指紫花布，即“南京布”。詳見《早期澳門史》，第352頁。
　　第118頁
　　“金麵包”原文爲p~æs de ouro。似應譯爲“金坨”。巴西里約熱內盧的名勝Pãão de Açúcar，似應譯爲“糖坨山”較目前流行的“甜麵包”更爲貼切。關於Pão的定義，參見《現代葡萄牙語辭典(Dicionário Contemporâneo da Língua Portuguésa)》，里約熱內盧，1958年，卷4，
　　第3695頁。
　　“gossipina”此詞源自拉丁語“gossypi－um”，意即“木棉，棉花”。
　　第120頁
　　注36
　　“‘中國根’，葡萄牙人亦稱之‘中國木’(pau－da－China)”。詳見加爾西亞·達·奧爾塔(Garcia da Orta)《天堂及印度香藥談》，里斯本，官印局－鑄幣局，1987年，卷2，第259－273頁及《早期澳門史》，第340 頁。
　　第133頁
　　“西納人(Sianas)”似可譯爲“支那人”。
　　第135頁
　　“陸軍統領”原文爲lutici。參見盧鏜。
　　第137頁
　　“第一版/馬德里/一六一四年”應爲“第一版/里斯本/一六一四年”。
　　第138頁
　　“寧波的門戶”原文爲Portas de Liampó。似應譯爲“雙嶼門”。參見《鄭和航海圖》中雙嶼門。
　　第140頁
　　“昌巴”原文作Champa。應譯爲“占城”。
　　第144頁
　　“長邁王”原文爲Chian－mai。應譯爲淸邁。今作Chiang Mai。泰國北部第一大城，淸邁府首府。
　　“八番人”原文爲pafuás。百花，百花園，白花園或白花灣。在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西部，疑指北加浪岸(Pekalongan)一帶或加拉璜(Krawan)附近；一說指西爪哇的巴查查蘭(Pajajaran)王國，其都在茂物(Bogor)附近。
　　第145頁
　　《澳門的建立與強大記事》似應譯爲《澳門的建立與築城記事》。
　　第146頁
　　《印度敎區》原文爲O Conselho da Índia。似應譯爲《印度議事會》葡語文獻中的印度範圍十分廣泛。甚至可用來稱呼整個亞洲。16世紀起，指喜馬拉雅山脈西麓、印度支那半島以東至印度洋沿岸這一廣闊的地區。
　　第160頁
　　“jurubaçaas”源自馬來語，意即“通事”。
　　“聖地亞哥砲臺”原文爲Forte de Santiago。即媽閣砲臺。
　　“瓦雷拉(Varela)”。此處指媽閣廟。早期葡語史料中，指印度之那及中國的廟宇。其詞源可能爲馬來語barahla或brahla，意即“偶像”，“神像”。今越南中部最東端之華列拉岬(Cape Varella)即來源於此。此岬因山嵿一石似佛頭，故稱靈山大佛，海舶往來，以此爲重要望山(參見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1986 年，第1069頁)。在早期葡萄牙東亞地圖中，亦以該詞稱我舟山群島的普陀山(ilha da Varella)。參見阿爾貝托·卡馬爾(Albert Kammerer)《十六世紀葡萄牙人發現中國及其沿海圖》，《通報》第39期增刊，萊頓，1944年，第184－185頁。
　　“搏姆·帕爾托聖母砲臺”原文爲Baluarte de Nossa Senhora do　Bom Parto。即燒灰爐砲臺⁽⁵⁵⁾。
　　第161頁
　　“佩尼亞·德·弗朗薩聖母砲臺”原文爲Baluarte de Nossa Senhora　da Penha de França。即西望洋砲臺⁽⁵⁶⁾。
　　“聖弗朗西斯科(嘉思欄)砲臺”原文爲Baluarte de São Francisco。即嘉思欄砲臺。
　　此砲臺座落於西班牙方濟各敎派於1579年⁽⁵⁷⁾設立的修道院之上，故名，但其正式的名稱爲“天使聖母修道院(Convento de Nuestra　Señora de los Angeles)”。西班牙人亦稱castellano，葡語作castelhano。此爲嘉思欄(cas llan)這一俗稱的來源⁽⁵⁸⁾。
　　“吉亞聖母(東望洋山)砲臺”。原文爲Baluarte de Nossa Senhora da Guia。Guia是個地道的葡語詞匯，並不是甚麼荷蘭軍官的姓氏。據葡語資料記載，該砲臺之設立在1622年荷蘭人攻澳之前⁽⁵⁹⁾，但確切日期失考。
　　“蘭特伊亞船(Lanteias)”疑爲“舲艇”之訛音。
　　“皮科(pico)”葡語文獻中以此譯漢語“擔”或“石”。
　　“克衛(queves)”爲漢語“儈”或“儈仔”的對音。
　　第166頁
　　注39
　　“此詞來源不詳，可能來自中文的‘行會’”。此詞(queves)爲漢語“儈”或“儈仔”的對音。
　　第179頁
　　“大秦”原文爲Grão－Chim。Grão－Chim是個葡中合壁的詞匯。Grão在葡語中爲“大的”，Chim可能爲漢語臣的訛音。疑爲“大臣”的對音。
　　第180頁
　　“隋朝航道”原文爲barra de Cui。Cui今作Menangkui，Menangkuwi或Meng Kuwi。應譯爲“孟貴港口”。平托稱：“此河在大城，俗稱暹羅地方的孟貴海口入海，孟貴在北大年下方130里格處。”
　　“索爾納烏帝國”原文爲impèrio de Sornau。實際上Sornao爲暹羅的古稱之一。其名源自波斯文Shahr－i－nao，意爲“新城”，即指大城(Ayuthaya)。
　　“忽羅珊人”原文爲coraçones。《新唐書·大食傳》作忽羅珊。《遼史·天祚本紀》作忽兒珊。今伊朗東北部之霍臘散(Khorasan)地方。
　　第183頁
　　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漢姓名爲閔明我。中國傳敎史上，曾有兩個閔明我。“閔明我殆爲(Dominique Navarrete)之漢姓名，Grimaldi神甫頂替其人，因而承襲其名”⁽⁶⁰⁾
　　第185頁
　　“後來，〔耶穌會神父〕聖阿戈斯蒂尼奧和聖弗朗西斯科去了那裡。”似應譯爲“後來，〔耶穌〕會神父、聖奧古斯丁敎士和方濟各敎士去了那裡。”
　　第186頁
　　“……蘆葦和其它東西，”原文爲rota e outras coisas assim。似應譯爲“……藤條和其它東西，”
　　“曼努埃爾·德·薩爾達尼亞”原文作Manuel de Saldanha。我國官譯“瑪訥撒爾達聶”。《澳門記略》作“馬諾勿”，參見趙春晨，廣東高等敎育出版社版，1988年，第41頁。關於瑪訥撒爾達聶使華始末，漢語方面可見《大淸會典》，1963年臺灣版，康熙，卷72，第18－19頁，卷74，第10頁，《康熙實錄》，1963年臺灣版，卷33，第20頁，卷34，第10頁，《大淸會典事例》，1963年臺灣版，卷502，第20頁，卷503，第5頁，卷506，第6頁，卷510，第2頁，卷512，第1－2頁，卷514，第1－2頁，卷520，第8頁，梁廷楠《粵海關志》，道光刊本，卷20，第19頁，梁廷楠《粵道貢國說》，載《海國四說》，中華書局，北京，1997年，第219頁，《淸朝文獻通考》，上海，1936年版，卷298，第7468頁，《澳門紀略》(廣東高等敎育出版社版)，第41頁，王士楨《池北偶談》，中華書局，北京，1997 年，上冊，第4頁，周景濂《中葡外交史》，1936年商務版，第155－157 頁，郭廷以《近代中國史》，1979年臺5版，第1冊，第154－155頁；外語方面(包括徵引的漢籍)可參考：若澤·德·耶穌·馬利亞(Jos(de Jesus　Maria)《中國與日本亞洲(Ásia Sínica e Japónica)》，澳門文化司署，1988年，第2卷，第8篇，第6章，第76－86頁，伯希和《瑪訥撒爾達聶使京記(L’Embassade de Manoel de Saldanha a Pekin)》，載1930年第27期《通報》，第421－424頁，埃杜爾多·布拉藏(Eduardo Brazão)《葡中外交關係史札記(Aponta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de Portugal com a China)》，1949年，第67－107頁，安東尼奧·馬爾克斯·愛斯帕爾特羅(António Marques Esparteiro)《果阿檔案中的瑪訥撒爾達聶(1667－1673)(Manuel de Saldanha no Arquivo　de Goa(1667－1673))》，載《國防》雜志，第23卷，1956年7、8月合刊，第267－268期，第45－46頁，辛耀華(Isaú Santos)《瑪訥撒爾達聶使華記1667－1670(A Embaixada de Manuel de Saldanha à China em　1667－1670)》載《葡屬印度，東南亞及遠東關係，第6屆葡屬印度史國際討論會論文集》，澳門－里斯本，1993年，第405－435頁；傅樂淑《康熙年間兩次葡萄牙使團(The two Portuguese Embassies to China　during the K’ang·hai period)》載1955年第43期《通報》，第75－87 頁，盧西亞諾·佩特奇(Luciano Petech)《康熙年間葡萄牙使團小記(Some Remarks on the Portuguese Embassies to China in the K’ang·hsi period)》，載1956年第44期《通報》，第227－233頁，衛思韓(John　E.WillsJr)《出使與幻想荷蘭及葡萄牙遣康熙使節，1666－1687 (Embassies &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1666－1687)》，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硏究中心，東亞硏究專著第113種，1984年，第3章，第83－126頁及第263－271頁上的注釋，尤見第263 －264頁上注1中所列書目及薩安東《葡中關係硏究(Estudos sobre as　Relaçõess Luso－Chinesas)》，里斯本科技大學社會曁社會科學系－澳門文化司署，1996年，第33頁。
　　“安東尼奧·德·桑塔·瑪麗亞(António de Santa Maria)”此人漢語姓名爲利安當。關於其在華事跡，請見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法語原版)，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32年－1934年，卷1，第175頁。經他手施洗的第一位華人便是後來成爲第一位華人主敎的羅文藻(Gregório López)。利安當亦作栗安當，參見何大化《無辜必勝(Innocentia Victrix)》，廣州，1671年，第31頁。
　　“本托·佩雷拉·德·法里亞(Bento Pereira de Faria)”中國官譯爲本多白壘拉。本多白壘拉爲澳門人，曾任瑪訥撒爾達聶使團秘書。後於1678年再次出使京城。關於其使京情況，漢語方面可見《康熙實錄》，1963年臺灣版，卷76，第3－4頁，卷77，第7頁，《大淸會典事例》，1963年臺灣版，卷503，第5頁，卷506，第6頁，卷510，第2頁，梁廷楠《粵海關志》，道光刊本，卷20，第20頁，梁廷楠《粵道貢國說》，載《海國四說》，中華書局，北京，1997年，第219－210頁，《淸朝文獻通考)，上海，1936年版，卷298，第7468頁，趙春晨《澳門紀略》，廣東高等敎育出版社版，第41頁。周景濂《中葡外交史》，1936年商務版，第57頁，郭廷以《近代中國史》，1979年臺5版，第1冊，第155－156頁，江瀠河《澳門與康熙十七年貢獅》，載蔡鴻生主編《澳門史與中西交通硏究》，廣東高等敎育出版社，廣州，1997年，第117－145頁；外語方面(包括徵引的漢籍)可參考：若澤·德·耶穌·馬利亞(José de Jesus Maria)《中國與日本亞洲(Ásia Sínica e Japónica)》，澳門文化司署，1988年，第2卷，第8篇，第6章，第84－85頁，傅樂淑《康熙年間兩次葡萄牙使團(The　two Portuguese Embassies to China during the K’ang·hsi period)》載1955年第43期《通報》，第87－92頁，盧西亞諾·佩特奇(luciano　petech)《康熙年間葡萄牙使團小記(Some Remarks on the Portuguese　Embassies to China in the K’ang·hsi period)》，載1956年第44期《通報》，第233－236頁，《方濟各會在華會志》，卷7，羅馬，1965年，第860 －862頁，吉利亞諾·貝爾土喬利(Giuliano Bertuccioli)《雄師入京：利類思與本多白壘拉1687年使華》，載《東西方》，羅馬，新系列，26卷，1－2合刊，1976年，第233－240頁，衛思韓(John E·Wills Jr)《出使與幻想荷蘭及葡萄牙遣康熙使節，1666－1687(Embassies &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1666－1687)》，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硏究中心，東亞硏究專著第113種，1984年，第4章及第272 －275頁中的注釋，尤見第272頁上注1中的書目，以及第237－241 頁上附錄的南懷仁關於此次使團的報告及薩安東《葡中關係硏究(Estudos sobre 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里斯本科技大學社會曁社會科學系－澳門文化司署，1996年，第33頁，特雷薩·里貝羅·帕伊娃(Teresa Rebelo Paiva)《雄師入京：本多白壘拉》，載《澳門》，第78 期，1997年12月，第42－52頁。
　　“戈維亞”原文爲Gouveia。其全名爲Aotónio de Gouveia，即何大化。關於此人生平，請參見費賴之《在華耶穌會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1995年，上冊，第227－230頁及榮振華《在華耶穌會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中華書局，1995年，上冊，第282－283頁。
　　第188頁
　　“長辮子中國人”似可譯爲“蓄髮漢人”指仍效忠明室的漢人。“薙髮”與“遷海”爲淸初兩大暴政。
　　第191頁
　　Anfião阿芙蓉。
　　Arábia Feliz沿海阿拉伯指阿拉伯半島阿西爾地區和哈德拉第一部份及阿曼海岸這一區域。與沙漠阿拉伯相對而言。爲切斷穆斯林在印度洋的貿易，從1505年起，葡萄牙人試圖佔領這一地區。
　　第192頁
　　“Canchefu知府參見廳”應爲“廣州府”。
　　“Cate”斤。
　　“Cauchim”交趾。
　　第193頁
　　“fanes”番。
　　“gentios”異敎徒。
　　第194頁
　　“maz”錢(重量單位)。
　　第196頁
　　“Taza”韃子。
　　第199頁
　　路易斯·貢薩加·戈麥斯。原文爲Luís Gonzaga Gonmes。此人的漢名爲高美士。
　　分析上述問題，我們可以看到，譯文中語法錯誤極少，大部份爲字詞漢譯的不當。主要問題有原編者的注釋誤解，譯者因缺乏某些歷史背景知識的不當譯法和增注的謬誤及編輯未察之處。這些問題不難解決，不妨設立一“線上編委會”，將譯稿通過英特网分送各專業硏究人員審核，然後彙總雜志編輯部殺靑付梓。我們相信，《文化雜志》在過渡後定會迅速適應澳門新的社會經濟文化現實，在特區的文化生活、歷史硏究及對中外交流中發揮更大的“媒介”功能。是所至禱。
　　註釋：
　　　①伯希和《明史上的火者及寫亦虎仙(Sayyid Husain)》1949年第39期《通報》，第94－100頁。
　　　②本書第3章基本以若昂·德·巴羅斯(João de Barros)編年史的有關章節編譯。
　　　③此文初載《東南亞歷史學報(Journal of S.E.Asian History)》，第3卷，第2期，1962年，第45－64頁。後轉載於載《賈梅士學院院刊》，第1、2期合刊，1981年，第149－163頁。
　　　④原文作Hucham。對於此港的漢語名稱及位置，葡萄牙學者至今無確切考證。疑爲“蠔涌”的對音。
　　　⑤由此句可知葡萄牙人的港口與暹羅人的港口有異。
　　　⑥原稿下落不明，因此無法確定手稿中Macao的書寫形式。此書成稿於1554年年底，但其正式出版則在19世紀，因此Macao不可能是原稿的書寫形式，因爲該書使用的是19世紀葡語正字法。
　　　⑦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原編第三十三冊《交阯西南夷》，第53頁。
　　　⑧參見屈大均《廣東新語》，中華書局，1985年，卷下，第481頁。
　　　⑨參見趙春晨《澳門記略》，廣東高等敎育出版社，1988年，第42頁。
　　　⑩參見拉法爾·廷迪諾(Raffaella D’Intino)《中國風物志－十六世紀文獻集》，里斯本，官印局－鑄幣局，1989年，第196頁及注163。
　　　(11)漢籍作籠腦。
　　　(12)參見加爾西亞·達·奧爾塔(Garcia da Orta)《天堂及印度香藥談》，里斯本，官印局－鑄幣局，1987年，卷1，第159頁。
　　　(13)從廣州沿海再往前走。先涉及廣州，再倒叙“蠔鏡”不甚符合邏輯。
　　　(14)此句可證，Oquem不在廣東範圍以內。不知一代史學泰斗白樂嘉當年首創此說時，爲何如此斷章取義!
　　　(15)阿爾曼多·科爾特藏(Armando Cortesão)《東方簡志》，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1978年，第368－369頁。本書的撰寫跨越的時空較長。作者於1511年9月初抵印度沿海。後於1516年4月在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的護送下出使中國。本著成書的時間約在1515年年底。從其豐富的內容來看，無疑作者從抵達印度起，便開始收集寫作素材，但從1512年4、5月間抵達麻剌加後，在這一東西方商業、文化交匯中心獲得較豐富的第一手材料後，才動筆編寫《東方簡志》。本書撰成之後，作者曾向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Afonso de Albuquerque)總督呈送一抄本。該件於1515或1516年曾送抵里斯本。後湮沒於世。1525年至1528年間曾訪問里斯本的威尼斯學者賴麥錫(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的一代理人獲得一簡本抄件，後將其輯入著名的遊記叢書《航海旅行》並於1563年刊行。除了賴麥錫獲得的簡本抄件外，原稿有一全本鈔件。這便是阿爾曼多·科爾特藏(Armando Cortesão)於1937年在巴黎議會圖書館中發現珍貴的手稿鈔本。他即將其譯爲英語，交世界著名的哈克盧特(Hakluyt Society)出版社於1944年以英、葡雙語付梓15。其葡萄牙語注釋本由同一歷史學家於1978年在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刊行。此外，尙有一簡本鈔件存於里斯本國立圖書館。1997年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將這一簡本注釋發表。《東方簡志》中有關中國部份爲葡語中早期關於我國最詳細的記載，內容十分豐富，但此文以當時從他人處獲得的素材爲基礎，故通篇不實之處可圈可點。近期的漢譯係以洛瑞羅的葡語注釋版爲底本。文中一些重要的問題未得到深入的考證。
　　　(16)參見《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第344頁。
　　　(17)阿爾曼多·科爾特藏，前引書，第368－369頁，注383。
　　　(18)參見趙春晨，前引書，第49頁。關於琉球來使由閩道入貢的詳情，可見張廷玉《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第8361－8370頁。
　　　(19)參見張廷玉，前引書，第8364頁。
　　　(20)參見張廷玉，前引書，第8366頁。
　　　(21)參見張廷玉，前引書，第1980頁。
　　　(22)詳見氏著《1515年之澳門》一文，載阿爾曼多·科爾特藏，前引書，附錄之四，第477頁。
　　　(23)詳見氏著《明史佛郎機傳箋正》，第53頁。
　　　(24)吳桂芳《議阻澳夷進供疏》稱：“各國夷人據霸香山濠鏡澳恭常都地方。……已踰二十載。”參見《明經世文編》，卷342《吳司馬奏議》，第3669頁。查此疏上於1565年，推溯二十餘載，應爲1535年至1545年間。
　　　(25)黃佐《廣東通志》，卷66《外志》，引自湯開建《“蠔鏡”考》。
　　　(26)梁嘉彬《明史稿佛朗機傳考證》，載王錫昌等《明代國際關係》，臺北學生書局，1968，第33頁。
　　　(27)參見，阮元《廣東通志》，第1卷，第365頁。
　　　(28)原文如此。疑爲寇之誤。
　　　(29)待考。
　　　(30)顧炎武，前引書，原編第三十三冊《交阯西南夷》，第57－58頁。
　　　(31)原文爲guores。源自阿拉伯語Al－Ghur。此係琉球的阿拉伯名稱。
　　　(32)指朝貢貿易。
　　　(33)原文爲porto de foquem。在不同的時期，福建市舶司曾駐泉州或漳州，因此porto de foquem可指二地。
　　　(34)原文爲quamtom。
　　　(35)阿爾曼多·科爾特藏(Armando Cortesão)，前引書，第371－372頁及注388。
　　　(36)原文爲Paleacate。位於科羅曼得爾(Choromandel)海岸維查耶納伽爾(Bisnag)王國一城市。
　　　(37)此句漏譯。
　　　(38)原文爲conquões。
　　　(39)原文爲conquão。
　　　(40)原文爲ceiui。疑爲巡按御史的簡稱“巡御”的對音。
　　　(41)參見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中華書局，1990年，第147頁。
　　　(42)張廷玉，前引書，第8432頁。
　　　(43)葡語原文作deram，亦可理解爲“允許”，“讓”。
　　　(44)蘭薩羅特·佩雷拉。
　　　(45)關於此役，詳見金國平、張正春《Liampó新考》，《葡中關係硏究－十六世紀－十九世紀》，澳門，東方葡萄牙學院，1996年，第85－135頁。尤見《明經世文編》，卷205，《朱中丞甓餘集一》第2164－2165頁所載《雙嶼塡港工完事－塡塞雙港》。
　　　(46)原文爲Lançarote de Pereira。
　　　(47)原文爲Xipatom。
　　　(48)朱紈。
　　　(49)柯喬。
　　　(50)據中國史料記載，此役發生於1548年。
　　　(51)參見何高濟，前引書，第142頁。
　　　(52)參見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6頁。
　　　(53)關於此問題的考證，可參見伯希和《明史上的火者及寫亦虎仙(Sayyid Husain)》1949年第39期《通報》，第172－191頁。
　　　(54)參見施存龍《屯門島－葡人開佔中國據點考辨》，《文化雜志》，中文版第三十三期，1997年冬季，第23－31頁。作者提出的“南頭說”有待商榷。
　　　(55)參見文德泉《澳門及其敎區》，澳門敎會印刷所，1969年，卷9，第256－266頁。
　　　(56)參見文德泉《澳門及其敎區》，澳門敎會印刷所，1969年，卷9，第266－283頁。
　　　(57)參見文德泉《澳門及其敎區》，澳門瑞生印務局，1956年－1961年，卷3，第418頁。
　　　(58)關於此詞源的另一說，可見黃德鴻《澳門新語》，澳門成人敎育協會，澳門，1996 年，第150－151頁。
　　　(59)關於此砲臺的詳考，參見文德泉《澳門及其敎區》，澳門敎會印刷所，1969年，卷9，第235－256頁。
　　　(60)參見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1995年，上冊，第3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