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pacau①史地範圍考
西方學者最初考證此地者當屬龍思泰②。其他學者，如馬儒翰③，福開森④，高迪愛⑤，馬士⑥，博克塞⑦等對此問題均有叙述。1944年，阿爾貝托·卡馬爾(Albert Kammerer)⑧在伯希和的協助下，對Lampacau 的史地進行了中外史料比較硏究。1949年，白樂嘉⑨參照中外資料再次鑽硏同一題目。總之，澳門史地學人對此問題無一不涉及者。
日本學者藤田豐八⑩在本世紀初對此問題有較深入的硏究。矢野仁一(11)於1929年又從中國方志的角度，檢以西文著作對Lampacau是否係葡人居留地問題加以了論述。
中國學者較早涉及此問題的有張星烺(12)，郭廷以(13)，梁嘉彬(14)，岑仲勉(15)，周景濂(16)。而後，傅啓學(17)，戴裔煊(18)，林子昇(19)，林天蔚(20)，費成康(21)，譚志強(22)，黃啓臣(23)，黃德鴻(24)等對此問題均有考據。張增信(25)綜合中外資料及葡語地圖文獻對此問題有新探。趙立人(26)亦就該問題進行過叙述。近期湯開建(27)較全面地論述了這個課題。
Lampacau問題的硏究從阿爾貝托·卡馬爾(Albert Kammerer)、白樂嘉起，便開始了將葡中雙語資料引進史地考證的工作；張增信較全面地披露了我國方志資料並檢以西文史料。(28)葡語文獻關於葡人駐泊浪白的記載較豐富，但漢籍中詳細史料闕如。迄今爲止，學者多注意考證Lampacau之具體位置。福開森認爲Lampacau“僅存在於作者(平托)的腦海中”(29)，馬士撰文說它係一迷團(30)，岑仲勉“竊以爲浪白滘實即後來之澳門，……”(31)林天蔚言“故筆者懐疑今日的大澳，乃當日中葡貿易之地。但由今日雞翼角至大澳之間，全爲葡人所佔領，亦即西文及新安縣志稱之“浪白”(滘)”，(32)但從當今學術進展來看，此地的考證已基本確實。本文擬就Lampacau考中某些尙未完全澄淸的問題，進行一些新的探索，尤其是Lampacau之史地範圍。
Lampacau是“島”或“港”？統觀漢籍，似無此問題的明確答案。
一、諸說回顧
(一)漢籍島說：
我國方志所標示的浪白島的位置因時代而異。《蒼梧總督軍門志》將其位於三灶以西，南山之西南方向。而稍晚的《粵大記》則將其標示在蚊灣村的正北方向，令人莫衷一是。謝杰則將浪白、南山(33)並置。《海國聞見錄》中將浪白標於文灣北。蚊灣亦稱文灣，即今南水島。“文灣山在土城之南六十二里大海中。峰巒秀卓。與連灣山對峙，中界浪白滘海，自成一港灣，拱如門，有雞心洲收束其勢。山橫列如城垣，廣三十餘里，內有村落。明正統間，(34)佛啷嘰夷泊居浪白之南水村，欲成澳埠，後爲有司所驅。”(35)
乾隆15年(1750年)暴志《香山縣地圖》(36)將連灣、浪白合二爲一，統稱爲“連灣浪白”，但在卷1，山川欄內又將其分列。“按諸山在大海中其在南洋諸島附列于左：……文灣，連灣，二灣，三門，浪白，……”(37)同治12年(1873年)田志中已出現“浪白滘”，位於文灣與連灣二山之間(38)。但同志，卷8，海防條內對“浪白滘”的地理區域有十分準確的界定：“西岸爲連灣。外爲重洋，內爲雞嘴汛。汛當門北衝。西通連灣，文灣。浪白爲兩口總匯，有汛隸香協右營。浪白澳在澳門西迤南九十里，在黃梁都西南六十餘里。雞心洲(39)當其南口，北爲連灣，東爲文灣，又東與三灶、大林山對峙，爲雞啼門。昔蕃舶藪也。今已淤淺不能停泊。然浪白雖淤淺而地最遼闊，瞭望頗難。且東則連灣、文灣以及雞啼、鹹湯二門之內。西則三角、大、小虎以達於新會、新寧。此徑橫貫之固，彼此偵諜之捷徑也。”(40)
曾遊歷浪白的金武祥稱：“赤溪水程至澳門(舊名濠鏡)。由黃茅靑洲島東行即入香山縣境。先過黃良渡五十里至南水埠(其左名北水埠，亦可繞至三灶。蓋海心一山，水分南北二流也。)又二十里至三灶。南水、三灶之間有浪白滘，自成一港灣，環拱如門。明正統間，佛郎機夷泊居於此，欲成澳埠，爲有司所驅。”(41)
“經過西江百年淤塞後，時至民國浪白滘或浪白澳已不見方志輿圖。(42)現北水與南水連接，浪白澳僅餘一小河而已。”(43)
直至18世紀50年代，《澳門記略》仍稱：“外有島，廣百餘里，是爲浪白滘。”奇怪的是，《澳門記略》中《海防總屬圖》標列大小島嶼總總幾十，惟獨不見“廣百餘里”的浪白滘。浪白滘時在澳門同知轄境之內，先後擔任第一及第三任前山同知的二位作者豈有不知之理。有學者認爲：“我們可以曉得在明季以前，確實有浪白之島；但到淸初以後，浪白爲連灣所取代了。這種演變的形成，極可能是因爲原本緊臨的浪白與連灣海上二山，其間沙洲連接，再經過一百年的西江淤沙，而使二山結合爲一了。總之，在乾隆十五年後的香山縣志圖中，浪白與連灣列爲一島了。其後就再也找不到浪白島這名稱了。”(44)
此說以1548年的黃志記載，1579年的《蒼梧總督軍門志》全廣海圖及約成於1602年左右的《粵大記》海圖中的標示爲依據。我們以爲“外有島，廣百餘里，是爲浪白滘。”一語可做如下理解：外有多島，方圓百餘里，這一地區稱爲浪白滘。“外有島”若作複數解，全句可讀。葡語文獻中有此記載：“印度大船來澳門港的時間到了，這在8月(45)初。盧伊斯·德·梅洛(Luís de Melo)(46)乘坐一條大船途經巽他來到了澳門港，作日本之行。該船來時無主桅。船在Lampacau諸島間停泊時將其砍去，……”(47)由此可見，Lampacau可能是包括諸島的一片水域，不僅僅是連灣與文灣之間的水域，否則很難解釋“廣百餘里”一語。
1619年8月6日郭尙賓疏言：“查夷人市易原在浪白外洋，後當事者許其移入濠鏡。”(48)沈德符稱：“有謂濠鏡內地不容盤踞。令移出浪白外洋，就船貿易，以消內患。然濠鏡地在香山，官兵環守，彼日夕所需，咸仰給於我，一懷異志，即扼其喉，不血刃而制其死命。若移出浪白大海，茫茫無涯，番船往來，何從盤詰；奸徒接濟，何從堵截。”(49)
《澳門記略》有稱：“萬曆三十五年，番禺舉人盧廷龍計偕入都，請盡逐諸蕃出居浪白外海，當事不能用。”(50)“仍立一限，令夷人盡攜妻子離澳，其互市之處，許照浪白外洋，得貿易如初。”(51)
旣然“浪白外洋”或“浪白外海”“廣百餘里”，無疑應包括連灣及文灣以外的島嶼。我們以爲，葡人初抵時，以Lampacau統稱其位於西江口的泊地，無論何島均以Lampacau稱之，即漢籍“浪白外洋”或“浪白外海”的槪念，但在對當地有了一定的了解後，開始以葡語根據當地的自然地理特徵或以葡語人名命名各島，於是有過葡人蹤跡的中國海島始有葡名。例如，烏豬洋水面的許多島嶼在葡早期地圖中有葡語稱謂，如瓦斯科·德·法里亞(Vasco de Faria)島，漏底島(Ilheo Furado)島，鹿島(Veados)。而且有反映番人行跡的“蕃鬼巖”(52)。
鄭舜功《日本一鑒》中有一則値得注意的史料：“今年，佛郎機夷號稱海王者(53)，官市(54)廣東龍崖門(55)，得聞三洲(56)有船私市(57)，謂減已利，而乃牽入龍崖，與之伢市而去。稱海王者，蓋屋居止龍崖門。民厭其禍，官懷隱憂，遣使驅逐，恬然不懼。此患積至十年矣。”此書作於1564年。從“今年”推溯“10年”當爲1555年。浪白北方有一島稱崖山，其週圍水域稱崖門。也就是說，葡人於1555年已至該島地區貿易(58)。這一資料告訴我們兩件史實。其一，1555年葡人已從上川進入浪白海域；其二，葡語中的Lampacau不特指浪白島。其範圍包括浪白島，該島與龍崖門或龍崖之間的水域，即浪白澳或浪白滘。萬曆九年(1581)《蒼梧軍門志》《全廣海圖》中可見浪白(爲一島狀)及崖山(爲一島狀)之間的水域稱崖門(海澳)並有“此澳大可泊”的圖例。成於1602年左右的《粵大記》海圖亦有浪白(爲一島狀)及崖門(海澳)。
日本歷史學家藤田豐八首倡“此門(澳門)又似名龍崖門。”(59)我們以爲龍崖門可能指崖門。崖門內西江口的崖山的地理特徵完全符合霍韜“香山海濱有峭壁石立，世呼爲龍崖。”的記載。(60)疑龍崖門即崖門。
(二)漢籍澳說
嘉靖黃佐《廣東通志》卷31，“海道江道哨兵”條載“香山縣浪白澳”(61)同書，卷68，外志載“布政司案查得遞年暹羅國並該國管下甘蒲、六坤洲與滿刺加、順塔、占城各國夷船，或灣舶新寧廣海、望峒，或新會奇潭，香山浪白，濠鏡，十字門，或東莞雞栖、屯門、虎頭門等處海澳，灣泊不一”(62)
郭棐《廣東通志》稱“夷船停泊皆擇海濱地之灣環者爲澳。先年率無定居，若新寧則廣海、望峒，香山則浪白、濠鏡澳、十字門，若東莞則虎頭門、屯門、雞栖。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趨濠鏡者託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暫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徇賄許之。時僅棚壘數十間，後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爲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獨爲舶藪矣。”(63)
盧坤語：“而浪白澳在香山之南，爲番舶接濟之所。則香山所之戍守宜切也。”(64)
光緒香山志稱“廣州海勢浩渺，盜寇靡常。前明所患日本諸島多自閩趨廣。柘林爲東路第一鎖鑰，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越於中路之屯門、雞栖、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尤甚。或泊以避潮或據爲巢穴。使添置重兵預爲巡哨則必不敢泊。旣不敢泊，則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琴山、零丁洋、仙女澳、三灶山、九星洋等處。而其西浪白澳爲尤甚，乃番舶等候接濟之所也。使添置兵船預爲巡哨亦必不敢泊。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則海濱居民不皆安枕而卧哉。”(65)
(三)漢籍泛說
王在晉《海防纂要》稱：“而香山澳在省會西南。夷人駐泊於此，稱密邇焉。
萬一有不測之變，豈遂至束手無策哉。議者以濠鏡澳終爲腹心之疾，或議毀擊巢蘆，移之浪白、三洲，或議設官治之或議以鄰爲壑而徙之南澳(王在晉《海防纂要》，第13卷)”(66)
吏科給事中陳熙昌言：“自佛郎機貓眼挾貨來，無處棲泊，暫借浪白互市，然猶海外也。亡何，移入濠鏡澳，則距香山縣僅數舍而遙。”(67)
謝杰稱：“萬一有變，豈遂至於束手無策哉。然廣人終以濠鏡澳爲憂目，爲腹心之疾或欲毀擊巢蘆，或欲徙之南澳或欲移之浪白、三洲或欲設官治之，以其爲番舶所聚也。”(68)
屈大均謂“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廣百餘里，諸蕃互市其中。”(69)
(四)葡籍島說
平托記述說：“第二天早晨，我們自上川島出發。太陽落山時抵達往北6里格處的另一島嶼。該島名爲浪白滘。其時葡人與華人在島上交易，直至1557年廣東官員在當地商人的要求下，將澳門港劃給了我們做生意。”(70)
“幫助我們航行的季風來臨了，1556年5月7日我們離開來了Lampacau島。”(71)
盧伊斯·福羅伊斯(Luís Frois)在致果阿耶穌會修士的一信函中稱：“商人的大船，如同在中國聚泊那樣，停泊在一名叫Lampacau的島上。葡萄牙人駐紮在那裡進行貿易。因爲那裡有5個可作彌撒的神甫，下令修士在那裡興建一敎堂，每天作彌撒。”(72)
天主敎對華傳敎政策的制定人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o)神甫記叙說：“儘管如此，該年(73)神甫們無法進入中國。當時，在方濟各神甫逝世後，由於他的努力，葡萄牙人如願以償，他們與中國官員達成了協議，以便可以安全地在那裡(74)進行貿易，繳納皇帝的稅收，平安地生活在一爲他們指定進行貿易的名叫Lampachao的小島上。它距宏偉的廣州城20里格。當時葡萄牙人前往那裡同華人進行交易。”(75)
(五)葡籍港說
梅爾喬爾·努內斯·巴雷托(Melchior Nunes Barreto)神甫(76)曾致函葡萄牙耶穌會神甫及修士說：“1555年12月我從中國的Lampacau港曾有一信致你們。該港距廣州城18里格。當年我在那裡駐冬，因爲我們抵達後無法前往日本。”(77)
“我與同伴門在該港呆至翌年6月，乘季風前往日本時。”(78)
平托又稱“一個星期二的早晨，我們離開了這裡。沿著我們的路線又前進了13天。13天後，我們來到了中國境內的上川港(得天獨厚的沙勿略大師便逝世於該島，容後詳述)。當時已無滿剌加船，9天前都啓航了。我們前往前面7里格處的一個名叫浪白滘的港口。在那兒，我們碰到兩條馬來亞沿岸的大帆船，一條北大年的船和另外一條那空是貪嗎叻(洛坤)的船(79)”(80)。
“在聖誕節的第一個八日祭，我們離開了Lampacau港，於2月17 日抵達果阿，……”(81)
(六)葡籍泛說
平托在耶穌會期間曾致果阿耶穌會學院院長巴爾塔札爾·迪亞斯(Baltazar Dias)(82)神甫一信稱：“我主基督、救世主的恩澤與憐愛永遠照耀您及所有尊敬的兄弟們。阿門。
因無空暇，實無法如願以償，長信一封將我們旅途及所見所聞詳細向您告知。與您分別後，我們所經受的艱難險阻一言難盡。今天，我從我們住泊的浪白滘來到了亞馬港。亞馬港在浪白滘前方6里格多處。在那裡我遇到了梅爾喬爾(Mestre Melchior)神甫，他從廣州來此。25 天前，他去廣州洽贖貴族馬特烏斯·德·布里托(Mateus de Brito)(83)及另一已在廣州城獄中關押了6年的人。共耗費白銀千兩，約合1500科魯札多(cruzado)。”(84)
“8月3日，我們來到了浪白滘。我們的船隻在那裡繼續貿易。從此梅爾喬爾(Mestre Melchior)神甫曾兩次前往廣州城，詳見他後來寫的信件。”(85)
“因爲我們決定在Lampacau駐冬，等待去日本的季風，我們覺得應該在那裡駐冬的大船的葡萄牙人身上做些有益的工作。據我估計約300人之衆。我們在這一人煙稀少的島上建起了敎堂，在陸地上搭起了草棚，從12月至翌年6月連續施作彌撒……”(86)
萊奧內爾·德·索札稱：“逆河(87)而上，廣州距上川港(88)30里格。上川爲我率衆船停泊諸島(89)之一。我無意錨住浪白滘(90)。浪白滘位於一河口(90)。華人要我前去那裡(92)。因爲我不相信他們，我也不願意去距上川5、6里格的一名叫廣海的城市(93)。”(94)
澳門耶穌會學院院長稱：“此地原屬中國國王，但現在屬於葡萄牙國王及在這裡居住的葡萄牙人。之所以成爲他們的憑據是廣東官員將此地給了他們而中國國王覈准了日期。此事原爲口頭傳說，後見之出版的史書。直至1553年，葡萄牙人與華人在上川島進行交易。華人於1555年將他們由此移往浪白滘並於1557年遷至澳門。官員將此港給他們進行貿易。”(95)
《中國諸島(96)簡訊(97)》稱“過上川島後，這些島嶼形成一海灣、入口或稱入口此處爲人稱瓦斯科·德·法里亞(Vasco de Faria(Tai Kan))(98)的那島。與其相連的有一人稱漏底島(Ilheo Furado)(99)的石質小島，其四週尙有其他小島環繞。近人稱瓦斯科·德·法里亞(Vasco de Faria)島處有一巨石。過了此石便是入口。該島東側有另一島稱鹿島(Veados (Ngao Kok))(100)。東側有三個小島。在此小島處及該島的岬角爲Lampacao的入口。過這些小島及入口，向東行，可見一栓皮槭樹狀小島，長不過一砲之遙。向西北方向航行，可見一迤東島嶼。過此，沿東岸行，北至澳門。”(101)
“諸島中有一人稱香山的島(102)。島上有一帶圍牆的鎭子，在西班牙可以稱上一座好城了。亞馬港村位於該島的頂端，爲北緯22°5’(103)。該島在本圖(104)上以紅色標出。上述亞馬港村位於該島南端一圓頭處，(105)與其西面的另一島嶼(106)形成一良港，供航行使的大船停泊。正因爲它是一良港，在我們從Lampacao遷來此島前，海盜將其佔據(107)。我們以前居住在Lampacao這一小島上。它距亞馬港岬角8里格，因爲我們以前在那裡居住，後移往Lampacao的上川島與此的距離爲10或12里格。”(108)
直至17世紀中葉，葡語文獻中仍使用Lampacao。
“7月28日下午，一條從暹羅來的帕塔索船(pataxo)駛抵Lampacao。”(109)
“10月9日，淸晨5點接到安東尼奧·佛郎哥(António Franco)的信說，從交趾之那來的船已抵達Lampacao。”(110)
二、Lampacau詞意及詞源分析
關於詞義，林天蔚認爲“‘浪白’(俗稱白浪滔滔)之意。”(111)
1979年版《辭海》對“滘”的解釋是“方言字，指水相通處。常用作地名。”(112)而《中文大辭典》釋意完全不同。“水邊車輪聲也。廣東俗字。《茶香室三鈔》英吉利入城始末所載地名，有大黃滘、雞鴨滘。注云，音叫。粵之俗字。云水邊車輪聲。”(113)
戴裔煊認爲“近人往往把Lampacao還原爲‘浪白滘’，明代著述中沒有此稱。‘浪白滘’這個名稱始見於淸乾隆年間成書的《澳門記略形勢篇》，疑是從葡語倒譯過來的。”“浪白滘”的粵語拼音爲lóng°pak。kau°。通常情況是外來語譯本地語的地名，從外來語再倒譯爲本地語的地名是極其罕見的。葡語中常見的爲Lampacao及Lampacau這兩個形式中lam無疑是浪(lang)的對音，pa應係白(bai)譯音。關鍵是最後一個音節cao或cau爲漢語何字的對音。“浪白外洋”、“浪白外海”或“浪白滘內洋”這三個4、5字詞組排除在外，那末，我們要來分析便是“浪白澳”。“浪白澳”在廣東方言中的拼音爲lóng°pak。kau°。葡語中cao爲鼻音cão的變體。我們知道，葡語Amacao爲漢語“亞馬港”的對音。依此類推Lampacao中的cao亦爲港的對音，因此Lampacao及Lampacau的漢語對音應爲“浪白港”，其廣東發音爲lóng°pak。°kóng。雖漢語史乘中無此專有名詞，但“浪白澳”完全可稱“浪白港”(114)。
三、結語
漢籍中廣義的浪白可能包括從西江崖門至連灣，乃至文灣以南的水域。
西江入海口從上川至浪白這一水域正是廣海寨與南頭寨分界處，爲水師巡邏所不至。“然浪白雖淤淺而地最遼闊，瞭望頗難。且東則連灣，文灣以及雞啼、鹹湯二門之內。西則三角、大、小虎以達於新會、新寧。此徑橫貫之固，彼此偵諜之捷徑也。”“高瀾在三灶西南二十里。多鹽田。有西荷包灣有商旅。與新寧商川、下川、大金、銅鼓近。地最荒遠、難稽。凡接濟海寇大抵在此。”(115)這可能是葡人選擇此地爲“接濟之所”的原因之一。傳統上來講，“浪白外海”爲指定的“蕃澳”之一。葡人在浪白既與華人交易，又在此等候季風前往日本，一舉兩得。廣東地方當局若如朱紈般厲行海禁的話，在平定何亞八之後，有能力驅逐葡人，但因一系列原因，採取了對葡人寬容的政策。於是葡人得以從孤懸(116)海中的上川過渡到距陸地較近，但仍“限隔海洋，水土甚惡”的浪白水域。獲准到羊城貿易後，葡人需要一既距廣州較近，又在中國官軍直接控制之外的棲息地。幾乎四面臨水，一徑通前山的澳門半島成爲了這種選擇。這一逐漸遷移過程反映了葡中關係的逐步改善。中方允許葡人向澳門遷移不無對其進行控制，而且是十分有效的控制的意義。“惟是倭去而蕃尙存，有謂宜剿除者，有謂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者，故兵難輕動，而濠鏡在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事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異志，我即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充安詰？制御安施？”(117)
漢籍中狹義的浪白滘或浪白澳爲“雞心洲當其南口，北爲連灣，東爲文灣，又東與三灶，大林山對峙，爲雞啼門。”這片水域亦有“浪白滘內洋”(118)之稱。
至於葡籍中的“Lampacau港”，我們前面引用過的《中國諸島簡訊》描述得十分淸楚，準確。它的範圍是大金、牛角、高瀾與文灣之間的水域。
最後要考證的是葡籍中的“Lampacau島”。從嘉靖黃佐《廣東通志》起，漢籍關於“香山縣浪白澳”海道江道哨兵的記載不絕史書。至道光祝志仍稱“浪白澳、十字門、老萬山、伶仃洋有海道哨兵把截所四。”(119)我們認爲，漢籍中的浪白澳爲狹義的浪白澳。也就是說，浪白澳從來便有中國官軍把守。要回答的問題是：葡萄牙人如何得以明目張膽地在中國官方有效控制範圍內，佔據浪白澳從事貿易？漢籍從無稱浪白澳爲獨島者，但“Lampacau島”、“Lampacau諸島”在葡語文獻中卻俯拾即是。曾在華走南闖北的平托記述說：“第二天早晨，我們自上川島出發。太陽落山時抵達往北6里格處的另一島嶼。該島名爲Lampacau。其時葡人與華人在島上交易，直至1557年廣東官員在當地商人的要求下，將澳門港劃給了我們做生意。”平托到過Lampacau島，但葡語文獻中的過Lampacau島是不是漢籍中的文灣？根據里斯本國立圖書館藏一成圖於1574年之前廣東諸島圖(120)的指示，在於文灣對應的地點上有一島嶼，但無舶口。可是在其對面的高欄島的西南側及西北側有許多標示舶口的小十字。由此圖籍可知，葡籍中的“Lampacau島”實際上是高欄島。另外，在高欄島對面的牛角島的東南側及東北側(即南北二環)亦有同樣的標示。這一位置的選擇基於可進易退的戰略考慮。“高瀾在三灶西南二十里。多鹽田。有西荷包灣有商旅。與新寧商川、下川、大金、銅鼓近。地最荒遠、難稽。凡接濟海寇大抵在此。”“荷包山，又名牛角山。在土城之南七十里。與大芒山列峙汪洋中。高數十丈，廣十餘里。中有南北二環，商販、漁船往舶日衆。西屬新寧海界。南則重溟。”上述方志記載與葡圖標示吻合，似乎Lampacau不再成爲“遠東神秘之地”。
註釋：
①作者行文採用Lampacau這一形式。西方文字則保留其原有形式。
②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12－13頁。1992年香港英語版，第7頁。
③馬儒翰《對華商務指南》，1834年初版，1844年衛廉士(衛三畏)再版，澳門，1844 年，第66頁。
④福開森《1534年廣州葡囚來函》，比庫拉(Byculla)，1902年，第39頁，注60。
⑤高迪愛《中國通史》，巴黎，1920年，第3卷，第12章，《葡人抵華》，第127頁。
⑥除在其兩部關於中國的主要著作《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及《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中的涉及外，著有一篇關於此問題的專論－《Lampacao－遠東神秘之地》，《亞洲文會會刊》，1921年，第52卷，第137－138頁。
⑦博克塞《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1953年倫敦版，前言第23、33、35頁及第224 頁，注3。中華書局1990年漢語版，前言第5、13及第160頁，注1。
⑧阿爾貝托·卡馬爾(Albert Kammerer)《16世紀葡萄牙人發現中國及其地圖》，《通報》第39期增刊，萊頓，1944年，第95－99頁。
⑨白樂嘉《西方先驅及其發現澳門》，澳門，1946年，第81－83頁；《1513年登陸中國歐維士航行中國》，澳門，1955年，第66頁。
⑩藤田豐八著，何健民譯《葡萄牙人佔據澳門考》，《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396－402頁；又見黃啓臣，鄧開頌《中外學者論澳門歷史》，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82－85頁。
(11)矢野仁一《葡萄牙人在Tamau的貿易及在何情況下光顧Lampacau》，《葡日協會會刊》，東京，1929年6月，第1期，第70－77頁。
(12)張Ⅴ星烺《歐化東漸史》上海商務，1947年，第6－7頁。
(13)郭廷以《近代中國史》，1979年3月臺5版，(合訂本)第1冊，第113－115頁。
(14)梁嘉彬《Lampacao考》，《淸華週刊》，1931年，第35卷，第4期，第222－228頁及《明史稿佛郎機傳考證》，《明代國際關係》，臺北，學生書局，1968年，第28－34 頁。此文作於1934年，原載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硏究所月刊，第2卷，第3、4期合刊，第43－142頁。
(15)岑仲勉《浪白滘與澳門》，《東方雜誌》，第42卷，第19期，第56－57頁。
(16)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56－60頁。
(17)傅啓學《中國外交史》，作者自版，1956年，第29－39頁。
(18)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51－52頁。
(19)林子昇《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與中國關係》，香港大學博士論文，第57－66頁。
(20)林天蔚《十六世紀葡萄牙人載香港事跡考》，《香港前代史論集》，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30－205頁。林文中《四、浪白滘之所在地考》(第169－191 頁)，力主浪白爲大嶼山說。此說之誤在於作者未正確地理解王崇熙的《新安縣志》，卷12，海防略中“南頭一寨，原轄汛地有六：曰佛堂門、曰龍船灣、曰洛格、曰大澳、曰浪淘灣、曰浪白。”一語。實際上，中山之浪白爲南頭寨與北津寨分界處，詳見《蒼梧總督軍門志》中全廣海圖及謝杰《虔臺倭纂》，第3頁上載圖所示。
(21)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16頁。
(22)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臺北，永業出版社，1994年，第58－62頁。
(23)黃啓臣《澳門歷史》，澳門，澳門史學會，1995年，第39－40頁。
(24)黃德鴻《澳門新語》，澳門成人敎育學會，1996年，第179－180頁。
(25)張增信《16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貿易據點》，中國海洋史發展論文集(二)，中央硏究院三民主義硏究所，1986年，第94－102頁。
(26)趙立人《葡萄牙人在廣東沿海早期活動的地點》，《海交史硏究》，1993年，第2期，第89－90頁。
(27)湯開建《明淸士大夫與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8－11頁。
(28)多從白樂嘉《西方先驅及其發現澳門》英文譯出，故不難發現有與葡語資料有不盡吻合之處。
(29)福開森，前引書，第39頁，注60。
(30)馬士《Lampacao－遠東神秘之地》，《亞洲文會會刊》，1921年，第52卷，第137－138頁。
(31)岑仲勉，前引文，第57頁。
(32)林天蔚，前引書，第179頁。
(33)《中山文獻》，第3卷，第193頁載“浪白連灣孤島文灣俱今增。內有南山、北山、屋場三小村，同一島。”
(34)張文稱“案：此誤，應爲嘉靖間”(第100頁)。梁嘉彬認爲“案，正統間尙無佛郎機，當爲諸夷之誤。”(梁文，第32頁。)從“欲成澳埠，後爲有司所驅。”一語來看，似乎以梁氏所論爲是。“正統”殆係“正德”之誤，後諸記載皆因襲此誤。從汪柏與萊奧內爾·德·索札議和後，不曾有驅逐之事見之中外史籍。
(35)《中山文獻》，第3卷，第91頁。
(36)《中山文獻》，第1卷，第17頁。
(37)《中山文獻》，第1卷，第84－85頁。張文未注意此點。
(38)《中山文獻》，第5卷，第17頁。
(39)參見民國香山志，卷1，黃梁鎭圖所示。《中山文獻》，第7卷，第1195頁。
(40)《中山文獻》，第8卷，第512－513頁。張文僅引用此段前部份。
(41)金武祥《赤溪雜誌》，《小方壺齋與地叢鈔》，王錫祺編，上海，1877年－1897年，第9帙，第6頁。
(42)《中山文獻》，第7卷，第1195頁。
(43)黃啓臣《澳門歷史》，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第40頁。
(44)張增信，前引書，第101頁。
(45)1563年或1564年。
(46)生平不詳。查當時其它文獻中無此人，疑即盧伊斯·德·阿爾梅伊達(Luís de Almeida)。關於此人生平，見Diego R·Yuuki·S·J·著《盧伊斯·德·阿爾梅伊達(Luís de Almeida)，(1525年－1583年)醫生、行者、使徒》，澳門文化司署，1989 年。該書第37頁稱：“1553－1554－在馬六甲、浪白滘及日本間行商。”
(47)洛瑞羅(Rui Manue1 Loureiro)著《澳門源考(Em Busca das Origens de Macau)》(現有澳門海事博物館出版的漢語全譯本)，敎育部葡萄牙海外發現紀念工作小組，里斯本，1996年，第148頁。
(48)郭尙賓《郭給諫疏稿》，中華書局版，卷1，第11頁。
(49)沈德符《萬曆野獲篇》，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下，卷30，第785－786頁。
(50)《澳門記略》，第9頁。
(51)郭尙賓，前引書，第12頁。
(52)“案，香山海防南爲最要。黃梁都介內外間。外則東而雞頸。中而浪白。西而銅鼓、荷包、高瀾、大小虎。內則赤坎、泥灣、三門、蕃鬼巖。而黃梁都居其中，尤要區也。”參見《中山文獻》，第3卷，第659頁。“又有泥灣門、雞啼門。兩門之間有桅夾石。蕃鬼巖。然惟大小托、大小磨刀有港可泊船云。”參見《澳門記略》，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41頁。
(53)大槪是葡語capitão－mor的意譯。
(54)從1553年萊奧內爾·德·索札與汪柏議和後，葡人的貿易經過納稅成爲了合法商業活動。
(55)湯開建力主龍崖門爲澳門別稱(詳見新作《明淸士大夫與澳門》，第48－51頁)。對此，黃德鴻曾提出“澳門曾名龍崖門？”的質疑(詳氏《澳門新語》，澳門成人敎育學會，1996年，第178頁)。
(56)即上川島北之三洲塘，三洲環或三洲灣。
(57)“1554年，葡萄牙人被禁止再光顧上川。”見特瑞修(Monalto de Jesus)《歷史上的澳門》，澳門，東方文萃出版社，1990年，第37頁。於是在1553年萊奧內爾·德·索札與汪柏議和後，葡人在上川的貿易反而成爲非法商業活動。因爲“葡萄牙人如願以償，他們與中國官員達成了協議，以便可以安全地在那裡進行貿易，繳納皇帝的稅收，平安地生活在一爲他們指定進行貿易的名叫Lampachao的小島上。”參見范禮安著、約瑟夫·維克(Josef Wicki)出版《耶穌會在東印度起始及進展史《1542－1564)》，耶穌會歷史硏究院叢書第2種，羅馬，1944年，第298頁。此書手稿約成於1601年。范禮安以視察員身份於1577年抵達澳門。此時距中葡停止干戈的1553年僅24年，其言當可靠。關於其生平，可參閱可見文德泉《澳門及其敎區》，卷3，瑞生中西印務局，1956年－1961年，第135－137頁。
(58)作者經過考證，初步認爲龍崖門可能爲崖門。
(59)藤田豐八，前引文，第414－415頁，注1。
(60)霍韜《文敏公全集》，卷5下，引自藤田豐八，前引文，第414－415頁，注1。
(61)嘉靖黃佐《廣東通志》卷31，第24頁。
(62)同上，第70頁。
(63)郭棐《廣東通志》，卷69，番夷，第72頁。
(64)盧坤《廣東海防彙覧》，道光年間刊本，卷26，輿地，第4頁。
(65)參見《中山文獻》，第5卷，第484頁。
(66)盧坤，前引書，卷3，輿地險要，第2頁。
(67)《皇明法傳錄三朝續紀》，引自林天蔚，前引書，第203頁，注73。
(68)謝杰《虔臺倭纂》，下卷，第44－45頁。
(69)屈大均《廣東新語》，中華書局，卷上，第36頁
(70)參見金國平譯《遠遊記》，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澳門基金會，澳門文化司署及東方葡萄牙學會，1999年，下冊，第698頁。
(71)上引書，第706頁。
(72)選自麗貝卡·卡特斯(Rebecca Catz)及弗朗西斯·M·羅傑斯(Francis·M·Rogers)輯注《平托信札及其它文獻》，存在出版社、國立圖書館聯合出版，1983年，里斯本，第83頁。
(73)1555年。
(74)中國。
(75)范禮安，前引書，第298頁。
(76)文德泉《澳門及其敎區》，卷3，瑞生中西印務局，1956年－1961年，第134頁及費賴之(Louis Fister)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上卷，第10－14頁。
(77)選自麗貝卡·卡特斯(Rebecca Catz)及弗朗西斯·M·羅傑斯(Francis·M·Rogers)前引書，第100頁。
(78)上引書，第101頁。
(79)原文爲Lugor。今作Nakhon Srithammarat。
(80)參見金國平譯《遠遊記》，下冊，第390頁。
(81)參見金國平譯《遠遊記》，下冊，第717頁。
(82)1514年生於里斯本，1571年卒於果阿。1553年抵達東方。時任果阿耶穌會學院院長。
(83)麻剌加富商。1552年在中國沿海經商時被捕。
(84)選自麗貝卡·卡特斯(Rebecca Catz)及弗朗西斯·M·羅傑斯(Francis·M·Rogers)，前引書，第61頁。
(85)上引書，第64頁。
(86)上引書，第101頁。
(87)入羊城水道有二：或取道西江或途經珠江。其時，葡人仍屯集上川島，故由西江駛抵會城的可能性較大。
(88)葡語文獻中的上川港即三洲塘或三洲環。
(89)由此語可知，當時葡人貿易泊地不衹上川島一處。
(90)葡語文獻關於葡人泊住浪白的記載較豐富，但至今披露的漢籍涉及葡人何時進入浪白的史料闕如，有待深掘。曾於1556年到過浪白澳的加思帕爾·達·克盧思(Gaspar da Cruz)稱“我在華的那一年，A在葡萄牙人所在的那個港口，B他們指給我看一相當大的大船上的交通艇放在岸上的地方(颱風把它刮上去的)。它距海邊有一石之遙。許多人對我說，那風風力極大，將此艇翻滾吹至海水中。葡人所築木質、草頂房屋成片，均係樁屋，而且樁子又粗又短。盡數爲風所毀，樁柱斷裂。衆人躲進一用四根纜繩固定的房屋中，後亦倒塌。衹有一所在高坡下的房屋幸免。”C加思帕爾·達·克盧思(Gaspar da Cruz)這一記述十分珍貴。由此，我們對早期葡人的棚寮的形式有了感性認識。這種樁屋至少可免去風浪顛簸之苦。1557年，葡人在澳門始建的“棚壘數十間”的大抵爲此結構，“後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爲屋，若聚落然。”D。
A 1556年。
B 博克塞認爲“好像是浪白滘，可能是澳門。”《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1953 年倫敦版，第224頁，注3。後注釋此文的拉法爾·廷迪諾(Raffaella D’Intino)《中國風物誌－十六世紀文獻集》，里斯本，官印局－鑄幣局，1989年，第252頁，注317襲博克塞說。洛瑞羅注釋《中國事務志》，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全國委員會，1997年，第262頁，注597，則認爲肯定指浪白澳，但未出示論據。實際上，加思帕爾·達·克盧思(Gaspar da Cruz)書中就有答案。據加思帕爾·達·克盧思(Gaspar da Cruz)自己的記述，他是取道西江入廣城的。“在過河之處，一聽到吹號角，馬上讓他們登船，如我有次去廣州的途中在一名叫江門的地方所見。”(拉法爾·廷迪諾(Raffaella D’Intino)，前引書，第229頁。)從邏輯上講，加思帕爾·達·克盧思(Gaspar da Cruz)不會舍近求遠，人到澳門後，再折回西江口溯流而上。
C 拉法爾·廷迪諾(Raffaella D’Intino)，前引書，第252頁。
D 郭棐《廣東通志》，卷69，番夷，第72頁。
(91)西江口。
(92)“1554年，葡萄牙人被禁止再光顧上川。”見特瑞修(Monalto de Jesus)，前引書，第37頁。
(93)漢籍中作廣海寨。
(94)參見拙作《萊奧內爾·德·索札與汪柏》一文，載《澳門硏究》，第7期，第124頁。
(95)高美士《荷蘭殖民檔案館所藏葡萄牙17世紀文獻》，載《賈梅士學院院刊》，第9卷，1975年，第1期，第12頁。關於此問題，參見拙作《萊奧內爾·德·索札與汪柏》一文，載《澳門硏究》，第7期，第122－143頁。
(96)原文爲ilhas da China。亦稱廣東諸島。廣義的“中國諸島”指從上川至珠江口的所有島嶼，狹意的“廣東諸島”則指上川至西江口的所有島嶼，尤指浪白滘地區。
(97)馬德里國家圖書館，第3015號手稿，第165－168頁。大英博物館，第28461號手稿，第3－6頁。這是庋藏里斯本國立圖書館D89R號圖的文字說明。
(98)即大金島。“高瀾在三灶西南二十里。多鹽田。有西荷包灣有商旅。與新寧商川、下川、大金、銅鼓近。地最荒遠、難稽。凡接濟海寇大抵在此。”參見《中山文獻》，第3卷，第658頁。
(99)即小金島。“外出十字門而至老萬山，洋艘番舶來經由之標準。下接岸(爲崖之誤)門、三灶、大金、小金、烏豬、上川、下川、……。此肇屬廣海、陽江、雙魚之外護也。”參見《中山文獻》，第5卷，第485頁。
(100)即牛角山。“荷包山，又名牛角山。在土城之南七十里。與大芒山列峙汪洋中。高數十丈，廣十餘里。中有南北二環，商販、漁船往舶日衆。西屬新寧海界。南則重溟。”參見《中山文獻》，第3卷，第90－91頁。葡萄牙人稱牛角山爲鹿島不無道理。那一代曾有鹿出沒，縣志記載：“高瀾山多鹿。元海寇劉進據之。”參見《中山文獻》，第3卷，第656頁。今高欄島在《鄭和航海圖》中作“鹿頸高欄”。參見中華書局版，1982年，第40頁上圖及第37頁上文字說明。
(101)列昂·波爾東(León Bourdon)《中國諸島簡訊》載《經濟與財政》，經濟財政科學高等學院年報，里斯本科技大學，里斯本，1950年，第152－153頁，注49，巴黎國立圖書館，葡萄牙檔，第58號，第74頁反面－75頁。這是迄今爲止所見葡語文獻對lampacau最詳細的記載。
(102)早期葡語文獻常稱香山縣爲香山島，原因是香山西、北的河道連同東、南的海岸將其切割爲一島。當時葡萄牙人對香山的地理尙不十分淸楚，故稱其爲香山島。詳見金國平《Macao、Macau諸名考異》，吳志良、楊允中、馮少榮編《澳門1999》，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第294－296頁。
(103)澳門的實際經緯度可見黃就順等著《澳門地理》，澳門基金會，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3年，第1頁。
(104)所稱地圖不見附於手稿。
(105)今媽閣角。
(106)對面山蠔田、拱北灣一帶。
(107)就首次海盜說出籠的時間來分析，此文不早於1621年。
(108)列昂·波爾東(León Bourdon)，前引文，第155－156頁。
(109)《大西洋國》，第1卷，第754頁。
(110)《大西洋國》，第1卷，第752頁及第760頁注121。
(111)林天蔚，前引書，第185頁。
(112)《辭海》，第985頁。
(113)《中文大辭典》，第20冊，第5頁。
(114)張星烺，前引書，第6－7頁。
(115)參見《中山文獻》，第3卷，第658頁。
(116)走馬溪之役後，出於戰略考慮，上川孤懸之勢易守易退。
(117)參見《澳門記略》，前引書，第68－69頁。
(118)盧坤，前引書，卷1，中路圖，第24頁。
(119)參見《中山文獻》，第3卷，第638頁。
(120)庋藏里斯本國立圖書館，收藏號D90R。關於西江口較凖確的輿圖，可見里斯本國立圖書館藏第D90R圖。其繪製日期應在1574年之前，理由是尙未出現關閘。而同一圖書館藏第D89R圖，即《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中第136 頁上(澳門地圖》則作於1574年之後，因爲上面明確地標出了關閘的門樓及在其兩側橫貫蓮花莖的一堵圍牆。此二圖爲硏究浪白外海、澳門以及香港早期史極其重要的圖籍資料。
